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海外贸易和商业政策

在早期铁路时代,自由贸易派有这样一项共同的论证,认为国家财政政策,尤其是旨在遏制进口的谷物法,由于经济规律运行的无可避免的结果, 也遏制了为出口而进行制造的那些工业的发展。这项论证,作为一个一般的命题原是无懈可击的,并且在不列颠以外也是农业国的公职人员用来作为工业保护政策的借口的:如果英国不买它们的货物,它们又为什么要买英国货呢?当 1836 年贸易部的一位非正式代表探询新近成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以缔结商约的展望时,他们就告诉他说,英国非首先“减低它的谷物税”不可, 因为谷物税比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制造品税更加不合理。在这位代表商以变通办法时,普鲁士方面则“坚持他们对谷物的主张。”④论证尽管有力,但是在就还没有太意识到本身工业力量的那样一个时代,或者一个不如英国制造业者那样热中于把这种力量显扬于全世界的一个阶级来说,对于贸易事实上已有的扩张也宜乎引以为满足了。因为自斯托克顿—达林顿铁路通车时起到曼彻斯特—利物浦铁路通车时止这五年间,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出口产品和制造品——事实上几乎全部是不列颠的——的公布价值虽平均为三千五百万镑一年,十年之后(1835—1840 年)却已平均为五千万镑,而再十年之后, 进口限制虽多已取消,平均也只不过六千一百万镑之数。其实在谷物法取消之前的十年间,因为价格逐渐下跌,似乎出口的增加比看上去的情形还要更大一些。①

不列颠为使出口得有这种迅速扩张的余地,始终能以从国外吸取足够的货物,虽则有相当部分的出口因为是以资本输往国外投资的形式或者是以提供运输或其它劳务的形式,而不是直接用货物支付的。直到 1846 年为止, 除来自各殖民地的谷物外,它既始终没有准备自由输入谷物;他也不愿意输入欧洲木材、“奴隶生产的”食糖、帝国以外生产的咖啡、法国上等酒或制造品、德国麻布或其它一些商品。但是在 1846 年以前,它原无必要——在

任何情况下——经常地大量输入外国谷物;因为在 1846—1849 年这四年间, 当它——正值谷物法停止实施之际——面临着歉收和爱尔兰严重饥馑时,整个联合王国,包括爱尔兰在内,所进口的小麦和面粉的年平均额也还不到九十万吨,而在 1848 年,以不到五十万吨之数就勉可济用。它能以一定的代价从各殖民地取得它所需要的木材,而以欧洲木材补其不足;虽则设非碍于关税制度,它所购买的数量也许会更大,而购自波罗的海的数量肯定会更多。②“殖民地货”或多或少是和木材处于同样地位的。它可以吸取任何数量的货物存入关栈;但是它的优惠制度,照四十年代运行的情形,却有助于

④ 本书第 509 页。

① 在 1836 年:引自敕令第 4499 号,第 306 页而未注明出处。

② 克尔德,前引书,第 281 页。

遏制流入国内消费的数量。德国麻布——普鲁士政治家在 1836 年曾经和麦格雷戈谈及——很快地就不再有,德国人会这样说,同英国工厂织造的或准工厂织造的织物“进行竞争的能力”了;但是始终具有完全竞争能力的法国上等酒和制造品,纵令准许按照真正方便的条件进口,固然这是连最坚决的自由贸易主义者也不考虑的一种政策,却也不会对英国货的需求提供一重要因素。

不列颠虽拒绝欧洲大多数产品和制造品以及非欧洲的很多种产品和制造品的进口,但是原棉和生毛的大量进口却足可予以抵补,后两者的进口, 自二十年代调整关税以来,已经没有任何真正障碍了,①它所非有不可的木材的进口,亦复如此,而不问关税高低。在二十年代后期每年平均进口的十万吨棉花,到三十年代后期已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在 1849 年(即经过了大起大落之后:1846—1847 年的进口额是低于 1835—1840 年的平均数的), 它已经达到了三十四万六千吨的庞大数字,但其中八分之一以上是复出口的。①至于价值,则由于等级既各有不同,而每年又涨落不定,却很难说; 但是“中等高原棉”在二十年代后期约值一磅六便士,或一吨五十六镑,在三十年代后期约为七便士或六十五镑,在四十年代后期约为五便士或四十七镑。②把比较低级的棉花和价格的波动一并计算在内,在三十年代后期平均每年原棉进口所值绝不少于一千万镑,在 1847 年则绝不少于一千五百万镑。

羊毛进口的增加虽不能和棉花相比拟,但却是始终平稳的,而且为数也相当可观。它从二十年代后期的一万一千多吨上升到三十年代后期的二万二千多吨和 1849 年的三万三千多吨。进口的羊毛差不多都是上等货——西班

牙毛、德国毛或者澳洲毛——在 1840 年以前平均约值二先令四便士一磅,

在 1849 年价格低廉的那一年约值一先令八便士。①这样算来,三十年代后期的平均进口价值约为五百万镑,1849 年则为六百五十万镑弱。

在 1842 年下半年,海关对木材税采取了新的课征办法。“一切木材,

① 约翰·麦格雷戈致贸易部函,1836 年 7 月 9 日和 14 日。《贸易部函件集》(“Letters of the Board”)

① 这几段时期的平均物价指数(索尔贝克编制)是:1825—1830 年,九五点四;1835—1840 年,一零零点四;1845—1850 年,八二点六。但是由于以制造品为主的英国出口货的价格比这个以谷物价格占主导地位的指数下降得更快,这一点是可想而见的。从制造品的“官方”价值和“公布”价值的比较中也可以看出下降的迹象。每单位的官方价值——早已过时的价值——不变。在 1830 年,进口棉花的公布价值是一千九

百五十万镑;官方价值是四千一百万镑。在 1844 年,公布价值是二千五百八十万镑;官方价值是九千一百

万镑。关于其间各年的情形,参阅波特尔:《国家的进步》,第 178 页。

② 参阅本书第 300—302 页。

① 直到 1845 年为止,外国棉的关税约为一磅三分之一便士,英国棉的关税是有名无实的。在 1845 年一并予以取消。羊毛关税的最高额(对每磅价值在一先令以上的羊毛所课征的)是一又二十分之一便士。1844 年予以取消。

不论见方的或者锯开和劈开的,”②一律按以罗德③计的立方容积计算——从而首次对于进口的数量和价值有了作准确估计的可能。进口忽涨忽跌,正如铁路方兴工建筑,而木材税几乎在每次预算上都有所变更的一个时代里可以想见的那样。在 1843 年共买进约值一罗德三镑的殖民地木材九十万罗德, 和约值一罗德四镑的外国木材约四十万罗德①——约共值四百三十万镑。在1846 年,总进口额已达二百万罗德——约值七、八百万镑之数,而在 1849 年重又降至一百七十万罗德,或约六百万镑。1835—1840 年每年进口木材的价值大概在三、四百万镑之间。

这就是说,在联合王国产品的出口还远不到五千万镑,而这项出口又非有等量的年进口额不可的时候,人口和制造业的膨胀——它们本身也受出口可能性的限制——就已经使英国单单木材、羊毛和棉花这三种原料的进口约值二千万镑了;第一种全部用于国内;第二种主要用于国内;第三种——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却大抵以制成棉纱、棉布、针织品或花边出口为目的。在 1835—1840 年,这些货物的平均年出口额约值二千四百万镑,而各种毛织品却不到六百万镑,其余各种货物约二千万镑。②无怪不列颠的对外贸易几乎表现成为一个棉织品的问题,也无怪曼彻斯特在决定国家的商业——以及工业和社会——政策上要求更大的发言权了。

大体说来,在 1830 和 1848 年之间不论联合王国奉行什么财政政策,它的棉纺织品和其它纺织品在欧洲大陆上的销路也未必会比事实上已享有的更好多少。法国方面禁令森然。直到 1834 年为止,任何种类的纱或织物的进口都是非法的。1834 年,改最上等棉纱的禁止进口为纳税进口,因为这类棉纺织品对于塔腊尔的洋纱工业至关重要,而且在禁止时期,也一向是从英国和瑞士有系统地走私进口的。但这是唯一的一项解禁。③赫斯基森的改禁止法国丝绸进口为准予纳税进口,并没有对法国政策发生任何影响;四十年代皮尔的重修英国税则也未发生丝毫作用。1810 年,俄国直接了当地禁止一切外国制造品进口。它的 1822 年税则,也就是 1844 年以前商业政策的基础, 虽然不是这样地趋于极端,但也有三百零一项品目是禁止进口的,余则订有很高的关税。④在这整个期间它买进了相当数量的棉纱,但甚至在 1844 年税则稍稍放宽之后,买进的制成品也为数甚微。奥地利(包括匈牙利在内)的1835 年关税条例也有六十九种品目禁止进口,另一千六百种则订有重税。但

