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定日发难

黄兴、赵声等人对发难前的准备工作，考虑得比较周到，做的也比较扎实。这是同以前任何一次起义所不同的。1911 年 4 月初，各项准备工作已接近就绪。香港统筹部两层楼房的办事处，人来人往，进进出出，有前来参加起义的“选锋”，有运送枪械弹药的人员，也有前来送捐款的，统筹部的工作人员忙个不停。

黄兴、赵声认为发难的时机已经迫近，便于 4 月 8 日在香港召开发难会议，布置起义的具体行动计划。会议由黄兴主持，他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说：“据我看，对方的力量比较薄弱。张鸣岐的卫队总数至多不过二百人，李准的的卫队也不会比张鸣岐的多，城内的八旗兵力量也不大。我们若能购买一千支短枪的话，那么，我们的武装力量就可以大于敌人了。”

会议决定组织十路队伍发动攻击，并确定了各路队伍的负责人及攻击目标：黄兴率领南洋归国华侨及福建藉的同志一百人，进攻总督署，杀总督张鸣岐；赵声率领江苏，安徽藉的同志一百人，进攻水师行台，杀水师提督李准；徐维扬、莫纪彬率领广东北江同志一百人，进攻警察督练公所；陈炯明、胡毅生率领广州四郊的民军及东江同志百余人，堵截满人及占领归德、大北两座城楼；黄侠毅、梁起率领东莞同志一百人，进攻警察署、广中协署，兼守大南门；姚雨平率领他的部下百余人占飞来庙军械局，进攻小北门，接应新军入城，等等。会议确定赵声为总司令、黄兴为副总司令。会议最后决定 4 月 13 日发动起义。

会后不久，便发生了两件原先没有预料到的事情。一件是美洲的大宗汇款迟迟不能到齐，南洋的一万五千元也没有如期寄到。第二件事是南洋革命党人温生才突然来广州，于 4 月 8 日刺杀了广州将军孚琦。清朝广州官吏从此戒备更加森严。统筹部考虑了以上情况，决定将原定的起义日期推迟。

4 月中旬以来，外省及海外参加起义的“选锋”陆续来到香港集中。黄兴、赵声考虑滞留香港的人越来越多，临到发动起义时一同前往广州，恐怕不好照料，便决定分期分批秘密前往广州。身为起义军总司令的赵声，打算同其部下一起去广州。因他在广州的熟人很多，不便于过早露面，同志们劝他缓几日再去。他便委托宋玉琳到广州，在城内马鞍街设立机关，代表他处理一切事务。

统筹部汲取上一年广州新军起义时临时无人在现场指挥的教训，决定由副司令黄兴先期去广州坐镇。黄兴于 4 月 23 日晚乘船来广州，住越华街小东营五号主持一切。是日凌晨，黄兴写信给南洋邓泽如，表示誓死的决心。信中说：

本日即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不敢有负诸贤之期望。所有此次出入款项清册，虽细数已有登记，当先寄呈公埠宣布，次荷属，次南北美洲各埠，无论成败，俾共晓然此次之数，涓滴归公。弟等不材，预备或有不周，用途即因之不当，负咎殊深。所冀汉族有幸，一举获捷；否虽寸磔（音哲，分裂牲体）吾躯，亦不足以蔽罪。惟此心“公”“明”（此明字作光明释，非明察也，兴注），足以对诸公耳。绝笔于此，不胜系恋。

此信的落款处铃有“铲除世界一切障碍之使者“和“灭此朝食”两颗印章，以铭其志。

黄兴到广州后，便在他的住处小东营五号设立起义总指挥部，并将起义

日期定为 4 月 27 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他考虑到各路“选锋”已齐集广州，人多事杂，机关的秘密难以保守，而且经费开支也难以为继，况且有新军二标可能在下月初退伍的传言，所以，起义不能过早，但也不能太晚，因此，决定 4 月 27 日发难。

