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世纪后期～20 世纪初期欧洲各目和美国的史学

19 世纪后期～20 世纪初期德意志的史学从 19 世纪中期起，在德意志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普鲁上学派的史学。普鲁士学派的史学家明目张胆地用历史为普鲁士王朝的扩张政策和战争政策捧场喝采，普鲁士学派的史学被称为“容克”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所御用的“宪警史学”。

在 19 世纪德意志的历史学家中，卓然自成一家的是 T.蒙森（1817～ 1903）。他学识渊博，才兼文史，在考古学、金石学、罗马史、罗马法的研究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著《罗马史》3 卷，叙述共和制时期罗马的史事，超过了所有前辈史学家的同类著作。此外，蒙森还著有《罗马货币史》、《罗马法制史》、《罗马各行省的历史》，都是专人叹服的鸿篇巨制。

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西方历史学家开始倡导“文化史观”，其中最著名的是德意志人 K. G. 兰普雷希特（1856～1915）。他提出一套唯心主义的说法，认为“历史学主要是研究社会心理现象的科学”，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一种居于支配地位的“时代精神”，历史学家应当用“时代精神”来标志各个历史时期的特征。他又认为：决定历史发展的有各种各样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又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如环无端，说不上哪个重要或不重要。这样，他就陷入多元论的泥坑，看不到真正决定历史发展的力量。他著有《德意志史》12 卷，所叙史亭上于 1870 年，后来他又续出《补编》3 卷，增述 1870 年以后的史事。

19 世纪末叶，史学方法渐趋严密，成为一种专门学科。1889 年，德意志史学家 E.伯恩海姆（1850～1942）出版其所著的《史学方法论》，论述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史学方法、史料考证、历史的综合与编写。为史学方法论这门学科奠定了基础。

19 世纪后期～20 世纪初英国的史学 W.斯塔布斯（1825～1901）是 19 世纪后半期英国史学界的中坚人物。他长期执教于牛津大学，并负责编纂《不列颠史料集成》，在整理英国历史资料方面作出了贡献。斯塔布斯生平著作甚多，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国宪政史》。此书始自凯撒时代，止于都锋王朝初期，把公元前 1 世纪中期直至公元 15 世纪末叶英国政治制度的演变作了有系统的叙述。

与斯塔布斯齐名的 E.A.弗里曼（1823～1892）著有《诺曼人征服英国史》、《英国古代史》、《近代欧洲历史地理》、《西西里史》等书。他特别重视历史对当前政治的借鉴作用，曾谓“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政治就是

当前的历史”。

在 19 世纪后半期的英国历史学家中，独树一帜的是 J.R.格林（1837～ 1883）。他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立志要写一部人民的历史。其所著《英国人民简史》，第一次名正言顺地把人民群众当做历史的主人，文笔优美，引人入胜，因此传诵甚广。实际上格林是在历史编纂学中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后来有不少历史学家就仿照他的体例，着重写人民的历史。

J.布赖斯（1838～1922）主要是一位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但在历史学方面也很有成就。著有《神圣罗马帝国史》和《美国的共和政体》。

英国史学中的剑桥学派，可以说是兰克学派在英国的一个分支，其精神上的祖师是 J.E.E.阿克顿（1834～1902）。他竭力宣扬兰克学派所标榜的那一套“客观主义”的治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并曾倡议编纂《剑桥近代史》。剑桥学派中最重要的人物是 J.B.伯里（一译布瑞）（1861～1927）。他

是一位学问渊博的古代史专家，著有《希腊史》、《古希腊的历史学家》、

《晚期罗马帝国史》等书，均为不可多得的佳作。伯里长期执教于剑桥大学，并负责主编由许多历史学家分头执笔、多卷本的《剑桥古代史》和《剑桥中世纪史》，《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和《剑桥近代史》，是西方史学界通力协作的结果。

