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建设理论的时代条件

任何一种社会思想体系都是时代的产物。时代不同，提供的社会历史条件就不同，由此产生的思想就不同。因此，每一种思想体系都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烙印。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建设理论就是在特定条件下的时代产物。马克思、恩格斯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资本主义固有矛盾不断激化的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发展，同时无产阶级斗争的变化和自然科学发展成就的影响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建设理论形成的主要时代条件。

第一节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

14世纪前后，封建所有制开始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深重的社会苦难如期而至。随着15、16世纪航海家们的探险，新大陆被发现了，新的航线建立了，世界各民族人民之间的联系加强了，各民族人民的文明成果汇集传入欧洲，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向前发展。从17世纪40年代到19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大陆一个接一个的上演，推翻了一个又一个封建专制制度，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制度不断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逐步消除了障碍的同时以空前的状态迅速向前发展，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效果。

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空前的社会财富。发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推动着手工劳动不断地被蒸汽动力和机器作业所代替，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场手工业转化为机器大工业，使得工业生产以空前的速度发展起来，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马克思指出，是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了大工业，之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规模迅速发展起来了。

恩格斯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如是描绘，“原棉的输入量，1770年一年还不到500万磅，后来增加到5400万磅（1800年），1836年又增加到36000万磅……1833年不列颠王国生产了1026400万绞纱，其总长度在50亿英里以上，印染了35000万码棉织品；当时有1300家棉纺织品工厂在进行生产，在工厂劳动的纺工和织工有237000人；纺锭有900万个以上，蒸汽织机10万台，手工织机24万台，织袜机33000台，六角网眼纱机3500台；棉花加工机器所使用的动力为：蒸汽力——33000马力，水力——11000马力”；“1800年输出86000公担铁制品和同样多的铜制品，1835年输出32万公担铁制品，21万公担铜制品和黄铜制品。条铁和生铁的输出只是在这时才占有相当的地位。1800年输出4600吨条铁，1835年输出92000吨条铁和14000吨生铁……从1818年到1829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修筑了总长1000英里的新公路……在苏格兰，公共工程局自1803年以来建造了1000多座桥梁；爱尔兰南方广阔的沼泽地，那里曾住着半开化、好抢劫的居民，现在已经是道路纵横交错的地方……1755年兰开夏郡开凿了第一条值得一提的运河；1759年布里奇沃特公爵开始动工开凿一条从沃斯利到曼彻斯特的运河。自那时以来，修建的运河总长2200英里……从1807年起，蒸汽机开始用来推动船舶，英国的第一艘轮船造成（1811年）以后，又建造了600艘轮船……”。由此可见，工业革命推动生产技术发生质的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在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与运用下得到空前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引起社会关系的急剧变革，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问题。生产的不断变革，永远不安定和不停动荡的社会状况，是资产阶级时代区别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过去所有固定、僵化的关系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一直被尊崇的见解和观念都被无形消除了，所有新形成的关系还没有固定下来就变得陈旧了，所有固定的东西都瞬间烟消云散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思维和眼光来审视他们的生活地位和相互关系。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一文中，恩格斯指出，工业革命使得传统的所有制关系急剧的变化，从而使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革，原来的阶级、阶层出现了分化、解体甚至是消亡。贵族大地主将土地分成小块出租，依靠地租享受生活；非贵族大地主或乡绅完全消失了；小块土地所有者，即自耕农也已经消失了，他们的土地被贵族大地主侵占了；小租佃者也找不到了。自耕农与小租佃者流入城市，变成雇农与织工，而中间阶级上升到了贵族地位。因此，英国社会分化成了三派：土地贵族、金钱贵族和工人民主派。资本主义制度下，厂主以惊人的速度在工业的前进运动中使自己的资本成倍增长，商人也得到了自己的一份资本。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手稿》中进一步指出，随着机器生产的发展，使得资本家和地主、工人与农民之间不再有区别，农民日益破产，沦为工人。整个社会变成了两大阶级——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有产者阶级靠着地租或资本利息来增加自己的收入，而工人全靠自己的日工资生活。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是反常的社会状况，社会财富越来越多的聚集在有产者阶级手中，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却越来越赤贫。

