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浙两省的拒款运动
湘、鄂、粤 3 省“废约争路”运动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江浙绅商收回
路权的信心。从 1905 年起,江浙人民掀起的废约拒款运动,是前承赎回粤汉路权运动、后启四川等省保路风潮的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爱国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全国收回路权运动的高涨。
1898 年 10 月,英国怡和洋行代表英国与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签订《苏杭甬铁路草约》,规定:从苏州经杭州到宁波的铁路由英国公司修建。但这个草约仅由盛宣怀画押,并没有报请政府批准,也一直没有签订正约。
1905 年,浙江全省铁路公司设立后,考虑到英国根据草约掌握杭、嘉、
湖、宁、绍 5 府路权对浙江的危害性,又鉴于草合同拖延 7 年也没有订定正约,正是英方违背“从速”订约的背约行为,为了永绝藤葛,便向清廷要求照令原订英商,撤废草合同。江苏铁路公司也与浙江铁路公司密切配合,共同发起了废约自办苏杭甬铁路运动。
英国 7 年来从未过问苏杭的铁路事,一俟浙江宣布自办该路浙段,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立即照会清政府,要求赶快订立正约,并且诬蔑浙江铁路公司自办铁路是无理取闹,要求清政府禁止。
在英国的外交压力下,腐败而懦弱的清政府答应接受英方提出商议正合同的要求,但它又惧怕禁止浙人办浙铁路会激起革命风潮,便同时向英国乞求缓议,并保证找到一条妥善解决的办法。
为了避免不使清政府陷入困境,英国对其乞求和保证给予充分的谅解和同情,并且改变策略,只是过一段时间催一催清政府,借以表示英国对撤废草约一事并没有默认。
浙江铁路公司在浙江民众的支持下,以“浙人自办路”为口号,从 1906 年开始分段开筑苏杭甬铁路浙江段。江苏铁路公司也紧张地进行勘测及购地工作,从 1907 年起开筑苏杭甬铁路的苏段铁路。
苏杭甬铁路开工建筑后,英国公使朱尔典暴跳如雷,蛮横地质问清朝外务部大臣说:“到底有无办法?”把清政府当作英国的殖民地政府看待,强令清政府禁止江苏铁路公司买地开工筑路,指责清政府纵容民众,专与英国为难。此后,他根本不问清政府有何反应,就让英国驻华参赞梅尔思面告清外务部;此事交与英国汇丰银行总办熙礼尔接议,并由后者提出借款办法草稿等。然后,朱尔典又亲自跑到外务部恫吓说,如果不能照此办理,将会引起中英两国间的外交纠纷。言下之意是,英国可能使用武力来镇压中国人民的保路斗争。
面对英国的强硬态度,软弱的清政府只是一味地屈服、献媚,说什么现在百姓多半醒悟,时势不同,今非昔比,如何能一概使用压力?只有设法劝导,和平解决为宜。乞求英国谅解,并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妥善解决此案, 维护中英间所谓的“交情”。正是基于这种媚外惧外的心理,清政府假托“借债救亡”的卖国政策,提出了一个分办路、借款为两事的方案。苏杭甬铁路可以由中国方面负责修筑,但中国必须向英国借款,聘用英国总工程师,将苏杭甬路的起点改为上海,与沪宁路相连。清政府这种掩耳盗铃的手法,由直接出卖沪杭铁路改为“借款筑路”,将沪杭甬铁路的主权坚持出卖给英国。
国内外反动势力勾结的“逼借洋款,损权失信”的肮脏勾当,激起了江浙群众的极大愤怒。浙路副工程师汤绪绝食抗议至死,浙路业务学校也有学生因此喷血而亡。反抗斗争进一步高涨,废约自办斗争也进而与拒借洋款、反侵略、反卖国斗争交织在一起,一时人心激愤,奔走相告。浙江省召开了
由各厅、州、县代表出席的“浙省公民拒款会”,商讨对策,并分致川、陕、鄂、皖、赣各省寻求援助,公开表示:“宁渴不饮鸩酒”,坚持“商办拒款”, 痛斥外务部强令借款的荒唐无理举措。并将主持该项借款的汪大燮等 4 人削去浙籍,永不认为浙江人。
江苏也召开宁、苏各府、州、县代表集会,作出决议,坚决拒绝逼借洋款。同时,江苏与浙江两铁路公司召开“苏浙协商大会”,密切配合,一致把拒款运动推向高潮。
拒款运动迅速获得了全国各地以及海外华侨的热烈声援。南洋侨商致电两省铁路公司说:“逼借非理,毒险既极!万乞力争,以弭后患。”
然而,腐败懦弱的清政府不顾江浙两省人民的强烈谴责和呼吁,拚命替英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辩解,为自己借款筑路的卖国政策掩饰吹嘘,对两省人民的拒款运动进行威胁,并反复强调要与英帝国主义“讲信修睦”,以免“自启纷扰。”不仅如此,清政府甚至密令:无论各省官绅如何抵抗,宁用十分压力,决不为众议所夺。接着又密令两江总督,浙江、江苏两省巡抚, 强制人民不得强行争执,违反朝廷谕旨,并且从北方调兵遣将急弛南下,分驻皖南、浙西一带,准备武力镇压江浙人民的反抗。
反动的政府一意孤行,1908 年 3 月,批准《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向英国借款 150 万英镑,按九三折扣交纳,常年五厘利息,聘用英国总工程师, 将苏杭甬铁路的起点改为上海,与沪宁路相连,将苏杭甬铁路的主权正式出卖给了英帝国主义。
对于清朝政府的媚外卖国行径,浙省公民拒款会通告各府、州、县人民, “木腐虫生,以借为夺,是可忍,孰不可忍!”深刻地揭露了清政府在借款交涉中的恶劣行为。江苏爱国民众庄严宣布:外务部冒天下之大不韪,置舆论于不顾,勒令江浙两省举借洋款,是政府甘愿抛弃江浙人民的行为,江浙人民决不接受清廷乱命!