② 波特尔,前引书,第 178 页,另埃利森:《棉花贸易》,附录中的各表不太一致。

③ 各项价格引自屠克:《价格史》,各章节。

① 屠克,前引书,第 3 卷,第 434 页(西班牙上等羊毛的价格可作为相当有代表性的)。

② 波特尔,前引书,第 579 页,另参阅本书,第 301 页。

③ 一罗德(load)等于五十立方英尺。——译者

④ 各项价格引自屠克,前引书,第 3 卷,第 432 页。

是由于 1838 年 6 月 18 日英奥商约的缔结,以关税——高额关税——取代了棉布、呢绒、麻布、陶器、“灭火机”和其它一切制造品的禁止进口。⑤ 但是当时却有一些相当畅通的贸易途径,经由比利时、荷兰、汉撒诸镇和德意志各邦的腹地而深入欧洲中心,以达于奥地利和俄国的边境。

维持这些途径畅通无阻是英国商业外交的一个主要目标。这正是贸易部所以对于德意志关税同盟那样发生兴趣的原因。贸易部和外交部之所以重视德意志各邦,并不仅仅为了它们本身贸易的缘故:它们还可以作为最理想的走私基地之用。来比锡是对波希米亚走私进行贸易的基地,易北河是进行走私的路线;①这是一项很重要的贸易,其重要性直到 1838 年奥地利领域内的

禁令取消之后方始渐渐降低。当 1836 年麦格雷戈在来比锡的时候,犹太走私贩也从那里买去大量棉货,以图运入俄属波兰,其数量之大,是最可令人欣慰的。②在 1835 年 1 月 1 日德意志关税同盟成立之前,帝国的城市,尤其法兰克福,曾同样地供作为对不大开放的德意志领土进行走私的基地。在1830 年的前夕,英国驻法兰克福的代表亨利·阿丁顿曾经给这个主张自由贸易——但寿命不长——的中德意志贸易协会的自由贸易以支持,因为它“对于在普鲁士、巴伐利亚、瓦登堡和达姆施塔特进行的贸易可提供莫大的便利。”③

德意志关税同盟没有禁止走私的规定,它的关税也从来不是不合理的, 但是却有为德意志生产者的利益计而逐渐提高的倾向;甚至在没有提高之前,英国机械工业的价格不断下降的产品对于这些关税就越来越不胜负担了,因为它们都是固定税,而不是从价税。如果在三十年代时辉格党将谷物法取消,或彻底予以改革,并将英国麻布关税减低,想来未始不会防止德意志关税同盟的 1835 和 1848 年之间制订的少数几项关税提高到旧普鲁士关税水平以上;但是若说普鲁士的基本水平会降低,恐怕未必。德国依旧是英国纺织品最好的欧洲市场,但却不是一个很广阔的市场;不论英国的商业政策如何,恐怕都不见得有什么两样。在 1839 年出口的棉线和棉纱半数以上(在一亿零六百万镑之中占六千万镑)是装运到荷兰和德意志口岸的。①十年之后,数量差不多相同,但在整个进口之中所占的比例却降低了一些(在一亿四千五百万镑之中占六百五十万镑)。②在 1839 和 1849 年,素色布和印花

⑤ 在 1830—1849 年,毛纺织品的最高数字是 1844 年的八百二十万镑:棉纺织品是 1849 年的二千六百七十万镑。

① 何多埃:《法国北部的纱厂》(Houdoy,J. “ La filature de coton dans le Nord de la France” )(1903 年), 第 43 页。雷布:《棉布》(Reybaud,J.“ Le coton” )(1863 年版),第 133 页。

② 施默勒:《国民经济学》(Schmoller G.,“Volkswirthschaftslehre”),第 2 卷(1904 年版),第 610 页。

③ 麦格雷戈:《商业统计》(1844 年版),第 1 卷,第 20 页。

① 兰姆爵士致帕默斯通等函,1836 年 11 月 2 日。外交部奥地利档。

② 麦格雷戈致贸易部函,1836 年 4 月 29 日。

布的出口额也大致相同。就厚呢和旧式呢绒来说,德意志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市场:它在萨克森等地有它自己的羊群和自己的工业。但是它没有 为制造供妇女穿着的轻软织品——“薄毛料”——的有组织的毛丝(精梳毛)工业, 所以德意志没有对这类来自布莱德福的货物加以特别课征的要求。就这类货物来说,它依旧是英格兰最好的主顾,在 1849 年——当英格兰商贩在一次短时期的饥荒和革命之后手头存货大概日益充斥的时候——买进了英国全部出口货的大约四分之一。

不论怎样运用税则和订定互惠办法也打开不了多大的欧洲市场上的需求,是以热带和亚热带毫无保护的市场上的几乎无限制的需求补其不足的。曼彻斯特是靠了“为黑种人”、黄种人、棕种人和回教徒世界“制造衬衫” 而维持下去的。在德意志市场停滞不动,法国市场享以闭门羹的时候,土耳其帝国和东方的市场却欣欣向荣。这正是在 1889 和 1849 年之间——正介乎早期铁路时代的中期和它的结束期之间:这两段时期是两个标准的贸易兴旺时期,它们的数字会是和出口的上升相吻合或接近的——运往海外的本色布增加到一倍以上(从三亿八千万码增加到七亿九千五百万码);运往印度、锡兰和土耳其帝国的本色布增加到三倍以上;运往中国和香港(在这期间所取得的一个贸易基地)的本色布从报告中不分列的一个数字增加到几近总数的十分之一。英属西印度群岛和巴西的黑人也高居于顾客表之中,非洲的非洲人却还瞠乎其后。

几乎所有原棉,连同烟草、一些谷物、木材和杂货所自来的美国,自然不是本色布的大买主——它在国内可以很好的进行织造,姑撇开任何关税问题不谈。在目前所讨论的大部分期间,美国一直有一种不太严的保护制度

(1832 和 1842 年的税则③),其间也有过一段贸易比较自由的时期。但是关税并没有阻止它成为英国染色布和印花布的好主顾,也没有阻止它成为羊毛制造业者最最重要的顾客。在 1839 年,它购买了出口的全部呢绒和全部地毯的三分之一以上、全部薄呢的大约三分之一、全部毛毯和“毛毡”的差不多三分之二、以及约克郡开始生产的一种很宜于温暖气候的新棉花混织物的差不多一半。①在此后十年之中,这类混织品的出口从二百四十万码增加到四千二百一十一万五千码,仍有差不多半数是美国购买的。它在旧式呢绒—

—这是在所有市场上都走下坡路的一种商品——和薄呢方面所占的比重已多少有点降低,而在毛毯和地毯方面的比重则略有增加。美国的关税是受输出英国所渴求的产品的纯农业南部和特别渴望保护其纺织品及各种制造品的比较工业化的北部的相对政治力量的限制的。美国可以输出谷物,但输出

③ 阿丁顿致达德利勋爵函,1828 年 5 月 27 日。外交部德意志档。关于德意志的看法,参阅特里斯克:《德国史》(Treitschke,“Deutsche Geschichte”),第 3 卷,第 637、644 页。中部德意志贸易协会包括萨克森、汉诺威、黑森—加塞尔、布劳恩施魏克、魏玛、不来梅、法兰克福和其它少数地方在内。

① 《报告和文件》,1841 年(第 24 卷)。《商业表》,第 123 页。

量还不太大;因为在输出木材方面,英属北美殖民地居于更好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若说英国的粮食和原料关税的变革会影响美国国会,那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对于英国的制造品关税,美国全然而且也当然漠不关心,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制造品可以对英国输出。

在联合王国从 1830 到 1849 年所输出的全部货物之中,按价值计,美国买进了差不多整整六分之一;有时上升到约五分之一(1847 和 1849 年), 以至四分之一左右(1835 和 1836 年)。②凡是它完全不生产或生产数量不敷用的各种精致制造品,它都是大买主。它是铁条、铁钉、铁杆、生铁和铸铁那类英国出口货的最最重要的买主,这类出口货比其它任何货物,甚至比棉布增加得更快,尤其是在四十年代。总出口量从 1829 年的七万三千吨增加

到 1839 年的十九万一千吨和 1849 年的五十五万四千吨;至于波动则是大抵为顺应建筑方面断续需求的一种贸易而在所难免的,但是从没有任何真正的顿挫。在 1839 年,美国所购买的数量几乎同 1829 年的全部出口(六万八千

吨)相等,在 1849 年则买进了在当代人看来似乎是再大不过的全年输出额的整整五分之三(三十二万九千吨)。

第十二章 海外贸易和商业政策 - 图1

美国也是比较粗重的熟铁制造品的大买主,而海关当局把这类制造品既不归入“铁器”“刀具”类,也不归入“机器和工厂制造品”类,而归入未制材料类。在这个中间类别之中计有钉、桶箍、链索等等——但属于“铁器” 的铁砧、铁锥、火炉用具或鞍蹬等却不包括在内。无疑在很多地方这种划分完全是武断的。到 1849 年,美国购买了十万零八千吨的熟铁货的大约四分之一,也购买了海关划入铁器和刀具类的精制货物的一个相当比例部分。这最后一类,无论在重量和价值上,都是出口贸易中的一个陷于停滞状态的部分——大概是因为这一部分贸易所经营的货物差不多还都是手工制的,而每一个文明国家和半文明国家都能或多或少地自行制造了。它的价值在 1831

