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农业

慢慢变革着的英国农业社会的组织结构，在十多年之内——在任何十多年之内——能有多大的改变都是不可想像的；何况在早期铁路时代，甚至连现代组织上的变革的正常速度——不论那是怎样的速度——都还未必赶得上。就某种意义来说，这是一个等待的时期。战争已成过去；战争的萌蘖已经刈获，并且正在享用之中。选举改革法还没有把英国的政府交到新人物手中，任何经济改革也还没有把英国的土地交给他们。苏格兰低地的土地圈围已大体竣事：有待圈围的土地在统计学家的量具上几乎已看不出来。③铁路本身已渐渐影响到功能：但还没有来得及对组织结构发生作用。最后，直到1846 年为止，历届政府的农业政策是异常稳定的。

根据 1831 年人口调查的登记，计不列颠全国从事于农业并占有自行耕种或者以雇工帮同耕种的土地的共二十七万五千户。①1851 年的那项比较确凿可靠的报告书，举出了二十八万六千个农场（即各包含若干户的一种农业单位）这样一个可供比较的数字，但是苏格兰某些郡中为数众多的“分佃农和其他小块土地持有人”却未计算在内。②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也可能有类似的遗漏，但是因为分佃农这种类型在这两个地区中的任何一个地区都不常见，所以这项遗漏会是无关重要的。在这二十年之间，这里看不出有什么变革。再者，在 1831 年，据说不列颠有百分之四十七点三的土地占有人不使

用雇工。在 1851 年，百分之四十四点七的“农场主”不是不使用任何雇工， 就是漏未说明他们所使用的人数。①数字是出乎意外地接近。1851 年的数字并未因这些漏报而造成严重的差误，这一点可由前一年非常详尽的统计数字的分析予以证明，所以 1835 年的数字也未必不然。有一些漏报是显而易见的：持有六百英亩以上的一百三十四个农场主没有一个填报了雇工的人数； 但是在没有提出雇工数字的十二万八千个农场主之中，持有土地在五十英亩以下的占十万零二千多人，而这一类的持有地通常是不需要外面的劳动力的。无疑数千个五十至七十五英亩的农庄持有人和几千个耕种七十五英亩以上的人，正如他们所申报，确是不用雇佣工人，至少是不用长工而耕作的。从表上可以看出，漏报并不会把十二万八千之数减少很多，比如说减至十二万以下，或者从百分之四十四点七减到百分之四十二以下很多。诚然这种家庭耕作式的农场在早期铁路时代已渐趋没落；但没落的过程一定是很慢很慢

③ 录自该公司帐簿中的数字，是由基特森·克拉克先生提供的。

① 《太恩河、维尔河和提兹河的工业资源》，第 252 页。

② 本书第 201 页。

① 欧恩利勋爵（《英国农业》［“English Farming”］，第 355 页）所说“在 1837 年敞地制度仍广泛通行” 云云一节颇易令人误解。严格地说，这种制度在任何地方都不通行了：而只是在各地还有一些残余而已。参阅本书第 559 页。

的。

所以，不难预料，全国各地农场规模的正确统计，以及雇主对雇工的经常变动的比率的正确统计，正如 1851 年人口调查所揭示，一定会给二、三十年前的更加不着边际得多的数字以证实，而不会和它们有所两歧。②“大不列颠三分之二的农场，”1851 年的调查委员着重其词地报告说，“是在一百英亩以下的。”平均农场那个虚设的单位是一百零二英亩：③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平均数是一百一十一：苏格兰是七十四。但是在威尔士和约克郡， 一百英亩以下的农场占十分之七以上，在兰开郡和柴郡则将近十分之九；而在南米德兰区——首都外围的米多塞克斯、哈尔弗德、巴金汉、牛津、北安普敦、杭廷顿、贝德弗德和剑桥——一百英亩以下的农场却远不到半数。

在 1810 年所查报的巴金汉郡农场之中，有八百七十二个分别列为一百至三百英亩之间的各类；二百二十九个列为三百英亩以上的各类，数目最最多的是一百至一百五十英亩（共有三百二十二个农场）和一百五十至二百英亩（共有二百二十九个农场）的这两类，这些数字大体证实了很多年前所作的巴金汉郡平均农场为一百七十九英亩这个出奇准确的估计。①在剑桥以外的整个南米德兰这一类中，巴金汉是具有代表性的，在它的三千二百九十一个持有地之中有一千九百一十九个在一百英亩以下，而它唯一最大的一类

（三百四十六个农场）就是十至二十英亩那一类。②在兰开郡那个仍然是并且始终是土地最最分散的一郡，在一万五千四百五十个农场之中，一百英亩以上的不到六百个，而大约有一万零五百个都在四十英亩以下。③在苏格兰， “小持有地和大持有地两者都很多。一千英亩以上的农场在苏格兰有三百六十处，在英格兰有七百七十一处。一百英亩以下的农场在英格兰有十四万二千三百五十八处，在苏格兰有四万四千四百九十六处。”①

早在 1830 年以前就已经奠定了的大农场的经济和领土优势，在 1851 年第一次充分地反映出来。在所查报的“占英国领土三分之二”的英格兰和威尔士二千四百七十万英亩耕地之中，②二百至五百英亩的农场占地远在三分之一以上（八百八十二万一千英亩），五百英亩以上的农场约另占六分之一

（三百九十五万四千英亩）。一百至二百英亩的农场占总面积四分之一强（六

② 本书第 152 页。

③ 《1851 年人口调查》，《人口表》（1854 年），第 2 卷，第 1025 页和第 1 卷，第 282 页。

① 本书第 152 页，《1851 年人口调查》，《人口表》（1854 年），第 2 卷，第 1025 页和第 1 卷，第 282

页。

② 正如本书第 149 页及以下所扼述。

③ 《1851 年人口调查》第 1 卷，第 79 页。人口调查员当作奇事一般地注意到了这个数字和 1086 年土地调查书中的一百二十英亩自耕地如何的接近。这一数字不包括附着于农场的山地牧场在内。

① 本书第 150 页。

② 引自《1851 年人口调查》，第 1 卷 ，第 238—240 页中的各表。

百五十五万六千英亩）；留给十四万二千三百五十八个一百英亩以下的持有地农场主的土地只有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弱，即五百三十四万五千英亩。一百一十一英亩的平均农庄远不是具有代表性的。这种说法也准用于苏格兰。无论对于英格兰或对于苏格兰来说，这种情况都不是新的。朝向大农场发展的这个运动，和仅足餬口的农场背道而驰的这个运动的完成过程，一定也是同样缓慢的。

