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虚晃橄榄枝

侵略别国为“独立”，蹂躏他人为“正义”； 手拿大刀唱和平，统统都是骗人戏。

由于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和美国在越南南方战争连连失利，约翰逊政府在 1965 年春天，曾被迫宣布“停止对越南北方轰炸”，并寻求与越方举行“和平谈判”。但是，这一宣告并非出于诚意，仅是在公众面前作了个“虚晃橄榄枝”的姿态。时间不久，这一谎言就被约翰逊的言行和美国的战争行动所揭穿了。

1965 年 4 月 7 日，约翰逊总统在霍普金斯大学发表演说。他叫嚷美国“决不会撤退”，将“做一切必要的事情”来达到美国在南越的目标。说美国准备停止轰炸，准备“进行无条件讨论”，实际上则提出了南越人民放下武器， 越南北方立即停止支援南方同胞，美国继续霸占南越等条件。约翰逊说：“越南离这个平静的校园是遥远的。我们在那里没有领土，我们也不寻求任何领土。这场战争是肮脏的、野蛮的、困难的。有约莫 400 名出生在充满机会和希望的美国的青年已经在越南的炎热的土地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

“为什么我们必须走这条痛苦的路呢？为什么我们国家必须为了一个隔得这样远的国家人民而拿自己的舒适生活、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力量去冒险呢？”约翰逊说，“我们之所以打仗，是因为如果我们要生活在一个一切国家都能决定自己的命运的世界上，我 们就必须打仗。只有这样一个世界，我们自己的自由才能最后有保障。”

“目前在亚洲的世界不是一个宁静或者和平的地方。⋯⋯这些情况为什么使我们感到关切？我们为什么呆在南越？”约翰逊说，“我们在那里是因为我们要履行诺言。自从 1954 年以来，每一个美国总统都向南越人民提供支持。我们帮助进行建设，我们帮助进行防卫。因此许多年来，我们国家作出了要帮南越保卫自己的独立的保证。我打算履行我们的诺言。如果不履行这种诺言，把这个英勇的小国交给它的敌人，听任它遭到必定会随之而来的恐怖统治，这将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他还说：“如果让越南听天由命， 这将会动摇所有这些人对美国的义务的价值的信心。结果将使不安和不稳定程度增加，甚至招来战争。”

5 月 4 日，约翰逊向美国国会提出特别咨文，要求国会尽早拨款 7 亿美元来满足在越南“越来越大的军事需要”。约翰逊说：“从长远看，越南问题不可能用军事办法解决。我们必须寻找通向和平解决的道路，我们曾经一再致力于开辟这条道路。我们仍然准备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同任何政府会谈。为了取得和平解决，我们愿意到任何地方去，讨论任何问题，听取任何观点。”

“我还对轰炸北越的必要性深表遗憾。”约翰逊又说，“轰炸本身不是目的。轰炸的目的是要使我们较接近于和平的日子，在任何时候，只有停止轰炸有利于和平，我们就停止轰炸。我们还得记住，当我们开始轰炸时，几乎没有什么关于谈判的议论。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要求和平的呼声。现在大声说话的一些人，那时却一声不响，听任美国人和越南人在恐怖分子手里受折磨和死去而不提抗议。我们的坚定态度很可能已经使我们较前接近于和平。”

约翰逊 5 月 13 日，在白宫向美国时事漫画家协会发表演说时，继续贩卖

“无条件讨论”的骗局，并说他“在继续并加紧探索通向和平的一切可能的途径”；并以此挑拨中越关系，胡说什么“现在到会议桌旁来显然符合北越利益”，但“共产党中国希望战争继续下去，不管盟友支付什么代价”。

约翰逊还为南越傀儡集团打气，鼓励他们继续斗争。他说：“人们必须为争取某些事物而斗争，南越人民必须知道，在冲突的黑暗隧道中经历了长期残酷的道路后，将出现较幸福的日子的曙光。只有这样，才能指望他们保持继续战斗的持久意志。只有这样他们的国上上才会有长期稳定与和平。”继约翰逊总统讲话之后，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美国国务院负责远

