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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一章 绪论
20世纪70年代末，在英、美等英语国家的社会科学界，出现了一批用分析哲学的分析技巧和西方社会科学的分析工具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者。他们用分析哲学中的语言分析技术和现代逻辑分析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理论命题进行澄清，如柯亨(Gerald Cohen)对生产力、生产关系概念的表述，以及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关系的论证，埃尔斯特(Jon Elster)用模态逻辑工具对马克思的矛盾、辩证法概念的研究；他们用现代经济学的模型分析法和均衡分析法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如罗默(Jone Roemer)揭示了剥削概念的内涵并用博弈论术语建构起新的剥削理论，埃尔斯特用博弈论和理性选择理论塑造阶级斗争模型，从而对“人类必将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给予了科学论证，这些现象和理论统称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坚持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立场，这是它的基本政治承诺，但并不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讨论的神学教条，而以新的社会科学研究工具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严格的“科学”的身份，这种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是一种“没有敬畏感的”承诺。
第一节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出场
一、产生背景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逐渐形成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标志是1978年G.A.柯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的出版和同年的J.埃尔斯特的著作《逻辑与社会》的出版，等等。这些著作的出版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哲学分析”、“语言分析”、“模型分析”、“博弈论分析”之先河。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范式：“分析范式”，一种分析哲学式的分析或一种社会科学式的分析。这一范式的形成是社会历史与文化自然碰撞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从来都与历史时代尤其是该时代的政治状况紧密关联着。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失利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直接催化剂。
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危机重重”。在东方世界，马克思主义的运行并不顺利。虽然马克思主义与东方实践的结合产生了列宁主义和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在二战后形成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但社会主义制度在20世纪的发展实践中出现种种失误；社会主义运动向西方的推进在整个20世纪也遭遇挫折，在西方世界的整整一百年中，社会主义革命的预言并没有成真，无产阶级革命与西方工人阶级渐行渐远，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在西方似乎遥遥无期。这些都使得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者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前途和命运感到悲观失望。
在学术理论上，无产阶级运动的挫折导致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审视。西方思想家、学者开始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反思，并从哲学、文化批判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形式各异的另类阐释。这些思潮统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它们是与19世纪经典马克思主义、20世纪制度社会主义所实行的主流状态的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另类”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怀疑和对西方新的革命道路的探索是这些另类马克思主义贯穿始终的、共同的主题。
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欧洲革命前后新马克思主义的初创时期；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新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时期；战后新马克思主义的兴盛时期；70年代后新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发展时期。这四个时期中，以卢卡奇、葛兰西为代表的初创时期的新马克思主义是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反思的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作为新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的象征，则是告别无产阶级革命的悲观的一代；二战后的新马克思主义与和平时期的战争反思和西方青年的反文化运动相联系，与多种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思潮相结合，是新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反叛的一代；70年代后以后现代主义为方法论主流的新马克思主义，则是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彻底走向多元化的“异端的一代”。[1]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正是70年代后期新马克思主义“异端的一代”中十分耀眼的一个流派。
