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敌与友

被称为世界头号大毒枭的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曾在哥伦比亚横行一时，不仅贩毒，而且制造爆炸事件，杀害无辜，使哥伦比亚一片恐怖， 灾难重重。这一悲惨情景使当时移居墨西哥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睡不安席，食不甘味，忧心如焚。为了阻止死亡在祖国的蔓延，加西亚·马尔克斯担当起了使在职总统贝利萨里奥·贝当库尔和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接近的重任。

光阴荏苒，岁月已逝，然而当时的情形仍历历在目。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哥伦比亚著名记者卡斯特罗·卡伊塞多回顾当年跟大毒枭和平谈判的故事时，仿佛是昨天一样。

卡斯特罗·卡伊塞多说：我确信，那是 1986 年 4 月的一个黎明，我在接电话前看到，在一个拐角处的电线杆下，雨点儿仿佛那天夜里炸弹在城市的各处爆炸时那么密集。电话铃声又连续响了两下，于是，我拿起听筒，确认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声音。

“今天死了多少人？”他问道。

自从毒贩杀害了贝当库尔总统的司法部长后，由于总统恢复了将哥伦比亚人引渡到美国而引起的这场战事已经 24 个月了。在这两年期间， 不断发生汽车被炸事件，律师、警察、无辜者——孩子或老人—被炸弹炸死或被子弹打死。

这天凌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声音是个真正男子汉的声音，从声音里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他的内心深处十分痛苦，那是一种可怕的痛苦。他在向卡斯特罗·卡伊塞多寒暄之前就这样喊道：

“必须想方设法使这种恐怖尽快过去！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请你告诉我：你又上白山了吗？”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这里暗示的白山，即指麦德林、可卡因、埃斯科瓦尔。麦德林是世界头号大毒枭埃斯科瓦尔的老巢。

卡伊塞多在电话上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我还没去，但我可以再穿上滑雪板，好吧⋯⋯我试试看。”

“那么，你来墨西哥吧，我需要跟你谈谈。”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同样痛苦的声音对卡伊塞多说。

卡伊塞多终于弄到一张去墨西哥的飞机票。他一点也不怀疑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和平意图，他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意见完全一致。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在司法部长罗德里戈·拉腊·博尼利亚被杀害前，已经当选为共和国总统的贝利萨里奥·贝当库尔曾对我说，在他的领导下，任何哥伦比亚人都不可能被引渡到美国去；我曾在一篇专题文章中写下这一点，题为《一项虐待我们的协定》⋯⋯这是因为，此时，我只向引渡开战，惟此而已。这是个原则问题，哥伦比亚不能把哥伦比亚人送到国外去受审。任何母亲也不把儿子送到邻居家里，让人家惩罚他们。我进行这场斗争，因为当时我有一种我不曾透露的支持，并且这些都是贝利萨里奥说过的话。

“但是，请注意，还有更深一层的东西：当我正写将在《旁观者报》上发表的这篇短文时，我跟贝利萨里奥通过话，我对他说：‘总统，我写了一篇短文，我确信，在您的领导下，任何哥伦比亚人都不会被引渡。

我能这样定稿吗？’他回答：‘你可以这样定稿。’文章就这样发表了。” “当文章在《旁观者报》上发表后，我曾记得，在阿莱杭德罗·奥

夫雷贡家里吃午饭时，贝利萨里奥对我说过一件惊人的事：‘我们不仅跟游击队谈和，我们也跟毒贩谈和。他们自己正在提出这项建议。’”

议和的路是曲折的。

1984 年 4 月 30 日，司法部长罗德里戈·拉腊中弹身亡。第二天，黑手党恐惧地逃到巴拿马躲藏起来。

5 月份，巴拿马举行大选，哥伦比亚前总统罗佩斯·米切尔森应邀率国际代表团抵达巴拿马，他和埃斯科瓦尔及其一伙进行了接触，地点是在米切尔森下榻的旅馆。毒贩方面的参加者，除埃斯科瓦尔外，还有所谓墨西哥人、巴勃罗·科雷亚等。他们告诉米切尔森，他们愿意与政府议和。

