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军事

军事体制

①卫所制。朱元璋统兵下江南占领南京后，为了改变军队编制混乱的情况，于至正二十四年（1364 年）废除了旧的军事编制，统一改为卫所，规定“有兵五千者为指挥，满千户者为万户，百人为百户，五十人为总旗，十人为小旗”①。是为卫所制雏形。明王朝建国后，朱元璋采纳刘基建议，对原有卫所制进行修订，完善了卫所制，制定了卫所的人员编制：每卫 5600 人，分

为前、后、左、右、中五个千户所，每千户所 1120 人；千户所又分为 10 个

百户所，每百户所 112 人；每百户统辖两总旗，各 50 人。

根据因卫设防的原则，在交通要道、军事重镇、险关隘口等处设立卫所。明代卫所有在京在外之分，在京的卫分为京军上卫和都督府在京属卫。京军上卫是皇帝的近卫军，单独由京军指挥司统领；在京属卫分领于五军都督府。在外的卫，一般在卫的前面冠以地名称谓，如济南卫、贵州卫等，所在地方一目了然。卫有时还分为护卫、屯卫，如广宁左屯卫、兖州护卫等等。在少数民族地区，明朝设立了一系列的司，如长官司、指挥使司、招讨使司等；诸王府设仪卫司及群牧所，例如河南赵、郑、崇、徽四府并有仪卫司和群牧所，边外归附地区，设羁糜卫所，奴儿干都司设立了 384 个卫所。

明初，全国总兵力约 180 万。后由于边防吃紧，兵力有所增加，永乐年

间达到 280 万。但后来军士逃亡不断，军户逃避军役现象严重，一些卫所缺额短员，有的甚至超过半数，有的竟然只剩下几个人。据记载，正统三年（1438 年），全国逃亡军士多达 120 万人。卫所兵员已严重不足。在这一年，巡按

山东的监察御史李纯在视察某百户所时，发现该所本应有 112 名旗军，由于

军士逃亡，仅存 1 人。卫所制逐渐失去了它的历史作用。

朱元璋设立卫所制，实行了一种寓兵于农、守屯结合的建军制度。除了京师卫所之外，其余卫所一律实行军屯自给，国家对之没有任何负担。这也是朱元璋曾声称的“养兵百万，不费一粒米”的具体兑现。因为卫所肩负屯田任务，屯田就成为军队各级官员的重要职责之一。明代前四朝屯田颇有成效，军队基本可以自给。所以各地卫所既负有守卫边防的军事任务，又要屯田种粮。各卫所因所处地区、承担军事任务的不同，屯田和守卫的任务比例也不尽相同。一些重要边境地区的卫所，军务重要，守多于屯，而在一些军事任务不突出的地区，则屯多于守。一般说来，边地卫所，三分守备，七分屯田；内地卫所，二分守备，八分屯田。鉴于卫所屯守结合的特点，卫所内世袭军户每户可得到田地 15—50 亩，同时还发给耕牛、农具等。每军户纳粮12 石，存在仓库里，其中约 70％为军士半饷，其余 30％为军官俸禄。明代卫所并非全部承担屯田任务，因战争不能承担生产任务者，国家统一提供粮饷。

以屯养军系明代卫所制一大特色。但从宣德年间（1426—1435 年）开始，军屯日渐破坏，主要原因是官僚权贵侵占军田，军士杂役过多，致使军田抛荒，屯田有名无实。政府不得不减征屯田的粮食，免军田粮食归仓。

②军户制度——世袭兵制和职业兵制。明代国家的兵役制基本承袭了元代的军户制度。朱元璋汲取了前代府兵制和世兵制的经验，实行军民分制，军有军籍，民有民籍，严格区分。一旦一人从军，一家便永为军户，即军户是世袭的：一人为军，其家人世代永远充军，体现了军户兼有世袭兵和职业

① 《明太祖实录》卷十四。

兵的特点，这也是明代军制的又一特点。明代的军户由以下 6 种成分构成：

第一，原来元代的军户。在明初他们必须保留军籍，承担军务。他们构成了明代军户的第一种类型，也是老军户。

第二，参加元末红巾起义的农民及其它职业的人。他们帮助朱元璋得到了天下，自己却永入军籍，且累及子孙后代。

第三，元朝的一些败军、降军以及一些割据势力失败后的败军和降军。朱元璋得天下后，多次派人四处收集元朝的降军、败军，同时收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势力的旧部，让他们成为“归附”，隶属各卫，永为军户。这部分人在军户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第四，官民因犯罪而被“谪发”充军，成为军户，名曰“恩军”或“长生军”。