② 同上书,1851 年(第 54 卷)。《商业表》(“Commercial Tables”),第 125 页。

年已经上升到一百六十多万镑:在 1850 年以前只有一次上升到二百二十五

万镑之数(在 1836 年)。因为在 1830 和 1850 年之间,这类货物没有很大

的跌价,一如在 1815 和 1830 年之间英国铁第一次真正充沛而陆海军又已几乎不再有需求时的情形那样,所以重量和价值颇为一致。①

和铁的出口一并增长但增长的没有那样快的是煤炭的出口——这是没有一个需要煤的国家能轻易加以拒绝的一种商品,尤其是在 1834 年一般出口税取消以后。美洲并不需要煤炭,但法俄两国却有此需求。②以十九世纪后期的标准来衡量,这项出口是微不足道的——在维多利亚女王即位的那一年①方始超过一百万吨,而在 1849 年仍不足三百万吨。一半以上都是走北海、波罗的海和英吉利海峡这条捷径的——法国所购买的占总额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德国所购买的,在四十年代后期而并非三十年代,也同法国不相上下,照例不是直接输入,就是取道荷兰。1839 年,这三个国家从总额一百四十二万八千吨之中共购买了七十一万四千吨,在 1849 年,从二百七十一万三千吨之中购买了一百一十九万八千吨。本国不出产煤的丹麦自始就是一个经常的,而且按照领土的比例来说,很好的主顾:它所购买的煤炭约占货载的十二分之一。俄国和意大利在四十年代是其余两个相当重要、但不及前三个那样重要的买主。①在世界各地凡有加煤站逐渐发展起来的地方,为满足“轮船,蒸汽推动的船只”的需要也还有其他的买主或受托人。②

海关报告如果可以信赖的话,联合王国输出的“机器和工厂制造品”在1831 年只不过价值十万镑;1832 年还更加少些;1837 年将近五十万镑;但在四十年代后期还远不到一百万镑。可以肯定的是,至少直到 1843 年为止, 海关报告还不是可以信赖的;因为英国的最后一项出口禁令还继续实施,但又实施得极不彻底。现行制度的缺点在二十年代的两个国会委员会的讨论中已经予以揭露,③但是并没有因而导致这个制度的废除。在 1825 和 1833 年的海关章程条例中都载有禁止出口的机器品名表,但贸易部却还保留了核发机器出口许可证的权利。在 1834 和 1835 年,海关仍认真履行这项职责①—

① 一般参阅陶西格:《美国关税史》(Taussig,“Tariff History of the U. S. A.”)和杜威:《美国财政史》

(Dewey,“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U. S. A.”)和这两部书中所举的参考书。

② 即所谓奥尔良布(Orleans cloth)。《报告和文件》,1841 年(第 24 卷),第 124 页。

① 参阅波特尔,前引书,第 360 页的出口分配表。

① 参阅波特尔,前引书,第 247 页。

② [但是法国征收煤炭税,甚至课以差别税,而予由陆路运输的比利时煤以优待。]在 1831 年,一切海运煤不复征税。由英国船或互惠条约保护下的外国船载运的煤斤只剩下三先令四便士一吨的出口税,由其它船只载运的煤斤只六先令八便士一吨。在 1834 年以后,由这类船只载运的煤炭只剩下四先令的关税。

③ 即 1837 年。——译者

① 关于 1839 和 1849 年的情形,参阅《报告和文件》,1841 年(第 24 卷),第 80 页和 1851 年(第 54 卷), 第 79 页。关于一般的增长情形,参阅波特尔(他不太同意《报告和文件》中的数字),第 279 页。

—凡纺机,以至织机和起毛机的铸架,刮布机,梳棉机,花边织机,“切削轮齿用的切削车床”和“为切截条铁和制造铁钉用的成套刀具”,一律拒发许可证。但造纸机是许可出口的。轧铜机,“撕绒布的机器”,即制废绒的所谓“摧裂机”,打包机,竹布印花机和松麻机,也准许出口,但纺麻机不在此例。这些决定的反证法是这样的,它奖励颁发为梳麻屑和纺麻屑用的机器出口许可证,但如果发现这些机器可以用于麻、毛或丝的梳纺,“则须承担一切刑事处分。”

在 1841 年 6 月,上院的一个委员会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报告。②他们说现在差不多除纺织机器外,一切东西都可领得许可证;逃漏和走私的情形不胜其多。而自从这些法律颁布以来,机器工具已经发明,“所有这类精巧工具⋯⋯都准许自由出口,”这表明不是贸易部 1834 年不颁发“切轮齿机器” 许可证的政策已经停止实施,就更可能是因为海关官员“必须照章办事”③

——而机器工具又的确没有列在品名表中,所以机器工具的出口商也就无须再费事去申请许可证了。在 1841 年,申请许可证的人很少。情况是这样的: 一部尽人皆知的机器——即如织布机或针织机——很会在海关被截留,而一部精巧的新式机器却很会没有许可证就通关无阻。无论如何模型和蓝图的出口是既为数至巨而又完全合法的,但这却比准许任何英国制机器的出口对英国工业所可能造成的损害更要大得多。这项既罗嗦而又不收实效的法律既是对出口贸易唯一残存的合法障碍,所以委员会建议予以取消。爰于 1843 年

颁布了废止令(维多利亚,第 6 和第 7 年,第 84 章)。

九年以前,在 1834 年 4 月,根据前一年的一项条例(威廉四世,第 3

和第 4 年,第 85 章),东印度公司已经丧失了它的最后一个垄断权,即中国市场的垄断权,并且已不再成为一个贸易团体了。1835 和 1848 年之间东方贸易的扩张同 1833 年条例究有多大关系固然不能肯定,不过肯定是有关系的,但是其间的关系很容易予以过高的估价。就印度本土而论,具有决定性的大事是 1814 年那里的贸易垄断权的终止。私人商号已经倍增——主要

是在加尔各答——政府需用品之外的英国出口贸易在 1833 年以前就已经完

全落到它们手中。这类行号的数目还不很多。除开在 1814 年以前就经营代

理和银行业务的五、六家加尔各答老行号之外,在 1814 和 1831 年之间又增

加了十二或十四家新行号。①但是在 1828 年,既不是为东印度公司也不是为

② 参阅本书第 539 页。地方煤炭也正为了这些用途而加以开发:孟加拉的布德万各矿的产量在 1830 年已达到一万四千至一万五千吨之数。《东印度公司事务审查委员会》(“S. C. on East India Company’s Affairs” ) 1831 年(第 5、6 卷),询问案第 301 号。

③ 《工匠和机器审查委员会》,1824 年和《工具和机器出口审查委员会》,1825 年(第 5 卷),第 115

页。

① 《贸易部记录》(“Minutes of the Board”),1834、1835 年,散见各页。

英王服务而旅居印度的欧洲侨民的总数——仅就东印度公司所能确定的来说——只不过二千六百一十六人。②在 1815 年人数曾经是一千五百零一人。商业自由似乎使这个为数甚微的非官方人员每年增加四十人,其中半数以上侨居于加尔各答。但这一点人已足可掌握所有英国进口货了。直到 1820—

1821 年,东印度公司仍在这项业务中占有很大的一份。在那一年它输出的商

品共值五十七万六千镑。在 1826—1827 年,它没有丝毫输出英国产品。③但直到最后它还继续不断地输出印度产品,虽则它所经营的品目已日趋减少。到了 1831 年,它们已经减少到只剩生丝、某几种丝绸、硝石和蓝靛了。(食糖已于最近停止,洋纱则已先食糖而停止了。)公司在这项贸易上面是亏蚀的。①

其所以要维持这项贸易,纯粹是为了财政上的原因——只是在自己握有相当数量的货运可凭以开具汇票时,据董事们这样相信,印度的汇票和外汇交易才比较容易控制。(1828 年的数额是一百五十万镑。)评论家指出,这项贸易并不“根据通常的盈亏条件”②经营而只作为统治印度事务的一个方便的附产品,俾使一切和公司领土收入有关的业务易于处理,对于非考虑盈亏不可的自由贸易商是妨害很大的。

在 1832 年有一位审查委员会委员询问东印度公司进货部主任兼仓库主任威廉·西蒙斯说,为什么在你们已经停止向印度输出英国货之后,还向中国输出呢?③ 既是起于垄断权的一种义务,据这位忠诚的公务员说:“我想我可以肯定这是作为一种道义上的责任而考虑的。”经营这类货物有一定的程式。货物不是按照通常方法,而是“通过投标和合同”购买的,正如为国家进行购买那样。货物都经过认真的检验——虽然退货往往由美国人买去而依旧运往中国。①1828 年东印度公司装运了价值六十多万镑的货物——哔叽、羽纱、科耳切斯特粗呢、宫呢、骑士呢、毛布和其它少数几种东西;② 因为这种贸易的传统是从羊毛称王道霸的一个时代因袭而来的,并且十八世纪的政治家都欢喜中国市场,因为它吸取名称希奇古怪的那些东西。但是在1828—1832 年它所购买的货物远不足以支付茶叶的解款。为了调整贸易平衡,东印度公司——不再像以往那样输送大条——输送,或鼓励它的职员和

