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罗斯福对艾登说：美国准备尽一切可能加强中国

二战时期任美国国务卿的科德尔·赫尔在写回忆录时，回顾了美国战时的对华政策：“对中国，我们有两个目标：首先是有效地联合进行战争；其次是承认和使中国成为一个在战时和战后都与俄国、英国、美国三大西方盟国具有平等地位的大国，这既是为战后的国际组织作准备，也是为了在东方建立稳定和繁荣。”

“黑色的星期日”后，美国投身到世界反法西斯的行列，与中国相互支援，共同战斗，这既是当时的世界政局所使然，也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的伟大力量的结果。因此，赫尔所言的战时对华政策的第一个目标得以实现，是合乎情理的。相比之下，美国的第二个目标，则颇令人费解。要对此做出合乎情理的解释，必须从美国对华政策的渊源说起。

早在 19 世纪，美国的政治家们即对具有 5000 年文明史的中国有诸多的

了解，当时的政治家们就曾预言，“谁了解中国谁就能执今后 500 年世界政治之牛耳”。1898 年，曾任驻华公使的贝尔就毫不忌讳地坦称：“全世界都把中国看成我们所出产的货物的大好市场。在我们面前有着灿烂的前景，它将使太平洋比起大西洋来对我们更显重要。”正因为如此，美国始终把对中国的控制，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当美、西战争结束后，美国便扛着“代表了最广泛的自由、最纯洁的基督教和最广泛文明”的星条旗，越过太平洋，直奔中国而来。

正当美国准备在中国大干一场之际，却与正在中国掀起割地狂潮的英、俄等列强们碰了个正着。在英国、俄国等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控制之下，美国的势力一直难以渗透进中国。在对中国的“伟大梦想”即将成为泡影时，为了弥补实力与目标的巨大差距，美国抛出了臭名昭著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个被世人讥之为“顺便搭车”的政策，使美国几乎从列强向中国勒索到的每一份财富中都分得一杯羹。

正当美国利用这一政策作跳板，努力在中国实现殖民野心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一夜之间，美国苦心经营的华盛顿体系便被搅得乱七八糟。此后，伴随着日本由东北而华北，由华北而沿海的步步深入，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不但使美国在中国的利益最终也将被日本挤出中国大门之外，而且打破了英国企图控制中国的旧格局。因此，当美国在“有效地联合中国进行战争”时，即在硝烟弥漫的火光中，看到了它的前贤们所预言的“执世界 500 年政治之牛耳”的前景。因此，它在致力于粉碎“大东亚秩序圈”的同时，也致力于进行控制中国、并通过中国控制远东的计划。而要实现这一计划，则既要防止苏联在战后“从亚洲东部向外扩张”，又要控制英国等列强的殖民地遗产。发生在 26 国宣言签名时的那一段小小的插曲，即已说明英国已然

看到了美国这种政策的端倪。这种端倪在 1943 年初即已形成了一项新的对华政策，亦即赫尔所言的第二个目标，概括起来说就是“使中国成为强大的国家”。

1942 年 10 月，丘吉尔就英外交部草拟的一份关于战后世界设想的文件写信给外相艾登，在谈到中国时说：“我不认为重庆政府能代表一个伟大的世界强国。美国方面肯定会用‘收买无资格投票人，使他具有选民资格，来为自己投票出力的办法，瓦解不列颠的海外帝国’”。因此，当 1943 年 3

月，罗斯福对正在华盛顿访问的英国外相艾登表露了“美国准备尽一切可能加强中国”的意思后，艾登立即表示，英国“不那么喜欢中国在太平洋地区跑上跑下的想法”。后来丘吉尔则更毫不含糊地说：“如果把中国当作名副其实的 4 强之一，那真是笑话。”1943 年 5 月，丘吉尔访问美国，他在发表的关于战后机构的演说中提到了战后应由美、英、俄成立一个联合组织时说： “如果美国愿意把中国包括在这三国的联合组织之内，他并不反对”，但是，不管中国多么重要，它不能与其它三国相比”。在谈到战后远东问题时，他以中国的救世主的姿态说，英国只派一部分兵力到远东，而用不着使用全部的兵力去“挽救”中国。丘吉尔所用的“挽救”一词，既表露了英国想在战后继续控制中国的野心，也是对中国的有意轻蔑。丘吉尔演说中的藐视中国的立场，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极度反感。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对此做出及时的反应。她说：“有若干人士之主张，对于战后各民族更密切之合作，不啻树立障碍，而犹自以为高明。”1943 年 8 月，罗斯福与丘吉尔举行第一次魁北克会议时，虽然在罗斯福的说服下，丘吉尔终于放弃了反对中国作为 4 大国之一的立场，同意他的“战后以美、英、苏、中为中心，设立国际和平机构”的建议，但是，实际上“英国总是不愿意中国成为强国”。

