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 都 大 学（日本）

按时间顺序，京都帝国大学（1949 年去除“帝国”二字，为京都大学， 以下多称“京大”）当时在日本帝国大学中排行老二。老大自然是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了。京大诞生于 1897 年，有两个原因。一是受惠于中日甲午战争日方的胜利，即日本向中国的巨额索赔使其经济发生转机，从而有条件使她出世；二是文部省出于打破东京帝国大学一家独尊局面，使它有竞争对手，从而带来日本高等教育的崭新气象之目的。于是，在日本故都京都仿唐的棋盘式格局中，在京都东面标高 466 米的东山脚下，也是在被称作“吉田神社”的“镇守神祗”的眼皮底下，就有顺序有致、规模可观、挺拔巍峨的京都大学坐落着了。

背后有“镇守神祗”时时“关照”，许是幸运之事。因此，对神的祭祀怕要格外虔诚。东京东山峰顶有一个横为 80 米、撇为 160 米、捺为 120 米的

“大”字，由此得名“大文字山”。每年 8 月 16 日，整个京都万籁俱寂，人们屏息静观以“大”字五个端点点火，用烈火书写“大”字，以火祭神的神奇景观。当燃烧着的“大”字出现在山上，欢呼雀跃、如醉如痴、高歌狂舞的火爆气氛也顿时弥漫在京大校园。

与“仙家”为邻，说不准也注入了些灵气，要不，日本有史以来 7 位诺

贝尔奖获得者中，为什么让京大给占了 4 位？京大诞生不久，怎么就真的打破了东京大学独掌的局面，并有许多超越之处？⋯⋯无数经验证明，根深叶茂，楼高基石固。一所价值不朽的大学，是在于它不朽的建学精神，以及由此体现的办学方式方法和锲而不舍的实践。到此，问题就清楚了，京大的发达，不是什么“仙家”的问题，是在于给京大躯体注入了不朽活力的建学精神的人，那就是京大第一任总长木下广次。

任何一位创立了不朽业绩的人，都不是循规蹈矩的性格。面对上有一奶同胞的东京帝大，下有兄弟的其他帝国大学的竞争形势，木下在位 10 年，以它的博大精深的学识，努力促使京大形成了独特的建学精神：自重自敬、自主独立。当然，也促使京大形成了体现该种办学精神的办学方式方法和办学体制，以及精神风貌。国内外无数教育实践证明，该种办学精神含有无可辩驳的真理性，无论对教育事业发展和个人发展都是必须奉行的准则。舍此， 皆难以达到最高境界。难以想象出没有良好、独特风格的学校和没有良好人格的个人能做出千古景仰的业绩；也难以想象出一个受制于人和没有深厚知识根基的学校或个人能独辟蹊径，图千秋大业，成大气候。同样让人敬慕的是，京大百年来，基本能做到上下同心同德，积极地在办学实践中奉行这种办学精神。比如，二战后日本政府实施了振兴科技教育和增招理工科学生的政策。京大作为一个社会组织，自然要与之协调行动。当时，一致全力眼务于社会，忙于增加招生数量，培养应用性人才，是日本各大学共同的状态。此时也被称为“工科时代”的京大，实际上仍然在坚持和发展自己的传统建学精神，没有放弃探讨真理、研究学问的奥秘这一大学职能的追求，在努力为社会现实服务的同时，也不停地发展自己的实力，将眼前利益与长远发展有机协调，在短短的几年里，便成立了 18 个学部、研究所和研究中心，使京大获得了惊人的发展，成了几乎无所不包的综合性学术科研基地和培养各种人才的摇篮。再以基础教育部为例。基础教育一般分一般性教育和专业基础教育两种，京大基础教育部也自然如此。让人瞠目的是，该部竟以较少的师

资开出讲义、实验、实习、实技等 1322 门课程，供学生选学。其中在一般教育科目中，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大系列的课程，占有相当比例。课程门类之多，内容之丰富，在日本各大学中也是屈指可数的。京大可真是知识的海洋，人格陶冶的熔炉；厚基础、发展个性，这着实是在奉行传统的建学精神。

从历史上看，以美国为首的许多经济、教育发达国家，对于处于现代巨型大学中的基础教育问题都逐渐给予重视。综合各家对基础教育的认识，是它除了具有否定低廉的实用主义这一积极意义，还意味着掌握观察事物和分析事物的科学方法，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具有清楚表达思想和进行价值选择的能力，以及对真、善、美的追求，等等。这些无一例外，都是一个人成就大业的基础。“如果专门的职业教育代表的是大学的实际性，而探索真理代表的是大学的研究性的话，那么基础教育所代表的就是大学的思想性，是缺一不可的三位一体（大学课程中），只有三位一体才是大学的理想”。①