② 《有关机器出口的法律 实施状况审查委员会》(“S. C. to enquire into the operation of the ……laws affecting the export of machinery”)。

③ 《报告书》,第 5 页。

① 《东印度公司事务审查委员会》,1831 年(第 6 卷),询问案第 1 号。

② 同上书,附录,第 769 页。在二千零一十六人之中有一千五百九十五人侨居于孟加拉。

③ 同上书,1832 年(第 10 卷),附录,第 767 页。

① 《东印度公司事务审查委员会》(第 8 卷),第 57—58 页和《有关东印度文件汇编》(“papers relating to the East Indies”),1829 年(第 23 卷),第 115 页。

② 《东印度公司事务审查委员会》,1832 年,询问案第 1973 号。

散商们输送印度棉花。印度鸦片“这种违禁品的贸易,”却完全掌握在散商手里;但东印度公司也承认它有帮助棉花平衡贸易的功用。在广州完全实行自由贸易的美国人则有三分之二的茶叶和中国产品是用现洋购买的。③

在垄断权取消之后,中国贸易渐趋于多样化,正如 1814 年以后印度贸易所变成的那样,东印度公司从未考虑过的很多英国货已开始装运。④最重要的是曼彻斯特货得到了一个新出路,正如曼彻斯特人在作证反对垄断权时所希望的那样。⑤但是中国贸易增长得很慢。它的增长是不胜其苦痛而又不光彩地换取来的。东印度公司在它最后几个贸易年份中,曾每年输出约值六十五万镑的粗呢和羽纱等货:在 1845—1849 年期间,散商贸易所输出的全部英国货平均约仅值一百七十万镑,而在鸦片战争(1839—1841 年)的惨淡年月中,则不过仅仅超过公司的数字而已。①战争也遏制了茶价在 1834 年之

后不久在国内开始的下跌;但是在 1843 年重又开始下降,所以在 1845—1849 年未税价格并没有超过二十年前的半数太多,而消费量却增加了一倍。

在 1831—1832 年的讨论中,曾经一致认为“缺乏回程货”是印度贸易最棘手的问题③——完全由于曼彻斯特的缘故,除大条外在英国找不到任何东西去支付东方珍贵物品的那种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典型困难非常奇妙地一下子倒转过来了。由于“缺乏回程货”,致公司不得不抓牢中国茶这项最好的“回程货”不放。印度仍然输出一些洋纱和其它棉纺织品——1848 年有一百多万匹——以及相当数量的丝绸,这一时期的最高额为 1845 年的七十二万八千匹弱;但是制造品也就仅此而已。在东印度公司退出贸易之后,私人企业发展了一些重要的新出口货——诸如亚麻仁、羊毛、甜酒等;并且大大地提高了一些旧出口货的数量——诸如虫胶、大麻、食糖和棉花等。在 1835 年西印度咖啡在国内市场上所享有的优于东印度咖啡的优惠待遇停止之后,④印度开始试行发展咖啡种植的计划。这项计划几乎完全归于失败;但在锡兰方面却立见成效,所以这个岛屿在四十年代就能以用咖啡来支付它的曼彻斯特的价款了。⑤

联合王国不仅货物抑且人口外流的激增都是随着铁路时代的开始而开

③ 同上书,询问案第 887 号。

④ 同上书,1830 年(第 5 卷),询问案第 4756 号:另参阅本书第 414 页。[另莫尔斯:《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Morse,H. B.,“The East India Cop. Trading to China”)(1926 年版),第 3 卷,第 363 页。]

⑤ 《有关东印度文件汇编》,1829 年,第 150、159 页。

① 《东印度公司事务审查委员会》,1830 年,第 9—10 页,以及询问案第 5647 号。

③ 例如约翰·肯尼迪:《东印度公司事务审查委员会》,1830 年,询问案第 5016 号。

④ 关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参阅《有关东印度文件汇编》,1829 年,第 111 页:1834—1849 年的一览表, 见波特尔,前引书,第 370 页。

⑤ 参阅本书第 310—311 页,关于茶叶价格,参阅屠克,前引书,第 2 卷,第 416 页:第 3 卷,第 433 页。

始的。自从禁止技工出境的法律废止以来,法律上已经没有任何障碍了;随着在不列颠和美洲的人口增长以及运输工具的改良,迁徙的动机和移动的方便都偕以俱增。从整个联合王国的不完全数字中可以看出,往海外的移民在1830 年第一次超过了三万人一年这个过去的最高数字,一跃而增加到六万人

左右,在 1832 年达到了十万人以上——暂时——的最高额。第二个高峰是

1842 年的将近十三万人。这个时代是以 1846 年的十三万多人和 1847—1849 年这三年的远不止二十五万人这个庞大的平均数而告终的。①

在这整个时期,尤其是在那三年饥馑时期,往海外的移民都是以爱尔兰人占多数。在 1851 年以前,没有正式的、单独的爱尔兰报告书的编制;但

从一系列相当可靠的数字中可以看出,直到 1845 年爱尔兰人的比重骤增时为止,②通常的比例约为英国人五分之二,爱尔兰人五分之三。这一系列的数字是得自可以适当地代表移民收容国的英属北美的。③在 1830 和 1834 年之间,魁北克移民总事务官提出了有三十三万八千八百人从联合王国到达的报告。其中英格兰和威尔士人九万二千五百名,苏格兰人四万二千二百名, 爱尔兰人二十万零四千一百名。十三年来到达魁北克的人约占联合王国移民的三分之一。另有十万人往英属北美各地,四十四万五千人往美国。前往澳洲和新西兰的人数在 1838 年方渐渐增多,计有十一万二千人。在 1844—1845 年,往海外的移民减少下来,正如在谷贱的年份中常有的情形那样,在这两年之内离国的人数仅仅十六万四千。随着 1846 年的饥荒和两年之后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往海外的移民又开始了一个新纪元,但这段历史却不在早期铁路时代范围之内了。

假定截至 1846 年为止往海外的移民总数的五分之二,按官方的记载, 是不列颠人——纵令五分之二可能太低,但二分之一却肯定太高——那么自1830 年年底到 1845 年年底从不列颠前往海外的移民平均约仅三万一千人一年,对于一个素以人口过多著称的国家来说,的确不是一项重要的人口减少,多半还不到——而 1815 至 1830 年从不列颠移往海外的移民则肯定地不到——从爱尔兰移入不列颠的移民之数。官方数字固然太低,而移民之中那个具有经济重要性的阶层的数字恐怕尤低;但是那个阶层却是以它的重要性见称,而不是以人数取胜的,并且即使把错误和不尽不实之处统统计算在内,每年平均数也提高不到三万五千人之数。

问题中的这个阶层就是前往欧洲大陆的那个技工阶层,以及前往印度和其它各地的商业移民,诚然其中大多数重又回到祖国,而且恐怕没有一个人一上来就是肯定以移民的身分出国的。但是,纵令把这一类人都计算在内, 前往北美、澳洲和新西兰以外“其它各地”的移民的官方数字,似乎也不十

① 《东印度公司事务审查委员会》,1831 年,询问案第 1084 号。

② 参阅本书第 610 页。

③ 各类贸易表见波特尔,前引书,第 472—473 页。

分正确。1820 年登记的一千零六十三人虽然太低,①但或许反映出那一年往南非的有组织的移民;而 1831 年的五十八人,1832 年的二百零二人和 1839

年的二百二十七人,却几乎是毫无意义的。甚至 1840—1847 年的大约二千人的年度平均数也殊嫌不足。

在 1825 年以前,凡是那样有助于在大陆上传播工业革命的技工都小心不要被计算在内,潜行出国的习惯或许还是一时破除不掉的。在迁移出国还是不合法的时候,加洛韦就对工匠和机器审查委员会说,单单在 1822—1823 年这两年到达法国的英国技工就已经有一千六百人之多。据说沙兰顿的阿隆·曼比厂和塞罗的爱德华厂各雇佣了三、五百名英国人。在加来附近的花边行业中有“无数的英国人”;在阿尔萨斯的狄克逊机器厂;在卢昂的其它机器厂;以及在“几乎每一家”新式呢绒和棉花“制造厂”等等工厂中,都有英国人作工。②在此后十五年间,随着西欧新工业方面的进步,已设有像阿隆·曼比厂那样为搅炼和铸造而吸取熟练人员的必要了。但是对于监工和管理人员的需求却益形扩大。约翰·麦格雷戈是熟习大陆情况的。他对 1840 年的进口税调查委员会说:“在法国,我们发现卢昂厂和各棉纺织厂的主要监工都是兰开郡人;在比利时、荷兰和列日附近也可看到同样的情形。”一直远至维也纳,各棉纺织厂中的“管理人员和监工”“主要[都是]来自⋯⋯ 格拉斯哥和曼彻斯特制造厂的英格兰人或苏格兰人。”③这些都是精工良匠而不是通常的过剩的人口,失去了这些人是令人遗憾的。

