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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决策和计划
什么是我们至今为止忽略的政治—经济组织的可供选择的方法？ 环顾四周，我们看见了三种发展，正是它们建议了新的可能性。之一是以经济计划的形式尝试比较科学的决策过程，它看来无论是在公司内或在西欧的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的政府内都越来越明显。之二是南斯拉夫的一种新型公司。之三是多头政治的结构性改革。
在本章里面，我们将考察三种可能中的第一个：经济计划过程。我们
还可以通过说明市场取向的制度下计划的情况，提供了进一步比较共产主义制度的基点。对许多富有思想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清楚，即：未来属于有计划的人。他们坚信，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是不能够生存的，如果它们无法作出比共产主义制度更好的计划（既便是用它们独特的方式）。
两种决策和计划过程
从人道主义社会的两种模式的差异中（它们以对人的知识能力的评价作为划分标准），我们可以对两种决策和计划过程作出区别。一个近似于模式 1，我们把它称为“纲要性的”（Synoptic）决策和计划过程，在这里，要求全力以赴进行分析。另一个近似于模式 2，我们把它称为“战略性的”
（strategic）决策和计划过程，它要求重视有限的知识追求和对知识战略的相应需要，以指导不可避免的不完善的分析。
对有关知识战略的需要应有准确的理解。既然人们在模式 2 里无法靠智识掌握他们所有的社会问题，他们就依靠各种手段简化问题的解决。其中包括“试验错误过程”（trialanderror）和“拇指规则”，以及对各种问题范畴的”习惯性反应”（routinizedandbabitualresponses）。决策者的一个共同战略，是逐渐地和有序地进入过程，依靠目的和手段之间紧密的相互作用。在这样一个战略中，决策人较少地关心“正确”解决他的问题，较多地关心取得某个进展。他还较少地关心实现预定的目标，较多地关心用以往的政策修补尝试中的不尽人意之处——这时已经重新考虑过了目标和政策。设想把决策或计划的两种方法用于一项大规模扩展公路建设的 20 年计划。纲要性的理论要求，所有建议中的公路都要视为一张地图坐标系中的某个点， 每条公路都处在与其他所有公路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之中。但战略性的决策者或计划者是根据一个假设行动，即他们无法看清未来的 20 年。他们还相信， 他们没有能力把握所有交通线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使得一条路线的情况取决于其他各条路线的设计安排。因此，他们现在先确定某些急需的公路，之后再来分析它们的后果——这一切都在规划其他公路以前。
我们看到，模式 2 的人们还通过社会的相互作用去取得他们靠分析无法取得的结果。
市场的相互作用、投票行为和讨价还价便是其中的一部分。在多种可能之中，有一种是彻底的分散化：使问题和对它的分析零碎化。我使用“零碎化”一词（◻ eragmentation），并不意味着使一个问题有序地分割和再分割为等级制结构排列的组成部分，各个部分均由一个纲要性的决策者在等级制的最高层加以综合。相反，我指的是，对问题和它的分析任务的分散化是以下述方式进行的，即重新一体化的实现，不是靠分析，而是通过相互作用过程。
我们已注意到，权威之间的多半的相互调整，即为这类解决问题的相
互作用。
再以美国的收入分配政策为例。没有一个决策组织能够对收入分配负责。有关老年人的收入的政策责任，被指定给（或者说自称有权利的）好几个组织，其中有国会（它作为一个整体）、州和地方政府的专门委员会。有关学龄儿童的家庭的收入分配的政策，属于地方税务当局、州政府和各地学校董事会的职责。市场过程和税收当局对那些完全靠受雇收入的人来说，是
收入份额的主要决定因素。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协调这些方面。
然而，它们却是有协调的，因为各种各样的决策者依照相互调整的各种可能（前面关于权威模式的那一章已对此作了讨论），显然不得不用模式 2 的相互作用方式考虑彼此的关系。
