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话

林德布洛姆（C．E．Lindblom）是当代西方著名学者，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和政治学 Sterling 教授（相当于我国的一级教授）。1917 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利亚州。1945 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73 年被授予该校名誉博士称号。曾任美国比较经济学学会主席（1975— 1976 年）、美国政

治学会主席（1981— 1982 年），以及其他许多学界的重要职务。

作为政治学家和比较经济学家，林德布洛姆教授涉猎广泛且著述众多，主要作品有：《合并与资本主义》（1949 年版）；《政治、经济和福利》（1953 年版，与 R．A．Dahl 合著）；《决策战略》（1963 年版，与 D．Brybrooke 合著）；《民主的知识》（1965 年版）；《决策过程》（1968 年初版、1980 年再版）；《政治与市场：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1977 年版）和《可用的知识：社会科学和社会问题的解决》（1979 年版，与 D．K．Cohen 合著）。

《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是林德布洛姆教授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也是当代西方比较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名作之一。这本书主要以欧美、苏东、中国和古巴为经验对象，研讨林德布洛姆所讲的成型及成熟的世界主要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结构、组织方式及其意识形态，寻找各种体系的异与同，客观分析它们的起源、现状及走势，比较评说它们的成就和缺陷。与西方现代政治学的许多“纯理论”的经典不同（如阿尔蒙德、达尔、亨廷顿等人的作品），也有别于比较经济学——这一学科作为成熟的形态是在 60 年代才刚刚崛起——的许多重要成果，林德布洛姆的这本书把比较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两大学科的对象与方法巧妙地结合使用，娴熟地贯穿制度分析的始终；作为一部“毋宁说更多地是经验的”著述，作者却同时独辟蹊径地在理论和研究手法上提出了新的内容：例如，在政府（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一“个案” 式的主题下面，林德布洛姆教授避开了传统的市场与计划、“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集权（集中）与分权（分散）的分析套路，相反，他从权威

（国家权力）、交换（市场关系）、说服（训导制度）三种范畴出发（他称之为“要素”），建构、显示和比较人们平日熟悉的各种政治—经济组织构造之异同，并阐发了一系列既有特色又有内在逻辑的命题（论点），如：西方多头政治中趋于明显化的大众化控制的循环；实业界在市场经济内的特权地位以及市场制度的双重领导权；西方的政府和公司在计划和管理上不同于“东方”的创新；权威方式与说服方式（训导式“教育”）的并用与差异（尤其在他所说的“共产主义制度”——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应用）；市场社会主义的长处、限度以及它在东西方的经验对照（林德伯洛姆取 70 年代的南斯拉夫、一定程度上还有当时的匈牙利为这一实验的范例）。逻辑和分析当然有时令人殚精竭虑，但教授在书中列举的大量饶有趣味、生动形象的事实证据以及鲜明且一以贯之的线索，想必会给勤于思考、择善固执的读者带来仔细阅读的兴致。

当然，必须强调的是，作为一个生长在美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林德布洛姆无论是政治价值观、或知识的背景，还是观察事物的立场、乃至词语的使用法，都与我们中国读者大相径庭，在不少问题上存在偏见甚至谬误；这一切，相信明智而有耐心的读者能够以正确的态度批判鉴定。

1991 年 8 月于北京

序言

撇开专横残暴的政府与主张自由的政府之间的区别不说，一个政府同另一个政府的最大不同，在于市场取代政府或政府取代市场的程度。无论是亚当·斯密（AdamSmith），还是卡尔·马克思（KarlMarx）都懂得这一点。所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是政治学又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它对计划制度和市场制度来说同样重要。

不管是政治学或者是经济学，从一定程度上讲，由于它们各自孤立地研究问题，都已陷入了贫乏枯竭的状态，结果是两头落空。因此，当政治学转向对诸如立法机关、行政机构、政党和利益集团等机构建制的讨论时，它实际上是在同次要问题打交道。议会和立法机关、行政当局、政党以及利益集团的活动，大多取决于政府替代市场或者市场替代政府的程度。在政治学中，甚至连那些界说民主理论的雄心勃勃的尝试，也都伴随有对政府或国家功能的疏忽，这种功能依市场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大小而不同。

所以，本书所要探讨的，是有关政府及政治、市场制度以及与它们二者联系相关的基本问题。讨论尽量由简到繁、明确清晰地展开。我们先从社会制度的要素开始，理解它们可使人们把握由各要素以不同方式组合而成的复杂制度。最简单的要素是，交换，权威和说服。

我的研究进一步分析了达尔（ RobertA ． Dahl ）和林德布洛姆

（CharlesE．Lindblom）在《政治、经济和福利》一书（Harpor＆Brother， NewYork，1953 年）中讨论的问题。不过，它并未重述先前那本书的规范性内容，毋宁说，它是更为经验性的。它还修正了先前那本书的民主理论，更加明确地显示了经济和政治现象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对在政治中的有限公司作了细致的剖析。基本过程的分类（即先前那本书中的等级制度，价格体系，讨价还价和多头政治）也得到了再认识，更加深入地揭示出等级制度同其他三个方面的根本区别。所有这些内容都表现着相互调整的形式，而非近似于单向度的控制。

先前那本书主要涉及自由民主制度自身，本书则做了广泛比较。它跨

越了两个业已确立的研究领域，即比较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我试想使它们结合起来，依此丰富各自的内容。

第 19 章和第 23 章的部分内容，多据我早先在“计划的社会学”一文中的分析，见莫里斯·伯恩斯坦（MorrisBornstein）编的《经济计划：东方和西方》一书（1975 年版，Ballinger 出版公司）。

多数研究都试图回答“从何处来？”、“往哪里去？”这类宽泛的问题。总的讲，我在本研究里不太谈论制度分析的源头和走向的问题。我的尝试主要是解剖和分析制度的基本层面，它们相伴我们至少已几个世纪，且显示出其无限的持续性的全部迹象。如果我们想对自己的未来有任何掌握的话，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讲，认真理解我们的机构建制（目的是重新构造它们），比在我们完全无能为力构造它的假设之上预测未来更有必要。

故，本书将揭示的是这样一类问题：为什么政府权威有时会令人惊奇地顷刻瓦解？许多非民主的政府何以似乎是强烈渴望像民主政府那样保障公民们的福利？为什么“自由的”市场有时如同政府权威一般强制？实业家们何以在政治中扮演一种不同于他们利益集团且更具影响力的角色？为什么“工业民主”在一个非民主国家中，以工人参与管理的形式，比在一个民主社会中能够更容易地发展？共产主义中国的毛泽东主义传统，是象征着对一般共产主义根本性的偏离，还是次要的偏离？这是一本有多个而非一个命题的著述。其中，某些命题在叙述中得到很大发展：例如，一方面，有诸如实业界在市场取向的制度中的“特权地位”，西方民主制中政府和市场的大众化控制的循环趋势，共产主义者在活动方式的设想和激励手段上的某些趋同等命题，另一方面，还有公司和政府在科学计划和管理上的西方式创新的命题。把握这些命题的同时，整个著作是对古典的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思想之有效性的一个重新认识。

它们被察觉出大量缺陷，不过它们的某些核心要素似乎仍然是牢固的。我感到应该抱歉的，是无法对在我从事这项研究的日子里给予科学援

助的许多人以恰当的感谢。我要对大学研究院的许多同事和学生表示谢意，尽管我未一一记下他们的名字。1973 年我曾准备过一个较早的、与本书有很大出入的讲义，供大学本科和研究生使用，我从班级组织的对这份稿子的讨论中获益不浅。我应当特别感谢 ◻ FredrickC ． Barghoorn ， RobertE ． Emmer ， MartinKessler ， EverettC ． Ladd ， RobertE ． Lane ， NicholarR．Lardy，RobertZ．Lawrence，stevenW．Lindblom，HarrisN．Miller， J．MichaelMontias，RicharalR．Nelson，RaymondP．Powell，ArvidRoach， WilliamRoth，Haroldstanley，BurtonA．Weis－brod 和 EdwardJ．Woodhouse，他们在不同阶段仔细阅读和评价了我的部分或全部手稿。

对研究方面的支持，我希望感谢 ArvidRoach ，HarrisN ． Miller ， RobertZ．Law－rence，JamesSwiss 和 RichardW．Smithey。

至于版本方面的帮助，我的谢忱要给于 AnnCollins ， RichardW ， Smithey，EricN．Lindblom，特别是 JanetAdami，后者两年来在从打字到逐步使手稿变成读本方 5 面提供了出色的服务。

我还要感谢福特基金会（the ◻ Eord ◻ Eoun－dation）的帮助，以及来自耶鲁大学社会和政策研究所的援助。

但耶鲁大学是我渴望从所有致谢中单独挑出来加以说明的。在表达我对这所大学的谢意时，我不是指某栋建筑或某处地点，而是指一大批人，对我来讲，他们在保护和激发探索上比任何其他机构具有更强烈的影响。

第一部分要素

１、比较制度

渐增的迹象无情地显示，这个星球的人类生活正在被引向一场灾难。的确，好几种祸患是可能的，即便我们躲过了其中之一，也会被另外的

灾祸攥住，按目前的人口增长率，下个世纪地球上将有 400 亿人，太多的人口需要喂养。假如工业生产在下个世纪照现在的速度增长，对资源的需求将扩大 1000 倍。一些科学家们说，能量的散发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使地球的温度上升到人类居住所无法忍受的水平之上。所有这一切都假定，一场核灾难并不会使我们逃脱退化衰败的长期的极度痛苦。然而，最令人担忧的一个灾难也许是，人类易犯错误和迟钝愚笨的智识，要么结束人的生命，要么使之坠入一个难以忍受的悲惨境地。人类条件的下降不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务必决定，是否继续以灾难性的速度从事再生产，劫掠星球的资源，或者通过热量污染或少数瞬间爆炸从地球表面上烧毁自己。世界是人的产物，并非是与人无关的既成事实。

设想，人们期望留给未来某种思想，那么，他们可以利用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机制，来保持——实实在在地扩展——地球上人类的生活质量？这便是本书的课题。一些人怀疑政治和经济机制的功用。他们会说，人类的未来决定于道德的复兴，或者是科学和工艺技术，或者是内心的反省，或者是家庭的一种新形式或其他小集团的组合，或者是有机的食品——其清单已经开列出来。本书是为那些相信政治学和经济学可以解释事物的人们而作。

政治——经济制度

适用于现在和未来的政治—经济机制，在一个很低的抽象水平上，已经多得难以计数。它们包括各种各样的设计发明，如立法机构、监狱、研究单位、军队、双重账目簿记、国民收入统计、商业企业、司局处署、契约合同、间谍机构、秘密警察、联合国和经互会一类的国际组织、选举、民意测验、市政环保厅等。它们在永无止息地调整改组之中，世界所有国家都在创造新的形式。

在一个更高的抽象水平上，这些多变的机制可以聚合成少量不大变化的范畴。虽然几年前古巴那种用道德激励代替传统的市场刺激以创造新时代的尝试曾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虽然出现了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豪情壮志，但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基本的政治—经济抉择只有一张很短的清单。一是通过政府权威的社会组织。另一是通过交换和市场的社会组织。还有一个，如我将建议的，乃通过说服的社会组织；必须承认，它的可行性尚未得到充分界定。此外还有少量社会组织。在这为数不多的社会组织下，人们可以用形式多样的方法组合并给出特殊的形态。

基本抉择的可能性，大多是在世界的工业化国家以及中国、古巴和南斯拉夫得到充分发展。在世界其他地区，不发达国家主要是移植照搬工业化制度。我们因而将在自己的分析里尽量排除数量最多的不发达制度；我们认识到，无论如何，它们的特殊问题及表征值得分卷专述。

谬见

基本的政治—经济机制依然没有获得很好的理解。比如，有一种神话在传播，说市场已经死亡或接近死亡。这一点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计划的作用在显著增加。计划作用确实有增加，但争论的逻辑等于是说，假如一个人为了锻练而慢步，就必须放弃游泳，仿佛两者不可兼得。计划的重要内容，

采取了指导或引导市场而不是取而代之的形式；在一个公司内部，计划是一种使公司更有效地参与市场的方法。大规模经营的出现，亦不成其为市场衰败的证据。有两位或许指望见到市场衰败证据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写道： “主要是通过市场，大企业互相联系，也联系着消费者，联系着劳动，联系着更小的经营。”我们之所以格外需要更好地理解市场制度，还因为南斯拉夫——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匈牙利——从 50 年代以来已建立起一种社会主义市场制度。

有一种不算神话、而属于误解的普遍观点，其内容涉及自由民主的政

府如何运作的问题。除了一些关于利益集团的分析外，民主理论没有给商业企业留下任何余地。在美国的法律中，公司是一个“人”；在所有民主的市场取向的制度下，公司和其他商业企业已进入政治生活。它们的需求和偏好传递到立法者那儿，其迫力和强度不亚于公民们的需求和偏好。

但这些非真实的人比我们这些人更高大更富有，且具有我们不具有的权利。它们的政治作用有别于一般公民的政治作用，并使后者相形见绌。显然，需要扩展民主理论，吸收有关我们所说的实业界的特权地位的分析。

事实上，我们对自由民主的理解是如此贫乏，以致我们不知道——不论经济学家还是政治学家都未得出比探讨问题的思辩性随笔更多的东西—— 为什么自由民主仅仅出现在市场取向的国家，但不是所有市场取向的国家，只是其中一部分国家。市场与民主之间的联系，从多方面估量，乃是一个惊人的历史事实。如果我们不能解释它，就既无法理解市场，也不能理解民主。

我们同样没有很好地了解共产主义制度。以某些重要方式而论，它们比多数市场取向的制度更人道，显示了对于收入平等、职业保障、最低限度的保健以及其他必需品的一种更大的关切。由于惊骇共产主义社会中公民自由的缺乏，由于担心它们对思想无情地加以操纵，自由民主的拥护者常常忘记，历史上人类许多最严重的过火行为是某种伟大的利他主义努力的另一面。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恐怖同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结伴而行；在美国进行越南战争时，对村庄和生活本身的野蛮摧残，伴有许多美国人正确或错误认为的保卫一个民族自由的崇高激励。