麦格雷戈继续论证说,“现在可以看到英国资本正大量地流入比利时、法国和德国;用来在那里进行制造品的生产,而在地中海、美国、古巴、波多黎各、南美和东印度群岛市场上和我们竞争的,也正是这些制造品。”英国资本和英国工人,他补充说,也已经投入了新英格兰的制造厂。①在他发言的时候私营企业为了私人业务而进行的这种资本输出已经继续了二十五年之久,可是数量究有多大却无从揣测。这项资本和偕以俱去的优秀技工的损失——在麦格雷戈式的自由贸易者看来——乃是加联合王国进口货以种种限制的结果。既不能比照它的无与匹敌的工业能力所能使它输出的货物的价值输入货物,它只有把多余的价值留在国外作为生产资本,而把它交给在

① 约翰逊:《联合王国往北美的移民》,第 344—345 页。摩尔豪斯:《1840—1850 年联合王国往北美的移民》(MorehouseF.,“Migration from the U. K. to NorthAmerica,1840—1850”)。(曼彻斯特的博士论文。)[卡罗瑟斯:《不列颠群岛的移民》(Carrothers,W. A. “ Emigration from the British Isles”)(1929 年版)。]

② 自 1845 年初至 1849 年底,爱尔兰所占的比例是五分之四,即在一百零二万八千五百人的总数之中占八十一万二千人。

③ 见波特尔,前引书,第 129 页。

① [数目是三千六百五十九人。约翰逊,前引书,第 228 页。]

国内找不到同样有利可图的职业的那些熟练技术人员去经管了。这就是他的论证。诚然这项资本是代表剩余出口的;但是英国如果奉行另一种商业政策,是否剩余价值就会少一些,是否它的所有主就会不去追求海外的高额利润率,是否熟练技工对半工业化国家的垄断价值就会小些,都大可怀疑。继而所采取的自由贸易政策既没有减少了对外投资,也没有遏制了技工人员往海外的迁徙;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作为某些英国自由贸易主张的依据,认为只要英国自由购买和自由使用外国粮食和原料,就会诱致外国人“永远” 去生产粮食和原料的这样一种臆断,① 是建立在一些靠不住的政治臆测上的,试对法国政策加以研究,当可了然。

除正式投入外国企业的这笔资金之外,还有五十万英国移民在 1830—

1845 年期间所携去的款项,每一笔或许为数无多,但总数却颇有可观。在这些人之中可称作资本家的固然纵有也不会很多,但是除开一些一贫如洗的高原人之外,分文不名的恐怕更少。据加拿大的一项估计说,仅仅 1834 年这一年入境的移民就携有一百万镑之数。②那一年前往加拿大的移民约有英国人一万二千名,爱尔兰人二万名。爱尔兰人携去的或许少些;但是英国人据估计数计算很可能平均为每人七、八十镑之巨。以此为据,那么在 1830—1845 年之间,除开曼比和爱德华兹之类的人所投的资本外,很可能还有两、三千万镑未登记的资本携往海外,而从比较狭隘的英国观点来说,也就是损失了这样一笔款项。唯一直接的利益就是成功的移民对祖国的汇款;而这种汇款的习惯在贫穷的爱尔兰人当中——为了帮助他们在国内的贫无以为生的亲戚——却比在境遇好的英国人当中更为风行。③

有纪录可查的对外投资——记载也多少有点不完全——是以公债或股份企业的形式所作的投资。据 1825 年倒风已过去之后的 1827 年的估计,英国已经有九千三百万镑的现款和作为六百万镑息金的“年度债务”投资于外国公债——即法国、俄国、美国和德国的公债——以及美国银行和运河股票。①在西班牙、希腊和全属子虚的波爱斯共和国的损失,连同在南美矿场中的损失,早在提出这项估计之前就已经注销了。在三十年代,欧洲的新贷款已属罕见,南美的贷款也已经不再风行,虽则南美各国还发行过几次公债;但是美国的贷款却可以弥补此数而有余。美国各州、运河和银行——主要是美国各州——自由进行借贷,而借贷最方便的地方就是伦敦。很多银行

① 《工匠和机器审查委员会》,第 8、16、101、103 和 108 页。

② 询问案第 1046 号。本段引自霍布森:《资本的出口》 (Hobson,C. K.,“The Export of Capital”)(1914

年版),第 109 页。麦格雷戈是一位善于观察而不善于判断的人。“贸易部秘书麦格雷戈是一位很不高明

的顾问”——一位“意志涣散的自由贸易派”——格拉德斯通语,见摩莱:《格拉德斯通传》,第 1 卷, 第 250、252 页。

③ 询问案第 1047 号。

① 《工具和机器出口审查委员会》,1825 年,第 15 页。

破产,而且还有一些州也拒绝履行债务②,但是在这次主要的破产和拒绝履行债务的风潮之后安德鲁·杰克逊还把欧洲人在美国证券和股票方面的投资估计为二亿镑;①其实他未始不可以用英国人来代替欧洲人一词。

继而美国铁路债票和欧洲铁路股票开始吸引投资的公众了。有一些法国公司和比利时公司在资本、管理和设计方面都一半是英国的。在巴黎—卢昂铁路上——布腊西所承包的铁路之一——有整个一半的工程是英国铁路工人进行的;而且法国人已经学会不用作粗活的英国人就能自己兴工建造之后很久,还雇用了一些英国铺轨工人和其它专家。②到 1845 年 8 月,金融报的正式行情表已经把大多数欧洲国家和很多南美国家的证券都开列进去了;计有美国十三个州的证券,其中之一——宾夕法尼亚州——列有六种不同的项目;美国银行和路易斯安那银行的证券;六家殖民地股份银行和爱奥尼亚群岛的证券;新奥尔良和纽约城的证券;坎登—安波伊铁路和费拉德尔非亚— 里丁铁路的债票,连同八条法国铁路、一条比利时铁路——即松布尔—默兹铁路——和荷兰—来因铁路的股票。在法国铁路股票之中,当时股款完全收齐的只有两种,即巴黎—卢昂铁路和奥尔良铁路的股票。两者的市价都超过了票面价格百分之百。③

到 1847 年年初,外国铁路和殖民地铁路的行情已增加到三十四种之多, 虽然对其中很多铁路的有效资本输出还没有开始。有十四种开列行情的铁路股票是法国的,其中有三种已缴齐股款,一种已缴百分之九十,两种已缴一半以上。印度铁路和加拿大铁路——即如每股五十镑而已缴五先令的大印度铁路,或加拿大的大西铁路——连同西班牙、锡兰和德麦拉拉的铁路公司以及牙买加中南联合线,这时似乎都在草创期中。④ 上述各铁路缴纳股款的请求,①单单在 1847 年上半年就约达三百万镑之数,因而助长了那一年秋季的财政危机的酿成。

这次危机以及 1848 年初在西欧已成燎原之势的革命,使投资人变成为

惊弓之鸟,从而遏制了英国资本的东流。《经济学家周刊》在 1848 年 3 月号中说,“现在有一种情况对我国来说特别可以庆幸。恐怕从没有一个时期

② 波特尔,前引书,第 132 页。也转引于下列各节多所叨惠的霍布森,前引书。

① 参阅约翰逊,前引书,第 353 页。爱尔兰人的汇款常常是为帮助亲戚的迁徙;摩尔豪斯,前引书。

② 《英帝国统计图解》(“Statistical Illustrations of the British Empire”)(1827 年版),引自霍布森,前引书,第 104 页。

③ 密执安和密西西比,连同佛罗里达,是一个领地。[关于这整个问题,参阅詹克斯:《1875 年以前英国资本的外流》(Jenks L. H.,“Migration of British Capital to1875”),纽约,1927 年版。]

④ 霍布森,前引书,第 111 页。

① 布腊西: 《工作和工资》(Brassey,T.,“Work and Wage”)(1872 年版),第 79 页。在一万工人之中有“四千多名”是英国人,而且他们做的工作比法国人多。这是 1842 年和此后几年的情形。在后来的第

厄普线上,“比较艰难的工作仍然是雇用英国人做的”——铺轨和装榫头。同上书,第 82 页。

英国投放于大陆证券或信贷方面的资本是如此之少,至少过去很多年来没有过;近八个月的事态已导致证券的变卖和信贷的紧缩。”②在真正革命的月份中,大量变卖证券是不可能的。《经济学家周刊》本身在早两个星期就曾经指出:“法国大北铁路、布伦—亚眠铁路和所有其它法国证券都继续暴跌, 而找不到现成的市场。”③法国人和德国人为求安全而不是——可以有把握地说——为在大陆证券方面的投资,纷纷把现金运到伦敦。上文所提到的证券变卖,则主要是由于食粮不正常的进口、棉花的昂贵和那些多事年份的大条外流而于 1847 年夏季发生的。①为了调整贸易平衡和弥补商业危机中的损

失而不得不抛售大陆证券。据 11 月份所作的估计,已经脱手的证券计值六百万镑。银行家和商人对大陆的信贷也已经实行紧缩。在欧洲重新安定下来之前,既劳神而又伤财的投资人不大会再在大陆私人企业或公债方面作任何新的长期投资了。无论如何,1846—1847 年的损失已大大地减少了可作为进行投资的剩余。在这次资本外流暂停的时候——恰值早期铁路时代结束之际