为 1831 年人口调查所搜集的简陋职业统计已经表明：不列颠每有一个持有和种地的农户，就有二又二分之一个农业工人户。③1851 年的二十八万六千个农场可以从列为户外农业工人类的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一百零七万八千人（其中有妇女七万一千人），和包括妇女及女童十二万八千人、男子及男童二十三万六千人在内的三十六万四千名农场家内佣仆之中，吸取它们的劳动力——每个农场整五个工资工人。④无疑，很多列为户外农业工人类的人在人口调查时没有工作，或者没有正式工作；但是这种暂时现象并无关宏旨。用根据这样不同原则所搜集的材料来作贴切的对比是不可能的；但只要这种对比还不无理由的话，那么农业社会的组织结构在二十年间很少变革的这种看法，就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在一百四十四万二千名各种工资劳动者和潜在劳动者之中，有四十万零四千名二十岁以下的人会大部分是来自农村工资劳动户的。很多这类的农户都会以两名成年男子供应全国劳动大军。如果平均供献是一个父亲和一个二十岁上下的作全工的青年（这不是不可能的），那么二又二分之一劳动户对每一农场的这种旧比例关系就可恰好保持。旧有情况的经久不变，可由大多数是十五至二十五岁的农场男性家内佣仆的极其可观的人数予以进一步的说明，这类佣仆恰恰是在 1820—1830 年的更加不着边际的证据导致人们料想其如此的那些郡中看到的。在整个联合王国之中，仍然差不多是每一农场一人；但很多农场是一个人都不需要的。在这二十三万六千人之中，英格兰有十六万人，威尔士有三万一千人，苏格兰有四万五千人。在萨里、汉普郡、康沃耳、沃里克和斯塔福德，在南、北威尔士以及苏格兰，他们的人数几几乎和农场主的数目相等。在肯特、哈尔弗德、伯克郡、累斯特、林肯、北莱定和坎伯兰，它比农场主的数目稍稍大一些。在柴郡和诺丁汉也多少大一些，但在得文、希罗普郡和东莱定则大得多。在拥有很多小草田的郡中——诸如兰开郡、德尔比郡、西莱定；以及诺森伯兰、达拉姆、多尔塞特、萨默塞特、威尔特郡、伍斯特、苏塞克斯、牛津、巴金汉、北安普敦、杭廷顿、贝德弗德、剑桥和整个东安格利亚——他们的数目却少得多。这一阶层包括大农场主的男仆和家僮在内；但从它的分配上可以看出，大多数是真正的农场工人，虽则无疑往往是马夫和车夫—— 像如今林肯郡或坎伯兰的情形那样。这个阶层的没落情形在通常的历史回顾

③ 《1851 年人口调查》，第 2 卷，第 658 页。

④ 同上书，第 1 卷，第 81 页。

中向来是铺张扬厉的，一则因为在东安格利亚和新近圈围的米德兰各地，没落的情形最为严重，而米德兰各地的农业史又太常常被当作是英格兰的农业史，再则因为历史家不尽然对现代英格兰有清楚的了解，而在英格兰，这个阶层是远远没有消灭的。

到了 1830 年有一些郡已差不多圈围竣事：后来国会条例所处分的土地在米多塞克斯只有八百英亩，在肯特只有二千二百英亩。①没有一个郡还有很多的耕地有待圈围了。在三十年代，载入法典的只有一百二十五项特别圈地条例和一项普通圈地条例（威廉四世，第 6 和第 7 年，第 115 章）。②到

了四十年代，除开一位有经验的证人在 1844 年审查委员会作证时说他在约克、牛津、伯克等郡“不胜诧异地”发现了一些几乎整个教区没有任何个别田地的地方外，就不知道再有什么更加完善的敞地农业的标本了。③在 1845

—1848 年这三年之间，根据从而产生的条例（维多利亚，第 8 和第 9 年，第

118 章），有涉及十六万多英亩的二百五十九件申请书提交给调查委员。兹所处分的平均面积约仅六百英亩之小，这是值得注意的；但是申请书中也有少数大沼泽地的建议，诸如埃尔谷上面的马拉姆沼泽地。在这些申请书中时常出现一个敞地村的大片土地——诸如牛津二千零九十英亩的密尔顿公用地、剑桥七百七十九英亩的维尔布顿敞地和一千三百五十九英亩的艾斯拉姆敞地、贝德弗德一千零九十二英亩的戈丁顿敞地等——但调查委员的主要任务却是处分丘陵公用地、沼泽地和沙丘。到了 1847 年，剑桥郡只剩下大约五、六个敞地教区了——而在二十五年前还是不计其数的。③

当铁路时代开始时，笼罩着大多数英格兰农村的阴霾，已经密布了五年之久，而且从没有豁然开朗过，当这个时代随着谷物法的取消而告终时，正值浓阴最密之际。到了 1835 年年底，小麦价格一泻千丈——从 1830 年六十

二先令四又二分之一便士的年度平均价格降到了 1835 年的三十八先令一又二分之一便士。④诚然，羊毛是背道而驰的——1821 至 1830 年曾平均为一磅一先令一便士的南原毛在 1831 至 1837 年平均为一先令四又四分之三便士，

① 《1851 年人口调查》第 1 卷，第 79—81 页：也不包括山地牧场在内。

② 本书第 153 页。

③ 《1851 年人口调查》第 1 卷，第 123 页。因为在个人报告书中有三十万零七千人自称为农场主或牧场主， 其中有一些已不再经营此业，所以二十八万六千个农场该是一个相当准确的数字。

兹 就各种不同类别的郡举例如下： 郡外 农场 男性家内佣仆 丁

兰开郡 15,986 8,720

③ 《统计学报》，第 6 卷，第 269 章。

④ 《公用地圈围审查委员会》，询问案第 185 号。什一税调查委员布莱米尔。

而相应的林肯毛则平均为九又二分之一便士和一先令二便士⑤ ——但是无论牛油和牛肉，都没朝着有利于生产者的方向发展，而其它谷物价格却一般地步小麦的后尘。①无怪乎随着 1833 年的国会农业委员会之后，在 1835 年又有另一个委员会；也无怪乎后一个委员会的主席，年轻时曾从过军的那位最精明强干的经营地主詹姆斯·格里姆爵士以这样一种想法来聊以自慰，认为如果在人口急遽增加、十个农场主之中有九个都耕作不力的时候，这样的价格还有可能的话，那么英吉利群岛倒是还有一个自给自足的机会。

从 1836 年起到 1839 年 1 月的第二个星期止，小麦价格起起伏伏地攀升到了八十一先令六便士——当城市工人变成了宪章主义者（Chartists）而曼彻斯特又创立了反谷物法同盟（Anti-Corn-Law-League）的时候，重又起起伏伏地降到了 1845 年 2 月底的四十五先令；所以“曼彻斯特同盟者似乎最不得国会的欢心，而国人正处于胜利的前夕。”②在 1846 年，即废除谷物法的那一年，每星期价格波动的极限是四十七先令五便士和五十六先令三便土；但是爱尔兰的饥馑年，即 1847 年，却有过 1 月的六十六先令十便士，5

月的一百零二先令五便士和 12 月的五十三先令。这样又逐步降到了 1850 年

四十先令强和 1851 年四十先令弱的平均数，而在羊毛、牛油或牛肉方面并没有补偿性的上涨。③

农业主要产品价格的低廉和剧烈波动虽不足以制止已经展开了的运动，尤其在这种运动是分散的个体经营能以支持的时候；但却使运动的开始增加了不少困难。诺福克的寇克一直惨澹经营到 1842 年以九十岁的高龄逝世时为止，在大多数郡中都不乏他的效法者。他的主要兴趣之一的南原羊， 以及为使砂质土壤宜于小麦种植的泥灰石肥田法，已逐步推广，短角牛亦复如此——在所有良种家畜血统纪录之中最早的短角牛血统纪录开始于 1822 年。④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时，剑桥郡巴布拉姆的乔纳斯·韦伯正从事于这种家畜的改良和推广工作。在 1815 和 1845 年之间，距离原产地像威尔特郡那样远的地方，它们都把有角的威尔特郡羊和长角牛几乎驱逐净尽。① 块根作物和留种作物现已无处不知，虽则还不是各处都加以利用或加以适当地栽培。在难得活过二月的普通无菁之外，又加上了在 1800 年前夕英国方初