有一方面的失败是世界范围的问题，那就是以新的结合方式理解基本的政治—经济机制以及它们的潜力。印度在经济发展上的困难，应部分归咎于它的领导人不能理解增长需要增长机制：若不是市场（印度人的政策已使其瘫痪），就应是政府权威（印度从未选择过动员方式）。这就像美国人、英国人和苏联人在政策上曾经有过的重大失误一样。60 年代时，苏联曾以为，依靠更多投放劳力和资本资源以使农业朝工业过渡的粗放而巨大的生产形式，而不是依靠知识和计划的科学质量，便可以实现迅速的增长；在基本的政治—经济机制的理解上，这就是一个根本性错误。

人的工具

我们怎样尝试提高自己对这些制度的理解水平呢？途径之一是设想在所有制度中，多数人花费他们的大部分时间照料他们自己，这意味着，他们要么忽视他人、要么利用他人。

有此一假设，我们就可以对社会组织作出大量解释。它解释了专制，即社会中的一些人享有可用于剥削其同胞的巨大权威。它解释了生存机会分

配方面的严重不平等，即财产权垒起了隔离墙。它还解释了次一级的病症，如公司对消费者的剥削，劳工诈骗，医疗行业的玩忽职守，开支上的铺张浪费——人对自己同类的侵犯滥用不胜枚举。

另一个途径是把每个制度看成一个机制，通机它，人们要么互相接近，要么防备着现在预见的但并不可能出现的未来（这方面所有人都干得很糟，或许在具体含义上做得稍好一点）。本书所取的位置是，我们所迫切需要了解的有关制度的内容，在于这些制度的特征，这类特征关系到如何使制度更加有效用和更少摧毁性。

这样一个分析并不是放弃价值（判断）。追求它意味着我们从传统的价值观（自由、平等、民主及决策中的大众化参与）里选择我们的一般方位。某些类似的承诺，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这些价值观，都有必要给出分析的逻辑连贯性。否则，人们就只是随意地和漫无目标地观察研究对象。

不过，我们的目的是描述而非评价政治—经济制度。然而，这两个过程是不能断然分开的。询问美国人实际上是否控制着他们的政府，或市场制度是否实现了资源的系统配置，既可以是经验性的问题，又能够是价值性的问题，它们取决于提出问题和给出答案后的意旨如何。无论如何，我们的一般方法是，分析政治—经济制度的特征，这些特征看来对于一些广泛接受的价值观——如大众化控制、效率（含有各种类别）、自由（有待于界定）、平等（亦有各种类别）——是要紧的，同时不强加价值判断式的、规范化的或哲学意义上的分析。

随后，我们的任务是对基本的政治—经济机制和制度加以分类。它与猜测未来、衡量动向或考察这个那个国家的特殊政策或者发展战略不是一回事。它是对基本的政治—经济手段的审视；通过这些手段，世界各国能够发展它们的未来。

它们是这样一些手段，人们可以用来同他们熟悉的问题（犯罪、贫困、战争、失业）和新暴露的问题（人口、能源、环境）作斗争。无论是在世界的较不发达地区，还是在工业化社会，或是在走向“后工业化国家”的更富裕的民族那里，它们都是人们不得不打交道的。不管马克思主义者长期以来如何称呼资本主义，也不论在一个共产主义逐步扩张的世界资本主义如何处在衰退之中，它们是人的工具。对于资本主义者和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基本的抉择是相同的，尽管他们也许选择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它们。

斯密和马克思

本书的两个中心人物，是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我们已不再生活在一个原子竞争的斯密主义的世界；但是市场依然是能够组织起千百万人合作的少数机构建制之一。

这要归功于斯密在 200 年前写下的《国富论》，我们对市场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认识大多源于此书。我们也把我们至今仍不完善的一个理解归功于斯密，那就是：人们的许多目标的实现，乃是他们追求其他目标的行为的附带现象和副产品。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它们的完成是小小的自我服务式的由个人买卖决定的副产品。社会学家们从此在有关社会机构建制的潜在功能的概念中结识了随机后果的观念。

不过，由斯密发轫的对附带现象的探索仍有待深入。

至于天才的马克思，我们要归功于他的，比我们能列出的内容更多，尽管他所从事的雄心勃勃的分析存在不少错误。

即便在社会科学历史的晚近阶段上，我们仍必须回到马克思，以理解譬如说关于民主制政府在财产权和它的严重不平等分配上的有害后果的问题。正如我们说政府是一种权威制度一样，财产是政府建立的权威制度。出于对政府权威问题上的偏见，自由民主思想对于体现在财产权上的权威问题仍然感觉迟钝。

政治和经济

鉴于多种理由，在分析基本的社会机制和制度时，必须把政治和经济联系起来。政府的主要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经济性的，如税收、国防、教育、能源保护和行政管理、交通运输和讯息传递、社会保障、经济稳定，以及推动增长。

我们要感谢托马斯·霍布斯（ThomasHobbes）在政治与经济关系上的某种混淆。从《利维坦》出版以后，对政治的研究主要是对冲突及其解决方案的研究。但是政府不仅仅是甚或主要是冲突的解决者。当它关心冲突时，如霍布斯见到的那样，冲突并非有关土地、妻子、牲口的冲突，而是有关政府控制本身，有关政府内人们的合作以及有关合作的目的等方面的冲突。政府承担着繁重的经济任务——支持军队，修建道路，鼓励商业企业从事经营，征集税赋以资养自身的经济行为。这就是为何冲突如此繁杂多样和后果如此利害重大的原因。

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

亦是政治性的。

那么两者间有何区别？就普遍意义而言，“经济”是一种特殊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由个人、企业还是政府进行。更确切地讲，“经济”是指这么一种行为，它有可能也是政治的行为，只是寻求以特殊的方式实行。所以当我说一支军队如何从国家的劳力中征募兵源，如何装备自己以及如何支付费用等问题时，我是把军队视作一个经济的机构而言的，尽管事实上军队又是一个政治的或政府的机构。对下面各章来说，指明过程和机构的经济观特点是有益的，无论它们是否具有政治性。

事物的经济观

应当避免的一个错误看法是，经济的内容完全是实物产品。在现实中，任何经济的主要投入都是劳务而非实物；而实物的投入主要也是过去劳务投入的产物。至于产出方面，它所含有的劳务（价值）显然不亚于实物——劳务产出以医生和牙科大夫、招待员、侍者、洗衣工、修理工、教师、法官、警察和职员的个人服务的形式表现出来，还有许多劳务体现为家庭主妇的家务劳动。甚至在市场产出上，劳务也赫然耸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一半以上的市场产出来自于劳务而非商品形式的第一个国家；其他富裕国家现在也正迎头赶上。

另一个错误的见解是，某些属于人的目标和抱负的范畴，可以贴上经

济的标签。人们劳动和经营，追求的是各式各样的目标，例如舒适，安全，

审美的愉快，新颖别致，共同性，激情或消遣。在经济生活中，个人、集团和民族都运用他们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资源——他们的能量、时间、脑力和实物设备——寻求所有可以想象的目标。

抛开上述错误的见解，事物的经济观就是在一个过程或行为中找出一种投入—产出关系。更准确地说，把一个过程视为一个经济现象，这就意味着把这个过程视为完成产品和劳务由一种形式朝另一种形式转换或过渡的过程。铁矿石和劳动被变成小轿车、冰箱和铁路货运上的装卸劳动。我也可以把修剪我的指甲视为一种类似的转换，不论这工作由我自己干还是雇人做。花费时间替人照看小孩也是一种转换。

然而，我们之所以把这些过程称之为经济的过程，仅仅是因为还有一个假设：我们从它们那里可以见到一种价值的获取。比如，铁矿石轻换为钢制品，钢制品中就含有比原先的铁矿石更多的价值。因此，我们也见到了正在进行选择的人们，他们在各种抉择中挑选，最终选择了一个特殊的方式—

—增值而不是贬值的方式。只有当人们为了得到他们所要的，必须放弃另一些他们也想要的东西时，他们才会作出经济的选择——换句话说，即只有当选择需要付出代价时，才会作出经济的选择。

决定某天穿两双鞋子中的哪一双，这是一个选择的行为，但不是经济选择的行为，除非一个人如此迷恋他的鞋子，以致一双鞋弄疼了他的脚，还接着穿另一双。同样，选择支持一个政党或候选人而不是其他政党或候选人，属于选择行为，但对多数人来说不是一个经济的选择行为，除非他们支持双方。然而，为一个政党或候选人工作，却是一个经济选择的行为。如果我在这儿花费的时间占去了我参加娱乐活动的时间，那我的参加娱乐活动的时间，正是我的政治行为的成本。

在许多选择场合，选中一个目的、目标或价值观，就是对其 11 他的放弃，也即付出一个代价（成本）。代价（成本）选择显然是事物的经济观的基本内容。

选择包含的成本，不仅是以货币单位代表的成本。每个人都知道，驾驶小汽车的成本，比驾驶它的人付出的货币成本更大。其他一些成本包括，未受污染的空气的价值，没有噪声的宁静的价值，以及当人们控制交通时对资源利用的期望等等。当我们问及由谁偿付这些成本、是否它们比应当负担更多、社会有无社会机制评价它们并使之纳入有关小汽车使用的规定的问题时，我们正是在从经济的观点上考察社会生活。

社会控制的基本方法

现在，如何着手分析政治—经济组织？一种可能是，以行政官僚的或指令的制度同市场制度的传统划分为基础展开分析。撇开家庭不算，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组织机构建制的确是国家和市场。奴隶制几乎消失了，封建社会的采邑经济也差不多消失了。尽管在亚洲、非洲和南美，前工业化环境中的成千上万的人仍然主要是从事生计农业，但所有这些人现在几乎都卷入市场洪流之中，像他们的政府在发展纲要里为他们规划的那样（如果他们不是积极参与的话）。

但是，国家指导的制度同市场制度之间惊人的相似之处，混淆了两者

间任何简单的差异。市场制度的某些用途，即使是对于中央计划制度来说也

是必不可少的。1917 年俄国革命的最早的雄心勃勃的目标之一，是在废弃货币和价格的同时废弃市场制度。布尔什维克初尝禁果，却面临了接踵而至的极度的社会混乱。从此无论是苏联的制度，或是任何其他的共产主义制度，再也没有企图打发市场，虽然卡斯特罗（Castro）在一段时期内为古巴宣布了这种意旨。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制度都从各种设计中选用了市场，以征募和分配劳动者从事各种工作。所有国家的制度都是通过市场，把多数消费品分配给有意的买者。所有国家的制度都使用着货币和价格。当然，它们也都大量使用国家政权。

从另一方面考虑，差别又是模糊不清的。在所有工业制度中，生产不是由市场、而是由行政权威（或者是私人权威，或者是政府权威）直接组织的：尤尼莱佛（Unilever）、通用汽车公司（GenaralMotors）、亨得斯达机械公司（HindusCtanMachineTools）、美国邮政部、英国交通委员会、石景山钢铁公司、和苏联的某个国营农场，都是一种官僚行政制度。

无论这种制度是处在市场制度的网络中，还是处在政府行政当局的网络中，对雇员和消费者可能都没有多大影响。

因此，我们需要有比诸如市场和行政制度这类复杂的抽象更有把握的概念供起步之用。我建议从所有政治—经济制度都使用的社会控制的要素机制开始。

人们控制他人的特殊办法仿佛不尽其数。他们不只限于蓄意地试图控制，他们还可用很多无意识的方式影响他人的行为。学者们一向企图作出最终的分类。头一个重要的区别，常常是实际改变奖惩办法同仅仅改变人们对奖惩的观念的办法之间的区别。为了控制我，你可以发出使我处于不利境地的威胁，假如我不按你的要求去做的话。或者，如果没有任何这类威胁或意图可以伤害我，你可直接劝解我，用我不响应你的请求便将处于劣势的理由吸引我的注意力。

并非所有的控制方法都可纳入这两个范畴。比如，一个有特色的、虽然不常使用的控制方法，是肉体的约束，像警察当场捉住醉汉时所做的那样。或者，通过药物或脑手术，像医生企图改变一个人的智力或情感特征那样；从而他是以一种变化了的方式思考问题——即计算报酬和惩罚。或者，甲要操纵乙的资源，他剥夺了乙做甲不想让乙做的事情的能力，或者给乙新的能力——金钱、地位、甚至武器——使其做甲希望乙做的事情。在这些范畴之外，存在着多种约束乙的现实环境或议事日程（而不是改变其资源）的可能性。这样，某些可能的行为类别不会进入他的考虑之中。防止小孩贪食甜品的一个办法是为此而惩罚他，另一个办法是干脆不给任何甜品。

在不忽略所有这些方法或者一些有可能出现的更为复杂的方法的前提下，我们找出了三个方法，它们是：交换，权威和说服；这三个方法对于政治—经济组织具有重要的意义，需要在分析开始时给予它们特殊的关注。

交换是无所不在的。我们大家彼此交换好处以融洽共处，政治家们交换好处以增进彼此的合作。交换也是市场制度赖以建立的基本关系。

权威关系是在正式的组织中（如教会、俱乐部、联谊会、公司、工会）标明其成员身分特征的基本关系。当一个人说他隶属于这些组织中的任何一个时，他实际上是在说，他承认他们的领导人对他的权威，或是在组织的作用上官员们控制他的权威。一个政府是一个正式的组织；所以，权威关系是支撑政府的柱石。权威对政府之要紧，如同交换对市场制度之要紧一样。

说服在所有社会制度内都是一个中心的和基本的要素。

然而，它在任何现有的政治—经济制度中，并未充当交换在市场中或权威在政府中扮演的那种特有角色。但它亦是社会控制的一个无所不在的形式，在三种要素对政治—经济制度的分析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借助意识形态工具和宣传方式，说服成为了对大众实行控制的一个主要方法，它在共产主义制度里比在自由民主制度里远为普遍。通过商业广告的形式，它成了市场社会中公司对消费大众进行控制的一个主要手段。在“自由”社会即在“观念的自由竞争”的形态中，通过相互说服的形式，它又成为自由民主的基本内容。

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方法，或许毛泽东主义的中国赋予了说服极有特色的用途；为做到这一点，它的制度倾注了特别的关注。无论如何，人们可以想象中国那种建构在大规模的普遍的说服之上的一种特殊控制制度的画面或模式。训导制度极原始地承受着一种说服关系。像市场承受着交换关系、政府承受着权威关系一样。但只是极其原始简单地；人们不应当把平行线拉得太远。

