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拉

毕诺业和戈拉都是加尔各答的大学毕业生。他们从小在一块儿长大，而且都是印度教的信徒。毕诺业性格柔和，才智敏锐，在大学读书时，他总是获得很高的分数，而且还得到了奖学金。戈拉没有他那样好的记性。因此，作为戈拉的忠实战马，毕诺业就得驮着他闯过大学所有的考试关。

戈拉是印度爱国者协会的主席，毕诺业是秘书。戈拉身体长得魁伟，骨骼粗大，两手像虎掌。他的皮肤不是印度人那样的棕色，而是白皙细嫩。因此，他被人称做“雪山”。他的声音粗犷深沉，为人直爽热烈。

毕诺业搭救了一位被马车撞倒的老人，从而结识了帕瑞什先生的一家。这是一个信仰梵教的家庭。梵教与印度教是不同的教派，这个教派反对种姓制度，反对偶像崇拜和寡妇殉葬等传统陋俗。帕瑞什先生有个养女叫苏查丽妲，是个文静、爱思考的姑娘。他的续弦叫芭萝达，年纪不小了，衣着却十分考究。她生的大女儿叫拉布雅，身体肥壮，性格活泼；二女儿罗丽妲身段苗条，个性坚强；三女儿丽达才十岁，是个顽皮的小姑娘。

由于教派不同，戈拉不同意毕诺业常上帕瑞什先生家去。戈拉的养父克里什纳达雅尔也是一个正统的印度教徒。他们遵循印度的古老传统和习俗。养母安楠达摩依是一位仁慈豁达的妇女。她和家里人不一样，并不尊重古圣梵典，她尊重的是别人的自由意志和人格。由于她不信印度教，在家里，她不能和戈拉父子一同进食。

戈拉为了使印度教社会不受各种公开的和隐蔽的攻击，极力维护印度传统的种姓制和饮食上的界限。他用英文撰写了一本论印度教的书，并从人的理性和古圣梵典里去寻找根源，用以证明印度宗教和印度社会的无可指责和无比优越性。由于他的宣传和以身作则的行为，在戈拉周围聚集了一群狂热的青年，组成了一个宗教团体。为此，他那位在政府机关里工作的异母哥哥摩希姆称他为“爱国的道学先生”。

戈拉对印度教的狂热，引起了他的养父母克里什纳达雅尔夫妇的不安。因为，戈拉血管里流的并不是印度的血统，更不是他们亲生的儿子。戈拉的父母亲都是爱尔兰人。事情发生在 1857 年，当时印度士兵举行了反抗英国统治者的大起义。他的父亲被士兵杀死，母亲逃到克里什纳达雅尔的家里。安楠达摩依把她窝藏在牛棚里。当晚，她便生下了戈拉。随即，那位英国夫人因难产流血过多死了。安楠达摩依便把戈拉当作自己的儿子抚养下来。由于怕惹来麻烦，他们把这事一直隐瞒下来。戈拉全然不知道。

戈拉长大后成了一个有血性的青年。他不能容忍英国人对印度人的期压和凌辱。他认为作为一个爱国者首先要遵守正统印度教的一切风俗习惯，然后，才能谈到如何改革印度社会的问题。目下，印度人民正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自己的责任便是唤醒他们。因此，他到处进行宣传演讲，和政敌展开争辩。他和帕瑞什先生家的常客哈兰更是争得脸红耳赤。哈兰是个教师和一家杂志的编辑，傲慢自大，惯于用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自称是梵社一切真善美事物的监护人。而且，他正在追求帕瑞什先生的养女苏查丽妲。

苏查丽妲最初对戈拉不怀好感。在宗教信仰和社会问题方面，她不能同意戈拉的见解。但她看到戈拉是个爱国者，他一听见有人在辱骂自己的同胞，便愤怒得要咆哮起来。这在她内心引起共鸣。而哈兰却一味地在贬低自己的民族，甚至他说：“我们不配和英国人交朋友，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坏习惯，

而且十分迷信。”从而，使苏查丽妲对他厌恶起来。

戈拉和毕诺业曾约定一辈子不结婚，把一生奉献给多灾多难的祖国。他自己连正眼也不看女人。可是，毕诺业自从认识帕瑞什先生一家以后，常上他家去，而且和他家的姑娘们打得火热，还和她们一道去看马戏。这使戈拉很伤心。有一回，毕诺业和戈拉在妇女问题上发生了争执。毕诺业认为戈拉的爱国只是把印度看成是一个男人的国家，没有把祖国的妇女摆在适当的位置来考虑。只要妇女继续藏在深闺里，这种爱国就是片面的。戈拉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有这方面的缺陷，他确实把女人完全排除在他的视野之外。

戈拉的哥哥摩希姆要把女儿萨茜许配给毕诺业。戈拉为了把毕诺业从帕瑞什先生家的姑娘群中拉回来，也赞同这门亲事。毕诺业为尊重戈拉的友谊，也答应了。但安楠达摩依却要毕诺业不要匆忙作出决定，应当听从自己内心的意志，不可勉强。