⑤ 《圈地调查委员第三次报告书》（“Third Report of Inclosure Commissioners”），1848 年（第 26 卷，第

201 页）。

① 《皇家农业学会学报》，第 7 卷，第 38 页。乔纳斯：《剑桥报告书》（Jonas，S.“ ReportonCambridge” ）： 本书第 37 页。

② 根据屠克：《价格史》，第 2 卷，第 390 页。

③ 《统计学报》，第 1 卷，第 56 页。

④ 关于以多少有点代表性的牛油和牛肉作为实例，而缺乏更好一点的东西，参阅屠克，前引书，第 2 卷， 第 408 页中爱尔兰的批发价格。

① 狄斯累利：《乔治·本廷克勋爵》（1906 年版），第 6 页。

初听到的芸苔和■菜，这两种东西都是比较耐霜的。②正是极度的萧条方使思想敏捷的人注意到了施肥的问题。骨灰已经广泛试用，并照例取得了良好的结果，到了 1840 年，至少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在 1835—1844 年之间， 它在柴郡的牧场上产生了惊人的成绩——并且在后一个年份在威尔特郡被说成是具有“无限价值的”。③菜饼在恒比尔河流域各郡——约克、林肯和诺丁汉——已经奠定了地方性的基础，但在其余各地却只有专家才晓得。硝酸盐的试验早已进行：有的大告成功，有的全然失败：到了 1845 年，对于某些人来说它似乎还是神秘莫测的，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则已经过时。”

①最后，到了四十年代方始有了氮肥和无机过磷酸盐。②到了 1842 年，菲利浦·普西已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认为氮肥“如使用得宜”，对块根植物最有好处；四年之后，当氮肥的进口已达到将近三十万吨一年时，乔治·本廷克勋爵在下院提出了他的那些有关氮肥进口的“原来的惊人数字”之一。③“本廷克勋爵以一个十字军战士的真挚态度大声疾呼说，‘用十五乘六百六十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即可得出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磅的羊肉作为十万吨氮肥的成果。’”氮肥尽管是一种上好的肥料，毕竟还产生不出那样算术上的成效。

1842 年约翰·劳斯获得了以粪石制造无机过磷酸盐的专利权，翌年在德特福德开始制造，也正是在那一年，他的农业调查研究工作采取了罗塔姆斯泰德试验站那种永久形式。④在四十年代后期，过磷酸盐已经试用，罗塔姆斯泰德也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是都还没有发挥出真正的效用。在早期的农业化学方面的确有很多错误认识和令人失望之处。在 1840 年，随着利比格的《有机化学在农业方面的实用和生理学》（Liebig's “ Organic Chemistry in its application to Agriculture and Physiology”）一书的出版，方始为英格兰奠定了基础。⑤热情鼓舞起来了，但却往往被引入歧途。既然懂得了，例如，农场肥料对植物生长的主要化学供献是阿摩尼亚， 所以有人主张莫若施用生肥，以便使阿摩尼亚的消耗尽可能少些。⑥利比格的见解并不是全部都经得起批评的；所以他的宣传员的犯错误以及因这类错误而使绝大多数无知农民对于他们的祖传知识的益加坚信不移，都是理所当

② 价格数字取自屠克，前引书，和杰文斯：《货币和财政的研究》中的图解。

③ 欧恩利勋爵（普罗瑟罗），前引书，第 354 页。第二个是在 1837 年。

① 《皇家农业学会学报》，第 5 卷，第 179 页（1845 年）。

② 同上书，第 3 卷，第 201 页。

③ 同上书，第 5 卷，第 168 页；关于柴郡，参阅第 5 卷，第 68 页。另参阅第 3 卷，第 210 页。

④ 同上书，第 5 卷，第 168 页：主要来源是第 3 卷（1842 年）中普西的那篇论文。

⑤ 第一船氮肥列入 1835 年（欧恩利勋爵，前引书，第 366 页），但须几年之后方能“到达”：普西在 1842

年称之为“最新的肥料”。

⑥ 狄斯累利，前引书，第 67 页。进口是：1846 年二十八万三千吨；1847 年八万九千吨。

然。甚至不正确技术知识的通俗化运动也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

所以新肥料的知识，不论应用得当与否，都还是为少数人所垄断。在 1850

—1851 年，①以一个农业调查者的身分游历全国的詹姆斯·克尔德，因为要传授新方法而有不少关于这方面的写作；但显而易见，除在北诺森伯兰、中林肯郡和北林肯郡、或诺福克的寇克的故乡等少数个别地区外，他所谓的“古老农业”，在所有地区都还是占优势的。在“古老农业”中，常常发现甚至农场肥料也“被看作是一种讨厌的事物，”②“固体肥料散在农场各处，液体肥料则流入水池或附近的明沟。”③在平均地区里，合理农业经营和“古老”农业经营总是并存的，而在很多地区里，合理农业经营却是例外。“一个农场或一郡的成功的办法，却不为邻近的农场或邻郡所得而知或者予以注意。”④

三十年代后期和四十年代所广泛呈现出来的排水问题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兴趣，直接原因是萧条和一个苏格兰棉纺织厂的经理。用成串的许许多多平行沟渠来排除重质土壤中的过多水分的方法，是艾塞克斯久已懂得并且久已实行的，尤其是在丹茅以南，“卢新斯”（The Roothings）的“泥灰石”

（即不太重的）粘质土上。①这种方法也是萨福克、哈尔弗德和诺福克所了解的。在这一地区和沼泽地以外，排水设施都是以汲取真正泉水为主。沟渠既少又深。在 1830 年以前，在真正粘质土的田塍纵横的田野上——在敞地消灭之后田塍几乎各处还都残存着的这些地方上——也有一种犁沟排水的设施，也就是把真正的沟渠设在犁沟里来帮同排水的一种设施。有些沟渠是用麦秆、泥炭、石南或荆棘筑成——这是艾塞克斯的老办法；有一些是用碎石筑成；另一些是用瓦片筑成，沟底用平瓦或“畦沟底”瓦，顶上用弓形的“马蹄”瓦，来保持沟道的畅通。

在 1832 和 1833 年之间，佩思郡第因斯顿厂的经理詹姆斯·斯密发现只要修筑一些相距十六至二十一英尺、深二又二分之一英尺的石筑沟渠，并以一种特别设计的重犁头将底层土翻动，就可以把“一片灯心草丛生的沼泽地”变成为“园圃。”②在 1831 年他出版了《论彻底的排水和深耕》一书

（“Remarks on Thorough Dra-ining and Deep Ploughing”）并且在 1835 年詹姆斯·格里姆爵士所主持的农业委员会中出席作证。此后，他

的方法就常常为农村改良家所乐道；在 1838 年农业学会成立之后，它的《学报》上立刻充满了讨论第因斯顿法的论文。格里姆在第一期（1840 年）中指

① 《英国人名词典》。

② 是莱昂·普累费尔用利比格的手稿编写的。

③ 《皇家农业学会学报》，第 3 卷，第 208 页，普西的论文。

④ 《1850 和 1851 年的英国农业》。

① 《1850 和 1851 年的英国农业》，第 499 页。

② 同上书，第 6 页（巴金汉郡）。

出：“犁沟排水和深耕的办法在英格兰已经实行了半个世纪之久；然而类似的办法一经介绍在苏格兰却几乎被看作是一种创见了。”③话诚然不错；但是英格兰人所发出的“他们对这类事管理得更好一些”的呼声——所谓他们是指法国人、苏格兰人或德国人而言，要看事看时代而定——却也有它的用处；因为事实上原属罕见的英格兰犁沟沟渠还多数是修筑得不合乎科学的。两年之后，菲利蒲·普西虽然声称在东安格利亚“无意中发现了”詹姆

斯·斯密的先驱者，④但却认为，尽管如此，第因斯顿或艾塞克斯的“彻底” 排水法对于英格兰三分之一的地方仍然比较有益。主要的困难是成本，因为英格兰最需要排水设施的那些地方，往往缺乏苏格兰遍地皆是的石头，而艾塞克斯的那些简陋办法又到处为人所信赖。1835 年，果德曼彻斯特的毕尔特靠了一部制瓦机使他能以把别的地方卖四十至六十先令一千片的瓦按二十二先令出售。这些还都是旧式的“畦沟底”瓦和“复盖”瓦。①很多年前②在肯特就进行过手工制瓦管的试验。在 1840 年前后，“艾塞克斯似乎已经开

