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共图再举

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多数逃到南洋避难。南洋的革命党人经历了多次起义的失败，许多人产生了悲观情绪。

孙中山于 1910 年 7 月由美国经日本来到槟榔屿。孙中山敏锐地估量了新军起义失败后的形势，认为时机大有可为。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下，孙中山决定破釜沉舟，再图大举。

1910 年 11 月初，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黄兴、赵声、胡汉民应孙中山的邀请，来到槟榔屿，共同商量再次组织武装起义的计划。他们三人都被目前种种困难所困挠，情绪不高。孙中山问他们下一步有何打算，他们都摇头叹息，相对无言。孙中山却从容镇定，对革命前途乐观。他耐心地安慰大家，说：一次失败有什么可以气馁的，我们过去失败过多次，比起今日，其困难更大。黄兴、赵声、胡汉民在槟榔屿看到亡命海外的同志穷困潦倒的境况，便对孙先生说：这里的同志，目前的生活费用都难以为继，哪里还有钱作活动经费呢？孙中山热情地鼓励他们说：“今日吾党虽穷，而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赵声接着说：如果事有可为，则非需数十万元不可。孙中山当即表示：如果众志不衰，财用一层，吾当设法。他自告奋勇，担当筹措款项的艰巨任务。孙中山的革命热情，强烈地感染着在坐的每一个人。大家表示愿意支持孙先生再次组织武装起义的主张。

孙中山亲自发信，约集南洋各埠及国内部份同志来槟榔屿开会。各地同志接信后，纷纷前来。11 月 13 日，在孙中山主持下，同盟会的骨干在槟榔屿打铜街一二○号党部举行秘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黄兴、赵声、胡汉民、孙眉及当地党人黄金庆、吴世荣、熊玉珊、林世安，李孝章、邓泽如，还有国内东南各省代表谢逸桥、谢良牧、何克夫等。会议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第一，款项的筹措。孙中山十分重视这一工作，他反复强调筹足经费的重要，说：“款项多一分，则筹备足一分，吾党不乏热心之士，前此力分而薄，且未先事为备，每有临渴掘井之患；今举全力以经营，鉴于前车，故为充分款项之筹集。事济与否，实全系之。”大家都赞成他的意见，认为筹足款项是关系成败的头等大事。会议决定先筹足十万元大款。

第二，再次发难的地点选在哪里？新军起义失败不久，孙中山考虑下一步行动时，就曾给黄兴写过两封信，提议再次发动武装起义的地点还应该选在广州。黄兴原来也有一番考虑，他曾领导过云南河口起义，在那里还有一部分力量，况且云南地处西南边郵，清军难以进攻。所以打算再次在云南发动起义。接到孙中山先生的信后，他同赵声反复商议，同意孙先生的意见，他在复信中说：“省城（指广州—编者）一得，兵众械足，无事不可为。”9 月 5 日，孙中山写信给友人咸马里，说：“大多数领导皆主张一天工始即攻取广州，而极不愿意采取其他行动。我亦认为此城自始即为我们进攻的主要目标，而且先攻此城比之后来攻取将远为容易。”由此可见，在这次会议前，关于发难地点，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是经过反复斟酌的，这次会议就把广州作为再次发难的地点确定下来。

第三，队伍的组织。大家一致认为，革命党人在广州新军中有较好的基础。起义失败，尽管力量遭受一定的损失，但赵声曾经担任过标统（相当团

长）的新军第二标和第三标（相当于团）一营中的革命力量依然保存着。所以，会议决定再次起义依然以新军为主力，同时联络巡防营和民军。这次会议还吸收以往起义失败的教训，决定挑选五百名革命同志为选锋（敢死队），负责发难。

第四，攻取广州后的军事计划。对此，与会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议决定攻下广州后，即由黄兴率领一部份军队，经湖南到湖北。因为黄兴曾在湖南创办华兴会，在两湖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他本人在这一带也颇有声望；赵声率领另一部份军队经江西到南京。因为赵声曾担任过南京新军的统领，至今他同南京新军的感情还很深。待到两军分别到达湖北和南京后，长江流域的各省革命党人便发动军队响应，然后会师北伐，直指清王朝。

会后，孙中山即派赵声回香港，联络广州新军，派黄兴、胡汉民、邓泽如在南洋筹款，他自己则暂留槟榔屿，并立即致函美国、加拿大、安南（今越南）、暹罗（今泰国）、缅甸等各党部，要求他们进行募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