接近米切尔森的人士说，他使贝利萨里奥总统知悉，他必须告诉总统一件事，一旦巴拿马大选结束，他就去迈阿密，请贝利萨里奥派一位前部长和他谈判。贝利萨里奥就派了一位前部长去跟他谈。

这位前部长和米切尔森谈后就回国了。他回国不到 24 小时就找到总检察长海梅·戈麦斯，他既是官员，又是无党派人士，便于和毒贩会谈。

1984 年 5 月 29 日，总检察长在巴拿马的索洛伊旅馆会见了埃斯科瓦尔和他的朋友们。

后来的一天早晨，埃斯科瓦尔对这次会见作了如下解释： “我和全体人员到了总检察长的所在地，在向他说明局势之后，我

要求他，让贝当库尔总统了解一项和平建议。总检察长说，这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因此，必须以书面的形式送给总统。于是，我们不是送给总统一封信，而是一份备忘录，这样总统可以不作回答。

“希梅尼斯博士说，如果你们希望和平，你们也应该将备忘录送给美国使馆一份。

“那天晚上，我们又让麦德林的律师来，我们给总统和美国使馆送去了备忘录。”

后来，关于备忘录，美国政府公开说它拒绝毒贩提出的任何建议。一年过后，贝当库尔总统说了很严肃的最后一句话。

应加西亚·马尔克斯之邀，卡斯特罗·卡伊塞多乘飞机来到墨西哥。在机场耽搁很久才入了关，半夜时分才到了旅馆，第二天上午总算见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国家的形势感到痛苦。他先把卡伊塞多带到他的办公室里，那里有几个人正研究马尔克斯的一个电影脚本；然后又把卡伊塞多带到他的家里。他们躲在学习室里经过认真研究，最后一致决定，由卡伊塞多回哥伦比亚和埃斯科瓦尔接触，以便告诉他，在合法的范围内，帮助谋求国家的和平。

几周以后，贝当库尔总统将访问墨西哥，加西亚·马尔克斯想借此机会跟总统谈谈。但是，他所需要的是，埃斯科瓦尔和他的人必须告诉他，为了让他们安静下来，他们这些毒贩们想要什么。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在墨西哥总统府，他们让我了解到贝当库尔总统的访问日程排得很紧。但是，总统在坦昆有一个自由支配的晚上，

在这个晚上，我们可以单独在一起。我想，在那里我有机会跟他谈谈引渡的问题，于是，私下接触就定了下来，这使人想到事情将进行得顺利。

卡伊塞多在墨西哥会见过加西亚·马尔克斯后就回国了。他同意让他和埃斯科瓦尔接触的建议，准备见埃斯科瓦尔。但是，要见到埃斯科瓦尔并非易事，时间过了一年才找到和埃斯科瓦尔简单会谈的机会。卡伊塞多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想法告诉埃斯科瓦尔后，埃斯科瓦尔提出直接接触。

埃斯科瓦尔说：我建议大师来哥伦比亚，因为这里办事更容易些。他要乘什么类型的飞机，他愿在这 20 条飞机跑道哪一条着陆，需要什么安全措施，这一切我们都给他提供。但是，最理想的是在这里跟所有的人来谈。

为了把埃斯科瓦尔的话带给加西亚·马尔克斯，卡伊塞多和另一位著名的哥伦比亚记者达里奥·阿里斯门迪共进午餐，商量了此事。卡伊塞多认为，这是件重要的事。达里奥正有事要见加西亚·马尔克斯。当天下午，两人便飞抵墨西哥，见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把埃斯科瓦尔的话带给了他。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我不去白山和他们会谈，你找到他们，让他们说出他们想要的是什么。”

