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魔幻现实主义

随着《彼得罗·巴拉莫》、《百年孤独》等作品的出现，魔幻现实主义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此后，这个流派虽已盛极而衰，但是它的某些创作方法却一直延续到 80 年代。

七十年代，魔幻现实主义的某些手法被用来表现为拉丁美洲作家对拉丁美洲社会的固疾：独裁统治的再审视。这种审视与以前的反独裁小说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它是一种深层次的历史文化扫描，而非单纯的社会政治评判。在这里，细节的描写和影射退到了次要的位置，粗线条的勾勒和夸张成为首要特征。譬如卡彭铁尔的《方法的根源》（1974）的三分之一篇幅是用来观照拉美独裁者赖以产生的历史文化环境的。在他的笔下，拉丁美洲是这样的一种畸形与可悲：电灯取代了油灯，浴盆取代了葫芦瓢，可口可乐取代了果子露，轮盘赌取代了老色子；邮车取代了信驴，进口豪华轿车取代了披红婴、挂铃铛的马车⋯⋯它们在古老的街道上缓缓地行进，不断地调速，好不容易才驶入那新建成的大道，于是在路边吃草的羊群四处逃窜，哞哞声压倒了汽车喇叭声⋯⋯

如此形态还明确表现于独裁者的性格矛盾：他十分崇拜欧洲文化，向往奢侈生活；他长期居住在巴黎，足迹遍及整个法国⋯⋯与此同时，他又是个“地地道道的美洲人”，只有在吊床上才能睡着。他迷信而且多疑，认为国内长期动荡不安跟他强迫倒霉的圣维森特德保尔修女有关，“或许还有至今留在身边的头巾和披肩，以及在欧洲一家古老玩点看到的橡皮骷髅”。

无独有偶，罗亚·巴斯托斯的“至高无上者”（《我，至高无上者》1974）也是一个具有多重性格的“畸形儿”：他是个学识渊博的文人，精通法学和神学，推崇法国启蒙作家（尤其是卢梭和孟德斯鸠），重视自然科学，熟谙最新哲学思潮流派。他还特地命人从野外搬来一块殒石，摆在工作室里。但是，他禁止任何性质的民主，取缔了知识分子所从事的科研工作和高等教育，强迫他们参加义务劳动，实行愚民政策，并且中断了一切对外交往。同时， “至高无上者”笃信鬼神，是个不可知论者，不但对一切神秘事物感兴趣而且以雷纳尔神父的忠实读者自居⋯⋯

同上述形象相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家长”（《家长的没落》1975）更能反映拉丁美洲的矛盾与畸形、落后与混杂。传说家长没有父亲，是位其名不详的精灵使他母亲感应怀孕的产物。然而他母亲临终时却忽然惶惶不安地要把那一段隐私告诉他，无奈想起了许多偷偷模模的男人和稀奇古怪的传说，一时竟也忘了实情。家长是个畸形儿、早产子，孩提时代就机敏过人。有人替他算了命，说他将来必成大器。至于他后来如何独揽了拉丁美洲某国的军政大权，除了神乎其神的传说，根本无人知道实情。因为这世上没有人看见过家长，只听说他是个深居简出但又无处不在无所不知的老头儿。他每天都让钟楼在两点的时候敲十二点，以便使生命显得更长些。他妻妾成群，第一夫人是他从牙买加买来的修女。在他们刚举行完婚礼两个月后，那修女就生下一个男孩，家长立即宣布他为合法继承人并授予少将军衔。家长一百多岁还第三次换了牙。他认为这一切都应归功于他母亲。因此，他母亲死后，他命令全国举哀百日并隆重追封她为圣母、国母和鸟仙，还把她的生日定为国庆节。

与此同时，家长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混世魔王。他打着寻求国泰民安的幌

子，无情地镇压了所有“政变未遂”的、“图谋不轨”的和“行迹可疑”的危险分子；为防止他们的家属和朋友报复，他又命令杀掉他们的家属和朋友，然后依此类推。据说他老态龙钟，目不识丁，却老奸巨猾，诡计多端。他能在人群熙攘的舞厅发现伪装得十分巧妙的刺客，在毫无线索的情况下捕获离径叛逃的部下。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他炸死了追随他多年的十几名战友，然后假惺惺地用国旗覆盖尸体，替他们举行隆重的葬礼。他还常常把可疑分子扔进河里喂鳄鱼，或者把他们的皮剥下来寄给家属。为了证实周围的人是否忠心耿耿，他还假死过一次。他心狠手辣，从不放过一个可疑分子，就连亲信、他的国防部长也未能幸免一死：