清政府借款媚外的阴谋虽然得逞,但处处受到江浙人民的坚决抵制。盛宣怀鉴于江浙绅官拒款斗争态度坚决,在朱尔典的指使下,将沪杭甬铁路借款移作开封、徐州铁路借款,以满足英国的贪欲。
在粤汉、沪杭甬两路保路斗争鼓舞下,四川、直隶、山东、江苏、安徽、云南等省收回路权的斗争也先后展开。
帝国主义对川省铁路的觊觎,一开始就引起了四川人民的憎恶。1903 年,四川总督锡良奏请设立官办川汉铁路公司,以“按租抽谷入股”的办法聚集股本。开办后,公司实际上成为官僚豪绅侵渔中饱的机构。 1906 年, 四川留日学生发出《改良川汉铁路公司议》,陈述官办公司的弊害,倡议改归商办,一部分绅商发出《设立川汉铁路商办公司建议书》,更大胆地揭露官办公司的危害,要求破坏野蛮官立之旧公司,建立文明商办之新公司。由于绅商各界的努力,1907 年,川路公司终于改为商办,并加紧集股,准备开工兴筑。到 1909 年,集股总额达 1170 多万两,居全国各省的铁路公司集股
数额之首,并在宜昌至秭归 300 里间同时兴工。
云南群众反对法国修筑滇越铁路以推行其扩张政策的斗争,可歌可泣。在修筑滇越铁路时,法国殖民主义者的鲁行劣迹,是罄竹难书的。他们
对筑路的中国工人的剥削压迫,达到了穷凶极恶的地步,以致中国工人死亡人数,不下六七万人。整个滇越线上,不啻人间地狱,惨绝人寰。
铁路还没有修成,群众就被强加上种种灾难,云南各族人民忍无可忍,
于是开展了反对法国筑路的英勇斗争。1903 年 5 月,个旧锡矿工人起义,提出了“抗官仇洋’的口号,连克监安、石屏等地。云南猛印土司所属的土民也起来阻碍修路。在广大群众反抗斗争的推动下,1905 年云南设立了“保地会’,相约不出售土地给法国人作为修铁路之用。1907 年又设立“云南绝死会”,抗议法帝国主义的侵略。1908 年,云南留日学生呼吁废除滇越铁路条约,收回路权,抗议法国非法运兵入境镇压中国人民,要求仿照赎回粤汉铁路的例子收回滇越铁路自办。
在此前后,不少省份的保路斗争,也是有声有色,很有成效的。有的省, 在帝国主义魔爪还没有伸入的时候就作未雨绸缪之计,用商办铁路来抵抗侵略,如安徽、山西等省。有的省,人们一旦发现外国资本侵入本省路矿的迹象,就群起力争,逐图抵制。如福建各界人士听到法国谋求全省的路权后, 立即紧急行动起来,揭露侵略者的叵测阴谋,宣传路权丧失的严重祸害。由于福建人民的协力抵制,法国的企图没有得逞。此外如陕西,拟建西潼(西安—潼关)铁路;河南继起,倡议兴筑洛潼(洛阳一潼关)铁路以与陕西相接。吉林成立公民保路会,准备筹款自办吉长铁路;等等,一时间,拒借外债、自保铁路的运动,蔚然成风,遍及全国,形成极其浩荡、波澜壮阔的冲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的时代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