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与潦倒的晚年

1603 年塞万提斯失去公职之后直到他去世，是他生活中最穷困最为潦倒的时期，也是他文学创作最富有成果最为辉煌的时期。塞万提斯失去公职也就失去了他生活收入的唯一来源，虽然他有时间从事他热爱的文学创作事业，但仅靠卖文是无法糊口的。为了谋生，这一时期，他也干过许多穷人才干的活，他当过中间人，沿街贩卖过布匹，替别人跑腿，甚至为卖唱的乞丐编写过歌词等。据说，1603 年塞万提斯全家曾迁居到瓦雅多利德，因为这时腓力普三世也将其宫廷搬到了该市。如果这一说法属实，那么塞万提斯一家

（包括他父亲老罗德里戈）为什么总爱跟着宫廷跑倒是个谜！或许是因为他们全家都忠君爱国？或许是宫廷所在地差事好找些吧？无论怎样，塞万提斯迁到瓦雅多利德并没有什么好日子过。他们全家住在当时的拉斯托洛街的一个小小的公寓里，这条街在当时也算是城里最“下等”的地方了。他家里至少有五、六个女人和他住在一起，他的妻子、姊妹、亲戚和他的女儿等，她们整天在他的书桌旁走来走去，因为他的书屋是个“过堂屋”。这套小公寓的下面是一家最下等的小酒店，时常有猜拳、打架的吵闹声，加上劣等酒的刺鼻气味；这间房子的上面，有人说是一家妓院，半夜三更笑声、闹声、皮靴声不断；更为糟糕的是从他房下的小酒店到房上的妓院只有一道扶梯，而这扶梯恰好又要穿过塞万提斯的“书房”。所以塞万提斯这时从事文学创作， 无异于在马路摊上写作。

总之，我们可以断言的是，塞万提斯这时候穷得不得了，而且他的杰作

《堂吉诃德》也正是在这时写成的。塞万提斯自己说这部书是“监牢里诞生的孩子”，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比喻，有人认为确是狱中开始构思的。于是，关于这部中的创作过程也有种种不同的传说。其中一种传说是十分有趣的：大约在 1602 年，塞万提斯来到拉·曼却地区最偏僻荒凉的小镇阿加马

西亚收粮，得罪了当地的一家豪绅，被这位豪绅扣押在当地人称为“梅德拉诺府”这座房子的地窖里。塞万提斯无法忍受这种虐待，便写信给他的亲戚胡安·贝尔纳斯·萨阿维德拉求救。他在信中说：“我在这间牢房里，或者不如说在这个洞穴里过了漫长的日日夜夜，已使我精疲力竭。”据说他被救出后不久，就决定写部小说，对欺凌他的人进行报复。到现在阿加马西亚当地的农民还相信这个传说，他们常给外地游客指出“监禁过塞万提斯”的那座“梅德拉诺府”。这个镇上有一座教堂，墙上挂着一幅圣母向一个五十多岁的老绅士和一个年轻妇女显迹的宗教画。画像下面有题词，说明这个老绅士是当地的一个富户，那个妇女是他的外甥女。这位老绅士患了多年的精神病，1601 年圣马太节前夕，圣母突然向他显身，治好了他的病，因此他请人画下这幅显迹圣像，向圣母还愿。画像上的绅士高颧骨、尖下巴，两撇八字胡。就年龄和相貌来说，与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有些相仿。据说就是他把塞万提斯扣押起来的。现在这座教堂和这幅画像也成了阿加马西亚镇居民热心给游客指点观赏的当地景物。

无论这一传说的真实性如何，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他几十年各种人生体验的悲愤结晶，这是确定无疑的。

1604 年 9 月 26 日，塞万提斯兴致勃勃地冲回家对家人说，有位叫罗伯斯的出版商巳经答应出版他的新作了。尽管塞万提斯得到的顶多不过是千把个里耳，但又穷又老的塞万提斯和他的家人却十分兴奋，他们已经有好久没

