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成都血案

1911 年 8 月 2 日，素有“赵屠户”之称的赵尔丰赶到成都，他不顾四川

人民的强烈反对，于 8 月中旬强行收回川汉铁路宜万段路权。四川立宪派领导的“文明争路”的希望再次落空。消息传开，人民群众怒不可遏。

月 24 日，保路同志会在成都召开大会，几万群众涌进会场，声讨赵尔丰的劫路罪行，要求罢课、罢市、罢捐，并要到总督衙门请愿示威。会上有拍桌大哭的，气氛十分热烈。在群众的要求下，同志会决定全城罢市、罢课。传单一出，成都全城的大街小巷一律闭户，百业停顿，万众一心。各学堂也

一律停课。成都罢市的消息又像闪电般传遍全省。四川南自邛雅，西迄绵州，北起顺庆，东抵荣降，千里内外，府县乡镇，一律闭户，风潮所播，势及全川。在罢市、罢课的同时，愤怒的群众捣毁自治局、经征局，打教士，毁教堂，与巡警械斗的事件接连发生。四川保路运动开始冲破立宪派“文明争路” 的束缚，向武装暴动发展。

成都的罢市、罢课，使清政府感到岌岌可危而恐惧不安。清帝令赵尔丰“切实弹压”。赵尔丰急忙召集铁路公司负责人，地方绅士及各街道同志协会代表，软硬兼施，强令开市开课。但广大群众不为所动，坚持斗争。

群众运动的迅速发展是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人所始料不及的。他们一方面利用群众斗争的声势，继续召开股东会，一方面着重防范群众暴动。为了表示他们的争路并非反叛朝廷，他们连夜印发“圣位牌”，正中写着“德宗景皇帝之神位”，两边写着“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要各家供在大门口，焚香膜拜，朝夕哭之。在各街道中心，点搭起“皇位台”，上设香案，供光绪牌位，悬“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的牌子。本街同志协会每天在此开会，颂扬先朝皇帝，声讨当今贼臣。立宪派绅士企图使保路运动笼罩上皇权主义的色彩，在当时这是一种很高明的斗争方法，它既适合于当时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又剥夺了统治者任何反对的借口，而且无论任何官员从这里经过，都得下来步行，完全丧失了他们平日的威风。因为供的是皇帝神主牌，又是百姓公意，警察也不敢干涉，赵尔丰无可奈何，只得奏报朝廷，端方听说后暴跳如雷地说道：“川人这种举动，无法无纪，造此怪像，尚复成何世界！”四川人民的这种行动打击了清政府各级官吏的气焰，一般群众的斗志更旺。

在罢市罢课斗争的同时，抗粮抗捐斗争也在酝酿。8 月 31 日，《四川商会公报》发表《论今日人心既失，祸机已伏，警告政府欲挽大局，宜从根本上解决》的文章，指出：自新内阁改设以来，朝廷所下谕旨，无一不是与国民立战书，朝廷实施新政，无一不是与国民宣战之事。声称如果不先罢免盛宣怀，改订合同，以安天下人心，保路风潮决不会消弭。另外还有一首《罢市罢课后进行歌》说：罢市罢课阶段已经过，不对症的方儿怕难起沉疴，倒不如掉张单子换副药，另想个办法来对付他。

月 l 日，四川铁路公司在成都举行股东大会，通过了不纳正粮，不纳捐输，不买卖田房，不认外债的决定，并由咨议局呈报资政院，并通告全省。通告一出，全省响应。铁路公司和保路同志会立即编写了一些通俗的诗歌、文章，广泛开展抗捐抗粮宣传。四川人民由罢市罢课而实行广泛的抗捐抗粮，表明四川保路运动进一步发展，人民群众与清王朝的矛盾和斗争日趋白热化。

群众的抗捐抗粮斗争使清朝统治者乱作一团。赵尔丰一面致电端方通报严重的局势，一面向清廷电奏川民停纳钱粮、杂捐。成都将军玉崐与赵尔丰及各司道官员也联衔上奏，要求朝廷罢斥祸国殃民的盛宣怀，修改合同，以图挽救危局。然而大难临头，清廷仍执迷不悟，不仅降旨严厉申斥川省地方官员，还催派端方从湖北迅速带兵入川清剿，妄图用反革命的暴力遏制保路运动的发展。这无异于饮鸠止渴，自掘坟墓。

赵尔丰眼看自己在朝廷失宠，端方等人又带兵入川，咄咄逼人，更看到群众抗粮抗捐斗争的激烈，便露出了“屠户”的本来面目，调兵入城，磨刀霍霍，阴谋用武力扑灭保路运动。

9 月 6 日，在四川铁路股东代表大会上，有人将《川人自保商榷书》散发给正在入场的股东代表。这个《商榷书》在字面上不仅没有一句革命色彩的话，而且有“保护长官”、“维持治安”、“竭尽赤诚协助政府”一类的词句，具有较为浓厚的君主立宪色彩。但立意要镇压保路运动的赵尔丰，却捕风捉影，指鹿为马，借口《商榷书》图谋“独立”，向参加保路运动的广大四川人民挥动了屠刀。

9 月 7 日，他诈称商议路事而将保路同志会、咨议局和铁路公司首脑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澜、王铭新、彭兰村等人骗到督府署加以逮捕，并查封了同志会、铁路公司及《西顾报》、《启智画报》等与保路有关的报刊。同时，他发出告示，杀气腾腾地叫嚷：朝廷旨意，只拿数人，均系首要，不问平民。首要诸人，业已就擒，即速开市，守分营生。聚众入署，格杀勿论。有的州县也奉赵尔丰令逮捕和屠杀保路人士。

赵尔丰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和四川立宪派首脑的作用，以为抓了这几个为首的，保路运动就会群龙元首，人民就会畏缩不前，从而把保路风潮镇压下去。然而，事与愿违，赵尔丰的高压手段反而激起了人民更猛烈的反抗。

赵尔丰逮捕蒲、罗等人的消息传出，成都全城震动。群众扶老携幼，沿街比户，号泣呼冤。数万人不约而同，手握香、头顶光绪牌位，潮水般地从四面八方齐奔督署请愿，要求释放蒲、罗等人。受着立宪派思想束缚的群众，当时还不懂得胜利不可能用向清政府请愿的方法来获得，而必须拿起武器去夺取的道理。

嗜血成性的赵尔丰，竟下令屠杀手无寸铁的请愿者。一时枪声大作，群众纷纷倒入血泊之中。当时死亡 30 多人。赵尔丰又派出巡防军手持枪械，开枪乱射，并令马队出击，横冲直撞，践踏群众，死伤者不可胜数。城外群众闻讯前来请愿的也被惨杀数十人。清朝统治者在四川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成都惨案。

清朝统治者的血腥屠杀，比任何口头和文字宣传更能起反面教员的作用。成都血案暴露了清政府这个帝国主义走狗的残暴和虚伪。群众从血的教训中，懂得了“当道横蛮，不能以法理要求”，“百姓既有爱国之诚，皇上不爱惜百姓”的道理。带血的刺刀也打破了立宪派绅商散播“文明争路”的幻想。立宪派在群众中威信扫地。要爱国，必革命，用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王朝，是四川人民从成都血案中所学到的真 31

31 理。成都血案迅速地激化了四川的阶级矛盾，使人民武装起义已不可避免。它是四川保路同志军起义大风暴即将来临前的闪电，是辛亥时期四川革命旋风的起点。于是，四川保路运动立即转入武装起义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