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和美国驻南越大使亨利·洛奇相继发言或写文章，坚持要在越南打下去。麦克纳马拉在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报告说，“南越是东南亚反共斗争的基石，是中共理论的决定性考验的对象”；美国应执行现有计划，不能采取别的做法：鼓吹战争进一步升级，但承认爆发核大战， 美将死亡 1.5 亿人。

威廉·邦迪在《美国在南越和东南亚的政策》一文中写道：“美国必须在印度支那填补真空，否则共产主义就会把它接管过去；如果共产党国家进行侵略得到成功，其内部演变过程就会推迟甚至中断。”文章承认美国在侵越战争中存在许多不利条件，但主张美国决不能撤退。文章说：“只要南越还准备打下去，撤出是不可想象的。⋯⋯现在牵涉到的东西是自由事业。这种事业我们是决不会不参与的。”

美国前驻南越大使亨利·洛奇在一篇题为《我们在越南能够获胜》的文章中指出：“在越南的斗争，是战后反共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北越胜利，中国的做法就会被证明是正确的，苏联也会被迫采取更好战的立场，盟国将不再相信美国的保证，国内也将要退出世界而实行固守‘美国堡垒’的战略。美国只要坚持下去，是能够胜利的。”

“撤出南越正同把越南交给共产党人一样。这种做法不仅是轻率的，而且也是非常危险的。”洛奇文章写道，“在地理上，越南处于这个世界的一个广大地区——东南亚的中心，这个地区拥有 2.4 亿人口，从北到南计 2300

英里，从东到西为 3000 英里。湄公河，世界 10 条最大的河流之一，在南越人海。在越南保持或具有影响的人，能够影响下列各地的前途：东边是菲律宾和台湾，西边是泰国和缅甸以及它们大量的大米剩余，南边是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以及它们的橡胶、石油和锡。如果南越共产主义化，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将先后深深感到不安。”

洛奇文章最后说：“每当有一些风吹草动就着起慌来，这并不是美国传统。如果我们决定只关心美好的、平静无事的、有秩序的国家（不需要我们帮助的国家），而把所有狂暴的、棘手的、困难的地方都放弃给共产党人， 那未我们很快地就会发现自己处在一个狂暴的棘手的世界中，那个世界直接以毁灭美国为目的，将使我们现在在越南的努力看来好像是一杯最温和的红茶。”

约翰逊政府坚持和扩大侵越战争的政策，在美国国会和舆论界引起了广泛的辩论，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但美国人民是坚决站在主张立即停止越南战争这一边的。

美国参议员盖耳·麦吉在国会辩论越南问题时发言说，“多米诺”理论是有道理的，南越如丢失，柬、泰、马、印（尼）、菲也将丢失；美国“已投下过多的资金，不能前功尽弃”。主张谈判应从实力而不是从软弱地位出

发，现在谈判“不能在任何方面加强或改善自由世界在那里的地位”。战后同苏联经过多次较量才使它受到遏制；现在指挥中心正在转移到北京，它的手法是“最讨厌、最肮脏、最难得出定局的游击战”，因此，“必须在东亚划一条坚定的界线并坚守之”。

麦吉强调说：“历史赋予美国人民一项极其艰巨的却又是不可推脱的任务：重新划分世界势力范围的稳定界限。我们面临的任务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要棘手和更加复杂。我们为赢得这个机会已经付出的代价理应使我们每晚都做噩梦。我们如何对待这个机会，将决定历史发展的道路。”然而，参议员魏恩·莫尔斯的发言却与盖耳·麦吉参议员的发言大相径

庭，他认为越南战争再也不能打下去了。莫尔斯在一篇题为《我们必须离开南越》的文章中说：“10 年前，美国在南越着手进行一项已经过时约 100 年的冒险。当英国、法国和荷兰结束它们对亚洲殖民地的统治的时候，美国却开始试图在亚洲大陆建立它自己的滩头堡。”

“虽然美国出席了 1954 年的日内瓦会议——这次会议拟订了法国从它的印度支那旧殖民地撤退的协议——它却拒绝在最后协议上签字。印度支那的一部——南越也拒绝签字。美国开始实行一项对南越的一个新总理提供大量财政和军事援助的计划。这位新总理，据我们看，是最可能保持一种亲西方的倾向的。到了要在整个北越和南越进行日内瓦协议规定的 1956 年选举的时候，我们和在西贡受我们保护的吴庭艳认识到，胡志明的信徒不仅会在他自己的北越获胜，而且也将在南越获胜。南越拒绝进行选举。”莫尔斯指出， “在过去 10 年中，我们把我们的政策解释为帮助一个自由政府抵抗共产党颠