黄兴的到来，使各起义机关的气氛更加紧张起来。同志们都明白，起义的日子不会太久了。革命党人群情激奋，行动也更加缜密，对革命胜利都抱着热切的期望。但是，恰在这时，外界的环境却突然出人意料地恶化了。

革命党人要在广州起义的风声早已为外人所知。因为南洋革命党人大张旗鼓地筹款，显然是为再次起义之用。虽然何时在何地起义至今密而没宣，许多人已经推测到可能是在广州。再加上香港方面再三催款，更加令人感到时间紧迫。清政府在南洋的耳目很多，自然会有情报送回来。近来，各路“选锋”到达香港后，三三两两，很惹人注意。因此，清政府便命令广东官吏严加防备。

更使人意想不到的是，开设头发公司运送武器的陈镜波，竟是清政府的侦探，胡毅生对他非常信任，没有能够及时发现可疑的迹象，以致由头发公司运送的一百余支枪械，陈都如数报告了李准。李准获悉后，故意不动声色，不去搜查，听任革命党人自由往来，取送军械，绝不盘问，只是在司后街、小东营、莲塘街一带暗中严密布防。有一次，喻培伦搬炸药进屋，李应生的弟弟就听外面的警察说：“这想必又是那东西（指军火）。”李准的计划是张开罗网，任其投入，然后一网打尽。

4 月 23 日，从新军驻地传来消息：清政府下令将新军的枪机全部缴去。军中本来就有枪少弹，如今连枪机也没有了，枪子就如同废铁。同时，有人报告，天字码头等处，不断驶来的长头蓝布蓬船中，装载着陆续调来的清军士兵。传来的消息越来越坏。23 日，高第街瓷器店机关被搜查，同志饶辅廷被捕牺牲。当晚，黄兴又得悉，总督张鸣岐将在督署召开会议，准备在全城查户口。很明显，起义的日期已经泄露，敌人的戒备愈来愈严。

起义领导机关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起义的准备工作都如箭在弦上，难以住手。而敌人已经张开大网，正等待着革命党人的投入。原定的计划一下子都被打乱了。在这紧急关头，黄兴即日便召开紧急会议，将革命机密已经泄露，敌人已有准备的情况向到会的同志作了报告。他认为：现在武器已经全部运到，留学日本和各省的同志也都集中广州，在此紧急关头，应该采取迅速发难，先法制人的办法才是上策。陈炯明则主张缓期发难。一位留日学生反驳他说：“你们是本地人，地方熟悉，随处可以隐蔽，我们外地人，初到广州，人地生疏，言语不通，无地藏身，你们不干，我们就每人带两颗炸弹去炸张鸣岐，与他同归于尽！

坐镇指挥、身负重任的黄兴听了各人的意见，十分为难，犹豫不定。当晚致电香港胡汉民，电文为：“省城疫发，儿女勿回家。”暗示在香港集合待命的革命党人，立即停止前来广州。港中的同志接电后，相顾失色，议论纷纷。

广州的局势继续恶化。黄兴被迫决定改期起义，下令除负责干部外，其余的三百多同志全部撤往香港、九龙，以免遭受搜捕。城内的几十个机关也陆续收缩。撤退的命令虽已下达，可黄兴的内心是非常矛盾和痛苦的。为了准备这次起义，集中了全部的精英，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将大批武器运往城内。所谓改期，无疑是解散。他眼看着一切的努力将付诸东流，真是痛心

疾首。

大部分人员遣散后，林文和喻培伦来到黄兴处，力陈起义不但不能改期，而且必须立刻发动。他们表示，非大干一场不可，生死成败，在所不计。留下的其他同志也都抱着必死的决心，赞成孤注一掷。此时，黄兴又获悉李准将调巡防营三营进城，该营中革命同志占十之八九。黄兴估计，这个营若能反正，就不愁其他清军不降；既有新军从城外接应，又有巡防营中的同志相助，于是他便毅然决定起义仍按原计划进行。这一天是 4 月 26 日，距起义日还有一日。他立刻致电香港：“母病稍痊，须购通草来。”暗示香港的同志立刻全部返回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