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考试·治学·论政

1816 年秋，龚自珍到杭州第三次参加省试，未能考中，回到上海。此时他父亲龚丽正门下聚集了不少文人学士，龚自珍与钮树玉、何元惕、袁琴南、李锐等在一起谈诗说艺，切磋交流，商讨国事，发表政见，因此学业、思想日有进步。

第二年，龚自珍收集历年所作诗文，自觉有些成绩，但又感到仍有不足。于是他将诗文送给王芑孙，向他请教。王氏是当时一著名诗人、书法家，素受龚自珍的敬慕。本来龚自珍想听一些批评和鼓励性的意见，不料收到回信，一读之下却大失所望。王芑孙在复信中说今日国家昌盛，怎么龚自珍竟说破败不堪。又批评龚自珍的诗文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到处都是，甚至上及国家朝廷，下及士子名流。他警告龚自珍，说话不加注意，随便批评他人，就会与世人发生冲突，这样一来便会受到他人排挤，遭到压制，最终老死荒江老屋之中，既无功名，更无事业，无人问津。他奉劝龚自珍修身慎言，读书力行，取功名，作大官，为盛朝作些有益之事。看罢来信，龚自珍大为感慨，今日时局已破敝如此，而那些迂腐的儒生还说国家昌盛，为了一已私利和名位苦苦钻营，却不敢大声疾呼改革振兴，实在令人失望。从这以后，他不再去理会那个王芑孙了。

1818 年，龚自珍 27 岁。这一年嘉庆帝 60 大寿。按清朝科举制度，除每

3 年开考一次外，遇庆典还可以加开，称“恩科。”故今年又开恩科，龚自珍再次赶入杭州，第四次参加省试，这一次他名列第四，中了举人。座师为王引之、李浴堂。王引之是著名的乾嘉考据学大师。龚自珍考中举人的消息传来，龚家上下高兴欢庆了好一阵子。

龚自珍中举后，功名心大增。他拿着逐年写作的八股字 2000 多篇去见父亲的一位同年进士，请其指点，那人看后，称赞龚自珍有才华，文章写得好，但又告诫他，写八股文只要阐述经书之意即可，不要发表个人见解，更不能随便发惊世骇俗的议论。听罢，龚自珍失望了，只是抄抄经书，重复那些所谓圣贤说过的话，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这要求龚自珍怎做得到？所以一回家，龚自珍就将 2000 篇八股文习作付之一炬。

转眼一年又过去了。2 月，龚自珍从上海动身前往北京，第一次参加会试，没有考中。他并没有立刻打点行装，离京返乡，而是留在京师，暂住于丞相胡同，跟随当时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刘逢禄字申受，江苏武进（今常州）人。治公羊春秋传，信服董仲舒、何林等人的学说，讲求经文中的微言大义，阐发三世、三统及托古改制的思想，主张经世致用，干预时政，进行变革。龚自珍与刘逢禄相识，听其一番高论，倾心佩服至极，遂决定跟着他好好学一学。

在北京，龚自珍结识了比他小两岁的湖南学者魏源。魏源也是晚清一位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革新家，与龚自珍一样，他也主张经世致用，变革变法。由于二人思想上有许多共通之处，故二人一见如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在以后的日子一直保持交往，相互切磋，共议时政。时人遂因此将二人合称作“龚魏”。

这时，龚自珍还拜会了王念孙老人。王念孙，江苏高邮人。著名训诂学家，是龚自珍中举人的座师王引之的父亲。他与自珍的外祖父段玉裁都共同受学于安徽戴震门下，在经学上属于古文经派。他们治学态度严谨，强调论

证有据，言之有物，思想也不保守，门户之见不深。龚自珍与王氏的交往，以及外祖父段玉裁的教导，都对他的治学路向有一定影响，在经学上形成了他今古文兼收并蓄，不主一家，主求变通的特色。

在北京周游了半年，到秋天，龚自珍离都回到上海。陪着父母度过 1820 年的春节，他立刻动身赴北京参加会试。3 月参加考试，再次落第。4 月，以举人身份被选为内阁中书。但考场失意后心情郁闷不乐的龚自珍没有接受这一职位，而出京回到了上海。

