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引起中华革命先”

少年时代目击保路运动的郭沫若说：“这场革命是中国社会上最典型的一个插话。它是一个阶级斗争的表现，而且也是由经济斗争转化而为政治斗争的。”事变的进程正是如此，而尤以四川保路运动最为典型。四川保路运动由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发展成为全川范围的同志军武装起义的历史篇章，集中地反映了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和阶级斗争的特点。

四川保路同志军的成分虽然复杂，但它主要是由广大下层群众所组成的。它的主体是拥有巨大革命潜力的农民。据当地人记载：同志军“人不过佣工牧竖，器不过抬炮鸟枪”。在川的外国人也说：事实上，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农村劳动人民。遍及全川的以农民为主体的保路同志军武装起义，是当时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只有采取这种形式并使人民得到胜利，才能推翻腐朽的清王朝，解放社会生产力。

当然，由于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和妥协，以及其他原因， 保路同志军也存在不少缺陷，如许多支同志军仍处于自发斗争阶段，缺乏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和统一的领导；一般是通过会党（主要是哥老会）这种纽带组织起来的，不免同时带有散漫的落后习性。然而，从总体上说，同志

军的这些缺陷是瑕不掩瑜的。多数同志军在战斗中却能坚韧不拔，前赴后继地英勇作战，为民族为人民立下了战功。他们使清统治者防内防外，东奔西跑，疲于奔命，朝不保夕，基本上瓦解了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在同志军的打击下，在四川的帝国主义势力也极度恐惧，驻重庆的外国领事团及各国炮舰舰长举行紧急联席会议，他们看到四川各地革命独立势在必行，清政府的统治行将覆亡，乃仓皇决定在川的外国人在炮舰保护下从四川逃走。

四川的保路军起义，虽偏处一省，但牵动全国，它使全国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也鼓舞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举行武装起义的勇气和信心，加速了革命形势的总发展，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总爆发。那些曾因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而一度沮丧、气馁的情绪一扫而光，他们重新振作起来，为了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而积极行动起来了。湖北革命党人急谋起义，派代表居正、杨玉如到上海与中部同盟会共商起义办法，并请黄兴回武汉主持军务。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等也秘密联络军界，加紧起义准备。陕西、云南等省革命党人也积极筹划武装起义。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指出：“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经历过辛亥革命的董必武同志也曾经指出：“有广大群众参加的四川保路斗争对辛亥革命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所以，四川保路运动以加速革命形势的发展，点燃武昌起义的导火线的历史功绩而彪炳史册。”

早年亲身参加了辛亥革命的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元帅，缅怀往事， 曾感慨吟咏：“群众争修铁路权，志同道合会全川，排山倒海人民力，引起中华革命先。”这是对四川保路运动的崇高评价。

保路运动以磅礴之势，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敲响了 2000 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丧钟。同时也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革命斗志。中国人民从深重的民族灾难中认识到：在中国，国家的现代化是与民族的兴亡、国家的盛衰紧密联系着的。他们的这一理想在当时虽然没有实现，但他们热爱祖国，为祖国繁荣富强而英勇奋斗的精神，必将鼓舞今天正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中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