第五，民户丁多者中抽出一人为军。这种抽丁的做法称为“抽籍”，被抽中者即为抽充之军。在一般情况下，民户四丁中抽一丁为军，即所谓“抽充”。

与第一种“老军户”相比，第二至第五种军户产生时间稍晚，故曰“新军户”。

第六，垛集。民户中每 3 户出一丁为军户者称垛集，而另外两户则为“贴户”。军户出的丁为“正军”，余下的壮丁为“余丁”、“次丁”。正军被分配到指定卫所驻守，世代相袭。

军户对于卫所至关重要，一方面保证了兵源，另一方面又不误生产，是卫所制生存之基础。但随着明代政治的日益腐败，卫所制百孔千疮，军户也失去了原有的作用。

明代军户是国家重要兵源之一，因此国家对军户严格控制，一般的军户必须终身服役。惟官至尚书时，方能免去军藉。能官至尚书者屈指可数，因此免去军藉者为数有限。

军户对卫所制至关重要，但军户地位却非常之低，甚至低于民户。在法律上，民户与军户犯罪相同，但所受惩罚，民户要比军户轻得多。军户的待遇也十分低下。每军户除出一余丁到卫所充军外，还得多出一丁，随军服劳役。有些地方甚至曾令每军户出 2—3 个余丁，随军从事各种繁重的劳役。永乐年间（1403—1424 年），一个军户竟要出 3—5 个丁充军。军丁入卫后，为防止发生逃亡或兵变，一般采取大范围调动的方法，不在军户住地附近充军，如江南军户的军丁调到江北，而江北则调至江南。军丁往往要经过长途跋涉方能抵达目的地。所到之地，一般都是举目无亲的陌生地。军丁到达后，因乡音无闻、水土不服染病患病者屡屡发生。

军丁前往卫所服役，其军装和旅途所需费用一律由家庭承担。军丁在卫所服役期间，衣着自备，粮饷也不因生儿育女、人口增添而增加，所以军丁的妻儿老小常常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军户也不因提供军丁而免除一些徭役，其生活状况不及民户。不仅家人如此，到卫所的军丁也不比家人强多少。军丁受到军官们的层层盘剥，军粮也常被军官克扣，或拖欠不发。有的卫所甚至几年不发军饷，一些军士以乞讨为生。

服役期间的军丁还是被政府、官宦权贵们奴役做苦工的对象。一些重大工程往往由军丁完成，如修筑宫殿、皇陵、疏浚河道等。明代对外卫军士实行班军制度，即到京师集中训练。其实，训练无多，各种徭役却不少。成化

年间（1465—1487 年），京卫军权旁落宦官之手。他们一方面让军士为他们出苦力卖命，另一方面又向政府领饷。京卫情况如此，外卫的情况亦无二致。一些卫所将官让军士为他们种田耕地，甚至让军士为他们捕鱼采木，贩卖私货。军士已成为他们手中的工具和苦工。

军丁除上述种种不公正待遇外，婚姻也受到严格限制。卫军规定，军士必须有妻室，不得独身。因为军士不仅有服役的义务，而且还肩负着为卫所生育下一代军人的责任。为此，军户的婚姻受到种种严格限制，军户的子女不得外嫁民户，以免人员外流。军户若想与民户通婚，也困难重重。因为民户子女一旦与军户通婚，则终身没入军户，子孙后代永远逃脱不了军藉的严酷制约。

明军士还受到严酷的军法管制和约束。明代以用法严酷著名，卫军中更甚。卫军军士常受到长官的辱骂、殴打、折磨，触法者受到严惩无疑。朱元璋曾发榜，对军士立下严刑酷法，内容骇人听闻。如军官和军士在京师学唱者，割掉舌头，做生意者发配边远地区充军。

明朝初年，卫所制发挥作用，军户民户界限严格。卫所制失去作用后，军户和民户的界限也逐步打破。

③京军。明朝军队中的精锐部分，都集中在京师附近。朱元璋定都南京时，京卫共有 48 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将京卫增至 72 个。其中京军

