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与理性——《堂吉诃德》思想艺术分析

塞万提斯所创造的《堂吉诃德》究竟是一幅“逗人发笑”的光怪陆离的荒诞漫画，还是一曲“可悲可叹”的理想主义的祭歌？他究竟是为了象他自己反复申明的那样“把骑士小说的那一套扫除干净”，还是蕴藏着“揭露与批判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教会”的更深一层动机？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审美倾向的人，都会有不同的解释和“说法”。也许正是《堂吉诃德》的这种多重品味，导致四百年来众多评论家们喋喋不休地争吵，“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堂吉诃德》最早是作为“通俗小说”而风靡于西班牙的。当时的西班牙人喜爱读“骑士小说”，就象今日许多中国人迷恋“武侠小说”一样，于是堂·吉诃德这个“疯骑士”“行侠仗义”的滑稽故事使举国上下如痴如醉。人们喜爱的是它的“逗乐”和荒诞不经，所以他们呼唤“再来些堂吉诃德故事吧！只要写堂吉诃德冲杀，写桑丘·潘沙多嘴，随他怎么写，我们都喜欢。” 当时的某些高雅文士们如维加等，之所以对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不屑一顾，也是因为其“可笑”与“荒诞”。在英同，人们最早看到的堂·吉诃德也是一个“可笑的疯子”。英国文学评论家艾狄生就把《堂吉诃德》与勃特勒（Samuel Butler）的《胡迪布拉斯》（Hudibras）并称为“夸张滑稽”的作品。

渐渐地，人们象嚼橄榄似的嚼出它辛辣的讽刺意味来。自从《堂吉诃德》出版后，西班牙就再也没有“骑士小说”出版了。后来，人们品味到的苦涩越来越浓烈，许多人因此而愤慨起来。拜伦认为塞万提斯在微笑之中将西班牙的骑士制度连同英雄精神一起“挥去”。英国批评家约翰·罗斯金进一步认为，塞万提斯的讽刺不仅给西班牙，而且给全人类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他在消灭骑士尚武精神的同时，“使纵欲代替了忠心、抢劫代替了保护、背叛代替了忠诚、自私自利代替了骑士精神。”德国诗人海涅也持同样看法，他说塞万提斯的讽刺，在不知不觉之中，把武士的英风侠骨和“人类一切激昂奋发的热情举动”都当作笑柄。

当时还有许多人和批评家在塞万提斯的作品中考证过具体的讽刺对象。如《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英国小说家丹尼尔·笛福就曾经肯定地说，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这个形象，就是讽刺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著名统帅梅迪纳·西陀尼亚公爵的。这种烦琐考据显然背离了塞万提斯的创作初衷。

在十八世纪初的英国，堂·吉诃德成为“可笑又可爱”的人物。菲尔丁的一系列作品被誉为“《堂吉诃德》在英国文学中最强壮的分支。”菲尔丁发现了堂·吉诃德的正面品质。他在剧本《咖啡店里的政治家》中，借剧中人之口说，世人多半是疯子，他们与堂·吉诃德不同之处只在疯的种类而已。剧本《堂吉诃德在英国》，描写了这位西班牙的旅行者在英国的遭遇，剧中他对桑丘说：“桑丘，让他们管我叫疯子吧，我还疯得不够，所以得不到他们的赞许。”这里的堂·吉诃德不是一个“可笑”的讽刺对象，而是一个讽刺社会的英雄。菲尔丁的小说《约瑟·安德鲁斯》则明确地标明“约瑟·安德鲁斯及其朋友亚伯拉罕·亚当斯先生的冒险故事，仿塞万提斯的风格而作”。小说描写的亚当斯牧师是一位心地善良的书呆子，他乐于助人却不了解社会，所以常常吃亏上当。在他遭受挫折的窘境中，他总可以通过重读埃斯库罗斯的希腊文原著使自己得以安慰。在菲尔丁的影响下，英国文学中诞

生了许多“可爱又可怜”的吉诃德式形象。如斯泰恩笔下的托贝叔叔，哥尔德斯密斯书中的普里姆罗斯牧师，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中滑稽幼稚的匹克威克先生，威廉·萨克雷创造的牛肯上校等。