戈拉从理智上把妇女撇在一边，但在情感上却不是这么回事。有一回，他和苏查丽妲默默地呆了一会。他第一次正眼地把她端详了一会。她长着一副聪明的面孔，脸上的表情显得十分柔和，和她那谦虚、害羞的性格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她的前额有如秋日蓝天那样明净无瑕，那欲言又止的嘴唇形成多情的曲线，多么像一朵娇嫩的蓓蕾呀。她把一只手放在桌上，当它悄悄地从上衣的褶袖里伸出来的时候，戈拉觉得它就像是从一颗真挚的心里吐露出来的美好的信息。他产生了一种要把她争取到自己一边来的念头。回家后，他内心还久久不能平静。

苏查丽妲和二妹罗丽妲感情甚为融洽。罗丽妲不喜欢戈拉盛气凌人的讲话姿态，更不喜欢他对毕诺业有支配的权利。因为她自己喜欢毕诺业。她还怂恿毕诺业做一些违反戈拉意愿的事来。一位英国的县长布朗罗要在家里开个游园会。他邀请帕瑞什家的姑娘们到他家作话剧表演。罗丽妲便鼓动毕诺业也参加演出。毕诺业最初吓了一跳，但他拗不过罗丽妲的意志，只好答应参加了。

戈拉为了增加对祖国的了解，他外出旅行。他来到一个叫戈斯帕拉的村子。那里有位村民打了洋大人一下，警察便赶来镇压，47 个村民被投进监狱，其他村民被迫出逃，弄得十室九空。戈拉为此事大为愤慨，他直接去求见布朗罗县长。县长却大骂戈斯帕拉人都是流氓，不予理睬。戈拉决定去找个律师，为村民上诉。可是，他在半路上遇到警察在殴打一群学生。戈拉声援学生，向警察发起反攻。结果他和学生都被逮捕了。县长布朗罗宣布将学生处以笞刑，每人分别抽三至二十五皮鞭。戈拉则被判处监禁一个月。

毕诺业和罗丽妲为戈拉被捕事，临时决定不参加县长家的话剧演出了。他们从下榻地方偷偷溜出来，买了轮船票，返回加尔各答。他们这一行为被看作是叛逆行为，受到哈兰为首的梵教徒的攻击，芭萝达太太更是暴跳如雷。只有帕瑞什先生没有责怪自己的女儿，反而赞美罗丽妲有坚毅不拔的力量和独立鲜明的性格。

毕诺业从小就失去了父母。安楠达摩依像母亲那样关怀和爱护着他。她赞同毕诺业和罗丽妲相爱。罗丽妲比起她的孙女萨茜来，更适合于做毕诺业的妻子。但两家的宗教信仰不同，他们的结合需要有冲破印度教和梵教不能通婚的旧传统的勇气。同时，她认为苏查丽妲也是个好姑娘，她真希望戈拉能和她结合呢！她认为婚姻就是两颗心结合在一起，至于念什么经，又有什么关系呢！

苏查丽妲的姨妈哈里摩希妮住到帕瑞什先生家来。她是个出家修行的印度教徒。她来了以后，在这梵教的家庭里，便掀起了小小的风波。她受到了芭萝达太太的各种刁难。加上当时苏查丽妲公开拒绝了哈兰的求婚，芭萝达太太又以为是这个女人挑唆的结果。帕瑞什先生为解决家庭矛盾，便要求苏查丽妲和她的姨妈，搬到她生父留下的一幢房子去住。苏查丽妲满口答应，便和姨妈、弟弟萨迪什一道从家里搬出去了。苏查丽妲认为这样一来，她也能更好地摆脱哈兰的纠缠。

罗丽妲想创办一所女子学校，由她和苏查丽妲担任教师，由毕诺业参加管理学校。她要苏查丽妲把楼下的房子让出来作为教室。苏查丽妲和毕诺业都很赞同，帕瑞什先生也表示支持。但由于当时教派的偏见和哈兰从中破坏，自愿报名学习的学生寥寥无几。有的报了名，中途又退出。

哈兰为了破坏罗丽妲和毕诺业的婚事，他给毕诺业写匿名信，并以教派作威胁，认为他和罗丽妲的结合是非法的。毕诺业感到教派给通往真理的道路上设置了多大的障碍！芭萝达太太坚持主张毕诺业如果要娶她的女儿，必须放弃印度教加入梵教。毕诺业为了爱罗丽妲，准备退出印度教。于是，哈兰授意芭萝达太太叫毕诺业写一份加入梵社的申请书，并举行公开的入社仪式，借此来打击印度教。可是，毕诺业的申请书被罗丽妲撕成粉碎。

