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李纯驾机飞回大陆

• 李纯加大油门起飞，离机场稍远，就对准290度往大陆方向飞。
• 李纯高兴得唱起“黄河船夫曲”：“我们看见了河岸，我们登上了河岸，回头来再和那黄河怒涛决一死战！决一死战！”
• 李纯收小油门，放下襟翼，向沙滩落去。

希望飞回大陆

1950年1月3日，国民党空军军官校飞行生李纯，从台湾冈山机场驾驶AT－6型教练机起飞，飞回大陆，在福建漳蒲东湖乡海滩降落。

1928年，李纯出生在云南路南彝族自治县。在他上学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处在危亡之际。这时的李纯，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心中便立下一个伟大的志向：长大以后要当一名抗日飞行员。

1945年的盛夏，当时只有17岁的李纯，考上了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正当他接受空军入伍教育，在火热盛夏中操练之时，抗日战争胜利了。但他也有一点没能亲自参加抗日战争的遗憾。

1948年，李纯被派到杭州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学习。当时，人民解放军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在杭州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也发生了教官起义，学生起义……

1948年秋天的傍晚，在空军俱乐部里，在随意的搭话中，李纯认识了一位同学朱修。

朱修平时很少说话，总是埋头看书。有一次李纯看见他在看一本厚书，书中有个“共产主义社会”的标题。

经过多次交往，李纯知道朱修也是热血青年。后来，朱修借给李纯很多进步书籍和革命文献让他读。

一天，李纯大胆地向朱修提出自己思考了很久的的事情：决定驾机起义。

这时，朱修才正式地告诉李纯说：“地下党让我们去台湾，掌握战斗机会，宣传策反更多的人一起回来。”

这时，李纯才知道，自己并不孤单，还有陈泽群、黄永华和他们并肩作战。从此，李纯不再感到自己只是一个孤独的光明追求者，而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了。

1949年3月，李纯随军队来到了台湾的冈山机场，这里是他们的新校址。

虽然，台湾的山和大陆的山一样的青翠，海也像大陆的海一样湛蓝，但是，李纯却恨不得马上飞回祖国的大陆。

驾机顺利起飞

1950年1月3日，这是新年后国民党空军学校的第一个飞行日。

13时左右，实习飞行的学生们进入机场。这时，天空低云密布，能见度很差，不能飞行，学生们只好等待。李纯所在的小组，有4名学生共用1架飞机。

按李纯预定飞走的计划，必须有两个条件才能行动。

一是必须是单飞，教官不在机上。二是油料必须加满，保证足够的空中飞行时间。

当天的飞行次序安排，李纯被排在第二位。但是，只有排在第一和第三位，飞机油才是满的。因此，在第二个飞行，飞回大陆的条件则不够。

15时，天上的云渐渐消散了，全场开始飞行。

当第一个飞行的学生在空中报告，准备返回机场时，李纯向教官敬个礼说：“报告！下一个是我飞，请求指示！”

教官看看手表，懒洋洋地说：“今天，开始起飞晚了，飞两个人时间不够，飞一个时间又多。算了吧，提前加满油，你多飞点时间吧。”

李纯一听，喜出望外，这不是起义飞走的大好时机吗？机不可失。

趁飞机还没有着陆的间隙，李纯悄悄地回宿舍把早就准备带走的200来张照片放入飞行衣口袋中。

当李纯返回时，回场的飞机刚落地，一检查，飞机尾轮坏了，一时没法修好。教官火了，冲着机务人员大骂。区队长就过来打圆场，说：“算了！算了！就拿那架‘打靶机’顶替一下吧。”

所谓“打靶机”就是专供可靠教官飞行的，在上空巡逻，防止叛逃的，装备荷枪实弹的飞机，而学生飞的飞机是不装枪弹的。“打靶机”共有两架。那天，一架“打靶机”留在空中巡逻，另一架就是这架。

同学们帮李纯上了飞机，扣上保险伞和安全带。李纯开车后滑到跑道头停下，报告：“122请求起飞！”