始有了一种用简陋机器制造的瓦管”：在 1842—1843 年以前，它已经在萨福克和苏塞克斯“有了基础，”并且在肯特郡各地试行使用。③皇家农业会用奖金和试验的办法加以鼓励。到了 1847 年，该会顾问工程师约西亚·帕克斯就能以相当满意地报告说，评判员现在很难评选“哪一种制管机器最有成绩”了。④ 不到三年的工夫，当本廷克演算他的氮肥和羊肉方程式，而皮尔行将去职但还没有失势的时候，每部机器每日最高的瓦管产量已从一千英尺增加到二万英尺。现在事情可以办到了；在 1846 年，皮尔正在德来顿庄

园征询帕克斯的意见。威望和声誉都是靠得住的；但在 1850 年皮尔逝世时， 普西所认为需要沟渠的英格兰三分之一的地方有了彻底排水设施的还并不很多。

在 1850—1851 年任《泰晤士报》“调查委员”的克尔德一再发出关于这种缺陷的报导。在埃耳兹伯里谷，“大有借排水设施进行改良的余地，虽则草地，尤其是上等草地，一般都是用楔形沟道或木沟道排水。”⑤在威尔特郡，有些地主已供给排水管，但大多数佃户都安装不得其法。汉普郡的情形亦复相同：“只要把水排净就可以使土壤肥沃得多的地方，不是⋯⋯没有把积水排净，就是根本没有排水。”艾塞克斯仍墨守它的那种所费无多但不能耐久的麦秆筑沟渠的成规，“因为难得有一个地主肯为土地的永久改良乐

③ 同上书，第 499 页。

④ 本书第 177 页，以及《皇家农业学会学报》，第 4 卷，第 23 页及以下的有关沟渠问题的重要附注。

① 欧恩利勋爵，前引书，第 364 页。

② 《皇家农业学会学报》，第 1 卷，第 29 页。

③ 同上书，第 3 卷，第 169 页。

④ 同上书，第 2 卷，第 93 页；第 3 卷，第 193 页。

⑤ “大约三十五年，”同上书，第 4 卷，第 372 页。

助一文。”这是轻质粘土地上的情况：“至于重质粘土地区，则瓦管排水尚未见采纳。土地⋯⋯分成为一个个的狭条，用排水犁沟排出表层的积水。” 萨福克不用排水管，而能以用老法既有效又省钱地把粘质土壤中的水排干。在沃里克郡，重质土塍田上有不胜其多的不完善的犁沟排水法。斯塔福德郡的排水工作进展得很好，“在这一地区的采矿工程中所取得的经验已经证明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有待举办的事还很多。①柴郡的大多数地区都照料得很好，制酪区的幸运地主是能以找到瓦管的。但是农场主的安装工作却多不得其法。“能‘埋置’瓦管最多的人，就自认为是，而且一般也被他的地主认为是最好的佃户。”五年以前，据报告，整个柴郡的排水设施是“欠缺到了令人慨叹的地步。”② 兰开郡菲尔德区有三分之二的地方都“还没有经过排水，比较来说，也没有经过改良。”在约克谷颇有蓬勃气象，有很多地主都“在利用排水工程贷款”；③预料一、两年内可见实效，但“绝大部分地方”都还“没有把水排干，并且没有很好地耕作。”在雨水淹没的西坎伯兰田野中，已经有了大规模的瓦管排水设施，但是不幸大部分“因埋置太浅， 以致比较来说效果不大。”在达拉姆，排水问题仍然是“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的。”在这个问题比较受到重视的诺森伯兰，“沟渠仍多为所费不赀的三英寸长的旧式马蹄瓦和畦沟底瓦所砌成。”1848—1850 年的情况仍然和 1842 年不相上下：“英格兰西北部和威尔士的大部分地区⋯⋯”都是“由歪七扭八、奇形怪状的篱笆分隔成为很小块的、几乎处于自然状态中的未经排水的草地。”①

与此成为对照的是，早在 1842 年就完全奠定在彻底排水工程上的洛蒂昂诸郡沿海地带、哥里的卡斯和南佩思郡——姑举苏格兰的首要地区来说—

—的农业，在这种工程上，农场主花费了大宗款项，而且多半没有地主的任何帮忙，除去靠了他们为期十九年或二十一年的租约。“围篱之中没有树木， 犁沟也很少，［排干了水的］这片土地是完全平坦的，”据这位不胜羡慕的英格兰人这样报告说，②他的着重的字句足以证明传统的田塍和犁沟在特威德河以南的普遍存在。但并不是苏格兰所有各地都是像洛蒂昂诸郡那样地经过排水和耕作的。

在 1830 年以前，洛蒂昂诸郡的农场主，以及诺森伯兰的最出色的农场主在使用所取得的机器方面也居于领导地位。现在差不多每一个农场主都有一部蒸汽引擎，通常是六匹马力高压式的，各值一百一十至一百二十镑不等。它的主要用途是打禾，因此总是装置在一部考尔斯多芬所制造的价值八

① 约西亚·帕克斯的论文，载《皇家农业学会学报》，第 4 卷，第 369 页。

② 同上书，第 3 卷，第 249 页。

③ 艾塞克斯式的（克尔德，前引书，第 1—2 页）。

① 自威尔特郡至沃里克，参阅第 75、89、135、152、225、230 页。

② 克尔德，前引书，第 256 页，《皇家农业学会学报》，第 5 卷，第 77 页（1845 年）。

十或九十镑的打禾机上；但有时也另作他用。甚至只在收获季节使用也还是划算的：它是“除非在工作时不吃任何草料的一种马，”一位使用人这样写道。③据说在 1842 年，苏格兰打禾机“比在南英格兰慢慢见诸使用的那些可怜的打禾机不知要好多少。”④在南英格兰，蒸汽发动的手提式机器刚刚出现，但尚待推广。“常常是个人财产的”①手提式机器在东安格利亚久已是尽人皆知了，但都是手摇或马力推动的。在《皇家农业学会学报》第一期中就已经提出了蒸汽动力的问题，而在第三期中普西就能以宣布布里斯托尔的兰索姆公司和其它各公司已经有这类机器出售。② 但是历经四十年代，任何种类的打禾机，诚然任何种类的其它机器，进步都异常缓慢。在 1842 年， 普西还能以举出一些整个地区“完全用打禾棒的地方。”③翌年，“无论现代机器或人造肥料”在汉威尔都还是看不到的；在诺斯伍德教区只有孤伶伶的一部簸谷机，而没有其它任何现代创造发明；而伊灵则刚刚运到了第一部打禾机。这部打禾机的所有主被斥为损害了农业工人和“农场主的常例。”

④七年之后，在萨里若干地区甚至连簸谷机都闻所未闻，苏塞克斯农业的原

始状况则是难以置信的——“在布顿赖两英里之内”六只牡牛一具木犁把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和马提耳达皇后时代联系了起来。在牛津郡，“大农场上” 使用一种为打小麦用的打禾机；但一则“为了给农业工人以工作机会，一则因为通用的机器把麦子割得太短，对麦芽制造者来说太伤麦子，”所以甚至在大农场上燕麦也是用打禾棒打的。在威尔特郡的北部和西部有一些手提式打禾机，但不是用蒸汽运转的。它们都是手摇式：四个成年男子和一个儿童一天打二十四蒲式耳的小麦就不算是轻活了。在这期间，刚刚跨过多尔塞特郡的边境，农场主牧师赫克斯塔布先生已用蒸汽机“打谷，簸谷，切割⋯⋯ 一切饲料，转动辗磨牛食的磨盘，并且在必要时通过一条单另的轮带转动碎骨器了。”这样的设备在太恩河以南很少见，并且也没有人开风气之先。“我们在贝德弗德郡看到了里德林顿的托玛斯先生的那部蒸汽机，用它打一蒲式耳的小麦只需一便士，在同一天我们却发现其它的农场主用人力进行的同样工作，不但质量差，而且要付出四、五倍的代价。”⑤