罗丽妲和安楠达摩依的观点一样。她们认为男女结合没有必要和自己的宗教、信仰或社会割断一切联系。她们反对毕诺业为了结婚抛弃自己原来的教派，加入别的教派。罗丽妲对毕诺业说：“如果你为了娶我而屈身去做一件会让你看不起自己的事，这样的耻辱我是受不了的。我要你毫不动摇地坚守岗位。”于是，毕诺业和罗丽妲去请求帕瑞什先生祝福。帕瑞什先生满足了他们的愿望。他认为这一对年轻人的结合是无可非议的。他不希望把教社作为一副镣铐去束缚婚姻自由。同时，他们也没有必要遵守教社定下的禁令。那种循规蹈矩的人不能使社会进步，只能维持现状。

一个月后，戈拉从监狱中出来了。帕瑞什先生和毕诺业都到监狱门口去迎接他。印度教派的门徒更是把他当作英雄一样迎接。苏查丽妲也不顾旁人议论亲自去看望他。戈拉感到十分欣慰。因为近来她在他心目中已占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印度妇女以苏查丽妲的形象出现在他的眼前，她是祖国千千万万家庭一切美丽、纯洁、可爱、善良的象征。她坐在百瓣莲花上面，坐在印度心灵的深处。祖国种种的灾难都是对她的侮辱。

可是，戈拉却不同意毕诺业和罗丽妲的婚事。他认为毕诺业违背了印度教不和梵教通婚的规矩，甚至要和他断绝朋友关系。毕诺业并不怕戈拉的威胁，他第一次勇敢地反抗了戈拉的意志。

帕瑞什先生为女儿的婚事，跑来和戈拉商量。他说罗丽妲结婚时，梵社不会有人参加婚礼，而他自己则准备参加。戈拉生硬地回答说，他不管这类事。帕瑞什先生说，如果戈拉抛弃朋友的话，他便只好负起全部责任，单独地来料理婚事了。

梵社写了一封信给帕瑞什先生，威胁他如果他主持罗丽妲和毕诺业的婚礼，并按非梵教仪式结婚，则要把他驱逐出教社。帕瑞什先生给梵社写回信，表示他决不改变自己的主意。

苏查丽妲真想把养父果敢的行为讲给戈拉听。戈拉曾引导她注意印度的事，加深了她对祖国的感情。她把他奉作老师。她想只要戈拉能把她从一切障碍和侮辱中拯救出来，把她安置在适当的位置上，那么，一切流言蜚语她

都不在乎。

安楠达摩依为毕诺业的婚事张罗，她在街上租了一间结婚用房，便和苏查丽妲一起打扫布置新房。戈拉则有意躲开毕诺业的结婚庆典。他到农村去漫游。在那儿，他看到农民遵循着古老的传统风俗，把禁令看得比任何东西都伟大。同时，他也看到一些人正利用传统习惯作为武器去吸别人的血。在那儿，他看到了祖国赤裸裸的软弱的形象。他认为自己的工作，便要恢复人们对祖国的坚定的信仰。

苏查丽妲的姨妈想把她许配给小叔子凯拉什，写信去要他来加尔各答相亲。凯拉什来了，这是个 35 岁的男子，身材很矮小，脸盘却很宽大。他坐在房里，一边摇动着脚趾头，一边暗自盘算苏查丽妲可观的房产。刚好这时，戈拉从乡下回来，见到了凯拉什。当他知道这便是苏查丽妲的求婚者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毕诺业和社会决裂的行为，今天在他心里激起了一片完美和谐的音乐。他相信在这世界上，苏查丽妲等待的是他的召唤，而不是别人。

戈拉带着一种急迫的心情去见苏查丽妲。可是她不在家。这使他预感到自己的热情受阻，其中一定有特殊的含义。也许指引戈拉前进的神，不赞成他这种做法。苏查丽妲并不属于他。于是，他放弃追求苏查丽妲的念头，决定去礼拜天神。他愉快地接受了印度教徒为他举行的涤罪礼。他要承担祖国的忧伤，为祖国的罪孽和自己受到的牢狱之灾去涤罪。然后，做一个苦行者。

苏查丽妲拒绝了姨妈给她提的亲事。她的姨妈气急败坏地来找戈拉。要他开导苏查丽妲，因为女人的责任就是结婚。戈拉苦笑了一下，给苏查丽妲写了张字条，交给她姨妈带回去。他在字条上写道：“就女人来说，人生真正的成就在于为大众谋福利。”

戈拉的涤罪礼在恒河岸边举行。他的门徒事先没有征得他的同意，在报上写文章大肆鼓吹，一时闹得满城风雨。河岸边搭起了天篷，围上竹栏杆。戈拉在恒河里洗了澡，换上衣服，准备开始祈祷。忽然有人来通知他，他的养父克里什纳达雅尔病危，要他立刻回去一趟。戈拉便顾不得仪式继续举行，坐着车子回去了。克里什纳达雅尔在病床上用微弱而颤抖的声音对戈拉讲述了他的身世的秘密。他告诉戈拉，他并不是印度的血统，根本没有必要按印度教仪式举行什么涤罪礼；要真正做一名印度教徒得从一个人的出身开始，而戈拉只是个爱尔兰人。

