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的萌芽

“经济变革在其基础的坚实上，比一切宗教的和政治的革命有着无限的优越性。”

——赫尔岑

赫尔岑在其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经验和思辨的结合为主要内容的认识论理论。

作为认识论的唯物论者，赫尔岑首先批驳了天赋观念论。他强调哲学如果不善于承认和理解经验，而更糟糕的是认为即使没有经验也行，那么它就会冷酷得像冰块一样，森严得不近人情。

赫尔岑主张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批判了不可知论和怀疑论。他强调人类的理性完全具有揭露和认识自然规律的能力，把真理比作时间的女儿。她准备在勇敢的人面前倾吐一切，听从那想要占有她的人的支配。赫尔岑坚信人的理性不会半途而废，它要探索不止，直到发现真理。

在坚持认识论的唯物论前提，把感性直观看作是思想的唯一先驱的同

时，赫尔岑还坚持认识由经验和思辨两个阶段构成的辩证法。他把经验和思辨看作是密切相关的，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赫尔岑把经验和思维比作马德堡半球。马德堡半球是一种进行大气压力实验的仪器，由于这种实验最先在德国的马德堡城进行，故取名马德堡半球。实验时把两个只有外壳的同样大小的金属制成的半球体拼合在一起，再设法把中间的空气完全抽出。这样，由于外部受强大的大气压力的压迫，两个半球就紧紧地扣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球体，就是用几匹马那样大的力量也无法把它们拉开了。在赫尔岑看来，经验和思维就是这样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无坚不克、无微不至的强大认识武器。他还批评把分析和综合割裂开来的人说，无论是综合还是分析都不能引至真理，因为它们好比是一个盾的两个方面，如果把它们当作两种孤立的认识方法就要铸成大错。

在驳斥经验论方法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性的同时，赫尔岑把感觉经验材料只看作是最初的几片砖瓦，它的用处是作为理性概括，也就是思维的材料。

赫尔岑早在《论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中就曾谈到认识，当然是以正确方法为指导的认识，能够为我们提供基本正确的关于周围世界的观念。如果没有这种观念，人类就不会发展到现在这样的状态，而早就在最初那几个发展阶段上殒灭了。

19 世纪初风行德国的科学上的教条主义受到了赫尔岑的尖锐批判。他指出教条主义者跟书呆子是一路货色，他们在科学上只取出一些字母，却阉割了它活生生的灵魂，把科学原理变成了脱离实际的“高跷上的真理”，对于任何时代，任何一代人都适用的真理。教条主义者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一孔之见，而不愿大胆地、不畏艰险地探索新的真理。

赫尔岑揭示教条主义者不习惯于真理的永恒运动，不承认对一切原理的否定，不承认这种运动和否定有如“真理的蛇壳，真理从其中蜕化出来，一天比一天更自由”。教条主义者每走到途中的一站都以为到达了旅途的终点，他们死守个别章句的字面含义，因而也就不能领略整部鸿篇巨制的真正主题。

当然，赫尔岑的认识论也是有其缺陷的。他不理解人类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主张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可以结成统一的真理观。他认为“凡是合理的，人们就承认。人不寻求另外的标准。理性的证明——这就是终审法庭”。这就是说，他的认识论带有唯理论的片面性，把理性看作是检验真理的最终标准。

正如其他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者那样，赫尔岑在社会生活领域中也没有能够贯彻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他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就是以科学艺术的发展为基础的人类思维的发展。但是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也提出了旨在说明革命现实的超出唯心史观的观点。也就是说，在他的历史观中，包含着对于许多重要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见解的萌芽。

赫尔岑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史看作是思维史，认为思维史是自然史的继续，撇开历史的发展，既不能了解人类，也不能了解自然界。这两种历史的不同在于，自然界没有记忆，对它来说，无所谓过去，而人身上却负载着他自己的一切往事，因此，人不仅是他个人，而且是世代继承下来的人。历史的思维是人的世代相传的活动，任何一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的知识和思想，它只是该时代思维的总结。

但是，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赫尔岑在《致老友书》中，也接近了这样的唯物史观原则：只有在研究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基础上，才能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他谈到经济变革的途径，对待它的各项条件的态度也都应该比宗教和政治革命更具有无限的优越性。经济变革从模糊不定的痛苦和不满的状态中发展起来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地落在现实的基础上。其他一切变革总是把一只脚踏在幻想、神秘主义、宗教观念以及不合情理的“爱国主义”和法律等成见上。因此，他提出把血腥的宗教政治问题归结为人民的经济问题这一他那个时代的总任务。同时，他还指出不合理的政治制度又妨害了经济制度。

赫尔岑把欧洲发展史看作是野蛮人和罗马人，教皇和皇帝，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封建主和人民，沙皇和封建主，沙皇和公社，沙皇和人民之间不断的斗争史。他坚信社会变革和社会主义变革不可避免，下一步的社会发展将是资本统治的终结，所有权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正如不久前贵族封建主义的统治宣告终结那样。他再三强调革命理论对于革命运动的胜利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他相信“思想不会中断”。

在《往事与随想》中，赫尔岑认为，历史事件、当时的思潮、个人家庭生活状况等等环境决定了人的生活方式，影响着个性的形成。他还强调，不仅环境影响个人，个人反过来也应当积极地影响环境。他指出人应当在社会环境中求得发展，如果“把自己封闭在孤独狭小的圈子里，穿着中国式的小鞋，肯定会步履维艰，寸步难行，把双脚弄成畸形”。

赫尔岑试图用个人与社会同步发展的思想来解决伦理问题。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呼应，达到了 19 世纪进步思想的水平。他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使道德名存实亡，提出应当把个人主义发展为“理性的个人主义”。“如果要摒弃掉人心中的个人主义，无疑等于要弃掉他的源头活水、他的根基、他个性中的盐（耶稣用世上的盐来比喻社会中的优秀分子。——编者）。”记得有一位可敬的道德家训练自己的马改掉吃东西的“个人主义”习惯，结果马一旦养成不吃东西的习惯，很快就死掉了。赫尔岑把道德看作是一定时期人们对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历史意识，它为人们所承认，使生活充满情感。这种把道德解释为决定于社会政治现象的意识形态的观点，无疑是 19 世纪伦理思想的重大突破。

在说明家庭生活问题的时候，赫尔岑提出了许多人道主义观点。他说，与丈夫相比，妻子担负着较多的家务；其实丈夫也应当这样对待妻子。母亲的称号表明妻子比丈夫能干，作为母亲的女性比作为父亲的男性伟大，女性完全应当引以自豪。母亲所从事的最初教育是一项极其伟大极其重要的社会事业，如果把女性的生活范围限制在卧室或厨房，怎么能够干好这项事业呢？他由此看到了妇女解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赫尔岑用咄咄逼人的语气愤怒斥责现存社会制度保护买卖婚姻法律对出嫁妇女的心理毒害。他说，妇女不爱也不可能爱她的配偶，这毫不足怪，因为，她慈祥的双亲曾跪在她的面前，央求她为保全他们的财产和名誉去忍辱负重，去出卖自己的肉体。赫尔岑对此感到十分难过。

总之，赫尔岑的哲学思想，在许多方面的内容上都已经远远超出了当时哲学的发展水平。然而他出国之后很少研究自然科学，没有留心当时西欧的工人运动，没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进行科学分析。这就毫无疑问地妨碍赫尔岑成为一个科学社会主义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者。正像列宁所正确评价过的那样，赫尔岑“已经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41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