相互作用的应用（而不是靠分析解决问题的方式），绝不只是偶尔小小地帮助一下决策和计划过程。我们已经见到，它是用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代替另一种巨大的可能方式，好比市场制度代替中央分析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一样。
模式 2 不排除分析，它仅仅有限地追求分析。我们不好说，一个模式
中的分析比另一个模式少。我们只能说，在模式 2 里，分析在战略上被适合于它的局限性和相互作用方式。
战略性的决策者把制订知识的政策或计划的能力当成一个稀缺的资源，它必须节俭地使用和小心地配置。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济动员时期制订的物资控制计划，是努力作出一个能力有限的分析的例子。由于无法为战争规划大量工业资源的配置，计划者决定把他们的计划集中在钢、棉花和铝三种物资上，根据是这样一个设定，即如果规划好这三种物资中任何一种物资的分配，那么其他许多资源的使用也会相互作用地适应它，而不必专门计划。
分析对相互作用的适应，至少采用了三种各具特色的形式。之一是每个参与者所做的分析，即他如何才能更好地扮演他在相互作用过程中想要充当的角色——坦率而有偏向地分析询问下述一类问题：“我将购买什么？” “我怎样投票？”或者，（对一个实业家来说），我如何扩大销售？”或者，
（对一个立法者来说）“我如何使国会通过这个议案？”之二是有关如何最成功地进入现有的相互作用之中以实现某种公共目标的分析，它是作为公共官员的个人有责任谋求的。“应当减少税收来刺激就业吗？”“应当加强对街头犯罪的惩罚吗？”第三种是对相互作用过程本身的基本结构可能的变化的分析：“应当打散大的实业体以使市场更富竞争吗？”“应当修改刑法系统吗？”“议会组织内需要什么变化？”这三种范畴中的每一个都需要比模式 1 要求的综合分析更容易的分析技能。
分析的两种方法——纲要性的和战略性的——的不同还表现在，战略性的决策者允许我们在第 19 章称为附带现象的解决办法或后果。资源配置是人们熟悉的事例。它的实现是通过市场的相互作用、作为个人购买和销售决定的一个副产品出现的。资源配置本身不表现在任何决策者的议事日程上。
战略性的决策者利用相互作用过程和它们的附带现象，而它们在某些方面被普遍认为是不合理的。例如，我们看到，市场制度下的增长多半是一个附带现象，即追逐利润的一个后果，而非追求社会目标的结果。
在模式 2 里可以像模式 1 那样细致和全面地作出分析。
比如，一个公司对它的购买或销售状况的分析，显然是适合于市场相互作用的一种分析，它在质量上并不必然低于对社会的资本配置的全部内容的分析。
多头政治的决策和计划过程
在多头政治下，决策和计划过程总是——毫无例外地——战略性的， 尽管也许存在纲要性的许多尝试。比如，它们是典型的增量式的、递进式的， 以及依赖手段或目的之反馈的决策和计划过程。有关增长、国防、收入分配、垄断、税收、工资、资源管理、工业关系、国际经济合作、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政策，年复一年地以连续的和永不止息的试验错误步骤的次序发展变化。
只要决策者关注的是公共事务，例如他在模式 2 社会中必须做的事情
（在那里寻求的是广泛赞同的政策而不是正确的政策），他将把有限的分析精力放在某些大的方面、有时绝对投入到对公民决断的分析中，而不是对面临的政策问题的宗旨要义加以剖析。在简化问题的分析上，这是一个共同的战略。投票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大的简化器。没有哪个官员需要分析政策问题以寻求正确的答案，如果它可以由一个选举加以解决的话——因此它是由一种决断的表达加以解决。
政策和计划制订过程的分析还总是与社会的相互作用联系在一块，它承受着部分解决问题的责任。经济政策的制订和计划过程的实现几乎完全围绕市场的相互作用进行，以及包含对改变市场相互作用的可能性的分析。城市计划同样包念对复杂的、相互影响的市场和政府过程的可能干预的分析， 通过这种分析塑造了城市。
正式的经济计划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许多多头政治内，正式的计划过程作为对市场制度下经济决策极端分散化的一个反作用而出现。它仿佛为纲要性的决策和计划过程提供了一个新的领域。可事实上，新机构制订的计划仍然是战略性而非纲要性的。计划过程从未尝试整个经济或社会的纲要性观念。