至于收割方面，有效的机器还在摸索之中。没有一部机器“可望立即满

③ 根据 1846 年皮尔的“安抚”条例，维多利亚，第 9 和 10 年，第 101 章。

④ 自兰开郡至诺森伯兰，参阅第 281、326—327、335、361、378 页：关于 1842 年的情况，参阅格雷格：

《洛蒂昂诸郡的苏格兰农业》，第 5 页。

① 格雷格：《洛蒂昂诸郡的苏格兰农业》，第 7 页。

② 同上书，第 6、14—15 页。关于苏格兰和诺森伯兰的一般机器，参阅《统计学报》，第 1 卷，第 401 页

（1838 年）；《皇家农业学会学报》，第 2 卷，第 178 页（1841 年）。

③ 格雷格，前引书，第 5 页。

④ 兰索姆：《农具》（1843 年），第 151 页：另参阅本书第 185 页。

⑤ 《皇家农业学会学报》，第 3 卷，第 215 页。

足一般的要求”，一位苏格兰人这样写道，十年之后依然缺如。⑥1850 年， 伊普斯威奇的兰索姆—梅公司雇用了八百多名工人，除搅土器、耙、打禾机、碎土机和其它很多工具之外，还制造了“三百多种各式各样的犁”，但是没有一部刈禾机。在英格兰以条播机和马曳动的锄最负盛名的萨克斯芒德姆附近的莱斯顿的加勒特公司也没有制造这种产品。① 至少条播机和马曳动的锄这时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对于伯克郡、威尔特郡、牛津和汉普郡这些比较落后的地区非常熟悉的普西，在 1842 年就能以写道“现在很少看见人工播种”了；虽然萨福克的小麦和很多地方的豆类是“用手进行播种的。”② 在1850 年，克尔德还在选拔“全部用条播机播种和用马曳动的锄耡草”的地方来加以表扬；但是他顺便提到的“谷物的撒播”一节，并不是一般状况，而肯定是落后状况。③

在所有那些轻易得来的垄断利益使农场主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大城镇附近，这一种或那一种的落后状况总是莫名其妙地常见。西北部工业城镇附近的既未排水也未改良的小型饲养场、制酪场和马铃薯地，是不需要或施展不出多大技术的。①在西莱定，“织工农场主”的土地“一定是全区管理得最坏的土地，”因为织工只有生意萧条的时候“才会比较专心致力于农场。” 克尔德走过那一带“牧场主而非农场主”的地区时所看到的“无处不显出牧场管理的技巧和艰辛”的那个地方，乃是远离城镇而“位于石灰石山积蔽日的谷道之中的。”②达拉姆的工业人口尽管不断增长，而耕作却很落后，租价也很低廉；萨里和苏塞克斯亦复如此。诺斯伍德、汉威尔和伊林则表明了米多塞克斯落后到了如何的程度。

在 1843 年，米多塞克斯的农场主坚决反对修建新铁路。在诺斯伍德和比里维尔，“把牲畜价格的跌落归咎”于铁路，诚然是不无理由的；但诺斯伍德人把草秣价格的跌落也归咎于驿马数目的减少则未免欠当。③ 若干年前，兰开郡的农场主正是同样对于经常从爱尔兰装运鲜牛奶的轮船啧有烦言。④但是铁路的影响直到四十年代后期还不是到处都可以看到的。在 1842 年，“每年秋季⋯⋯把牛羊群”还是一仍牛羊贩的旧惯，从容不迫地“从得

⑥ 同上。

① 《统计学报》，第 6 卷，第 120 页及以下。特里门黑尔：《米多塞克斯五个教区的状况》（Tremenheere，

H.，“State of Five Parishes in……Middlesex”）。

② 克尔德，前引书，第 21、78、67、123、127—128、499 页。

③ 达靳：《苏格兰农具论》（Dudgeon，J.，“Essay on Scottish Agricultural lmplements），载《皇家农业学会学报》，第 1 卷，第 96 页。

① 克尔德，前引书，第 149 页。

② 《皇家农业学会学报》，第 3 卷，第 194 页。

③ 第 375 页和，例如，409 页。

④ 格雷格的《苏格兰农业》，原是写给《曼彻斯特卫报》的一些通讯，意在激起他们的注意。

文、赫列福德、约克郡的某些地方和苏格兰，穿过英格兰而赶到东海岸，让它们在那里上膘”；然后再顺着大路赶往伦敦。⑤到了 1850 年，在铁路通达到诺福克之后，可以不致再有每条牛从卡斯尔庄到伦敦一路上要减掉二十八磅①——“每条牛的纯损耗”——的这种情况了。牛奶从利物浦和曼彻斯特周围三十里的地方用铁路源源运到伦敦；②但是拥有二十万居民的伯明翰供应牛奶的地区却不出周围二、三英里的半径，并且克尔德还在建议伦敦三、四十英里内的北汉普郡农场主把牛奶、奶酪和菜蔬用铁路运到首都市场，以弥补他们在谷物上的损失。显然他们并没有照办。同样，南汉普郡的农场主也一直是听由法国人以它的大部分马铃薯去供应朴次茅斯的。③

“老法农业经营”不仅仅表现为对现代农具、沟渠、交通工具和肥料的忽视而已。更加无可置疑的现象就是几乎到处可以看到的那种原始的或者浪费地力的轮作制，以及在北部和西北部旧圈地各郡中对牧场的失于管理。“水淤积在土壤里，农场主惰于经营，工人惰于耕作——除去参天大树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是欣欣向荣的，在比较小的田地里，树根像蛛网一样地把下层土差不多整个盖住，”这是克尔德对格拉斯特谷的古老制酪场的描述。④“两作一休”的古老的三田轮作制仍然很普通，尤其在北部的粘土地带——诸如东莱定、约克谷、达拉姆的“整个未排水地带”、以及南诺森伯兰全境。休闲、小麦、燕麦是北部粘土地带的标准轮作法。休闲、小麦、豆类是诺丁汉郡粘土地带上的一种变格。在巴金汉郡和牛津郡的粘土地带，“三作一休” 是一种公认的轮作制，也就是在两轮谷类作物之间加种一轮豆类、豌豆和车轴草。但是因为这种轮作只见于南牛津郡的“比较好的农场上，”所以在差一点的农场上可能还是采用未经改良的三田轮作制。在南兰开郡、萨里和苏塞克斯林区相距那样远的一些重质土壤上，于相继播种了呆板而又消耗地力的作物之后作为一种休养地力的手段的单纯休耕是非常普遍的。⑤

在这期间，各地好的农场主除根据经验变换他们的轮作物之外，也不放弃新农业的主要发明。“诺福克轮作制或四田轮作制无疑是最得到普遍赞许的一种，但所赞许的是谷物和饲料作物互相更替的这个原则，而不是墨守它的原有细节。”⑥有时把它发展成为五田或六田轮作制，作物则因顺序的不同而不同。在潮湿的西部，好的农场主发现他们可以稳当的采取两轮谷类作物两轮绿色作物的办法，以代替严格的交互轮替。在肥料既多而肉类和蔬菜