——海外投资的总额,不包括和海外移民偕以俱去的“损失”在内,究竟是1827 年的号称九千三百万镑的两倍、三倍抑或四倍,现无适当方法予以断定。②

在利物浦—曼彻斯特铁路通车的那一年问世的亨利·帕纳耳爵士所著

《论财政改革》一书中,以刺激海外贸易来增加帝国财富的自由贸易方案的主要方针,是以便于政治家和公众理解的方式提出的。③方案以简单化相标榜。原料进口税,显然是弊政,自应废止。再者“既然凡是有助于提高每年进口额的事物都大大地促进了工业的进步和资本的增加,所以正确的政策应是清除妨害进口的障碍,尽可不必顾及外国政府所认为宜于采取的措施为何。”④这句话主要适用于制造品。在附录中,帕纳耳表列出,第一,不会受到外国竞争的损害而仍予以保护的那些英国制造品,以及,第二,“误认为”①会受到这样的损害从而也予以保护的那些制造品。第一表开列了所有

② 《经济学家周刊》,1845 年 8 月 9 日号,引证了除最后两者外的上述一切,最后两者见于他处。《经济学家周刊》只引证最畅销的证券和股票。

③ 《经济学家周刊》,1847 年 1 月 2 日号。

① 《经济学家周刊》,1847 年 7 月 3 日号,引自《银行家杂志》(“Bankers’Magazine” )。所引的实际数字是二百八十九万八千六百七十七镑。

② 1848 年 3 月 18 日。[詹克斯,前引书,第 380 页已经证明在第一版中受到过批评的这项记述是完全正确的。下文就是以他的记述为依据。]

③ 1848 年 3 月 4 日。

④ 本书第 648 页及以下。

① [鲍莱:《英国的对外贸易》(Bowley,A. L.,“England’s Foreign Trade” ),1905 年版,第 75 页,估计五十年代初期的英国对外投资在四亿镑以上。詹克斯,前引书,第 413 页,“算来不会”超过二亿镑太

主要的出口品目,第二表则开列有书籍、磁器、玻璃、手套、皮革制品、麻布、纸张、丝绸、精糖、表和其它少数几种品目。至于殖民贸易,则凡是加诸殖民地经济自由上的限制应一律取消,并于取消之后,各殖民地“即不得再有任何垄断英国市场的权利主张。”②

帕纳耳只不过对行将成为自由贸易的正统原则在两点上作了妥协。“如果必须给”农产品“以保护”——他考虑到政治上的必要——不妨订定“百分之十镑或十二镑的一种固定关税,”这样会产生一笔巨额收入,从而“有助于原料和制造品关税的废除,并用以弥补工业因粮价上涨而免不了的损害。”③至于禁止出口和出口关税,他彻底反对;但他准备以出口的“温和关税”来取代机器的“禁止出口”——对于这项禁令的既有限制而又无实效的实施恐怕他还不十分了然——而希望从中取得“一笔可观的税收。”④

十年之后,帕纳耳担任委员的那个进口税委员会,就它的权限所及,因利趁便地重又把同一个方案郑重提出国会;因为在这期间一直没有采取过任何具有头等重要性的措施。进口的麻、丝、棉、羊毛、铁、牛皮和其它原料, 凡是赫斯基森和果德里奇置未变动的,还都照征关税——诚然,只是为数甚微的一些关税而已——虽则奥尔梭普已经将麻税从四先令八便士一英担减至有名无实的一便士。⑤ 至于制造品关税,则无论是公认无须保护的那些, 还是“误认为”需要保护的那些,都概未触及。辉格党人曾先后在当政之初和下台之前摆出一付反对木材税的姿态;但在提出报告的那一年(1840 年) 反而予以提高,且全未触及“殖民地的垄断权”。外国原材木料这时征课一罗德五十六先令,殖民地货一罗德十先令六便士,木板则所征更多。在 1841 年摆出姿态之后是否应继之以一击的问题尚未及决定,辉格党人就下台而去。食糖的情形亦复如此:继关税的一次真正提高之后,有过一项和辉格党人相背驰的剧烈变革的建议。①在他们下台的时候,帝国生产的糖每英担课征二十五先令三便士,外国糖六十三先令。帝国咖啡保有九又二十分之九便士一磅的优惠税。(茶课税二先令二又四分之一便士,但是因为没有帝国茶, 所以没有优惠待遇的问题。)但辉格党人至少已经取消了帝国内部的优惠待遇,取消了糖和咖啡的差别税率,这种差别税率曾使东印度货载处于比腐败的西印度货载为不利的地位。他们已经取消了煤炭的一般出口税,而只对联合王国未缔结互惠条约各国的船只所进行的出口(无疑是很少的)征税。②

多。]

② 参阅本书第 397 页及以下。

③ 第 24 页。

④ 第 36 页。

⑤ 帕纳耳,前引书,第 246 页。

① 帕纳耳,前引书,第 70—71 页。

② 同上书,第 42 页。在他执笔的时候,并没有绝对的禁止出口:参阅本书第 596—597 页。

谷物税原封未动,但是他们却在被赶下台的时刻又回过头来喊道,只有像李嘉图所赞同而又刚刚为帕纳耳所默许的那种合理的固定关税方是正当办法。③羊毛、皮革、磁土和“胶灰石”的出口税,他都留置未动;机器的禁止出口也一仍其旧。

皮尔不是一个单纯应用简单公式的人。他正推敲一项政策——使自己的教育臻于尽善,或化他人的思想而为己有,正如狄斯累利在怀善意或怀恶意的时候所说的那样。他的办法是“枝枝节节,点点滴滴的”,——这也是生性和极度艰难的政治处境使然。当他在 1846 年 6 月倒阁时,自由贸易案正占上风,但很少是简捷了当的。活牲畜和大多数肉类已准予进口;但是奶油

——除非“亟需”供作食品之用外,直到 1842 年还是禁止进口的——酪干、

火腿、舌和咸鱼仍然课税。如果没有爱尔兰的饥荒,料想在对 1845 年他所拟议的谷物法审查时,他会争取一项固定的谷物税,这项固定关税一定很低,但可能比一先令一夸脱的“登记”税即 1846 年谷物法案中所规定的等差关税的起码数多少高一点。这个税率是谷物法在饥荒时期暂停实施的规定既成过去之后,自 1849 年 2 月 1 日起实际征收的关税。①

在皮尔执政时,机器出口终于自由了。他也取消了羊毛的小额出口税。

②但是他本人一度(在 1842—1845 年)恢复过煤炭的一般出口税;并且在倒阁时还留有这项关税的最后残余,也就是对于用英国未缔结互惠条约各国的船只输出的煤炭所征的那项税课。③ 他也遗留下瓷土的出口税。他只有在一个问题上是大致合乎逻辑的。他取消了差不多一切原料进口税——各种纺织原料、生铁和钢、皮革、以及秦皮、洋红、蓝靛、苏木、焦油和若干种油类的关税。但是除其它一些关税之外,他还留下了铜、铅、锡和油脂的小额关税以及木材的巨额关税。

木材税,像糖税一样,引起了帝国的争论,对于这一争论,皮尔没有帕纳耳的那种简捷方法。既然他认为保留任何程度的谷物税都是可能的,所以他提高了殖民地的谷物优惠待遇。①他不只一次触及木材税,最后在 1846 年

③ 在屠克,前引书,第 3 卷,第 426 页及以下有 1840—1847 年的一些主要商品关税及其变革的简明表。关

于奥尔梭普,参阅巴克斯顿:《财政和政治》,第 1 卷,第 34 页。

① 作为 1840 年对谷物、酒精和木材以外的一切进口税普遍增加百分之五的通例的一部分:木材却不是按一般的百分率增加的。屠克,前引书,第 3 卷,第 426 页。巴克斯顿,前引书,第 1 卷,第 325 页。

② 本书第 595 页注 2。

③ 1841 年 2 月约翰·鲁塞尔勋爵曾在内阁中建议修改等差表。这项建议遭到了非议,因而提议八先令的财政税以为代替。斯潘塞·沃颇耳:《约翰·罗素勋爵传》(SpencerWalpole,“Lord John Russell”)(1891 年版),第 1 卷,第 383—384 页。

① 订明甚至在谷物昂贵时也课征关税——虽则税率很低——的 1846 年 6 月的“废止”条例(维多利亚,第

9 和第 10 年,第 22 章)自 1847 年 1 月暂停实施。一直暂停到 1848 年 3 月 1 日,它所规定的关税(价格在五十三先令以上时为四先令,在五十三先令以下时则更多)方始生效。十一个月之后一先令关税开始实

的预算中拟定在 1847 和 1848 年分两步将外国木材的关税减至一罗德十五先令,将殖民地木材的关税减至一罗德一先令。②至于糖税,他和其他每一位政治家一样,发现是既棘手而又在政治上有危险的。他们既迫于 1834 年的条例而不得使用奴隶生产的食糖,西印度群岛人就可以要求——在二千万镑的赔偿以外——给他们的糖,“自由生产的食糖”,以破格的照顾。“自由生产”是国会的一个极好的口号,托利党人曾在 1841 年利用它反对辉格党的糖税案而获得成功。不论出于悔悟抑或是政治上的必要,皮尔任内对由“奴隶生产”的食糖保留寓禁于征的关税,虽则他已经把“自由工人的外国糖”

