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趣横生的政论艺术

赫尔岑“作为政论家来说，迄令为止我们当中无人可以与之媲美”。

——普列汉诺夫

同自己的哲学著作相比，赫尔岑的政论作品更能证明他是出类拔萃的语言艺术大师。正如别林斯基所指出的那样，他“以诗人的睿智⋯⋯把思想转化为生动的形象”。他首先关注的是革命和社会主义理论问题，具有卓越的政论才能。他的作品笔锋犀利，影响深远。列宁高度评价赫尔岑，认为他“在俄国革命的准备上起了伟大作用”。

赫尔岑善于运用书信、特写、小品、讽刺、短评等各种体裁，使自己的政论风格富有表现力。他具有无与伦比的高超的语言技巧，运用俄语既合乎规范又灵活巧妙，驾轻就熟，词藻优美，内容丰富，感染力强。

文学家应该投身生活，干预生活，而没有权利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赫尔岑是这样主张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一个青年人的随笔》中写道，我把自己投入周围环境，在与环境的格斗中展示我的全部心灵，在熔炉里一次又一次地锤炼它，我与人类共命运。他充满激情地宣称：“斗争就是我的诗！”

赫尔岑正是基于这一点而崇拜《浮士德》的作者歌德，同时也与宫廷顾问歌德断绝往来，因为歌德在莱比锡战役期间埋头写喜剧，不再关心人类。他还不如一个尽到公民职责的士兵。

也正是基于这一点，赫尔岑的作品才不仅从理论上吸引读者，而且具有极其强烈的感染力。赫尔岑自己说他从心中炽热的爱出发，付出非凡的精力， 甚至是痛苦的眼泪，因冥思苦索而消瘦，热爱一切，把全部的爱献给真理， 这样，科学也就成了抒情诗。

赫尔岑用清新的自然画面抒发了对自己的家乡、祖国和人民的无限深情。他写道，从孩提时代起，我就无比热爱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村庄。我真想用上几个钟头，斜躺在桦树或椴树底下，久久地凝望着栉次鳞比、微微发黑、十分简朴的小木屋，倾听着终日不绝的凄凉歌声，忽远忽近。林中的松枝散发出馨香的气息，田野中的谷物干燥房飘出缕缕清烟，就连干草也会使人觉得新鲜。我们的家乡地处北方贫瘠的山谷，然而在我们的心目中，它是多么感人，多么幽雅，多么亲切！

这位政论家指出，在蒙古大军占领俄国之前，无论在国力方面，还是在文化发展方面，俄国人民同西欧人民相比，都毫不逊色。只是从这个长达二百年之久的不幸时候起，俄国才被欧洲超过了。正是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促使赫尔岑成为无比勇猛的斗士，成为搏击长空的雄鹰，成为超群绝伦的政论艺术大师！

具有形象化的风格，这是赫尔岑的科学理论和政论文章的鲜明特点。别林斯基指出，只有像赫尔岑这样的艺术家，才能够在博学的前提下，运用事实作为基石和砖块，建造起形象美丽的大厦。

赫尔岑在《一个青年人的随笔》中以辛辣的讽刺手法揭露了当时一个省

会马林诺夫市的社会现实。他对马林诺夫市的居民得出结论，说整个城市“都有三只眼睛在活跃着，其中两只眼睛盯住一个个外来的姑娘们，第三只眼睛盯着心术不正的狗彘一般的省长”。他把马林诺夫市民看作是俄国农奴专制制度可怕的不合理的伦理观念的牺牲品。他认为有罪的不是人，而是使人们变坏的环境，正像白化病是由于吸入北方沼泽地的空气，病毒侵入人体，使机体受损而造成的那样，患者本身是无罪的。

这位哲学家把真理比作美女。他说宗教的虔诚主义者、反对宗教的人、上层社会都在尔虞我诈，根本没有想到要去寻找真理。但是戏还在演下去。而事实并不是演戏，有时真理也要把自己显露出来，使我们看到“她那惊人美丽的身段。真理决不以虚伪的面纱来掩盖自己，她深知自己完全显露出来后的力量、价值和美丽”。

