七、苏联代表团愤然退出联合国议事厅， 不啻在世界扔下一颗炸弹。

1949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为罗斯福使国民党政府所代表的中国“成为强大的国家”的努力画上了一个句号。

如果杜鲁门政府明智的话，本应从罗斯福梦想中清醒，冷静的对待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新生的中国，但是它却采取了相反的做法，在军事上威胁、经济上扼杀的同时，主要是在政治上更大限度孤立中国。在它的操纵下，新生的中国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

中国为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开始了艰难的重返联合国的历程。1949 年 10 月 1 日，当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本政府为

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时，正值联合国第四届会议筹备召开之际，而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央人民政府却没有接到大会的入场券。

1945 年 6 月 26 日，当中共代表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时业已形成的国际关系准则承认，一个国家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任何外国无权干涉。为此，1949 年 11 月 15 日，周恩来外长分别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四届联大主席罗慕洛，声明只有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政府已经失去了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与事实的根据。因此，出席本届联大的“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绝对没有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资格。周恩来外长在声明中正式要求联合国，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以符合中国人民的愿望。1950 年 1 月 8 日，周恩来外长又致电四届联大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国民党集团代表留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是非法的，并主张将其从安全理事会中开除出去。

1950 年 1 月 19 日，周恩来外长再次致电罗慕洛和赖伊，并请转达联合国及安理会各会员国代表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任命张闻天为中国出席联合国会议和参加联合国工作的首席代表。电文并请他们答复以下两个问题：（1）何时开除国民政府的非法代表团出联合国及其安理会；（2）以张闻天为首席的合法的中国代表团，何时可以出席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会议并参加工作。此后，李克农副外长、周恩来外长又先后致电联大主席和秘书长，通知中国政府又任命冀朝鼎为中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代表、任命孟用潜为出席托管理事会的代表，并继续要求联合国答复关于开除国民党集团的代表和合法的中国代表团何时出席会议并参加工作的两项问题。4 月 9 日， 周恩来专门召集会议，对中国代表团的组成进行详尽的研究，不但组成了 50 多人的代表团，而且还拟定了“派往联合国代表团办事机构编制、任务及干部配备草案”等具体规定。8 月，当第五届联大筹备召开之际，周恩来外长再一次致电联合国秘书长，通知中国政府已任命张闻天为出席五届联大的中国首席代表，请他立即办理中国代表的入会的一切手续。

中国政府符合联合国宪章的正当要求，虽然没有得到联合国的答复，但是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进而影响到了错综复杂的国际舞台。

数年之前，为彻底消灭法西斯而并肩战斗的美国和苏联，在此时已分道扬镳，形成了各自为主的两大世界阵营。作为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成长起来的新中国政府，它所奉行的“一边倒”（即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的外

交政策，自然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美国像一个输光了的赌徒，总幻想有一天可以本利再收，依然把“国民政府”推到前台。当新中国政府提出重返联合国的要求后，美国自然要为此来设置重重障碍了。

截然不同的是，苏联政府对于新生的中国最早给予支持，并为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付出了努力。1950 年 1 月 10 日，苏联驻安理会的代表

马立克在得悉周恩来外长 8 日的声明后，立即提出一项提案，要求安理会作出开除“国民政府”的决议，并郑重声明，在这项决议未做出之前，苏联将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虽然苏联努力迫使国民党政府的代表蒋廷黻退出会议主席地位，但由于美国的阻挠，1 月 13 日，这项提案未获通过。为表示抗议， 苏联代表当场宣布：在“国民政府”的代表被开除之前，苏联将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对在“国民政府”参与下安理会做出的任何决议都认为是非法的。随后，苏联代表团愤然地退出了安理会议事厅。

