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现实的二重变奏

——堂·吉诃德与桑丘

堂·吉诃德与桑丘是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着力刻划的两个典型人物，其性格复杂多面，内蕴深刻；两人形象既对立又相互补充，在某种程度上昭示着人类精神追求的两重困惑：“超越现实”？抑或“眷恋尘世”？因而在世界文学群像中占有重要地位，值得我们仔细品味。

堂·吉诃德的性格特征是矛盾复杂的，具有明显的多重性，其内在冲突又与塞万提斯的思想矛盾密切相关，似乎可以认为他的性格矛盾是塞万提斯的矛盾，是十六、七世纪西班牙现实的矛盾，也是人类精神的矛盾。

作为独特艺术形象的“这一个”，堂·吉诃德是在十六、七世纪的西班牙——资本主义获得了极大发展却尚未取得最终胜利，人本主义思想兴盛又与现实剧烈冲突——这样一个发展变化着的历史时期，试图恢复中世纪的骑士道及行为的“游侠骑士”；是一个读骑士小说入迷，满脑子幻想，把现实中的一切都硬行套入荒诞的骑士小说中去的“走火入魔”的疯子；是一个见识广博、豪情仗义、为实现理念而奋不顾身的勇士；是一个除骑士道外充满了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精神的思想家；是一个疯傻与理智、过去与未来、理想与现实、喜剧与悲剧集于一身的“多重人格”形象。

堂·吉诃德的主要性格特征是幻想狂。他本是乡下的小乡绅、善人阿隆索·吉哈达，但读荒诞的骑士小说入了迷，脑筋出了毛病，丧失了对现实的真实感觉，生活在虚幻的癔想中。于是他更名为高贵的堂吉诃德·台·拉·曼却，穿一身曾祖留传下来的破烂不全的盔甲，提着长矛，骑着一匹瘦骨伶仃的老马，模仿古代骑士去周游天下，“冒大险，成大业，立大功”，帮助被侮辱与受压迫的人。他处处以过时的骑士制度行事，处处模仿骑士小说中的英雄，疯疯癫癫，不断碰壁。在他眼中，到处有妖魔鬼怪，到处有奇境险遇， 他把风车当作巨人，把羊群看成军队，把送葬的教士当作魔鬼，把理发师的铜盆当作骑士的头盔，把酒袋当作巨人的脑袋，他把一切都看作是行侠仗义的好机会，不分青红皂白，横冲乱杀。结果不但没有帮助别人解除苦难，反而给自己和人们都带来灾难。他把牧童安德瑞斯从主人的皮鞭下解救出来， 自以为得意，扬长而去，害得牧童得到更加残酷的鞭打，气得牧童斥责他： “您要是再碰到我，尽管瞧我给人切成一块块，请您看上帝份上，别来救我帮我，还是随我倒霉去。凭我多么倒霉，总不如受您帮忙倒霉得厉害。但愿上帝诅咒您！诅咒世界上所有的游侠骑士！”他放走了苦役犯，苦役犯不仅不感谢他，反而将他们主仆二人毒打一顿，连桑丘的驴也给偷走了。他把送葬的教士打下马来，教士痛苦的哀叹：“我不懂您这个打抱不平是怎么回事。您害我折了一条腿⋯⋯您为人除害，却害苦了我，叫我终身受害”。他闯了大祸，仍然执迷不悟。他还亦步亦趋地模仿骑士小说中的英雄，结果更是笑话百出。骑士小说中的英雄往往有灵丹妙药，堂·吉诃德也“依葫芦画瓢”， 炮制出治伤的神油，主仆二人喝得肚痛如煎，上吐下泻，浑身瘫软，昏死过去。骑士的意中人都是娇贵无比的绝世美人，堂·吉诃德也为自己找了一位邻村的农家女，她壮硕无比、胸口长毛，而且心目中压根儿没有吉诃德先生， 吉诃德先生却为她神魂癫倒，忧伤憔悴，饿着肚子终日叹息。为了表达他的爱情，堂·吉诃德隐居深山，一丝不挂，大翻跟斗。这些细节都表明了堂吉诃德是个幻想狂，尽管“挨够了打，走尽背运，遍尝道途艰辛”，依然顽固

