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箫心剑态

随着岁月的流逝，1810 年，龚自珍已经 19 岁。多年来他一直跟随宋璠先生读书，按照那个时代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将走的道路，龚自珍必须进考场去博取功名，像古人说的那样，“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只有获得科举头衔，才有可能参与社会政治事务，也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治国安邦的才能，实现一生的抱负。现在，龚自珍到了该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了。

这年秋天，龚自珍第一次参加顺天乡试，中副榜贡生。这是龚自珍踏上他这一生追寻功名之路的开始，虽然不能说成功，但这些成绩也让全家高兴了好久。

龚丽正用书信把龚自珍中贡生的消息告诉了远在苏州的段玉裁，并请他在龚自珍名之外再起一字。段玉裁阅信后十分高兴，在回信里向龚自珍讲了许多勉励的话。至于起字问题，他认为字以表德，古人名与字互相呼应，龚自珍名自珍，那么字就叫爱吾吧。这是龚自珍第一个字，后来又屡经更改，先后有亦玉、璱人、伯定等，至于号则更多，定庵一号最为人所熟悉，故人们常称龚自珍叫龚定庵。

1812 年春天，已考中贡生的龚自珍参加武英殿校录考 9 试，被选入充任，自此他开始研究校勘掌故之学。但刚任职不久，就赶上父亲龚丽正调任安徽徽州知府，加上龚自珍这时也要南赴苏州结婚，于是就辞去校录一职，随同父母从京师前往徽州。

到了徽州，略作安顿，龚门珍即陪同母亲一道赶赴苏州，去见外祖父段玉裁。在段氏桂园，已经垂垂老矣的一代名儒段玉裁看着眼前这个多年未见英俊潇洒、流满朝气的外孙，极为高兴。谈话间问及龚自珍这几年的学业，自珍便从怀中取出自己编就的诗文小集献上，段玉裁见他所写诗文甚多，内中有一二治经史的文章，一读之后，大为称赏。他说龚自珍写的文章“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慨”，又说自珍填的词“造意立言，几如韩李之于文章，银碗盛雪，明月藏鹭，中有异境，此事东涂西抹者多，到此者少也。自珍以弱冠能之，则其子之绝异，与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赞叹之余，他勉励自珍要在经史研究方面多下些功夫，继承发扬家学，作一代通儒名家，外祖父的这些嘱咐，自珍都一面听一面点头答应。

在苏州，由段玉裁主持，龚自珍与表妹段美贞结婚。段美贞是段玉裁的亲孙女，这两人成婚是亲上加亲，段玉裁打心眼里更喜欢这个孙女婿了。

婚后，龚自珍带着段美贞回到杭州。自少小离乡，至今已近 10 年。眼前西湖，水光潋滟，柳枝摇曳，花香沁人心脾，伴着娇妻，泛舟湖上，龚自珍回想这几年在京师的所见所为，不由十分感慨。他一方面感叹自己年轻，没有功名地位，满腹才华还无人赏识，为此他曾写下了“一朵孤花，墙角明如许！莫怨无人来折取，花开不合阳春暮，”这样的诗句，另一方面他又充满信心，相信自己在今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会有机会一展才华，报效国家。这万千心绪，翻涌心中，龚自珍都把它们融铸为《湘月》这阕词：

天风吹我，堕湖山一角，果然清丽。曾是东华生小客，回首苍茫天际。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乡亲苏小，定应笑我非计。

才见一抹斜阳，半堤香草，顿惹清愁起。罗袜音尘何处觅？渺渺予怀孤寄。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两般春梦，橹声荡入云水。

此词一出，迅速流传开来，大加称赏的人很多。在词中，龚自珍渺视那

用八股文取得的功名，认为这并非人应该做的大事，他还怀有经世救国济苍生的宏大抱负，可是又有几个人能理解呢？于是他只有“怨去吹箫，狂来说剑”，在箫声剑影中求得解脱。洪子骏读此词后，填《金缕曲》词赠自珍，词中有句“侠骨幽情箫与剑，何箫心剑态谁能画？”10 年后，吴文征终于受此词意启发，画了一幅《箫心剑态图》送与龚自珍作纪念。

在龚自珍笔下，箫与剑成为文武两种才能和他内心失意与激愤两种情绪的象征。剑象征着他的报国雄心，“说剑”正是他指点江山，发表自己治国政见的意思。箫象征他忧国忧民的幽怨之情，“吹箫”正是他人生失意却又对民生国事忧心如焚时的一种表现。“怨去吹箫，狂来说剑”正是青年龚自珍生活历程的一个最恰当的象征和说明。