因此，卡伊塞多又回哥伦比亚，在波哥大更衣后，去麦德林。在一个星期五的上午 10 点半，会见了埃斯科瓦尔。

那次会见的地点是在“混血儿”的工作间。由于卡洛斯·埃查瓦里亚（埃斯科瓦尔的别号）晚到，卡伊塞多瞧着一辆辆的汽车来消耗时间。

到了 12 点时，卡伊塞多发现一辆城运小客车过来了，车上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走下来。两分钟后一个农民模样的人出现了，他的后边是辆出租汽车，车上坐着两个乘客，司机就是头戴黑色“圣父”帽的埃斯科瓦尔。

他们将卡伊塞多接走，离开麦德林，来到野外的一个房子里。那个带着胡子的“墨西哥人”正在那儿等着，他自称名为“安德烈斯”，由围着埃斯科瓦尔转的所有仆从陪着他。

当埃斯科瓦尔解释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建议后，第一个发言的就是“墨西哥人”，他说：

“那好吧，为此必须付给加西亚·马尔克斯多少钱？”

这时，埃斯科瓦尔摘掉他的帽子，点一下头，用眼斜视着他，对他有点不客气地说：

“年轻人，安德烈斯，你别说傻话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比你有权， 比我以及这个房子里的所有秘密犯罪组织的成员都有权力。”

这时，墨西哥人不服气地反问埃斯科瓦尔：“难道这条子比我还有钱？”

“兄弟，他当然没你有钱。”埃斯科瓦尔说，“但是，这位神，他能召呼俄国的掌权者，或者法国的总统，人家立刻会把电话给他接通。此外，如果他需要，他们就给他派飞机，让他去跟他们会谈。而我们呢， 连麦德林市长的电话都不会转给我们。如若不信。你叫一下试试。”

埃斯科瓦尔与安德烈斯交谈了几分钟后，他们问卡伊塞多能否将一封写好的信带给加西亚·马尔克斯。卡伊塞多对他们说，他们必须派他

们的信使送去，并要求他们告诉他，谁将去送这封信，以便让加西亚·马尔克斯知道此事。卡伊塞多然后就告辞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卡伊塞多说：那天上午，你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一个家伙要来啦，我便等他。这家伙两天后来到佛洛伦西亚街上的一家新旅馆。我记不起他叫什么名字了。他到后通知我说，他准备好了，后来我会见了他。他是个很年轻、高个头、金头发、结实又很热情的家伙，受过相当好的教育，且彬彬有礼。他带个手提箱，把它放在面前，我们就开始谈我所感兴趣的是什么，怎样更好地来权衡这场如此肮脏的战争的局面⋯⋯我不知道他的手提箱是开着的还是他把它打开的。但是，谈到半截我意识到是开着的，他开着它以便录我们的谈话，这使我很不安。我虽然不安，可我也不想对他说不要录音，因为我相信我把一切都置之度外了。

我们谈到很多事，具体是：

埃斯科瓦尔建议如下：他保持巴拿马的所有各个点，但在第一次谈判中放弃引渡问题，以便晚些时候再讨论它。

这是个新的大的并便于接近和平议题的问题。把引渡放到以后是对的，因为它是主导一切的重点。

当听到这一要点时，我对那个家伙说：“这多么好。甭担心贝当库尔总统那天不来，我去跟他谈，然后我把会谈的结果通过赫尔曼告诉你们。但是，这种大屠杀必须结束，因为哥伦比亚正遭受着无缘无故的灾难。”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贝当库尔总统终于来到墨西哥，正如所说的那样，他是为了实现一个相当困难的方案而来。坎昆的会已被取消，因为他决定去危地马拉。这时，我发现，这个晚上，我们不可能安静地会谈，于是，我自言自语说：我现在干什么？我趁这个小小的空隙，在我的家里举行了一个宴会。出席宴会的有胡安·鲁尔福、何塞·路易斯·奎瓦斯、路易斯·卡多萨和已故危地马拉大作家阿拉贡。自宴会一开始， 我就思考着能与总统谈话的时刻，我等待，我思索，什么也没等来。当我知道，一旦他告辞而去，我将再也看不到他时，我便利用一个停顿之机对他说：“请到这儿来，我给您看件东西。”我把他领到院子另一端的我的书房里，将海明威的《在河另一边的丛林里》一书的校样让他看， 上面还有海明威本人亲自用铅笔改动的地方。当贝当库尔把校样拿在手里，沉默不语，有些激动，他说：“多么漂亮！”我对他说，“将它赠给你！”

