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同边疆少数民族的战争(1)唐初的军政形势

唐朝初年，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不断举兵骚扰中原，其中对唐朝威

胁最大的是突厥。隋初，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东突厥被隋文帝战败， 纳贡称臣；西突厥也一度衰落。隋末中原大乱，东西突厥乘机复振，一跃而成为雄据漠北、力控西域、势倾中原的强大军事集团。所谓“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尊号，俱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东尽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①。唐初也不例外，以“财帛金宝入突厥”，“引以为援”。唐初连续向突厥启民可汗的 3 个儿子，即始毕、处罗、颉利分别称臣纳贡。但他们“自恃其功，益骄踞，每遣使者至长安，颇多横恣。高祖以中原未定，每优容之”。而突厥不时大举南下， 掳掠中原。626 年 8 月，颉利乘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不久、国内政局动荡之机，亲率精骑 20 万大举入侵，前锋攻破武功（今陕西武功），唐将尉迟敬德虽奋勇挫败颉利于泾阳（今陕西泾阳），但突厥主力未受损失，继续进攻唐都长安。颉利陈军于渭水北岸，派使臣对唐廷进行讹诈，唐太宗扣留使节，亲率数骑到渭水之南，指斥颉利背信弃义。继尔唐大军赶到，军容严整，士气旺盛，颉利知唐军有备，不敢挥师过河，于是在渭桥上同太宗“刑白马设盟”而还。

唐太宗对以前称臣于突厥，“未尝不痛心疾首”，对突厥的威胁， 更是“坐不安席，食不甘味”。因此在即位以后，为彻底解除突厥的威胁，除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革弊兴利以增强国力外，在军事上积极备战，打算一举击败突厥。

唐承隋制，实行的是府兵制。唐太宗为了有效地抗击突厥，扩大府兵兵源。唐太宗即位时，唐军除晋阳起兵时的旧部外，还有统一战争中归附的军队。为此，唐太宗实行点丁男为府兵，从而大大扩充了府兵队伍。有了充足的兵源，并不等于军队有了强大的战斗力。唐太宗为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加强军事训练，他认识到“不使兵士素习干戈，突厥来侵，莫能抵御”，因此，亲自教习卫兵练习骑射，并对优异者给予奖励，由此“士卒皆为精锐”。为了激发军队的积极性，推行军功政策。凡立军功的战士，不分贵贱，皆可升官授田，跻身军功地主的行列。这一政策收到了显著效果。一些士兵把参加战争作为发家致富的重要门路，战争胜负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故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是唐初府兵能发挥威力的重要原因。

唐在统一战争中，多以骑兵奇袭取胜。在同边疆各少数民族的战争

① 《通典》卷一九七。

中更是如此。因为广阔无边的沙漠，决定了长距离的行军和作战，必须依靠速度快突击力强的骑兵。由于当时构成唐边患的突厥、吐谷浑等都是游牧民族，善于骑射，要击败他们，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建设骑兵的前提是必须有战马。李渊太原首义时，来不及养马，战马只能靠缴获而来。“唐之初起，得突厥马二千匹，又得隋马三千于赤岸泽”， 将这些马匹徙于陇右设监牧养。太宗朝曾大规模养马，其数量不仅能自给，而且还赐与邻国。养马是为了组建骑兵队伍。李世民在统一战争中， 即着手建设精锐的骑兵。随着养马的发展与平定东都，骑兵队伍迅速扩大为“铁骑万匹”。李世民即位后，骑兵已初具规模，基本上可以防御突厥入扰。但他的目标是击溃突厥，统一边疆，自然不会满足已有的骑兵队伍，而是加速骑兵建设，提高骑兵的数量与质量。大体上到 629 年底，已经建立起了一支具有足够数量与高度质量的骑兵队伍，故能以“众合十余万”的规模分道出击突厥。当时高昌境内有首童谣：“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①。反映了唐初铁骑经过唐太宗的精心建设，已成为雄踞亚洲大陆的劲旅了。

经过唐太宗的不懈努力，到贞观年间，唐已具备了由防御转向进攻， 对突厥实施反击的雄厚实力和条件。而这时突厥的由盛而衰，又给唐军提供了反击的良好时机。突厥依靠强大的军力，先后征服了薛延陀、回纥、契丹、吐谷浑、高昌等政权，组成了一个松散的军政联盟。但这个联盟的基础极不稳固，完全是建立在军事威慑和武力恫吓的基础之上。到贞观初年，铁勒部的回纥、薛延陀等等相继反抗，大大削弱了东突厥的军事力量。与此同时，东突厥内部也出现裂痕，其东部地区的突利为争夺权利，同颉利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唐太宗利用他们的矛盾，分化瓦解，拉拢突利。628 年突利背叛颉利，约唐出兵，使唐赢得了里应外合的有利战机。此外，由于颉利连年用兵，对内滥施刑罚，部属民众不堪其虐。再加频年大雪，牲畜冻死，民众生计艰难，而颉利不加存恤，反而重敛诸部，“由是下不堪命，内外多叛之”。总之，突厥集团由于上层分裂，下层反叛，内有心腹之患，外有腹背之敌，因此势力大为衰落。唐太宗看到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对东突厥实施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