２、权威和国家

市场制度建筑在交换关系之上，这一点十分明显，但另一个事实却不那么显见，即：政府以权威关系为基础。由于这个缘故，权威关系到底为何物的问题并未彻底弄清楚。在先前的那本书中，达尔和我认为，权威可以等同于用得到约定的处罚所支持的指挥和控制地位；但是，比如说，在人们分享汽车使用权的某段时间中，人们授予他们中间某个人以权威，让他确定轮流用车的顺序，可他既不能规定某种惩罚（假使人们后来拒绝服从他），又不能强制他人（如果他试图这么做的话）。

权威究竟是什么，政府如何依赖它，这两个问题都需要仔细考察。

权威关系

1970 年，当尼日利亚政府军与比亚夫拉（Bia ◻ fra）分离主义分子之间的战争临近尾声时，埃菲奥上校（ColonelE ◻ e ◻ eiong）来到拉各斯

（Lagos）表示投降，“我们接受尼日利亚联邦军政府的权威”，他说道。实际上，他给了一种导致秩序的许可；他誓约了一个服从的角色。这是一个关键的联系，对此——鉴于有充足的先例——我们赋于权威的称谓。只要人们

（不管是一个人、几个人还是许多人）明确地或缄默地允许他人为自己作出某种行为规范的决定，权威就出现了。一旦我同意另一个人为我作出决定，那么，他为了控制我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说出他的要求。

人们是有可能给予这种许可的，因为他们笃信，某个人最了解该怎样做——比如说，某人最了解何时根据季节播种。

或者，因为他们想把做出某个棘手决定的责任转嫁到某个人身上—— 比如说，决定是否断开透析器并让病人死亡。或者，因为他们需要把责任集

中在某个人身上，由他协调众人，就像一群分享用车时间的人把确定先后次序的权威授给他们中的某个成员一样。

权某还有苛刻的一面。埃菲奥上校授出权威，是因为他和他的支持者们否则会面临暴力和死亡的威胁。

处在自愿的权威和强迫的权威这两个极端中间，人们也授出权威—— 雇员们授予雇主或监工以权威——只有这样做他们才能得到报酬。

我们此时称作权威的东西，是一个古老的控制机制：它在伊甸乐园

（theGardenofEden）中建立起来，遭到了拒绝，然后再度出现。至少在 5000 年以前，统治者们已经知道如何在大范围内使用它。在古代苏美尔（Sumer），权威分配土地，指挥修筑运河和排水道的劳动组合，协调农业中的分工。这是社会控制的一个重要方法，它可能是有效的，因为与说服和交换不同，权威是这样一种控制方法，它常常以极简单的方式运作。

有的时候甚至一个字也不需要；在权威关系中，一个驯服的人懂得，需要他干什么，不需要他干什么。

不同的文化群在授出权威的意愿上存在差异。因此，比方说，德国人常常被认为是比法国人更愿意服从权威。某些研究证实了这一差异：佛兰芒人（◻ Elemish）比瓦龙人（WalCloons）更愿意授出权威；或者，比较肯尼亚和苏丹的两个部族，古斯族人（Gusii）比纽俄族人（Nuer）更愿意授出权威。一个人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控制办法，比如，通过灌输、合法剥夺和非法剥夺的威胁、提供好处，以及说服（包括欺骗）的办法来控制另一个人；既可以用直接的、又可以用间接的途径，引诱他人把权威授给操纵者，即赞同顺从的规则。

每个特殊控制的使用，既可当作直接控制的方法，也可当作建立服从

（权威）规则的方法；一旦建立起来，只要没有撤销，它就尽可充分行使控制。现行的权威能够委派新的权威。

自马克斯·韦伯（MaxWeber）以来，许多社会科学家一直认为，权威关系一般都要求合法性。只有当一个人深信他必须服从并且实际去做时才会是这样。但是人们也会被迫遵守服从的规则，哪怕他们认为命令和发号施令的人是不合法的，如纳粹德国的一些人那样。他们授出权威，因为道德法规引导他们如此，但这仅是一个常见的而非所需的权威基础。

多半的情形是，人们之所以授出权威，并非直接由于行使权威者的努力，而是鉴于其他理由：某个父亲进行了干预，是为了维护神智不清的母亲在孩子面前的权威；工厂的工人会顺从他的领班，因为付钱的老板让他这样。比方说，一个税务官的权威，是由立法当局授予他的，而立法当局这样做的权威则是由公民们愿意不愿意都要授出的。税务官在税收部门的上司也以他们的权威支持他。假如有必要，法庭会运用其权威支持他；司法当局的权威有赖于执法官和警察的权威的支持。

政治权威亦经常得到对持异议者的普遍声讨的支持。在多数场合，无

论在小集团、协会和政府里，任何个人都实践着服从规则，条件是其他人也这么做。就任何成员个人而言，把权威授给协会主席，只有当大家都这么做时，才是有意义的。

通过交换的控制常常要求一个人放弃某种价值，这个价值就是劝诱别人去做自己愿意让别人做的事情；通过说服的控制则花费时间和精力。对比之下，通过权威的控制经常是成本较低，因为有些人发现靠权威协调相当便

利，也有人享受着协调他们的乐趣。

然而，没有人会否认，权威的建立和保持常常是成本很高的，尤其是在政府中，在那里，它需要武器、警察、军队以及诸如法院等其他特殊的维护权威的组织。可是，当它建立起来后，权威的任何个别行使总是无成本的或几近如此。因而控制的边际成本为零或近似于零。确实，重复地使用控制常常有助于保持它。

权威的行使在特殊的场合是没有成本的，因为权威的授予可以先于它的使用，可以是稳定的和持久的，可以容纳大量的行为范畴。尔后，当需要一种反应时，则常常无须任何报偿、任何惩罚、任何操纵，甚至无须任何说服。需要做的一切，都是指示什么样的反应是合乎（权威）愿望的。某些社会科学家在错误地寻求——在各种场合下，当一个人权威式地控制另一个人时——特别适合某种场合的一种控制设计，如一个说服的交住，或者可能是某个威胁或支付。他们无法发现它，因为在权威关系中，不存在这类东西。这解释了为何权威成为社会控制的一个主要方法的原因；当花费时间

来操作这个方法时，它是低成本的。但选择的昂贵成本，常常会令人沮丧。虽然美国的家庭生活中曾经有过父母的良好权威，当代的不少父母，却要么在树立权威上失败，要么根本不想树立权威；现在只好靠哄骗、央求和收买，做某些须花费时间和金钱的事情。所以，控制他们孩子的边际成本上升了许多，有的时候高得迫使他们放弃控制的企图。

有时降低控制成本相当重要——或者说被认为很重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欧洲，为了降低控制美国士兵的边际成本（他们越来越多地测试着军队对开小差的容忍限度），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将军批准执行了“波艾瓦特—斯洛维克”（Privateslovik）计划。作为一个 “恢复权威”的方法，它遭到了失败。依照一般的讲法，“权威”一词已超出社会控制特定形式的主要含义。我们称伯纳德·拜伦森（BernardBerenson）是艺术的一个权威，称沃森（Watson）和科瑞克（Crick）是脱氧核糖核酸分子方面的权威。我们有时也说一个人“说话具有权威”，这并非意味着我们服从他，仅仅是指他仿佛十分自信。这些用法可以放到一旁，它们对我们的目的并不需要。然而，我们需要另一些用法，如，“财务主管拥有付帐的权威”或“我授权你发言并以我的名义投票”。在这些场合，权威似乎首先并不是指对任何人的控制。财务主管的出现，不是要控制谁，而是拥有做某件事的许可，这一许可是他人不具有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分享属于某个集团的基金。但当某个人得到许可去做别人不允许做的事情时，这个许可仅仅由于其他人遵循作出特定反应的程序才得以奏效。为了给予某个人使用团体基金的权威，比如说，要求其他人必须接受这个人对团体账目的检查，虽然他们不会接受别的人对这个账目的检查，而且也许会由于任何人试图瞒过大家而将他送进监狱。

因此，人们应从两方面理解权威——恰似两种许可——一个是程序上

的控制许可，一个是做别人不能做的事情的程序上的许可（所做的这个行为仅仅是为了取得对他人的控制）。

正式组织和政府中的权威关系

在哲学、神话、科幻小说、连环漫画里，人们想象出比他们自己更生

气勃勃和更强有力的创造物。他们也以正式组织的形态创造着自身，这种组织能够从事人们单枪匹马无法做到的事情。它是一个可以建筑金字塔，管理印加帝国，指挥宗教法庭和把人类送上月球的实体。

如何装配这个巨物并使它活动呢？权威关系不仅造就了它，还给它注入了生机。权威使普通人服从于组织的官员，使不同职能的官员相互服从。许多权威关系——它们每一个都至少使组织的一个成员与他人联系起来—— 把成员个人纳入了一个合作的整体。

事实上，人们可以把一个组织定义为一个有目标的权威关系结构。像单独的个人一样，正式的组织亦有自己追求的目标，虽然一如单独的个人，但正式的组织常常会被内部的矛盾所分裂。某些组织追求利润，某些组织主张发展教育，某些组织游说公共官员，某些组织劫持飞机，某些组织安排协作日照料儿童。不论是什么目标，创造权威网络就是为了实现目标。

作为一个权威网络的政府

人们会以为，承认政府作为一个组织的简便办法，是说政府行使对其他组织的权威。

但是，某些非政府的组织有时候拒绝服从政府的规则；古巴的游击队员授出权威的对象，不是巴蒂斯塔（Batista）政府，而是卡斯特罗。

为了描述政府与其他组织的区别，我们不得不涉及下述公式：对于任何既定的人民，一个政府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是存在的，即作为对他们行使权威的集团之一，它拥有对其他一切人或权利要求的权威，不会遇到来自于一个与之平起平坐的权利要求者的挑战，它在维护自身秩序方面具备居于其他一切组织之上的普遍的权威。在冲突的情况下它也许无法使其声称的优先权生效；在某些场合它甚至可能无法谋求实行优先权。但是它对优先权具有的要求的普遍性和唯一性，使它与众不同。

权威的效能——尤其是权威控制的任何单个行为的低边际成本——解释了它在政府中的核心作用。靠奖惩的特殊安排实行的政府控制——例如对待重复举行并波及每个公民生活的讨价还价的每次罢工——昂贵得让人无法指望，而且由于政府任务繁重，这种方式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即便政府可以利用一套特殊的执行方法，也仅仅是因为有很大数量的一批人愿意贯彻这些方法。可是，如果不是借助于权威，何以指望这么多人的合作？当列宁

（Lenin）估计到——鉴于权威现象——军队和警察控制俄国民众的那支力量是多么微不足道时，他便着手俄国的革命事业。他意识到，一个小小的革命家集团或许也能做到这点。

权威是使政府成为可能的核心现象，它说明了一个国会如何可以比一支军队更有力量，一个斯大林（Stalin）如何可以践踏党的领导层中他的同事们一致同意的观点，以及一个政治领袖何以成其为领导者的原因。无论是政治的显著特征，还是政治的困惑难题，除非参照权威关系，参照支撑任何特殊的权威关系的复杂关系网络，否则都是得不到解说的。政治领袖和组织的重大成就均决定于权威现象。扰乱政治秩序的危机也是如此。权威能够使人惊讶地突然消失，其速度之快就像人们可以变化他们对待自己曾经愿意服从的规则的心情一样，这已为前统治者的一串长长的名单——包括海尔·塞拉西（HaileSelassie）和伊萨贝尔·庇隆（LsabelPerón）——所

证实。

政府中的权威主义规则

政府官员有时也下达个人命令，例如一个法官宣布对一个公民审判的结果，“被告必须付给原告 5000 美元。”但是，权威通常依靠法律和其他约定俗成的普遍规则行动。

与此类似，由那些隶属于它的人们授出的政府权威，往往采用规则的形式，这些规则详尽说明了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由谁来行使、对哪些人的、何种类型的控制。“共产主义”，一位苏联作者说道，“是人们从未了解过的最有条理的社会”。他接着说，这一社会是靠规则组织的，它实现了“对规则的惯常观测，让它作为引导平日生活的规范。”对任何政府都可以说同样的话。

甚至在革命的无序状态下，列宁还使用了传统的多数规则，用它在党中央委员会中投票决定是否接受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协议（theBrest－ LitovskTreaty）。

当那些正式宣布的规则（比如禁止中央情报局从事国内侦查活动）遭到忽视时，其他缄默的或非正式的规则就取而代之。人们常常把规则加诸自身。在斯大林去世和贝利亚（Beria）随即遭处决之后，为了保护自己苏联领导层就对被废黜的政治局委员，不再需要施以流放或死刑这一规则达成了协议。

在政府中，游戏的权威主义规则所采用的控制手法，同在扑克牌或篮球比赛中的玩法是一样的。它再度解释了某些环境中政治的反复无常性。突然地，——就像他们可能改变主意那样突然——政治领袖决定不再想遵守某个现行的规则。之后，是新的一轮游戏。

权威的间接和扩展使用

间接权威

当一个官员希望指导下属或公民时，他并不总是直接使用他的权威发布命令或制定有关规则。他有多种便利的可能，靠间接方式运用权威。为了让几乎所有人提前一个小时，官员们宣布了新的白昼时刻，而不必专门指示人们务必早起。为了给国家提供更多的医生，他们可以授权医疗系学生延起应征入伍，而不必以权威主义方式命令年轻人参加医务培训。

对于权威的间接使用，最主要的途径之一，是权威在市场制度中进入交换或改变交换的条件。政府能够运用权威雇佣军人以替代征募军队。政府可以通过进口征税来提高进口品的价格，以替代直接禁止进口，同样可以间接地获得同样的效果。“直接的”和“间接的”经济控制的一般区别，成为权威的直接应用和间接应用的一个特别界限。

权威的扩展使用

凯撒（Caesar）运用他的有限的军事权威以改变罗马政府。由于不存在复杂的组织——在这种组织中，可将权威约束在由建立权威的人所想要

的限度内——权威在某种程度上常常变得不可控制。一个官员被授权做某项工作，他同时想用它去做并未授权于他的事情。权威，不论直接的或间接的，经常能够扩展开来，取得超出最初授权范围的权力。

在权威的扩展方面，政府中的某些人已发展出了值得注意的技巧。通过作为党的总书记的权威，斯大林委派了各地的党委书记，他们将影响党代会代表的选举，这将反过来认可斯大林梦寐以求的新的权力。一个上司经常会扩大一个下属的权威，如果这个下属同意上司权威的扩展使用的话；所以，权威的合作的扩展运用与权威的阴谋的扩展运用是一样的。尼克松（Nixon）同联邦调查局（◻ EBI）的合作，对权威进行非法扩展，便是一例。