这一社会不公现象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海外扩张，也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界范围内。15世纪末叶，欧洲人发现通往印度洋和美洲的航路，自此，商业和贸易中心逐渐由地中海转向大西洋，出现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等殖民国家，它们的殖民地和扩张活动逐步遍及世界各地。1442年，葡萄牙人开始使用柏柏尔人为奴隶；1492年底，西班牙人哥伦布在海地北部建立了第一个殖民据点；1496年，哥伦布的弟弟巴塞罗缪在海地南岸修建西班牙殖民基地——圣多明各城；1502年，西班牙人开始把非洲黑人贩卖到美洲做奴隶，弥补因大量屠杀印第安人造成的劳动力缺失；1510年，葡萄牙占领印度果阿，1553年又租借了中国的澳门；1562年，英国开始了奴隶贸易，在1763年就有150艘船去非洲运载近4万黑奴；从1763年到1875年，英国的殖民活动遍及北美洲、南太平洋、远东、南大西洋和非洲沿岸。

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和极其便利的交通，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资产阶级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成为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和征服那些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里的重炮。它迫使一切不想灭亡的民族不得不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同时也迫使它们在自己的民族推行所谓的文明而变成资产者。资产阶级的殖民统治摧毁了殖民地原有的世界，迫使它们融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中，却没有给殖民地建立一个新世界，没有将资本主义生产创造的财富带给殖民地人民，反而把无尽的灾难带给了他们。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写道，与印度斯坦过去所遭受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不列颠人给他们带来的灾害，在本质上毫无疑问属于另一种，而在程度上要深重得多。接连不断地内战、外侮、革命、征服和饥荒对印度斯坦造成的影响显得极其复杂、剧烈和具有破坏性，而不列颠人使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却没有让他们获得一个新世界，以至于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英国的爪哇总督斯坦福·拉弗尔爵士在谈到旧日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时说：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心只想赚钱，它对臣民的关心远不如过去的西印度种植场主对在种植场干活的奴隶，因为这些种植场主至少是付钱买人，而荷兰东印度公司不但没有花钱，还开动全部现有的专制机器来无尽地压榨它的臣民，迫使他们付出最后一点劳力、献出最后一点东西，它把商人的全部独占一切的利己心肠和政客的全部实际技巧全都结合在一起，从而加重了恣意妄为的半野蛮政府所造成的祸害。斯坦福·拉弗尔爵士的话足够说明了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所作所为。

上述情况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带来的社会成就与社会问题并存的状况提出一个函待回答的问题：标榜拥有真理、正义、平等、自由、人权的资本主义制度真正出现时，却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那么，资本主义是理性的社会、理想的社会吗？人类究竟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才是真正拥有真理、正义、平等、自由、人权的理想社会呢？需要有识之士去思考并作出回答。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建设理论正是对这些问题的科学回答。

第二节　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激化

欧洲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程度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越来越高，这在多个方面都有表现。一是生产资料使用的社会化，资产阶级将中世纪普遍存在的个人的生产资料日益加以集中和扩大，使得生产资料由个人使用变成了只能由一批劳动者共同使用；二是生产过程的社会化，由于生产资料集中使用的情况，导致生产也由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由专业分工来协调生产，是社会生产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三是产品的社会化，任何一件产品都不是一个人单独完成的，而是集体和社会的力量完成的。

