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强调人口的质量

数量和质量往往发生矛盾。有时人们过分强调了质量，忽略了数量。但质量一定要通过相当的数量才能表达出来。过去我们有过一个相当长的时候，连一吨洋钢都没有；倘能把洋钢炼出来，一吨也好，十吨也好，就是莫大的成功，不能再斤斤计较质量，因为炼出来的钢本身一面代表了数量，一面也代表了质量。无论炼出来的钢是高炭钢，还是低炭钢，它们总是钢，而不是其它。因此过分强调质量是不对的。这就是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一个最好的例子。

但有时我们过分强调数量，忽略了质量。当我们已经炼出了 800 万吨洋钢来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追求钢的质量，否则量与质太不相称。我们不但要炼出钢来，而且要炼出好钢来。有了数量，还不能令人满意，一定还要从数量中去求质量。而且不求质量，已有的数量是不可靠的，要打折扣的。几百几千台的机床制造出来之后，如不能转动自如，或不能起应有的作用，只得抛在一旁，作废物处理，不但给国家带来了一大笔损失，而且完不成数量计划的任务。这就是合乎“没有质量就没有数量”的辩证法提法。现在我们所要求的是质和量要配得适当，要统一起来。

我国人口的数量与质量之两不相称，几乎无人不知。现在我们已进入了原子能时代，非把人口的质和量快快适当地统一起来，很难完成原子能时代的任务。这就是我在本文中为什么强调人口质量的缘故。

南方有一位大学校长，人民大学有一位教师，某经济杂志有一位总编辑，以及北京大学经济系若干教师们认为我的新人口论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思想体系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批评是他们不知如何看问题最明显的表现。让我慢慢说来。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呈现一种冷酷忧郁的色彩，他似乎说：工人的工资已不能再提高，因为即有机会提高，亦必为新增加的人口所压低，结果工资仍回到原来的水平。救贫税和工会活动亦不能有所帮助。贫民的痛苦，不是外来的，是他们自己所造成的。他们缺乏先见，多生子女，故要消灭他们的痛苦莫如他们自己。马尔萨斯就这样把贫苦的责任放在贫民自己的身上，把富人的责任推得净光。富人闻此可以高枕无忧矣。虽然他也建议采用预防人口增加的方法，他的人口学说却给劳动群众一个没有希望的悲惨远景。

李嘉图就在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基础上建立起他的财富分配学说。他认为人口日益增加，粮食生产不得不向逐步贫瘠的土地推进；土地愈贫瘠，每单位的产量愈少。假定最好的地每单位生产 25 斗，次一等地生产 20 斗，再次

一等的地生产 15 斗，最后一批地每单位生产 10 斗。粮食价格由最后的一批

地决定。假定每斗 2 元，计收入 20 元，这 20 元的收入适足以偿付一切费用连同工资利息在内。所以最后一批地没有地租。在高一级的土地上每单位生产 15 斗，每斗 2 元共收入 30 元，除开支 20 元外，尚剩 10 元，这 10 元就是

地租。再高一级的土地，就收入 40 元，能出地租 20 元。最高一级，就是最

好一级土地收入 50 元，能出地租 30 元。如人口继续增加，粮食又不够吃，

再向低一级地推广。假定每单位只产 5 斗，每斗非卖 4 元不可了，计共收入

20 元，只足以偿付一切开支，工资利息在内，但没有地租。上次的无租地（即

产粮食 10 斗的地）现在能出租 20 元了。最高的一块地现在收入 100 元，除

开支外，尚 0 剩 80 元的地租，比上次增加 50 元，因此人口愈多，食物生产愈从好地向坏地推广，地租愈增。因此李嘉图相信人口愈增，社会愈不得不仰仗于日益贫瘠的土地，以取得食物，而日益增加的一部分产物，就以地租的形态，归地主所有。所以在李嘉图的眼目中，地主阶级是反社会进化的，就是他们的利益是与社会的利益相反的。他研究的结果也是很悲观的。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马尔萨斯在人口增殖超过食物增加这个自然性质的观点中，去寻找贫民痛苦的原因。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这种观点，认为贫民痛苦的原因，不是如马尔萨斯所说的自然界的吝啬，乃是生产关系桎梏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真正的原因是社会性质的，不是自然性质的。因为贫民千辛万苦得来的成果，大部分被地主掠夺去了。所以根本原因是生产关系桎梏了生产力的发展。现在我国的某些大学经济系一部分教授和某些经济杂志的编辑、总编辑仍抱这种见解，仍以“生产关系桎梏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个社会性质的理论来对抗马尔萨斯的自然性质的理论。殊不知中国的情形已经大变了。这个社会性质的理论在中国已经失效，不能再用来对抗马尔萨斯了。我们的人民公社制度是最先进的制度，其组织形式也是最完善的，不能再说我国的生产关系还没有搞好，还在那里桎梏了生产力的发展。既然说人民公社好，不能再说生产关系还没有搞好，还在那里桎梏了生产力的发展。但这几位大学教授和经济杂志的总编辑仍以这种过时的理论来对抗马尔萨斯，还说我拜马尔萨斯为老师，他们称马尔萨斯为我的先师。