计划多半不过是对资本投资的说明，尽管它们也许还可以在有限的机构建制方面作出改革的建议。它们因而对各种相互作用、尤其是市场的相互作用中私人和政府的参与者构成了一种指示或设计的形式。例如，观察法国的计划过程的人认为，“⋯⋯有效的竞争和知识的计划是天然的盟友而非敌人。”计划过程也不会取代这些社会中任何寻常的决策机构或程序。它远不是尼赫鲁曾天真地描述过的那种理想化的纲要性计划。在冥想计划技术的转变时，尼赫鲁认为他看到了它在西方的作用：（计划）和发展已成为一种数学问题，它也许可以科学地作出规划⋯⋯。工业发展（计划）作为一种数学公式的事情已被普遍认可⋯⋯。科学工作者、计划人、专家，正从纯粹科学的立场（而不是意识形态主张）接近了我们的问题⋯⋯；他们一致同意，给定发展、工业化以及所有前提条件，就可以准确得出几乎是必然过程的结论。
虽然有特异议者和不可知论，人们议论最多的关于多头政治下计划成功的事例，是法国通过计划委员会实行的投资计划。这个委员会没有尝试纲要性的计划，相反，它大大推动了重要的私人投资者和政府之间的相互作用， 靠彼此收集和交换有关投资计划的信息实现这种作用。因此，它促进了由政府机构下属的每个参与的私人公司对投资计划的重新计算，它也把法国政府推到这样一个位置上，即用各种税收和管理上的权威越来越多地负责有关私人投资决定的合乎愿望的改变。
荷兰的计划过程的特点，在于它使用的数学模型的复杂性，以及在与
雇主和工会的协商中给予政府控制工资和价格的角色。瑞典的计划过程的特色是，政府对公司资金实行一种特殊的控制制度，靠它进行投资，及约束或放松对失业和通货膨胀的控制。无论荷兰还是瑞典的计划，主要限于获得短期稳定，而不是法国计划那种长期的增长目标。
它们都是通过对市场相互作用的增量干预发挥作用。
在美国，最雄心勃勃的创新，是通过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实行的为经济稳定和增长所建立的货币和财政计划。委员会靠影响市场相互作用过程的纲领加以计划。它的建议总是增量性的。这些建议被适合于总统在相互作用中、尤其是他同国会、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委员会之间相互作用中扮演的角色。
西德与美国一样，具有对国家经济计划的意识形态抵制态度，尽管不论是它的议会制度还是它的更集中的银行制度都允许它比美国走得更远。它与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对应机构是经济专家委员会，成立于 1964 年。这个委员会每年撰写一份有关经济趋势的报告，但不论是它或其他任何机构都没有为经济制订投资或发展计划。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曾经有过一次在各工业部门建立发展委员会的不成功的尝试；从那以后，英国失去了对建立国家经济计划的兴趣。仅仅在 1962 年，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委员会的建立，英国又转向法国式的计划。然而，甚至到了今天，联合王国也没有像法国那样使行政官员和实业界领袖核心勃勃地进入一个计划过程。英国政府也不像法国政府那样任意进行干预，通过税收和补贴影响个别企业的投资决策。
对纲要性的追求
悖论式地讲，正是纲要性的而非战略性的决策过程在多头政治中享有最高的尊重。
所以，在类似模式 2 的社会里，“计划化”最终成为指示模式 1 追求的那种决策过程的字眼。
学者们——通常是具有科学、工程、经济学或数学训练的学者们—— 抽象地讨论计划理论，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好的计划绝对是知识性的或分析性的。对他们来说，计划是有吸引力的，他们把它视为用人的知识取代政治的野蛮的一个方式。他们忽视了分析方式同社会相互作用之间的关系。
多头政治向着纲要性决策方向上走出的最大步子，是它们在中层和低层的非政治决策的尝试。先前的一个例子是 20 世纪初叶的美国“进步党运动”，它倡导的“好政府”主张由当时的城市管理运动提了出来。这一主张认为，一个专职的城市管理人员对于市政问题可以找到充分的、科学的、甚至是“正确的”解决办法，而不应在“政治上”迁就互相敌对的冲突的利益。同一类纲要性的追求今天继续体现在一些人身上，他们把政治看成具有“合作探索一个多少是客观的公众利益的含义“，有人因此要求由技术专家行使权威，或至少是由“国务活动家”（ statesmen ）而不是“政治家”
（plliticians）行使权威。