见到整千的钱了。塞万提斯自己对这部新作的前景并不十分乐观，至于那位出版商自然认为这种逗乐的“骑士文学”大概不见得有多大销路。不料，1605 年 1 月《堂吉诃德》出版后立即引起了轰动，一年之内马德里再版修订本一次，卡斯提拉重版四次，里斯本出现三种翻版。在塞万提斯逝世前，《堂吉诃德》第一部在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和法国等地出了十几版，总印数不下一万五千册。这在当时识字人不多的情况下，的确是个不小的数字。出版商的腰包装满了，但塞万提斯依旧很穷。在《堂吉诃德》畅销之后，那位出版商罗伯斯曾借给塞万提斯四百五十里耳，名义上是借，实际上是赠送，因为这个钱数不过是出版商赢利的一个小头而已。

塞万提斯出书后，不仅经济上没多大改观，反而横祸不断。1605 年 6 月的一个晚上，在塞万提斯所住的街道上，有一个行为放荡的贵族青年被人刺伤了，刺客逃走。塞万提斯听到呼喊声，就赶到出事地点，他看那人伤势很重，便与家人将伤者抬到自己的屋，由他妹妹仔细看护。不料，这位贵族子弟因失血过多死了。于是这位“吉诃德先生”的创造者正象吉诃德似的“行了侠”却惹了祸。地方法官以涉嫌杀人的罪名，将他全家一齐收进监牢。虽然过了不久，因为证据不足，他们被无罪释放了，但这件事给他心灵上造成的创伤和给他全家名誉上带来的损害却是难以估量的。

塞万提斯除了忍受生活的贫困、社会的不公外，还得承受家庭的不幸。他的父母很早就病故了。1600 年，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弟罗德里戈也在国外战死。1609 年，长期守寡的老姐姐也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但是塞万提斯以坚强的意志承受了这一切。个人的痛苦和家庭的不幸只能增强他战胜和改变这丑恶社会的决心。他以笔为武器，喜笑怒骂，讽刺、揭露这“黑铁时代” 的罪恶面目，热情呼唤、赞美人文主义的美好社会理想。这一时期是他创作力最为旺盛的时期。他早年光辉的战斗经历和俘囚生涯、做征粮员和收税员的屈辱生活以及长期在马德里、塞维利亚、瓦雅多利德等地下层社会生活的见闻，使他拥有丰富的人生经验，能够洞悉社会的本质，把握各种人物复杂的心理状态，从而奠定了他创造不朽作品的雄厚基础。

1610 年，他的恩主雷莫斯伯爵（平时经常资助他，塞万提斯也多次把自己的作品献给他）担任那不勒斯的总督，塞万提斯也曾一度想追随他去，虽然这时他有了一定的名气，但依然贫困得活不下去，所以还想去谋求个职位。但最终塞万提斯拒绝了这种诱惑，转为潜心地从事创作。1613 年，他终于出版具有独特风格的短篇小说集《训诫小说集》，这部新作虽然不能与《堂吉诃德》比，但却显示了塞万提斯独特的文艺天才。1614，他写出了长诗《巴尔纳索神山游记》，在他的诗中，这篇算是最好的。同时他还在全力准备出版《尚未上演的八出喜剧和八出幕间短剧》。至于人们翘首以待的《堂吉诃德》第二部至今快十年了，尚未最后完成。塞万提斯也多次答应读者尽快写出第二部，1613 年他在《训诫小说集》的前言中又预告说，“不久以后，您将看到堂·吉诃德的冒险和桑丘·潘沙的幽默的续篇。”然而，就在塞万提斯按部就班地埋头写作时，一件料想不到的事使他顿受刺激。

1614 年夏，忽然有一位自称阿隆索·斐尔南德斯·台·阿维拉尼达（Alonso Fernandez de Avellaneda）的人，在西班牙东北部的塔拉果纳（Tarragona） 城出版了一部《堂吉诃德》续集。这部作品竭力丑化堂吉诃德和他的随从桑丘·潘沙的形象，把为骑士理想而献身的疯癫骑士堂吉诃德写成只善于吹牛的粗俗人物，说他后来抛弃了心上人杜尔西内娅，最后被关进了疯人院；而