现在中国的情形与过去大不相同了。过去可以说“生产关系不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来一个民主主义革命，来一个政治革命。如现在继续宣传“生产关系不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推论结果就是还要来一个政治革命。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定会危害国家的大事。现在的情形不是生产关系不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乃是恰恰相反，生产力的发展不适应于生产关系。因此“生产关系不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这个社会性的旧理论虽于资本主义国家和没有解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仍然有用，但于中国已失其效力了。中国已跳出这个阶段而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我们的缺点不是生产关系没有搞好，乃是劳动生产率不高。救济的方法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决不是政治革命。因此我们要创造一个新的学说来对抗马尔萨斯。这个学说的目的在于把劳动人民的劳动生产率逐步提高，把科学研究的成就日益提高和扩大，直到我们能制造人造食物来补充马尔萨斯食物的不足。这个新的学说不同于旧理论。“生产关系不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的旧理论只适用于一时，一旦生产关系搞好了（如中国建立了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这个旧理论就不

适用了。我的新学说永远可用，而且时间愈久，科学上的发明愈多，适用的范围愈广，学说的说服力愈大；不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亦不难把马尔萨斯的学说送到坟墓里去。但是这些大学校长、教授和总编辑说我的思想体系是和马尔萨斯一模一样的。当时我忍受，不是因为别有用心，乃是因为他们是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的教授和科学院某经济杂志的总编辑，地位高，学问好，你对他们无可奈何。有一位人民大学的教授说我的学说总不对他的口径，就是不适他的口味，我百思不得其解，大概是由于他平日西餐吃得太多所致。中国人应该多吃中餐，吃惯了决不致不合他的口味。

现在我更进一步谈一谈不负责任的言论将闯出什么样的大乱子来。现在我们已进入了原子能时代，将来科学的日益昌明，不知要领导我们走得多么远。暂举一例来说明我的意思。在 1959 年 5 月 29 日苏联《真理报》上有一篇苏联科学家写的文章，讨论电子计算机的功能。他的意思就是如计算机的工作，比计算员的工作快二万倍，我们就可以用一部计算机来代替二万人的工作。这二万人的工资，每人每年以 1.25 万卢布算，每年须付 2.5 亿卢布；

但一部计算机的生产费不过 200 万。在这里每年不知能够节省多少钱。但节省经费虽然是一个重要问题，却还不是最重要的。我们说计算机工作的速度比计算员大二万倍，并不意味着这二万个计算员能把计算机的工作取而代之。计算机的功能就在于运算的连续性，即下一步计算的开始，一定要在上一步计算结束之后，不能使所有二万人同时动手。要解答一个问题，只能由一个计算员进行计算。这位科学家说现在常有需要用机器连续计算十小时左右的问题。这些问题有时急待解决。如用计算员来解决这样的问题，非工作十年不可。无论计算员人数怎么多，二万甚至四万六万，亦不能缩短它的计算时间。但问题是这样用十年功夫算出来的结果有什么意义呢？国防问题有时急需于几小时内解决，你用几年的功夫得出来的结果有什么用处呢？一国的元首，或国务总理或因要事明日即需飞欧洲或美洲，我们要的是很准确的天气预告。倘然这个预告要用几个月的时间才能算得出来的话，那末这个预告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人就多至二万、四万、六万有什么能力能够替代计算机的工作呢？就中国今日进展的速度来推测，我想十年十五年之内，这些问题就要摆在桌上来讨论。那时，用一部计算机好呢？还是安插二万、四万、六万人好呢？安插了人，就抛弃了计算机，就是人多拖住了技术进展和科学前进的后腿。反之用了计算机，这许多人如何安插呢？这些教授总编辑拆了烂污，到那时可以不问不闻，但政治家不能不问不闻，弄得他退既不能，进亦不无困难。那个时候，恐怕你们还要在旁讥笑政治家的无能，其实罪魁祸首都是你。现在苏联专家们已在讨论自动化之后腾出来的人如何安排的问题，他们也觉得不是没有许多困难的（见《关于全面自动化》一文，载 1959

