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川保路风潮的兴起

继湘、鄂、粤三省的保路运动之后，四川的保路运动也是迅速兴起。5 月 12 日，川汉铁路公司得悉铁路国有政策的谕令后，迅速掀起了保路风潮、

1911 年 5 月 16 日，川汉铁路总公司致电邮传部，要求清政府顺从民意，仍维持川汉铁路商办。接着，四川省咨议局和川汉铁路公司分别呈请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代奏乞恩，幻想清政府收回成命。

王人文在绅商们一再恳求下，鉴于群情异常激切，为安定民心，电请内阁代奏暂缓接收川路，但遭到了清廷的严旨申斥，并趁势指责川路公司殃民误国，硬说四川绅商要求收回成命是强词夺理。这不仅给了王人文一记耳光，也给四川绅商当头一棒。

清廷认为四川绅商软弱可欺，对他们的要求不但置若罔闻，且步步紧逼。5 月 22 日，谕令川、湖两省停收租股，对商办铁路实行釜底抽薪。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令电报局拒发争路电报，封锁消息。端方派人监督川汉宜万段工程、意在强取。6 月 1 日，盛、端两人联衔致电王人文，断然宣布：清政府欲举现存已用之款，一律镇给股票，如果川省定要筹还路款，朝廷必再借外债，必以川省财政作抵押。这表明清廷决心不顾四川人民的反对，不仅要夺得川汉铁路，而且还要夺走川汉铁路商筹股款。

四川绅商的要求一次又一次碰壁。清王朝夺路的谕令步步紧逼。他们争路的态度也由温和而日趋激进。6 月 13 日，4 国银行团借款合同传到四川，清廷借款卖路真相大白。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和四国银行团的借款，严重侵害了与川汉铁路有关连的绅商的利益。不但引起四川人民的愤怒，也使这些立宪派绅商们十分不满。既然清王朝对他们的恳求置之不理，他们不得不铤而走险，把问题拿到群众中去，企图利用群众的爱国情绪，逼迫清政府让步。

1911 年 6 月 17 日，成都各团体在四川铁路公司开会，到会者达 5000 多人，讨论借款合同对于国家与铁路存亡之关系，与会人士情绪激昂是前所未有的。与会群众痛哭失声，连维持秩序的八个警察也丢了警棍，伏在桌子旁边也一同号哭起来。会场上几乎无人不骂邮传部，无人不骂盛宣怀。当场决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立宪派首领蒲殿俊、罗纶分任正副会长。会后，保路同志会发动了到总督衙门请愿活动。发须皆白 23 23 的 80 高龄老人、翰林院编修伍肇龄领头，罗纶、刘声之、邓孝可等一大群绅士们随后，广大市民簇涌参加，直趋督署。这种由绅士们带头，群众参加的游行请愿，在清朝专制统治下的四川是破天荒的事。这标志着四川保路

斗争已开始同群众的反封建斗争结合了。

保路同志会成立后，发表了《保路同志会宣言书》，公开将矛头指向清朝皇族内阁，指出铁路国有政策是葬送民众于死地的政策，4 国银行团借款合同是置广大人民于死地的合同，认为破约才可保路，要保路必须废除 4 国银行团借款合同，提出了“破约保路”的口号。同志会要求省城外各州、厅、府、县的各种团体立即组织保路同志协会，响应保路斗争。

保路同志会的成立，标志着四川保路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志会不仅提出了反对举借外债和铁路国有，而且使保路斗争跨出了立宪派绅商的小圈子，开始与广大群众结合，从而出现了群众运动的新高涨。四川保路同志会一成立，广大群众便争先入会，不到半月，会员已愈 10 万人。成都各街道、学校、省城外各州县的保路协会也纷纷成立。全川迅速出现了一个成立同志会热潮。从 6 月 28 日到 8 月，四川各地成立的保路同志协会达 67 个。妇女组织了“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提出以“拒款、破约、修路”为宗旨，广大学校师生成立了学界保路同志会。四川各阶层群众，各少数民族相继卷入了保路风潮的激流中。保路斗争成了政治生活的大事而为全川群众注目。保路同志会带来的群众反抗精神的高涨，使得四川保路运动哄动一时，震动全国。

四川保路运动所以哄动一时，根本原因在于它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四川劳动人民所以广泛地参加，同川路集股的方式有很大关系。