追求纲要性的另一种特殊的表达，是诸如系统分析、数理规划和投入
—产出分析这类具有自我意识的正规技术的广泛使用。只要这些技术集中在对综合分析和科学“正确”方案的追求这个范围内，它们均属于纲要性追求。它们把所有相关因素都大力结合进某种正式的分析之中。热情的人有时把它
们视为一切社会问题的充满希望的解决办法。
不过，在解决大的政策问题时属于战略性的而非纲要性的追求的一个方式是，利用这些技术，仅仅为了次要问题或小事情而试图作出纲要性规划。比较大的问题的解决，和对次要问题的解决方案的协调，仍然是战略性的。事实上，问题恰恰在于如何使这些技术在决策过程中，仅仅通过解决小问题作出大的贡献。迄今为止成功使用它们的，并非整个经济的计划问题，而是那些专门组织的狭窄问题：比如，某个军事部门的武器系统的选择，或者， 一个公司的工厂的规模和厂址的确定。
如果不是走极端，这些技术的使用可以同模式 2 协调起来，同战略性决策协调起来，后者需要适当评价界限问题的技术。然而，它们在极端形式上最雄心勃勃的使用，却是与战略性决策和模式 2 对立的。柏拉图的哲学王
（philosopher— king），卢授的立法者（Legislator），模式 1 的精英（共产主义领袖们至少曾经向往他们），与现代的正规的系统论分析的某些热情支持者是一条阵线的，他们都对适合于社会相互作用的战略性分析抱有敌意。
公司和政府的计划
在使用这些正规的计划技术方面，最成功的计划者不是政府机构而是公司。公司所以能够很好地运用它们，是因为公司在市场的相互作用中扮演了一个定义明确的角色。
一个公司可以向自己提出一个专门的问题（比如，产品的花色品种有多少才最有利可图？），而不必担心什么事情有利于社会、或除了赚钱之外它是否还要承担别的责任的问题。
与此相对立，极端追求纲要性的表现，是整个社会只有一个中央计划权威，它把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控制并入一元化的计划过程，这种方式使得相互作用成为不必要。没有任何这类权威在任何社会中存在过或曾经被认真考虑过。那么结论必然是，对于所有计划（包括政府的计划）而言，使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适合于相互作用仍是必要的。
政府机构的计划正是在这一点上被弄混淆了。常设机构在贯彻“公众利益”方面承担了广泛的责任。以正式计划的形式，它们被制订用来作不现实的纲要性尝试，定义它的内容，或者试图追求（至少是避免妨碍）许多价值观和社会目标；这些价值观和社会目标看来是包含在常设机构对公众利益的看法之中。约翰逊总统把系统分析同 PPB 公式（planCning－programming
－budgeting，即预算计划纲要）中的预算规划连在一起的努力，就属于这类方式。
多头政治之间的差别
在对模式 2 的近似上，及战略性决策的实践中，各个多头政治并不完全一样。它们的相互作用过程是不同的。美国制度的特点是否决权的广泛分散，因此政策的首创性比较容易受挫。国会拥有约 250 个小组委员会，每个委员会都享有重要的否决权威；然而否决权威已分散到各处。所以，在美国的制度以及其他类似的制度下，每一项成功的政策都需要就这一政策作一个
广泛支持的动员。与此对照的是英国的制度，相对而言，在那里，投票者从训练有素的政党和获胜的党的代表中选择主要的决策权威担任首相和内阁职务。
这样他们不必在每项理想的政策上动员一个新的后援同盟。一个制度是不断依靠特殊的立法机构中的多数（或者甚至是针对否决权所需的更大联合）；另一个制度则是靠一个更加长久有效的多数，它把一个强大的决策权威放进行动中直至取得改变。
与此类似，各利益集团在模式 2 特征的相互作用中以不同方式扮演角色。它们也许从多方面参加这个制度，例如美国；或者主要通过与公职官员的密切关系，例如联合王国和法国。不仅如此，多数多头政治是多党制，它们倾向于挑选宗教的、民族的或意识形态集团的代表，这些当选的代表必须与议会谈判的其他每一个代表达成协议。少数几个多头政治，其中有联合王国和美国，是靠政党发挥作用，它们在选举前引导着同各种利益的相对更多的谈判，这样在选举时每个政党可向选民们提供一整套政策方针，而不必就单个的问题逐一表态。在极端形态上，一个两党制允许投票者决定谁继续留在内阁中——获胜的政党的领袖们。在多党制中，内阁的组成是由议会中的谈判决定的。
权威的极其分散化，权力的分立，监督和平衡，多重否决权，政党纪
律的低度发展，相对立自主的立法委员会的多样性（而非一个委员会在内阁中扮演角色）——美国制度的所有这些特征，使得它相对于如模式 1 的轻微