26 卫，直接隶属皇帝。明成祖讨北时，将全军步骑编为中军、左掖、右掖、左哨、右哨五大部分，称为五军。永乐二十二年（1424 年），按五军编制，在北京成立了五军营。五军营平时训练，战时出征，但后来性质发生改变，成为奴役军士的主要方式。

明代还以“边外降丁三千”为基础，组建了三千营。三千营是仪仗巡哨的部队。

永乐年间，在平交趾战役中明军得到火器，于是又设立了神机营。神机营实际上就是火器营，装备有火铳和火枪。后因谭广进 5000 匹良马，又建立了五千营，隶属神机营。

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并称为三大营。三大营由皇帝派亲信宦官担任各营提督。京卫及外卫官军的训练任务主要由三大营承担，成为全国的战略机动部队。火器和战术的发展并未改变带有防御性的卫所，而三大营则几经变化。京军的第一次重大变化，与第一次在土木堡之变中遭受重大打击有关。正统十四年（1449 年），蒙古瓦剌军来犯，宦官王振怂恿明英宗贸然出征。50 万京军在土木堡被歼，三大营“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①。面对险恶的形势，兵部尚书于谦千方百计在最短的时间内补充了兵力，打退了蒙古军队，保住了北京。于谦在军事实践中发现了京军诸多弊端，如各有敕令、兵将不熟等，遂开始对京军进行改革。景泰二年（1451 年），他在各营中选出精兵 10 万，分为五营团练。第二年，又增加 5 万人，重新编组，分

为 10 营，每营 1.5 万人，其余军士仍留在三大营内，称“老家”或“老营”。但京军第一次变化是短命的。1457 年，明英宗朱祁镇复辟后，于谦被杀，团营也随之被撤销。

成化年间（1465—1487 年），团营法又被恢复，是为京军编制体制上的第二次变化。当时共选拔精兵 14 万，分为 12 个团营。12 团营各有名称，其

① 《明史·于谦传》。

中四武营名曰奋、耀、练、显；四勇营名曰敢、果、效、鼓；四威营名曰立、伸、扬、振，由于政治上的腐败，团营法的恢复收效不大，在 12 团营 14 万

人中，缺额竟多达 7.5 万人。

明正德年间（1506—1521 年），京军第三次变化。数万边军编入京军，明武宗任命边将江彬、许泰统领京军，先后立东官厅和西官厅，两官厅军成为“选锋”，12 团营退为“老家”。

嘉靖年间，京军又恢复了三大营，将原来的三千营改为神枢营。这是京军的第四次变化。由于卫所军士严重不足，又在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募兵4 万，分隶神枢、神机两营。后来，在京各卫军全部分隶三大营，每大营下

又分为 10 营，合为 30 营，并且打乱了原三大营的兵种分工，每大营都有战兵、车兵、城守等兵种。嘉靖一朝，三大营编制一直在变动中。但此时的三大营，与最初的三大营相比，已面目皆非。

明代京军是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但其统率权长期握在宦官手中，在团营时期，宦官的权力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嘉靖之后，宦官在京军中的势力有所削弱，到了天启、崇祯年间，宦官又控制了京军。

京军的编制迭经变化，兵员数量也历代不一。洪武初年，京军为 20 万左

右，永乐时增至 80 万以上。土木堡之变前是京军的鼎盛时期，兵员总数在

60 万人以上。土木堡之战，京军大部被歼，仅存 10 万余人，京军开始衰落。从此，虽历经改制，兵员始终未能达到前期水平。明朝末年，京军已不战自溃，气息奄奄。在册军士为 11 万余人，可是每天操练的兵员不过二三百人，所以当李自成率领农民军兵临北京城下时，那支专门负责保卫京师的京军已丧失抵抗能力，不堪一击。

④募兵。明代募兵制的出现与卫所废驰、军队严重缺员有直接关系。因此，随着卫所制的败坏，明政府只得以募兵和征兵为补充。

募兵制大约出现在正统末年。当时明王朝经历了土木堡之变，京军主力基本丧失，各省勤王兵不能马上到京师。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派员四处募兵。所募士兵多为各地民壮。招募时讲定，事毕后散去，但 5 年后仍在军中训练。这部分被招民壮便成了募兵。募兵从军后，政府按月发饷，一切听命于政府。募兵无论平时战时，只要未退役，就不得离开军队。募兵的对象十分宽泛，有各种形式的民间武装组织、失业农民、城市游民、农民、矿工、手工业者等等。