然而，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的产品所有权和生产资料所有权属于谁呢？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工厂所生产出来的纱、布、金属等制品，不是哪一个人的产品，而是众多工人的共同产品，都必须顺次经过他们的手后才能变为成品……生产资料最初都集中在手工工场和大的作坊中，然后才变为真正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但是，还像以前一样这些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和产品仍被当作个人的生产资料和产品来处理。过去因为这些产品通常是劳动资料的占有者自己的产品，别人的辅助劳动只是一种例外，但现在按社会化方式生产的产品完全是别人劳动的产品了，劳动资料的占有者却还继续占有产品，而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的真正生产这些产品的人无法占有。这就是说，机器大生产虽然消灭了私人劳动这一占有形式的前提，但是，生产资料仍然是私人占有，社会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归私人占有，即资本家占有。由于资本家完全占有资本主义的产品所有权和生产资料所有权，这就形成了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即社会的生产与私人的占有之间的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扩张而日益尖锐。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赋予新的生产方式以资本主义性质的矛盾，就已经包含着现代的所有冲突的萌芽。由于新的生产方式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和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里占着统治地位，并且已经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必然导致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

一方面，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和拥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形成对立；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生产是无政府状态的，而个别工厂的生产却是有组织性的，两者也形成了对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和集中在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被彻底分离，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已经明显表现出来，并且走向了极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加剧社会生产中的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工具正是无政府状态的直接对立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它生而具有的矛盾的这两种表现形式中运动着，它毫无出路……”，必然造成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劳动群众购买能力的相对缩小，也就是产生了生产与消费的尖锐对立。由于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就不可避免的产生冲突，而且这种成为周期性的冲突和矛盾是不可能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得到解决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爆发经济危机，而且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1825年7月，英国股票行情猛烈下跌，爆发了第一次经济危机。著名的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从1824年底的1070万镑降至1825年底的120万镑，到1826年底，英国有70多家银行破产倒闭，有3500多家工商企业破产。整个社会经济处于极度的恐慌和混乱之中。一方面，市场上大量商品卖不出去，大量生产资料被闲置，工厂关门、银行倒闭；另一方面，大量工人失业，在职工人的工资也大幅度降低，以至于工人无钱购买商品，生活陷入极端困顿。此后，大约平均每隔十年左右，就要发生一次经济危机，而且规模一次比一次大，破坏程度一次比一次严重。1837年，英国爆发第二次经济危机。1847年秋英国再次爆发经济危机，很快传递到法、德等国，危机蔓延到整个欧洲。1856年，法、德爆发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到美国，美国于1857年爆发金融危机，且迅速发展成为第一次世界经济大危机。到了1866年，英国又爆发了世界性质的经济危机。1872年，首先以维也纳交易所危机开始，美国再次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时隔十年后的1882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再次由美国引爆……这种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不仅证明了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确实存在，而且突出表现了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日益激化。

以上情况说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的不断激化，产生一个非常病态的社会现象——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如何解决这一病态的社会现象呢？这是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必须思考和回答的一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回答这一重大的时代课题上创立了自己的社会建设理论。

第三节　无产阶级斗争的变化

在欧洲，随着工业革命同时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而且无产阶级的数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越来越大，远远超过资产阶级的数量。