我们对视一下，我接着又说： “你把它带走吧，但我首先想给你一个口信。” “谁的口信？”

“埃斯科瓦尔的口信。”我对他说。他立即回答：“不，不，不⋯⋯” 他随后向门口走去，我便对他大喊： “听着，总统：你是共和国的总统，你不能还不知道是什么内容就

拒绝这个口信。因为这是关乎到国家命运的问题。”于是他回答我：“不管埃斯科瓦尔的何种口信，现在都先不去谈它。如果他们千方百计想杀我⋯⋯”然后他穿过院子回到了宴会桌上。

这一天夜里，加西亚·马尔克斯反复地思考：如果我们告诉埃斯科瓦尔总统的反应是什么，他必定会把总统杀了。所以我只能保持沉默。

大毒枭埃斯科瓦尔已被击毙，他是个什么东西呢？

埃斯科瓦尔 17 岁时，由盗墓和偷汽车的小偷成了最有名的罪犯。他

曾把黑手伸到最高当局那里，使 1991 年修改了国家政治宪法，最后投票通过不引渡本国国民案。当新宪法公布几天之后，埃斯科瓦尔投案自首。但他于 1992 年 7 月引人注目的越狱潜逃，直到 1993 年 12 月 2 日被击毙，

整整潜逃 17 个月。

埃斯科瓦尔被指控对杀害记者及新闻界负责人吉列尔莫·卡诺和豪尔赫·恩里克负责，因为他们曾揭露了毒贩的活动和罪行。据警方及公安局说，前总统候选人路易斯·卡洛斯·加兰和卡洛斯·皮萨里也是这个集团子弹的牺牲品。

警方能结束埃斯科瓦尔的生命靠的是无线电方位测定法。他要求政府以保护其家属的安全换他的投案，尽管政府不大相信这种可能性，但还是接受了。检察院宣布取消警戒，埃斯科瓦尔也减少警卫。

由于埃斯科瓦尔不投案，他的家属去德国避难不成返回圣菲波哥大。于是他通过无线电话与家属通话，仅仅谈了几分钟，就足以让警察确定他呆在麦德林体育场附近的一个区里。这时警方的电脑加紧工作， 声音传来，证实说话者就是埃斯科瓦尔。无线电方位测定法帮助警察取得了对这个大毒枭斗争的胜利。

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人们一道欢庆这一胜利。

1994 年 8 月 29 日，在美国著名作家、普利策奖得主威廉·斯蒂伦家中就餐的，不仅有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墨西哥著名作家、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得主卡洛斯·富恩特斯，而且在这次不寻常的晚餐上还有总统克林顿。

他们几乎什么也没吃，但却谈了很多。他们谈到古巴，自然也谈到拉丁美洲的问题，而谈得更多的是文学。他们将近谈了一整夜，甚至连晚餐也忘了吃，还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提醒他饿了时，他们才想起来用餐。

世人会以为，这次聚会谈论的主题是由于古巴移民达到高潮而在古美之间出现危机，而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卡斯特罗又过从甚密，因此古巴是必谈的问题。但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事后这样说，古巴不是主要议题，古美之间的谈判正在进行，任何干预都是不严肃和不适宜的。但大家都赞成必须找出解决移民的办法，谈判已进入轨道。