戈拉听了养父的话，犹如山崩地裂。他感到自己的一生犹如做了一个离奇的梦。从童年起，他就赖以建立生活的那个基础，现在碎成粉末了。他像是荷叶上的一滴露水，只存在了一会儿。他没有母亲，没有父亲，没有家乡，没有国籍，没有门第，甚至连他礼拜的神也没有了。给他留下来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一片无边的空虚。

戈拉清醒后第一件事，便去找帕瑞什先生。刚好苏查丽妲也在那儿。戈拉向帕瑞什先生讲述了自己的全盘思想。他说，他爱印度胜过自己的生命，只要有人对印度稍加批评，他都会气得受不了。他用一成不变和不加批评的想法塑造了一个印度。现在，他创造的堡垒被冲垮了，他获得了完全的自由。在他身上，不再有印度教徒、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对立了。今天，印度的每一个种姓都是他的种姓，所有人的食物都是他的食物。现在他同样有权为印度服务，真正的劳动场所就在他的面前。他要为印度三亿儿女谋福利而工作着。

接着，他谈到为什么他一获得自由，第一件事便来找帕瑞什先生？因为只有帕瑞什先生才懂得这种自由的教义。他请求帕瑞什先生收他为门徒，把那位属于一切人——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和梵教徒——的神的教义传授给他。这样的神庙是不会有种姓、教派的偏见的，而且是向一切人开着的。然后，他又对苏查丽妲说，他不再是她的师父了。他拉着她的手，一同向帕瑞什先生行礼，拜他为师。

晚上，当戈拉回到家里的时候，看到安楠达摩依静静地坐在阳台上。戈拉走到她跟前，把头匍伏在她脚上，激动地说：“妈妈，您是我的妈妈！您没有种姓，不分贵贱，没有仇恨——您只是我们幸福的象征！您就是印度！”

《戈拉》是泰戈尔代表作之一。写于 1907—1909 年，出版于 1910 年。

小说背景描写 19 世纪 70 至 80 年代，印度民族意识开始觉醒时代。这也是教派纷争非常激烈的时代。他们在寻求民族出路方面，持有完全不同的见解。宗教偏见和传统习俗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堵不可逾越的墙，也成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拦路虎。泰戈尔在《戈拉》一书中，很好地描写了当时民族运动、教派纠纷在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中所起的巨大影响。我们对这部作品分作以下四方面来谈。

一、作品的基本思想和主张

泰戈尔在《戈拉》一书中宣扬的基本思想是反对教派偏见，主张爱国联合，缔造一个没有种姓、不分贵贱，没有殖民压迫、没有教派对立的新印度。

首先，作品真实地反映了梵社与印度教之间的一场纠纷，以及他们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不同主张。梵社于 1828 年由罗姆·摩罕·罗易（1774—1833）创立。它反对偶像崇拜、种姓制度、寡妇殉葬等封建习俗，提倡改革印度教、吸收欧洲文化，曾经起过积极作用。泰戈尔和他的家庭都是信梵教的。他于1884 年起还出任过梵社秘书。但梵社内部并不统一，1865 年起便分裂成“元始梵社”、“印度梵社”两派。尤其是其中一些教徒轻视印度固有的文化，看不起自己的民族，崇拜西方文明，表现出一副洋奴面孔。这是泰戈尔极力反对的，他在作品中塑造的哈兰便属于这类人。20 世纪初，梵社作用降低，泰戈尔也于 1911 年退出了这一教团。

印度教创立于中世纪初，主要教义为灵魂不灭和轮回说，提倡偶像崇拜。其中又分信奉破坏神湿婆及信奉保护神毗湿奴两大派。到 19 世纪 70 年代，在旧印度教的基础上成立了“新印度教”。他们反对崇洋媚外，反对殖民压迫，提倡民族化，增强民族自信心。但他们又拘泥于守旧，主张严格遵守印度教一切古老传统，维护种姓制度和封建习俗。泰戈尔在作品中塑造的戈拉（前期）便是这类人。作家赞扬了他们的爱国行为，批判了他们的封建守旧的思想。

泰戈尔在作品中对教派的指责是公允的。泰戈尔主张印度民族要得到发展，必须拆除造成印度人民隔阂的教派藩篱，应当有一个容纳一切教派的“庙门”和“神”。1902 年，他曾在一篇分析印度历史的论文中，认为印度不是印度教的，也不是穆斯林的，更不是英国人的。印度是在种种差异中寻求统一的过程中形成的。他在诗集《吉檀迦利》中也号召，印度各个种族和教派的人们应当团结起来。1921 年，他创立的国际大学，也基于这一目的。他的学校既不是宗派性的，也不是区域性的，而是属于全印度的。不同教派的人在这里都可以履行自己的宗教仪式，但他们都必须在种种思想差异中寻求统一。

其次，泰戈尔在《戈拉》中，描写了两个超越于教派偏见之上的理想人物：帕瑞什先生和安楠达摩依。帕瑞什是梵教信徒，安楠达摩依属于印度教信徒。但他们都没有门户之见。他们共同的地方是：