募兵制盛行于嘉靖年间。这一时期，沿海边防松弛，倭寇猖獗，人们对卫军的无能极其不满。于是沿海将帅纷纷募兵训练，以期练成精兵抗敌。有明一代，募兵著名且卓有成效者为戚继光。戚继光看到卫所军士已无战斗力可言，调来的军士也缺乏训练，战斗力亦不强。在这种情况下，他自己招募了一支军队——戚家军。他先后在金华、义乌等地招募士兵，并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招募、选拔、军律、遣撤、教练制度，对后来清代兵制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他在《纪效新书·原选兵》中详细叙述了自己选兵用人的标准，不用那些市井油滑之人，而用乡野之人中的身体强壮者。在这种用人标准的基础之上，他加以严格训练，终于形成了战斗力极强的戚家军。大致在同时，台州知府谭纶在浙东招募良家子弟，组成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军队。抗倭名将俞大猷也组织了一支俞家军。上述募兵制卓有成效，这些招募而来的精兵艰苦奋战，肃清了倭寇，完成了卫所军所不能完成的任务。募兵制逐渐盛行。

东南沿海募兵出现后，北方边军也开始募兵，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嘉靖初

年甘肃巡抚陈九畴报请中央批准的募兵。此次募兵规模较大，而且明确了以募兵补充边军缺额，是募兵逐步取代边军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不仅边卫实行募兵，后来京军因懦弱无用，也以募兵充实。从此明朝政府以募兵为主力，卫军只留有虚名，置之不用。

明代募兵权集中在朝廷，募兵所需费用由政府统一支付。征募军队时，中央政府指定大臣四出进行，或地方将帅报请中央，批准后行事。中央政府对募兵加以高度集中控制，地方官吏无权擅自征召，若有人擅自募兵将被弹劾治罪。

募兵是卫所制废弛的产物，它克服了卫所军的一系列不足和缺陷。由于应募者必须年轻体壮，克服了卫所军中以老弱充数的局面。募兵出于自愿，不像对待军户那样强制性地对待其子孙后代。入伍者既无饥寒之苦，又人地相习，不会像军户子弟那样远离家园。但随着时间推移，募兵这些优点逐渐消逝，弊端日益显露。募兵未经过严格训练者，常常得不到粮饷，因而逃亡者逐年增多，不逃亡者也常哗变闹事。另一方面，一些将领拥兵自重，与割据势力无异。

⑤特殊的军事力量一锦衣卫。锦衣卫是朱元璋洪武十五年（1382 年）在南京设置的，是直属皇帝的特务组织，也是一个体系完整的军事特务机关。锦衣卫所属有南北镇抚司十四所，所隶有将军、力士、校尉，掌直驾侍卫、巡察缉捕事。锦衣卫所将军，初曰天武，后改为大汉将军。镇抚司是锦衣卫内一个十分重要的机构，掌管审讯、缉捕等事务。其中南镇抚司管理本卫内行政事务，北镇抚司专事缉捕、审讯。

作为专制皇帝的鹰大部队，锦衣卫主要任务是对内镇压各种反抗；作为一支特殊的军事力量，它除了是明代的专政工具，要向朝廷提供一些军事情报外，还可向兵部、京军提供 20 万人的兵力。

⑥领导指挥体制。明代军事领导体制和指挥体制在平时和战时差别很大。在地方，平时的军事领导是都指挥使司，即都司。都司的卫所隶属五府，听命于兵部。都司与所在省的布政司、按察司不相统属。都司下设同知二、佥事四，下设管理、战备、训练、屯种等机构，是明代平时地方最高军事领导机构，负责管理所辖区域内卫、所一切与军事有关的事务。由于都司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所以明朝不许都司的职务世袭，必须由朝廷任命。