20世纪下半叶既是社会主义运动失利的时代，也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时代。70年代后期，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开始进入“滞胀”困境，出现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之前因为美苏对立，被西方政治界视为洪水猛兽的马克思主义也逐渐为大家试探性接受。英美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在对传统理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试图以马克思的观点去分析英美的社会问题。另外，当时正值“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断走向衰落，年老的一代先驱者如德拉沃尔佩、卢卡奇、霍克海默、布洛赫和马尔库塞等相继谢世。而一些当时在世的理论家已经完全倒戈，公然否定他们原先开创和遵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像萨特的“新无政府主义”和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的总危机”都已背离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此外，德国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也由于诸多原因在组织上已经分崩离析，其第二、三代理论家也因观点的差异而分道扬镳。这些都加速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流派的产生。
政治形势促使西方学者开始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寻求精神庇护，但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是试探性的、批判性的。他们一方面要反苏联马克思主义，另外一方面又要寻求马克思主义的庇护。其矛盾的心理使得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受也充满矛盾。在学院中，西方学者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但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却是资本主义文化渗透的结果。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经济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结合的一种必然。
20世纪的西方社会科学中，西方经济学迅猛发展，其中作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基本研究方法的“方法论个体主义”，逐渐成为统领西方社会科学的普遍方法论模式。方法论个体主义对方法论整体主义提出异议，认为仅对社会现象作整体的描述和说明是不够的，还必须把所有社会科学的解释还原为个体行为的解释；个体才是基本的分析单位。在他们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过于拘泥于整体主义的解释模式，因而需要改造。此外，经济学方法中的理性选择原则在英美社会科学中得到全面拓展，该原则凸显了主体的社会地位，因此学者们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过分的结构论和决定论也提出异议。而且，在西方经济学中普遍运行的数学的、模型分析的、博弈论等实证科学方法也对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要“科学化”，要具备清晰的实证科学的特性。
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初，其标志性的论文分别是G.A.柯亨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批判》(1970)和艾伦·伍德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正义的批判》(1972)，他们都从分析哲学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新的解读。70年代末期，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逐渐形成，其代表性的著作是：柯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1978)、肖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1978)、埃尔斯特的《逻辑和社会》(1978)。
迨至80、90年代，其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颇具影响力的思潮，涌现了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包括罗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1981)和《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1982)、伍德的《卡尔·马克思》(1981)、埃尔斯特的《理解马克思》(1985)、怀特的《阶级》(1985)、罗默编的论文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1986)以及卡弗和托马斯主编的《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1995)。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个特定的称谓是埃尔斯特首次提出并公开使用的。1981年，他把代表分析哲学的“分析”一词同“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作为他开设的一门课程的名称，即“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并自称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但直到1986年，当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罗默编辑的论文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才正式成为这个学派的公认名称。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体是一群“热爱”、“质疑”、“反思”、“改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家、学者，他们没有一致的政治立场，也不是以革命者的身份开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只是因其在研究方法上的一致性而统称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大都是各个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埃尔斯特是著名的政治学家，罗默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还有社会学家怀特、政治学家普热沃斯基、历史学家布伦纳等等。他们在自身的学术领域经受了专业的社会科学方法尤其是分析方法的教育和训练，精通各自领域的实证科学方法，而且在专业领域卓有贡献。如罗默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影响甚大，被学术界称为“罗默模型”。正是他们把各自领域的科学研究方法与分析工具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形成了以方法论为特色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同时，各个领域方法和工具的差异性也使得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例如，“博弈论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基本研究方法就是经济学领域中的博弈模型分析法。这种方法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剥削”、“阶级”和社会主义理论的分析中所展现的鲜明特色，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引发了广泛的争论，并使得这一分支在后来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有的发展中呈现出日趋兴旺之势。