色彩和英国那种依靠首相和内阁的纲要性决策而言，成为模式 2 的一个最典型的版本。
虽然多头政治的不同类型各有其强有力的倡导者，我们却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使结构的差异同表现的差异联系起来。英国的制度之所以受到普遍好评，是因为它看上去避免了美国制度下许多权威过分的分散化，虚弱的首创性、太容易的否决权和不断激增的党派性。但是当代英国几十年来的记录却是停滞不前和经济的龟步。
纲要性的障碍
通过回顾模式 1 和模式 2 的区别（计划的两种概念由此衍生），我们能够理解计划在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中保持战略性而非纲要性的必然性。纲要性的计划（似乎导源于上述模式）是可能的，如果（1）面临的问题不超出人的认知能力，（2）存在一致认可的标准（而非价值观上的社会冲突），用它可以判断解决方案，（3）解决问题的人有足够的动力掌握纲要性分析直至实现，而非求诸于拇指规则、决策惯例、猜测等等。对于纲要性计划或决策来说，所有这三个条件都是必需的。
现代国家大的政治—经济问题中没有一个能适合第一个条件。至于第
二个条件，若给定正在出现的原子武器、世界秩序、环境保护和能源保存等问题，也许可以说，全世界的公民和领导者将越来越相信，大家会共存亡。关于第三个条件，纲要性分析面临的障碍构成了不利于纲要性决策和计划过程的一个强有力的障碍。虽然电子计算手段和其他能扩展人的知识的新手段，在许多环境中给予分析以新的兴致，立法者和经理们必须面对的多数复杂问题仍然要靠仅是粗糙的（远非纲要性的）分析来“解决”。
纲要性分析极其昂贵。一个公共官员根本没有时间和耐心穷原竟委地进行分析，机关工作人员也不会多到足以胜任这个任务，尽管我们这样希望。因此，多数明显的纲要性决策事实上是凭直觉判断作出的，它的分析成分没有得到好的理解。或者，决定的制订是靠运用意识形态指导路线，它经常是不确当的，如果不是愚蠢的话。或者是求诸于一般的感受，它以老的偏见和旧的见解作为根据。或者依靠道德原则的符咒，它拿到近前一看就暴露了对现实问题的不充分性。或者指望参考遗传下来的陈见、神话、误释、习俗、有毛病的拇指规则等等（不排除其中有正确见解）。不管怎样，终究没有纲要性。
有时人们建议，纲要性可以更好地实现，如果——这是一个大的“如果”——制度中每个次要问题的解决办法基本上都是独立自主找出的话。之后便可确立一个内在属性，即模式 1 类型的传统构想的中央糀 E 划是有可能的和适当的。一个比较正确的内在属性是，它是可能的，但却是不当的，因为这时已无必要。次要问题的独立性丝毫不要求解决办法的集中协调。对于独立的次要问题和它们的独立的解决方案，如果实际上它们碼 e 在的话，分散化的市场次策过程和多元化的政治将会如集中纲要性的决策糀 E 划过程做得一样好。
不过，人在满足三个条件（有它们时纲要性才有可能）上的无能为力，
并不意味战略性决策和糀 E 划表现了令人鼓舞的前景。我们周围的证据处处表明，人在战略性决策上的失误是很大的和经常的。
许多有思想的人力求避免一个阴郁的结论，即多头政治不能够加强社会相互作用和有限的分析（我们已把它描写成多头政治的决策和糀 E 划过程的有特色的类型）的凌乱组合。他们毫无成效地追求纲要性，却始终不可得。这也许澄清了抉择的限度：它们可能已经揭示，在战略性的解决问题这个范围内，可以设想有不断的改进。
在它们中间，有一点值得注意，因为它的倡导者有时把它与对纲要性的乌托邦追求混同一体，从而损害了它的声誉。我指的是把效率引入相互作用过程的声音、尤其是把至少是实现某种帕累托最优化的方案引入多头政治的相互作用过程的主张。对相互作用过程的这类参与，在政治探索中得到了详细说明，它们是所有参加者都能接受的，并且对某些参加者来说至少是有正胊 e 优蔄 E 的。例如，在多头政治下，通过谋求控諥 E 通货膨胀的人与谋求增加就业的人之间的现代斗争，决策过程将得到极大改进，如果有参加者详细说明了研究改进方面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同时实现上述两方面目标。
专家的这种追求效率的声音，很容易成为替某些缺席者说话的声音。相互作用过程的明显不足之处之一是，许多人完全没有参与它，或者仅仅处在边缘。当譬如说工会和公司之间的相互作用为经济确立了工资率时，广大公众并不是有效的参与者。因此，对有效的解决办法的研究，通常会表现为至少是识别可能的获益者和受损者的某种尝试（否则他们的利益会受到忽略）。