“一意孤行”（wheelinganddealing），“玩弄政治”（playingpolitics）和“权力游戏”（powerplays），是一些口语化的概念，它们谨谨不准确地揭示出许多精巧的方式，政府里的人用这些方式——并非直接使用他们的权威，而是靠其扩展使用——互相操纵。一个市政公共工程的官员拥有组织清扫街道和铲除积雪工作的权威。由于他能够提供工作给那些愿意做有利于他的事情的人，他可以越出对他的授权，扩展他的控制。他可以要求他雇用的任何人为他的党派竞选。他可以运用他在合同方面的权威，强迫实业家为他的政党、本人、乃至他的盟友募捐。综合考虑这些及其他利用的可能性以后，他可能得寸进尺，要求被承认为市政当局最高决策集团中的一员。察觉出他会成为一名权贵，其他人事先便竭力奉承讨好他，以望未来的好处；从而，他的影响增加了。

同样的过程可以在政府的其他层次上见到。美国总统无权管制工业价格。但是为了约束价格上升，约翰逊（Johnson）总统使用了他对军事合同的权威，并把权威扩展到约束价格的程度上，以便撤销与那些抬价的公司签订的合同。

肯尼迪（Kennedy）总统扩展了他的权威，使用联邦调查局和反托拉斯调查以对付提价的公司。简言之，通过运用被授予的权威，来取得对未被授权的某个领域的控制，权威得到了扩展。

当我们观察政府中权力和影响链条延伸时，我们有时错误地以为自己见到了不同于权威的权力形态。但如我们所见到的好处和佣金，事实上就是授出雇人和签约的权威的典型产物。如果我们见到一个受强制的官员担心失去工作，那是因为某个人拥有雇用他的权威。如果我们见到一群忠诚的亲信围绕在一个统治他们的人物身边，这个人提供好处的权威已被用于拢络他们。当金钱在政府中旁若无人地大声说话时，某个人已拥有了施舍它的权威。

创造新权威结构的扩展使用

东印度公司在 17 世纪时已被授权在印度经商，它扩展了这一权威，直至成为印度一些地区实际上的政府。拥有权威的人们通常都在扩展他们的权威应用范围，不止是要获取额外的影响，而且是为了赢得新的权威授予。在充当参议院多数派领袖的角色时，林登·约翰逊（LyndonJohnson）参议员以令人钦佩的技巧做到了这一点。他运用他的权威为他的参议员同事提供好处，这对于树立他个人的一种新权威（它在右左参议院方面可与总统匹敌）是十分有效，以致有一种夸张的说法，说参议院“如同一个驯良的实体，处于一个年老的政治寡头统治之下”。一架政治机器便是一个权威结构，它的

基础是有优先权的权威之扩展使用。一个公共项目的官员运用他在市政合同上的权威，从每个将构成他的机器零件的人那里——用好处交换——获得权威的授予。然后，这些人运用得到的好处，再从围绕他的下属集团那里获取特许的权威。

实际的和表面的权力

在以下诸章，我们经常要借助于权威的扩展使用的概念。

我们甚至现在就可以使用这一概念，以消除一个普遍的幻觉，即政府官员的权威外表后面隐藏着神秘的、不可告人的“实际的”权力的分配；这个幻觉以为，社会权力像一个家庭或阶级的结构，政府中权威的分配必须符合它或服从它。

权威不总是出现在仿佛要出现的地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不错的。可是，如果一组权威关系是表层的，必有另一组权威关系（不是另一种社会过程）藏匿其后。人们不会找到有关政治权力的“真相”，假如在忽视权威的前提下寻求它的话；人们通过揭示活动着的权威关系发现“真相”。如果一个“老的家族”的寡头政治治理着一个城镇，那是因为表面上的权威们将权威授予了这个老家族。如果党的领袖或干部的秘密会议起支配作用，那是因为里面的每个人都同意建立起对政治追随者的一个特殊控制形式。

一些人相信，财富或财产是权力的根本源泉。但是财产本身是由政府创造的一个权威形式。财产是一种控制资产的权利：拒绝由他人使用，保持它们的完整，或用光耗尽它们。

因而财产权是对一些人或组织的权威授予，不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并且得到其他人和组织的认可。富人是指这样一些人，他们比大多数人享有更大的授权。正像中世纪时欧洲的基督教会的权威确立了对世俗权威的限制一样，今天企业家权威以财产权的形式确立了对政府权威的限制。但其所以如此，是由于政府授予了这种安排。

有的时候，民主政治看上去似乎远离通过权威实行的组织，倒是更类似交换。总统制订牛奶最低售价的一个较高的标准，以答谢某个奶酪制品协会的财政捐款；或者，一位州长保证支持某个总统候选人，以期得到副总统提名。无论如何，这同游戏中的竞争者是一样的。总统能够把好处“卖给” 奶酪商，仅仅是因为他有政策权威。一个（总统）候选人可以提出副总统名单，仅仅是因为——根据不成文的政党规则——总统提名人有权选择他的竞选伙伴。

然而，权威常常与其他控制形式混淆在一块。一个权威网络导致一个平行的说服网络。在评价下属逃避服从权威之容易时（除非还加上说服），杜鲁门（Truman）总统对他的继任人说道：“他就站在这儿，他会说，‘做这件事！做那件事！’但什么也没有发生。可怜的艾克，这里不是军队。”我们已经见到，权威还常常采用了购买或者出售的形式：杰弗逊（Je ◻ eC ◻ eerson）总统宣称自己拥有购买而不是征服路易斯安那州（Louisiana）的权威。

并不使人感到惊奇的是，霍布斯、卢梭（Rousseau）和其他人试图从社会契约中找出政府权威的起源。这是由于，如我们所见，权威关系能够靠契约加以确定，有时是非常明确地做到了这一点，如“五月花号”契约那样。

在缺少一个明确的契约的条件下，这对于解释公民们自愿授权他人的行为有某种意义——回报统治者的誓约即保护公民们和为他们做他们自己

办不到的事情。如果公民们接受统治者的权威是慑于他的胁迫或恫吓，那么，我们讨论的仍然是一个被迫的契约合同。从统治者一方讲，他提供了对恐惧和伤害的缓解；从被恫吓者一方讲，他们提供了服从。

等级制和官僚制

在私人的和政府的组织中，按照最让人熟悉的（但不是最常见的）权威模式，一个官员行使着对他的下属的权威，下属层的每个人又行使着对各自部下的权威，这样一直到达阶梯的底部。为取得协调分工和职能专门化的效率，形成了等级制的或金字塔形的结构。

金字塔形的权威或等级制度常具有被总称为官僚制度的特征。无论在政府组织或私人组织中，官僚制是一个有力的多用途的工具。它极端地依靠贯常的解决问题的方式，避免依赖任何非常规的技巧或创新。对于每一种范畴的问题，官僚制永远有一套现成的恰如其分的解决方案，并用一种合乎分寸的标准技巧加以贯彻。具体地讲，它的特征包括：

官僚制执行着高度专门化的任务，其根据是下述假设，即：

专业化有利于效率（同时存在一个风险，那就是，它也有利于那些不到组织目标的眼界狭窄的机关人员）。

对个人或下属单位的每个具体的权威主义任命，较多数其他形态的正式组组都更加明确的一点在于，它预先规定，组织职能的发挥不依赖于占有官位的个人的任何特长。

在一个理想的官僚制中，没有人与众不同。 3．问题、程序和解决方案都有预定的范畴。在一个食品配给制度下，

如果我申请增加我的配额，我会被要求证明自己符合某个范畴的条件，如，体弱、年老、或要抚养母亲。

对规范化的委任方式加以协调，被认为是处在最上层的人们的一个主要任务（而不是去激发每个参加者的独特才能和最大限度地开拓他们的能量）。
根据组织准备的需要（不论可能面临什么任务），在官僚制内对一个相对稳定的委派和权威的结构加以评价。
因而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目的本身。官僚制的成员会经常发展对组组的忠诚，这种忠诚较他们对组织的特殊目标的责任更大。当小儿麻痹症至少可说被征服时，为此而设立的官僚制非但没有解散，反而去寻求同新的痼疾较量。一个公司的官僚制比一个政府的官僚制在发现新的职能上有更大的自由，它会采用越来越多的不同的生产线，这是由于公司官员们喜欢把组织作为一个有巨大价值的工具，以致要为它发现适宜的职能。
不过，每个官僚制都趋于发展自己的类别，因此迄今为止它只能有限地服从和部分地适合新的任务。虽然老的官僚制看上去仍然具有可用性，高层决策者们必须经常创造新的官僚制以应付新的任务。
所以，对于政府的许多部门和分支来讲，不存在理想的构造，行政改革是永无止境的。

虽然等级制和官僚制有着古老的起源，在当今世界上，人们还是被官

僚制用前所未有的方式组织起来。19 世纪初，4L5 的美国人是自我就业；现在这个数字不到 1L10。假设几乎全部最小的公司都是按官僚制办法组织的，那么一半以上有收益的就业劳动是在官僚制中进行的。另有 1300 万美国人在几千个官僚制组织中工作，这包括联邦政府、50 个州政府和 78000 个地方政府机构。还有数百万人是用官僚制组织起来的工会、雇主集团、互助会、退伍军人协会和农场组织的成员；他们的孩子被鼓励在童子军和少儿团中尝试官僚制。一些官僚制极其庞大。按雇员数目计，美国最大的官僚机构是国防部，它有 100 它们各拥有约 80 万人。

一场不曾设计的革命是由这样一些人创造的，他们（不曾在自己模糊的理解中得出政治结论）使来自小农业和小企业的多数劳动力进入了现代官僚制企业的权威关系之中。

对多数有收益的就业来说，这场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业制度下工作的模式和人们相互依赖的其他形式。它不是靠平等、民主或其他人类抱负推动的革命，它的动力来自于利润和权力；它的成就是为了追求不比效率更崇高的目标。但它仍是一场革命。它比法国革命、布尔什维克革命或毛泽东

（MaoTse－Tung）的革命都更有力地改变了政治—经济组织。它在苏联和中国建立起不亚于西方制度的新秩序。

我们应当看到，无论在共产主义制度中，还是在西方，革命现在已被一场反革命所激发，这中间明显地有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实践家，毛泽东主义的大众斗士，西方参与式民主的鼓吹者，新潮的职业精神分析学家，试行着装配线选择的公司和工会。尽管人类知道官僚制至少已有 3000 年——从汉漠拉比（Hammurabi）的衰败直到现代民族国家、公立学校和公司——，我们将会看到，有些人仍然指望它从地球上消失，指望它被各种合作协调的形式所取代，在这些形式中，“人们按照地位和作用将有所不同，但这种不同并非上下级式的，而是灵活的和职能性的⋯⋯。”

权威的相互调整

虽然思维的习惯总把权威同等级制连在一起，但这个习惯需要打破，因为权威可能更多地不是在等级制模式中实现的。

金字塔形的模式当然总是不完整的。例如金字塔或许缺少顶部。在最上层，有几个或许多权威，他们作为一个统治集团的成员而相互作用，有时各人具有对自己的一群下属的权威。作为一个整体的政府，通常不会有顶尖人物。毛泽东以顶尖权威的身分发号施令，也仅仅是一个短暂的时期，如果说很充分的话。在民主政府里，权威分成官员的多重组合体——一个主要的执行官，一个立法机构的成员们，有时还有一个法官。

某些官员处于金字塔的或等级制的权威的线条之外。预算、人事、安全部门官员的特殊权威，处在金字塔的等级权威线条的交叉点上。斯庇尔

（Speer）告诉我们，希特勒（Hitler）曾遭到养老金发放部门的反对，后者一再企图争取更慷慨大方的养老金。甚至在一个民主外表的制度内，某个警察当局有时也会运用骚扰、黑信和暗杀手段，来建立它对等级制中的上司的权威。

在任何水平上，权威之间的相互依赖——如果不是针锋相对的冲突—

—都常常会要求在它们之间相互协调，如美国和英国政府里数百个局际和部

际协调委员会所做的那样。

相互协调有时是无组织的，将会制造矛盾而不是消除它们。然而，它在任何政府中都承当了繁重的协调任务。在 19 世纪的 100 年中，世界列强相对地和平共处，其原因就在于它们为解决彼此间的冲突安排了有效的相互调整。在大都市范围内，政府权威的综合体也是通过相互调整来协调的。例如，在纽约市区，纽约和新泽西两个州政府，纽约大都会市政府，和像纽约港当局等一些特殊机构，在没有一个权威监督人的前提下，通过相互的调整，解决了它们之间的矛盾，安排了彼此的合作。

有的时候，一个权威通过让步与另一个权威调整关系。在极端的形式上，一个官员可能会完全顺从另一个官员，甚至于宣布自己对后者的忠诚。当没有这种忠诚时，他也许仅限于做一些无碍其他官员的事情。更常见的现象是，官员们积极地行使权威和对他人的各种控制——比如，以不在自己的项目上合作为威胁，强制其他机构的合作。由于多个原因，较低的权威取得了对较高的权威的影响、控制和某种权力。上司需要下级的建议，或后者的认真合作，只要对下级在一些问题上作出让步，便能赢得这一点。或者，通过扩展使用他的权威，某个官员获得了对其上司的控制。

在官员的相互调整中，各种各样的控制都得到了运用，包括交换和说服。然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威胁以及其他专门用来控制一定官员的操纵手法。我们也许应给予这些控制特别的叫法，以区别于更常规的控制手法—

—比如下达权威主义指令。虽然官员们用找麻烦的方式设计针对每个公民的特殊控制，他们却可以设计更重要的目标——互相牵制。例如，美国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委员会常常为短期利率发生冲突。

一段时期内财政部的战略是，通过提前宣布会导致新的借款动向的利率，来阻挠联邦储备委员会提高利率的尝试。它使联邦储备委员会处在困难的境地：要么依从财政部的决定，要么面对广泛的抨击，说它拒绝以财政部的标准为基础支持美国的金融市场。