苏联的举动，犹如在安理会投下了一颗炸弹，马上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赖伊，首先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当时的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而言，它的退出，将意味着联合国的活动陷于瘫痪，而且， 假如苏联另行组织联合国（这一点它完全可以做到），那就意味着联合国将处于分裂状态。赖伊必须尽快对此表明态度。3 月 8 日，赖伊向联合国提出了一项关于“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法律方面的备忘录”。备忘录认为，“中国问题在联合国的历史上是独特的，这并非因为牵涉到一个政府的革命变递，而是因为第一次有两个敌对的政府并存着”。因此，对两个敌对政府并存的中国，联合国接纳代表的依据，是要看“哪一个在事实上据有使用国家资源及指导人民以履行会员国义务的地位”。赖伊在这里提出了一项重要原则，即要求把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同任何一国政府是否承认新中国问题区别开来。为此，他建议召开由各成员国政府首脑或外长参加的安理会特别会议， 讨论解决中国的代表权问题。3 月 10 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什么政府应在联合国中代表中国问题”的声明，又进一步指出，必须尽快达成一项“关于什么政府在联合国中代表中国的决定”。为此，从 4 月 22 日到 5 月中旬， 赖伊先后访问了华盛顿、伦敦、巴黎、海牙、日内瓦和莫斯科，对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调停和斡旋。赖伊的此次出访，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苏联对赖伊的行动给予支持，并表示将回到联合国；巴黎和伦敦也表示了支持的态度。在赖伊访苏期间，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与他进行了会谈。在出访结束后，赖伊向各会员国发公函，强调国际形势的严重性，而这一严重性“在中国代表权问题获得解决以前，要取得重大改进是不可能的”，呼吁国际社会重视这一问题。

望着苏联代表愤然退场的身影，美国也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倘若赖伊的忧虑成为现实，美国在世界的“老大”地位将会产生动摇。因此，驻联合国的美国代表格罗斯立即发表声明，一方面表示要对苏联的提案投反对票， 另一方面又认为这是一个程序问题，对此不能行使否决权。当赖伊的备忘录提出的第二天，格罗斯又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评论：虽然美国政府反对北京政府在联合国占有席位的立场不变，但它将接受安理会多数票的决议。这就是说，美国不会把它的否决票算作是行使否决权，仍认为中国代表权问题是属于程序性事项。美国此举是在玩弄着进可攻、退可守的阴谋：既然承认中国代表权问题是个程序问题，在确认这个程序的过程中，美国可以对此进行操纵，而一旦操纵失败，则可以将国民党政府当作“马前卒”加以抛弃。

对此，当时驻美的国民党政府大使顾维钧一语道破天机：“美国之所以认为是程序问题，显然是为了想留有活动余地，万一情况发生变化，美国在承认中共问题上需要改变政策的话，它便可以自由行动。”

顾维钧的担心绝不是杞人忧天，苏联退出安理会的举动，使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处于极度的恐慌和尴尬的局面。当赖伊的备忘录发表后，国民政府的代表第一次发表了与美国有歧异的声明，认为中国代表权问题并非像格罗斯所言的是个程序问题，而是属于实质性问题，并扬言要行使否决权，蒋介石也为此发来电文表示对时态的关注。顾维钧专门与蒋廷黻商讨对策，虽然他们都已看到“苏联、英国和赖伊都想以国民政府不复存在为理由，把我们排斥在联合国之外”这一事实，但他们仍然向蒋介石献策：“我们与其为了害怕最终肯定被驱逐而自动退出，不如顶住驱逐的浪潮并对其提出抗议。”也就是说，为了“不给中共进入联合国打开方便之门”，国民政府要困兽犹斗了。

苏联的行动无疑是对新中国的有力支持，并使各国更加关注中国代表权问题，但是它的退场，也失去了在安理会内就此进行协商和牛争的机会，因为随后安理会再也未形成提案和再辩论这一问题。此后，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国际关系的复杂化，赖伊也因对中国态度的变化而中断了斡旋活动，美国趁机在联合国施展手段，使本有可能解决的中国代表权问题陷于旷日持久的拖延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