1821 年春，龚自珍再度入京，捐资就任内阁中书，参加国史馆修订《清一统志》的工作，任校对官。很快他发现重修的志书中错误百出，部落名、地名误漏之处很多，为此他上书总裁，文章论西北塞外部落源流、世系、风俗习惯、山川形势，并订正旧志疏漏错误 18 处。因为这些并不属于他工作的职权范围内的事，别人劝他不要管闲事，越权上书，并无好处，最后他只好删减文章，举其大要上之，但上司们根本就不重视他的意见。龚自珍感到很气馁。

这时他又上书觉罗宝兴。原来上一年新疆发生了叛乱，民族上层分裂分子张格尔在英国殖民者的支持下，组织了一支 19 判军，由浩军率领，侵入新疆，在南疆发动了叛乱。消息很快被送到京师，并很快在百官士子们中间流传开来，龚自珍注意到这一点，极为关注。当时他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写下了《西域置行省议》这篇文章。

就在本年自珍入京前，他听说他早年乡试的房考大人觉罗宝兴被朝廷任命为新疆吐鲁番领队大臣，因而入京之后，以师生之谊，连夜作书，上书觉罗宝兴陈述自己关于治理新疆问题的意见，并附上近年《西域置行省议》，期望自己的意见得到重视，能被采纳。

在上书中，龚自珍介绍了西北地理的概况，回顾了入清以来所发生的几次叛乱和朝廷的平叛情况，认为民族压迫政策是导致新疆不安定、叛乱屡起的主要原因。由此，他向觉罗大人建议，入疆之后应当采取尊重民族的政策，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西北地区的安定。

《西域置行省议》则更是历史上一篇极为重要的论著。它是龚自珍多年从事天地东西南北之学（历史地理）研究的一个结晶。在这篇文章中，龚自珍条分缕析，指陈画计，认为只有开发新疆才是巩固西北边疆的一条久固之策。他的具体建议分两点，一是强调置省。他认为整个西域可以分成 4 个州、

10 个府、44 个县和 3 个直隶州，朝廷可在这些地方自上而下分别设置总督、巡抚、布改使、按察使、巡道、提督、总兵官、知府、知直隶州、知州、知县等官职，建立起一整强有力的有效的统治机构，从而有效地维护中央对新疆的控制。文章并详细地罗列了各州县的名称及其所应管辖的地域，实际上是为西域设省画出了一份极为详细可行的蓝图。

文章的第二个建议是“移民”。他认为当时中国内地人口经过多年增长已经过剩，地少人多，土地所出，不敷消费，朝廷的加税收捐仅是权宜之计，并非久远之策。真正要做的是如何妥善有效地安排这样一大批过剩的人口。他认为西域可以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条件。即将内地这些过剩的人口招募起来，移往西北，政府给与一定的安排，发给他们耕牛、农具、种子，分给他们一定的土地，组织他们垦荒耕种。朝廷可以规定几年内免收赋税，同时在若干年内不许内地向这里输入奇技淫巧之物，不许对其地进行财物的掠夺，一方面厚其民风，另一方面使这一带富裕起来，这样一来，不用多少年，即

可以使西北地区富足起来，又可以解决内地人口过剩问题，最主要的一点是通过开发西域，加强中央政府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巩固边疆，杜绝外国殖民者侵占我国西北地区的念头。

龚自珍的移民实边、足食足兵和以边安边主张，在当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对开发西北，巩固西北边防也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书上给了觉罗宝兴，过了几天，觉罗宝兴起身赴西域，龚自珍前去送行，他很想听听这位大人的意见，然而觉罗根本就不提此事，他似乎早忘了龚自珍的建议。龚自珍的意见没有被重视，更没有被实行，他的先见之明几乎没人认识到它的价值所在，龚自珍愤慨至极，他后来在诗中写道：

文章合有老波澜，莫作鄱阴夹漈看。五十年中言定验，苍茫六合此微官。

他说自己这一番苦心无人懂，可是不用多少年自己的话一定会应验。果然，50 年以后沙皇俄国就一步步地吞食新疆，先后掠夺了我国的大片土地。直到这时清政府才在这里设巡抚，设立行省。而龚自珍 50 年前所发这番议论