实际上有这种专家吗？只能到受雇于市政议会和市长的城市规划者中去寻找，他们是美国管理和预算署的预算分析家，法国计划委员会的人士， 或英国财政部的税收专家。
这类“专家”——以及许多类似的人——作为追求效率的声音和替某
些缺席者说话的声音，可以而且常常执行了一个不可缺少的功能。
难以理解的是，他们自己常常错误地想象他们的角色。他们认为自己是纲要性的计划者。他们没有察觉，他们是模式 2 的相互作用过程的有偏见的参与者。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决策和计划过程
在共产主义者理想的世界中，他们将压制政治和其他的相互作用，企图把社会的重建解释为纲要性的决策和计划过程。只要还未找到“正确的” 政策，共产主义的理论家就会把他们的任务视为分析性地寻求正确的路线， 而不是陷于解决问题的相互作用之中。
比如，毛泽东承认马列主义“并未结束对真理的探求。”总会存在一个正确的行动过程，如果它可以被发现的话。虽然斗争在毛泽东的思维中充当了中心角色，它却是对与错、是与非之间的斗争。这是一场内在的意识形态斗争，通过它人们清除了自己的前社会主义思想的错误，这完全不是多头政治那种你争我夺式的相互作用。
共产主义制度在现实中是如何实现决策和计划过程的？它们如何具有纲要性？它们又是如何接近模式 1 的呢？
经济计划
纲要性计划最显而易见的模式表现在正式的经济计划之中。不过，我们已经看到，市场制度的相互作用在农业、消费品和劳务分配、以及劳动力分配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决策角色。在这些领域内，政党和政府的决策因而是战略性的而非纲要性的。严格地讲，因此，纲要性决策的雄心局限在投资和生产决策内。
在决策过程的这个有限的领域——尽管是主要的——现在被承认的计划较原先想象的更少纲要性。我们已经看到，共产主义的经济计划多半是包含了对以往的生产程序的补救式的、连续式的和增量式的改变。我们也已见到，生产程序和投入分配总在不断地被重新考虑和以各种相互作用加以修补：在各个企业之间，在企业和计划当局之间，在不同层次的计划权威之间。
正式计划通过诸如实物平衡和重复程序这类方法加以追求。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些方法瞄准的不过是经济计划的平衡或一致，因此它们远不是为了取得纲要性。用给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的一份报告的话讲，苏联制度“极少能够实现哪怕是一个平衡的计划。”共产主义的计划者承认，他们并未实现纲要性的经济计划。不过，他们对此的抱负能够体现在行政改革之中，这种改革在苏联的出现是与 60 年代流产的市场化改革平行的。
战战兢兢地靠近、随即又从一次不太纲要性的计划经历中退缩，至此， 苏联人也许增加了他们的努力，以实现对经济整体的知识上的把握。他们声称计划过程将变得更加“科学”。更多的计算机，更多的数学模型。更详尽的计划。更大的集中。更长远的预测。
迄今为止的一个后果是，在 7 年时间内，行政官僚制度扩大了 1/3。
其他领域的政策制订
由于经济政策较生产计划和社会、军事及其他政策都更加复杂，共产主义制度在纲要性计划方面几乎没有做任何尝试，尽管有模式 1 的花言巧语。共产主义的政策是通过政治的相互作用过程制订的，像苏联、古巴和中国的党在最高层进行清洗的人所目击的那样。统治精英在它关于什么构成一个复杂问题的正确解决办法的信念上，既不稳固，也不一致。
所以它不得不用整个范围的解决问题的相互作用来取代分析和理论。它们包括：政治局内的投票行动或讨价还价行为；党的领导层、军队和高层文官之间的谈判；使党制订的政策适合于群众骚乱和知识界异端的挑战。
在大的问题上，共产主义制度就像多头政治一样，被茫然无知和不确定性驱赶着走向无尽头的即兴创作而非概要性的计划。例如，从 1949 年解放以后，中国一直企图消灭小规模的私有农业以便于集体化。在共产主义的头一段时期，领导层得出结论，为了不出现麻烦，需要让私人家庭农业基本上不动。但是，从 1953 年到 1955 年，它又开始组织农民进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那里，土地是合伙经营和统一管理的，留下少量补充性的私人自留地交给农民个人掌握。
从 1956 年到 1957 年，在政策的另一次改变中，把农民组织进“高级” 合作社，此时，为农民个人入伙的土地支付的报酬被取消了。补充性的私人自留地仍然允许存在。（然而，在 1955 年，事实上关闭了自由市场，在那里， 农民可以销售他们自留地上的产品。