京大这种传统建学精神，在校园遍地开花。再看那校园内动人的一瞥吧： 每逢新生入学，校园里热情洋溢，到处可见老生拉住新生滔滔不绝，绘声绘色地述说的情景，那么热烈、友爱、和谐、真诚。原来，在学校的支持下， 学生中建立了不下 200 个研究团体和组织，如音乐部交响乐团、轻音乐研究会、社会学研究会、美术研究会、21 世纪文明研究会、宗教思想研究会、现代科学研究会等等。此时的情景，正是各研究团体和组织对新生的争夺战！ 如此建学精神，使学生早早就树立了科学的价值观念，及早地进入了自由的科学研究领域，给学生充分提供了自由选择、发挥潜力、发展个性、锻炼身手的机会。如此怎能培养不出素质优秀的人才？京大理学部诺贝尔奖得主汤川秀树、朝永振一郎是京大战前培养出来的，而分属于理学部和工学部的利根川进和福井谦一，是京大战后培养出来的。他们在基础科学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皆受益于一统京大的传统建学精神。京大的重要奠基人木下广次为京大确立的建学精神，实在是超越世纪的高瞻远瞩之见。京大该敬仰、祭奠的该是这位已经作古的人物。

刚直不阿的木下总长及其所倡导的建学精神，深深地影响并塑造了京大教授学者的品格。京大以东京帝大为戒，在教学方式方法上、学制上、学生入学保证人制度上、图书自由借阅上、考试方式方法上，都采取了较独特的、深入的、自由的培养学生的作法。对此，当时许多学者都认为与东京帝大那种“小学校式的、监督式的、压制式的、注入式的、机械式”的教育相比， 京大则具有大学风度，是开放自由和灵活机动的，不愧为一所真正的大学。但是与此相反，当时文部官僚们对上述建学精神及其实践并不欣赏，视其为异端加以排斥，曾寻机以能代表文部官僚意志的人代替在任京大总长。京大的师生们为彻底实现自己的建学精神，捍卫学术自由，与文部省展开了一场争取自治的斗争。其中有几个很动人的片段。一是泽柳总长根据文部省意图要辞去理工科和文科 7 名要求大学自治激进的教授时，以法科为首的教授们群起反对，不屈不挠，进行口头抗议，也有联名书面意见。该事件就是有名的“泽柳事件”，最后发展到该科大学教授决定总辞职，而法科学生决定全体退学的态势。文部省被迫让步。京大在日本高校中第一个赢得了大学自治

① 《日本的大学》永进道雄著，李永连、李夏青译——产业社会里大的作用。

的权力。二是大正中期日本政府为了一小撮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后来发动的侵略战争扫清道路，而与人民民主势力相敌对，继在京大逮捕数名学生之后， 文部省要解除京大经济学部致力于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河上肇教授之职。“泽柳事件”以后，有关教授的任免需经教授会同意已成惯例。但很意外，经济学部教授会却接受了文部省的决定。于是，河上教授被迫离开京大。然而，战后根据进驻日本的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所发出的，对那些因倡导自由和反对军国主义等而被开除和停职的教官予以复职的要求， 京大在恢复河上教授职务一事上，经济学部全体教师则因在河上教授免职事件中，未能挺身而出捍卫学术自由而集体提出引咎辞职。最终当然感动校方， 被基本留用了。可见，只要京大的教授学者们一旦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便不吝自责，绝不得过且过。片段之三，是继逮捕学生和解聘河上教授后的“龙川事件”。即当局以龙川教授著作的共产主义倾向为由，要求刚上任的小西总长解聘龙川教授。对此，小西总长和法学部教授会一致与文部省据理力争， 捍卫学术自由。最后以小西总长和 7 位教授的辞职而告终，很有些悲状的意味。

总的看来，京大的教师尊崇学术自由和独立，必要时不惜任何代价捍卫学术自由的观念和行为，是有传统的。他们大都具备刚直不阿的学者风度， 敢做敢为，很少有趋炎附势之辈。这种品格，是难能可贵的。

京大学人还具有超凡的学识、体魄以及科学探险精神。50 年代后，京大学术研究在国内别开生面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科学探险。自 1955 年以史学部木原均为队长，由植物学、地质学、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医学等多方面专家组成庞大海外探险队，对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伊朗等国进行了广泛的综合性探险、调查和研究开始，类似的学术探险活动，在京大屡见不鲜。京大许多著名教授都担任过登山队队长、山岳会会长等。他们把具有强健的体魄作为在京大工作的一种重要资格。

应该说京大的学者队伍，在精神上、协作性上、体魄上、学识上呈现出相当好的状态，早已在众同胞兄弟，也在日本各高校中存有优势。如此下去， 京大将领略科学顶峰的无限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