在 20 世纪上半期的英国史学家中，G.M.特里维廉占有重要地位。他属于剑桥学派，但在很大程度上继承麦考莱的衣钵，认为历史是哲学和诗意的综合。他的主要著作有《英国史》和《英国社会史》。

19 世纪后期～20 世纪初年法国的史学在 19 世纪后半期的法国史学家中，影响较大的是 J.V.迪律伊（1811～1894）。著有《罗马史》7 卷、《希腊史》3 卷，并负责主编《世界史汇编》。此外，他还用深入浅出的文笔写了数十种通俗的历史读物，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 19 世纪后半期，有些法国历史学家着重研究古代的社会制度，其中最著名的是 R.D.富斯特尔·德·库朗日（1830～1889）。所著《古代城市》和

《法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均为制度史方面的要籍。

自 19 世纪初期以来，关于如何评价 18 世纪末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问题，一直是法国史学研究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各个阶级、各种不同政治信仰的历史学家，对那次大革命作了不同的描述和评价。

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 J.-J.-C.-L.布朗，也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他著有《十年史，1830～1840》、《法国革命史》、《一八四八年革命史》等书，借历史来宣传其社会改良主义的主张。

在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中，贡献较大的是 F.V.A.奥拉尔（1849～1928）。他长期在巴黎大学主持“法国大革命史讲座”，并创办《法国大革命月刊》，专门刊布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文献资料和论著，影响甚巨。奥拉尔著有《法国大革命时期政治史》，对法国大革命作了热情的歌颂。

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法国历史学家合力编纂多卷本的法国通史和世界通史。在这方面，成就最大的是 E.拉维斯（1842～1922）和 A.N.朗波

（1842～1905）。两人都是学有专长的史学名家，同在巴黎大学任教。1893～ 1901 年，拉维斯与朗波合作主编一部 12 卷的《世界通史》。接着，拉维斯

又独力主编了一部 18 卷的《法国通史》和一部 9 卷的《当代法国史》。1898 年，法国历史学家 C.-V.朗格卢瓦（1863～1929）和 C.塞诺博斯

（1854～1942）合著了一部《史学导论》，专门讨论史学方法方面的问题。

19 世纪中期～20 世纪初年俄国的史学在 19 世纪中期的俄国史学家中，H.и.科斯托马罗夫（1817～1885）占有重要地位。他生平著作甚多，其中主要的有：《拉辛叛乱记》、《史学专题论文集》、《传记体俄国史》。此外，他还编有《俄国西南地区历史文献汇编》。他是俄国第一个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写历史的历史家。

19 世纪末叶至 20 世纪初年俄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无疑要数到 B.O.克柳切夫斯基。他继承了索洛维约夫的衣钵，主张“西方化”。同时又是一个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者。他长期在莫斯科大学任教，著有《贵族杜马在俄国早期历史上的作用》、《俄国社会各阶级的历史》、《俄国衣奴制的起源》、

《俄国历史教程》，均为研究俄国史的要籍。

南北战争后美国的史学南北战争后，美国史学界的争论很激烈，形成了“南派”和“北派”。“南派”用种植场奴隶主的观点来解释美国历史。“北派”则用工业资产阶级、乃至激进民主主义者的观点来论述南北战争，其先驱者为 H.格里利（1811～1872）。他原为新闻工作者，是“废奴运动” 的中坚人物，著有《美国之冲突》，对南北战争的原因、经过和意义作了生动有力的说明。

自然科学家 J.w.德拉珀（1811～1882）在历史学方面也很有成就。除《欧洲学术发展史》外，还著有 3 卷本的《美国南北战争史》，认为南北战争具有社会解放的意义，对以 A.林肯总统为首的联邦政府作了全面的肯定。

“北派”史学家中最著名的是 J.斯库勒（1839～1920）。他著有《制宪以来的美国史》，着重叙述南北战争和重建时期的历史。斯库勒是个唯心主义的历史学家，但他或多或少还能看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认为决定美国政治发展的是“绝大多数平民的意志”。