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发展，出于破除宗教迷信、反对专制极权、建立资本主义文化的需要，人们更加注意到堂·吉诃德的理性与道德观念。他逐渐不再是人们的笑料了，而被评论家们置于与普罗米修斯或安提戈涅一样具有道德严肃性的高度上进行讨论，并加以重新评价。英国诗人蒲伯首先看到堂·吉诃德那副严肃的神情，说他是“最讲道德、最有理性的疯子，我们虽然笑他，也敬他爱他，因为我们可以笑自己敬爱的人，不带一点恶意或轻鄙之心。”寇尔列支认为，堂·吉诃德象征没有判断、没有鉴别力的理性和道德观念，他的感觉并没有错乱，只不过是想象力与纯粹理性太强了，当感觉所证明的东西不符合他的想象与理性，他便把感觉撇在一边。寇尔列支强调了堂吉诃德的道德观念、理性与想象力。这时，人们又看到了一个真诚专一的、具有“超越精神”的、严肃的道德楷模和理性象征。

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家眼中，堂·吉诃德是一个悲剧性的角色，他情愿牺牲自己，一心追求一个现实世界所不容实现的理想，因此他“可笑更可悲”。他们认为，塞万提斯创造堂·吉诃德的意图是眼泪，而不是笑。英国十九世纪的批评家威廉姆·海兹利特认为，《堂吉诃德》这个可笑的故事掩盖着动人的、伟大的思想感情，叫人失笑，又叫人下泪。德国批评家弗雷德利奇·希雷格尔把堂·吉诃德表现的精神称为“悲剧性的荒谬”或“悲剧性的傻气”。海涅认为，《堂吉诃德》表现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它“想教早已成为陈迹的过去死里回生”，“教未来赶早在当今出现”，“就和现在的事物冲撞。”他反对说《堂吉诃德》具有反宗教、反专制的意味。他说， “在《堂吉诃德》里听不见反对旧教的声音，反对君主的极权的声音也一样听不见。那些听见这种声音的批评家显然错了。”

在十九世纪中后期俄罗斯文学家的眼中，这种理想与现实冲突的认识被升华到接近形而上的高度。别林斯基认为，正是由于对现实的毫无理解，才使得堂·吉诃德成为一个令人发笑的疯子，“假如这种勇敢、这种善心、这种虔诚，假如所有这一切美好而崇高的品质，使用的切合实际和合乎时宜， 那么堂·吉诃德本可以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人物。”他认为，堂·吉诃德与别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的天性本身是荒唐的，他总也看不到现实的真实情景，总也不能把自己伟大心灵的全部充沛的力量使用的合乎实际与合乎时宜。屠格涅夫在比较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形象时，把他们的区别归结为： 一个是犹豫的、内省的怀疑论者；另一个是为实现某种伟大的理想而献身的行动主义者。他认为，堂·吉诃德全身心浸透着对理想的忠诚，为了理想他可以承受种种艰难困苦，甚至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他完全把自己置之度外⋯⋯，他活着是为了别人，为了自己的兄弟，为了除恶，为了反抗敌视人类的势力——巫师、巨人——即是反抗压迫者。在他身上没有自私自利的痕迹，他不关心自己，他整个儿充满了自我牺牲精神！”而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笔下，这种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成了耶稣受难般的“基督精神”，他声称自己的作品是以《堂吉诃德》为典型的，并认为《堂吉诃德》是“人类思想中最后的、最伟大的词汇，人类可能表达的最辛辣的讽刺。”

从上述各种见解我们可以看到，塞万提斯的意图在数百年的争吵中逐渐得以升华，塞万提斯所强调的对象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似乎二十世纪五十

年代中国的茅盾更为清醒些。他甚至反对拜伦所说“塞万提斯微笑着挥去了西班牙的骑士制度，”他说，“不，骑士制度在西班牙早已死了，而是塞万提斯微笑地结束了西班牙的‘骑士文学’！”他认为《堂吉诃德》的真正价值在于“他给十六世纪的西班牙的人生画了一幅再真切再清楚也没有的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