覆政策。但是，南越从未有过自由政府。在南越存在的 10 年中，它的历届政府都是由美国替它选择出来并且是用我们的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来维持的。”

莫尔斯写道：“西贡接连不断地发生政变和美国大使馆一个接着一个地拼凑政府，已经把我们的解释的欺骗性暴露无遗。被怀疑为赞成中立主义或赞成以任何谈判形式解决内战的领导人物，都被坚定地从政府行列中排除出去了。我们用来操纵政治和军事领袖的主要工具，是关于我们援助的各种威胁和诺言。在一个 1400 万人口的国家中，这种援助现在达到每年 6 亿美元左右的水平。这个数目并不包括维持驻在这个国家的军队、顾问和大批飞机的费用。”

“事实上，官方对于我们为什么呆在南越的解释，现在已经不用‘帮助一个自由政府’的说法，而大谈美国的安全和美国的威信是我们在越南的赌注。至少，这种解释更接近真相。事实是，在 1954 年法国人撤走的时候，美国接管了印度支那的这一部分。在我们自己挤进我们从前没有呆过的东南亚之后，使我们在亚洲的威信成为问题的正是美国而不是共产党人。”文章进一步指出，“凭我们巨大的财富，我们能够无限期地支持目前在越南的战争活动，即使战争活动扩大。但是，这个战争永远不会停止，因为只要我们在那里，并由我们选择西贡的统治者，就总会引起反抗。”

莫尔斯强调，美国现在的做法非但不能维持威信，反而在破坏威信，因此必须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文章最后说：“许多国家，东方的和西方的，都已经使自己适应的亚洲旧秩序结束了，我们最后也将这样。唯一的问题是， 在此以前，为了试图拨回时钟，我们将浪费多少鲜血和金钱啊！”

在美国参议院辩论越南问题时，弗兰克·丘奇发言说：“我们的外交政

策能够从一个极端摇摆到另一个极端。我们曾经认为，国外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和我们无关；现在我们又显然认为，国外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和我们有关。在短短 30 年内，过分的孤立主义变成了过分的干涉主义。”

丘奇认为，美国要帮助亚非政府反共，力量有限，如果人民本身不支持， 美国就无能为力。西贡失败是因为缺乏内部团结。东南亚其他国家不是“多米诺骨牌”，它们抵御共产主义的能力是各不相同的。遏止中国最好的办法是在其周围建立一系列稳定而独立的政府，故应通过协议使印度支那中立化。

“我们所有的人都认识到我们的总统所担负的作出决定的重大责任。” 弗兰克·丘奇说，“我们最后要记住，总统的印釜上刻着的是一只美国之鹰， 一只鹰爪抓着的是一束箭，另一只鹰爪抓着的是橄榄枝。审慎地同时使用箭和橄榄枝，体现了我们要避免在亚洲扩大战争的最好的希望。”

前美国国务院顾问汉斯·摩根索，1965 年 4 月 18 日发表在《纽约时报》一篇题为《在越南我们是在欺骗自己》的文章中说，美国试图在外围对中国实行军事遏制、结果必然导致中美战争，那时美国的核力量和海空优势都不会起决定作用，势必要派几百万地面部队到亚洲去。这将是美国最大的悲剧。美国必须适应中国在亚洲的政治和文化优势；在越南达成一个保全面子的协议；同苏联暗中合作来扶植一个“铁托式”的北越或全越政府。

“美国在南越遭到袭击，濒临失败的边缘，但它决定把战争推进到北越， 主要不是为了挽回败局，而是为‘从实力出发进行谈判’打基础。为了证明这个新政策是正确的，就必须证明北越是真正的敌人。白皮书①的目的就是要提供这种证据，”文章继续写道，“直截了当他说，白皮书是一个惨败。它的论断和为说明这些论断所引用的事实矛盾百出，简直荒谬绝伦。”

“人们要问，卷入亚洲大陆上的一场内战而且不能赢得这场战争，是否提高了我们的威信？我们不能从这场战争中解脱出来，而且单方面把它扩大力国际战争，难道会得到更多的东西吗？今天法国的威信比它 11 年前在印度