加西亚·马尔克斯还说，“这是试图铺设一座桥梁，因而，这次会晤在政治上来说，比我们谈政治还更重要。”他们坐在桌上之前，并没有事先拟定议程。在谈到毒品和哥伦比亚时，加西亚·马尔克斯问道： “美国警方，何时才会对本国的毒品采取一种最大限度的控制？”

卡洛斯·富恩特斯在勾画拉丁美洲的前景时说：“但愿克林顿拥有一批好的顾问，把一项和拉丁美洲各国政府进行密切协商的政策付诸实践。”

克林顿正在度假。三位作家既没有为某些问题，也没有以特殊的方式邀请他。他倾听着两位拉美作家概括而又十分迅速的谈话，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政治。

但是，克林顿将他们的谈话转到文学方面，使谈话者不禁大吃一惊。于是，他回顾往昔，并询问作家们正在读什么书。而总统本人正在阅读一部有关未来经济的书。

这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接过话茬，对克林顿说：“您应读读《堂吉诃德》，书中有解决一切的办法。”

“《堂吉诃德》我已经读过。”克林顿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他还说，他曾读过卡洛斯·富恩特斯的著作，当然也读过斯蒂伦的书。但是他说，在竞选总统的最后阶段，最喜爱读的书是《百年孤独》。

加西亚·马尔克斯听克林顿上述一席话之后，他想克林顿这样做， 肯定是为了谋求拉丁语系者的选票。

也许克林顿是想利用这顿晚餐的机会，向加西亚·马尔克斯重述他的知识。他还告诉加西亚·马尔克斯，他的女儿也读过《百年孤独》。此外，他对马尔克斯说，对于他的另一部小说《迷宫中的将军》，也颇感兴趣。

“玻利瓦尔真这么惨吗？”克林顿问加西亚·马尔克斯。“实际情况更惨，总统。”加西亚·马尔克斯回答。

克林顿还说他每晚读两小时书。在他喜爱读的书中，并不轻视侦探小说，主要是墨西哥帕科·伊格纳西奥的小说。

谈话持续了 5 个小时。接着，加西亚·马尔克斯一行想与克林顿共进晚餐，身着马球运动服正和夫人、女儿度假的这位美国总统，欣然地接受了。

“从他的谈话内容来看，”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他可能是本世纪最有文化修养的美国总统。”

卡洛斯·富恩特斯总结说，克林顿总统的文化修养要比他的前任们高出上千米。

令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卡洛斯·富恩特斯感到吃惊的是，这次晚餐竟在美国之外引起了轰动。谁也不认为，这次聚会仅仅是一则政治消息。

这次聚会早在 3 月卡塔赫纳电影节时，在哥伦比亚总统塞萨尔·加维利亚家里就定下来了。但是，克林顿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样的大作家会晤乐于在作家威廉·斯蒂伦家里。这是一次非正式地谈论拉丁美洲问题的良好机会，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卡洛斯·富恩特斯提出此建议后，克林顿接受了。

与会者都说这的确是一次谈论拉丁美洲的好机会。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这些事情必须要做。外交有它自己的特长和关注的方面，而这次聚会不是外交，所以不想解决任何具体问题，但是这往往比政治会谈本身更有助于交易。”

卡洛斯·富恩特斯做了总结性的发言，他说：“我认为，如果克林顿总统对我们这些作为拉美人所关心的东西有个明确印象，这就足够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语重心长地说道：“饭菜味美可口，但会谈更饶有趣味。”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话是有道理的。

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刚圆满结束

了对华访问，这使人联想到他曾对南美哥伦比亚进行的那次私人访问。尽管两次访问的时间、地点、性质和意义都不同，但都受到热烈欢迎。 1993 年 8 月，卡斯特罗对哥伦比亚进行的私人访问，其主要目的是

参加他的伟大朋友、著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新居落成仪式。落成典礼正是由于卡斯特罗和哥伦比亚在职总统加维利亚的光临而举行的， 所以参加该仪式的是卡斯特罗这次访问的主要内容之一。