——爪哇糖或菲律宾糖——的关税置于帝国糖约一便士一磅的税率适用范围以内。对于帝国咖啡的二便士一磅的优惠待遇以及对于胡椒和香料的优惠待遇,也置未变动。在他倒阁两个月之后,鲁塞尔取消了自由生产的食糖和奴隶生产的食糖之间的区别,并且规定了殖民地优惠待遇的有效期于 1851 年截止。在这个问题上,乔治·本廷克勋爵为西印度群岛的利益而同他展开了斗争,并且获得了胜利:结果有效期延长,为帝国糖保证了一便士多一磅的优惠待遇,为期六年。③

甚至皮尔对制造品的处理办法在帕纳耳看来也是半心半意的。他减低了很多关税,取消了帕纳耳第一类中——即外国竞争几乎是不可思议的那一类货物——的很多关税,但是对于一切似乎还有可能遭到有效竞争的制造品, 如果进口货是帝国制的话,都保留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五的关税;并且根据为了照顾——不论帕纳耳的态度如何——肯定容易遭受外国竞争损害的工业的至少为某一些部门而设的一项特别条例,他保留了百分之十五的丝织品关税。

这些改革,这些保守性的改革是不能指望在短期内产生显著效果的;虽则在 1843—1845 年的贸易兴旺时期皮尔能以借早一些时候的一系列措施(即

1842—1843 年的措施)在财政和商业上运行的圆满结果,来为 1845—1846 年所采取的更大胆的措施进行辩护。但是却也有一些立竿见影的效果,这差不多全都是在食品贸易方面。到了 1847 年,奶油的进口已经一跃而至一万五千吨以上,干酪的进口至一万八千吨以上——“但⋯⋯国内生产者的售价却一年比一年更有起色,”《经济学家周刊》不胜得意地这样指出。⑤进口的牲畜——几乎全都是牛羊——从 1842 年的五千头增至 1847 年的二十一万六千头;腌肉从零星的几吨增至四万三千吨;咸猪肉和咸牛肉虽不那样显著,但也增加很快。①如果不是这一切东西的供应地爱尔兰遭到饥荒,增加

施。

② 本书第 307 页。

③ 巴克斯顿,前引书,第 1 卷,第 60 页注。另参阅本书第 594 页。

⑤ 参阅巴克斯顿,前引书,第 1 卷,第 344 页。

① 狄斯累利:《本廷克勋爵传》(1906 年版),第 209 等页。狄斯累利:《自传》,第 3 卷 ,第 92—93、

数未始不会少些,英国生产者的售价也未必会那样令人满意。爱尔兰继续把这些东西输入不列颠:在饥荒最严重的时候,爱尔兰仍不断成千吨地运到伦敦市场;②但它的出口能力不可能是正常的。所以在 1846—1847—1848 年进

口的这些食品之中有一些,正如 1847 年输入联合王国的五百五十万吨额外粮食或面粉那样,是紧急供应性质的。①

在贸易已经完全开放的 1848 年,不正常粮食进口的来源是值得注意的。它们本身就不十分正常,因为整个西欧都有缺粮情形。供作爱尔兰赈济之用的玉米——磨成为“皮尔的硫磺”的玉米——几乎全部是美洲的。在约占英国全部进口五分之二的通过伦敦市场的一百一十万吨小麦之中,来自俄国的有三十七万夸脱,来自普鲁士的二十五万三千夸脱,来自美国的十二万五千夸脱,来自英帝国的三万七千夸脱。七分之三的伦敦大麦是丹麦的,七分之三以上的燕麦是俄国的。没有帝国大麦,而只有七千吨帝国燕麦。这些伦敦数字可以认作是相当有代表性的。②

在皮尔当政时,帝国糖的垄断地位依然没有打破:在 1845 年有二十四万吨英国糖和不到四千吨的“自由劳动外国糖”纳税进口,供作消费之用。鲁塞尔开放了关栈,在 1847 年所消费的全部糖的六分之一是外国糖,其中大部分是“奴隶糖”;但是英国糖的消费并没有降低。木材税的变革对于无论消费的增长率或者英国木材和外国木材的相对消费量都没有多大影响。在1843 年,全部消费额的四分之三是英国木材;1845 年,三分之二;1847 年九分之五;1848 年,八分之五。③总消费额,和纺织原料的总消费额一样, 受贸易方针的影响比受关税方针的影响更大。1849 年比 1846 年消费的木材少得多;1847 年比 1845 年消费的羊毛少些,消费的棉花等项则少得多。至于制造品——欧洲丝绸进口的大量增加可以通过税则分类方面的改变好容易才探索出来;但是它同印度丝绸进口的缩减恰相符合。④手套略有增加, 熟革也有增加,两者或许都和税则有关——至于其余则无所增减。1848 年的海关职员并不认为外国羊毛、棉花、麻、铁、或者钢的制造品是“商品的主要项目,”而值得在平常贸易报告书中分别予以登记:无疑他们是对的。

关于帝国糖的垄断权,皮尔仍置原来的帝国航海法典原封未动;但是他对它的不满是可以想见的。在爱尔兰马铃薯病害公布后几十个月之内,当最后一道“英国船舶及航海奖励办法”条例(维多利亚,第 8 和第 9 年,第 88

97 页。巴克斯顿,前引书,第 1 卷,第 96 页。

② 丝绸税自赫斯基森以来一直是百分之三十。约五百种无关重要的商品关税的完全取消于国家福利殊无影响。

① 《经济学家周刊》,1848 年 3 月 4 日号:1847 年的贸易评论。

② 《经济学家周刊》的年度贸易评论中的数字。

③ 参阅 1847—1848 车《经济学家周刊》中食品市场的每星期报告书。

④ 所谓“额外”系指超过 1846 年的水平而言,该年的水平本身就超过了 1845 年的一百六十万夸脱之数。

章)未经讨论而通过于国会时,它方始获得修正。①一则因为它的某些章节已经废而不用;一则因为贸易已经和它相适应达几代之久;一则因为它是那样复杂,那样专门,以致只有“少数官方人员和少数政治经济学者”②才能以了解,所以这个法典逃避了热衷而又见闻广博的自由贸易主义者的酷评。甚至连詹姆斯·威尔逊都没有在《经济学家周刊》上加以抨击。人们泛泛地知道它限制了某一些事务,自由放任主义者也抱这样的怀疑态度,但是他们因为这些限制是“政治性而不是经济性的,”也就听其存在了。③亚当·斯密所承认的关于国防和丰裕的格言向为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所重视。海军部已经相信这项法律真正是英国国防的一个重要支柱。①

自从赫斯基森时代以来就一直没有进行过任何重要的变革,②虽则在三十年代初期的一次修正(威廉四世,第 3 和第 4 年,第 34 章)中,古老的品名表,即非由英国船或输出国船装载不得输入联合王国供当地消费(但得在境内存栈)的欧洲产品的品名表,已经扩大,增加了包括羊毛、硫磺和柑橘等在内的十二种商品;这表明贸易部已有人对于这个品名表作了认真的考虑。③其中仍然包括有欧洲贸易的主要品目——计有木材、谷物、大麻、亚麻、干果、橄榄油和酒类。这是起抵销作用的规定;因为这项规定在平常时期虽可施行无阻——英国商船队既是那样强大——但在饥馑年代却不得不暂停实施。“它虽不阻止外国船装运粮食到英国来储存和供法国及荷兰消费,只要它们愿意这样做的话,”《经济学家周刊》这样写道:“但是除非在暂停实施期间,它却阻止我们本国人民加以利用。”④这项法律虽一般并不阻止外国船为我们本国人民装运粮食;但却禁止荷兰船从但泽或者汉堡船从敖德萨装运粮食到伦敦,而在饥馑年代,甚至连这些禁令也不能维持,虽则取消禁令也未必能对谷物货载有多大影响。

饥馑既经把这个法典中的一些奥秘揭示给早已注定对它抱批评态度的人,他们就开始调查它的其它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作用了。他们在国内贸易方面没有能找到很多棘手的事例。唯一的一个就是约翰·布赖特的朋友的那

① 这些数字是《经济学家周刊》,1848 年 1 月 29 日号所举的数字,也是伦敦粮食经纪人的数字。粮食年度报告书并未提出材料来源的正式分析。

② 数字见波特尔,前引书,第 579 页。

③ 关于税则的分类,参阅《经济学家周刊》,1848 年 3 月 4 日号。

① 与航海法有关的各节,就广义来说,是载在维多利亚,第 8 和第 9 年,第 86、89、93 章的。

② 哈耳:《废除全部航海法的商榷》(Harle,W.L.,“The total repeal of the navigation laws discussed,etc.”)