⑤ 克尔德，前引书，第 286—287 页；及本书第 75 页。

① 或许是不当的，因为减少的是驿马而不是马：本书第 499 页。

② 本书第 180 页。

③ 普西的论文，载《皇家农业学会学报》，第 3 卷，第 205 页。

④ 克尔德，前引书，第 169 页。

⑤ 同上书，第 228 页。

⑥ 同上书，第 94—95 页。伯明翰供应牛奶的区域所以很小，是因为一千头牛都是养在城镇里的。

的需求又敏锐的城镇附近，农场主只以三分之一的土地种谷类，三分之二的土地种绿色作物——为供应人和牲畜食用的车轴草、芜菁和马铃薯——是划算的。在科布登的那条“从因佛内斯到南安普敦”的著名分界线以西（在这条线以外，人们对于有关小麦进口的立法殊不关心，因为他们多不种小麦）， 耕地的轮作却服从牧畜业和制酪业的需要，服从有助于满足这类需要的饲料作物。在克尔德所画的那条稍有不同的分界线以东，据克尔德计算，英格兰地租平均比分界线以西要少百分之三十。①苏格兰没有相应的计算，但情况不会有什么不同。

在一个谷贱伤农的时代里，是无法指望土地方面的社会条件能有迅速改良的。早期铁路时代也感觉到不用麻醉剂而施行济贫法修正条例（威廉四世，第 4 和第 5 年，第 96 章）那种社会针灸的刺痛。威廉四世第 2 和第 3

年第 96 章，对于农村教区以济贫捐有系统地补助工资办法纵未真正禁止，

也已经予以法律上的打击了，而且 1834 年法案，照原草案的规定，曾订明

对一切壮年男子的户外救济自 1835 年 7 月 1 日起一律停止。②但这一条款并未生效，而且法规调查委员，“萨默塞特的那三位名门显贵，”也只能渐次地、部分地执行这一政策而已；可是久而久之，各处的农业工人却不得不越来越完全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了。教区一步步地组合成为联合区，联合区却都没有“巴士底狱”——在很多的，纵非大多数的农村区域，除开贵族和乡绅的府第之外，这种巴士底狱就是最大的建筑物。到了 1846 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六百四十三个济贫单位——联合区或单独的大城市教区——共有七百零七个平均约容纳二百七十人的习艺所；虽则，甚至在 1853 年，还有很多“不太完善的”习艺所，并且有二十个联合区或教区完全没有习艺所③。

对于村民和调查委员们来说，所幸在 1834 年条例公布之后，有两年面

包价格低廉。在 1838—1841 年间，英格兰农业工人的生活费曲线同劳动收

入的曲线比 1825 年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更为接近，在 1847 年则显然更接近得多。继而，随着饥荒之后的物价下跌，英格兰的自由进口谷物，这两条曲线又比近六十年来的任何时期都相距更远了。生活费指数——以 1790 年为一

百——在 1813 年曾经达到了一八七的最高峰，在 1835 年是九九，1839 年一二三，1847 年一一六，1850 年八三。在 1825 和 1845 年之间，平均劳动收入稍有下降，但是还远没有抵消工人从自由贸易和农业“萧条”之中所获得的利益。当代人士是承认这一点的。“粮价的变动，”克尔德这样写道：“已经大大地增加了工人的享乐。近十年之内［1840—1850 年］，工人主要消费

① 克尔德，前引书，第 42 页。

② 同上书，第 315、326、334、371、207、9、19、267、120、127 页。

③ 克尔德的总结，第 501 页。

品的价格已经降低了百分之三十以上。”①但显著的改善是在 1847 年以后方才开始的。平均工资，这里是和物价比较而言，包括了各种等差的个别工资， 这些个别工资的变化虽已加强，但自 1830 年以来在一般性质上却没有改变。

据克尔德计算，北部工业按星期计的工资现在比南部农业区高达百分之三十七。“这条南北分界线显然是划在不能再找到煤炭的那个地点上。”② 在北部的十个郡中，平均工资是十一先令六便士；但是北部偏东的耕地上平均工资却要低六便士。在南部的十八个郡中，平均工资是八先令五便士。最高的数字是西莱定的十四先令，最低的是格拉斯特、南威尔特郡和萨福克的七先令。在稍稍早一点的时候，南苏格兰的工资平均约为九先令六便士。①

因旧济贫法的实施而产生的社会习俗既无可避免地难以根除，而从旧到新的变革又带来了它本身的弊害。在相沿下来的弊害之中，以“闭关”教区和“开放”教区之间的差异最为突出；在闭关教区，土地掌握在少数几个或单独一个人手里，原来为了限制济贫捐的负担而对庐舍的数量，有时也对庐舍的质量——加上这样一句该是公平的——加以严格控制；至于开放教区， 则正如克尔德所说，“因为产权比较分散，所以没有同样的抵制贫民的一致行动，”②但是却常常有一些兼有屠户、面包匠和啤酒店店主身分的贪求婪得的投机地主，新近赶造了“一些最简陋不过的茅屋。”①在新联合区的所属教区之中，并没有任何缴纳济贫捐义务的计划；因为根据 1834 年条例第二十八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②在联合区成立时，委员应根据各教区在联合前济贫开支的三年平均数，估定各该教区对联合区公共基金所应承担的份额。原来的分配额是可以修改的；但是在这一制度中显然没有任何规定来强制，甚或鼓励济贫捐低的闭关教区承担比 1834 年更大份额的贫民负担。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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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见的情况是⋯⋯工人住宿的地方都距离他们的正式工作地点很远，早晨出去要走一小时，晚上回来也要走一小时——一星期要走四、五十英里。⋯⋯这还不是习常办法的唯一弊害，因为工人都麕集在村子里，而村庄上庐舍租金的昂贵常常迫使他们不得不挤

① 参阅本书第 576 页克尔德复制的地图。［这幅地图必然只能勾画出实际情况的一个轮廓，例如牛津有许多耕地而米多塞克斯却有很多草场。］

② 尼科耳斯爵士：《济贫法史》（1898 年版），第 2 卷，第 214—215 页，及第 2 卷，第 313 页附注。

① 尼科耳斯，《济贫法史》（1898 年版），第 2 卷，第 377、427 页。［韦伯夫妇：《英国济贫法史》， 第 2 编，第 1 和第 2 章。］

② 克尔德，前引书，第 518 页。这个数字和希伯林教授最近的计算非常吻合：希伯林的 1840 年指数是一二

零：从这指数减低百分之三十二应是八二点三：他的 1850 年的实际数字是八三，参阅本书第 170—172 页。

① 克尔德，前引书，第 512 页。参阅本书第 576 页克尔德复制的地图。

② 鲍莱：《联合王国的工资》，第 57 页。所有这些数字都不包括收割等收入在内，而只意在表明地区的差额。

在一间屋子里居住，这不独败坏道德，抑且有损健康。③

于开放教区和闭关教区的分布状况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统计调查——这也原非易事，因为所谓闭关只不过是一个程度问题；但是在英格兰肯定没有一个地区没有这种显著的差别及其种种的后果。

国会在四十年代初期首次听到的农业帮伙就是从开放教区招募而来的。西诺福克和林肯、剑桥等郡是他们的发祥地。泥沼地的排水设施、砂质欧石南灌木丛的圈围、过去没有农场地方的大农场的建立、以及诺福克农业的技术上的精益求精，造成了常住人口所不能适应或者不能充分满足的劳动力需求。庐舍或简陋的工人宿舍或许已经赶造起来，从外地来的“过剩的” 工人就定居在那里，正如在苏格兰和诺森伯兰的情形那样。但是部分因为闭关教区制度的推行；部分因为有许多必须做的季节性或者临时性的工作—— 诸如锄芜菁的工作，也就是新排干的池沼地上的第一次锄草工作，或者由饲兔场圈围起来的土地上的清除燧石的工作；部分因为剑桥—诺福克边境上的爱尔兰季节工不太多；更无疑部分因为个体企业偶然创行了一种制度，而这种制度既经创行之后，证明是既方便而又便宜的，从而帮伙制度取得了稳固的立足地。④ 它的创始可以溯源于二十年代，它的发祥地似乎是在诺福克沙地的卡斯尔庄——这是在四周都是闭关教区之中拥有八个一千多英亩的农场和更多五百多英亩的农场的一个被忽略了的开放的村庄。⑤ 在临时性或季节性工作迫不及待的时候，农场主就会向卡斯尔庄的帮头提出申请，他手下的“男女老少”的混合班当即出发，设法住下来，直到工作完毕时为止。