一年之后，1956 年，自由市场再次得到批准，私人自留地也有所扩大。）1958 年，合作社被并入公社，自由市场受到限制，私人自留地在法律上被
消灭了。公社建立了公社食堂和对基本物品的免费供应。到 1959 年，一年过后，免费供应和公社食堂已穷途末路。
这一年重新采用了自由市场和私人自留地。同一年晚些时候，私人自留地再度受限。但它们在 1960 年又重新实行。
一般地讲，公社的规模根据指示相应缩小到过去的一半大小；而且， 它们被剥夺了先头那种作为农业和地方工业的主要经济组织的地位。农业生产的责任回到以前的“高级社”的组织，甚至回到更小的生产队。
与此类似，苏联在“战争共产主义”时期尝试了工人对生产的控制和取消货币；1921 义”，它一直实行到 1928 年；之后，工业和农业开始实行一连串的五年计划，直到 1953 年斯大林去世之前保持了相当大的稳定性。从那以后，政策重新起伏不定，退回到稍微扩大使用市场制度和减少斯大林时期对实物的控制。要在美国的政策制订过程中发现任何较大的即兴创作的记载都是很难的。
但是，由于在共产主义制度中决策过程比多元化的多头政治制度下更少分散化，人们或许指望，在对政策后果的错综复杂性的了解研究方面，决策权威会比西方追逐利润的公司或专门的政府机构走得更远。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帮助和鼓励它这么做。然而，观察到的事实却是：苏联解决问题的特征是“暴风骤雨式的”，即（在国内）一段时期内抓住一个或有限的目标，猛烈地发起进攻，基本上忽视了其他的后果。这个政权关于如何左右社会变化的观念仍然建立在对目标的一次直接进攻的基础上，对成本代价和后果只有一个第二位的考虑。
确实，共产主义的领导人常常比多头政治的领导人更多地偶尔追求极
端雄心勃勃的政治，例如苏联 1930 年的农业集体化，或者中国的“大跃进”
（以及在这两种场合相伴而生的非组织化的风险）。然而，他们并不是在任何计划或决策中对这些目标的确定都不同于那些不作计划的决策者使用的过程。
像卡斯特罗创造新古巴人的雄心一样，多数雄心勃勃的政策目标求诸的不是大的步骤，而是多头政治的政策那种连续的增量调整。为了创造一种新人，需要数以百计的政策步骤，改变学校教育、工作纪律、工资、闲暇活动、政治参与和一系列其他因素。虽然苏联农业的集体化是以少数大的步骤实现，中国和古巴的农业集体化是以许多小的步骤完成的。
与非增量的变化相反，共产主义社会常常证明了一种极其迅速实现增量变化的能力。
例如，1929 年当苏联五年计划开始时，轻工业约占 30％的比重，重工业在 35％以下，这对一个类似收入、人口和自然资源水平的国家属于正常水平。仅仅 8 年以后，一个精心刺激重工业的纲领通过增量调整，使它超出正常水平 20％还多。
决策中的科学
科学对于模式 1 和纲要性决策是根本的。因此，并不奇怪的是，欧洲的共产主义制度较在单位资本收入同一水平上的欧洲的市场取向的制度，也许花费了更多资金用于研究和发展。但是它们很少使用社会科学。由于社会科学在世界的发展中主要是承担对相互作用的研究，所以，它们更适用于模式 2 而非模式 1，更适用于战略性决策而非纲要性决策。例如，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市场的相互作用，政治学主要是研究政府和政治的相互作用。去掉政府和政治解决问题的相互作用，留给政治学的全部内容不过是对行政管理的某些方面的研究。经济学的各个部分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完全受到压制，现在之所以给予了较大的余地，仅仅因为它们类似工程学。政治学作为不同于法律和管理研究的东西，很难存在于这一时期的苏联。“从苏联共产党 1917 年
执掌政权以来的 50 年中，它没有贡献一个有创造力和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中国始终对专业知识分子抱有敌意，因为他们中存在一种对革命变化抱半心半意的态度的倾向。结果是轻视各种科学。大学从科学中心变成了革命意识形态和实践工艺技术的学校。毛泽东断言，群众能够进行科学发明， 他宣布特殊的科学机构和专门的学者是不必要的。
所以，在共产主义制度中比在自由民主制度中更多的现象是，意识形态的命题取代了社会科学。这个替代表现为越来越多的委员会和政治宣言取代了研究和分析。意识形态的讨论成为党的官员的垄断物，像在苏联、也许还有中国那样。
它越来越多地替党辩护，“意识形态的僵化”看来已经来临。