不化。他既看不清现实，又认识不到自己的力量，闯了祸而不肯认错，闹了笑话而不自悟，一味地凭着幻想蛮干下去，成为一个可笑又可怜的丑角。

堂·吉诃德又是一个善良、真诚的游侠骑士。他看到了当时西班牙社会的黑暗和罪恶，诅咒“这个可恶的年代”，“世道人心，一年不如一年了”。因而他要献身做骑士，济世救人，下一番万古流芳的大事业，其动机是善良的，愿望是美好的，态度是真诚的。他不辞劳苦，不畏艰险，反复向世人申述光复骑士道是当务之急，“不恢复骑士道的盛世是个大错”，游侠骑士不仅在古代重要，当代也必不可少，将来会永远需要。他自负受命于天，老天爷特意叫我到这个世界上来，实施我信奉的骑士道，履行我扶弱锄强的誓愿。”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原始社会的大同世界，那时没有私有概念，没有你争我夺，没有弱肉强食，所有的是平等、自由、共有的和谐美满与恬适。他对悠然自得的牧羊人侃侃而谈：“古人所谓黄金时代真是幸福的年代、幸福的世纪！这不是因为我们黑铁时代视为至宝的黄金，在那个幸运的时代能不劳而获；只因为那时候的人还不懂得分别‘你的’和‘我的’。在那个太古盛世，东西归公有。”那时候“真诚还没和欺诈刁恶搀杂在一起。公正还有它自已的领域；私心杂念不象现在这样，公然敢干扰侵犯。法官心目里还没有任意裁判的观念，因为压根儿没有案件和当事人要他裁判。”美好的黄金时代，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理想。这个公正和谐的乐园属于地面上的人世间，而不是中世纪骑士企求的天国。因此，我们不能不说堂·吉诃德正是他自称的真正的“贷真价实”的骑士，他所身体力行的骑士道与历史或骑士小说中所宣扬的那一套，是大不一样的。问题是他的真诚用错了地方， 他的理想是“乌托邦”式的，他的行为方式是荒谬的。正象鲁迅先生所分析的那样：“西班牙的文豪塞万提斯所作《堂·吉诃德传》中的主角，就是以那时的人，偏要行古代游侠道，执迷不悟，终于困苦而死的资格，赢得许多读者开心，因而爱读，传布的。⋯⋯吉诃德的立志去打不平，是不能说他错误的；不自量力，也并非错误，错误是在他的打法。因为胡涂的思想，引出了错误的打法。”（《鲁迅全集》等七卷，637——638 页）这“胡涂的思想” 是他“误认为游侠生活可以同任何社会经济形式并存，结果遭到了惩罚。”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 99 页）可以说，吉诃德先生是以善良的动机、真诚的行为，在一个“错误的时代”“以错误的打法”打了一场“荒谬的战争”，因而使他成为受人嘲笑的滑稽古怪的人物。今天，当我们一提到“堂·吉诃德式”的人物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这样一个耽于幻想，不自量力，好打抱不平而又到处碰壁的可笑骑士。

然而，堂·吉诃德的典型意义绝不仅仅如此。他虽然古怪可笑，但他坚守信念，坚持正义，为实现理想而置生命于度外的勇敢无畏的精神，的确值得我们钦佩与崇敬。他荒唐可笑的背面，则蕴含着博大的胸怀和崇高的理念。因此，他又是一个执著的理想主义者，如果说他是一个疯子，那么他也是一个伟大的疯子。俄罗斯文学家屠格涅夫高度评价了堂·吉诃德这种内在品格， 他认为具有超越精神的信仰是堂·吉诃德的本质。他说：“我再重复一遍： 堂·吉诃德本身表现了什么呢？首先是表现了信仰，对某种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事物的信仰，对真理的信仰。简言之，对超出个别人物之外的真理的信仰， 这真理不能轻易获得，它要求虔诚的皈依和牺牲，但经由永恒的皈依和牺牲的力量是能够得到的。”（屠格涅夫《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的确，堂·吉诃德全身心浸透着对理想的忠诚，为了理想他准备承受种种艰难困苦，以至

于自己的生命。他从不怀疑自己、自己的使命，甚至自己的体力，他的意志是不可动摇的意志。他本来是一个身体孱弱的老头儿，但是在冒险过程中， 他就象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奋不顾身地向巨大的风车冲杀，甚至敢打开狮笼，向非洲雄狮挑战。他在冒险游侠过程中常常风餐露宿，被打得遍体鳞伤； 断了肋骨，掉了门牙，被猫儿抓伤，被群猪乱踩，但是他毫不在意。他认为吃苦受难是很自然的事，也是游侠骑士的光荣，“我们是上帝派到世上来的使者，是为上帝维持正义的胳臂⋯⋯不出汗、不吃苦是不行的⋯⋯凭我亲身的经历来看，常常挨打，得忍饥耐渴，受种种困苦，而且穿得破烂，浑身虱子⋯⋯一生要忍受许多折磨，这是没什么说的。”（第一部第十三章）“干了我们这一行，这种灾难都是免不了的，否则我就不是个有名的游侠骑士了。名望不高的骑士从来没有这种遭遇，因为世界上谁也不理会他们⋯⋯”堂·吉诃德坚定不移地相信：“游侠骑士得吃无穷的辛苦；可是也有无限的快乐。美德的道路窄而险，罪恶的道路宽而平，可是两条路止境不同：走后一条路是送死，走前一条路是得生，而且得到的是永生。”（第二部第六章）他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献给了心中的理念，超越了肉体的感觉，超越了尘世的喧嚣，超越了物质的诱惑。他坚强的信念和追求精神，使他的种种行为、言论以及他整个人具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和威严。尽管他无休止地陷入滑稽可笑的屈辱境地，但他那体现了人类精神境界的伟大人格是永恒的。正象他引用的那首小诗：