这个始终局限于一地并且只影响英格兰农村一小部分工人的制度，由于它的明显的流弊及其与济贫法的关系而恶名昭著。凡是认为这个制度并非根本不可取而只须妥加规定的当代人，很容易被历史家看作是可疑的和有利害关系的人物。但是季节性的收割工、摘忽布花果实工、剪绒工、或葡萄园工， 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时期都始终是农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类移民在这些帮伙地区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对第一次土地清除工作来说是如此的—

—或许并不亚于季节性铁路工人之于铁路建造。但很多帮头对童工的野蛮剥削，以及听由这种劳动后备军充斥于开放教区以供既方便而又便宜地加以吸取的那种社会性的疏忽，不能不给东安格利亚的帮伙以应得的恶名。

克尔德所记载的直到 1850 年还常见的那种溯源于 1834 年以前的习惯的残余——即“一个教区的纳税人同意不依照各自的需要，而依照他们农场的

③ 克尔德，前引书，第 516 页。

④ 《枢密院医官第七次报告书》（“Seventh Report of the Medical Officer of the Privy Council”），1864 年， 第 2 卷，第 11 页（1865 年，第 26 号）。关于开放村庄和闭关村庄的详尽讨论，参阅哈斯巴赫：《英国农业工人》，第 195 页注，第 268、400—401 页。

⑤ 参阅尼科耳斯，前引书，第 2 卷，第 275 页中的详尽分析。

大小来共同分配剩余劳动力”的办法①——一定主要是存在于介乎完全开放和有效闭关之间的一种中间型的村庄上的。他痛斥这种惯行办法，一则因为它妨害了精于“对主要生产成本之一厉行节约”的农场主的活动，再则因为工人的报酬既然相同，这就提供不了任何竞争的动机。仅足糊口的生活虽有了保证，正如在面包价格表时代那样，但是正当的好胜心却受到了打击。除开这类的残余之外，四十年代的工人必须依靠他和他的家口在自由公开竞争中所能挣得的工资为生，此外只有在生病或异常不幸的时候，才可以指望一些户外救济——改革家所未能废除的那些——只有在年老的时候方始可指望投身于习艺所。伦敦主教在伊灵所提供的份地，一位叫作特里门黑尔的济贫法助理委员在 1843 年这样写道，曾经起了令人敬服的作用，尤其是对于老年人——“因为展缓了投身联合区习艺所的时间。”②

在农村房屋方面，平均来说，变革很少——在某些方面的些微改善已渐渐为地主日感穷困的那一连若干年的自然退化过程①和日益滋生的新弊害所抵销了，也许还不止仅仅抵销而已。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进行的调查使我们有可能比二十年代时更加准确地描绘出这幅图画的一些线条，但是并不改变它的着色。最黑的线条是得自埃德温·查德韦克的 1842 年《劳动人口卫生状况报告书》的。查德韦克和他的报告员为了探求热病的原因而把最恶劣的居住条件都非常详尽地加以描绘：诸如多尔塞特的那些低于路面的庐舍的胶泥地每逢阴雨就潮湿不堪的地方；贝德弗德的那些全家睡在一个房间里的地方；全国各地的那些庐舍、粪堆和猪圈拥挤在一起的地方；以及诺森伯兰的那些单间的、“干石头建的”农舍。这些虽是最糟的情况，但平均的情况也并好不多少。在多尔塞持和萨默塞特新近已经从济贫法的改革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弊害。新的联合区习艺所已使旧教区的济贫院渐渐归于无用了。②曾经有过把这些建筑物用于济贫法目的试图，但是正如乔治·尼科耳斯爵士本人所记述，“鲜能合用。”① 所以它们可能都改成为最低级工人的宿舍了——全家只占用一个房间，而只有一个门供各家出入。这篇具体的记述是得自萨默塞特的。② 就全国来说，任何种规模的济贫院都没

① 克尔德，前引书，第 516 页。

② 最详尽的记述见哈斯巴赫，前引书，第 198—199 页及以下。

① 《农业中的妇女和儿童》，1843 年（第 12 卷，第 1 号），第 220 页及以下。一位当地的证人在回忆这个制度的起源时说：这是由于深耕细作的农业的缘故（第 274 页）。［在《农业中的儿童》，1867 年（第16 卷），第 21 页中提到了更早的起源。］274 页）。

② 克尔德，前引书，第 515 页。

① 《统计学报》，第 6 卷，第 126 页。

② 参阅《农业中的妇女和儿童》，1843 年，第 20 页，和《枢密院医官第七次报告书》，1864 年，第 8 页中“二、三十年”的回顾。

有多到使这种弊害成为具有典型性的程度；而且记载上也还有一些这样的事例，在房屋经过了适当的改建，并且住人不太多的时候，也还是相当宽敞的。

①

1850 年左右英格兰农村房屋图的另一些准确的线条是由十四年后所进行的调查提供出来的。② 为了进行考察而选出的散在英格兰各地的八百二十一个教区之中，在 1851 年有六万九千二百二十五个庐舍，共住有三十万五

千五百六十七人，也就是说每一个不拘何类的庐舍住有四点四一人。在 1846 年，曾经对这些庐舍之中的五千三百七十五个进行了一次缜密的调查。过分拥挤的情形自 1851 年以来又严重了一些；但庐舍很少是新建的，如以 1864

年的数字作为 1850—1851 年的数字，并不会造成多大的误解。这些挑选出来的庐舍有两个以上卧室的不到百分之五：仅仅有一个卧室的占百分之四十强。单卧室式的庐舍平均每间四人，其中两个通常是儿童；双卧室式的庐舍平均每间二点五人弱。如此说来，平均的拥挤情形似乎还不过分严重。但是在法律开始涉及公共宿舍时，③虽勉强承认二百四十立方英尺为每人最低限度的空间，而在这些挑选出来的庐舍中所可利用的空间只不过大约一百五、六十英尺。这些过窄的卧室往往没有窗户，或者仅仅在墙洞上嵌一小块玻璃，很少有壁炉，地板往往是潮湿腐烂的，天花板则裂缝纵横。

因为大地主在建盖良好庐舍方面的活动而在查德韦克的 1842 年报告书中受到表扬的那些郡，计有贝德弗德、诺福克、萨福克、林肯和斯塔福德。

④贝德弗德郡公爵的房屋都是“楼下有两个房间，楼上有两、三间卧室。每

幢都装有炉灶和铜锅——楼上有一个壁炉——为堆柴、堆灰等用的几间单盖的小屋——以及供每一排庐舍公用的一个炉灶。”⑤公爵在 1850—1851 年建盖这些庐舍计每幢的成本为九十至一百镑，材料都是用空心砖。不幸在公爵的地产界外，贝德弗德郡和剑桥郡的邻近各地却有一些英格兰最糟的开放村庄，①虽则公爵自行为所有在他的农场上劳动的工人准备了住处，并且一直是自己经管其事，从而使农场主对于他们的工人不能太作威作福。

大多数当代改革家都认为贝德弗德庐舍的标准未免太高。在石头容易取得的地方，宁用石头或胶泥建盖房屋，“而不取砖或砖墙的”房屋，因为它既方便而又温暖；宁可用草顶，因为一间没有天花板的卧室，瓦顶或石板顶是冬冷而夏热的；楼下一间厨房或“器皿室”；楼上两间卧室；这是 1843