自从大工业发展以来，无产阶级的反抗斗争就开始了，而且这种最早、最原始和最没有效果的反抗形式就是犯罪：为社会付出更多劳动的工人由于自己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而且穷困战胜了他生来对私有财产的尊重，工人想不通为什么那些有钱的懒虫们的生活比他好，于是他偷窃了。这种犯罪事件随着工业的发展不断在增加，每年消耗的棉花的包数和被捕的人数经常成正比。但是工人很快就发觉这是无益的做法，罪犯只能以他们的偷窃行为一个人单枪匹马地来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而社会却能以巨大的优势和全部权力来袭击每一个人并压倒他。况且，盗窃是一种最不自觉、最无教养的反抗形式。因此，虽然工人舆论也许会悄悄地赞同这种行为，但盗窃也决不会成为工人舆论的一般表现形式。这说明无产阶级最初的斗争形式是偷窃行为，是一种争取经济权益的斗争。后来，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主要表现为捣毁机器、毁掉工厂。因为工人把机器视为贫困的根源，所以，用暴力对待机器，但禁止对人身施以暴力。这就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席卷英国的“卢德运动”。据说，1769年，英国莱斯特郡一个名叫卢德的工人，第一个捣毁制造靴子的机器，以此来抗议工厂主的压迫，其他的工人纷纷效仿。同年，英国国会颁布法案，对这种破坏机器的行为进行镇压。但是，19世纪初，这种运动发展到高潮。1811年初，由于英国诺丁汉郡的袜商生产一种劣质长筒袜，使得袜子价格下降，从而使得织袜工人工资大幅下降，因此，许多织袜工人秘密组织在一起，捣毁大批织机。运动很快蔓延开来，席卷英格兰。1812年在约克郡，1813年3月就到了兰开夏郡，许多工厂、机器被焚毁。英国政府相继颁发《保障治安法案》、《捣毁机器惩治法》，动用军警对付工人。1813年，英国政府在约克郡绞死和流放数名破坏机器者。“卢德运动”开始走入低潮，一直到1816年才逐渐停止。这一时期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有很大的局限性，处于自发状态，缺乏明确的领导组织、革命纲领与斗争策略，关键是无产阶级还没有从思想上认识到自身苦难的深层次根源。

无产阶级除了在经济领域进行了反抗斗争外，也在政治领域展开了斗争。18世纪末，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英国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发现了自己的力量，开始谋求自身的政治权利。1792年1月25日，9个工匠在英国伦敦的一家酒店聚会，讨论解决工人苦难生活的措施——推行议会改革，实行普遍选举权。后来，这9个人中的8个成员创立了伦敦通讯会社，鞋匠托马斯·哈迪当选为书记。工匠、小手艺人、小店主等纷纷加入伦敦通讯会社。伦敦通讯会社在英国各地设立分会，每个分会选出代表组成总委员会，总委员会成员投票决定重大事务，组织召开集会，印发改革议会制度的宣传单、宣传册，征集群众签名，将实行普选权的议会改革请愿书提交给议会。从此，英国各地出现许多类似伦敦通讯会社的政治组织，并相互交流活动情况。1799年，英国政府颁发《结社法》，明令禁止成立一切结社组织，包括工人群众的工会、互助会等等，宣布伦敦通讯会社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工人的政治活动隐入地下。这一时期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缺乏整体性，特别是无产阶级还没有以独立的身份来开展斗争，而是与工业资产阶级结成联盟，还没有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一支独立力量。这与当时的世界革命形势相关，这一时期世界处于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资产阶级有强烈的革命诉求，要与地主阶级进行斗争，但是力量不够，因此，需要联合无产阶级一起展开革命斗争才能取得胜利，从而实现革命诉求，尤其是实现政治诉求。

随着无产阶级斗争的不断发展，工人开始认同本阶级的共同利益，思想意识开始觉醒，逐步认识到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状态。“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用工资购买了工人的劳动力，雇佣工人进行生产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归资本家所有；而工人一无所有，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在资本家的工厂里进行生产劳动，只能获得资本家给付的工资，却不能获得劳动产品。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阶级都不可能像人一样的思想、感觉和生活。因此，工人必须设法摆脱这种非人的状况，必须争取良好的比较合乎人的身份的地位。如果他们不去和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它的利益正是在于剥削工人）做斗争，他们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资产阶级却用他们的财产和他们掌握的国家政权所能提供的一切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工人一旦想要摆脱现状，资产者就会成为他们的公开敌人。”