在川路公司截止 1911 年所征集的路股 1645 万两中，“租股”达 950 多万，占总额的 57％以上。征集租股时，征收的对象不仅有地主，而且有为数众多的自耕农和佃农。所以川路公司股数之多，股民之众，在全国首屈一指。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敲骨吸髓、肆意剥削之下的四川劳动群众，茹苦含辛，勉力缴纳“铁路捐”，希望修好中国人自办的铁路，反对外国的侵略。改变四川交通“难于上青天”的闭塞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川路路权的得失，同全川每个阶级，包括数量众多的农民在内的经济利益密切相关。清政府夺路夺款的罪恶行径，是广大劳动群众绝对不允许的。而大买办盛宣怀又故意制造矛盾，在处理股款问题上大做文章，企图分化各省保路力量：粤路由清政府发还现银，其余给“国家保利股票”，四川则全部换给“国家保利股票”，不发一两现银。所谓“国家股票”是根本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其实是对人民的进一步残酷掠夺。所以，保路的号召在四川特别能鼓动人心，能够极大限度地把群众引到公开同清政府对立的方面来。这是四川保路运动有着深厚群众基础的根本原因。

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权，一开始便控制在资产阶级立宪派士绅手中。尽管他们对清廷表示失望，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感到怵目惊心，要求“破约保路”，进行反抗。但是，他们在政治上仍坚持君主立宪。因此，他们在运动群众起来保路的同时，又煞费苦心地炮制了一个“文明争路”的框子来限制群众运动。这样，从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到 1911 年 9 月下旬罢市罢课开 25

25 始，运动基本上处于“文明争路”阶段，办法仍旧是上书请愿，祈求天恩。于是，四川保路同志会除在省内各州县组织协会发动破约保路斗争外，还分派代表赴北京请愿，并到湘、粤等省联络绅商协力争路。

同志会一成立，首先派刘声元等 3 人为赴京请愿代表，其任务是在北京会同四川咨议局副议长肖湘宣传川从保路宗旨。将在京赞成争路的同乡联合起来抵制盛宣怀、端方及其走卒的夺路夺款，特别是向摄政王载沣、庆亲王

奕劻请愿；揭露盛宣怀欺君罔上、媚外营私的罪行。刘声元等抱定不破约不生还的悲壮决心赴京请愿。他向载沣投递“叩阍书”，恳求朝廷收回铁路国有的成命，修改盛宣怀卖路合同，但载沣置之不理。9 月 10 日，刘声无约集旅京各界代表，徒步前往庆王府，哭诉请愿。奕劻见群情激动，避而不见，并派警察押走杨兴湛等代表。不久又捉获刘声元，并押解国籍，交地方严加管束。川省咨议局副议长肖湘也在武汉被捕。这样残暴又腐败的清王朝便严厉地关上了“俯顺舆情”的大门。四川绅商的“文明争路”、“跪哭主义”，始终不能挽回“天心”。爱国的绅士在京师闹得头破血流，成为待罪囚犯，狼狈而归。

川省代表龚焕辰、白坚等人在湖南的活动也遭到湘抚杨文鼎的破坏，被迫离湘去粤。两广总督张鸣歧百般刁难，川省代表只好转赴香港活动，发起旅港保路同志会，响应四川保路运动。但张鸣岐惧怕广东保路运动再起，给龚焕辰加上勾结革命党，将去南洋革命的罪名，勾结英国香港总督予以驱逐。这样，赴湘、鄂、粤、港进行“文明争路”的代表被迫回川。

盛宣怀、端方等人极力排斥同情保路运动的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以他震慑无力为由，将他撤职，派臭名昭著的刽子手赵尔丰由川滇边到成都接任四川总督，严厉弹压四川保路运动。同时，盛宣怀、端方还收买川路公司宜昌分公司总理李稷勋，由李同意将存放在宜昌的川汉铁路未用租股现金转交清政府使用，并强迫接收川汉铁路宜昌到万县段，使川汉路权利丧失，路、款被夺。这些行为更扩大了官绅间的矛盾，增添了群众的愤懑。

一方面，四川绅民要求铁路官办、废除借款合同，一再碰壁，盛宣怀收买李稷勋，强行夺款夺路，四川绅民争款保路的前途愈呈黑暗。另一方面全川各地遍设保路同志会，群众已较广泛地发动起来，出现了反帝反封建的高涨形势。这样，领导保路运动的绅士们既不甘心丧失系之于川汉铁路的经济利益，也不敢公然违反民意，放弃争路而丧失统治地位。因此，尽管“文明争路”的前途暗淡，并一再碰壁，仍一方面继续反对清政府收路、夺款、卖国；另一方面对清政府仍抱有极大幻想，向川督赵尔丰阐明“文明争路”的宗旨，争取他体察绅商们的忠君爱国的苦衷而支持争路斗争。

8 月 5 日，经过紧张的筹备和大规模的宣传，川汉铁路公司召开股东特别大会。这是四川绅民为争取破约保路向清政府发起的一次有准备的进击。大会将四川各厅州县的股东代表聚集起来，通过总结前一段斗争和参加当时的反盛讨端罢李斗争，进一步激发了各地代表的争路热情，促进了全川群众性保路运动的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