桑丘则是一个愚蠢、下流、毫无风趣的酒鬼，整个故事情节也令人作呕。该书作者还在序言中对塞万提斯进行了恶意的辱骂和人身攻击。他说塞万提斯是一个“心怀妒羡、爱发牢骚”“背地诽谤人的坏家伙”，是个“坐过牢的囚犯”，讥笑他老，是个残废“只有一只手”，做公务员时“亏空公款”。这一来，激怒了塞万提斯，使他务必要在短时间内出版《堂吉诃德》第二部。为了揭穿伪作者的谎言，塞万提斯改变了他在第一部中预告的“堂吉诃德第三次出门到了萨拉果萨”的写作计划，让堂吉诃德去巴塞罗那参加比武，因为伪作上写堂吉诃德在萨拉果萨参加了一项挑圈竞赛。在第二部结尾，塞万提斯又安排堂吉诃德嗑然长逝，这样就难得有人再伪造《堂吉诃德》出来行骗了。不过塞万提斯还是有点不放心，他借故事讲述者熙德·阿默德之口警告伪作者，“我把你（指写作的笔）挂在书架子的铜丝上了，你在这儿待着吧。如果没有狂妄恶毒的作者把你取下滥用，你还可以千载长存⋯⋯堂吉诃德专为我而生，我一生也只是为了他。他干事，我记述；我们俩是一体。托尔台西亚的冒牌作者用鸵鸟毛削成的笔太粗劣，他妄图描写我这位勇士的事迹是不行的；他的才情不能胜任；他文思枯涩，不配写这故事。你如果碰见他，劝他让堂吉诃德那一把霉烂的老骨头在墓里安息吧，别侵犯死神的法权， 把他从坟圹里拖出来⋯⋯”

这位自称阿维拉尼达的伪作者究竟是什么人，至今仍是一个谜。三百多年来，许多学者进行了考证，有人说他是国王的忏悔神父路易斯·台·阿利亚加；也有人说他是塞万提斯在阿尔及尔当俘虏时的冤家勃朗科·台·巴斯； 还有人说是当时文坛上的著名作家等等。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我们可以认定这个人是维护旧的封建专制制度势力的代表。阿维拉尼达所续的《堂吉诃德》并没有被广大读者所赞同，只是因为它攻击了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这样一部伟大作品，才保留到今天，这倒是具有讽刺意味的。

真正的《堂吉诃德》第二部出版后，与第一部一样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它甚至比第一部更好。它的思想内容更为深刻，艺术形式也更加成熟，语言更加幽默圆滑，人物描写更为生动自然。作者在第二部中，对堂吉诃德的无情嘲讽已渐渐转变为辛酸的同情，甚至可以说他渐渐喜爱上他所创造的这位拉·曼却疯骑士！这是作者饱尝了人生忧患的反映。他本人何曾不是象吉诃德先生一样，为理想东奔西颠、历尽苦难而又终生不悔呢！

《堂吉诃德》的出版，受到了当时西班牙各阶层人士的喜爱，“无论在普通居民中间，或是在贵族中间，都引起纷纷的议论。”同时也为作者赢得了很高的文学声望。但由于他无情地讽刺和嘲笑了封建贵族与反动教会，也招致了许多上流人士的不满和憎恨。同样是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但却依附于贵族庇护的著名戏剧家洛贝·台·维加就对塞万提斯和他的《堂吉诃德》表现出不屑一顾的讥讽神情。他在《堂吉诃德》第一部出版前就阅读了手稿， 并给朋友写信说，“关于诗人们我有什么可说的呢？唉，我们这个可怜的时代！明年又会有许多新的作者出现，但是没有哪一个象塞万提斯那样糟，也没有人会愚蠢地去称赞《堂吉诃德》。”

1615 年 2 月，《堂吉诃德》第二部完稿后，正由教会审查官进行审查。一个法国使团来到马德里，商谈西班牙和法国皇室的联姻问题。教会出版物审查官马尔盖斯·台·托雷斯神父陪同桑多瓦大主教拜会法国使臣。席间， 他们谈起了西班牙的文学。托雷斯顺便说起他正在审查《堂吉诃德》第二部。使者们一听这本书，便热心地议论起来。他们说，在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

读者都十分喜爱这部书。他们很感兴趣地询问作者的情况，他多大岁数？从事什么职业？托雷斯告诉他们说，这个作者“老了，当过兵，一位小绅士， 很穷。”使臣们很诧异地问：“象他这样的人才，政府为什么不用国库的钱将他供养起来？”一位外交官很机智地回答：“假如他写作是为了谋生，那么就祈求上帝让他永远也富不起来吧。这样，他自己虽然穷，却可以写出好作品使全世界都富起来！”这位外交官的回答令人悲叹，但其中也包含着几分真理。