只有这崎岖小道

通向永生的境界⋯⋯

堂·吉诃德的价值还在于他分享了塞万提斯的见识与思想，寄托着塞万提斯的爱憎、困惑与希望，从而成为一个进步的人文主义者。小说中堂·吉诃德只要不涉及骑士道，他的头脑就很清楚，见识高明，说出话来学问渊博， 令人肃然起敬。塞万提斯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中发发议论，常常借小说里的人物作自己的传声筒或者直接表述自己思想。比如，他在长诗《神尔纳索巴山游记》中，就直接倾诉了自己贫困的隐衷。在《堂吉诃德》中，神父对骑士小说的“裁判”，教长对骑士小说的批评，关于戏剧的议论，以及史诗可用散文来写的观点，分明都是塞万提斯本人的意见。堂·吉诃德只要不谈论骑士道，他就不是疯子。因此，作者借他的嘴来发议论就更为方便和自然。于是作者笔下的堂·吉诃德就更为奇特和有趣，他穿的是古代骑士的甲胄，力图恢复的是中世纪的骑士制度，向往的是原始社会的“黄金时代”，头脑里装的却是当时的人文主义思想。

人文主义者最主要的特征是推崇“人”，反对神，他们提倡以人为本， 反对神的权威，歌颂世俗以蔑视天堂，标榜理性以取代神启。堂·吉诃德追求的身后留名，也不是天国的永生，而是现世的永恒。他反对中世纪封建教会的天国至上观和封建制度的血统基础，主张个人奋斗，美德为贵。他多次谈论到平民和帝王的贵贱问题，认为帝王与平民的地位是经常变换的，社会的地位是暂时的，它不能决定一个人的贵贱，而只有“美德”才是真正的高贵。他认为：“干什么事，就成什么人；高贵以美德为准。好人尽管地位低， 比地位高的坏人可敬可佩。”“谁自卑自贱，就是卑贱的人”。他告诫桑丘“你不妨夸耀自己出身贫贱，你说自己世世代代是庄稼人，不会低了身份⋯⋯

出身穷苦而升做教皇或大皇帝的不知多少呢⋯⋯假如你一心向往美德，以品行高尚为荣，你就不必羡慕天生的贵人。血统是从上代传袭的，美德是自己培养的；美德有本身的价值，血统却没有。”人的贵贱不以血统为本，而以美德为准；美德靠个人努力是可以得到的，不是天生的，这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向旧的封建秩序、封建等级观念和宗教神学规范发起挑战的有力思想武器。堂·吉诃德还经常宣扬意志的自由，他说：“我们的意志是自由的⋯⋯意志是没法强制的。”人的命运是由自己造成的，能够战胜自己的人是理性的人，伟大的人。堂·吉诃德虽然历经磨难，吃尽了苦头，但他证实了自己的意志，战胜了物质的贪欲，信守了自己的诺言，最终战胜了自己。他认为战胜自己是最了不起的胜利。小说通过桑丘之口转述了堂·吉诃德的感受。桑丘说：“他虽然败在别人手里，却战胜了自己；据他以前跟我讲的话，这是为人在世最了不起的胜利。”所有这些言论无疑都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最新思想。

堂·吉诃德热爱自由，憎恨奴役与压迫；主张恋爱自由，赞赏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反对封建的门第观念和包办婚姻。堂·吉诃德在公爵府好象“座上宾”似的，无衣食之虑，无冒险之忧，但他感到象坐牢房一样“心里难熬”。当他离开公爵城堡，他马上觉得身心舒畅，精神抖擞，他对桑丘说：“自由是天赐的无价之宝，地下和海底所埋藏的一切财富都比不上。自由和体面一样，值得拿性命去拚。不得自由而受奴役是人生最苦的事。！他看到大道上一队被铁链拴在一起的苦役犯，愤怒地说：“我认为人是天生自由的，把自由的人当作奴隶未免残酷。”他奋不顾身地与押差搏斗，解救了这些苦囚。

（第一部第二十二章）少女玛赛拉为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大胆走出闺房， 到荒山当牧羊女，追求个性自由，过“优游自在的田野清幽生活”。许多人认为她是大逆不道，但是堂·吉诃德却支持她，保护她，说“象她这样洁身自好的，全世界独一无二，所有的好人都该敬重她，不该追她、逼她。”（第一部第十四章）他还竭力支持巴西琉和季德丽亚的纯真爱情，劝阻财主卡麻丘不要破坏他们的幸福与结合，他挥舞着长枪警告：“巴西疏只有这一只小羊羔，无论什么人，随他权力多大，都不该夺他的。上帝配成对，世人拆不开。谁想拆开他们俩，先吃我手中枪。”（第一部二十一章）