19世纪30、40年代，欧洲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有了很大的变化。1831年，法国里昂工人喊着“做工不能生活，毋宁战斗而死”的口号，爆发了一场以增加工人工资为主要要求的武装起义，工人一度占领了整个里昂城，成立工人委员会，发表告市民书，开始推行工资标准协议，实行民主选举。但是很快，工人的起义就被资产阶级政府与国王的大军所镇压了。1834年，法国里昂工人举着“我们为之斗争的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的旗帜再次发动武装起义，要求增加工人工资，废除君主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但是起义最终失败。1832年，英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议会改革运动，工业资产阶级联合无产阶级进行了斗争，结果是工业资产阶级在议会改革运动中获得了政治权力，登上了统治地位，而无产阶级政治上依然没有获得权力，经济上依然贫困。在这样的背景下，1836年，英国“伦敦工人协会”成立，主要成员为工人、手工业者。“伦敦工人协会”于1837年拟定了一份《人民宪章》，号召工人用一切合法手段废除统治阶级的各种反动立法，争取人民自由权利，使社会一切阶级处于平等地位，争取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推行新的议会改革运动，使工人拥有普选权，具有参与管理国家的机会，从而在政治上获得权力。1839-1848年，为了实现《人民宪章》的目标，英国无产阶级掀起了大规模的宪章运动，诞生了恩格斯称之为的“第一个近代工人政党”——全国宪章派协会，指导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但是，英国无产阶级的宪章运动在资产阶级政府的绞杀下失败。1844年，普鲁士王国所属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因为提高工资的要求被拒绝，发动了武装起义，提出反对私有制的口号，用武器去打击整个工厂主阶级，但是，最后在政府军的血腥镇压下，起义失败。

从这些革命运动中可以发现，这一时期无产阶级已经成为一支独立的革命力量，革命斗争不再是单个工厂或部门的工人去反对单个资本家的孤立的、个别的斗争，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使得无产者们联合在一起并得到发展。因为有了这种联系，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斗争汇合成了全国性的斗争，最后汇合成无产阶级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的斗争。1831年在里昂发生了第一次工人起义，而发生在1838-1842年的第一次全国性工人起义，即英国宪章派运动使工人运动达到了高潮。“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新近取得的政治统治的发展，在欧洲最先进的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重要地位。”同时，无产阶级成立了自己的政治组织，提出明确的革命纲领，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里昂的工人们以为自己追求的只是政治的目的，以为自己只是共和国的战士，而事实上他们却是社会主义的战士。”

综上所述，随着斗争的变化，无产阶级以一支独立革命力量的身份，为实现自身的政治经济诉求，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开火的斗争。但是斗争无一例外的失败，表明：无产阶级如何才能取得这一场革命斗争的胜利，实现自身的政治经济诉求呢？对这一问题做出准确的理论回答就显得尤为紧迫了。由此，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建设理论呼之欲出。

第四节　自然科学发展成就的影响

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蓬勃发展，自然科学研究开始从神学中分离出来独立发展。科学家们继承了欧几里得几何学、阿拉伯人的十进制数学、托勒密太阳系学说等古典自然科学思想，通过研究，创立了新的自然科学知识，如，耐普尔确立了对数，笛卡尔确立了解析几何，莱布尼茨和牛顿确立了微积分。在太阳系的天文学领域里，由于固体力学的主要规律彻底被弄清楚了，开普勒发现了行星运动的规律，与此同时，牛顿则从物质的普遍运动规律的角度概括了这些规律。

然而，从文艺复兴时期一直到18世纪末，自然科学知识带给人们的总体观点就是“自然界绝对不变”，只要神——世界的第一推动力启动，行星、卫星、恒星、地球等就在预先设计的位置上按照预定的轨道永不停息地运动起来，永远不会发生改变。五大洲、植物、动物一旦形成，亘古不变。“在这个自然界中，今天的一切都和一开始的时候一模一样，而且直到世界末日或万古永世，一切都仍将和一开始的时候一模一样。”

