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刘焯的启示

一行在他发起组织的四海测验工作中，重点测量了白马（今河南滑县）、浚仪

（今河南开封）、扶沟（今河南扶沟）、上蔡（今河南上蔡）四处，这四处的测量工作实际上是对于刘焯提出来的检验“影千里差一寸”说法的实测方案的具体实施。

这四处地点是由一行等人精心选定，由另一位天文学家南宫说具体负责的。这四处地点正好位于黄河附近，并且都处在平原地区，而且它们大约位于同一经度线上，这些都符合刘焯提出来的测量地点选择的标准“取河南、北平地之所，可量数百里，南北使正”。测量的内容也包括用测绳丈量这四处间彼此水平距离的项目，这也是刘焯提出来的“平地以绳”的量度器具。测量的目的也是一样，都是验证前人关于南北距千里， 夏至午中晷影差一寸的说法是否正确。

一行和南宫说等人通过实地测量，得到了大约南北相距 200 多里，夏至晷影便相差一寸的初步结论，从而证实了前人说法的谬误，了结了几百年以来的积案，达到了这次测量的初始目的，如果是世界上真有灵魂存在，刘焯在九泉之下也一定会得到慰籍的。当然，一行并没有满足于这个测量的结

果，他通过对所有的测量结果作了更深入的

分析研究后，得到了更重大的收获： “大率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而极差一

度。”

一行的这个发现，实际上已经创立了子午线 l°的长度，等于 131.11 公里，这个数值比现代的测量结果大约偏 20.17 公里，精度虽然不高，但是它在天文学中的含义是巨大的，因为他们进行的是在世界上第一次对子午线 l°长度进行的实测工作（在国外， 最早实测子午线的是阿拉伯天文学家阿尔·花刺于摸等人在公元 814 年进行的，晚

于我国 90 年）。

一行，南宫说等人当初在白马等四处进行测量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工作的巨大天文学意义，那么，首次提出进行这样的测量工作的隋代天文学家刘焯就更不可能想象到他的建议会在天文学史上产生这样巨大的影响。

刘焯的一生，是一个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一生，是悲剧性的一生。其实，在封建社会中，像这样的人也不会只出现刘焯一个。譬如：在清朝中期，有一个水利科学家叫郭大昌（1742——1815 年）也是一个例子。

齐大昌出生于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家庭，他 16 岁时，入河库道当贴书，历时 3 年，学习工程核算、料物管理方面的知识。

由于他聪明好学，很快就超过了老师。尤其对水情、溜势的变化有突出的观察能力，被提拔参与管理工作。河库道嘉漠极其器重郭大昌，遇事多听取他的建议。后嘉漠升任漕运总督，打算让郭大昌随同前往。淮扬道提出黄淮两河正值多事之时，向嘉漠请求留郭大昌助理河工。郭大昌从此客居河道署，后因事与南河总督吴嗣爵不和，于 1774 年 7 月迁居到清江浦的五圣庙。

郭大昌这个人虽然文化不高，但是性情非常刚直，不愿与当时贪污成风的河道官员们同流合污。虽然主管河道的官员往往在事情紧争时找他求教，但因为他不恂私情，工费预算往往接近实际需要量，治河官吏难以中饱私囊，因而郭大昌始终得不到重用。譬如 1796 年黄河在丰县（今江苏丰县）决口，

负责堵口的官员申报工费 120 万两，南河总督觉得过多，打算减掉一半，找郭大昌商量，郭大昌认为再减一半也足够了，总督面有难色，郭大昌毫不客气地说：15 万两用来堵口，另外 15 万两你和其他官员分掉，还嫌少吗？河督大怒。从此，郭大昌决意不再与南河官员共事。

岁月磋舵，老年时的郭大昌“赤颧披颐，髯长七八寸，连鬓皆苍白”。《中衢一勺》的作者包世臣与郭大昌认识后，被他在河工方面的渊博学识所吸引，多次随郭大昌

考察河道情形，并屡次上陈郭大昌的治理意见。在考察过程中郭大昌将自己的河工知识及治理经验等向包世臣悉心传授，并由包世臣记载于《中衢一勺》中。譬如 1808 年 2 月，因治河官拟改黄河下游从射阳湖或灌河口入海，将使淮河下游受极大的威胁。郭大昌邀包世臣一同勘察黄淮下游河湖状况，请包世臣在朝廷使臣到来时陈明利害，包世臣欣然同意。他们历时两个月，勘察了上起徐州，下至射阳湖一带的黄、淮、运、湖形势。其间每至一地，郭大昌便为包世臣指点水性地势，现场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回清江浦后，包世臣根据郭大昌的建议，向使臣长麟提出建议，后来几经挫折，终于使黄、淮水流畅通，运河水位有所下降。然而郭大昌却在 74 岁那年因风痹症去世了。

包世臣在和郭大昌的交往中，看到郭大昌不愿趋炎附势，似至不能尽施其才能，感叹地说：大禹之后数千年才有潘季驯（1521

——1595），潘之后百年有陈潢（1637—— 1688），陈之后百年才有郭大昌。陈潢被重用，然而还未充分发挥。郭大昌则只能偶试锋芒，竟不见用，太可惜了。

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充分利用人才资源，仍然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还需要我们社会各个方面共同努力，真正做到“人尽其才”，才能使我们的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兴旺、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