① 关于这类情况，参阅本书第 439—440 页。

② 尼科耳斯，前引书，第 2 卷，第 296 页。

③ 查德韦克的报告书，第 10 页。

④ 见下文亨特尔医生的报告书。

⑤ 《枢密院医官第七次报告书》，1864 年，附录第 6，亨特尔医生的农村房屋报告书。

① 在五十年代时。

年皇家农业学会有关庐舍的征文优胜者的切合实际的理想。②

毫无疑问，即使在庐舍越来越退化的地方，份地和马铃薯地也越来越常见了。这种“风气”在 1826 年已日渐流行，正如科贝特所记载的那样；③虽

则在十七年之后，照一个国会委员会的看法，“直到 1830 年”——即农业工人起义的那一年——这种份地制度也还“不太常为人所借重。”④伦敦主教的伊灵份地是在 1832 年规划的。1832—1834 年的济贫法调查委员在不赞成大块份地这项保留条件下祝愿这个运动成功，并且能以提出运动大有进步这样一项报告：⑤在威尔特郡和多尔塞特郡几乎没有一个教区“工人没有土地使用”；北威尔士工人常常有足够的土地“供他们暇时耕作”；“逐渐⋯⋯ 普遍推行”等等。在 1843 年，据报在西南部，尤其在得文，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萨默塞特却比较落后。①西肯特有它的份地协会。在三十年代中期初初创办时，农场主表示反对；据说他们的敌对态度现已被克服。②但是七年之后，牛津郡的农场主还“都”以份地“既有害于工人的坚忍勤劳，又是他们自己的一笔重税，”而啧有烦言。③虽则在 1843 年在肯特、萨里和苏塞克斯的很少几个地方份地可说是普遍的，但是没有试行过这种办法的地方则更少。④据报在诺福克和萨福克已有进展，并且在某些地方已成为既有的风俗。份地据说在肯特是“近乎普遍的”；但是对于这样辽阔、这样情况不一的一个郡所作的概括泛论，好也罢，坏也罢，总是不容易无保留地接受的。“在每一个工人的房屋里都可以看到一口肥猪，”这是关于林肯郡的另一个乐观的说法。⑤诚然，鉴于四十年代的卫生改革家对猪圈的位置和它的管理的怨声载道——发自非常分散的各郡——可知科贝特用以测定工人幸福的猪是非常普遍的。养猪未必就有裨于养猪人的饮食。一位得文郡的证人解释说， 养猪的作用是支付鞋匠的帐单。

关于四十年代份地的进展情形，中英格兰的大多数地区都没有像西南部、东南部和东部那样正式的证据；但是相当的进展是可想而知的。在约克郡，份地本身，也就是说工人以纳租佃户的身分所持有的自一路得⑥至一英亩的一点点土地，几乎是闻所未闻的；但是农场主给工人酌留的马铃薯地却

② 克尔德，前引书，第 262 页及以下。

③ 克尔德，前引书，第 437—438 页。

④ 参阅例如《第七次报告书》，第 161 页，加林盖的叙述。

⑤ 科平格·希耳牧师的论文，载《皇家农业学会学报》，第 4 卷，第 356 页。

① 本书第 161 页。

② 《份地审查委员会》，1843 年（第 7 卷，第 201 号），第 3 页。

③ 《报告书》，第 181 页及以下和附录。

④ 《农业中的妇女和儿童》，第 15 页。

⑤ 《份地审查委员会》（“S. C. on Allotments”），询问案第 1—29 页。

⑥ 克尔德，前引书，第 29 页：这是克尔德书中唯一提到份地的地方。

渐渐普通了。份地之所以寥寥无几，有一项最好的理由——即在这一郡的比较繁荣地区，好的园圃和“牛栏”是常见的。在达尔斯，除农场佣仆之外， 没有工人，而在东莱定，甚至已婚男工也是由农场供给伙食。⑦正是在二十年代既缺乏园圃而济贫法又多被滥用的那些新近圈围的谷物产区中，份地引起了改良的地主和教区长们的注意。在诺森伯兰和苏格兰低地，份地是很少听说的；这是因为长工、农仆或“农奴”都有附带园圃的庐舍，都能养两口肥猪，也都可能有相当于约克郡的牛栏的事物。⑧

1843 年的份地委员曾经有过这样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想把提供土地给工人的事宜交由国家的一个行政部门主管。按当时的法律规定，也就是根据1819 和 1831 年的条例（乔治三世，第 59 年，第 12 章，和威廉四世，第 2

年，第 42 章），济贫法当局得供应土地；①但是根据这些法律并没有作出多

大成绩，而且自 1834 年以来简直毫无成绩可言。委员会说明了济贫法当局之所以不适当，但是也没有其它建议。关于“对邻户贫民的照顾理应由土地所有主负责”一节，他们踌躇不决，未敢置喙。他们指出，份地是减少犯罪的妙法；既可培养“威恩怀惠的心情和敬意”，又可把人民屡屡丧失了的土地归还给人民而得到利用的机会。委员会把这个问题委之于“下院和⋯⋯每一个地主”的善意——倒也没有完全落空。②

只要第一批铁路中有一条铁路通过任何农村区域，人口就因铁路工人的驻扎于村庄内外而更加稠密了，其它的弊恶从而偕以俱来。有一些勇于冒险的人也参加进行列，因而缓和了就业方面，纵非住宿方面的压力。但至少到1842 年为止，负责当局始终认为铁路的修筑对于农村人口是利少而害多的。在那一年，据济贫法调查委员说，铁路“给常住农业工人所提供的新就业机会微乎其微，而且这种职业的性质是那样败坏道德，不如没有还好些；这些铁路由于所发生的意外事故而带给教区以沉重的负担；不但使私生子增加， 而且使犯罪行为增加了两、三倍。”③这是小康的乡民和多少有点职业性头脑的调查委员仍以厌恶的眼光看待大多数是老手和爱尔兰人的铁路工人的时代。①但是在几年以前，那些调查委员之中却有一位曾经以乐观的心情作

⑦ 《农业中的妇女和儿童》，第 143 页。

⑧ 同上书，第 220、261 页。［从 1867 年北林肯郡的份地寥寥无几这样一项记载中，可以看出这种说法是乐观的。《农业中的妇女和儿童》，1867——1868 年，第 17 卷，附录丙，第 28 节。］

① 路得（rood）是地积量名，等于四分之一英亩。——译者

② 《农业中的妇女和儿童》，第 294—295 页。

③ 关于“农奴的地位”，参阅《统计学报》，第 1 卷，第 319、397 页；《皇家农业学会学报》，第 2 卷， 第 183 页。［凡来自庐舍的人，无论农仆或“仆”妇都必须随时帮同干活。］

① 1819 年条例就是所谓的特选区委员会条例；1831 年条例则主要是和份地有关的：它特别提及“为贫民利益计而（根据圈地法）制订的主要着眼于燃料的份地（关于这个问题，参阅本书第 155 页），这种份地现

出“在不久的将来，”单单铁路工程“就会把全国所有剩余劳动力吸收干干尽尽这样一项预料。”② 四十年代的济贫法统计证明他的预料是错误的，部分因为济贫法本身已经把丧失“户籍”的担忧深深印在乡民的心里；但是至迟到 1845 年，做铁路工人的这种铁路工作——比做铺轨工人或担夫的工作还要好一些——已渐渐成为农村青年的一种公认的前程了。如何在铁路终点的城镇中，甚至在铁路所通往的海面上争取生活机会的问题，都会在成千上万的新“铁路宿舍”中认真地讨论起来。有少数铁路工人在成功之后又回到了田间。到了 1850 年，已可看到“‘干铁路的，’也就是说，靠铁路合同积下了一点钱的人，”在北兰开郡竟购置小牧场了。②

虽比较无用，”但可能转化为配耕份地。

② 《报告书》，第 5—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