支那作战的时候或 5 年前在阿尔及利亚作战的时候的威信更低了吗？一个伟大的国家不是由于集中必要的智慧和勇气来清算一个正在丢掉的事业而赢得了威信吗？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尽量不计较自己的威信，难道不是伟大的标志吗？”文章最后希望和祈祷美国政府从现实出发，以免“把我们从今天所陷入的死胡同引向深渊的边缘”。

一向被认为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有密切关系，被认为美国陆军在新闻界最权威的代言人、《纽约时报》军事编辑汉斯·鲍德温，在他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一开头就说：“我们应当怎么办‘逃’还是打？我们应当做‘鹰’还是做‘鸽’？有没有第三种选择——现在就谈判？”接着鲍德温列出了九种反对战争和主张谈判的说法并对此进行反驳。他说，“哪怕是中共以最大的力量打击我们，我们也能在南越和老挝打赢一场朝鲜式的战争”；他要求“继续对北越和老挝的越共供应线、兵站等等进行猛烈海空袭击”，“对北越进行无情的、大规模的轰炸（包括工业目标），并以海军的和陆军的炮击辅助空中轰炸”，“少则派 3 到 6 个师，多则派 10 到 12 个师”到南越去作战。马克斯·约翰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的军事编辑，是一个已

① 1965 年 2 月，美国国务院发表题为《北方的侵略：北越征服南越的战争纪实》的白皮书。其内容完全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退休的少将，曾先后任第八十步兵师参谋长，侵朝时期的第四十步兵师副师长和第八军副参谋长等职。他著文主张靠核武器取胜，说对付南越“现场”， 最有效的是战术核武器；在老挝边界一带，可以用 3 到 6 个师进行封锁，也可以搞一个“核化地带”，从而不必派出大量兵力；对北越，单是空中轰炸不解决问题，必须入侵，但也可以用“气有控制的有选择的核轰炸”作为代替办法。

美国霍华德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伯纳德·福耳在题为《越南：痛苦的重新估价》一文中说，南越社会已经解体，战略村计划、山地民族工作等等相继失败，所有指标都说明“南越局势已大大恶化”，美国流行的 8 种可供选择的对策都不理想，美国已陷入进退维谷的处境。

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华尔特·李普曼著文说：“现在是时候了，应当问一问为什么在我们扩大和加紧越南战争的时候，我们在亚洲的地位却这样急剧地下降？根据所谓多米诺骨牌的理论，如果美国在同中国共产主义对抗的时候显示出自己是一只纸老虎，而不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就会丧失亚洲各国人民对它的尊敬和支持。自从 2 月以来的 3 个月中，我们越来越大力地运用这个理论。结果是什么呢？同预期恰恰相反：今天美国不仅是孤立的，而且遭到亚洲每个主要国家越来越大的反对。”

“政府应当仔细想想这个事实。它应当仔细考虑一下亚洲这样普遍地反对我们在亚洲进行的战争这一事实。”李普曼说，“亚洲人民中间的所有这种日益增长的反美情绪的根源是什么呢？这个根源就是：他们认为我们在越南进行的战争是一个富有的、强大的、白种人的西方国家对一个软弱而贫穷的亚洲国家进行的战争，是西方白种人对亚洲非白种人进行的战争。”

“我们可以随意大谈我们如何为越南人的自由而战斗。但是，对亚洲各国人民来说，这显然主要是一场美国人对一个亚洲国家人民进行的战争。” 李普曼讲到这里直言不讳地说，“照我看来，总统遇到了严重的麻烦。他之所以遇到严重的麻烦，是因为他没有牢记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西方白种人在亚洲作为统治者这个角色已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永远结束了。西方白种人国家不能保卫它们在亚洲的殖民地和保护地，使之不受日本人的侵犯。这就结束了从 15 世纪开始的白种人在亚洲的统治。”

李普曼继续写道：“从那个时候起，尽管我们最终战胜了日本帝国，可是最高的准则始终是：亚洲人必须由亚洲人统治，西方白种人国家决不可能同亚洲各国人民建立新的关系，除非他们找到一个可以发展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政治平等和互不干涉的基础。对许多西方人来说，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实是极难理解极难接受的。他们难以接受同亚洲的这种新关系，正像美国有许多南方人很难接受学校和公共事业的非种族隔离化一样。”