教官回答：“可以！”

李纯就进入跑道，上了飞机。他加大油门起飞后，沿着机场周围转了几个弯，在离机场稍远的地方，推飞机机头，使飞机进入海上，然后，对准290度，往祖国大陆方向飞去。

驾机降落漳浦

1950年1月3日下午，李纯驾驶飞机向大陆方向飞去。

刚起飞时，李纯本想贴近海面低飞，以避免被台湾的雷达发现。但是，因为李纯没有海上飞行经验，又加上天空云团很密，他不知不觉就把飞机拉升到3000英尺左右，进入了两层云的夹缝之中。

李纯一看，上面是高层云，太阳透过，既不强烈，又很明亮。下面是一朵朵相连的云团，偶有云洞，能看到海水和浪花。

好极了！

这时李纯的内心充满了向往、自信和豪情。

这时，下层云渐渐疏散开了，可以看到澎湖列岛像撒到海上的一把珍珠。

李纯修正了航线，对正300度飞去。

不一会儿，前面明亮起来，再过一会儿，青山、海滩和居民点都陆续出现了。

大陆到了！

李纯高兴得唱起《黄河大合唱》中的“黄河船夫曲”末段：“我们看见了河岸，我们登上了河岸，回头来再和那黄河怒涛决一死战！决一死战！”

李纯驾驶的飞机已经飞临大陆上空。从空中看下去，下面有一片开阔地，有沙滩，也有村落，在沙滩与村子之间隔着一条堤，是很理想的迫降场。

但是，李纯怕降在国民党军队还在盘据的岛上，就驾驶飞机绕村子低飞两圈，希望看到新中国的五星红旗，但是，他什么也没有看到。李纯认为，海岛不可能有这么高大连绵的山，就下决心在沙滩上迫降。

李纯收小油门，放下襟翼，不放起落架，向沙滩落去，快接地时，他又打开座舱座，关闭发动机。

飞机接地滑跑10多米后，停下了，李纯立即下飞机查看，除螺旋桨弯曲外，飞机完好。

这时，堤埂下站着一群村民，李纯就一边向他们走去，一边向他们招手，用在台湾学会的闽南话问：“这是什么地方？”

有人大声说：“漳浦啦。”

李纯一听十分高兴，这正是他计划要到达的地方。这时，走出一个30岁左右会说普通话的男子，他小声问李纯：“这是军用的还是民用的？”

李纯大声说：“这是军用的。”

他以更低的声音说：“喂！快走吧，这里已被解放军占领了。”

李纯一听不对劲，怕是特务。就装出无奈的样子说：“没有法子，飞机不能飞了，已经坏了。你们能不能带我到县政府去？”

这时，来了一个挎盒子枪的青年人，后面跟着一群人，李纯立刻说：“我是从台湾驾机起义归来的。”

他伸出手来和李纯握手并说：“同志！欢迎你。”

这时，一股暖流涌遍了李纯的全身。“同志”这是他多年梦寐以求的亲切呼唤呀。

李纯后来回忆：“他们带我进村并在一个大院落里住了一晚上。我只记得，门口、窗外站满了一大群青年男女，嬉笑交谈，但说些什么，我听不懂。

“第二天赤湖乡乡长胡爽接我到乡公所，和他一起住了几天，后来不几天，三野九十一师派一个侦察科长和一个政治协理员牵着一匹马来接我。

“我和他们一起走了几十里山路到了海澄县他们的师部，住了几天，又到了华东厦门航空接管组。在这里我穿上解放军军装，并参加政治学习。”

1950年3月底，李纯到了北京，很快被分配到空军训练部飞行科当参谋。第二年到第四航空学校，在石家庄任喷气式飞机教员。后来，在1955年初，李纯被调到空军军校部任飞行技术检查员。1978年后，李纯调到空军指挥学院研究部任外军学术研究员。其间，他对空军学术理论，空军教育训练思想和体制，军事空运等领域深入研究，发表了一系列军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