所以，官员的相互控制比他们对民众的控制更加错综复杂。

权威间的互惠义务

在任何一个时代，权威总是被固定在义务的网络之中，它要求他运用他的权威为其他官员提供好处，这些官员同样使用他们的权威为他提供方便。反过来，他还主动地为其他官员提供好处，以使他们欠下对他的义务。当某个官员首先提出这种独特的和普遍的相互调整的形式时，他并没有为引导某种反应而提供某种临时考虑的好处，像平常的好处交换那样，他也没有就某个具体的交换概念进行谈判或讨价还价。相反，他仅仅使用权威授出一个好处，他知道，这样他已经制造了未来的某个时刻向他提供互惠式的好处的一个义务，虽然尚不能确定这种好处的准确内容和特征。

提供好处如同把钱存进银行。 1969 年，参议员克林顿·安德森

（ClintonAnderson）在反弹道导弹的辩论中支持尼克松总统。“长期观察安德森行为的专家推测，他已获得了行政当局的一张借据，这张借据在他为他的选区争取某项特殊计划时就会到期。”人们可以积攒大量的借款收据。它们中的某些将被非预期的或非需求的好处返还所抵消。

不过，义务有时也允许一个官员从欠他的义务的人那里要求特别的好

处。以互惠的义务为基石，建立起了联盟。

互惠义务是强有力的控制的基础，这已不断得到证实；正是它腐蚀了公共官员。根据自己的美国参议院的经验，参议员保罗·道格拉斯

（PaulDouglas）评论了公共官员与私人团体（它们也进入了相互的控制）的互惠义务。关于后者，他说：他企图⋯⋯用各种各样的好处把公共官员置于个人义务的感情之下，这种感情逐步使公共官员丧失对公众的使命感，并开始觉得应该把他的第一位的忠诚给予他的赞助者和庇护人。发生的一切是，一个人的忠诚由对社会共同体逐渐转向对那些给他提供好处的人。逻辑上讲，我们可作出局部的概括，即：大的政治—经济组织既可能依靠等级制官僚制中的单向度协调，也可能依靠权威的相互调整，这些权威以权威的扩展运用来相互控制。

相互调整的最常见的形式之一（虽然是与众不同的类型），就是交换。我们将要看到，在市场制度下，交换属另一套控制体系；与政府比较，交换代表了相互调整的另一极，在那里，人口中的多数完全被卷了进去。

３、交换和市场

正如毛泽东在我们时代的作用一样，亚当·斯密在他那个时代表达了对等级制和官僚制的一种日益强烈的对抗意识。他仿佛是一边摇头，一边评论路易十四（LouisⅪⅤ）的伟大部长戈伯特（ColCbert）说：“他竭力照着公共部的某个处署的样子管理一个伟大国家的工业和商业。”《国富论》坚持一个古典的命题，即：这种做法是一个巨大的失误，它将使国家永远贫穷。

历史上看，能代替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政府统治的选择，始终是市场。如同等级制、官僚制和政府体系源于权威关系一样，市场制度源于简单的交换关系。

简单的和复杂的交换

市场赖以建立的交换关系，是一种审慎的控制。它是两个人（有时也许是更多人）之间的关系，每人提供一个好处，以诱导一个反应。因此好处的提议取决于所获得的反应。

一个好处可以是任何东西，只要获得者感到它是合乎愿望的（不论这个感受是否正确）。

在最简单的交换中，两人偶尔学到了一个知识，那就是：他们各自拥有对方所需要的某样东西或者可以做的某件事情。或者，一个人发现另一个人的某样东西或可以做的某件事情是自己所需要的，于是他找到一个自己能够提供给别人的好处，来引导别人做出自己希望的事情。交换不仅是变换占有物的一个方法，它也是控制行为方式和组织人们协作的一个方法。18 和 19 世纪，在美国的新边疆，劳务的交换把人们组织在一起开垦土地和修造谷仓。交换还吸收着能量。它挖掘了苏伊士运河（theSuezCanal），把人送上月球，

在地球上根除了霍乱，平整了耕地并不断获得丰产。

撇开少数沉湎于空想的可能性不谈，人们离开了规则就将缺少提供（或不出让）好处的能力。规则办到了这一点。规则靠关于个人自由和财产的法律形态，详细说明了，人们拥有控制他们自己劳动的权威，可以对他们自己的财产握有主权并且决定是否出让给他人。交换只有在一个用道德法规和权威维护着安宁的社会才有可能。

货币和价格

然而，假如交换仅仅是个别的和偶然的，它就很难成为社会组织的一个重要方法。

一周一次以货易货的集会或公共告示的招贴，只是有限地增加了交换的频率。唯有用货币和价格，交换才能成为主要的而非偶然及小型的社会组织的工具。价格是一种以规范的形式宣布交换赖以提出或完善的界限的设计。对一个人来说，有了价格，就不再需要在交换时向每个潜在的参与者通告每个商品和劳务（连同其数量）的具体情况，拿它们按他的提议与人交换。他只要宣布它们的价格即足矣。

当缺少货币和价格时，交换受到一种对双重巧合的需要的阻塞：A 不得不找到一个 B，B 拥有或能制造 A 需要的事物，而 B 需要的也正是 A 所能提供的。我们通常称为货币的东西，是我们容易看管、使用和交换的。由于几乎所有人都把价格带入交换和用它交换，对巧合的那种需要消失了，交换机会的增长超过了人们的预计。

虽然我愿意在我的邻居外出期间帮他照看房间，以报答他在某天曾为我做过的同样事情，我仍不情愿把我的服务以一个看门人的价钱卖给任何人。人们也不能买卖孩子。

然而，用于交换货币的好处范围几乎是无限的。这种无形的东西作为商品的“信用”被带入市场和出售给人。忠诚，奉承，公众的承认，选票，法院判决，政党提名——这一切在一定时候都可以出售，不管合法还是非法。市场交换遍布生活的各个角落，展现着它的后果。

专门的商人

在货币的帮助下，交换的另一精致产物——专门的商人之参与——使交换关系的长链条成为可能。商人通过职业性的交换，而不是偶尔的便利，寻求着谋生——也许是好运的可能性。美国人需要来自于哥伦比亚咖啡种植主的咖啡，后者想要各种制造业产品。

甚至用货币也可能进行一个直接的交换，哥伦比亚咖啡种植主把咖啡卖给商人，商人所以愿意购买是因为他知道某个美国加工商会从他手上买去咖啡。加工商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知道某个批发商将从他那里买去加工过的咖啡——最终咖啡到了消费者手上。

职业的或专门的商人（他以向有需求的人提供交换的“合伙人”为营生），被冠上现代的名称以示特征，如零售商、发货人、股票经纪人、批发商，甚至还有汽车商和废品商的用法。但有些商人是伟大的组织家。公元前2000 年时，巴比伦的商人们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为一个形成中的美索不

达米亚（Mesopotamian）都市社会奠立了基础。市场环的链条从那时起一直左右着重大的社会变化。14 至 16 世纪，正是这样一种长长的环链——主要由欧洲一些城市商人、尤其是北意大利商人锻造的——头一次使西欧连为一个整体化的经济，实现了甚至连政府都望尘莫及的一个大陆的协调。

商业企业

有一种特殊的商人进一步改变了交换制度——无条件地和彻底地。他并不是简单地促进更广泛地交换、安排已有的商品和工作任务。同卖掉自己买入的东西的商人不同，这种商人购买或租用投入，组织生产过程，然后再售出成品和劳务。他和人及其他资源打交道，寻找各种任务，组织人们完成它们。他因而成了领导者、监工或人们的指挥者（确实，有时他像一个暴君）。如果他的企业很大，他——企业家——实际上成了一个公共官员，尽管他不是政府或政治官员。

一个企业家在一个市场制度中行使权威。在一个有限的场合，他可以组织一个劳动力而不必问他的工人是否接受他的权威，因为，像 18 世纪英国的生产体系的组织者那样，他能够直接为工人的劳动产品支付报酬。或者，他也可以使他的权威缩小到最低限度，即把工人们赶进他的作坊里和按件计酬，每个工人的劳动速度和方式由他确定。但是，占压倒多数的是另一种情形：一个企业家发现，付给工人报酬的有效办法，不是根据他们的产量，也不是事先决定的特殊任务，而是按照他们在工作期间接受他的权威的程度。

企业家是市场制度下的特殊人物，他们比一般的商人更有力地把正式的组织引入了市场；有的时候，这些组织极为庞大。从 17 世纪开始，经过

18 世纪，欧洲的企业家们设法使两种资源前所未有地得到利用：首先是各种各样的机器（科学和工程学的迅速发展使之有了可能），其次是煤炭（它是驱动机械的能源）。正如矿区的组织需要有组织的商业企业一样，人与机器的协作对于发挥新机器的生产潜力的优势也是必要的。

不仅如此，在寻找原材料和产品的顾客的过程中，这些企业锻造了连接每一块可居住的陆地的市场环链。18 至 19 世纪，世界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完成了一元化的整体——不是指语言、政府或文化方面，而是在劳动的协调和世界资源的利用上。在每一块可居住的大陆上，数以百万计的人为每块其他大陆的大批人提供了服务，又从后者那里获得了好处。与此相适应，在大约 1900 年，历史上第一次，世界上数以百万计的居民——西欧人和北美人

——抛掉了文盲、瘟疫和饥荒。

无论人们就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新的秩序之外依然遭受持续痛苦的千千万万人说些什么，这个头一回的全球一体化代表着社会组织的新水平和综合性。

三种市场的制度

企业家和企业组织的崛起，使一种曾经是同质的交换形式一分为三。人们不再直接用他们的劳动和其他资产，交换他们日常生活及享乐所需。相反，他们进入一种市场——劳动力和其他要素的市场——用他们的能量和资产换取货币。

他们接着进入第二种市场——消费者市场——用换来的货币交换想要的产品和劳务。

由于在两种市场内它们都面临了商业企业，因此，企业涵盖了整个市场制度；它是社会组织中的一个伟大发展，其意义至今仍未充分揭示。

在第三种市场上，商业企业互相买与卖。在这些起媒介作用的市场，个人消费者和个人供应者已被排除在外，交换的数量通常比其他两种市场的总合还大。零售商与批发商交换，后者再与制造商交换。制造商从其他企业订购零配件、原材料、电力及商业服务（包括计账、设备维修和广告）。顺便说一句，仅仅是这一种（第三种）市场，而不是另两种市场，已被“计划” 制度（例如苏联的制度）废弃。

如同政府官员有别于普通公民一样，企业经理也有别于普通消费者和雇员。在市场制度下，当正式的组织而不是企业成为参与者时，领导人或“官员”更是不同于普通的参与者。工会领袖们在许多市场制度中承担了谈判工资和劳动条件的主要任务。代表军队、公共工程局和其他政府机构的政府官员们，成为市场制度里的主要购买者。

有关的控制形式

虽然市场交换是本章的主要兴趣所在，交换在市场之外也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存在。

我们已经见到，它在政治中是普 15 遍的。一个议员，比方说，将提供对他的同事的议案的支持，如果后者也投桃报李的话。常与交换混淆的，是另一种类似交换的形式：给予一个无条件的好处（旨在导致某种反应）。

但没有得到有条件的交换的补偿。例如，一个减税举动对实业界是一个无条件的好处，实业界从中获利并可能产生一定的反应。但这个举动并不只是提供给那些指望某种反应的人。

依照无条件的好处的复杂作用，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将会发现一种控制的方法，它在某些制度下有可能同交换、权威和说服在政治—经济组织中的核心地位媲美。

前景

加尔布雷思（Galbraith）在《新工业国》一书中所做的分析的某些含糊之处也许在于，他的一些论述读起来似乎是在说，交换在美国已被作为经济生活的主要协调者的公司的权威所取代。这要么是阅读理解上的错误，要么就是写作上的错误。大公司显然没有被政府的一项计划或其他任何占压倒优势的政府指导所普遍协调，它们是靠市场交换取得这一点的。它们通过销售处置它们的大部分产品。如果企业的生产计划需要综合的投入——包括各种劳力、电力、原材料、零配件——它们之被导向企业（和从另一些企业抽调出来）并非通过任何协调的权威，不论是私人权威还是公共权威，而是通过在一系列配套的市场上的购买。例如，假如说美国的实业界对劳动力的总需求大体同总供给一致，那么，这种一致性的取得，是靠劳动力的买和卖，而不是靠某种人力计划。

（如果这种一致性不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完美——如果，简单说，存在

失业的话——那是由于市场交换远不及理想的交换那么有效。）大公司的确在“内部”事务上使用权威——它们中的每一个从自身讲都是一个权威制度；但它们是靠市场上的买和卖指导它们的“对外关系”。

忽略市场制度的协调功能是容易的，其程度之甚到了我们把它看成理所当然的地步。

经常性的职业的重新分派便是一例。7 年时间内美国的空中小姐的数目翻了一番，速记员、打字员和社会工人增加了 50％。与此同时，机动消防队员减少了一半，制电版工和细木工减少了 1L3，有几百个其他职业的升降幅度达到 20％。英国在 10 年中，煤矿和棉田的劳动者减少了 1L4 还多，而在其他一些行业，其中有体育和娱乐，就业者增加了一倍；在某些领域，数字翻了三番。消费者与职业偏好在劳动力的一个从未止息过的重新组合中结合到一块。

当描述成千上万的买者和卖者——每人仅仅努力寻找自己交换的时机

——如何创造出一个协调有序的庞大体系时，亚当·斯密在他那最著名的段落中写道，人们“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推动实现并非自身期待的目标。” 甚至从那以后，人们就普遍地把市场力量当作自动的、有时是无意识的力量来谈论。奥秘的暗示是不幸的；而在斯密的世界观中没有丝毫神秘的成分。所有的社会控制都具有自动的、非意向的和无意识的因素。

多数父母“自动地”教他们的后代说话，不论他们是否打算或有意这么做。在市场生活中，人们是审慎的和有意识的；但他们的行为却实现了一个非他们有意的协调任务。

然而，只有在价格上才能取得协调。一个设想中的纯粹而不加修正的市场制度，将是十分极端的和难以容忍的；在那里，它几乎剥夺了个人向社会其他成员提出要求的权利。他不能要求别人对处境危急的他伸出援助之手，像他在传统的前市场制度里可以得到的那样；在后一种制度中，他作为部落或氏族的被接纳的成员，应当受到众人的怜悯同情。在纯粹的市场制度中，如果并且只有当他有某种东西提供交换时，他对别人的权利要求才能成立。马克思比我们中的多数人更早和更好地理解了这一点。在《共产党宣言》里，他注意到，市场“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虽然 19 世纪初的英国及其他国家在日常生活中显示了“魔鬼作坊”

