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势造英雄

“环境有时会毁灭伟大的天才；但是自然界始终不断地创造出伟大的天才。”

——拉吉舍夫

囿于自己所处的历史时代和所代表的阶级，拉吉舍夫并没有把唯物主义贯彻于社会历史观中。但是在他的唯心史观里，也不乏具有唯物史观倾向的深刻猜测。

拉吉舍夫片面夸大了人的意识、语言、社会舆论和教育对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他常常用自然原因或自然原理来解释社会现象，相信“自然法” 和“社会契约说”的唯心主义理论，用自然主义观点研究社会规律。

但是拉吉舍夫也像爱尔维修那样，猜测到“必需的需求”即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对社会发展起重要作用。他在《论法律》中写道，人一出世就和别人完全一样：孱弱、裸体、饥渴，因此，他的第一个愿望或天赋的责任就是寻找糊口之计和存身之处；他的第一个权利就是消费那些为了满足他的需要所必需的物品。自然界赋予我们的这种权利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取消，因为它是以必需的需求为基础的。如果我们有一瞬间忘记这个权利，我们的灭亡就不可避免。这就是自然规律的基础。

拉吉舍夫驳斥了当时被奴隶制农奴制度的理论家们当作武器使用的亚里士多德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自然界本身已经把人安排就绪：一部分人而且也是绝大部分人必定处于奴隶状态。在拉吉舍夫看来，奴隶制既不像亚里士多德所想的那样，决定于人类的本性，也不像 18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所推测的那样，决定于气候，而是决定于社会的历史条件。产生奴隶制的原因，或者是人们所过的那种生活，或者是人们处于迫不得已的情况，或者是缺乏经验，或者是反对合理提高人性的人施行了暴力。这些人用暴力和阴谋使人性处于盲从和受奴役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把理性和人的心灵变得软弱无力，因为它给后者套上了千斤重锁——卑视、对永恒的精神力量的压制。迫害者，危害人类的罪魁，别在这里替自己辩护啦，说什么这种可怕的束缚是一种要求人们俯首听命的制度。唉，如果你们尽可能深入洞察自然界的环节，那末会感到自己所想的将是另外一回事。

18 世纪的许多启蒙思想家认为，伟大人物在历史上的出现是偶然的。唯心主义者认为伟大人物是生而伟大。拉吉舍夫和他们不同，他把这种思想看作是干瘪和空洞的。按照他的见解，不仅要有自然环境，而且要有有利的社会环境，才能造就伟大的人材。他提出了一个深刻的猜想，即在具备了伟大人物出现的良好条件时，在发生了相应的社会要求时，伟大人物才会在历史上出现，也就是说，时势造英雄。他在许多论著中证明，具有一定性格的伟大人物往往是在实际生活本身需要这种人的时候才出现的。他认为，叶尔玛克、拉辛、彼得大帝、罗蒙诺索夫、伽利略、开普勒、牛顿、胡斯、笛卡儿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各种历史环境造成的。如果成吉思汗和拉辛处在另一种情况下，他们就不会是原来的成吉思汗和拉辛；而亚历山大也不会是希腊的国君，他也许会成为卡尔杜须（18 世纪巴黎著名大盗）；身为护民卿的克伦威尔显示出伟大的政治才能，譬如，他在战争中就表现出一个军人的伟大品质，然而如果把他拘禁在狭隘的修道院生活圈子里，他就会以擅于无理取闹闻名，而且常常会挨几下皮鞭。

拉吉舍夫这样谈到评价伟大人物的问题：对使我们肃然起敬的人不能卑躬屈节，即使对我们所爱戴的人，也不能阿谀奉承。我们公正地评价伟大的人物，但并不认为他是创造一切的上帝，不会把他变为社会崇拜的偶象。因为真理是我们最高的神。他在高度评价罗蒙诺索夫难以估量的丰功伟绩的同时，批评了罗蒙诺索夫颂扬伊丽莎白，向沙皇献媚。他鄙视沙皇，说不值得

用庄严的颂歌去赞美沙皇，甚至连三弦琴的叮咚声都不配。

在阐述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和社会历史观同时，拉吉舍夫对经济领域也是比较重视的。作为经济学家，他论述了俄国经济的发展问题，渴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关于同中国贸易的信》是拉吉舍夫应沃隆佐夫的要求撰写的一篇经济论文。他在其中认为首要任务是改善农民和猎户的物质福利，而并不在于富商巨贾和商务局获得的利益。他反对俄国人为贸易和狩猎而荒废农业。最使他感到愤慨的是收买商对西伯利亚农民和猎户的无情剥削。

拉吉舍夫写道，在一百人或二百人中间，才有一个人不负债，其余的人都是佣工，为他们预先支得的定钱劳动。他们的俘获物还没有捕获就已经卖了出去，可是贪得而又狠心的奸商却食人自肥，一天比一天发财。劳动人民的命运和一贫如洗的生活状况使这位战士和思想家慷慨激昂，情形一如往昔。他切齿痛恨农奴制和欺压农民猎户的剥削制度。

《我那个地方的情形》是拉吉舍夫自流放地归来后撰写的未完成著作。这位精通农业知识的专家在其中希望提高农业生产率，主张栽培新作物，采用新的育种、耕种和培育方法。他说若有可能，我就毁掉一切木犁。他还写道，若有人找到一种简便易行的省钱方法，把一切土壤变成黑土，他就是全人类的恩人，他跟教民稼穑的特力浦托勒密斯（古希腊传说中的英雄，曾授人类以谷物，并教人类稼穑）或仙勒斯（古罗马传说中的女谷神）同样伟大。接着拉吉舍夫又愤慨地说，这样一位悲天悯人的守护神（古罗马传说中的精灵，专司一个人的命运，指引他行动的思想和方向），即使他来到世间，当局也不会看重他的劳作；这位给万物以生命的现代的赫拉克力斯（古希腊神话中以体力强壮闻名的英雄）将饱受歧视，被逐往天涯海角；平心而论，我们的当局简直愚不可及！

