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两次历争的失败

刘焯出身于一个小官吏的家庭，他的父亲刘洽曾为郡功曹（掌人事，与闻一郡的政务），家境并不富裕。

刘焯天资聪敏，深沉好思。他青少年时最好的朋友是刘炫。

刘炫字光伯，河间景城人，天资也很聪敏，他们共同学《诗经》于同郡的刘轨思，受《左传》于广平（今河北鸡泽）的郭懋当，问《周礼》于阜城（今河北阜城）的熊安生。

刘焯三处受业都未满期便辞别老师另求新知。随后，他得知武强（今河北武强）的刘智海家中有大量藏书，便与刘炫结伴就读于刘智海家，闭门读书，虽衣食不继，仍自得其乐。这十年苦读，使他成为饱学之士，于是以儒学知名，为州博士（掌经学的传授）。

约公元 583 年，冀州刺史赵煚聘刘焯为冀州从事（刺史的僚属）。不久又举秀才（荐举人员科目之一），到京都长安（今陕西西安）与著作郎王邵同修国史，兼参议律历之事。这时刘焯已经是年近 40。虽然官微位卑，还是积极参加了这时的历法论争。这一年，他献上了经苦心钻研和实测而得的、自信能够会通古今、符允经传、稽于庶类、信而有证的新历法。

公元 584 年，隋文帝决定颁用他的宠臣张宾所献的开皇历，这大大出乎刘焯的意料，他就和当时著名的天文学家刘孝孙一起反对张宾的开皇历，指出开皇历不用岁差法、定朔法等六条重大失误。

岁差就是回归年和恒星年每年之间的差别。回归年就是由于地球绕日自转轴与公转轴倾斜，使地球上日照的倾角发生周期性的变化。从而发生季节变化，它的变化周期可以用中午日影长度的变化度量。恒星年是利用季节星象判断季节。回归年和恒星年每年相差不到一分，叫做岁差。中国天文学产生的初期，是利用星象判断季节的。但是由于中国古时的度量系统是赤道式的，而且采用二十八宿人宿度这种以赤经差计量的特殊表达方式，致使古人不知存在差异，发现岁差比较晚。

约 330 年，东晋的虞喜（281——356）发现，依照《尧典》的记载，冬至时的昏中星为昂星，而到了虞喜的时代，冬至昏中星为壁 9 度。这就是说，从帝尧到东晋这段时

间内，冬至昏中星已从昂宿，经胃宿 14 度、

娄宿 12 度、奎宿 16 度、退行至壁宿 9 度，合计退行 5l 度。虞喜估计唐尧时代相距2700 年，由此可以求得约 53 年岁差一度。

虞喜发现岁差，在中国天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显然，古历把节气与星

度相等同是不正确的，寒暑变化一周不等于太阳在恒星间运行一周，也就是说周天与周岁是不同的概念，太阳在黄道上运动，经过一岁之后并未回到原处、还差 1/53 度（赤经差）。

张宾的开皇历，在虞喜发现岁差 200 多年后仍然不用岁差法，显然是落后于天文学发展水平的。

定朔法是和岁差联系在一起的。在没有发现岁差以前，人们不清楚太阳和月亮的运动是不均匀的，所以那时采用的是手朔，朔是不能真正反映合朔时刻的，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根据日月运动的不均匀性考虑一个定朔的办法来解决，而开皇历也没有这种定朔法，所以不可能不引起刘焯等人的激烈反对。

刘焯和刘孝孙据理力争，批评多切中要害，表现了极大的坚持真理的勇气和很高的天文学素养。但是，事与愿违，刘孝孙却因此被扣上非毁天历，率意迂怪的大帽子，刘焯也被加上妄相扶证，惑乱时人的罪名。这对于刘焯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也给他的仕途蒙上了浓暗的阴影。虽然是这样，刘焯能够和刘孝孙交往和共事，对于他在历算研究方面的长进还是获益非浅的。