与此同时，苏联也对美国企图在战后控制中国、并进而控制远东的政策进行抵制。1943 年 10 月，美国军政领导在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即将召开之前，开会讨论可能遇到的问题。会议前夕，美国代表赫尔向苏联代表莫洛托夫转达了魁北克会议英国同意“战后以美、英、苏、中为中心，设立国际和平机构”的建议后，遭到了苏联的反对。当罗斯福得知苏方的态度后，他指示赫尔，在会上要极力坚持四强观念，签署任何协议必须包括中国，“哪怕这个时侯达不成协议也在所不惜”。10 月 19 日，美英苏三国外长举行莫斯科会议。会上，赫尔提出应由四国签署宣言，而莫洛托夫则坚持只讨论三国宣言。赫尔坚持己见说：“在我看来，不能把中国从四国宣言中删去。我的政府认为，现在如果俄国、大不列颠和美国在宣言中把它抛到一边，那在太平洋地区很可能要造成可怕的政治和军事反响。”在此建议不被苏联接受的情况下，赫尔直言不讳地说，如果宣言不以四国的名义签署，美国绝不会在一份三国宣言上签字；而且，如果苏方坚持拒绝邀请中国，他将不签署任何文件而离开莫斯科。在美国的这种强硬的态度下，苏联被迫改变了主张，同意以四国名义发表宣言。但是随后苏联又以中国无代表在此为借口，建议仍由苏，美、英三国签名。赫尔仍坚持必须由四国代表签字，并提出让中国驻苏大使代表签字。26 日，当时的驻苏大使傅秉常在会见赫尔后，立即电请蒋介石，授权他作为中国代表签字，27 日蒋介石复电批准。30 日，傅秉常与美、英、苏三国外长共同签署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四国宣言。

这个后来被称为联合国组织最初蓝图的《普遍安全宣言》称：“美英苏中政府根据 1942 年元旦之联合国宣言及其后各项宣言所共同决定，各向其现与作战之轴心国家进行战争，直至此种国家在无条件投降屈服为止之决心。且鉴于为其本身与其为与国对于侵略之威胁谋得解放所负之责任，并鉴于战争至和平其演变必须迅速而有秩序，且为建立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全世界人类及资源用于武装者可达最低限之起见，用特联合宣言。”其中规定：“在重新恢复法律秩序与成立普遍安全制度之前，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起见，彼等得随时会商，并于必要时与其他国家商议，以代表国际社会采取共同行动。”这样，就确定了四国共同对法西斯国家作战，共同结束战争，共同组

织世界和平组织及维护战后世界和平的原则。宣言“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并进而勾画出了这一新国际组织的轮廓：第一、凡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无论大小，均得加入为会员国，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第二、未来组织的基础是根据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第三、未来组织的宗旨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四国宣言”的签定，迈出了筹建联合国组织的关键性的一步。

莫斯科外长会议结束后，美国既然促使英苏至少在形式上接受了它的政策，下一步就是把蒋介石拉进四国首脑会议了。

筹备四国首脑会议时，因苏联尚未加入对日作战，不便与中国同席讨论对日问题。这样一来，四国首脑会议只好分两段进行：首先在开罗举行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会议，称开罗会议；然后在德黑兰举行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会议，称德黑兰会议。

11 月 22 至 26 日，开罗会议举行。这是大战爆发以来中国政府首脑第一次参加最高级国际会议，蒋介石终于圆了孜孜以求之的“强国梦”。会议期间，蒋介石就建立战后强有力的国际和平机构问题分别与罗斯福、丘吉尔交换了意见，表达了希望“四国宣言”早日具体化的愿望，他表示，“中国将欣然参加四强的一切机构和参与制订决定”。

事实上，在赴开罗会议之前，蒋介石即指示手下对战后的国际机构准备方案。因此，在中国代表团为参加开罗会议事先拟定的多项问题草案中，关于战后和平问题占有重要分量。到开罗后，中方又将政治方面的提案，分成四项节略，翻译成英文，交蒋介石审阅。在提案的第一项，就是“设立四国机构或联合国机构问题”，内容为：（1）在联合国总机构未能设立以前，应由美、英、苏、中四国及早成立四国机构，以便协商关于四国宣言所规定之事项；（2）上述四国机构之经常之机关，设于华盛顿，但有时也可在伦敦、重庆或莫斯科开会；（3）四国机构应负责筹设联合国总机构；（4）联合国总机构之组织，中国政府赞同美国政府所拟由 11 国组成一个执行机关，由美、英、苏、中四国任主席团之办法。蒋介石看后，指示代表团秘书长王宠惠将此节内容转交了罗斯福。

开罗会议公布的会议公报，肯定了中国的四强地位，宣布日本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领土，战后必须归还中国。此外，罗斯福蒋介石还就美国援华、中苏边界及远东其它国家的一系列问题交换了意见。

开罗会议结束后，美国与国民政府确定了双方在远东的战略关系，罗斯福蒋介石为他们取得外交成就弹冠相庆：国民党《中央日报》的社论称开罗会议是“转移了世界人类的命运，重写了世界历史的新页”；罗斯福则在圣诞节前夕发表致美国人民书，宣布美国和中国“在深厚的友谊和统一的目的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密切”，美国国会同时宣布废除歧视华人法律，以便进一步证明美国“不仅视中国为战争中的伙伴，而且将视中国为和平时期的伙伴”。

但是此后不久，罗斯福便对他的这位伙伴感到不满了。在罗斯福着手实行他的“使中国成为强大的国家”的政策的同时，美国的一些“中国通’们

——驻华的戴维斯、谢伟思之类的外交官，便开始研究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能否担当得起这个“强大的国家”的领导者。研究的结果使他们发现，罗斯福所依赖的国民政府是一个既不愿积极同日本打仗，又不统一、也不民主的“极端腐败”的政权，这个政权将来与生机勃勃的中共政权打内战时很可能是一

个失败者。毫无疑问，“中国通”们的研究报告肯定在美国的决策者中间产生了影响，美国政府开始了调处国共矛盾的努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一个个特使轮番出现在中国的台上。但是，由于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在恶性循环中转圈，这些特使们尽管使出了浑身解数，也不可能有多大作为。最后，美国政府只好下赌注了，走上了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道路。

美国想依靠蒋介石实现其“伟大的梦想”的愿望，真的只是梦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