年第 9 期苏联《共产党人》杂志）。苏联国土面积是 2240.4 万平方公里，中

国是 960 万平方公里，故苏联国土大于中国二三倍。苏联人口只 2.8 亿人，

中国人口恐怕不止 6.5 亿人，故中国人口大于苏联三倍多。如把两国人口放

在同一水平上来讨论，则苏联应有 15 亿多的人口。现在它只有 2.08 亿人，只等于应有的七分之一以下，而科学家就在开始讨论如何安排因自动化而腾出来的过剩人口，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一定要造成大量的失业，在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可以克服困难，但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何况你们还坚持人多是好事，人多可以办事，中国工人们就不赞成你们这种说法。1959 年《劳动》杂志第 15 期载有一篇以《人员步步减，采煤月月多》为题的文章，说人多并不是好办事，正如淮南矿务局工人大字报所批评的：“人多了造成五多，思想问题多，生活问题多，工作扯皮多，官僚主义多，窝工浪费多。”但在一穷二白的中国，资金少、人口多，把人民组织起来，利用它作为一种资源，不是没有好处的，但不要忘记亦有人多的坏处。人多固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我的新人口论主张保留它的好处，去掉它的坏处；保全这个大资源，但去掉这个大负担。方法是提高人口的质量，控制人口的数量，因为提高人口的质量等于增加人口的数量。这样有人口增加的好处，没有人口增加的坏处；有保全资源的好处，没有增加负担的坏处；且与马列主义的理论——人是最宝贵的财富——亦不相抵触；不但不相抵触，而且相互印证，因为马克思与列宁亦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华罗庚先生介绍我看一篇讨论电子计算机的文章，载在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现代科学技术新成就》一书中，作者是北京大学数学系教师胡世华先生。这篇文章说：“假如敌机是在 1.8 万公尺高空飞行，可能在它开始轰炸之前只有十分钟发出警报，因此，我们消灭敌人的时间只有十分钟⋯⋯假如敌人是用核武器或破坏力很大的氢武器来进行空袭的，那么我们会感觉到消灭敌人的时间更加紧迫了。我们希望能在敌机飞到它预定的轰炸目标上空之前就把它打下来，而且最好能在距离海岸线比较远的海上就把它打下来。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办法就是把探测敌机的装置（如雷达）和计算机都装在导弹里面，使导弹能够自己探测敌人的位置，计算敌机的未来位置与自己应当如何纠正航行路线，并自动地纠正自己的航线。这样电子计算机在导弹里面就担任了‘驾驶员’的任务，就好像在导弹里装上一个思想活动很快、动作很敏捷又能忍受导弹里面那种极为恶劣的环境的‘驾驶员’。”由此推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此后战争能否取胜，决定于人的智识，不决定于人的数量。这是智识的斗争，不是人数的斗争。在 1.8 万公尺高空飞行的敌机，非地面上密集的高射炮火所能打得下来的。我们只能使用导弹，而导弹里面必须装上雷达和计算机。万一我们没有计算机，一旦敌人使用氢武器进行空袭，结果如何你能想象得到吗？牺牲的人不是 2 万、4 万、6 万，乃是 60 万、600 万甚至 6000 万，遗留下来的残废，毁灭的财产尚不计算在内。你们要人多，岂不更少了吗？你们诅咒马尔萨斯主义者是反动的、反人民的，因为他们主张以战争来消灭人口。你们呢？你们难道不以战争来消灭人口吗？这就足以证明你们的思想体系是与马尔萨斯主义者一模一样的。时代不同了，新时代

要有新理论来配合。

赫鲁晓夫在美国的谈话，除裁军问题外，大半涉及生产问题。最重要的一点是和平竞赛。他的意思就是苏联具有必要的条件，来在生产力的发展方面，在产品总产量方面，以及按人口计算的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美国。这里的三个方面以最后一个为最重要，所谓生活水平就是指最后一个而言。苏美两国的人口相差不多，按人口计算的产品产量容易接近或赶上或超过。但中国与英国相比，怎么样呢？在总量方面要超过英国并不是难事，问题是在按人口计算的产品产量方面；中英两国的生活水平的高低是以此为标准，不以总产量为标准。我们从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之后，就要实行按需分配，至少把生活水平提高到与英国一样。但英国的人口到现在还不过中国的十分之一；因此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一定要超过英国十倍方可。我们人民公社的组织是最先进的，所以生产关系已经搞得很好，问题是在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我们的问题不是生产关系桎梏了生产力的发展，乃是恰恰相反，生产力的发展还赶不上生产关系。人民公社的建立，一定可以扩大劳动协作，创造出更为良好的条件促进生产力更快的发展。但是还有人主张把中国的人口提高到九亿、十亿，食物还是够吃的。讲到食物够吃不够吃，那是回到马尔萨斯的老路去了。我不讲食物够吃不够吃，我讲的是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能不能保证全国人民早些走进共产主义社会的大门。这个大门迟早要走进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早些呢，还是晚些呢？你们要人多，要人口增加至 9 亿、10 亿，岂不拖住我们进共产主义社会大门的后腿吗？这个问题太重要了，似应留在政治经济学中去讨论。

北京大学经济系和政治课的十多位教师，一年半以前组织了一个人口理论研究会。其中主要负责人是教授两人（樊弘、陈岱孙），副教授一人（赵靖），讲师二人（韩佳辰、周家本），助理一人（诸葛殷同）。成立时我亦被邀到会，但我是他们所树立的对立面。可惜他们的“人口论”至今尚未出版，真令人望眼欲穿。我想所以不早日出版，大概是由于他们要把“人口论” 安排在政治经济学里面去，因为政治经济学是责成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的经济系协同编写。别国的政治经济学可以不谈人口问题，而中国的政治经济学非谈不可。人口与生产的关系比任何其他因素都重要。不谈人口问题，这本书是残缺不全的，是先天不足的，不会令人满意的。因此我尤其希望这本书快快问世，使一个“于哲学一窍不通”如我这样的人，也可以学习学习。我可以对樊弘教授保证你们的政治经济学出版之后，我一定抽出相当的时间向你学习高深的哲学。

原载《新建设》1959 年第 1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