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将军阁下驾到，他身穿非隆重场合不穿的五星上将军服⋯⋯长长地躺在卤汁四溢的银托盘上，烤得焦黄，供战友享用。我们目瞪口呆，屏息相望。粉碎官进行了彬彬有礼的切块分尸仪式。当每位宴客都有了一份国防部长和松仁拌香菜，家长下达了进餐命令，好胃口，先生们。

凡此种种，显然已经不同于六十年代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原始神话的色彩明显减弱，表现手法趋于荒诞夸张。反映拉丁美洲孤独落后、体现拉丁美洲混血文化和混血人种“集体无意识”的群体化形象，被个性化形象（独裁者）所取代。人物本身的力度（比如独裁者的残暴）超过了文化内含的魔幻所能产生的反响。

八十年代，拉丁美洲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专制统治难以为继。随着民主制度的建立、健全，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成为头等重要的大事。然而拉丁美洲的旧传统、旧势力仍根深蒂固，严重阻碍了拉丁美洲国家的健康发展。这时，又有一些魔幻现实主义作品问世。它们继续揭露野蛮，抨击腐朽，鞭笞落后。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1981）是一部重要的后期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小说以一起发生在作者故乡的凶杀案为契机，表现了拉丁美洲的野蛮与落后。

纨绔子弟罗曼一心想娶个美女为妻。他在一个海滨小镇游玩时，遇见了一位光彩照人的混血姑娘——安赫拉，便决定与她结婚。他略施小计，就博得了姑娘父母的欢喜。不久安赫拉在父母兄弟的催逼下嫁给了罗曼。新婚之夜，罗曼发现安赫拉不是处女，便恼羞成怒，把她休了。安赫拉后悔莫及。因为在这之前，一些老于世故的人曾经劝告她，说不论是不是处女，新婚之夜最好随身带一瓶鸡血，乘新郎心醉神迷之际洒在床单上。可她没有这么做，结果被丢脸地送回了家。安赫拉的母亲觉得无地自容，拼命抽打女儿，还将两个孪生子（维卡略兄弟）叫回家来帮忙，逼迫她交代侮辱她的人。安赫拉无可奈何，终于脱口说出是同镇的圣地亚哥·纳赛尔。维卡略兄弟顿时怒气冲冲，逢人便说要杀圣地亚哥·纳赛尔，挽回妹妹的名誉，并公然磨刀霍霍。虽然镇上包括镇长和神父在内有许多人知道了此事，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一个人站出来阻止。结果，维卡略兄弟在众目睽睽之下杀死了圣地亚哥·纳赛尔，然后向神父投案自首。法庭经过调查，认为他们是为了挽回荣誉而作案杀人的，便宣布他们无罪，将他们释放了。于是，镇里的人把维卡略兄弟视为“好样的”。

杀人如同宰猪，只要“事出有因”。审判结束后，维卡略兄弟郑重声明：为了维护名誉，这种杀人的事可以再干一千次。律师认为名誉比生命更重要，因此维卡略兄弟杀人属于正当自卫。神父赞扬维卡略兄弟自动投案是“高尚的举动”，并说他们“在上帝面前是无罪的”。老大巴布洛·维卡略的未婚妻明明知道他们要杀人，却说：“我不但同意他这么干，而且如果他不这么干，我就不会和他结婚。”正因为如此，维卡略兄弟终于在光天化日之下用杀猪的屠刀将手无寸铁的圣地亚哥·纳赛尔活活砍死了。

可见，作者的倾向性是鲜明的；作品对现实的鞭挞是无情的，对教会的讽刺是犀利的。

多年以后，叙述者“我”对于这起凶杀案仍耿耿于怀，一心想弄个水落石出。他原以为时过境迁，能解开凶杀案之谜，结果却使他大失所望；故乡一如既往，还是那么迷信，那么保守，那么落后和野蛮。而事实上这恰恰就是凶杀案之谜的唯一谜底。

首先，时至今日，小镇的多数居民仍认为纳赛尔遭此灾难，乃命中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