（satantcmill）的某些特征，在整个世界上，市译注场制度以各种制度与其他的组织方法结合在一块，减轻了市场制度本身的严酷性。甚至在 19 世纪初的英国，在自由放任之风盛行的时期，无论是贫困法还是私人慈善团体，均承认最低限度的需求，起作用的不仅仅是市场的主张。

有效价格

可以看出，根据一定的假设，市场交换所以能接近某种最佳的或有效的状态，是因为人们进入了交换——此时他们能有所得而在其他条件下则一无所获。然而，一种错误的价格，会妨碍一个有效的交换。因此，这种每个经济学家都十分熟悉的有效价格的观念，对于理解市场制度是不可缺少的（从而它对于理解共产主义制度也是不可缺少的，在那里，价格问题极为严重）。

假设我需要食物，你需要我的力气。你栽种了土豆，我手头正空闲。我们在某个价格上达成协议：我帮你干一小时活，你给我 10 磅土豆。我们作了交换，双方都由此受益。

但是，假设政府从它的角度作了干预，规定一小时劳动所获不得少于 20

磅土豆。你将保存你的土豆，而不是屈从于为我的一小时劳动付 20 磅土豆的要求。结果你决定在没有我的帮助的条件下自己来干，而我继续过着挨俄的生活。我们双方都比我们原本可能有的情况更糟。

在理论经济学术语中，反映人们偏好的价格被称为有效价格（e ◻ e ◻ eiciencyprice），妨碍反映这种偏好的价格被称为武断价格（或仲裁价格， arbitraryprice）。一个有效价格对交易的双方都是有效的。它也叫稀缺价格（scarcityprice）；它符合你的估价和我的相对稀缺状况。对我来说，土豆比劳动时间更稀缺；对你，情形正好相反。

协议的价格不是受土豆的重量、密度或任何物的量左右，而是在我们偏好的影响下形成，这种偏好内容是关于我们的稀缺资源的使用。

仔细看看我们的受阻的交换。仲裁价格的一个后果是，虽然我做好准备向你提供我的劳动，但你却不愿意采用它。这种价格无法廓清市场。所以，对一个有效价格或稀缺价格来说，一个要求是，它能够廓清市场。

可是，严格地说，当一个买者或很少的买者面对一个卖者或很少的卖者时，有效价格或稀缺价格是不能界定的，因为这少量的买者和卖者或许能够在一大堆价格里任选一个从事交易。一个妨碍有意愿的交换者进行交易的价格当然不是一个有效价格，但在各种价格中哪一个是不妨碍交易的有效价格呢？此时能满足全部要求的一个回答是，有效价格是这样一种价格，即当买者和卖者是如此之多，以致谁也不能操纵价格时，有效价格便得以成立。仲裁价格的一个后果是，你被告之一小时的劳动成本对你来说相当于 20

磅土豆，但实际上至少有一个人愿意出此价的一半出售他的小时劳动。仲裁价格向你错误地显示着成本（或不可避免的抉择）——以此为基础，如果不是强加的价格，你可以拥有你想要的东西。因此，衡量有效价格或稀缺价格的一个更进一步的尺度是，价格能正确显示买者和卖者在成本（不可避免的抉择）上的信息；根据这个价格，如果人们按他们的愿望自由出价，产品和劳务事实上就可以被提供出来。

对于由商业企业生产和销售的产品，什么是稀缺价格或有效价格呢？同样，这个价格将廓清市场，而且是非垄断控制的。它是这样一种价格，即对于有意愿的顾客来说它不会低到让他们感觉供给是不充分的，对于产家一方来说它不会高到让买者不敢光临。

它又是这样一种价格，既不会夸大期限或成本，也不会低估期限和成本；在这种价格上，产品或劳务可以各得其所，如果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出价的话。

所以它不应当达不到或超出了生产的各种成本的总量。可是，如何衡量每种成本？答案是，每一个投入必须根据它自己的稀缺价格，在总成本的计算中作出评估。

一个不是有效价格的企业售价，把企业推到这样一个位置上，它以少于或多于边际成本的价格向顾客提供产品和劳务。如果低于边际成本，那么企业是在边际的投入价值大于产出价值的情况下供应商品或劳务。如果高于边际成本，那么顾客无异是被告之，生产过程耗用了比真实情况更多的资源。

无论哪一种情形，错误的信息导致了倒霉的选择。

类似于有效价格的东西，既可以通过供需双方在竞争性市场的相互作用决定，又可以由一个定价权威确定。这里的问题不是谁来建立价格或如何确定它们是否为有效价格，而是它们的水平能否符合那三项标准。

让我们从一个假设的中央计划者的角度，看看稀缺价格或有效价格的原理。他将了解社会的需要，比如说，钢材、食品和运输服务。但是，各种产品和服务必须提供多少，对此一开始他甚至无法想象，除非他知道物物交换的比率，因为一种产品（劳务）的生产扩大只有在其他产品（劳务）减少的同时才有可能。他需要了解，比方说，价值多少的钢材生产才是不可少的，以便按给定的数量扩大运输服务。

对不能同时兼顾的因素的权衡，可以在价格上呈现出来。

当你说一吨钢材价值 400 美元时，也就意味着，为得到一吨钢材，你

不得不放弃 400 美元的其他物品。正确反映真实的权衡可能性的价格，就是有效价格或稀缺价格；任何其它的价格都被称为仲裁价格。

为衡量各种不能兼得的因素，计划者能否直接指定下达给每个单位的一定数量（一个价格）的商品，它既要符合所需的重量、深度（程度）或—

—在提供个人服务的场合——每个人的身高尺寸，又使这一切都同其他商品

（或劳务）保持（正确的）比率？我们会说，那样一种价格显然不现实得让人可笑。但是为什么说它可笑？因为，投入的重量或大小与成本无关：一吨钢材价值低于 3 盎司重的结构复杂的电器零件。为什么？是由于更多的劳动进入了电器零件吗？那就让计划者指定一些符合投入产品的劳动量的数量级或价格好了。

假如他这么做了，他就将把同样的数量级或价格给予两个有相同劳动投入的商品，哪怕其中一个在生产中所需的设备远多于另一个。这如同光考虑重量而不管劳动投入来定价一样不能令人满意。那么，看来似乎他需要一个能够把所运用的物资、劳动、设备和其他任何在生产中使用的投入都正确地加以综合的数量级。他需要一个包罗万象的公分母。

把不同投入综合为一个公分母式的数量级或价格的有效方式是指什么？一小时劳动在计算时应当多于还是少于一磅钢材？多于 5 磅钢材？100 磅？正确的数目——即有效价格——不决定于任何物的属性，而决定于投入的相对价值。但是，这又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达到如下程度，即：某个投入可以生产出理想的产出，它在其他地方依照公分母衡量是有价值的和可计量的。从极端的形态上讲，假如一个投入不能生产出别的理想的产出，它就不是有价值的投入——而只是一个免费产品——而且，不应根据公分母加以计算。其他的理想的产出究竟如何，将取决于使用者与稀缺性有关的偏好（包括对闲暇方式的偏好）。有效价格因此代表着偏好——稀缺关系。现实世界的市场制度近似于有效价格；从这个角度看，它们的价格将反映这种关系。

不平等

对市场制度与社会的共同价值观之间的根本关系，需要作一初步的介绍。比如，关于市场制度，没有什么比下述看法更普遍，即它们使少数人的富有是以多数人的贫困为代价。

我们将看到，单从这一点出发，许多新兴国家就极少考虑用市场促进

自己的增长。

与市场制度背道而驰的是，古巴和中国转向了收入和财富的均等。难道市场制度受到它的做法的自身逻辑的阻抑？很清楚，一个假设的纯粹形态的市场制度，在通过工资、租金、利息和利润挣取的收入方面，是严重不平等的，因为每个人的收入完全取决于他能够在和将要在交换中提供些什么，人们根据自己所能提供而各异。现实世界的市场制度则是另一种情况，它们被税收和其他再分配手段所修正。无论逻辑上或是经验事实都没有显示，把一个现实世界的市场制度同一个比较平等的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协调起来是不可能的。

有时人们就优先次序争辩说，如果收入差别减少，我们将失去创造性生产的动力。

这个次序在结局上同反对意见是一样的：当额外收入难以得到时，人们会更努力地去得到它。

一个人实际将做什么，取决于他的工作——闲暇选择的模式；这又决定于文化、个性及社会和职业的多个特殊模式，正是它们负荷着人的动因。经验事实表明，在收入不平等程度同工作习惯或勤勉态度的差别之间

并无明显的联系。斯堪的那维亚的比较平等的市场制度，比如，没有显示出生产率的损失，当它同相对不太平等的美国对比时。我们也找不出这样的证据，即：在严厉的所得税不断增加的数十年间，经营管理方面的激励减退了。像英国、德国和美国的其他研究报告一样，有一份对近 1000 名高收入的美国人的考察成果得出的结论是：78 答复所报告的税收方面的不少抑制作用，用其他信息衡量似乎难以置信。

这个证据支持了一个假设，即：相对于他们实际得到的收入，高收入者受到他们的“成就”——他们的税前收入——更多的鼓舞。这样一个假设打开了一个革命性的可能的大门，那就是：一个市场导向的制度，有可能通过“记分牌”收入保持工作动力，哪怕税收完全拉平了可掌握的收入。

即便收入不平等的减少事实上降低了工作动力的论点可以成立，它也不能证明协调市场制度和收入平等的不可能性。

它仅仅表明，在这样一种协调中，市场生产会有所下降，其结局既难说坏，也难说好。就生产力可能下降这一点论，后面各章将说明，对工作单位和文化改变（如工作道德的下降）中权威的不满，比收入不平等提供了更好的解释。

历史上，所有的社会（市场的或非市场的）都保留了经济的不平等。在现实世界的市场导向的制度中，横在更大的收入及财富平等面前的障碍，并未演成任何内在的逻辑；相反，如我们将要见到的，它是一种历史遗传的和政治上保存的、体现个人财产和挣钱能力以及收入份额上的不平等。例如，在英国，市场制度的崛起伴随着圈地运动并得到后者的支持，它驱使农民离开土地，为未来市场制度的参与者们留下了富有的贵族和贫穷的工人阶级。原则上，政府可以对收入和财富进行再分配，而且，可以按它希望的那样不断实行再分配。它们对干这件事的不情愿态度，需有一个政治上的解说，而不必涉及市场力量。

自由

在市场制度问题上，古典的自由概念认为：自由必须经过市场（实现），没有市场就没有自由。确实是这样吗？人们是不会理解市场制度的，除非他鉴定出在这个问题上能够给出多少即使是矛盾的，但是好的答案。从父母对婴儿的控制开始，无人能逃出社会的控制。“自主”（◻ Ereedom）和“自由”

（Liberty）意味着一种情形，在这种情形中不乏控制但控制在一定意义上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无论市场是否支持自由，它都提出了独特的控制形式的问题。根据洛克（Locke）、斯密、密尔斯（theMills）、斯宾塞（Spencer）和迪西（Dicey）传统的自由论点，在一个市场制度中，人们作出响应—— 如承担一项工作——仅仅是因为提供的好处是有吸引力的，从而仅仅是因为人们自愿做出这个选择。在一个权威制度中，人们被要求按指定的位置工作，在不考虑好处的前提下服从命令。如一些人所见，没有必要说更多的话，以证明人们在市场制度中比在权威制度中更自由。

对上述论点，一个直觉式的异议是：它完全忽视了某项交易对非团体

的个人的影响——个人必须忍受本地某家新工厂排放的气味、摩托车刺破左邻右舍安宁气氛的噪音、或某个核动力工厂发生事故的危险。在市场制度中，他们对此无法做出自由的选择；这些后果是强加于他们的。

撇开第三者或外部后果不论，上述论点甚至不能适用于直接从事交易的团体，它们被认为是自愿进入交换的。让我们看看为什么。

财产

通过交换我能够实现多少以及我如何做到有效地保护自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换时我拥有什么和能够提供什么。传统论点中一个隐藏的假设是，交换赖以建立的私有财产，对自由不构成障碍，此外，它是非强制建立的和永远存在的。假如，人们设想一个小小的社会，那里原先是集体共享资产，但现在通过把每件物品分给个人，使之变成一个私有财产所有者相互交换的社会——并存在着个人资产分配上的严重不平等——这时，自由的交换能否使仅有少量财产的社会成员享有自由，完全是不清楚的。不仅如此，假如集体所有制向私人所有制的转变过程，是由一个强迫掠取了最大份额财产的强人所施加的，那么显然没有论据会导出一个结论，即人们从此以后进行的交换，即便是自由的交换，会使那些拥有很少财产的人将变得自由。如果我们大家都出生在一个财产权已被分派完的社会，像确确实实发生的那样，同样得不出结论，说交换支持着我们的自由（除非我们拥有大量财产）。

对自由论点的这一异议，不取决于私有财产在历史上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它事实上是如何保存的，或者它是不是一个良好的机构建制。异议依靠的是逻辑。传统的自由论点是不完善的，除非它用同自由的一致性为私有财产辩护；正是在这一点上，它采取了沉默不语的态度。论是普鲁东（Proudhon）的“财产即为盗窃！”这句话对自由含义的解释，还是有关财产如何建立和维护的一些不那么极端的解释，都属于盲目的认识。

这个论点的另一个表现形式是：按照自由的思想，交换的世界是不存在冲突的。每人做他想做的事。当所有的社会协调通过自愿交换进行时，没有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

但我们要问，怎么才能使这种令人愉快的状态得以实现？它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有关谁得到什么的冲突已经在社会里通过财产权的分配得到了

解决。这种分配不存在冲突吗？显然不是。它是非强制实现的吗？显然不是。比如说，在现代英国，财富的分配是几百年冲突的一个结果，其中包括北欧海盗（Vikingraids）的侵扰，诺曼底人的征服（theNormanConquest），君主和贵族的早期权威，把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驱逐的两次浪潮，以及继承法。

交换中的权威

在发达的市场制度下，多数拿工资的雇员事实上是在某个权威制度中

——典型的是某个有组织的商业企业——度过他们的工作日。必然产生的对自由的威胁，在大公司里尤其明显：它是一个不会滋长自由的组织，在这里，少数人以标准的官僚制模式号令着成千上万的人。对此，自由论者回答说，接受管理权威的雇员们仍是自由的，因为他们是自愿接受这个权威，也可以自愿终止它，那么，难道说，权威是否允许人们自由，将取决于人们是否选择进入权威制度？倘若如此，自由论点——人们在交换中是自由的，在权威制度中是不自由的——不攻自破；一切要视情况而定。

