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京师十四年

1826 年，龚自珍 35 岁，自入官京师以来，他一直未带眷属，因为父母在南方，他每年冬天都要赶回南方陪父母过年。到这时，母亲丧满，自珍遂携妻挈子，举家迁入北京。从此以后一共 14 年，他一直住在北京，没再回南方。后来龚自珍写诗回忆这一段生活：

小别湖山劫外天，生还如证第三禅。台宗悟后无来去，人道苍茫十四年。

在京师的苍茫 14 年里，龚自珍的生活是各种各样的滋味交织在一起的：挫折、失意，交友、结社，治学、议政，他变得越来越深沉，而名声也就越来越大了。

入京的这年 3 月，他第五次参加会试。主考分校之一是刘逢禄，一直很赏识自珍的才华，常为朝廷不取这样的人才而发感叹。这一次刘氏见浙江、湖南试卷中有两份经策高深奥博，料想便是龚自珍和魏源的，于是他竭力向阅卷诸公推荐，但没有被接受，龚自珍再次落第。为此事，刘逢禄感叹了很久，并写下《题浙江湖南遗卷》诗，表示惋惜之情。

又过了两年，龚自珍 38 岁，他第六次参加会试。因为屡考屡败，龚自珍对考试成功不抱多少希望，更何况上一次经过刘逢禄大力荐举仍不能被录取，所以这一次他纯是为了慰藉家人而来参加的。然而这一次他竟然考中了，中第 95 名。

按科举考试的规定，会试之后，中第的人还要参加殿试、朝考。这两场考试都由皇帝亲自出题、亲自监者，所考内容都涉及当代政治经济军事的重大问题，通过考察中第的士子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主张，来评定等级。龚自珍中第后，心情舒畅了许多，进取心也大增，为考试他做了不少准备，并很想借此机会向皇帝陈述自己的治国安邦主张，一展压抑多年的才华，如得到皇帝的赏识，便将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报国志愿。

4 月 2 日，龚自珍去参加殿试。在对策中，他仿照宋代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的精神，总结自己多年来的政治主张，从政治措施、治理黄河、选报人才、巩固边防诸方面提出了改革性的建议。文章一开始他写道：不研究经学，不会懂得经术是事物的本源；不探讨历史，就不知道史事可以作为借鉴；不通晓当世事务，就不会知道前人在经史中提出的主张在今天实施起来哪些要缓行，哪些须急行，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他认为时势在变化，制定政策应当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形势，不必拘泥于经史。为此，他提出了以下建议：

首先应注意官吏的任命，必须选拔优秀的人担任地方官，皇帝应充分尊重他们，以礼待之，放手让他们治理地方。

其次必须加强农业生产。他举汉代历史为证，认为农业发达则会民风淳厚，风俗淳厚则会臣忠国安。对于现在东南数量庞大的游民，则可组织他们开垦西北的旷土，从而一举解决游民与开发西北两大问题。

关于河患问题，他认为主要有疏、防两个办法。疏即清理河道，导流入海；防则是整治堤堰，并根据黄河上、中、下游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

关于人才问题，他认为今日国家要想选拔真正的人才，教之用之的办法

不能不加以改革，过去那种让士子耗精劳神于无用之学，进身之后又让他们做所不熟悉的钱谷兵刑之事，学与用互相分割，事情当然办不好。所以必须改革科举制度。

最后关于边防问题，龚自珍针对清政府在西域的统治问题，提出对症下药，采取多种不同措施，不要泥古才能巩固边防。

考完对策之后，龚自珍又参加了朝考。这次皇帝出《安边绥远》为题。面对试题，龚自珍十分感慨。其实他心中早有主张，多年前他曾上书觉罗宝兴，随书附上他写的《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但当时没有引起重视。这一次考试他再次有机会陈述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精辟见解。于是他根据张格尔叛乱刚刚平定，朝廷上下正讨论边疆问题这一背景，先分析天山南北的历史，介绍了历代安边的主要方法，然后叙述现在西北地区的情况，提出要安治西北，只有采取“以边安边”的政策。具体做法便是足食足兵。天山南路水源丰富，土地肥沃，可以开垦种稻，当然不采取过去的屯田办法，而是把这些土地作为私田，让当地老百姓和戌卒占地而耕之，不用几年当地粮食就会很充足。在政策上同时禁止把当地物产运入关内，以使其地钱裕物丰；禁止内地的倡优淫巧出关进入南疆，以厚当地民风，使当地人民生活纯朴，不会奢侈。南路足食，北路则责之足兵，让北路伊犁将军专心训练军队，增强军队战斗力，而让南路供应粮草。南北路一足食一足兵，互相制约而又不用烦扰内地，中央在西北的统治自会稳固，西北边防问题也就可以一举解决。