在杭州住了几个月，当年夏天，龚自珍携妻来到徽州父亲的住所。

第二年春（1823 年），龚自珍 23 岁，他再度入京去参加顺天乡试，虽然上一年他曾对此表示过不屑之意，但为人世，为家人，他还只得一次次去参加科举考试。这一年是农历癸酉年，按照惯例，每逢子、午、卯、酉年春天，朝廷都将在京城及各省城举行乡试，中者即为举人。龚自珍这一次没有成功，考场失意使他郁郁不乐，常借诗词来抒发他有才而不得志的幽怨之情。在京师逗留了 4 个月，八月他才离京回徽州。出都路上，见旅店墙上有“一骑南飞”4 字，不由感慨万千，填木叶词数首，一时和者甚多。又填《金缕曲》一阙：

我又南行矣？笑今年鸾飘凤泊，情怀何似？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似春水干卿何事？暮雨忽来鸿雁杳，莽关山一派秋声里。催客去，去如水。

年华心绪从头理。也何聊看潮走马，广陵吴市？愿得黄金三百万，交尽美人名士，更结尽燕邯侠子。来岁长安春事早，劝杏花断莫相思死。木叶怨，罢论起。

词中既抒发了他考场失意的郁闷幽怨之情，感叹自己才华虽有却无人赏识，而且文章写得再好，言论发得再高远，能够惊动海内，可于世事又有什么相干呢？它并不能真正干预现实，改变社会，革弊布新，富国强兵，所以仍不过是“纸上苍生而已。”因为这，他想还不如像江湖侠子一般云游江湖，啸傲山林，结交美人知音。同时在词中他又表达了矛盾的心情，他毕竟还没有失望到绝尘离世，还怀有希望，认为今后会找到机会来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的，所以不愿断了取功名的念头，决定明年再来，再现身手。

怀着这种情绪，经过一个月的跋涉，9 月，龚自珍回到徽州。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考场失意，倒也没有什么，可就在这几个月里，他刚结婚一年的娇妻撒手离他而去了。原来段美贞婚后有病，身体不适，请来的医生是个庸医，竟误诊为有了身孕，结果误了治疗时间，待到发觉不是怀孕而是得病，为时已晚，终于不治去世。爱妻的去世，使龚自珍悲痛万分，回想婚后他们在一起所度过的美好时光，孤独、哀怨，一切的失意徬徨都加重起来。考试不顺，又痛失娇妻，龚自珍情绪消沉，只有借幽怨的箫声来打发他清冷的人生了。

就在这时从京师传来天理教首领林清等人攻打紫禁城的消息，一时传言四起。不久嘉庆皇帝向天下颁发了《罪已诏》及一系列谕旨，他一面惊呼这次突发的起义是骇人听闻的，一面又感叹，说自己治国一向以爱民为本，从不作扰民害民的事，而这次起义又说明民怨沸腾，这都在于群臣未能贯彻自

己的治国宗旨，昏愚恶劣，以致激起民怨，导致天理教教首林清率人从教徒攻打皇城。

而对这样的形势，又看到嘉庆皇发布的诏书和谕旨，龚自珍再也忍不住要加以评说了，他一连写下了 4 篇《明良论》。他跟中国古代的其他儒生一样，认为上古三代都是盛世，一切事物都上正轨，当时国泰民安，君明臣贤，而今日则不同，民怨甚重，贪浊之吏很多，国家忧患丛生。那么原因何在，出路在何方？

首先，龚自珍主要谈群臣的生活状况与国家治理好坏的关系。他针对嘉庆皇帝批评今日大臣只顾私利，不念国家这一意见而发。他说三代以上臣僚并无求富之事，也不耻言求富之事。他们生活富足本是天经地义的，不是承君主的恩赐而得的，而是他们应得的，所以不必向君主感恩戴德。而今日君主则以为大臣不应当求富，并向君臣屡申此意。龚自珍则认为这很不通。他引经据典，论证先贤圣哲都说大臣当富不当穷，并指出孟子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惟士为能”，这用于士大夫自律则可，若君主用它来要求大臣则不对。古代的士大夫因为富足，所以畅论国事，急公爱上，志在报国，或者优游书画之林，文采风雅。今日的士大夫则为每天的生活支出所困扰，饥寒穷迫，债主不时上门催债，斯文扫地，豪气全消，他们哪里还会有心情会谈国事，商论时政呢，整日所想所谈的只能是些生活琐事罢了，国家当然是越来越治理不好。由此，龚自珍提出要改善大臣们的生活状况，使他们生活无后顾之忧，尔后他们才能够一心一意为国家办事，也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忠心报国，与君主一道把国家治理好。