或许有论者说，与雇主的权威不一样，国家的权威永远是在威胁下强加的，而非人们自愿接受的。尽管有些公民这样看待一切政府权威，我们看到，其他公民并不如此。

他们自愿授权官员下达命令，自愿接受一个服从的规则（即使他们有的时候也希望逃避已建立的权威）。

非人格化的强制

古典的自由论点还忘记了思想史上的一个论点。在古典经济学家眼里，市场的最大长处之一，是它强制人们工作。依靠市场制度，本能懒惰的人们不得不在法律威力面前或在饥饿的“缄默、持久的压力”面前从事劳动。

那些把市场等同于自由的人，提出下述区别：只有当一个人能够强迫另一个人按照自己的命令行事时，自由才算被剥夺。在市场制度下，没有什么特殊的人强迫别人劳动。

人们所以被迫工作，仅仅由于非人格化制度的要求在起作用。有鉴于此，多数人可能认为，任何社会制度必须要求身体健康的成年人工作。可这一点——人们在市场制度中必须工作——很难说有什么特色。

生计

但是，当生计在交换中处于窘迫状态时，像迄今为止历史上一切市场制度都曾有过的那样，非人格化的强制之上便有了人格化的强制。如果就业机会很少，任何能提供职业的人都可以强迫职业申请者：索要工资回扣或个人服务，或向某个政党捐款，或工作本身的某种强制关系，以及其他可能。如果劳动力市场由于严重的失业而造成强制行为猖獗，那么，甚至在 “充分”就业的时期，合适位置和合适种类的工作也不会充裕到消除某些强制形式的地步。只有在这样一个市场制度中，即所有人靠货币收入都被提供了充分的生存所需（不论他们是否工作），交换中各种强制的可能性才会消

失。

通过终止交换的强制古典的自由论点以不参与经济协作和不懂得如何组织的人民为出发点。它靠的是使人们进入互有优势的自愿交换之中。这样一种组织方法会损害他们的自由吗？当然不会，因为进入交换的每一个人都是靠自身的优势，从而是自愿的。可是，社会事实上已经通过市场组织起来。那么，今天和明天，由于时间总在变化，如何使人们从旧的委派或任务中解脱出来进入新的工作和任务之中？经济组织如何不断适应变化的环境？存在西种形式。首先，通过敞开新的互有优势的交换的可能性之门，让人们自愿进入。其次，通过终止这样或那样的现有的交换关系（比如，一家公司削减某些工作）。

第二种形式，终止，属于强制性质。人们必须迁走，离开自己的家，改变他们的职业——这许多可能的重大变化中，没有一个出自他们自身的选择。终止的威胁除了作为一种约束之外，它在强制上的恐吓作用类似政度权威的命令。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家庭生计多年来始终取决于某个特殊的工作、职业或位置，他会发现，一道由能解雇他的威胁所支持的命令，从对他的自由的各方面的后果上说，无异是一道受到警察和法院支持的命令。

在许多社会，法律广泛地禁止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施加伤害：例如，禁止强奸、偷窃、诽谤和陷害。甚至威胁也是非法的。但它留有一个重大的例外：通过终止交换关系造成的伤害。不难看出为何必须允许这种伤害存在，假如想维持市场制度的话。但是它是一个例外，对此古典的自由理论似乎视而不见。

不同选择在吸引力上的差别

交换中很多潜在的强制可以归入同一类概括之中。假设，A 向 B 提供某个具有巨大价值的东西，比方讲，终身收入，对此 B 的回报是必须做某种他憎恶的事情。他当真能自由地拒绝吗？假设，A 向 B 提供某个必不可少的东西——水，当后者被困在沙漠中时——但却是以昂贵的价格提供的。这时 B 是被强制的吗？很清楚，自由取决于抉择的特点。我们的概括是，当每个参与者能够在提供的各种东西中加以选择时——它们彼此在价值上相差无几，或者同完全没有交换也差不多——交换是最好地支持着自由。

下述两种环境中不论哪一种都可以满足这个要求。之一是使交换限制在微量价值以内（因而生计必须有起码保证）。

另一个是，尽管交换了重大的价值，但对于参与者来说，没有哪个单独的交换行为拥有比其他可进行的交换机会大得多的优势。在这两种环境下，任何人都不会受到强制；由于不会有很大的损失，他可以很容易地拒绝任何交换建议。

竞争与自由

第二种环境——没有一个交换机会具有远远超出其他机会的优势—— 使得自由取决于竞争。在这一点上，自由论点是正确的：市场制度下自由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任何人都能够躲开被某个买者或卖者玩弄的厄运。如果这个见解包含着扩大人的自由的一种愿望，那么它也告诉我们，不幸的劳动力市场是作为自由的世界范围内的敌人而存在的。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没

有土地的农业劳动力迫于生计仍然依赖于数量少得难以竞争的地主。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譬如说）在民主的民族政府执政的 25 年间，几百万印度农业劳动力常常听任地主控制地方政府，被攥在地主手心上忍受着痛苦和各种侮辱，以及接受苛刻的工作合同。

出价的有限能力

为什么机能不全的劳动力市场是对自由的严重抵消？有两个互相关联的原因。原因之一是，人们的生计在市场制度中再度陷入困境。原因之二是，成千上万的人除了他们的劳动力之外，别无手段谋求生计；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但它的重要性很长时期中是不清楚的。没有土地的劳动力，没有任何财产的劳动力，必须单靠工作来保护他们在市场中的自由。对数以百万计的工业工人亦是如此。像美国这样一个富有的社会，在 600 马克思看到了这一简单事实的令人吃惊的重要性；古典的自由思想受到它的困扰。

赚取收入的财产，仅仅对那些拥有财产的人才是自由的保障！那些实行强制的人是不会受到责难的，因为职业的不足和无保障已到了如此地步，以致职业本身可能都已成为稀缺之物。在市场社会里，失业补助和其他福利计划——按照我们的分析思路讲——对于自由是必要的。

控制的高昂代价

在一个交换制度中，控制人的每种尝试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必须提供出有价值的东西，才能诱导出理想的反应。谁也不会处在实行控制相当容易和无须思考的这种位置上，如在权威制度里常常出现的那样，在那儿，实行控制的边际成本经常等于零。

确实，我们看到，在有些权威制度中，只要行使权威就可以保持权威。所以，有的时候，不使用权威是代价很高的。

作为极端的纯粹权威

对市场制度的自由之最后一个透视，可以采用一个假设的角度进行：存在一个没有货币没有市场的社会。比方说考虑一下这个制度下住房分配的特点。怎样决定谁得到什么？每个人，不论年龄大小，都分得一间住房或一定标准数量的地板面积吗？或者，分配将取决于年龄和家庭结构？在某个复杂的社会经济集团中，或在一个层次多样的社会经济集团中，一个人所分到的居住空间要靠近他的上班地点、靠近他的亲朋好友吗？或者，设想一个人喜欢旅行。批准由谁来运送他？为什么？经常如此吗？飞机还是小汽车？再设想一个人希望出版一本书或小册子。

谁会被批准来从事各种劳务（缩辑、排字、分发、装运等等）？谁会得到许可充当各种角色（如艺术家、音乐家、社会活动家、牧师、工会组织者和党的官员）？所有这些决定，市场把它们留给个人，现在必须由政府权威作出。如果不向政府提求请求并得到某个政府官员的合作，我们所希望的、超出家庭和友谊关心的、需要昂贵设备和其他资源或他人帮助的一切事情，都将无法实现。无论说我们自由还是不自由，在缺少货币和市场的条件下，

我们的生活方式已被转变。对于我们早已习惯的靠交换取得的每一个决定或结果——每人每天都有很多决定——我们现在必须请求来自一个官僚制的一个官方决定。

交换和市场以及它们的社会运作的要素的这一轮廓，仅仅是对市场导向的社会加以分析的开始。

４、说服和训导制度

作为一种控制制度的说服

权威的象征并非枪杆，而是词语。最常见的政府行为，是交谈、写作、倾听和阅读。

处在权威地位的人，发现他们被说服的信息所包围——事实、分析、恳求、告诫以及谎言——他们的答复同样是信息沟通。他们也渴想得到信息。比如，一个不得不负责货币政策的官员，必须依靠那些能够向他解释货币和信贷运动的复杂性的人们。在永不停息的交谈中，说服也完成了权威相互调整的很大一部分工作。甚至当并非有意追求影响的时候，事实、分析、观念和错误信息也取得了效果，这只是因为，我们大家永远会对我们自己有关周围世界的感受作出反应。人是一个知性动物，拥有智识积淀的文化，所以，说服所能作用的，不止是权威制度，而且能深入人的肺腑。某些学者把政治制度描述成一个信息和反馈的控制论系统，另一些人则试图把所有人相互作用的特征规定为讯息交往或广义上的说服。然而，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方法，说服看来在任何复杂的制度中没有充当决定性的角色——像交换在市场制度或权威在政府的角色那样。

后面，我们将考察它在民主政府中的作用。民主的某些阐释者——其

中有洛德·布赖斯（LordBryce）——走得是如此之远，以致把民主定义为“依靠讨论的政府”，它或许可以视为依靠说服的政府的同义语。我们也将在以后考虑说服在市场制度中以商业广告形式表现的巨大作用。

但是，作为两套综合性的说服方案中的一个，广告作用直到 20 世纪以前尚未出现——不论是它所使用资源的连续性，还是目标的广泛性以及在所用资源的数量上，均可得出这个结论。另一种是大规模的、集中管理的、渗透了政治灌输的说服方案。这种说服是极权主义的一个主要手段，或者—— 为了避开围绕概念产生的争论——是这样一种制度的一个主要手段，它的特征是，社会精英阶层为建立权威做了巨大势力，权威是如此广泛、深刻、不受束缚，以致其他一切权威（教会、工会、互助会、学校、甚至家庭的权威）都必须削弱。在这种外观下，说服更接近成为一个整体制度的定义要素。

差不多 150 年以前，托克维尔（Tocqueville）预见的正是这种制度，他不是靠胡思乱想，而是凭借对当时的民主社会的社会机制的辩认。我们从他那里所得到的启迪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远非那种不大会重复的“偶然事件”，而是一个可测定的模式的变种（共产主义是它的另一变种）。像共产主义国家一样，法西斯主义制度是想要扩张到全球的铁板一块

的权威制度的可能的前兆。“一个巨大的、监护人的势力”将“把它的手臂伸向整个社会”。它“压榨、削弱、灭绝和麻痹全体人民”。

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使用了一切强制的权威形式，包括恐怖，以对付少数民族和政治少数派。不过，在托克维尔的词汇中，它对大众的那种控制得到了比较好听的描述，如“精细的、经常的、节制的、温和的”。它利用灌输来俘获人们的内心，以致让人们“心甘情愿”地去做苛刻的控制让他们做的一切，而毋需强迫。纳粹主义企图阻止一切可供选择的说服来源，然后通过传播炫耀，塑造它的臣民的心灵。借助于发射台和政治广播频道的数量，德国比起那个时代的任何一个国家来，取得了——就电台对人民的覆盖面而言——更多的东西。在希特勒执政的头一年中，他就作了多达 50 次的广播讲话。这虽是一件小事，但它可能是一个已经显露的新时期的端倪。

法西斯主义是适合于民主时代的一种权威主义的控制形式。在公民们受教育、被讲授和热切追求民主的地方，如德国和意大利，对权威主义的统治者来说，有必要说服公民们，他们不再需要民主。简单拒绝政治要求的老式办法不再会成功。法西斯主义并非简单地作为反对民主的一个选择，相反，它是以民主之子的身分露面的。民主的要求和能力若从未被唤醒过，法西斯主义也绝不会诞生。与民主相对立的法西斯主义灌输的中心思想其实很简单：顺从单向度的权威，尤其是顺从一个自由意志——领袖的自由意志。

借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一句箴言，“一切为着国家，永不反对国家，谁也不许超越国家”。

像我们将要见到的那样，共产主义国家的灌输方案也是通过对心灵的控制阻挠大众的抱负，维持单向度的权威，否则这些心灵便会反抗。不过，共产主义的说服又不同于法西斯主义的说服。它并不明确地吹捧权威。相反它许诺民主的未来。它并不鼓吹精英统治。相反它积极地实践在某些方面减少不平等和在另一些方面承诺这种减少。而且，我们将会见到，它呼吁人的某种理性，这方面远远胜过了法西斯主义的说服。它不使用希特勒式的术语

——“用你的热血思考！”——来激励人们。列宁、毛泽东、卡斯特罗不是希特勒，早期的斯大林也不是。他们都谈论平等主义的——有时是民主主义的——抱负，希特勒则没有这样做；而且，我们几乎没有多少根据来断言他们的言语比丘吉尔（churchill）、戴高乐（deGaulle）或罗斯福（Roosevelt）的言语更加虚伪。

所以，需要考虑一种可能性，即：特定的共产主义的说服或灌输模式确实是不同于法西斯主义这方面的模式，它指示了有关人的一个根本不同的观点。由于说服已被毛泽东主义者挑出来作为社会控制的主要形式在中国实践，我们有必要仔细考察它，并且——为了在以后参照它——给它一个称谓。因为缺乏现成的叫法，我们不妨称之为训导制度（prece－ptoralsystem）；

这个称呼来自于“训导者”（preceptor）一词，意思是教师。

训导制度

在理想化的形态上，一个训导制度是——概括地讲——大规模的、纯粹单向度的说服方式；在这里，少数智睿的政府精英指导着大众，所采用的方式很像卢梭建议教师教育孩子时采用的方式，他想象它是一个转变每个人的“更高级的智识”。世界上尚未建立任何高度发达的训导制度。只有共产

主义制度的不完善的现实因素。它比较像一种抱负，而非已接近实现的东西；它更多的是用来作为实施强制的（甚至是恐怖）的伪装，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控制制度。然而，它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主义的最有特色的成分和意识形态的中心因素，它激励了许多把欧洲的共产主义斥为官僚制和压迫性制度的人。但在共产主义者构造的这样一种新社会秩序的模式中，训导制度与传统的权威制度常常混在一起。在中国，两种模式处于冲突之中。如果说“文化革命”是毛泽东以第二种模式为代价肯定第一种模式的尝试，那么看来从“文化革命”以后，中国正在回到传统的权威之中。