到了19世纪，自然科学发展成为“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联系——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大的整体——的科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布朗于1831年用显微镜在植物细胞中发现并命名细胞核，随后又有人在动物细胞内发现了核仁。1838年，德国植物学家施莱登在《植物发生论》一文中指出，一切植物的基本构成单位是细胞，它既有自己的生命，并维系植物的生命。1839年，施莱登的朋友、德国动物学家施旺提出，所有动物的基本生命单位也是细胞，并在《关于动植物的结构和一致性的显微研究》这篇报告中明确指出：细胞是一切动植物的基本构成单元，每个细胞既进行自身发展的生活，也作为动植物的一部分而生活。统一的细胞学说的基础由此确立了。1858年，德国病理学家鲁道夫·魏尔肖指出，细胞都来源于细胞，即所有细胞都来自于原先存在的细胞。至此，三位伟大的德国科学家创立了细胞学说。

1842年，一位德国年轻医生迈尔在《化学与药学杂志》上发表论文《论无机自然界的力》，提出“力是不灭的、可转换的、不可称量的存在物”的著名命题，并根据不同条件下气体比热容之比推算出第一个热的机械当量（Cp:Cv＝1.421）。1845年，迈尔自费发表《论有机体的运动以及它们与新陈代谢的关系学》论文，研究了有机体的各种运动形式之间的25种转换情况，反对当时盛行的热素说。从1840年开始英国物理学家焦耳做了大量的热电实验，并于1843年在英国学术会做了《论电磁的热效应和热的机械值》的学术报告，第一次发表自己的实验结论：水温的升高是机械、电、热三种能量转换的结果，不存在热质，并推算出1千卡的热量等于460千克米的功。1847年，德国生物物理学家、数学家亥姆霍兹在德国物理学会的演讲中指出，力所传递的能量（或力所做的功），可以用数学的拉氏公式来推算，而且这里的所有力都是守恒的——力的守恒。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物理学中各种力的相互转化关系都可以用“力的守恒”（力就是能量）来解释。至此，物理学上的重大发现——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确立了。

1837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以自己5年环球航行中搜集的大量动植物标本资料为研究对象，开始写作关于物种演变的第一本笔记。1838年，达尔文受到英国经济学家《人口原理》思想的影响，通过研究，得出自己关于物种演变的重要思想观点：第一，所有物种都在不断发展变化，人也可能是某个物种发展演变而来的；第二，生物之间存在着生存能力的竞争。生存能力强、能适应自然条件变化的物种得以发展繁衍，生存能力弱、不能适应自然条件变化的物种被淘汰、逐渐消亡。这个过程即“适者生存”。1858年，英国生物学家华莱士在马来群岛对动植物进行考察后，也得出了与达尔文的研究相同的结论。7月1日，在伦敦林奈学会上，达尔文和华莱士宣读了他们的理论——自然选择学说。至此，生物学上的重大发现——生物进化论创立。

“每个从事理论研究的人也不可抗拒地被迫接受现代自然科学的成果。”细胞学说指出，任何生物体的生长发育都是细胞本身分裂变化的过程，由此揭示了整个生物界的一致性，打破了生物界的一切神笔色彩。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以精密的测算与实验完全推翻了“神的第一推动”学说。生物进化论解释了物种形成发展消亡的客观规律，深深打击了物种不变论与上帝造人说。由此，“旧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黑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方法，主要是把事物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被打破，过去的机械性、形而上学性的认识模式开始改变，人们“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由此产生了“对自然研究的结果只要辩证地即从它们自身的联系进行考察”的新的认识模式、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辩证法。

综上所述，19世纪自然科学发展成就冲破了神学对人们思想的禁锢，机械性的形而上学性的思维模式被打破，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辩证法的思维模式开始成为人们惯常的认识事物的方法，推动了人们对社会科学的认识。新的思维模式、认识模式必然会产生新的思想认知、新的理论。社会科学研究在新（辩证法）的思维模式推动下一定会产生新的理论。思维模式的改变，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社会建设理论的重要时代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