无论是分析哲学的精神，还是社会科学的实证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想要实现的目标是共同的，即追求概念的清晰和论证的严谨，反对模糊化的思考方式和言说方式，这也是分析哲学家和西方社会科学家一致认同的科学的研究态度。
共同的学术志趣使得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走到了一起。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中进行了长期的交流与合作，并逐渐组成一种松散的、自由的学术团体，被称做“九月小组”。九月小组的形成和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和扩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九月小组的发展史正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一个重要考证。
1978年，柯亨、肖和埃尔斯特各自出版专著，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们惊喜地发现，这三本著作都采用了同一种新的研究路径，即用分析的方法重读和重构马克思主义。他们都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过于思辨和模糊，主张通过精确的表述和严密的论证，将马克思主义“科学化”。埃尔斯特还注意到，在英国、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等国也有一些学者正在以类似的方式研究马克思主义。
1979年9月，在埃尔斯特的提议下，这些学者在伦敦举行了一次讨论会，会议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剥削问题。次年9月，围绕这一主题，他们再次在伦敦召开会议，并讨论决定会议每年举行一次。就这样，“九月小组”正式诞生，其特色是以分析的方法一般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此后，该小组坚持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以此作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在1981年的会议上，柯亨建议称小组为“NBSMG”(the nonbullshit Marxism group)小组，即“非胡说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他们批评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者缺乏完全的理性真诚，坚决主张用分析的方法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清楚地表达学术观点。
从1981年开始，九月小组的成员基本固定下来，主要有罗伯特·勃伦纳、G.A.柯亨、菲力普·范帕里斯、约翰·罗默、希勒尔·斯泰纳、罗伯特·范德维恩、埃里克·赖特、普拉那布·巴德翰、塞缪尔·鲍勒斯和乔舒亚·柯亨。但是，由于对小组发展出来的学术特征不满，约·埃尔斯特和亚当·普热沃斯基于1993年离开小组。近30年来，这个组织一直发挥着交流平台的作用。在会议上，既有论文介绍，又有围绕论文展开的讨论。他们坐而论道，既一致坚持对主流的科学方法论的信奉，又对马克思主义各表一枝，甚至激烈争论，使得这些会议成为一种高层次的国际学术沙龙。现在，小组成员兴趣已经有了很大的拓展，主题更加灵活，尤为关注当前社会的焦点问题，如第三世界、国家帮助儿童的责任、平等、分配公正和恐怖主义等等。[2]
第二节 正名：什么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一、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正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一次新突破，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异端的”一代。使之区别于经典马克思主义也区别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流派的根本在于它是“分析的”。正是由于“分析的”特性，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的范式转换，开创了“分析范式”。它区别于传统的“思辨范式”。
何为“分析的”？G.A.柯亨对“分析的”做了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理解。“就广义的理解而言，所有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分析的；就狭义的理解而言，大部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分析的。从广义上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分析的，就在于它运用了一批在西方(主要是讲英语的国家)社会科学和哲学中发展起来的思维方法，如逻辑和语言分析的方法，具有严格数学形式的经济分析的方法，以及描述选择、行为和策略的各种方法，如“决策论”或“博弈论”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理性选择理论”，等等。而这些方法之所以通常被称为是‘分析的’，是因为它们的运用要求并推进了表述的精确和论证的严谨。从狭义上讲，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分析的，则在于它以分别构成整体的微观成分和构成总体转变过程基础的微观机制，去说明宏观现象的那种倾向。[3]如这种观点坚持把社会形态和阶级描述为构成整体的个体的行为的功能。“在这两种‘分析的’含义中，成为分析的都要反对传统上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的那种思维方式：就广义的‘分析的’而言，分析的思维是反对所谓的‘辩证的’思维；就狭义的‘分析的’而言，分析的思维是反对所谓的‘整体主义的’思维。”[4]
怀特(E.O.Wright)也详细阐释了“分析的”一词的含义，认为它包含如下四种承诺，它们共同构成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并且使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潮中一个独特的流派：
(1)在阐述理论和从事研究过程中对常规的科学规范的信奉。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赞成这种观点，即马克思主义应当毫不为难地追求一种真正的社会科学的地位。马克思主义不应当解除科学的标准对它的约束，即使在此之外还接受其他评估标准的约束。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常规的科学规范的认可具有三种重要的含义：首先，它倾向于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要求的独特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持怀疑态度；其次，他们倾向于强调为了推进科学的知识而在系统的理论模型中加入实证的研究；第三，他们力图对重估自己的理论的地位持开放态度，并愿意根据讨论和批评认真地考虑修正其理论立场。