其次，龚自珍辨明今日士大夫的廉耻问题及其改革方向。他说士不知耻，这是整个国家最大的耻。纵观今日那些做官的人，从科举考试中第一开始，心中的羞耻观念已经没有一点点，当官愈久，名位越高，人品就越萎琐，而对溜须拍马的功夫却越来越精。因此三公六卿当中很难见到古代大臣巍巍岸然的风貌。为什么会这样呢？龚自珍认为责任在于君王。他引汉代著名的政治家贾谊的话说：君王对待大臣如果像对待犬马一样，那么大臣们就会以犬马自居；如果像对官徒一样，大臣们便会以官徒自居。古代君王待大臣以殊礼，相与讲道谈论，从不用训斥奴仆那样的语气来和大臣们说话，也从不用要求奴仆的礼节来要求大臣们，故大臣中博学宏儒不断出现。今日君王早晚见大臣就让他们长跪不起，君王高高在上训斥责骂他们，日久天长，他们哪里还有廉耻之心。而无耻之人，位低官小则害已害家，位益高，官越大，为害就越大，大官则危害国家。今日的政要只会写写字，做几首诗，别的再不闻问，民生疾苦似与他们无关。在朝堂上发言，全看皇帝的脸色行事，以投皇帝所好，好保住官位，往上升迁。他们追逐犬马，浑然忘记了自己身上还有治国的重任。说到这里，针对嘉庆皇帝上谕中引勾践卧薪尝胆之事自况，龚自珍认为既有此决心，就应该让大臣具有廉耻之心，君王则待之以礼，这样下去，大臣们就一定会忠心报国，而国家也将会日益繁荣富强。

在第三论中，龚自珍主要讨论国家用人问题。他把攻击矛头对准官员升转的规定“停年格”（以做官年月长短为据）。他细算了一下，一个读书人从参加科举考试，到取得进士头衔，一般年龄已有 20 至 40 岁，可以 30 岁为计算标准。中进士后人翰林院，再从庶吉士一级级向上升，待做到各部尚书，大约要花 30 至 35 年，到大学士还要近 10 年时间。不论怎样，从中进士到做

一品官，少说要 30 年时间。如此一来，高官们都已经六七十岁，他们已经成

了只顾私利，不顾国家，昏庸没有生气的人。意气风发的少年英才却因做官年数少而不能尽快让他们担负起治国安邦的大任。又因为有“停年格”，所以做官的人不论年老的还是年轻的，都安心等着升官，不会尽心尽力地为 15 国为民办事。现在人们看到为国家办事，急公忘私，志在报国的人几乎没有，就是因为“停年格”阻挠了人才选拔和任用，而保护了那些尸位素餐的庸碌之辈，改革这一规定势在必行。

写罢三论，意犹未尽，龚自珍又在四论中提出了变法的主张。他把此时的清王朝比喻成一个全身长满疥癣的病人，明知要治病，却又不知道怎么治。没有办法，就把自己绊在一根木头上，捆住手脚，让全身和四脚不能活动，然后任其疼痛。现在清王朝的统治已危险至此，有识之士再也不能束手不动。他认为过去大臣办事不力，主要原因在于束缚太多。千百律令，那原本是用来束缚吏胥的，可今日却用来束缚大臣。要改变清朝现在这样一副满目疮痍的破败面目，君主必须放手让群臣去做，只审查百官治国的效绩，不必去考校百官治国的方法方式，嘉庆帝既然有意于千载一时之治，那就该“删弃文法，捐除科条，裁损吏议”，自己掌总治国大纲，让群臣尽心去做。

《明良论》四篇表现了龚自珍关心时政、忧国忧民之情，文章指斥论说，淋漓酣畅，很富有感染力。但是一个科场不顺的年青人，他提出的变法改革主张谁来听呢？而且，这议论中也有许多看法不符合历史，有些主张根本不可能实现。此后几年里，龚自珍在塾论《乙丙之际著议》这一系列 20 余篇短论中，继续批评时政，提出改革设想，对他在《明良论》中提出的变法主张作了进一步的深化。

继段美贞去世后，家人就在为龚自珍续弦问题上费心。1815 年，龚自珍24 岁，他在杭州续娶浙江山阴人何吉云为妻，何氏也出身名门，能吟诗作文，与龚自珍很相得。

1816 年，龚丽正升任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安察史，龚自珍携妻赴上海看望父母。从这以后，龚自珍又开始了一段天南地北奔走的颠沛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