刘焯在参加第一次历法之争失败以后，被调到门下省，以备皇帝顾问。随后不

久又被授予员外将军之职。后与诸儒于秘书省考订儒家经典，并曾一度返回故乡，县令韦之业请他做了功曹之职。

公元 586 年，刘焯复返京师，奉命与刘炫等共同考定由洛阳运到长安的文字磨灭的石经，以补正这些磨损的部分，可见刘焯对儒家经典深有研究，而且在当时颇孚众望。其后，在国子监与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国于祭酒苏威（534——621）、国子祭酒元善、博士萧该、何妥、太学博士房晖远、崔崇德、晋王文学苏赜等群儒共论古今经籍的滞义，前贤不能做出确切解释的，每次入座后，都要论难蜂 9 起，刘焯以他的精博，使众不能屈，杨素等人都不得不佩服他。

公元 590 年，刘焯在国于监举行的祭奠孔子的典礼上，和刘炫一起与群儒辩难、深挫诸儒，为一些人所忌恨，于是有人上呈奏章，谤其非是，他就被革职为民了。这件事是他被革职的直接原因，深层的背景可能是他少年前在历法之争中的原因。

刘焯只得回到了故里，专以教授，著述为业，孜孜不倦，前后共 10 多年。在儒家经典方面，他主要研究的是贾逵、马融、郑玄等古文经学家所留下的典籍，匡正讹误，阐发新义，著有《五经述议》一书；一方面他又着力研习东汉前期的《九章算术》、西

汉中期的《周髀（bì)算经》、《七曜历书》等 10 余部历算名著，无论究其根本，穷其秘奥，把天文历算的研究引向深入。著有《稽极》10 卷，是关于前代历家同异的比较研究成果，因为其书早佚，我们无法知道这部书的详细内容。还著有《历书》10 卷，这部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刘焯后来上呈的皇极历。

刘炫也是聪明博学的人，但是名气排在刘焯之后，所以当时的人就称他们两人为二刘。在研究、著述的同时，刘焯还从事大量的教育工作，天下名儒后进，质疑授业，不远千里而至者，不可胜数。人们认为，几百年以来，博学博儒，没有比他更强的了。但是他空怀旷世之才，又因为家境不富裕，没有交给他吏修（干肉条，学费的代称，源于孔于）的学生，他不能尽心尽力地去进行教诲，所以也有人因为这件事而批评他。

刘焯虽然身居乡里，对于当时历算界的动态及其进展却十分关心和了解，并多次参与改革历法的争论。

当时有个叫张胄玄（526－－612）的天文学家，勃海湾（河北景县）人，博学多通，尤其精于天文历算之学，久居于民间，一直未被朝廷所知。

公元 585 年，张胄玄和李文琮一起曾编制了一部历法准备上献给朝廷，由于当时刚刚颁行张宾的开皇历，所以他们的历法未被

采纳。但是，他们的历法却在民间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和应用。

公元 590 年，经由冀州刺史赵煚的推荐，年过六旬的张胄玄才开始到京师长安的太史任职，授为云骑尉，参议天文历法之事，也曾与刘孝孙一起对张宾的开皇历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

公元 593 年，为鉴别各家历法的优劣，

太史提出古今日食观测记录 25 事，依张宾的开皇历推算，合者甚少，依刘孝孙法推算，合与不合各半；而依张胄玄法所推大多符合。这引起了隋文帝的重视，又因为张胄玄称言入隋以来白昼时间增长等瑞兆，隋文帝大悦，就命令张胄玄、袁充等参定新术，制定新历法。

刘焯闻讯后，便在刘孝孙历法的基础上，增损改进，献上了《七耀新法》以备选用（这时刘孝孙已去世。但是，刘焯的《七耀新法》与张胄玄的历法，矛盾比较多，因为张胄玄和袁充都有宠于隋文帝，两个人合起来排斥刘焯，刘焯只好作罢。这是刘焯参与的第二次历争，也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