当时，哥伦比亚的传媒对卡斯特罗的访问十分重视，报刊、电台和电视台或发表文章，或通过图像，均称卡斯特罗的罕见访问是多年来的第一次。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促进对卡斯特罗的成行起了很大的作用。加西亚·马尔克斯乐于沟通哥、西之间的关系，并设法从哥伦比亚方面解决古巴缺油问题。众所周知，苏联解体后，古巴的石油成了一大难题。产油的哥伦比亚如向古巴供油，可谓雪中送炭，给改革中的古巴输送新鲜血液。所以卡斯特罗的访问和哥、古关系成了当时的热门话题。

实景实情让人深深体会到，哥伦比亚人都为文学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仗义勇为感到骄傲，因为他高举民族义旗，维护国家尊严和人民的利益，敢于和不义作坚决的斗争。然而，也有少数人认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形象，由于他和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过从甚密而受到影响。哥报甚至发表署名文章认为，他是卡斯特罗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哥伦比亚前总统加维利亚对古关系的可靠指导者，是卡斯特罗驻哥伦比亚的最好大使。

加西亚·马尔克斯尽管明明知道有人对他与卡斯特罗的关系不理解，进而提出反对的看法，但加西亚·马尔克斯依然故我。他认为，美国对古巴进行长达 30 多年的封锁是错误的，他坚持站在古巴政府和人民一边，反对以强凌弱的强权政治，以大压小的霸权主义，是天经地义的。

作为小说家、新闻工作者和社会批评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 在美国每天都有三四千万人像喝牛奶和吃面包一样吸食毒品，所以现在已经到了使美国进行严肃调查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哥伦比亚是毒品的最大牺牲品，但美国政府却借毒品问题向哥伦比亚施压，这是不公平的。

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一个伟大人物，他的作品在全世界被人们阅读， 也许他是最重要的两三个西班牙语作家之一，是继塞万提斯之后最重要的作家。他的整个一生正在变成一个故事，而他和卡斯特罗的交往将是这个故事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学家会把它写入史册。

早在 50 年代，领导古巴革命反对古巴独裁统治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已成为拉丁美洲乃至世界青年的榜样，这时正流亡欧洲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对卡斯特罗十分佩服，并为他的革命精神和行动所感动。

1959 年，大西洋加勒比海上最大的岛屿之国、产糖闻名于世、并有“加勒比海明珠”之称的古巴，在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下推翻了独裁统治，建立了人民革命的政权，成为美洲大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古巴坚持独立自主，维护主权和世界和平，坚决反对美国对古巴的封锁，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

作为进步记者和作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对古巴的革命和卡斯特罗新政府的立场，持坚决支持的态度。当古巴新政府的拉美社聘请他为驻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特派记者时，加西亚·马尔克斯欣然接受；接着他作为拉美社的记者去纽约，担任拉美社纽约分社副社长兼常驻联合国

记者，一直工作到 1961 年 6 月。

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近百年来美国一直把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视作它的势力范围。古巴革命的胜利对美国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它决不允许其后院有一个敢于和它对抗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因此把古巴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在摧毁古巴卡斯特罗领导的新政府恢复旧政权的方针驱使下，1960 年 5 月，美国宣布停止对古巴的一切经济援助，并切断了古巴的原油供应线；1961 年初宣布与古巴断绝外交关系；1961 年 4 月，美国赤膊上阵， 派出 1000 多名雇佣军在吉隆滩和猪湾登陆，武装入侵古巴，企图把古巴新生的革命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

此时，作为古巴拉美社记者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将美国欲消除古巴革命政权的狰狞面目和险恶用心，看在眼里，恨在心中；于是，操起他那如椽之笔，写了一些谴责美国、声援和支持古巴革命的消息和通讯报道。