为了说明建立在一个纯粹单向度说服之上的组织方法的可能性，我们需要为此创造一个简化的图式或模型。它应当尽可能的节省，提出尽可能少的问题。我们将假设，在下述意义上社会精英是智睿的，即：在消息灵通方面它不亚于一个民主制度中的领导层，它也同样尊重事实及合理的论点。我们还假设，它不会有意地和广泛地剥削大众，尽管它可能使剥削合理化和有时候盲目出错。我们不会假定，它完全有能力了解什么对它是最好的；我们也不假定，精英们与大众之间不存在任何冲突。

这样一来，训导模式比开头的设想可能多少更复杂一些。

单靠把传统的权威从等级制的权威制度中抽出去，然后把说服放入这种办法，人们是无法了解训导模式的。随着人们开始作出这种替换，另外的改变会接踵而至。

在勾勒它们时，我们将不成比例地从中国提取事例，在那里训导因素最为显著。不过，我们不打算在这一章描述中国的或其他的任何政治—经济制度。我们只想给一个训导制度的概念定形。像权威制度和市场制度一样，它仅仅是一个抽象：模式从现实世界的混合制度中选择了一组密切相关的因素。

教育、“新人”、唯意志论

训导制度是一个通过纯粹单向度的政府说服实施的制度，它说服的对象，不是一个精英阶层，也不是一个官僚制，而是整个人民。它还是一个旨在实现中央的理想抱负的制度，而不是一个广泛参与建立社会目标的制度。 “说服”（persuasion），虽然从技术上讲它是一个合适的词汇，却很难

用它公平地裁判训导制度里使用的各种各样的说服性交流。说服、信息、灌输、指导、宣传、劝告和思想控制，构成了用来引导理想反应的一套办法。“教育”（edu－catlon）一词比任何其他单个的词汇都更接近于公开宣布的的共产主义意图，可我们不得不给它打上引号，以记住它不过是一把掩护伞。

说服或“教育”首先瞄准的，是——但也许仅仅是过渡性地——人的个性的转变和“新人”（newman）的创造（如共产主义的演说中常常提到的那样）。毛泽东讲过“改造人的灵魂”的必要。“要斗私批修”。卡斯特罗宣布，“基本的任务”是“奠定新人的基础，这种新人对他在社会的作用、职守和社会责任有着深刻的认识⋯⋯”。

无论在苏联、古巴或是中国，构造的新人榜样来源于社会主义的思想，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的《一九八四年》和维多利亚（Victoria）时代的英国。无私、合作、平等主义和服务社会等等作为主旋律，同责任感、艰苦工作、自我约束、爱国主义以及在穿着、艺术欣赏和性行为方面的道德

保守主义等混为一体。新的个性的两个特点是不可分割的。“教育”试图创造出一种“自觉”服务于集体利益的人，就是说，他会主动去做那些在其他社会必须在命令或诱导下才会做的事情。还必须创造出会自愿响应国家和党的召唤的人，一旦国家和党要求他有某个行动的话。

解释所有任务并证明它们有理，争取大家赞成之——这一切需要太多的时间；说服的努力必须留给引导个性转变和激励完成重要任务，必须说服公民们接受他们的领导人在大部分任务分派上的权威。那么，在这方面如何使训导制度区分于传统的权威制度呢？区别在于，新人通常不需要任何外来的指导。在新人那里，权威是一个多余的工具，它的使用仅限于那种由于费时费力太多而不宜使用说服的场合。此外，所需的这种权威还有赖于说服在过去帮助它确立的基础。如果说这些要求看来难以满足的话，那么，它们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训导制度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抱负而不是事实。在今天的共产主义制度中，对特殊任务所进行的说服——例如劝导中国的城镇居民自愿到指定的农村去劳动的一场运动——经常含有受国家和政党的强制支持的重要指令。

对官僚制的敌意

一个训导制度不可避免地需要一个等级官僚制，以组织训导者们，即组织从事“教导”公民劳动的“教师、向导和领导者”这类干部，如列宁要求的那样。人们也许设想，在这方面，传统的权威制度和训导制度的区别仅仅是，在前一个制度中，官僚制是权威主义地指挥人民，在后一个制度下，同一个官僚制是“教育”人民。不过，区别是很大的。在训导制度中，政府和党的官僚机构的成员本身也是“受教育的”，而不是接受最高权威的命令。由于力图用对干部的全面“教育”来减少官僚制的影响，一个训导制度显示出对官僚制的意识形态上的敌意，例如，这种敌意在毛泽东的思想里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因素。

动员和革命

靠控制信息来诱导人们作消极的顺从，这是政治学的一个老故事。训导制度的“教育”远远超过了它。“教育”从每个人那里诱发积极的反应，例如在本职岗位上努力工作，把农产品交付给城市，参加水利建设，街道清扫，邻里监视，小组内的相互批评，教会文盲阅读。

其提倡者认为，“教育”对那些受资本主义环境影响根深蒂固的顽固分子是不可能有说服力的，那些人惯于谋取个人利益并同自己的同类对抗。而且，如果人们适应了国家掌握的“教育”，他们就必然较少地根据家庭、工会、教会、雇主、地主和其他社团的要求作出反应。一个人是不会顺从他的训导者的，假如他还在对村里的长老言听计从的话。所以，即使“教育”不是设计来取得一场革命的结果，它依然可能是社会革命的一种方法，而且，这种方法只存在于一个消灭了多元化的社团和依恋的社会，可以说，只存在于一个经历了

高强度的和渗透式的教育

只有高强度的和渗透式的教育能够完成社会转变。信息交流的十八般武艺全得用上：报刊、广播、官员的公开演讲、墙报、集会、授课、公众节日和纪念活动。另外，党的干部们还运用不断的小组会议和家庭会议，对单位的和家庭的成员做工作，通过家访形式学习政治理论，进行自我批评，培养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北京城的一个居委会公约显示出“教育”如何渗透到中国的训导教育的最深处。虽然似乎让人难以置信，居民们是这样商定的： “为了加强团结和互相帮助，要支援工作繁忙或生病的邻居，批评有缺点错误的人，也接受别人的这方面的批评；为了防止失火、制止坏人闹事和遵守规则，要求各家各户汇报来客的到达和离走的情况；负责清扫街道、水沟和厕所，消灭苍蝇蚊虫；要保持个人清洁卫生，经常洗澡、勤换衣物、饭前洗手、洗干净各种蔬菜瓜果，给小孩子穿戴要留心气候变化；勤俭持家，对衣、食、煤、水、电各项开支精打细算；参加扫盲学习，经常阅读报纸；关心国家大事，响应政府号召，参加各项活动，把情况转告给不能参加会议的人。”强度最高的活动通常是为党员和政府官员保留的，至少在中国是这样实践的。

“每个渴望成为党员的人必经经历思想改造的过程。首先，党要收集一份有关他的背景的尽可能全面的档案⋯⋯；其次，在党小组会议上，他必须回答有关他日常个人生活（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私生活）的所有细节的发问⋯⋯。随着了解的深入，党小组开始对他进行严格的批评⋯⋯。自始至终，这个人被迫使用意识形态的范畴和语言剖析自己。党小组的批评亦是如此。当他最终完成答辩时，已使自己的一切隐私公诸于众。而且，他面对着一个向他的所有失误发动攻击的有敌意的集体。一旦矛盾尖锐化，这便成了反对他入党的人的借口。这时，党小组的态度改变了，他们开始‘帮助’他树立一个正确的看法。”无论如何，普通公民会时刻被推上一个高强度的历程。

“…… 每个农民都务必提高觉悟，这样他可以逐渐进步和声讨地主⋯⋯。这对于让地主暴露真实想法，对于使农民产生‘诉苦’的高度觉悟，都是很要紧的。当每个农民起来揭发地主时，他终于克服了他在旧的统治阶级的真实权威面前的畏惧心理。”

理性主义

法西斯主义灌输召唤无意识的、非理性的动力，而一个训导制度呼吁有意识的、理性的激励；这是区分“教育”概念与德国和意大利曾经实行过的那种灌输的一个根本之处。在训导制度中，理性有赖于一种意识形态，它教导个人要“正确”认识社会世界和指导个人决定。虽然训导制度取决于道德和情感对增强理性的作用，新人创造过程的核心因素仍然是他所受的意识形态教育，它是提高他的觉悟、思想、理解力的水平的一个真正的尝试。对党员来说，高水平的觉悟是格外需要的。他们必须演讲、写作和发表文章。这一切所以可能，是因为“教育”常常有意来帮助人们发现他们真正的或客观的许多利益，而不是故意蒙蔽或利用他们。

毛泽东曾写道：人们也许能够禁止谈论错误的观点，但它们仍然会存

在⋯⋯只有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推理的方法，我们才能树立正确的

观点，纠正错误的观点。

毛泽东实施了强制，当他需要这么做时；但是，他的理性主义抱负似乎是确凿无疑的，如同他自己表明的偏好那样——改造一个灵魂，而不是摧毁它。

效率和创造性的新药方

对“教育”的重视和对干部“教育”的加强，同对官僚制的敌意结合起来，构成了训导制度最基本的特点之一，它可能也是最关键的追求目标。它靠的是个人的能量和资源，而不是社会的协作——这方面远远超过传统的权威制度或市场制度。

在社会组织内，重大成就可以靠两种方式取得。一种是对个人努力作出井然有序的协调，这在市场理论或管理学上受到重视。另一种是仅仅用不太严格的方式协调参与的个人，提高个人成就和发明创造的非凡水平。虽然所有社会制度都含有这两种方式，但在训导制度的梦想里，第二种方式起支配作用。它设定，其他一切现有制度都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因为它们无法挖掘个人的能量和资源。为了“开启热情、能量和创造性的巨大库存”，“教育”将向群众提供“能最充分地挖掘自身能量的知识”。尚未解决的大问题是个人及组织的涣散，因为多数人从未接受过这种挑战。

所以，在一个训导制度中，传统的官僚制对协调任务安排的关心，让位于不那么精确的分派。这种分派留给每个参与者以选择的自由，由他决定自己的职责和相关的义务，并把他的全部能量、资源和创造性带到工作中。强调重心的改变，适用于工作和公共活动里的干部和普通百姓。比较松散的协调还意味着相对于传统官僚制决策过程的重大分权。不仅如此，它也意味着大量的相互调整的行动，不过，这不是在最高权威内部，而是在一般公民和干部中间。

一个训导制度甚至走得更远。技术的能力服从于正确的态度（依靠“教育”）。充沛的精力超过了技术熟练的效率。通往效率的这两条通路之间的竞赛，表现在中国行政部门有关红与专的持续争论中。

重心从技术能力向正确态度的转变，还意味着，一个训导者或干部更经常地是多面手和专家。他不太发展一般官僚那种顽固的狭隘性，相反，对他参与其中的那种更重大的共同奋斗目标有较多的理解。由于见多识广，他变得更有能力。

无论如何，专家主义被看成是培育不平等和削弱社会凝聚力的东西。虽然涂尔干（Durkheim）也许是正确的——他认为，专家相互依赖所

产生的有机的团结，胜过建立在个人无差别的基础上的机械的团结——但在这里，职能的专门化却被视为是通向顺从、彼此不信任、没有情义、往往会产生误解的道路，因为它把人们按层次等级分开。

训导制度对分散化、创造性、挖掘资源和一般能力的重视，可以在市场制度内找到响应。它出现在近年来有关劳动组织的试验中，在那里，管理层停下了装配线，工人小组自己来决定个人的工作分配，工人们不停地变换着安排，而不再是一成不变地守着某一项任务。这种发明只有靠受过重新教育的工人和公民才可能广泛推广。而这种假设在训导制度中已成为“教育” 的根本所在。

亚当·斯密对通过分工获得效率的信念，同训导制度对“受过教育的” 新人的生产率的信心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

然而，无论是斯密还是他在市场意识形态中的追随者，从未完全忽视个人的动力。

相反，传统论点中关于市场制度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取决于对个人的货币激励的坚持、专一和强化。近年来，不论是“工业人际关系”运动，还是职业经济学家对经济效率和创造性的源泉的兴趣的复活，都给予个人动力和创造性以新的强调。因此，我们不能把训导制度中有关“教育”的能量和资源的想法作为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个外在的东西而斥为胡思乱想。它通过做出其他制度尚未充分做出的事情，瞄准了人类动力的一种革命性的再组织。

一个人道的制度吗？

至少是经常性的，那些给训导的想法留有余地的现实中的制度，也实行了残忍的压迫。例如，70 年代中期，柬埔寨的新的共产主义统治者们，实施了强迫人民大量迁徙，强制劳动、暗杀，以及对整个村庄和家庭的屠杀。无论如何，这一切不断构成了对人民的一种无所不在的威胁。依靠对通讯手段的垄断，依靠用自己的消息来洗刷公民的头脑，训导制度奠立了暴政的基石。

人们可以嘲弄训导的追求，因为在整个世界上，那些想取得权威的人正寻求用改良的方式对它乔装打扮。对于西方商业企业中出现的民主参与的趋向，有一种学究式的评论似乎对它的革命意义欢欣鼓舞：“在生产问题上，来自于工人和工会官员阶层的首创精神的广泛发展，已在组织上造成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

它要求经理按照领导层的见解去思想和行动，而不是简单地以权力和控制为标尺。”可是结论却暴露了局限性：“这并不意味着，他（经理）对组织的控制比从前他拥有的要少”。

如果权威隐藏在有关自由立宪的西方中一个参与和首创性的花言巧语内，那么，在乔装打扮的训导的意识形态里发现这种东西是不会让人奇怪的。

不过，必须给予社会组织的训导想法中某些明显的人道主义成分以某种肯定。尽管有过镇压，毛泽东主义后来的做法是重新教育而不是处死下台的领导人，而且毛泽东主义的思想把重点放在人的自发性和觉悟而不是技术上。很难把毛泽东的“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宝贵的”名言仅仅当成诡辩。从不同角度看，“受教育的”公民的想法就像人类信念历史上任何其他关于人的伟大思想一样人道，它多方面呼唤着人的作用——一定程度上讲比市场人（marketman）的观念更人道——，即便这种想法在中国已趋于衰败。

需要将作为一整套追求的训导制度与自由民主主义者的追求（即通过说服建立政府）进行比较，因为自由民主主义者很看重自己的为着个人自我发展而实行的非强制的政府的模糊观念。如我们将要见到的，他们也用一种“新人”为出发点，这种新人绝非由国家塑造，而是形成于观念的一种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