堂·吉诃德虽然自称是最多情的骑士，但是他的爱情观绝不是骑士小说中那种骑士与贵妇人淫乱的肉体之爱，他对心上人杜尔西内娅的爱情是至纯至洁的精神之爱，灵魂之恋。他的杜尔西内娅据桑丘说是胸脯长毛、浑身汗味的粗壮的农女，而且堂·吉诃德也始终未谋其面，但杜尔西内娅在他心中却是至美至尊的典范。他要天下所有人都承认她的美貌和尊贵，并把这一点奉为真理，不惜以生命来卫护。他拦住一群赶路的商人，要他们无条件地承认他的心上人是独一无二的美人，而且“关键是要没看见就相信，死心塌地把奉为真理，坚决卫护。”（第一部第四章）如此的霸道，与其说是为他对杜尔西内娅的爱情，不如说是为他心灵中的爱情信仰。他称杜尔西内娅是他“黑暗中的光明！痛苦中的快乐！前途的北斗星！命运的主宰！”他“一心一意给她效劳，一片忠诚，不求报答，只指望她肯收录为她名下的骑士。” 桑丘一语中的地说，这是对上帝的爱，“我们爱上帝就该这样：只为他自身而爱他，不是为了追求荣誉或害怕责罚。”（第一部三十一章）的确，杜尔西内娅就是他心目中爱情的上帝，是真、善、美的化身，是他最美好的理想， 是抽象的超越一切的爱的精神境界！他一起到杜尔西内娅就精神倍增，浑身

充满力量，“我靠她生存活命；她是我的命根子”，没有了她便一事无成。所以，他认为游侠骑士必须有个意中人，“没有意中人，好比树没有叶子和果子，躯壳没有灵魂。”因此，堂·吉诃德的恋爱观，绝不是真正的中世纪的骑士式恋爱，而体现的是文艺复兴时期新柏拉图派的恋爱观。

堂·吉诃德还有许多充满智慧的思想。比如，他论“为政”，提出了清廉公正、贤明治国的政治理想。桑丘上任“总督”时，堂·吉诃德一连提出了几十条准则，要他办事公正，兼听则明，不受贿赂，不徇私情，刑罚应当宽严适中，要讲仁慈，要有善心，“只要不损害当事人，要尽量宽恕。仁爱和公正尽管同是上帝的品格，我们看来，仁爱比公正更有光彩。”他在给桑丘的信中又特别强调要爱护子民，“一是以礼待人；⋯⋯ 二是照顾大家丰衣足食，因为穷人最忧虑的是饥寒。”（第二部四十二章，五十一章）再如，他论“武职”，论“战争与和平”。他认为：“法律不靠枪杆子就站不住；因为民主国家的自卫、王国的存在、城市的保障、公路的安全、海上盗寇的肃清，全靠枪杆子。一旦发生战争，暴虐和混乱就跟着来了，无论民主国家、王国、帝国、城市、海道、陆路，不靠枪杆子都要遭灾受祸；战争不停，横行霸道就势所必然，灾难也就没完没了。”“拿枪杆子的目标是和平； 这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所能企望的最大幸福，世界和人类听到的最早的福音⋯⋯和平就好象上帝亲手赐与的宝物，没有这件宝物，无论人间天上，都不能有什么幸福。和平是打仗的真正目标⋯⋯”。他还记述了当兵的辛苦和危险，提出了诉诸武力的“五项原则”等等，这些思想都具有现代意义。（第一部三十七、三十八章，第二部二十七章）此外，他的论戏剧、论翻译、论教育、论诗与诗人、论人生以及信口而来的其他谈论等等，都闪烁着真知灼见，同时也不能不说这些都体现了塞万提斯的思想。

从上述几方面可以看出，堂·吉诃德形象是一个具有复杂性格特征和丰富思想内容的典型。他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清醒的时候学识渊博，糊涂的时候乱冲乱杀；他迷恋的是中世纪的骑士道，言谈阔论却俨然是十六、七世纪的人文主义思想家。这些极端矛盾的特征通过塞万提斯的妙笔，和谐地融于堂·吉诃德一身，给读者以多方面的美学感受。他不仅仅是可笑的，也是可爱的、可敬的。我们爱他的“智”与“勇”，却不得不笑他的“愚”与“呆”； 敬佩他的美德、崇敬他的伟大理想与献身精神，却又可怜他的疯傻、他的不识时务；喜爱他打抱不平的喜剧行为，又悲叹他不顾现实、不自量力的悲剧结局。堂·吉诃德形象的美学意义，也正在于这种喜剧与悲剧因素的交错统一。别林斯基对此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说：“在一切著名的欧洲文学作品中， 象这样严肃与滑稽，悲剧与喜剧，生活中的庸俗糟粕与伟大美丽的东西交融在一起的例子，甚至还是不完善的例子，只能在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里找到。”（《别林斯基论文学》第 116 页）