（一）他们都反对种姓制度。把它当作凌辱人、造成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障碍。帕瑞什说：“种姓制度使一个人如此轻视和侮辱另一个人，我们怎么能不谴责它呢？要是这还不算罪过，我不知道什么才算。”安楠达摩依也说：“只要你怀里抱住一个孩子，你就会确信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生来就有种姓的。”

（二）他们赞同和支持不同教派青年男女间缔结婚姻。按印度教和梵教教规，不同教派是不许通婚的。安楠达摩依和帕瑞什均不顾教社和家庭成员的反对，积极支持毕诺业和梵教姑娘罗丽妲的婚事，并把他们的行为当作冲破教派传统偏见的勇敢行为。当毕诺业告诉安楠达摩依说，他和罗丽妲的婚事受到梵教和印度教的指责，连戈拉也反对，该怎么办时？她爽快地回答说： “这还用问吗？娶她就是了。”她认为：“结婚就是两颗心结合在一起—— 要是结合了，念什么经又有什么关系呢？”她亲自为毕诺业筹办婚事，布置新房。同样，帕瑞什先生也鼓励毕诺业说：“我觉得从宗教的观点来看，你们的结合不应受到阻挠。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你们没有必要遵守教社定下的禁令。”他还认为一个伟大的人“正是那些有勇气在生活中尝试和解决人生新问题的人！那些循规蹈矩的人不能使社会进步，仅能维持现状”。

泰戈尔把帕瑞什写成一个能宽容克己、豁达忠厚的长者，他尊重别人的自由，从不限制人，他是非分明。正如罗丽妲对苏查丽妲说的：“爹是永远不会和猎人站在一边的。他从来没有想给我们戴上脚镣。当我们和他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他跟我们发过脾气，或者用梵社的名义限制过我们的自由吗？” 帕瑞什懂得尊重别人的自由，没有梵教徒或印度教徒那种宗派情绪和小团体主义。因此，当哈兰企图以教社来压迫他时，罗丽妲便毫不客气地对哈兰说： “爹知道的真理比你们的梵社伟大！”最后，连戈拉也拜他做老师，请他把属于一切人（包括印度教徒、梵教徒、回教徒、基督教徒）的教义传授给他。因为他有一颗容纳世界的心。帕瑞什奉行一种自由的、宽大的、人道的信仰。这种信仰是要填平人与人之间的鸿沟，从而使他们团结和联合起来。因此，帕瑞什是泰戈尔的信仰和道德的化身。

安楠达摩依是当作母爱和印度的象征来描写的。她冒着大不韪的风险拯救和抚养了一个异族儿童，不因为种姓不同、信仰不同而拒绝救援他们。她在印度教派里和家里默默地忍受一切屈辱。但她并不后悔，她顽强、热情、慈爱。罗丽妲认为她正是戈拉力量的源泉。戈拉激动地对她说：“您没有种姓，不分贵贱，没有仇恨——您正是我们幸福的象征！您就是印度！”

二、青年爱国者的形象

戈拉是作品的中心人物。印度爱国者协会的主席。他以全副心肠来热爱在殖民压迫下的祖国。解放祖国是他唯一的崇高愿望。只要一谈起祖国，他的眼睛便发亮。他说：“轮船在大洋上航行，船长不论是工作或休息的时候，心里总是想着对岸的港口，我也是这样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印度。”在他看来，祖国是一个充满奇妙美好、痛苦和欢乐的字眼。他要把一生奉献给祖国，为她服务一辈子。为此，他还决定不结婚。他深知在殖民帝国主义压迫下，祖国处在灾难深重的边缘，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认为一切爱国者首要工作就是要树立人们对祖国的信心。只有恢复了人们对祖国的坚定信仰，才能

谈得到别的工作。

戈拉对英国殖民主义者深恶痛绝，愤怒地揭发了他们的野蛮侵略和压迫行为。他说：“他们仗着自己的强大有力，拒不承认民族间的差别对于全人类具有难以估计的价值，他们认为人类最大的幸福是由他们征服一切民族，把这些民族置于他们绝对的统治下，使全世界都受他们的奴役！”他看到英国人就反感，恨不得找个机会在大街上和他们吵上一架。对那些丧失民族节气，在洋大人面前低三下四的洋奴，更感到气恼和厌恶。他当面指责哈兰说： “只要你不热爱祖国，不站在同胞一边，我就不许你吐出一句辱骂祖国的话。”

戈拉的爱国不是口头的，而是身体力行的。他认为当时广大印度人民处于一种愚昧无知的境地，摆在爱国者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唤醒群众的觉悟。他说：“这是我们的工作。要是人们不能清清楚楚地看见真理，他们就会被任何假象所蒙蔽。”他尽可能去接近人民。每天早晨，他都耍去做一件固定的社会工作：访问附近的穷人。他说：“我总觉得我和整个印度是一体，所有的印度人都是我的同胞。”为了进一步加深对祖国的了解，他长途跋涉去旅行，访问农村，同情农民在殖民压迫下的艰难处境，为他们鸣不平。当他在戈斯帕拉村了解到靛青种植园主勾结警察迫害村民，弄得十室九空时。他去晋见英人县长布朗罗，对他提出抗议。布朗罗不理睬他，并对他进行威胁时，他宣称要回到戈斯帕拉村去，鼓动村民起来反对警察和洋人的压迫。他为拯救学生，领头与警察发生冲突，结果他被逮捕。这一切都说明了戈拉是个言必信、行必果的爱国者。

