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道德、社会至上的价值观念

价值观念最能反映一种文明的特征，它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中国的传统历来十分强调人的价值，传统的价值观认为，人的价值在于人的道德；道德价值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在人的道德价值中强调人的社会价值而忽视人的个人价值。道德、社会至上的价值观便是我们民族传统中一个突出的特征。

道德至上

就儒家而言，自孔子始，道德价值已被推崇到最高地位，孔子很重视生命的价值，但认为道德价值高于生命本身的价值，在必要情况下，人应当杀身成仁，而不可求生而害仁。而且，事实上，儒家并不把道德仅仅作为调节人际关系，完善人自身的规范来看待，他们把伦理原则扩大到宇宙，讲究天人合一，认为道德是世界的本质，是宇宙的普遍法则，使道德尺度绝对化、普遍化。在他们看来，道德不只是“善”，而且是最高的“真”，是统率宇宙万物（包括人自身）的绝对权威。因此，人的实践活动是要践行天理，人的认识活动是要体察天理，一言以蔽之，道德价值是人应该追求的最高目标，是判断一切事物的最高尺度。

道德尺度的至高无上，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所表现。

在政治上，主张以道德训条来管理国家，以宗法式的伦理规范来维持社会的和谐，此即“德治”，重视道德教化作用。孔子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便表述了道德比法律更有用的道理。中国古代政治是人治政治，德治政治。提出仁义礼智忠孝节义，意在维护家庭宗族和谐，维系既定的社会关系。而中国的老百姓做起事来，考虑的也是如何践履道德义务。

在文学艺术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学艺术主要不在于去探讨美，而更多的是要表现善。“诗言志”、“文以载道”是一贯之道，强调文学艺术要表现善，强调艺术品的道德教化作用等等，都是传统文学艺术的基本取向。欣赏文学作品也不是看它是否美，而是先要评判它的正与邪，它的道德意趣，它所表现的“理”，它的社会功用。善的价值应该高于美的价值，这是传统文化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

在科学技术方面，把道德价值作为人的最高追求目标，无疑影响着科技的发展。这种以修身出发以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政治理想严重影响了中国的文化人，把人的兴趣引向了道德修养和政治活动，读书是为了求得一官半职，而不是引向对自然的征服和对物质世界的剖析，获得知识。

历代科举入仕，只需颂“四书五经”，无需考究技艺。相反，在有德君子眼中，技艺之类往往被视为小人之事，不值一顾。故此，到了近代，西方科技已发展到较高水平，中国却大大地落伍了。但不管如何，崇尚道德价值，使中国获得了“礼仪之邦”、“温文而雅之乡”的美誉，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道德遗产，对社会进步有积极意义。当然我们还需看到，一味地强调道德至上，把道德看成是绝对的尺度，易于使人法律观念淡薄，忽略了法制的重要性。

重社会、整体而轻个人

孔子宣称“君子义以为上”，孟子对“义”的意义作了说明，他认为：

“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还强调“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即认为各人图谋私利必然要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所以，必须舍弃个人利益。

儒家注重道义，主要是告诫人们不要为了个人的私利而破坏社会的秩序。这是稳定社会秩序的思想。这种思想在一定条件下，也符合于社会整体利益。这样，注重道义也就是强调人的社会价值。

强调群体利益，强调个人的社会价值，这是传统价值观中非常积极的一个方面。历代仁人志士，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为了民族大义，不惜自我牺牲。在和平时期，致力于发展学术文化，或不畏权势而尽心尽力与不良势力进行斗争，直至今天仍被人们所称颂、敬仰、学习。的确，在社会生活中，如果一个人不讲个人的社会价值，只求满足一己之私利，那么社会就无法稳定和发展。个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人，个人的价值必须在社会生活中体现，就这个意义上讲，强调个人的社会价值是相当正确的。

但传统的价值观只强调社会价值，忽视个人需要的满足，特别是个人的正当利益，则是错误的。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儒家提倡的社会整体利益，有时是指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名的统治阶级的基本利益，所以，宋明理学的所谓重义轻利，实际上是在维护当时的统治阶级的利益。

重义轻利

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是伴随着道德尺度至上性、绝对性而来的。中国思想史上，“义利之辩”备受重视，其实质是道德与物质利益的关系之争。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把义、利区别开来，他所谓的义是指行为必须遵循的原则；他所谓的利是指个人的私利。他主张“见利思义”。先义后利，以义统利，反对见利忘义。孟子则把义、利相对，他曾告诫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墨家则相反，认为义、利可以统一。《墨经上》云：“义，利也。”道家老庄既不重利也不重义，主张超越义利，他们所追求的是个人精神的自由。据《史记》所载，楚威王闻知庄子贤能，于是派了大使，带着重礼去聘请他做卿相。庄子笑笑，对来使说，千金的确是重利，卿相的确是尊位，然而你难道没见过天子在祭山川鬼神时所用的牺牲吗？这些牛被饲养多年，然后给它穿上彩绣的衣服，送到太庙去做牲品。在这个时候，它想要做只安分的小猪已经来不及了。请你快离开，不要损害我的人格。我宁愿在污秽的小渠沟里游戏，也不愿被国君所约束，我宁愿终身不做官，以使自己的心志快乐。老庄这种不求利也不求义的思想，实际上是消极避世、自我陶醉。

汉代董仲舒提出关于义利问题的两句名言，班固《汉书·董仲舒传》引作：“夫仁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经过了《汉书》的宣扬，“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二语对后世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到了宋明道学，大讲“存天理，灭人欲”，把利与义完全对立起来。程

颢强调说：“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义、利已是势不两立。重义轻利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尤其是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从积极的影响来看。重义轻利的价值观，提倡的是精神追求应高于人的物质利益追求。倘若一味地追求物质享受，便降低了做人的资格，与禽兽别无两样。重义轻利的观念所要求的是，对利的追求必须合乎义。人应当追求

物利，但是，决不能见利忘义，更不能损人利己，损公肥私。荀子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③又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 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④荀子认为，任何人都不可能不考虑个人的利益，然而应该使关于个人利益的考虑服从道德原则的指导，这种见利思义的道德观念是应当大力提倡的。

正是重义轻利的思想的影响，使中华民族历史上无数的仁人志士，崇尚道义，轻视功利；坚持正义，反对邪暴，不为物利所引诱，为了道义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甚至生命。这种美德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

然而重义轻利的观念也有其消极影响的一面。它极力鼓吹道义，把义利对立起来，无疑是不正确的。颜元曾说：“世有耕种而不谋收获者乎？世有荷网持钩而不计得鱼者乎？⋯⋯盖正谊使谋利、明道便计功，是欲速，是助长，全不谋利计功，是空寂，是腐儒。”不重功利，无论对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的发展都没有益处。中国近代科技的落后便与重义轻利有关，不务功利，不图民富国强，势必导致国衰民贫。本是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却适得其反，这正是它的消极之所在。况且，耻言欲利，否定人的合理需要，既压抑了人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和努力，又容易导致假道学式的虚伪性。我们主张既要强调义，也不要忽视利，把两者统一起来，才能富民安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