自此，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古巴人民及其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密切的关系。这种在革命中建立的深情厚谊，古巴人民不会忘记，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卡斯特罗也不会忘记。了解内情者都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卡斯特罗过从甚密的缘故。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集团消失，古巴与原苏联及东欧国家的战略结盟关系也不复存在。由于外援急剧减少，古巴陷入了革命胜利以来最困难的时期。此时，美国以为搞垮古巴革命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便采取以压促变的战略，进一步推行对古巴的孤立和封锁政策，逼使古巴就范。

但是，美国的阴谋并未得逞，古巴人民在卡斯特罗主席的领导下， 与美国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外交上，古巴奉行了多元化和全方位的政策，重返拉美、回归拉美大家庭是古巴近年来外交的重点。卡斯特罗主席频频出访拉美，而 1993 年 8 月他对哥伦比亚的私人访问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积极促成的。卡斯特罗在哥伦比亚受到在职总统加维利亚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热情欢迎。访问期间，卡斯特罗主席所到之处也给哥伦比亚群众留下很好的印象。从电视屏幕和报刊上都能看到加西亚·马尔克斯陪同卡斯特罗活动的镜头。总统加维利亚给予卡斯特罗十分友好地接待，还达成了哥伦比亚向古巴提供石油的协议，解决了古巴的应急问题。

当时，哥伦比亚报纸载文称 1982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卡斯特罗的伟大朋友，他写过一系列有关古巴人的人道主义的报道。

古巴是哥伦比亚的近邻，在中断了数十年外交关系后，古巴近两年中先后与哥伦比亚、智利等 10 个拉美国家复交或实现了关系正式化。加西亚·马尔克斯致力于哥—古关系正常化的努力终于见效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不断访问古巴，他和卡斯特罗的关系在健康的道路上不断发展和密切。

从圣菲波哥大传来一条消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以《百年孤独》饮誉世界的哥伦比亚著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纪实小说《绑票消

息》，将于 1996 年初与读者见面。小说纪录了哥伦比亚贩毒集团 1989

至 1991 年先后绑架 9 名记者的过程，反映了贩毒集团给社会带来的危害。

由记者到作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向仗义勇为，打抱不平。早在 80 年代初，他应政府的委托，为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和记者卡斯特罗·卡伊塞诺一道，与大毒枭埃斯科瓦尔进行谈判。

当时，世界大毒枭埃斯科瓦尔正猖獗横行一时，谈判未果。后来， 这个以盗墓和偷汽车起家的大毒贩把黑手伸向最高当局，借 1991 年修改国家政治宪法、投票通过不引渡本国国民案的机会，投案自首，被关押在一座有豪华设备的监狱里。但他后来越狱逃跑，躲藏在麦德林城里。他潜逃 17 个月后，才于 1993 年 12 月 2 日被击毙。

埃斯科瓦尔干尽了坏事。据揭露，他不但绑架记者，还杀害了《旁观者报》社长吉列尔莫·卡诺及豪尔赫·恩里克等记者。由于贩毒集团的操纵或影响，哥伦比亚最近 10 年的凶杀数字增加 4 倍，而记者是他们杀害的主要对象之一。

哥伦比亚职业记者伊西多罗·梅迪纳和卡洛斯·奥维多合著的《我是记者，不要开枪》一书指出：那些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士，不论是从事文字工作，还是在电台和电视台工作，都是为我们苦难深重的国家，为记者的崇高事业而献出了他们的生命，他们在哥伦比亚人的脑海和心灵里都占有重要位置。

在雷纳尔多·拉米雷斯的著作《关于新闻权》里也指出：为了反对毒品贩子，为了揭露不道德行为⋯⋯总之，是因为他们严格地坚持记者是对社会批评有道德心的人这一原则，许多记者献出了他们的生命。