堂·吉诃德性格中的矛盾也是当时西班牙现实矛盾和塞万提斯人文主义思想的软弱性、局限性的反映。欧洲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与西班牙封建势力依旧强大顽固，构成了当时西班牙尖锐的社会矛盾；昔日帝国的辉煌荣耀与现实的衰落黑暗，造成了哀伤、犹豫、苦闷的社会心理；所有这一切是堂·吉诃德形象诞生的社会基础。塞万提斯本人追求正义与功名的坎坷人生和他难以实现的人文主义理想、他对现实的愤懑和他天生的乐观主义胸怀，则直接造就了堂·吉诃德的灵魂。正如西班牙小说家、戏剧家佩雷斯·加尔多斯（1843

——1920 年）所评论的那样：“只有盛产天才、英雄、圣人和怪物的西班牙，

才能为我们提供这类把理智与荒唐、神秘的信念与武士的骄傲集于一身的混血儿。”

桑丘·潘沙与堂·吉诃德形象形成鲜明对照的另一个重要的人物形象。他又矮又胖，坐在自己心爱的“命根子”灰毛驴上，紧随堂·吉诃德身后， 与主人形影不离，一唱一和。堂·吉诃德是个幻想狂，两眼不看现实，而桑丘只能看到具体的一事一物，不懂得抽象的理性思考；堂·吉诃德是为抽象的正义和理想而献身，桑丘只是为具体的利益和实惠而活着；堂·吉诃德的准则是“干什么事，成什么人”，“不干超人之事，不成出众之人”，而桑丘的原则是“一个人有多少钱，值多少价”，“眼前的东西，比记忆里的形象更动人，更叫人撒不开”，“如果给你一头小母牛，快拿了拴牛的绳子赶去”；堂·吉诃德是“超越现实”的英雄，桑丘则是“迷恋尘世”的凡人。主仆二人一疯一傻，都有独特鲜明的个性。

桑丘是十六、七世纪西班牙劳动农民的典型形象。他在小说中的性格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同时也是复杂矛盾的。塞万提斯以其对下层人民生活的切身体验和敏锐观察，深刻地理解当时西班牙农民的苦难遭遇与愿望，因而十分成功地塑造出桑丘这一矛盾而复杂的农民形象，并通过他的陪衬使堂·吉诃德形象更加鲜明突出，内涵也更为深刻。桑丘形象的主要性格特征是：头脑简单而不失聪明机智，胆小贪财而不失纯朴磊落， 自私利己而不失善良忠厚，投机取巧而不失忠诚仗义，饱尝屈辱而不失自尊豁达，历尽艰险而不失乐观幽默。

桑丘是个普通的农民，因此他的人生理想是纯朴而实际的，同时还带着小生产者狭隘自私的特点。他家里很穷，有一个驼背老婆和几个孩子，女儿出嫁无嫁妆，儿子上学没钱，生活的重担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给堂·吉诃德骑士当侍从，不是为了建立丰功伟绩，名扬后世，而是希望通过适当的冒险活动寻求一条摆脱贫困的生活出路，尤其是在堂·吉诃德答应给他一笔数目不小的工钱，还答应夺得海岛之后留他做总督，使他永远不再受穷之后， 他才跟堂·吉诃德出门游侠的。他追求的是衣食温饱，升官“当总督”是堂·吉诃德启发他的，是他整个游侠过程中的动机和梦想，但这一愿望的背后仍是非常实际的“当官发财”，发财是为老婆儿女着想，是为他自己和全家的生活着想。他在游侠过程中，逐渐看透了主人是个疯子，主人的“事业”和给他许的愿恐怕难以实现，因此屡屡想“溜之大吉”。比如，第一部第十八章叙述主仆二人大战羊群之后，桑丘发现褡裢袋丢了，他差点发疯，反复咒骂自己，心里暗打主意，想撇下他主人回老家去；尽管辛苦一场，工资白丢， 主人家许他的海岛总督也只好落空，他都顾不得了。第二部第二十八章中， 他们劝解“驴叫纠纷”挨了打后，桑丘直截了当地对吉诃德说：“我一天比一天明白了，跟您在一起是没什么指望的⋯⋯这回是打在我背上，下回会打在眼睛上。我实在是个糊涂蛋，⋯⋯我要是回老家，到老婆孩子身边去⋯⋯ 可不是好多着吗？”这一点，桑丘的确与《西游记》中猪八戒形象很相似。八戒在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路上，也是常常打退堂，并没有为事业献身的恒心。八戒刚拜过师父，还没出门就先留条后路，“只怕我们取不成经时，好来还俗”，因此常常经不住考验，只要遇到困难，他就耍分行李“先卖了马， 典了行囊，买棺木送终散火”。但八戒散伙回家主要还是怕苦怕累，而桑丘

