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一个对博弈论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旅程即将结束。我深深地感到，虽然这种理论使马克思主义“科学化”的努力未必完全成功，但它的确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视域。博弈论和理论选择理论的工具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社会历史理论研究中的运用不是太多，而是远远不够。

现在，我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从博弈论视角对博弈论的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研究方法的论述和对博弈论的剥削观、阶级斗争的博弈分析等理论的详细考察，形成以下几个基本判定。

1.博弈论的马克思主义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而过于粗糙的现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重新阐释。博弈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运用了20世纪西方国家主流的社会科学方法如经济学的博弈论方法对马克思的经典理论进行适合于时代的重构，找到宏观理论的微观机制，论证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社会理论的可行性。我将他们的理论整合起来称为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行动纲领”，虽然这也许只是期望和目标，而远没有实现。构成这一纲领的内容主要包括四部分：方法论个体主义和博弈论的方法论基础，罗默借助博弈论的剥削观对资本主义社会不公正性的指认和批判，埃尔斯特构筑劳资阶级斗争的博弈结构明确了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行性手段，以及在合作博弈主体精神即分配正义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正理论和市场社会主义社会的构造。

2.罗默将建立微观基础的方法贯穿其全部的分析中，将经济中的总体行为归结为个体行动的结果。如技术创新被认为只有当其能为资本家增加利润时才会被引入，而相应的，宏观分析法只能认为技术进步是以总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为表现形式。罗默把剥削理论定位于劳动者与资产拥有者之间理性博弈的结果，他们二者构成劳资合作博弈的关系，而在博弈支付的分配问题上的不公正是资产拥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合作博弈中的夏普里值的主要精神是投入与收益的对等，这才是博弈的均衡，达成一次公正的分配。而如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和工人虽然合作了，但在总体收益上的分配没有遵循公正分配原则：工人的收益少于其劳动投入，故他受到了剥削；资本家的收益多于其资本投入，故他剥削了工人。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和工人的合作性博弈没有达成均衡，往往实现的都是非均衡性分配，因而也是不公正的分配。而且，这一理论可推及一般，推广到一切社会形态中，封建社会的地主和农民是不公正的剥削性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和工人是不公正的剥削性关系，当前社会主义国家中也存在劳资关系上的剥削性关系。由此，罗默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公正的社会的结论。

3.埃尔斯特对阶级斗争的探讨极具创造性。阶级斗争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冲突的结果，是社会进步的直接动力，这是原有的观点。埃尔斯特指出，阶级斗争的实际主体是个体的人，因而阶级斗争的过程是阶级意识从而也是阶级的形成过程和阶级形成后它们之间的斗争过程，它包括个体资本家之间博弈并逐渐获得阶级意识形成资产阶级的过程，包括个体工人之间博弈获得集体身份感并形成阶级意识以及工人阶级的过程，以及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内部的各类资产拥有者间的博弈过程。通过分析指出，集体行动、阶级革命的实现仅仅有物质利益作为博弈支付是不够的，在阶级博弈中，领导者、集体行动的规模、非完全理性因素等都起到重要作用。

4.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创新事业需要借鉴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理论和方法，虽然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理论不能完全形式化和细节化，对整体行为的分析也不能完全还原到个体层次，但是博弈论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适当运用这样的主流社会科学方法，将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坚实的基础和时代特征。

我认为，对社会的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是并行不悖的。在宏观分析中，阶级是最基本的分析要素；在微观分析中，个体工人才是最基本的分析单元，但工人既是作为阶级的成员而存在，又是作为个体在行动，因而对应于这两种身份的两种分析模型并不冲突。另外，个体是作为阶级的成员而行动，这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定量，而非公理。的确，工人有他们的个人欲望和习惯，但生活条件迫使他们形成阶级意识，并且有时代表工人阶级整体而不是他们个体的利益来行动，如罢工者冒着巨大的风险得到罢工的微小益处，对个人来说是不值的。马克思的错误就在于把阶级当成所有分析的基本因素，把阶级行为看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公理性假定而不仅仅是一个定理。阶级分析法是有效的分析法，但不是对社会现象的全部分析。此外，运用微观基础方法可克服功能主义的错误。

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活动来说，数学模型化是一柄“双刃剑”：适度的数学模型化有利于清晰准确地表达理论，并能使学术争论的焦点暴露出来，从而推动研究的深入；但过度的数学模型化则有可能使学习与研究者耗力于甚至沉迷于无谓的数学游戏中，而对于社会科学进步具有真正实质意义的理论原创活动则有可能被延缓。如果说在今天，数学模型化在西方主流经济学那里早已经出现过度化倾向，那么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里，数学模型化则刚刚才开始显示其重要价值。数学语言可以更清晰地表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如阶级、剥削等都是可以模型化的，而且正是因为以前没有被模型化，故而对它们的认识不完善，出现了理论和现实的偏差，如传统阶级学说不能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现象，经典剥削理论也不能解释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反之，数学模型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清晰呈现这些理论的内容，避免直觉的模糊性，扫清理论的灰色地带。如在剥削问题上，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扩展剥削理论，建立剥削的数学模型，以便能够判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剥削是否存在。

5.博弈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确存在诸多不足。但我们分析不足并非为了苛责作者，而是旨在规避可能的理论乃至实践误区，并进一步挖掘出该理论有价值的启示，服务于我们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博弈论的马克思主义者构筑了很多理论模型，但我们不能把模型等同于理论，他们是通过模型说明理论，这正是他们的“科学性”追求之所在。理论本身并非数学化的，它产生于直觉领域；但人们通过构筑一个能够概括理论基本内容的模型可以检验理论的内在一致性。而且一个发源于直觉的理论必然会有某种含糊不清的性质，而同一理论的各种表达清晰却相互冲突的模型则将这种含糊不清暴露于激烈争论的焦点上。好比一个理论是一个具有无限空间的客体，而它的一个模型则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这个客体投向某个小的子空间的投影。不同的模型提供了不同的投影，模型越多，投影就越多，而我们对这个理论的含义及限定就有了更准确的体会。采取这样的认识论立场，我们就可知道，虽然模型绝不可能完整地抓住理论，但这并不是一个拒绝建立关于理论的模型的有力理由。我们接下来的努力方向：不是因噎废食，因博弈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足而抛弃它；而是在不足的基础上改进它，用更准确的博弈理论和理性选择论精确分析社会历史，用更充分的模型描述切实的劳资关系，以便更好地认识和把握资本主义社会。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类似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关系。但如同经济学家尚未寻找到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间的通路一样，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也缺少一种合适的理论，来搭建志它所提供的微观基础与传统的宏观理论之间的桥梁。毋庸置疑，这一工作将会极大地增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从而应当成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未来的重要任务。我们可以合理地期待：未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能够实现传统的整体主义与分析学派的个体主义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