(2)对基本概念的重要性的强调，重点针对那些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的概念。这涉及仔细地考虑概念的定义及相互关联的概念的逻辑连贯性。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这就是他们将大量精力花在对基本概念的阐述上。他们将大量时间花在捍卫特定的定义，讨论取舍标准，考察概念之间的逻辑关联，分析前后矛盾、困惑，等等。他们之所以在概念形成上进行精耕细作是因为他们认定概念在分析上的一致性对于理论的解释力来说必不可少。
(3)在联系概念进行理论辩论过程中对说明是否条理清晰表示关注。他们坚持无论是解释性理论还是规范性理论的论点都应条理清晰。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使用清晰的抽象模型，该派认为这种做法有三大优点：首先，将复杂性加以简单化的理论模型通过识别出事物所包含的中心机制而抓住复杂的问题的核心。其次，建立一种正式模型要求理论家对与该模型相关的基本假定、存在条件及运转方式做出清楚的说明，同时还可模拟现实生活进行思想上的实验从而有助于说明因果关系。最后，一般来说，在每一种非正式的因果解释背后都潜藏着一个正式的模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将这种模型从后台推向前台使之公开亮相并接受检验。
(4)无论在解释的理论还是规范的理论中都强调个体的有目的的行动的重要性。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最有争议的一个特征是它自觉地使用理性的行动者的模型以及数学上的博弈理论。这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了个体选择和社会过程之间的关系，从而试图把对有意识的选择的关注结合进社会理论中去。而且这种模型对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阐明宏观结构理论的微观基础提供了一种系统的战略手段。围绕着理性选择而建立的正式模型，其解释能力有一定限度，因此需要用其他一系列解释方式如功能的理解、制度的或结构的解释等来加以补充。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发明是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议程范围内有系统地将这些解释手段同关于个体理性和选择的分析联系起来。[5]
“分析的”既包括一种科学研究的精神，也包括科学研究的方法、工具。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使用当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重新考虑马克思有关社会的命题的方法”[6]。可见，“分析方法”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最突出的特性。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的一致性就表现在研究方法上。通过分析方法的运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要实现的宗旨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科学化。布拉沃伊(Micheal Burawoy)指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就是采用分析哲学明晰的、严谨的思考方法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逻辑演绎模型来清洗附着在马克思主义身上的教条主义的灰尘。
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与宗旨
在罗默看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其一，不遗余力地致力于抽象原则，把理论命题规范化或模式化。其二，致力于探寻理论的微观基础，探讨一些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无须提出的更为基础性的问题。例如，为什么阶级是作为重要的集体行动者出现的，或者说，它们是作为重要的集体行动者出现的吗？为什么剥削(即剩余劳动的有序的转移)是不道德的，或者说，它是不道德的吗？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对工人有利吗？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可能吗？无产阶级不自由吗？平等是马克思的道德目标吗？研究这些问题的目的是为了弄清构成马克思判断的基础的那些更为原始或更为基本的原则，而在研究这些基本的原则时就自然会导致程式化、简单化和模型化。其三，非教条式地探讨马克思主义。
作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代表，柯亨运用语言分析工具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研究，他眼中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特征有如下两个：
其一是推崇分析的方法，反对辩证法。柯亨在他的成名之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开宗明义地提出：“这本书为历史唯物主义辩护，提供支持它的论证，但更以引人入胜的形式介绍这个理论。我对这一理论的表述受到两方面的制约：一是马克思所写的东西，二是20世纪分析哲学的清晰性和精确性的标准。我的目标是建立一种站得住脚的历史理论，它基本上与马克思关于这方面的论述相一致。当然，我希望马克思能承认这一历史理论是对他的思想的合理的清楚的表述。这不是一种过分的希望。马克思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创造性的思想家，他在很多方面都提出了丰富的思想。但他没有时间，也不打算，更没有书斋的宁静，把这些思想全部整理出来。对他的主要思想提供比他本人更精确的表述，这并不是一种过分的要求。”[7]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一种理论只有经过分析方法的检验，才称得上是科学的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时，具体的分析工作包括，一方面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剥削、阶级、拜物教、国家等概念的阐述，反过来，如果没有对基本概念的彻底澄清，任何理论都不能成为科学；另外一方面是精心论证各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而任何不严格的论证都会使理论探讨出问题，使理论站不住脚。
由于推崇分析的方法，所有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反对传统的马克思所坚持的辩证法。