则主要是感到受苦受累之后，没有实际利益。八戒虽也贪财，但不象桑丘那样贪财确实为了全家的生存，这大概是一个毕竟是神而另一个的确是人的区别吧。桑丘跟堂·吉诃德游侠，眼界不断扩大，性格也在发展变化。尽管他几次想甩手不干，但感念主人的慷慨忠厚，他还是没有抛弃堂·吉诃德，他“爱他爱得象爱自己心儿肝儿一样，随他多么疯傻也舍不得和他分手”。桑丘虽然不懂得舍己为人的抽象理想，但他懂得为主人服务应当吃苦耐劳，应当尽忠尽诚，因而他不愧为讲求实际的最忠诚纯朴的侍从。

桑丘的自私利己在第一部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比如，第二十三章中，堂·吉诃德将路上捡到的钱赏给他，他便喜笑颜开，“吻了堂吉诃德的双手谢赏”。他把钱箱的每一个角落都搜遍，把鞍垫的“每一条缝都拆开，每一撮羊毛都理过，生怕忙中有错”，他找到一百多个金艾斯古多，感到“跟了这位好主人受到种种饥寒劳累，都不冤枉了”。当他看到主人煞费苦心地找失主，就很不乐意，嘟哝着“还是别白费力气，让我保留了那笔钱吧。原主将来自会出现，不用钻头觅缝地找。到那时候，大概钱也花光了”，真是既狡黠又纯朴。为了当上总督，桑丘怂恿堂·吉诃德抛弃心上人杜尔西内娅，改同“米戈米公娜公主”结婚。他听主人说不愿结婚时，非常生气，觉得太不象话了， 他大声喊：“您结婚吧！赶快结婚！但愿魔鬼也作成您这件事。现成落在您手里的王国，您就拿下吧⋯⋯以后怎样，管他妈！”在他看来，堂·吉诃德做了国王，他自然而然可以做个伯爵或总督，这是极端利己主义的表现。当他被堂·吉诃德狠揍一顿之后，依然痴心不改，还冒着危险“入情入理”地做堂·吉诃德的“思想工作”，“您不管怎样且跟她结婚，以后还可以回去找咱们的杜尔西内娅小姐；有几个妃子的国王，这世界上多的是啊。至于美貌，我并不在乎。”真是令人又好气又好笑，难怪堂·吉诃德怒斥他是“胡说八道的小人”（第一部三十章）。桑丘不仅自私，而且贪吃贪睡。自从得到准许随时可以吃喝之日起，桑丘经常骑在驴背上，“把褡裢袋里的东西取出来，慢慢儿跟在主人后面一边走一边吃，还频频抱起酒袋来喝酒，喝得津津有味，玛拉咖最享口福的酒馆主人见了都会羡慕。”（第一部第八章）一看到财主卡麻丘婚宴上的山珍海味，桑丘口水直流，接过厨子送给他的鸡鸭， 马上“狼吞虎咽”，好象从未吃过东西似的。所以，堂·吉诃德称他是“天下第一馋坯”。一旦酒足饭饱，桑丘倒头便睡，无论寒冬盛夏，也不管室内野外，他睡得安安稳稳，又甜又香。但是桑丘跟着他的好主人不断受其影响， 现实的磨炼使他乐善好施、纯朴善良的特性逐渐发展，后来也不那么贪财了。尽管在游侠过程中，他经常挨饿，可还是拿出面包、干酪送给无依无靠的牧童；当他看到一位老囚徒哭得很可怜时，忙“从怀里掏出一个当四的银瑞尔来周济他。”他的同乡摩尔人李果德要他一起回村，把埋藏的财宝挖出，并答应给他二百个金艾斯古多，桑丘说：“我可以帮你干这件事，可惜我不贪

财了⋯⋯即使当场给我四百，我也不去。”并引用俗语说，“保住应得之利， 谈何容易；贪求非分之财，自己招灾。”（第二部五十四章）

桑丘虽然也胆小怕事，但并不缺少勇夫气质，这种两重矛盾的性格都统一于他注重实际的特性之中。他的胆小逃避，往往是由于主人所从事的是不顾客观实际、满脑子幻想的疯狂冒险。堂·吉诃德居然疯狂地要同雄狮决斗， 桑丘劝阻无效，只好“不停手地打着他的灰驴往远跑”；堂·吉诃德与众多的囚犯大战，他就“躲在驴子后面”，逃避袭击；堂·吉诃德放走了苦役犯， 他立刻劝主人赶快逃走，免得被“神圣友爱团”抓去吃苦头。因为他懂得现