才得到人们的重视。至于移民开发西北，则更要等到龚自珍写这篇文章的 100 多年以后才真正得已实现。

11 月，龚自珍治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的地理学又有新的进展。他上《拟进上蒙古图志表文》，撰《蒙古图志》。这是他沿龚清中叶以来学者治西北史地之风所作的又一项重要研究工作。全书拟分 30 篇，18 表，12 志，并附图28 幅。此书仅完成十之五六，因第二年家中书楼失火，原稿和他所搜集的大批资料随火化为灰烬，故全书没有完成，只留下了一些片断文章。大约同时，他还对沙俄入侵中国东北和康熙皇帝抗击沙俄，最后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一事发生兴趣，写下了《最录＜平定罗刹方略＞》一文，提请统治者及有识之士注意巩固边防，注意外来的政治威胁。

1822 年，31 岁的龚自珍第三次参加会试落第。失意愤闷之余，他写下了

《拟厘正五事书》，就整理文献和教育问题提了 5 条意见，在论及科举制这一条中，他猛烈抨击八股文，认为这种以四书五经注疏为标准答案的八股文，并不能测出也不可能测出一个人的真才实学，从而也就不可能真正为国家选拔有用的人才，只能让读书人疲精劳神耗费光阴于无用之学中而已。他认为必须改革，提出用讽书射策的古代考试办法来代替八股文。

这年冬天，龚家不慎失火，大火将书楼烧得几乎一干二净。1 个月后，在北京的龚自珍闻听此事，遂以省亲为名南下探家，京师诸友听说他在这个时候回乡，都劝他不要回去，以免影响功名前程，自珍置之不理。回到家中，看到家里的 5 万多卷藏书已成一堆灰烬，他费时多年才搜集到的大批金石碑版和书籍资料丧失大半，已经成稿的一些著作也被烧掉，随之而丧的还有他一直想作的金石碑版目录方面的学问，面对此景，一时间龚自珍心中生起了万念俱灰的悲戚之情，惆怅良久。

第二年他仍旧回京担任内阁中书。不久第四次参加会试落第。与诸友交往，常感叹清朝人才凋落，各种政策又都压抑人才，为此感到十分痛苦，同时又有一种不甘与俗世同浮沉的孤寂清冷，这更激起他要讥议时政、倡言改革变法的情绪。

不久，自珍母亲段驯去世。龚自珍解职回乡奔丧，安排完母亲丧葬诸事，

即在家中守丧。

守丧期间，他颇有意于重整金石之学。他认为研究金石不能不讲古器款识，这是谈文字学的一个重要环节。而石刻文字资料作为史传的外编，可补史传之缺误。他一直想编一本《金石通考》因前番家中失火，烧去他多年搜集的资料，以致始终写不成，只能写一些零篇文章。

这时，他还专心研究佛学。他与江沅、贝墉共同校刻唐代佛教学者宗密的《圆觉经略疏》。此间他还交结了一批学佛的朋友，大家共同谈经论佛。佛教自此对龚自珍的思想影响日益扩大。它一方面安慰了失意下龚自珍苦闷的心灵，同时也使龚自珍情绪更趋徬徨消沉。

1825 年 10 月，守丧期满。龚自珍又开始写文章。这一年他写下了《古史钩沉论》7000 言。这是一组借谈论历史而议论时政的文章，文章评击历来统治者残害天下人才的罪行，攻击一人在上、万民下伏，一人为刚、万皆柔夫的专制主义制度，并指出清王朝看来气数已尽，故不再有圣人出世，由此他认定只有改革才有出路，才能挽救衰亡中的社会国家。

就在这一年，龚自珍写下了那首读之沉痛的《咏史》诗：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今安在，难道归来尽封候。

在诗中他抨击现在的统治者尽是些庸碌无聊之辈，高压的统治使知识分子不敢议论时政，将这些人都拉进了功名利禄之中，这样下去这个国家哪里还有希望。他呼唤像汉代田横那样有气节有勇气的勇士出现，不要让这些今日还存在的侠义之士都磨掉了勇气，被功名利禄所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