(纽卡斯耳,1848 年版),第 27 页。

③ 《经济学家周刊》,1847 年,1 月 30 日号。

④ 参阅下文所引征的任何一项报告书中海军人员所提出的或哈德威克勋爵在上院讲话中所提出的问题。

《韩氏国会实录》,第 96 卷,第 1313 页。

个事例,他在阿佛买进了棉花,但不能运到英国,⑤因为旨在维护英国船舶长程运输的旧规定,禁止从欧洲港口装运远方大陆的产品。詹姆斯·威尔逊也有一个朋友,因为亟需蓝靛,就在荷兰买进,但由于同样的原因,竟须绕道美国装运回国。⑥爪哇原糖不得从鹿特丹输入;但精糖是荷兰的制造品, 因而可以进口——这似乎是专为荷兰制糖厂广为招徕的一项规定。①但是, 虽则还有一些其它类似的事例,威尔逊在这项法律已经遭到了两年调查和辩论的不断打击的时候,却在国会议席上承认“与其说这些弊害是表面的,毋宁就是实质的。与其说这种恶作剧是经常的,毋宁说是偶然的。”②这既是以贸易适应法律的一个证明,也是说明这种强迫适应不符合贸易永久利益的一项议论——鹿特丹和阿佛是应该成为易于出入的良好市场的。

在政界内部,起于法律的政治纠纷是司空见惯的。它的种种规定在过去都是和要求取消这项法律的美国相冲突的。结合着三十年代通商条约的缔结而对这项法律所作的曲解,已经使英国同欧洲各国的关系,特别是同荷兰和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关系轇轕丛生。英国先后在约翰·麦格雷戈所缔结的对奥条约和其它几项条约中,承认了一些并不位于另一缔约方领土内的港口为就一切航海法目的而言的“自然出口”。这项办法在最初采纳时原是不合法的, 因而事后必须予以合法化。③极端的事例是对除波希米亚外别无海岸的梅克伦堡—斯特利兹所让与的以但泽、哥尼斯堡、安特卫普和鹿特丹为自然出口的权利。除但泽或许有此可能外,其它任何港口是否曾经利用过,都大可怀疑;但是以防止自由贸易的德意志各邦加入德意志关税同盟为主要目的的这项和其它各项类似条约,使普鲁士大为恼怒,尤其是因为它自己的航运法的限制并不像英国的那样严格。

代表德意志关税同盟的普鲁士在 1846 年 4 月开始了反对这些法律的外交活动。④据邦森表示,要续订英德现行通商条约或许须以某种海上让与作为代价。他指出,英国既行将废除谷物法,也未始不可进而废除航海法。他向英国保证,“普鲁士⋯⋯决不会想”同英国在海上“争夺霸权”,但是愿意在海上享有较大的自由。两年之后他说,德意志同盟深深以为它的船舶所受的不平等待遇“颇于德意志的荣誉有碍”,如果英国航海法继续实施,那么德意志势将照办。①在这期间,在英荷的商业外交上已经发生了这个问题

⑤ 本书第 412 页。

⑥ 盐、沥青、松脂、木炭、糖和醋等六种商品已从表上删除,究竟为什么是不容易说的。

① 1847 年 1 月 30 日号。

② 《韩氏国会实录》,第 89 卷,第 1007 页及以下。

③ 同上书,第 103 卷,第 485 页。

④ 《航海法史简论》(“A short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the navigation laws”)。一位律师(斯塔福德·诺斯科特爵士)著,1849 年版,第 60 页。

① 《韩氏国会实录》,第 89 卷,第 1007 页。1849 年 3 月 9 日。

(在 1846 年),而且颇为难办,在 1847 年秋季在英美外交上也发生了同样的问题,虽远不像那样棘手,但问题是相当明确的。②

殖民地的意见甚至比外国的意见更为重要。北美殖民地所产谷物一直享有优惠待遇,并且自 1843 年以来就按一夸脱一先令这个徒有其名的固定税

率进口。皮尔的 1846 年政策势将破坏这项优惠待遇,而同时他又正在取消木材方面的优惠办法。北美殖民地之所以会有人发出帝国限制不应在帝国优惠待遇取消之后还继续存在的议论,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没有航海法, 货运自会随着高度有效的美国商船队的参加帝国运输贸易而减少。自 1846

年 8 月起,英属北美殖民地公私团体的决议和请愿书即纷至沓来。鲁塞尔的食糖政策也使西印度群岛惴惴不安。这个群岛的大部分面粉、肉类和木材都取自美国:如果准许他们用美国船装运食糖到英国,那么他们的食糖推销工作就会比较方便些,因为在加勒比海英国船是常常缺乏仓位的。③

既然直到 1849 年航海法废止以后木材和食糖还保留了切实的优惠待遇,所以讨论就主要集中于谷物,尤其是因为糖商只希望废止某些规定而并不指望将所有规定,一并或永远予以废除。牙买加在 1847 和 1848 年的主张是前后不一致的,而德麦拉拉却拥护这项法律。① 北美木材利益集团鉴于航海法一旦废止,如果无保障的英国造船商坚持在最靠近的市场上购买木材, 他们的优惠待遇就会随之而告终,因而也往往有拥护航海法的表示。在连篇累牍的殖民地文件之中最重要的一件恐怕就是 1848 年 12 月 14 日蒙特利尔贸易委员会的一件请愿书了。委员会的多数派一致认为谷物优惠待遇的废止,会陷圣劳伦斯河的贸易于破产之境;所以他们要求废止航海法和英国对外国谷物所课征的五先令关税。主张自由贸易的少数派拒绝了优惠待遇的要求,但同意了废止航海法的主张。②

不论各式各样的请愿人对各该殖民地的一般永久利益所作的阐释是否正确,他们的请愿书总是在国会中受到重视的。1847—1849 年接连不断的调查和讨论期间,虽然在野而影响力不亚于任何人的皮尔,一度将他所以决定赞成彻底修改这项法律的种种考虑依次加以排比。那些考虑是:殖民地的意见:外国的建议和要求:互惠条约的不胜其烦的复杂性:以及法律本身的“支离破碎状态”。③

② 根据维多利亚,第 3 和第 4 年,第 95 章。参阅《经济史评论》,第 25 卷(1910 年),第 687 页及以下。

③ 邦森致阿伯丁的备忘录。外交部普鲁士档,第 268 卷。

① 致帕默斯通函,1848 年 1 月 24 日。外交部普鲁士档,第 292 卷。

② 荷兰方面对于英国的“自然出口”政策不适用于该国,颇以为憾。因美国大使班克罗夫特的缘故,英美关系是友好的。参阅班克罗夫特致帕默斯通函,1847 年 11 月 3 日和 17 日,外交部美国档,第 478 卷。进

一步的讨论见《经济史评论》,第 25 卷。

③ 《加拿大和西印度的决议和请愿书》(“The resolutions and petitions from Canada and the West Indies”), 见《上院航海法报告书》(“House of Lords′Reports on the Navigation Laws”),1847—1848 年(第 20

他所指的建议主要是准备保证以完全航海自由换取完全自由的那些普鲁士建议,以及通由班克罗夫特经手提出的美国建议。①美国准备以条约来废止一切航运上的限制,但以沿岸贸易垄断权为例外。这是一项严重的例外。在 1848 年和 1849 年的辩论中,②格拉德斯通极其有力地辩称,美国的沿岸贸易乃是海洋贸易,事实上就是帝国贸易;英帝国应以放弃英帝国垄断权为条件,换取它对英国的开放。美国,他指出,“总而言之不是一个自由贸易的爱好者。”而废止航海法派却说,这正是当前的英国。③而且,格拉德斯通的讲价政策会使现有不胜其烦的各式各样航运规定——正是皮尔所不胜其厌恶的——长此继续下去。经过国会长期争论之后,废止派取得了胜利,虽则在上院只是一次险胜;自 1849 年 6 月 26 日起,将近两世纪之久的一部航海法就只剩下把英国沿岸贸易保留给以英籍船员配备的英国船只这样一项限制,和非配备有四分之三的英籍船员不得登记为英国船的这一项规定了。

若说这项法律——在它废止的前夕——对于维护航运有多少效果,确是无法证明的。自由贸易派以英国船舶在最重要和最广大的贸易方面早已不须保护就可对抗全世界的船舶而游刃有余的论证,是“船舶利益集团”无词反驳的。但是自由贸易论者却也无法使船舶利益集团对于坡克总统那样大言不惭的 1847 年致国会咨文充耳不闻——美国船舶果能像最近这样继续增加下去,“则我国商船队之驾凌于世界其它任何国家之上,当已为期不远。”④ 对大英轮船公司的威耳科克斯所提出的询问和他的答复一直埋没在最近的一本蓝本书中而未为任何一方所引证——“就铁而论,我国胜得过世界上其余的国家吗?毫无疑问。”

卷),附录,另《报告和文件》,1849 年(第 51 卷)。

① 参阅 1849 年 5 月 8 日斯坦莱在上院的发言,《韩氏国会实录》,第 105 卷,第 95—99 页。

② 见《报告和文件》,1849 年(第 51 卷)。[早在 1846 年 8 月蒙特利尔贸易委员会就已经因废止谷物法

而引起的边个问题对航海法进行驳辩了,1847—1848 年(第 20 卷),第 935 页。]

③ 1848 年 6 月 9 日。《韩氏国会实录》,第 99 卷,第 646 页。

④ 参阅班克罗夫特致帕默斯通函,1847 年 11 月 3 日,和班克罗夫特向拉布谢尔所提建议的摘要,1849 年 3 月 10 日。外交部美国档,第 50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