洋洋千言，写完后再审视一遍，自珍便掷笔出场，等待消息。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霜毫掷罢依天塞，任作淋漓淡墨看。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

他自认为自己为治理国家所开出的“药方”只是活用古代的思想而已，当然他以为都是可行而又切合实际的。他的这些以古为鉴而发的政治言论使阅卷诸人看完都十分称叹，但是又以龚自珍写的字不好，没有达到朝廷要的“馆阁体”标准，遂以楷法不中程为由不把龚自珍列入优等，于是自珍只得了个三甲第十九名，授进士出身，龚自珍因此进不了他一直想进的翰林院。朝廷任命龚自珍去做知县。愤愤不平之中的他没有接受，仍请求留任内阁中书。

年届 40，仍然只做一个小小的中书舍人，又是闲职，龚自珍自感一腔报国之情无处发，许多治国安邦的主张不能实现，而他又人微官轻，说出来也无人听取，所以思想与情绪变得更加沉郁。

中书舍人这个小官又做了几年，他被升为宗人府主事。46 岁时改官礼部主客司主事。后来在朝廷一次考察中他的任官成绩被评为一等，于是又升他去做湖北同知。他没有就任，仍任职礼部。他在这个官位子上一直做到他辞官回乡为止。

龚自珍因为所谓楷法不中程而未能进入翰林院，做不了翰林也就没有机会出任封疆大吏，也不能升任宰辅长官，只能长期做清闲的小官。在小官位子上又时常遭到他人压制排挤，生活很不顺利，情绪也就趋于消沉偏激。所以他在家里让自己的女儿、媳妇、小妾和婢女都去学写“馆阁体”，向外便对人说：“我家妇人无一不可入翰林。”一是嘲笑当今取人只看字不看才，

二也是发泄他未能入翰林院的愤慨之情。

在京师的这些年里，他投入不少精力研究文学、史学、经学、小学、金石家以及佛学。

在经学方面，1828 年他写成《尚书序大义》，《太誓答问》等文章，讨论尚书篇目、书序问题，流传问题以及汉代今古文问题，涉及面很广。1833 年他著文讨论《春秋左传》，认为《左传》经过汉代刘歆的篡改。对六经问题，他同意古文经派的说法，认为孔子之前已有六经，同时反对尊《论语》、

《孝经》为经，批评这种做法是在混淆视听。1838 年他又写成《春秋决事比》六卷，于《春秋》、《左传》、《公羊》、《谷粱》，折衷去取，广征博引，加以评说。

在文学方面，1828 年他研究李白诗作的真伪问题，经过考证定出李白真诗 122 篇，并指出李白诗风实继承庄子、屈原而将二人融合于一体。

在金石学方面他用功更多。1827 年写成《羽琌山馆金石墨本记》。后来又完成多篇考释金石铜器铭文的文章。他还收藏了众多种类的铜器，数千种碑帖。受乾嘉汉学影响，他搜罗金石文字主要是为了证史，为学术研究提供旁证。曾用它补证《说文解字》，还运用金石文字论证过秦汉魏晋的史事。至于佛学，龚自珍研究已有多年。在京师生活不得意，情绪消沉，遂常

借佛学研究来平复郁闷的心情。1837 年，他重订《妙法莲花经》的篇目次序，并加删节，又撰写订正佛经翻译错误的文章，写了多篇阐释佛理的文字。

在京师，龚自珍的另外一项重要活动是交游。他利用各种机会，游历了京郊的各个地方，并对北方的风土地理作了不少考察。在此期间，通过聚会交谈，他结识了一大批朋友。

他与朋友交游的方式多种多样，有因赏花、有因会友、有因迎送、还有因同乡同年而聚会；所交朋友也是三教九流不拘，有知心朋友、诗友、穷友，甚至还有一些在一起饮酒谈心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人。