实中“神圣友爱团”的恐怖，为了照顾主人荒唐的勇敢和自尊心，他很讲究劝说的艺术，说“回避不是逃跑。凶险很大、出路很少的场合，死挺着算不得聪明。聪明人留着自己的身子等待来日，不在一天里拚掉性命。”（第一部二十三章）当公爵在深更半夜弄出些妖魔鬼怪来戏弄他们主仆时，桑丘也很害怕。看到树林中点点鬼火和阴森惨厉的魔鬼号角，桑丘“索索发抖”， 再加上可怕的炮声、枪声、呐喊声、车轮声，“桑丘吓破了胆，晕倒在公爵夫人的长裙边上了。”这一方便表现了桑丘的胆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公爵城堡那种超出现实人想象的恐怖气氛。桑丘以他朴素的现实感力图把他主人从虚幻的想象中拉回尘世，使他主人免吃许多苦头。当堂·吉诃德与风车大战时，桑丘及时提醒他，“您仔细瞧瞧，那不是巨人，是风车”。当吉诃德翻滚在地，不能动弹时，桑丘赶忙相救，并痛心地说：“天啊！我不是跟您说了吗，仔细着点儿，那不过是风车。除非自己的脑袋里有风车打转儿，谁还不知道这是风车呢？”（第一部第八章）当吉诃德把两队羊群当作军队， 听见萧萧马嘶、悠悠角声、咚咚鼓响时，桑丘很清醒地说，“我只听得公羊母羊的叫声，没听见别的。”堂·吉诃德不顾劝告，朝他心目中的敌军勇猛冲击时，急得桑丘大声喊叫：“堂吉诃德先生，您回来！我对天发誓，您冲杀到羊群里去了！您回来！我的亲爸爸都倒足了霉呀⋯⋯您这是干什么呀！”

（第一部第十八章）当他发现假扮的“米戈米公娜公主”的真象时，感到他主人的“国王”、他的“伯爵”都烟消云散了，十分懊丧，赶忙告诉他主人“你会看到公主变了一个名叫多若泰的民间女人”。他不相信主人所说的“这里的事全都是魔法支使的”，因为他亲眼看到客店里的所有人都和他一样有筋骨有肉，亲耳听到他们的对话都是那么真真切切。（第一部三十七章）但是他的“现实观察”总被吉诃德先生强有力的“理性想象”击得粉碎。每当堂·吉诃德的确处于现实的危难关口，或者实际战斗有可能取胜时，或者收拾残局、缴获战利品时，桑丘总是勇猛地冲上前去，丝毫也不怯懦胆小。当一群牧羊人与堂·吉诃德打架（不是打仗），并死死卡住堂·吉诃德脖子时， 桑丘勇敢地冲上前去，“抓住牧羊人两肩，把他推倒在席面上”，把对方踢得“浑身青紫，满面流血”。要不是桑丘拚命相助，堂·吉诃德早就被人掐死了（第一部五十二章）。释放“囚犯”那回，也幸亏桑丘的英勇善战，他及时砸碎了犯人枷锁，否则难以对付众多官兵。在涉及到自己的利益时，桑丘也是绝不相让。第一部四十四章中写到，理发师来抢夺马鞍，桑丘“一手抓住驮鞍，另一手在理发师脸上打了一拳，打得他满口流血”，并振振有词地声称，“这些东西是我主人堂吉诃德由合法战争赢来的战利品。”第二部第六十章中，堂·吉诃德为了杜尔西内娅消灾脱难，硬要解桑丘的腰带鞭打他，桑丘“忙跳起来，扑上去一把扭住，挥拳就打；又伸脚一勾，叫他摔了个脸朝天，然而把右膝跪在他胸口，捉住他双手，叫他动弹不得，连呼吸都困难。”并且引经据典地说：“‘我没有废君立君，不过是保卫主人’—— 我就是自己的主人”。应当说，这铿锵之声反映了他日益觉醒的民主意识。总之，桑丘的胆小与勇敢是以现实的真实、现实的利益为依据的，与其说他是个现实主义者，不如说他是个机会主义者。桑丘的确是物质世界中一个活生生的形象。

桑丘在任“总督”期间，他善良、公正、智慧等正面的性格特征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表现了西班牙劳动人民所具有的优秀品质。他大公无私、光明磊落、机智果断，性格显得十分完美。塞万提斯通过桑丘这个形象反映了西