但戈拉的一些观念是错误的。泰戈尔以他的言行反映了当时“新印度教” 派的一些错误的主张。如戈拉把爱国和维护封建传统习俗等同起来，把信仰印度教与维护印度民族利益等同起来。为此，他虔诚地崇拜偶像，维护种姓制度，轻视妇女，把妇女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认为她们只要严守妇道就行了。在日常生活中，他严守教规，不喝异教徒递过来的水，禁止母亲用信基督教的女仆做的饭菜去接待毕诺业。由于戈拉和殖民主义者对立的情绪，以致他认为“祖国的一切都是好的”，而对一切“英国的东西都一反到底”。

然而，戈拉的性格是发展的，他的思想主张在现实中也不断修正。就拿他维护的封建传统习俗来说，他在农村访问时，看到农民们在传统习俗的束缚下过着赤贫的生活，有些人“正在利用传统和习惯作为武器，吸别人的血，用一种冷酷无情的方式使别人沦为赤贫”，他便开始怀疑保存旧的一套清规戒律的合理性。

同样，在访问中，他对种姓制度也有了新认识。在戈斯帕拉村，他遇到一个信印度教的婆罗门马哈夫，他站在洋大人一边来诽谤自己的同胞。而信仰穆斯林的理发师，却收养着反抗洋大人而被捕的法鲁的儿子。为此，戈拉违反了种姓制的常规：不在婆罗门家里逗留，而是搬到理发师的家里居住。他一想起要在恶棍马哈夫家里吃饭，才能保住他的种姓，就浑身感到不自在。他认识到：“我们一直把纯洁当作外在的东西”是多么的荒谬啊！

在偶像崇拜方面，他也有了新认识，认为纹丝不动地坐在偶像前面，并不能产生真正的信仰。而他心里充满喜悦和被虔诚的精神所感动的时候，“是在他和别人争论而不是在庙里用心拜神的时候”。

戈拉在妇女问题上，原来受印度教偏见的束缚，瞧不起妇女。正如毕诺业对他说的，戈拉想到的印度只是半个印度。戈拉也承认“女人没有闯进我

的意识”。后来，他结识了帕瑞什先生的女儿们，特别是苏查丽妲后，纠正了他对女人的不正确的看法，认为“只有女人才配称为祖国——她坐在百瓣莲花上面，坐在印度心灵的深处——我们是她的男仆。祖国的种种灾难都是对她的侮辱”。他把苏查丽妲当成印度妇女的代表。

因此，戈拉的思想认识是不断发展的。但最终使他从印度教束缚中解脱出来，是他知道了自己身世的秘密。他和印度没有血缘关系，可以不再受印度教派的约束了，而不是靠他自我思想斗争来完成的。因此，有的批评家认为泰戈尔在这里走了一条捷径，人为地解决了这场思想矛盾和冲突，他的养父在病笃时宣布他的身世，完成了戈拉的解放。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作家并未破坏戈拉作为一个爱国者的形象。他感到他没有印度的血统，却更加自由地成为一个真正的印度人。印度每一个种姓都是他的种姓，所有的食物都是他的食物，他要为三亿印度儿女去谋福利，忠诚地为他们服务。他站在一片无边的真实之中。作家在这里强调了只有从封建传统桎梏和教派偏见中解脱出来，才能认识真理，才能使自己的行为真正变成对祖国人民有利。

毕诺业是印度爱国者协会的秘书，一个与戈拉一样有热烈的爱国思想的青年。他曾被当作是戈拉的影子，但他们具有不同的气质。在蓬勃的生气和爱国的激情上，他不如戈拉。他承认“没有戈拉那样坚定不移的信心”和勇往直前的精神。他容易动摇，有时是拿不定主意的。但他能克己让人，在妇女、种妓制、宗教问题上，比戈拉更为清醒，表现了一种力图摆脱传统束缚，积极探求新生活的精神。他对戈拉说：“你我都很清楚，我们的社会在饮食、接触和就座的问题上，想用镣铐来束缚我们，这有多么无聊；而根据宗教，人们对这些问题，天生有权不受约束。”

他尊重妇女，认为妇女在社会中应当和男人享有同等权利。在爱情上，他冲破了教派的偏见，毅然和罗丽妲结合。他被帕瑞什先生称为“有勇气在生活中尝试和解决人生新问题的人！”与戈拉的急躁和盛气凌人相反，他显得谦和、虚心。他能经常征求和聆听安楠达摩依和帕瑞什的意见，从而得到了他们的巨大帮助。