的确，塞万提斯用他不朽的作品为世界文学宝库增添了巨大的财富，但他自己十分穷困潦倒。他在 1514 年写的《巴尔纳索神山游记》中记述了这种窘况：诗人们来到诗神阿波罗的宫殿，都找座位坐下了，单单是没有塞万提斯的座位，他只好站在那里。诗神看见了，便叫他把自己的大衣叠起来坐在上面。塞万提斯回答说，“先生，您大概没有注意，我没有大衣。”他不仅没有座位，连一件遮体的大衣也没有。正如海涅所说的：“诗人在作品里吐露了隐衷。”1616 年初，塞万提斯完成了他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贝雪莱斯和西希斯蒙达历险记》，这是一部充满奇异冒险和忠贞爱情的小说。它文字优美，情节曲折，充满诗情画意，有人评论这是一部“理想的骑士小说。” 但最为感人的是作者这部书前的“献词”，它是塞万提斯告别人生的绝笔。这时，塞万提斯患了严重的水肿病，他自己感到将不久于人世，但是并没有流露出任何悲观情绪。有一天，他和朋友外出，碰到了一件小事，他把这件事记录在“献词”中：

亲爱的读者，有一天我和两个朋友正从以高贵的家族和名贵的美酒而著名的埃斯基维亚镇回家去，听见后面有人催马加鞭赶了上来。不一会那人就喊叫起来，让我们慢点走。我们站住了， 看见一个灰衣服的学生骑着一匹矮小的牝驴赶上前来⋯⋯他问道，“诸位先生为什么这么急着赶路⋯⋯竟连我这匹在赛会上不止一次得过奖的驴都赶不上你们。”我的同伴说，“全是这位米盖尔·台·塞万提斯先生的老马的错儿，它跑得太快了。”学生一听塞万提斯这个名字，就立刻跳下驴跑到我身边。他一把抓住我的左手，叫道，“对呀，对呀，正是他，左手残废的好汉，大名鼎鼎的人物，有趣的作家，诗神的宠儿！”我觉得不回答他就显得太没有礼貌了，就拥抱了他⋯⋯对他说，“许多不了解情况的朋友都犯了和你一样的错误。先生，我就是塞万提斯，不过不是诗神的宠儿，也当不起你的褒词。请你骑上驴吧，我们好边走边谈。”我们放慢了速度继续前进。谈话中

涉及到了我的病，这位好心的学生一下就给我的好兴致泼了一盆冷水：“您患的是水肿病，哪怕是喝完整个大洋的水，也治不好它。请您少喝酒，多吃饭，只要能坚持这样做，不用吃药也可以恢复健康。”我回答说，“好多人也是这么劝我。可是我爱酒如命，舍不得放弃喝酒的乐趣。反正我的日子快完了，最晚不过下星斯天我就要销掉一辈子的帐了。你和我是在一个不吉利的日子认识的，很遗憾我没有机会报答你对我的好意了。”说到这里，我们到了托雷多桥，他就和我分手了。

再见吧，感激之情！再见吧，赞美的话！再见吧，善良的朋友们！我要死了。希望在另一个世界里我们能幸福地重聚一堂！

这段令许多人感动的诀别词，反映了塞万提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病痛的超然态度，展示了他一生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充满勇气的乐观主义精神。的确，我们不能不感叹：“这是一条好汉！”

1616 年 4 月 23 日，塞万提斯在马德里莱昂街他那简陋而寒酸的寓所中

静静地与世长辞！终年 69 岁。他死后被埋葬在一家修道院的墓地里，除了妻子外没有什么人参加他的葬礼，墓地上也没有墓碑。至今也没有人知道他究竟葬于何处。我们只能说，他与他所热爱的西班牙土地永远地融为一体了！ 1835 年，西班牙当局才在马德里为他建造了一座纪念碑，纪念碑下雕刻

着堂吉诃德和他的侍从桑丘的铜像。1976 年，西班牙政府特地设立了“米盖尔·台·塞万提斯”西班牙语文学奖，来纪念这位驰名世界的伟大作家。

塞万提斯的伟大人生与他的不朽作品《堂吉诃德》，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赞誉。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也矗立着一座西班牙政府赠送的塞万提斯铜像。在那高高的台座上，塞万提斯昂视远方，一手握卷，一手扶剑，向中国人民展示着他那坎坷而又光辉的书剑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