其二是推崇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反对整体主义。所谓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即认为历史活动从最终意义上讲是由个体的行为构成的，个体被视为极其重要的分析单位，所有社会科学的解释都应还原为(至少在原则上还原为)对个体行为的说明。在方法论个体主义看来，对任何社会事件的令人满意的解释都必须说明为什么卷入事件的那些个体会那样行动。依照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所有社会现象都必须最终通过作为个体的人的特性来说明，例如通过人的动机、价值观、感情、能力、洞察力及知识等等来说明。他们认为，人的思想产生于个体的心中，行为是个体的能力，而且仅仅是个体的能力，因此，就解释社会行为而言，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还是其他主义，个体都应是理论的逻辑起点。而传统马克思主义忽视了个体主义方法论，而往往只用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这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不对的。所谓整体主义，即把社会形态和阶级描述为具有它们自身行为规律的整体，把个体的特性归结为各种类型的集体的存在，并因此赋予后者对它们的组成者在解释上的优先权。
方法论的个体主义说到底就是从个体出发，说得再具体一点就是从个体的不变的人性出发去解释和说明社会历史的变化。而他们所说的个体的不变的人性无非就是那么几条：即人是有理性的，人生来是不愿意受苦的，等等。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和西方其他“学院马克思主义”一样，没有自己独特的政治立场，一般来说倾向于同情民主社会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感兴趣的是，用“现代科学”所提供的“最精巧的工具”，对马克思主义的个别概念和命题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墓础、上层建筑、阶级、剥削、矛盾等进行透彻的分析，以加强概念的明晰性和概念与概念之间逻辑上的连贯性，或者，用“科学的语言”对这些概念加以重新表述。普热沃斯基说：“对那些喜欢贴标签的人来说，这就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我首先接过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前提，然后用社会科学家今天所了解的知识，研究相对应的结论是否出现。”[8]一个主体可能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而只把“分析”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职业行为”，但这并不妨碍他作为一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同属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两个主体，就同一马克思主义问题所进行的研究，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正如有学者形容的，马克思主义对他们只是一个理想的讲坛、一个对话的场所而不是一个由被一致接受的命题所组成的体系。因此，我们不能根据思想体系、理论框架或基本结论概括出什么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总之，构成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因素有两个：首先，它是在马克思主义这个“讲坛上”、“场所里”提出问题、讨论问题和做出结论的，其次，它所使用的是现代社会科学“最精巧的工具”。
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
统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研究方法可简称为“分析方法”，它体现的是一种学术理论研究上的“分析精神”。
分析方法是当代西方社会科学中的主流的方法，尤其是在说英语的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和哲学思潮中形成的研究方法。“分析方法”是一种统称，包含许多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分析”表征的是对各种具体方法的运用能促进表述的精确和论证的严谨。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柯亨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运用的各种分析方法进行了总结和分组。他说：“第一组是逻辑和语言分析的方法，这些方法是从20世纪的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哲学中发展起来的，它们最初出现于讲德语的国家，然后在讲英语的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第二组是经济分析的方法，它们始自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后被新古典经济学赋予了数学形式。第三组是描述选择、行为和策略的方法，它们产生于新古典经济学并和它一起发展起来，这些方法属于人们现在所说的‘决策论’、‘博弈论’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理性选择理论’，这些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当代政治科学。”[9]概括地说，分析方法包括分析哲学的技术方法和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前者即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的方法，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采用的主要方法；后者则包括数理逻辑的方法、模型分析法、理性选择理论与博弈论等方法，这主要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采用的方法。例如：柯亨、米勒、伍德等，主要使用逻辑和语言分析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澄清和论证，埃尔斯特、罗默、普热沃斯基等则强调用经济分析和理性选择等现代社会科学工具重新审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效性。更具体地说，柯亨主要运用分析哲学中的语言和逻辑的分析方法，罗默运用经济学中的数学、模型分析和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埃尔斯特和普热沃斯基运用了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和博弈论的分析方法，怀特则运用了社会学中的社会调查与模型分析的方法。
1.哲学分析法：逻辑与语方分析法
哲学分析法指西方分析哲学所主张的哲学研究方法，主要表现为逻辑分析与语言分析。分析哲学是在20世纪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哲学中发展起来的。分析哲学家认为，哲学不是理论，而是一种活动，哲学家的任务不是发现和提出新的命题，而是阐释思想，使已有的命题变得清晰。因此，他们强调语言对哲学的影响，把全部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认为哲学的混乱产生于滥用或误用语言，许多哲学争端都可以归结为语言问题的争端。进而，他们认为，要避免这种混乱，在哲学研究中就必须采用一种分析的方法，即形式语言分析(逻辑与数学)和日常语言分析。要求对所要解决的问题剥茧抽丝，在句法、语义、语用等层面，通过分析概念、命题和推理的形式结构来保证语言表达的清晰性，通过分析语言的语境来保证语义上的真实性，通过证明语言形式结构之间的一致性来保证论证的严密性。在分析哲学家看来，只有分析哲学的方法才是科学的方法，哲学要取得进步，只能借助于这种科学的方法，而不是沉湎于纯粹的思辨之中。