与爱国者相对立的是反面角色哈兰的形象。他是一个诽谤和轻视自己民族，极力讨好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洋奴。他甚至认为英国“县长的统治是上天对印度的安排”。他骄傲自满，专横跋扈，自以为高人一等。自封为梵社一切真善美事物的监护人，肆意攻击帕瑞什先生的见解，动不动以教社教规来压制别人。为此，罗丽妲称他为“梵社的监狱长”。他害怕一切与教派有抵触，妨碍殖民者利益的新生事物，并竭力从中作梗，进行破坏。为了打击帕瑞什先生，离间戈拉和苏查丽妲的关系，阻挠罗丽妲和毕诺业的婚事，他兴风作浪，造谣中伤，甚至写匿名恐吓信，手段卑劣至极。哈兰的形象代表了梵社分裂后，崇洋媚外分子的丑恶面目。

三、新型妇女的形象

在封建主义与殖民主义压迫下，印度妇女被封闭在家庭里，被剥夺了与男人平等的权利，甚至被剥夺了爱国的权利。但是在民族运动高涨形势的推动下，在一部分有文化的妇女中，开始了意识的觉醒。苏查丽妲和罗丽妲便是这种女性的代表。从性格上说，苏查丽妲谦逊、害羞、柔和、爱思考；罗丽妲热情、泼辣、倔强、任性。她们各自具有鲜明独立的个性，也都具有时代的新气质。

首先，她们憎恨殖民统治，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苏查丽妲全盘接受

了戈拉的爱国见解，她从戈拉的谈话里，树立了对祖国的信心，增强了勇气，从而在思想上与戈拉接近起来。罗丽妲诅咒英国人的统治，当她听到戈拉被捕的消息时，立刻退出了在英国县长家里演出话剧的计划，以示抗议。她厌恶洋奴哈兰的卑劣的嘴脸，当面斥责他、鄙视他。

其次，她们具有热心为社会服务和为大众谋福利的思想。罗丽妲对苏查丽妲说：“只因为我们生来是女孩子，就得围着四壁转吗？我们这一辈子就不能对社会作出点贡献吗？”她积极创办女子学校，并由自己和苏查丽妲担任教师。苏查丽妲在和戈拉交谈里，明白了除了家庭和教派的小天地之外，还有广阔的世界。因此，她积极支持罗丽妲创办女校的倡议。最后，她还准备按戈拉提出来的：“就女人来说，人生真正的成就在于为大众谋福利”的要求，去行动。

再次，她们具有打破传统习俗、追求婚姻自由的热烈愿望。罗丽妲冲破了教派的偏见，不顾封建传统习俗，不怕造谣诽谤，毅然和自己心爱的人毕诺业结合了。为争取婚姻自由，摆脱世俗眼光，树立了榜样。苏查丽妲在认识戈拉之前，崇拜哈兰，准备为梵社的利益和他结婚。可是，当她认识戈拉后，才真正看到哈兰的渺小。他们之间的差别，犹如乌鸦和凤凰一般。于是，她断然拒绝了哈兰的求婚。下面，就是他们之间的一段精采的对话。

“那么，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呀？”哈兰喘着粗气、惊惶失措地问道。 “我不同意结婚。”苏查丽妲低下头说。 “你不同意，你究竟是什么意思？”哈兰重复她的话，活像一个惊得发

呆的人。

“帕努先生，”罗丽妲插进来讽刺说，“你好像把祖国的语言都忘记了！”罗丽妲和苏查丽妲比较起来，更具有斗争性和反抗精神。她对恶人坏事，

针锋相对，不留情面。苏查丽妲则强调忍受，她认为“忍受并没有什么丢脸”。罗丽妲反驳说：“一个人要是容忍别人作恶，不加反对，就等于奖励作恶。医治罪恶的正确方法是和它进行斗争。”因此，哈兰利用苏查丽妲的个性讨得便宜，而他在罗丽妲面前就要自讨没趣了。作家有意把这位刚直的罗丽妲配给了性格较软弱的毕诺业，而把性格纤柔的苏查丽妲许给了刚烈的戈拉，从而使他们达到和谐统一、珠联壁合。

四、复杂矛盾的心理描写与自然美的统一

泰戈尔是一个具有丰富思想，又具有辩证思想的艺术家。他所描写的人物不仅鲜明生动地表现了他们的外部特征，而且深入他们的内心世界，揭示了他们言与行、理智与情感之间的种种矛盾，以及他们的思考、想象、悲伤与欢乐的情绪。戈拉是个热衷于祖国解放事业的人物，他发过誓一辈子不结婚，但他遇到苏查丽妲后，他的内心便变得不平静起来了。作品含蓄而细腻地描写了他们的爱情在内心萌芽和发展的过程，突出地写出了他们理智和情感之间的冲突。不同教派不能结婚，是横在他们面前的一道障碍，献身祖国与计较儿女情长是戈拉苦恼的原因。他经常感到他和苏查丽妲的关系里面有一种自欺的成分，他要小心些才好。但他又认为自己越出常规是因为苏查丽妲有一股强大的魅力，使他忘掉了对社会的责任。