李普曼指出：“我们在清除这些旧的成见和偏见以前是不会有能力处理亚洲问题的。我们将发现自己就像今天在越南那样，处于德国诗人所描述的那种困境：无尽无休地追逐着不断向前奔跑的欲望的目标。我们将发现，我们声称要拯救的那个民族是广泛地拒绝我们的。”

李普曼最后强调说：“在清除成见和偏见以前，我们将继续陷于困境中。对我们来说，亚洲问题主要是一个我们在理解历史现实方面的问题。在我们对亚洲的看法方面，将必须发生类似最近在我们国内取得的认识这种根本性的变化。这种认识就是：美国黑人必将成为完全的公民，而不是二等公民。”

随着有关越南问题的辩论的广泛开展，美国人民对政府对越南的政策愈

来愈不满，人民的反战运动，也在随着侵越战争的升级而深入发展。

从 60 年代起，特别是在约翰逊政府把侵越战争大规模升级后，美国社会兴起了工人运动、黑人运动和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各阶层人民反战运动。由于一部分工人和黑人相继加入到了反战运动的行列，使得这场反对侵略战争的运动的规模和声势显得特别浩大。

1965 年，全国学生协调委员会带头抵制征兵，号召黑人青年不要应征去越南为保卫所谓的“民主”、“自由”而战，成为第一个公开反对侵略战争的美国黑人组织。位于密执安州安阿伯大学城的密执安大学的几十名教师， 首创“暂停正常活动日”。他们联名发出呼吁，要求停课一天，以示抗议这场侵略战争。第二天，密执安州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布法罗大学、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师们，采取了同样的停课抗议行动。

在这一年的 4 月中旬，“学生争取民主社会”带头组织了第一次“向华盛顿进军”。它从全国动员了两万名学生前往首都，在华盛顿纪念碑前集会， 并围绕白宫示威游行，高呼“我们决不到越南去作战”等口号、抗议约翰逊政府的战争升级决定。在一些大学校园里，学生纷纷焚烧政府颁发的征兵证。联邦国会匆匆忙忙地通过法案，规定焚烧征兵证的人要坐 5 年监狱，罚款5000 美元。这种法律根本不起作用，公众不屑一顾，焚烧征兵证的学生越来越多， 迅速遍及全国。

1965 年 10 月中旬，由一些学生团体联合组成的“结束越南战争全国协

调委员会”，在全国几十个城市组织了近 10 万人参加的第一次“国际抗议日” 活动。参加这个活动的波士顿群众接管了著名的波士顿公共公园，纽约市有 1 万人在曼哈顿岛上示威，奥克兰有几千人包围了那里的一个陆军基地。在

1965 年 11 月下旬，“越南日委员会”等团体组织了第二次“向华盛顿进军”。

全国各地 5 万人参加了这次进军。示威群众将白宫大院团团围住。约翰逊总统为了避开群众斗争的锋芒，不得不离开华盛顿，回到自己的老家得克萨斯躲藏起来。

1966 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反战学生占领了芝加哥大学的行政大楼，开创了学生占领学校的先例。

1966 年 3 月下旬，“结束越南战争全国协调委员会”，在全国许多城市

组织了 20 多万人参加的第二次“国际抗议日”活动。1967 年 4 月中旬，它

第三次组织了这种活动，参加的群众在 50 万人以上。

1967 年 10 月下旬这个学生团体又组织了一次“向华盛顿进军”，各地有十几万人参加。他们把五角大楼层层围困，同军警展开激烈搏斗，成为在美国社会上盛传一时的“五角大楼之战”。

与前几次反战运动不同的是，许多中年人和老年人也参加了这次“大搏斗”。有 600 多人被捕。

1968 年，反对侵越战争的群众运动进一步发展，位于东海岸的纽约市和西海岸的］日金山市，斗争尤为激烈。反战斗争影响了这一年的大选，终于导致约翰逊政府的下台和汉弗莱竞选总统的失败。

约翰逊所说的“和平”不仅没有到来，越南战争反而不断升级。在此情况下，应越南政府的请求，中国空军出国参战，协助保卫越南北方。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