在 19 世纪的美国历史学家中，专门研究北美殖民史的是 F.帕克曼

（1823～1893），著有《涌向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的入流》、《半个世纪的冲突》等。

在 19 世纪末叶，美国出现了鼓吹大海军主义的历史学家 A.T.马汉。他著有《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制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1793～1812》、《纳尔逊传》、竭力用历史事实来说明海上霸权的重要性。他这套黩武主义的主张，促使美国政府扩建两洋大海军，加剧了列强之间的军备竞争。

美国史学的发展曾经受到欧洲各国、特别是德国史学的影响。在 19 世纪

70 和 80 年代，美国一些历史学家把兰克学派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介绍到美国，其中影响最大的是 H.B.亚当斯（1850～1901）和 J.w.伯吉斯（1844～ 1931）。他们承袭兰克的衣钵，标榜“客观主义”和“科学方法”，用“习明纳尔”的教学方法来培养高级研究人才，其弟子成名者甚众，形成一个有势力的学派，支配美国史学界达数十年之久。

从 19 世纪 80 年代起，美国各地纷纷成立历史学会，推进当地的史学研究工作。1884 年，全国性的美国历史学会成立，它规定每年举行一次年会，讨论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并从 1895 年起定期出版《美国史学评论》。直到现在，《美国史学评论》仍是美国最重要的史学专刊。

从 19 世纪 80 年代起，美国史学界也有人开始写人民的历史，其代表者是 J.B.麦克马斯特（1852～1932），著有《美国人民史》8 卷。他跳出前人的窠臼，不专写政治史，而着重写社会文化史。

美国资产阶级政治家、第 28 任总统 T.w.威尔逊也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著有《分裂与重新联合》，追溯南北战争的起因以及这次战争造成的后果。此外，他还著有《美国人民史》5 卷。此书系模仿格林著《英国人民史》的体例而作，详述美国社会文化的演进之迹。

19 世纪末，美国史学中出现了“边疆学派”，其倡导者是历史学家 F.J.

特纳。他认为，在 19 世纪 90 年代以前，美国在西部有一条不断向前移动的边疆；美国居民不断向西移殖，使美国社会经常处于流动与创造状态，带来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其所著《新西部的兴起》，系统地阐述了以上的论点。特纳和他的弟子用关于边疆的理论来解释美国历史，被称为边疆学派。不过实际上，边疆学派的论点是浮浅的，只是“美国例外论”在历史学中的表现。该学派不敢正视这一史实：美国向西部的扩张，是以虐杀、灭绝印第安人的方式进行的。

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由于实用主义思潮的泛滥，美国史学中出现了实用主义的学派，其代表者为 J.H. 鲁宾逊（1863～1936）和 C.A.比尔德

（1874～1948）。他们提出“现在主义”，声称为了“现在”而研究“过去”，要使“过去”服从“现在”。在他们看来，历史不过是一大堆事实材料，人们可以任意撷取其中的一部分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或主张，而凡是有用的就是真理。他们惯于用历史来影射现实。与德国历史学家兰普雷希特一样，鲁宾逊倡导多元论的文化史观，他将历年发表的论文编为一集，题为《新史学》出版。他和他的追随者以“新史学”相标榜，形成一个有影响的学派。

比尔德著有《美国宪法之经济的解释》，贩卖经济史观。并与其妻玛丽合著《美国文明之兴起》，用多元论的“文化史观”来解释美国历史的发展。及至 20 世纪 30 年代，比尔德越来越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甚至连虚伪的“客观主义”都不要了，说“客观主义的史学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史学”。公开宣称：“历史写作是一种出于信仰的行为”；作为记载的历史，只能是历史学家根据其头脑中的想象和目的而写出来的东西；历史著作因人而异，客观真理是没有的。鼓吹历史相对主义，为一切奇谈怪论开了方便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