哥伦比亚《共和国报》1993 年 3 月报道，从 1987 年到 1993 年 3 月

12 日，库库塔市《舆论报》社长欧斯托希奥·科尔梅纳雷斯遇害，惨遭杀害的记者已达上百人。3 月 17 日，女记者图利亚·欧亨尼娅又遭毒手。为此，《新世纪报》署名文章惊呼：哥伦比亚的新闻事业已处于危机。这使一批围着欧亨尼娅遗体的记者倍感悲伤与困惑：一个这样年轻、能干、漂亮、丈夫也是记者的女人为何会死？他们还惊讶地自问：下一个该轮到了谁？

在哥伦比亚，记者无需受到恐吓就已经处于危险之中，只要他每天完成他的报道任务，并对发生的事进行评析，就使他的生存与活动陷入麻烦之中。新闻报道的原则往往与毒贩的活动相悖，毒贩希望他们搞的炸弹暴力活动不要被报道，或者只报道与他们利益相符合的消息。

据悉，《旁观者报》社长吉列尔莫·卡诺在波哥大被害，玛格丽塔在西米塔被害，豪尔赫在塞哥维亚被害⋯⋯都不明不白地搁下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这部纪实小说，也许会引起哥伦比亚乃至世界记者和人民的关注，世人也许会因此更加警觉拉丁美洲的祸害——贩毒。众所周知，哥伦比亚麦德林贩毒集团头子埃斯科瓦尔被击毙了，但是，据说掌握着对美、欧百分之八十毒品交易的卡利集团尚未斩草除根，记者对毒贩的报道任重道远。

1994 年 10 月 1 日，当美国驻哥伦比亚前缉毒局局长约瑟夫·托夫特发表声明，指责哥伦比亚前总统加维利亚禁毒不力，称哥伦比亚实行的

是“毒品民主”时，加西亚·马尔克斯立即发表声明予以反驳。他认为， 约瑟夫·托夫特的声明是恐怖性的，令人感到愤怒。

他说，造成哥伦比亚悲剧的惟一责任是美国当局及其文明社会的被动与共谋。如果没有公开的、不受制裁的与受到保护的市场，哥伦比亚不可能处于这种磨难之中。

他说，毒品问题之所以如此严重，主要是因为美国有三四千万吸毒者，他们对毒品的需求就像牛奶与面包一样。这是因为存在着哥伦比亚更强大更罪恶的黑手党，才存在这种现象，尽管如此，美国连一个被囚禁的警察也没有。

加西亚·马尔克斯还在声明中特别强调：美国缉毒局和美国有线电视广播网忘了，正是我们哥伦比亚记者早于它们更好地调查和揭露了在我们国家里吸毒者制造的恐怖事件，而且自多年以前，我们就同一大批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遇害同事一道与恐怖分子进行了斗争。相反，在美国没有一个警察，也没有一个记者，履行了其职业道德和义务，来揭露使美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费者的恐怖机构，也没有为反对毒品而流过一滴血。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声明中最后说，每当出现这种事时，我们哥伦比亚人都气愤得声嘶力竭，并为我国的外部形象受损不寒而栗。现在战胜自我哀怨的时候到了，劳美国的大驾做严肃调查的时候到了。美国曾拒绝调查，拒绝通过调查向美国社会和整个世界表明，可怖的自我种族灭绝及全民吸毒的极大可耻是怎样造成的，而哥伦比亚则为这种吸毒的最大牺牲者。

使加西亚·马尔克斯感到欣慰的是，哥伦比亚政府和人民对毒品和毒贩的危害已经看清楚了，并采取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取得了扫毒的部分胜利。1995 年初，哥伦比亚政府决定在两年内完全根除非法毒品作物。这一年共根除 30476 公顷古柯、罂粟和大麻。1996 年在 1995 年反毒斗争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在捣毁毒品作物的同时加强了对贩毒集团、毒品加工和毒品运输的打击。

到目前为止，哥伦比亚卡利集团的 6 名主要头目，1 名被击毙，5 名被关进了监狱。但哥伦比亚不会因为内有困难、外有美国指责而放松缉毒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