都司下设卫，卫的长官为都指挥使。卫下设千户所和百户所，卫领千户一般有左、右、前、后、中之分。

都军府是中央政府统军机关，每府设左右都督各一人。与都军府平行的中央军事机关是兵部，兵部长官为兵部尚书，其次设左右侍郎各一人，下设四个职能部门：负责卫所士官升调授袭退功赏的武选清吏司；负责军制、城防等事务的职务清吏司；负责仪仗禁卫驿传等事务的车驾清吏司；掌管戎器军事的武库清吏司。都督府既与兵部平行，又与之相互钳制，卫所的军队隶属都督府，听命于兵部。明政府这种做法是为了防止将帅军权过重，采取相互钳制措施后，使将不得专军，军权归中央。即领兵者无权调动军队，能调动军队者又无兵可带。

永乐以后，明代卫所指挥系统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来地方上最高军政长官都指挥使的地位有所下降，成为总兵官下属。总兵官是中央派往要害地区镇守的军事长官，其下设有副总兵（亦称副将）、参将、游击将军、守备、千总、地总等等。总兵官变成了地方镇戍统帅后，遇有战事时，又派中央大

员到地方巡抚，事毕复命。

明朝的军事领导机构，在战时又别具特色。发生大规模战争时，朝廷临时组成领导指挥机关，调卫所军队归其指挥，总兵官称为“挂印将军”。宣德以前，总兵挂印称将军者为数不多。明朝的“将军”称呼前面一般加有所要执行任务的简称。如派赴云南的将军即称为“征南将军”，赴甘肃的将军则谓之“平陇将军”等等。总兵官的派遣人数，随着明朝历史的发展而逐年增多。战时所设官职，其品级高于平时所设军事官吏。

凡遇战事，由皇帝作出决定，兵部发出调兵命令，军事统帅由皇帝亲自任命，然后统率从各卫所调集的军队前往战区。战争结束后，军归卫所，主帅还印。这样，就使总指挥权、总调兵权和统帅任命权都把握在皇帝一人手中。但后来战事频仍，时间延长，还朝复印、军回卫所的制度逐渐失去了作用。

为加强对军事将领的控制，防止将帅专兵和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明王朝专门设置了总督职务，如派都御史为巡抚而兼军务的称提督，若管辖地域广大或战略方位重要的，则设总督。如果是尚书、侍郎出任总督，都加上都御史头衔。明中叶以后，内外战乱频仍，明政府广设军事领导职务，且名目繁多，如“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兼管河道”；“总督河南、湖广军务兼巡抚河南”等等。这些非常设性地方官职，只是朝廷因事而临时选派的大员。在这些官职中，“巡抚”由临时官职一步步变成了省的军政长官。它与都察院所派“巡抚”合称为“二台”。在原来“三司”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层领导机构。这些机构本来多数是战时临时设置的，但到了后期，便形成了文官领导武官的军事领导体制。

⑦军衔和功赏。明代军衔制集前代武官品级之大成，复杂繁琐。主要可分为有品级官阶和无品级、无定员职称。明代武官品位均在六品以上，且有“世官”和“流官”之分。世官的九等分别是：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卫镇抚、正千户、副千户、百户、试百户、所镇抚等。这些军事官吏是正式编制的官员，也是世袭的。不仅直系可以继承，无直系时，旁系也可承袭。流官分为八等：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正留守、副留守。流官的官职不能世袭。这些官吏都是高级将领，是从世官中提升或武官中任用的。流官全部由皇帝亲自任命。因此，虽官职不能世袭，但仍属朝中高官显宦。

在明朝军队中，尚有相当数量的官职是没有品级和定员的。这些官职因情而定，名目繁杂。明代军官职权不一，互相牵制。但牵制所带来的却是无法克服的矛盾，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军队战斗力降低。所以，明代的军衔、军官品位制度并非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入手，所达到的目的和预期效果十分有限。

明代功赏制度是从朱元璋开始的。朱元璋即位后，曾大赏平定中原、征南诸将中功勋卓著者。永乐初年，明成祖朱棣参照朱元璋的定例，确立了功赏制度。军功分为奇功、首功、次功三等。正统年间，为抗击蒙军进犯，明政府专造赏功牌。赏功牌分为奇功、头功、齐功三种。世宗时，明代苦于倭患，所以沿海功赏高于北边功赏等级。嘉靖年间，倭患甚重，对抗倭战争的功赏则高于对付外敌。

对讨伐“内贼”的功赏，明朝亦有明文规定。崇祯时规定，得李自成、张献忠首级者给予万金，爵封侯。由此看来，对内镇压的功赏高于其它。

总的说来，明代功赏制度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滥，功赏已失去原来的功用，形同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