在论及科学也会出现同哲学一样坏的前景时，赫尔岑写道，这决不比失去了奥德赛的佩尼洛芭情况更好过一些（奥德赛是古希腊同名史诗的主人公、伊达克国王，佩尼洛芭是他的妻子。），无论是数学公式和图形，还是各门学科构成的栅栏，都无济于事。

赫尔岑在《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中用廖廖几笔，就勾画出封闭于自身圈子里的学者的典型肖象。他写道，这些占据着社会地位而在固定圈子里活动的学者们，“仿佛具有两个反刍动物的胃：他们任何时候也不去吃新鲜的菜，只是令人厌烦地反复咀嚼，他们在这种一再的重复中寻求满足”。

《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激起了社会先进分子和青年大学生们的热烈欢呼。赫尔岑把这看作是对自己劳动的最高奖赏，他说青年们津津有味地欣赏他的著作，就像吃糖果点心一样。

在长篇小说《谁之罪？》中，赫尔岑无情地嘲讽了佩戴安东勋章的政府顾问的虚荣心。他在运用监狱长和政府顾问的一段对话，勾画出这些当局者的全部迟钝和愚蠢后，醒目地指出政府顾问勋章所佩戴的位置安排得十分巧妙：“无论他坐着还是站着，从房间中的任何一个方位都可以看到他的勋章。”赫尔岑在《制度的确立》一文中运用《谁之罪？》中首先出现的克鲁波

夫医生的形象和奇特的“克鲁波夫理论”，猛烈抨击了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他说现在整个欧洲布满大医院，小医院，尤其是精神病院。

照赫尔岑看来，西欧资本主义社会是丑恶的、片面发展的市民社会，并不是理想社会。他在《终结与开端》中说，我毕竟十分幸运，虽然没听过玄奥的医疗学、病理学讲座，没有看过解剖图，但却在剧院这座特殊的解剖室里，得以观察市民社会的自我解剖，看到它患病、死亡、分解的演化过程。他指出：“患有严重的夜游症的欧洲从万神殿的屋顶跌入警察制度的泥潭。”法国 1848 年革命时期演唱《马赛曲》的著名女演员拉雪尔的艺术造诣，

给赫尔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向我们这样生动传神地塑造了拉雪尔的形象：我现在看到的是她那高傲的樱唇，灼热明快的眼睛，她那由于激动和愤怒而抖动着的身躯。她的歌声多么动人，充满对孩子的母爱之情。这嗓音俏悄地说出情话，仿佛斑鸠嘤鸣；但这嗓音又足以使敌人颤抖，仿佛母狮怒吼。

赫尔岑在《暴风雨过后》中再次盛赞拉雪尔演唱的《马赛曲》热情奔放、富有号召力，希望中隐含着失望的低吟。他写道，这位苗条、深沉的女演员没有化装，穿着白色的短衫，举止落落大方。她缓步走上台，默默地环视一下四周的观众，放开喉咙唱起来。这歌声极其悲壮，号召人们投入战斗，⋯⋯

突然，从她柔弱的胸腔发出愤怒的呼喊：“公民们，拿起武器，用敌人的污血浇灌我们的耕地！”这歌声充满了对敌人的仇恨⋯⋯女演员顿时赢得观众的赞誉。她跪下双膝，祈祷胜利，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噙着泪水，把战旗紧紧地贴在胸前。赫尔岑写道，拉雪尔只有在识破 2 月 24 日的骗局、目睹了 6 月的罪恶之后，才能唱出这曲感人至深的、用鲜血和仇恨谱写的战歌。

《北极星》1855 年第一辑发表了赫尔岑写的《转向我们》。它呼吁少数有教养的贵族支持《北极星》。它在开头引用了一个新奇的比喻：在罗马， 妇女把新生儿放在父亲房间的门坎旁，以虔诚的心情等待着父亲把他抱走。只有当父亲把孩子抱在怀里的时候，这个孩子才在这一瞬间成为自己的儿子。我们把第一辑《北极垦》放在俄国的门坎旁，以信任和激动的心情等待着：您愿意把她当成自己的孩子吗？您在她的身上发现了雷列耶夫和别斯图热夫（俄国作家，十二月党人）的《北极星》的余辉吗？