当戈拉坐在苏查丽妲的家里，身旁伴着那张柔和而娇嫩的脸孔时，他就感到整个房间、房间里的阴影、墙上的画，以及全部整洁的家具构成了一幅完美的图画，其中引人注目的并不是这些实物，而是经过一个女人灵巧的双手调弄之后所形成的“家”。表面上，戈拉并不反对苏查丽妲的姨妈把她的

小侄子介绍给她，但当他看到这个小伙子时，他却显得那样焦躁不安。甚至认为苏查丽妲等待的是他的召唤，而不是别人。苏查丽妲的姨妈请求他写信给苏查丽妲劝她结婚，他却写了要她关心社会福利的话。过后，他又担心苏查丽妲会把它当成一封绝交信，连夜要赶去解释。要不是这时他听到了教堂的钟声，提醒他要履行的职责；否则，他真要冲出家门了。

一方面，戈拉认为毕诺业和罗丽妲的结合是违反教规的，拒绝参加他们的婚礼；另一方面，他又在心里承认这是一种生活臻于更美满、人与人之间树立新关系的结合。毕诺业与社会的决裂，在他心里“激起了一片完美和谐的音乐”。这样一来，作家便把一个挣扎在传统偏见与新思潮中的灵魂刻画得十分真实和生动。

罗丽妲对毕诺业的爱情，则表现了少女的矜持、好强与炽烈的爱情之间的矛盾。她由于急切地盼望毕诺业到她家来，经常弄得烦躁不安，心乱如麻。她动员苏查丽妲陪她去看戈拉的母亲（其实她是想去看毕诺业），临出门时，她又不去了。她想这不是向毕诺业屈服吗？她需要这样费力去追他吗？“投降的耻辱使她对毕诺业十分恼火”。自然，她和毕诺业都有冲破传统偏见的勇气，但在他们的结合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有过种种烦恼和不安。他们与社会习惯势力交战的同时，还得和自己的内心交战。

热爱大自然，讴歌大自然，是泰戈尔创作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以高度敏感和现实的彩笔描绘出大自然绚丽多姿的景象。无论是春、夏、秋、冬，丽日，蓝天，花、草、虫、鱼都是他熟悉而又陌生的朋友。他总是生动地、趣味盎然地把它描绘下来。如作品中对加尔各答的雨景是这样描写的：雨季的一个黄昏，暮色朦胧，夜幕低垂，天空饱含着水气。加尔各答在

默默漂浮着的、大片乌云的笼罩下，像一只巨大的丧家犬，蜷着身体，把头枕在尾巴上，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

泰戈尔的景物描写有许多形象的比喻。如加尔各答的早晨，“曙光就像新生婴儿的笑脸那样纯洁”。在恒河边，“木星就像黑夜警觉的良心，一直守望着大地”。在明净开阔的天空下“白昼就像从一只睁得大大的眼睛里发出来的坦率的凝视，黑夜就像在下垂的眼睫毛下颤动着的含羞的阴影”。

然而，泰戈尔在作品中对景物的描写，更多的是用来衬托人物的心境。如毕诺业和罗丽妲不参加英人县长家的演出，买船票回加尔各答途中，借描写河上的风光，来衬托他们甜蜜、激动和愉快的心情，他们是那样志同道合、心心相印。

曙光把河岸竹丛上的露珠照得闪闪发光。他俩从前都没有看到过这样的黎明景色。曙光也从来没有让他们这样感动。他们第一次认识到天空并不是空空洞洞的，而是充满了无声的喜悦，凝视着每一件新生事物。他们的意识受到了这样深的激励，甚至感到自己和激励宇宙的伟大意识有了密切的接触。因此，两个人都说不出一句话。

有一回，毕诺业和罗丽妲之间有些隔膜，后来，罗丽妲来找他。他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那是加尔各答的一个落日傍晚，尽管“朦胧的落日景色这样阴沉，在毕诺业看来，也十分光彩夺目。他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围绕着他，拥抱他，天空也靠拢来，轻轻地抚摸他”。

泰戈尔认为人和大自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从泛神论的观点出发，主张物我如一。因此，他在作品中，描写人物溶化在大自然中，达到忘我的境地。如戈拉和苏查丽妲晤谈后，从她家里出来，心里有一种甜蜜的愉快，他

走到恒河岸边，看到秋夜河上美丽的景色。顿时，他的心境也和夜景融成一体了。

在这个秋天的夜晚，他站在河边，看着朦胧的星光，听着模糊的市声，面对着充塞整个宇宙的难以捉摸的奥秘，仿佛进入了忘我的境界。因为这样长的时间，他一直不肯承认大自然的威力，现在它对他进行了报复：让他陷进她的魔网，用土地、河流和天空把他紧紧绑住，使他远离日常生活。

泰戈尔的景物描写不仅使人物感情和自然相沟通；而且，他能在自然中找到生命意义的真谛，促进人物积极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