花之寺，原名三官庙，在丰宜门外（今北京右安门外），寺内栽种有各色海棠，佳品甚多。每当春天海棠花开，此地便游人如潮，十分热闹，京师的士大夫们也常在此置酒聚会，赏花吟诗。这里是龚自珍在京师生活的 14

年里与朋友们聚会次数最多的一处。前后共有 4 次：

1827 年暮春，龚自珍与金应城、汪潭等人以赏花为名在花之寺第一次聚会。

1830 年 4 月，由徐宝善、黄爵滋发起，龚自珍、魏源、汤鹏、潘德舆等

14 人第二次在花之寺聚会。此时已为暮春，海棠花已谢，虽以赏花为名，实际上看到的已是落英缤纷的景象。

1832 年春，由龚自珍作召集人，魏源、宋翔凤、包世臣等十四、五人在花之寺第三次聚会。

1836 年，由徐宝善召集，龚自珍等同朝名士 18 人在花之寺第四次聚会。除花之寺聚会外，1830 年六月，龚自珍请周凯、张祥河、魏源、吴葆晋

等人在龙树寺集会，置酒谈心。

1835 年 9 月 9 日重阳节，龚自珍在京的一大批同乡齐集子吴葆晋家，大家谈天说地，道古论今，并讨论时事政治。

1836 年立秋，与龚自珍同年考中进士的庆勋召集自珍、马沅等人会集于北京积水潭，置酒高楼，面临碧波荡漾的潭水，大家饮酒赋诗，纵谈古今。

此外，每次遇朋友来京，或在京朋友离京去他乡，也都要聚会迎送。

在这些聚会中，名目不同，但是常常是政治集会，大家在一起议论朝政得失，交流各人对国家大事、治国安邦的看法，共商对策，有一些著名的奏章也正是在这些聚会上由众人共商而写的，如黄爵滋所上的那份著名的主张严禁鸦片的奏折，正是在一次聚会上由几位朋友起草的。

除参加这些聚会，龚自珍还爱一人独游。一次他乘驴车去丰台游玩，在一片芍药花深处席地而坐，在路边拉过一个短衣人，两人边饮酒边聊天，酒酣耳热，谈得畅快至极，龚自珍就引吭高歌起来。恰巧，他的好朋友汤鹏路经此地，听着唱歌的人声音很熟悉，便循声寻来，拔开花枝走进去，看见两个入席地而坐，满头满身都是落下来的花瓣，正在那里高歌，不由连称自珍雅兴好。短衣人见自珍熟人寻来，起身告辞而去，自珍又拉住汤鹏再饮酒。汤鹏问短衣人是谁，自珍却笑而不答。其实 RS 他自己也不知道，只要谈得开心，交个朋友，又何必一定要认识呢？

龚自珍在京师所交的朋友，大多是学者、文人，大家都爱讲求经世致用，主张改革，有同样的报国壮志。

如相知甚深的湖南人魏源，治今文经学，喜谈经文中的微言大义，一直主张革弊政，图自强，对漕运、水利、盐政、边防、鸦片这些当时大政大事有比较深刻的见解。自从与龚自珍定交，多年之间，二人在京则常相见畅谈，谈人事、谈学问、谈国事，若不在一起则二人常互通音讯，互致问候，交流思想感情。正因二人有比较深的交往，思想上又比较接近，故后人一直以龚魏并称。

另外像包世臣、宋翔凤，他们二人是龚自珍的同年进士。包氏是安徽泾县人，治学广博，对影响时政的诸多问题都有深入研究，虽不为官，但他住在南京时地方官常要向他请教漕、河、盐及军事问题。宋翔凤是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庄存与的外甥，也治今文经学，与龚自珍有较多的共同语言。

此外，他的朋友中有不少是这时日益突出的鸦片问题讨论中的禁烟论者，像黄爵滋、汤鹏、王鼎等人，都主张清政府应颁严令禁止鸦片的输入。与他们交往，使龚自珍对鸦片问题认识日益丰富，为他后来向林则徐提出十大禁烟意见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