赫尔岑运用讽刺笔调怒不可遏地揭发农奴主。他痛斥农奴主是一群维护体罚制度、保护那洒满牺牲者鲜血的财产的打手，一群贵族出身的强盗，一群从母亲的怀中夺走孩子的吃人魔鬼，一群出卖少女的人贩子，一群招兵买马的邪佞之徒！他号召把这些败类拉出来示众。他把农奴主称作“在大俄罗斯土地上繁衍的群狼”。

《钟声》1861 年 6 月 15 日第 101 期发表了赫尔岑评述喀山省斯巴斯克县别兹得纳村发生的枪杀农民事件的文章。他写道，这份材料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一起从阿拉克耶夫时期以来罕见的罪恶事件，“我们读它的时候大脑仿佛停止转动，血管的血似乎凝固了”。“我们已认不出俄国来了”，“这里血肉横飞，尸体成山”！靠波戈金的刺刀与文章维持的，坚持自由主义思想的“进步”政府舐完波兰人的血，又继续舐着，真可谓嗜血成性！

赫尔岑紧接着一针见血地揭露道，农民血泊中的“鹰隼”阿普拉克辛归来后，喀山省的贵族想宴请他，省政府机关的要员特鲁布尼科夫劝他最好不要赴宴。据说，特鲁布尼科夫假惺惺地提出理由：“不知怎么的，把香槟酒掺到血里，总有点令人难堪。”赫尔岑用尖刻的讽刺撕下了他的伪善面孔。赫尔岑朗声斥责道，令人遗憾的搀和！摘掉你们的假面具吧：露出野兽的牙齿和豺狼的嘴脸，要比硬装出虚伪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样子好得多。

《钟声》96 期发表了赫尔岑的《1861 年 4 月 10 日和波兰的屠杀》一文。他在其中运用了特别吸引读者的富有个性的叙事语言：“我们的节日竟然变得阴森可怖。我怎么也料不到，就在这一大会发生一连串残酷无情的悲惨事件，节目的灯盏上会撒上悲哀的泪水”。沙皇政府的《改革宣言》发表之后， 赫尔岑还以为亚历山大二世能够迈出第二步。1861 年 4 月 10 日，为庆贺农民即将获得解放，“自由俄罗斯印刷所”举办了喜庆宴会。在宴会上，赫尔岑本想为亚历山大二世举杯，可是就在同一天发生了华沙流血事件，这使得他立即清醒过来。赫尔岑逼真地刻画出自己当时的心态：“我的手又垂了下来。华沙正在流血，我们的酒杯怎么能举得起来？伤口还没来得及包扎，尸体还没来得及掩埋，沙皇又犯下了新罪行！沙皇的名字使我们难以说出口，⋯⋯我们空欢喜了一场”。赫尔岑在宴会上的话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个人的心弦。宴会更换了祝酒辞：“为波兰完全的、无条件的独立，为她摆脱俄国与德国的奴役，为俄国人民与波兰人民兄弟般团结，干杯！”

与赫尔岑同时代的俄国文学批评家安年科夫曾回忆起阅读赫尔岑哲学文章的感受。他对赫尔岑的超人智慧感到惊愕和不知所措。他说赫尔岑迅速把

握不同领域的能力甚至会使读者感到智力上的疲倦。赫尔岑的语言经常出现离奇的神来之笔和聪明绝顶的格言。阅读赫尔岑的作品要有许多知识准备， 思维稍稍迟钝就不能保持与作者的思想交流。

曾在“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工作过的克利西耶夫，在《自由》中谈到了

《钟声》编辑部的分工情况。他写道，赫尔岑让奥格辽夫组织财政、经济、法律方面的稿件，自己负责一般性的文章和杂俎栏。赫尔岑挥动如椽大笔， 发挥讽刺才能，对此应付裕如。奥格辽夫在 1865 年 6 月 5 日给赫尔岑的信中写道：“至于现在已经出版的《钟声》，如果没有您的帮助，我的文章或杂论会写得相当糟糕。我对自己所作的构思总是感到不放心，对你的构思则充满信心。”

普列汉诺夫在《侨民赫尔岑》一文中赞扬赫尔岑是无人与之媲美的政论家，在俄国社会思想史上将永远占有一席最突出的地位。在世界社会主义思想批评史上也应有他的位置，他是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转折时期最杰出的、最富有思想性的代表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