柯亨是将哲学分析法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代表，他用这种方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进行分析。具体而言，他主要采用概念分析法、逻辑语形分析法、日常语言分析法和反证法，澄清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些基本范畴，并以此为基础为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辩护。
2.社会科学分析法：博弈论和理性选择理论
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另一支则引入了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科学的分析工具。这种工具主要指数学分析和模型分析技术，以及描述个体选择、行为和策略的分析技术，如博弈论和理性选择理论。因研究方法的独特性，这一支有时也被专称为博弈论的马克思主义，其宗旨是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微观基础，维护它的科学性。他们的具体做法是：通过方法论个体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在个体的水平上和理性的原则上，采用意图解释和博弈论工具还原出马克思主义宏观理论背后的微观机制。
运用社会科学分析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代表是埃尔斯特、罗默以及普热沃斯基这些社会科学家们。在他们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最大的特征是宏大叙事，其理论缺乏精确的微观基础，因而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主义要想成为一门科学，必须经受社会科学标准的检验。于是，他们采用当时流行于西方社会科学界的一套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一次“科学化”的检阅与改造。他们试图借此还原马克思主义，为宏观马克思主义理论找寻个体行动层面上的理性说明。而且，在他们看来，博弈论及一般意义上的理性选择理论是解释个体行动最可行的方法，自然应该被运用于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微观机制的研究中。
博弈论是理性人的交互行动理论。经济学中的理性则专指经济理性，即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追求的目标。在这些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家看来，借助博弈论和理性选择理论，社会现象就可以通过假设决策者是理性地作出选择而得到解释了。例如，罗默用合作博弈的方法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剥削概念，剥削现象被重新解释为个体层面上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合作博弈及其分配问题。埃尔斯特和布坎南运用非合作博弈理论分析了阶级意识的形成问题和阶级斗争的可能性，把阶级成员内部的关系解释为囚徒博弈，并认为阶级革命会遭遇“搭便车”的困境。为消除这一困境，他们进而阐述了革命意识从“囚徒博弈”向“合作博弈”的转变机制。此外，普热沃斯基也采用博弈论和理性选择理论分析了社会主义转变的可能性问题。
四、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
对总体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而言，柯亨总结了它的三个研究对象，“当今有三个问题应当引起我们当中那些从事马克思主义传统研究的人的注意。它们是关于反对和推翻资本主义的方案的设计、正确性和策略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想要什么？一般说来，甚至更具体点讲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巴德汉、罗默、范德维尔、范帕里斯和鲍里斯涉及的是第一个问题，即设计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想要这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究竟错在哪里？社会主义又对在哪里？柯亨、罗默、范帕里斯、范德维尔、鲍里斯、斯坦尔涉及的是第二个问题，即证明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已不是原来的工人阶级，或已不是过去认为的工人阶级，这一事实对于实践意味着什么？埃尔斯特、赖特和普热沃斯基涉及的是第三个问题，即策略的问题。”[10]这几个问题在批判现实资本主义社会、设计超越资本主义的策略和构建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上，构成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为此，他们专门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论，包括功能解释方法、理性选择方法、逻辑分析方法以及唯物辩证法，这些都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微观基础”所需的基本方法。此外，还涉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理论等经验理论，以及异化、经济剥削、社会公正等规范理论。
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对象：博弈论的马克思主义
如果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实现研究范式转换的核心在于方法论的突破，那么细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众多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使用的具体的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间存在的差异，这也导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内部简单地区分为两个不同的研究纲领。
上文已经阐述，总体而言，该学派内部存在方法上的两种倾向：一种是该学派由之而得名的分析哲学，另一种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逻辑演绎模型为代表的社会科学分析法。柯亨和罗默分别是这两种倾向的代表。而且，第二种倾向在80年代中期以后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以至于阿兰·卡尔林1986年在英国《新左派评论》(第163卷)上，提议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改称为“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因为新古典主义模型的实质是一种理性选择的方法。而博弈论是被应用得最娴熟而广泛的理性选择方法，因而有人把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直接称谓为“博弈论的马克思主义”。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便是博弈论的马克思主义。