班牙人民要求变革的呼声，批判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愚昧。桑丘十分自信自己治理“海岛”的能力，他对公爵夫人说：“好好儿治理的话不用嘱咐， 我生来心肠好，同情穷人⋯⋯好人我会保护，坏人决不宽容。我认为做官全看一个开头；说不定我做了半个月总督就大有兴味，而且熟练得比我从小熟练的农活儿还在行。”他对公爵的权威提出了挑战，尖锐斥责了公爵们荒诞无聊、不务正业的生活方式。他不赞成公爵们打猎杀生，真可称为十六世纪的“环境保护主人者”。他说：“我就不赞成王公贵人冒着这种危险取乐； 况且这类畜牲又没犯罪，杀了它取乐也不应该。”公爵却恬不知耻地说，等你做了总督也该把打猎当正经，这件事大有好处。桑丘毅然反驳：“不见得， ‘好总督是断了腿的，他不出家门’。人家有事辛辛苦苦跑来找他，他却在树林里消遣呢，那还象话吗！照那样，他的官还做得好吗？我老实说吧，公爵大人，打猎消遣不是总督的事，是闲来无事的人干的。”他认为任何人都有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力，而且不会比那些天生的王公贵族们差，表达了对封建秩序的愤慨和唾弃。他说：“因为我有一个灵魂跟别人一般大，也有一个身体不见得小似什么人。要是我有一个国度，我也做得国王，跟任何人做得他国度里的国王一样。”他丝毫不羡慕贵族的荣誉与称号，他当总督时就不许别人称他为“堂·桑丘”。他说，“我不称‘堂’；我家世世代代都没有这个称号”，并且说“看来这座岛上的‘堂’比石子还多呢。可是不要紧⋯⋯ 我如果能做上四天总督，说不定把这些‘堂’扫除得一干二净；这成群的‘堂’ 准象蠛蠓一样讨厌”。（第二部四十五章）

桑丘在当总督期间，过去那种当官发财的欲望已经让位于革新政治的要求，俨然是一个贤明的政治家。他断案如神，执法如山，“明鉴万里”，改革弊政，废除酷刑，锄强扶弱，堂·吉诃德为之奋斗一生而没有实现的理想， 桑丘却实现了。他一上任就碰上了公爵故意设置的几个疑难案件，他凭自己的丰富的人生经验，断得巧妙符合逻辑，断得公平近乎人情，真令人拍案叫绝！他还“制定了几条很好的法令”。如：不准贩卖粮食；准许进口酒，但必须标明产地与牌名，如搀水或假冒牌名，判处死刑；降低鞋袜靴子价格； 规定了佣人工资；严禁淫荡的歌曲，不问白天黑夜，唱了一律重罚⋯⋯等等， 真是既“打假”又“扫黄”！难怪“那地方至今遵守，称为‘大总督桑丘·潘沙的宪法’”。（第二部五十一章）桑丘在现实可能性的基础上为当地人民真真实实地做了几件好事，但由于公爵和镇上的黑暗势力从中“作梗”，他未能完全贯彻落实。他与堂·吉诃德不同，吃过苦头，绝不再重蹈复辙。经过严峻的生活考验，他主动放弃了幻想。他的“辞职演说”十分精彩：“各位先生，请让开一条路，让我回去照旧过我消遥自在的日子吧。我在这里是死路一条，得让我回去才活得了命⋯⋯请告诉公爵大人，‘我光着身子出世， 如今还是个光身；我没吃亏，也没沾便宜’；换句话说，我上任没带来一文钱，卸任也没带走一文钱，这就和别处岛上的卸任总督远不相同了。”他又说，“我凭上帝发誓：不论这里或那里，即使把总督的官儿扣在两只盘子里端给我，要我接受呀，就是要我没有翅膀飞上天。我们世世代代的潘沙都是倔脾气，说了一次‘不’，即使错了，也一口咬定‘不’，不理别人怎么议论。”这些话里显示了桑丘在精神上和道德上的最终胜利，表明了真正的国家主人——普通人民管理国家要比那些封建贵族高明和高尚得多。

塞万提斯在桑丘这个人物形象之中寄托了自己的民主思想和治国要廉洁、贤明的政治理想。前苏联文艺评论家卢那察尔斯基也十分赞赏桑丘这个

形象，他说：“他可真是个英明的总督。当他放弃总督的权力、说他不需要这个权力的时候，他用平凡的话深深谴责了权力这个观念，谴责了整个官僚制度⋯⋯这里，塞万提斯好象作了一个预言，好象是为将来说的。在这些人

——这些被人们轻视的农民身上，有着多少真正宝贵的善良品质，多少真正深刻的健全的见识啊！”（转引《译文》1955 年 9 月号）桑丘是个可爱又可笑的人物，他真诚纯朴，机智幽默，自私利己又有相当强烈的民主意识和一定的政治眼光。作者把他描写的有血有肉，丰富多彩，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典型形象。

堂·吉诃德与桑丘这两个形象相互依存，相互补充，既特殊而又普遍， 从而成为世界文学史上难得的一对儿典型。他们二人的奇妙遭遇和他们的奇谈趣论一样，都从堂·吉诃德所思所想和桑丘的所见所闻出发，揭示出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堂·吉诃德是个失败者，而桑丘是个成功者；桑丘的成功也许侥幸，但堂·吉诃德的失败却具有必然性，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整部《堂吉诃德》就是主仆二人“幻想与实际”的二重变奏曲，塞万提斯的绝妙展现与人物塑造，为我们描绘并揭示了人类精神的困惑和悖论：超越抑或回归？大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上芸芸众生们大多做了桑丘。因此，请别再嘲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