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齐民要术》的影响

贾思勰的同姓排行的“哥哥”贾思伯，字士休，在孝文帝时走入仕途， 死于公元 525 年，官至侍讲，死后赠镇东将军，青州刺史，尚书右仆射，谥文贞。

贾思伯是一位儒者，他父亲为孝文帝的中书侍郎，“有学行，见称于时”，贾思伯也是“自以儒素为业，不好法律，希言事。”曾经上议修建明堂的事。明堂是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因久已失传，历代礼家聚讼纷纭，贾思伯所议，“学者善其议”。孝明帝（516—528）时为侍讲，向明帝讲授杜预（222

—284）所注的《春秋》。“延儒生夜讲昼授”而且还“倾身礼士，虽在街途， 停车下马，接诱恂恂，曾无倦色”。他的客人问他：“公今贵重，宁能不骄？”他回答说：“襄至便骄，何常之有？”当世之人都作为雅谈。

贾思伯的弟弟思明，也是“少厉志行，雅好经史”，最早为彭咸王侍郎， 官至侍中，死于公元 540 年，死后赠使持节、都督青徐光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尚书右仆射、司徒公，青州刺史；谥曰文献。

贾思同和他的哥哥思伯一样，也曾经为侍讲，为静帝（534—550）传授杜氏《春秋）。

贾思勰有两个朋友，一个是冯元兴，一个是刘仁之。

冯元兴，字子盛，东魏郡肥乡（今河北肥乡）人。他少年时随着做太守的父亲冯僧集住在平原（今山东平原县西南）和张吾贵、房虬学习《周礼》， “颇有文才”。23 岁时，回乡讲学，经常有几百人听讲。曾经“领僚孝廉， 对策高第，又举秀才。”通过御史中尉王显的关系做了检校御史，还曾经三次出使过高丽（今朝鲜）。后来曾与贾思伯同时为孝明帝侍读（贾思伯是侍讲）。官至安东将军、光禄大夫、中书舍人。太昌初（532 年），卒于家， 赠征东将军，齐州刺史。有文集百余篇。

刘仁之，字山静，河南洛阳人。他的祖先是代人，迁到洛阳来的。年少时“粗涉书史”，书法也比较好。由御史中尉元昭推荐做了御史。曾经又做过西兖州刺史，“在州有当时之誉。”死于公元 544 年，赠卫大将军，吏部尚书青州刺史，谥曰敬。

刘仁之这个人“外示长者，内怀矫诈”，是个伪君子。但是他爱好文史， 敬重人流。和冯元兴关系非常好，冯元兴死了以后，他还经常照顾冯元兴的家小。

《隋书·经籍志》“农家类”著录了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全书共 10

卷，92 篇，含大字 7 万多，小字夹注 4 万左右。这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

农学著作，从公元 6 世纪初撰成，到北宋，中间经过 500 年左右，全靠手抄流传下来。北宋时期，书籍刻印业发展较快，技术趋于完善，它才得以刻版成书。

公元 1020 年 8 月 26 日，利州转运使李昉，请求颁布《四时纂要》和《齐民要术》这两部书，“诏使馆阁校勘镂本募赐，历时五六年才刻完。”

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刻印本出来以后，流传的速度、范围就扩大了， 影响也随之扩大，到了后代，又出现了几本重要的农书，可以和《齐民要术》媲美。

元代的王桢（1271—1330 左右）写的《王桢农书》是其中的一部。

王桢是山东东平人，从今天的省域概念来看，他和七八百年前的贾思勰

还是“老乡”。

《王桢农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贾思勰《齐民要术》的影响。譬如： 第一，《王桢农书》的指导思想“顺天之时，因地之宜，存乎其人，”

这天、地、人三才理论，与贾思勰《齐民要术》中记载的“顺天时，量地利⋯⋯” 思想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第二，在北方旱作农业技术方面，从总体上说，并没有完全超出贾思勰的水平。

第三，在养马方面，继承和发扬了贾思勰“食有三刍，饮有三时”的经验。

当然，《王桢农书》有它自己的特点，第一是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广义的农业；第二是兼论南北农业；第三是比较完备的“农器图谱”，等等

第二部可以和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媲美的是明代徐光启（1562—1633） 的《农政全书》。

《农政全书》是在徐光启死后，经过陈子龙的删改后成书的。《农政全书》共分 12 门，60 卷，70 余万言。但是，书中大部分的篇幅，是分类引录了古代的有关农事的文献和明朝当时的文献，徐光启自己撰写的只占 6 万字。

《农政全书》主要包括农政思想和农业技术两大方面，但农政思想就占了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

徐光启的农政思想，首先是主张用垦荒和开发水利的办法来力图发展北方的农业生产，除此之外，他并不能在北方旱地农耕技术领域添加重要的新内容。

徐光启《农政全书》的新贡献在于：第一破除了中国古代农学中的“唯风土论”思想，第二是进一步提高了南方的旱作技术，第三是推广甘薯种植等等。

明末清初的宋应星（1587—1666）所著的《天工开物》（1637 成书）， 在他自撰的序中说：“卷分前后，乃‘贵五谷而贱金玉’之义。”这和贾思勰的重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都是源于晁错的《论贵粟疏》。

其他能够和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规模相似的农学古籍只有元代的《农桑辑要》和清代的《授时通考》了。

《农桑辑要》是元朝政府在公元 1274 年颁行的官修农书，7 卷，分典训、耕垦、播种、栽桑、养蚕、瓜菜、果实、竹木、药草、孳畜 10 门。

《农桑辑要》这本书大致就是以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为蓝本，杂采以它书而成的，总的来说是详而不芜，简而有要，便于采用的。

《授时通考》是清代鄂尔泰等人所撰。这本书是从旧文献中辑录的有关农业的资料，分类编成的。内分天时、土宜、谷种、功作、劝课、蓄聚、农余、蚕桑 8 门，共 78 卷，引书甚广，其中，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占有相当的位置。

总之，《农桑辑要》、《王桢农书》、《农政全书》、《授时通考》这几部全面性的大型农书都是取法于《齐民要术》的，并且还以《齐民要术》中的精炼内容作为基本材料。

《齐民要术》中所载的种植、养殖技术的原理原则，许多都在历代的农业生产实践中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贾思勰以后的隋唐时期，尤其是唐朝，进入了中国

封建社会历史上空前的鼎盛时期，农业生产上有了较大的发展，农业生产工具得到了改进，出现了曲辕犁、筒车等较为先进的耕作工具和灌溉工具，水利事业也大为发展，全国各地兴建了很多水利工程，人口和耕地面积大量增加，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展现了“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平实（杜甫《忆昔诗》）”的开元盛世的景象。应该说，隋唐时期的农业发展，与北朝，特别是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以后打下的农业发展基础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在这里面，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一书，在农业技术方面，对隋唐时期的农业发展也是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的。

北宋时期，《齐民要术》的刻本出现以后，由于印刷术的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上更加扩大了《齐民要术》的影响，《齐民要术》对农业生产所起的促进作用也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