“博弈论的马克思主义”把“博弈论”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前者是经济学及政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工具，具有很强的科学性，而“马克思主义”则是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它们的结合，就其本身来讲，已经可以构成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的一次革命。旁观者也最多只是惊叹罢了，而对学者而言，却要问“是什么？”以及“为什么？”。
本书题为“博弈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不是纷繁复杂、纳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标签下的所有对象，而只是重点研究了以经济学家罗默、政治哲学家埃尔斯特及普热沃斯基(Adam Przworski)等社会科学家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博弈论工具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一部分，对分析哲学家如柯亨、伍德以及社会学家怀特等人的思想并不作细致探讨，即使有所涉及也是为本书的研究重点即“博弈论的马克思主义”服务。
对博弈论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学界中通常有两种研究视角：一是马克思主义视角，探讨理论选择的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的地位、所实现的突破和存在的问题。另一个是方法论视角，追问理性选择理论及其博弈论这一经济学和政治学工具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运用界限和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当然，这两个视角在同一个研究中互相关联。
博弈论的马克思主义从个人理性选择的视角，采用博弈论的具体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研究方法论上打开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局面。我们从方法论角度审视这一理论，同情地理解理论的创新之处，同时站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对其理论地位给予恰当评价。博弈论的马克思主义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微观基础，在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建立理论上可行的基础上迈进了一大步；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的“社会”本身具有双重性，构成社会的成员是个体，同时社会又是这些个体构成的整体，故对社会的理解理应坚持宏观和微观统一的原则，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行动纲领是个体与结构、主观与客观、宏观与微观的辩证统一的把握。
理性是我们时代的声音，在社会科学中表现为对个体作用的强调，于方法论层面则体现为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坚持。描述个体选择行动和策略的各种方法，如决策论、博弈论及更一般意义上的理性选择理论在西方社会科学中大放异彩。这一触角延伸到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就造就了博弈论的马克思主义。
博弈论的马克思主义推崇理性选择方法，即认为人的行为都是有意图的，任何人都将根据自己的兴趣与爱好，通过决策或优化过程，选择一条最优的行动路线。这种方法体现了新古典主义的价值，是微观经济学交换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的方法论基础。这种理论假定：个人是完全自由、独立的决策单位，交换行为是在完全自愿的前提下进行的，因而交换总是平等的，不平等的交换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概念。如果我们把这一方法作为解释一切社会现象的基本方法，这就是与作为一个极端的“方法论的结构主义”相对立的“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方法论个体主义把个体视为社会的最小单位，个体行动是社会集体行动的基础，在社会现象的分析中，个体及个体行动具有逻辑在先的地位，只有回到个体才能解释社会现象的结构和变化。博弈论有两个基本假定，一是假定博弈参与人都是理性人，即主体的行动都是效用最大化原则的体现，其目的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二是博弈参与人的利益不仅取决于自己的行动，同时取决于他人的行动。罗默对剥削理论的分析，埃尔斯特对阶级斗争理论的研究都是方法论个体主义和理性选择原则及博弈论方法的运用。
本书首先分析博弈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社会科学工具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被流畅运用，展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新表达方式。其次，本书将博弈论的马克思主义的探索精神称为“行动主义的”。本着赞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立场，博弈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创立新方法论框架、提出新的剥削理论借以批评现实的资本主义制度、探讨阶级斗争论，到构想可行的社会主义蓝图，他们提出了一个体系完整的社会主义行动纲领。最后，展望：社会主义行动纲领是一个伟大而复杂的工程，博弈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迈出了一大步，我们要继续这条道路，所要遵循的基本方针是——坚持结构与行动、宏观与微观、整体与个体相结合的原则。
[1]周穗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世纪主题》，载《当代贵州》，2006年第12期。
[2]陈伟：《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批判》，复旦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第15—17页。
[3]柯亨：《信奉而不恭维：对博弈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载《马克思主义研究》， 1996年第1期，第53页。
[6]《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7]G.A.科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岳长龄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8]Adam Przeworski，Class，Production And Politics，Socialist Review(1989)，Vol，19，No.2，p.88.
[9]柯亨：《信奉而不恭维：对博弈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载《马克思主义研究》， 1996年第1期，第53页。
[10]柯亨：《历史、劳动和自由》，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或G.A.柯亨：《信奉而不恭维：对博弈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