在这部著作中，拉吉舍夫从经济方面论证了废除农奴制的必要性。他流放归来也没有放弃反农奴制思想。农民的无权地位，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农奴个人和全家被出卖，被强征新兵，被强迫婚姻种种现象，使他抱恨终天。在文章结尾，拉吉舍夫又写下了对俄国农奴制的犀利批评：“耕者无其田，劳者不得食，哀哉！”

正像罗蒙诺索夫和许多其他国家、民族的伟大思想家、哲学家那样，像在人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涌现出来的杰出人物那样，拉吉舍夫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早在 1771 年 9 月，拉吉舍夫作为俄国留学生离开莱比锡回国时，他就满怀爱国主义热情，渴望以自己的知识和才能为祖国效力，急切地盼望回到自己的祖国。当他们在归国途中“看到把俄国和库尔奥季亚隔开的国界”时，他们不禁欣喜若狂。这种“过分傻气”正是怀有高昂的爱国主义激情，决心“为祖国的利益牺牲自己的生命”的自然流露！

拉吉舍夫赞叹俄罗斯民族是“生来就伟大和光荣的民族”。他认为俄罗斯民族言行果断，而且持之以恒，勤劳能干，可以干出一番崇高壮丽的事业。她的独立创造力无穷无尽，她曾有过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而且还将谱写出更加威武雄壮的未来乐章。

拉吉舍夫在《旅行记》中表示：他坚信俄国迟早要发生人民革命，将要造就大量人材，涌现出许多科学家、哲学家、作家和政治家。他本人直到生命结束都是一位爱国主义者，是俄国人民的忠诚儿子。无论是在铁窗里所受

的折磨，还是伊利姆斯克的长期流放，以及其他虐待与迫害，都没有动摇这位伟大的战士、启蒙学者和革命家反对农奴制的坚强决心。

十月革命后，胜利了的俄罗斯人民没有忘记拉吉舍夫这位革命的先行者对俄国解放运动的功绩。当时建立的第一批纪念像中就有拉吉舍夫的塑像。列宁亲自指导了它的建造。在 1918 年举行的拉吉舍夫纪念像揭幕典礼上，教育人民委员（教育部长）卢那察尔斯基在群众大会上致词赞扬他“从头到脚都是革命家”，他的著作旗帜鲜明，使人们至今读来仍激动不已！

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还在《谈谈何谓祖国之子》一文中论证了什么样的人应算作祖国之子，即爱国主义者。他说并不是任何一个生在祖国的人都可以算作爱国主义者或祖国之子。他从“天赋人权”理论出发，证明暴君、民贼、权贵、农奴主、债主、骗子、凶手、强盗、浪子、懒鬼之流都不能算作祖国之子或爱国主义者，因为真诚的人和祖国之子二位一体。他说只有不计报酬，一心一意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人才算爱国主义者。

拉吉舍夫说，一个人最高的社会责任就是积极帮助祖国积累财富，使祖国变得更强大，更为世人所敬重。对于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来说，祖国的命运高于一切。他准备为使祖国繁荣昌盛而忍受任何一种痛苦和牺牲，献出个人的一切乃至生命。

他还写道，一个爱国主义者只知道为祖国服务，不计较个人地位的高低。他知道为祖国服务，就是使国家机体的血液循环流畅地进行。他头可断，血可流，决不丧失民族气节，誓做捍卫祖国荣誉的优秀儿女和栋梁之材。

拉吉舍夫认为，一个爱国主义者应当精心保护祖国的大好河山，应当关心祖国财富的增加，科学艺术的繁荣和同胞生活的改善。他赞扬爱国主义者唯恐本国同胞的福利受到损害，把满腔热情都倾注于让祖国人民安居乐业；渴望祖国人民团结友爱。爱国主义者在每个人的心头都点燃起火一般的互爱之情；不惧艰险地去建立伟大的功勋；披荆斩棘，廉洁自重；上呈忠谏，下拯生民，救不幸者于迷途苦海；挺身而出，慷慨就义，为祖国的荣誉和强盛而不惜牺牲自己；为祖国而生，遵守天赋人权和国家法律；尽心尽力去肃清有玷于纯洁，有损于良知，有害于祖国同胞福利的一切。总而言之，爱国主义者光明磊落，灵魂高度纯洁，心地非常善良。这正是祖国之子的首要特征。

作为贵族阶级的叛逆，拉吉舍夫对沙皇专制和农奴制刻骨仇恨，对农奴主刻骨仇恨，然而对于他的祖国，对于祖国的劳苦大众，对于农民却充满真诚的爱。他笔下的农家妇女的脸颊上浮现出健康的气色。皮肤虽因严寒酷暑的侵袭而显得粗糙，却有一种纯洁坦率的美丽。他把农村姑娘和贵族小姐进行了对比，说后者的内心深处是烟黑一片，而农村姑娘们则四肢粗壮，身材高大，没有被扭曲，没有受损害。他情不自禁地把农村姑娘称为“我的农村美女”，“我的农村美人鱼”。农民不仅身体美，心灵和道德也是美的。农村姑娘的爱情是纯洁而真挚的。而贵族的爱情则或者是虚情假意，或者是建立在金钱、地位、门第等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