因此，尽管意识形态继续在训导式“教育”中扮演角色并执行政策， 它对最高权威分析问题的贡献可能已大大减弱。
它从来超出在决策中作为社会科学的替代这个范围。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可怜的替代物（社会科学本身从未胜任自身职责），它转而被更加经验性的、实用主义的和增量的决策类型取而代之，后者比在多头政治下具有更少的科学内容。
在东欧用武力强加的共产主义制度中，以及在古巴，意识形态从未扮演过它可能曾经在苏联扮演过的决策角色。在中国，它的作用（不是训导作用）尚不清楚，虽然毛泽东主义者在与对立面的斗争中给出了他们对意识形态的依赖的证据；这个对立面强调实用主义的和传统的渐进主义的态度对待中国的发展。
但是，不论是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也不论是不是毛泽东主义方面的理由，中国的领导层始终是明显追求纲要性的决策。这种追求体现在领导层极为严厉地支配所有重大政策问题的争论和分析。他们这样做时，并没有发展出一个支持性的社会科学；然而，争论的习惯不仅仅应用于意识形态。在最高领导人中间，争论像毛泽东声称的，是一个“发现真理”的实践。观察家们注意到，“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具有分析一切事物的习惯。”中国的领导人显然在尝试勾划一幅整个社会的社会问题的地图。他们的努力可能是一个历史性尝试的组成部分，它想用知识直接承担解决社会问题的任务，它采用了一个比其他任何社会迄今为止的做法更广泛深刻的方式。这种知识的雄心壮志是否将比毛泽东和那种企图有惊天动地之举的肤浅性存在得时间更长， 仍是很难预测的。苏联人在 20 年代时对理性曾有过同样的盲从，那时他们经常宣称，“科学是苏联的宗教。”
24、共同管理和南斯拉夫人的创新
近几十年来工业组织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发展，是商业企业中形成的小的合作劳动集体。这是一个人们互相能见得着面的集体，它逐渐担负起了安排任务的责任，有时还承担了集体工资收入分配的重任。在英国工业里， 劳动场所的各种委员会平稳和逐步地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几乎一半的英国工会主义者是某个委员会的成员。集体的权威是非正式的，但它们在决定工资和劳动条件时成为重要的参与者，有的时候以传统的工会权威作为牺牲品，虽然这种集体仍是工会的一个部分。在其他西欧制度和美国，类似的劳动集体一直在发展，有时还获得法律的推助。
它们把模式 2 的多种相互作用过程结合起来。
从整体上看，这个运动和它的主张者对于有关劳动场所的较大的政治问题依然感觉迟钝。它们从未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为什么权威有赖于或应当有赖于财产而不是雇员？彻底废除传统的权威会对福利和生产积极性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有一些新的声音提出了这些较大的问题。新型雇员对公司管理的参与，暗示着公司统治最终急剧变化的可能（虽然还很遥远），这在欧洲比在美国更甚。
这个新的浪潮，在好几个西欧制度下正轻轻拍打着公司统治的岸边，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它已在南斯拉夫发展到高峰，在那里，抛弃了传统的共产主义的中央计划，变成一个市场取向的制度。
工业民主
工业管理方式绝不像它的批评者经常断言的那么具有剥削性。倘若如
此，工资就不会上升。事实上，从最早的工业发展以来，远在工联主义之前， 所有工业化国家中的工资都呈上升趋势。工作条件也不会稳步地改善，像它们在历史上表现得那样。在多头政治中，改进的机制，确切地说是限制雇主的机制，是市场制度，尤其是劳动力市场，在那里，雇主必须以更好的工资和劳动条件对劳动力投标。（在繁荣时期，投标方式可以具有高度竞争性。）
如果争夺雇员的竞争是激烈的，劳动力市场实际上认可了对雇主的某种程度的工人控制。
然而，劳动力市场是工人控制的一个极不完善的工具，尽管长期以来在推动工资和提高劳动条件方面它成绩显著。它的有效性在失业时期经常骤然跌落。甚至在比较顺利的时期，一个雇主可以轻易地解雇任何现有的雇员。劳动场所的民主化对工人来说，要求有比竞争更多的东西。
许多力量加强了在劳动场所实现更多的民主的当代要求。1968 年 5 月， 法国经济瘫痪了。几乎所有主要的企业都被一场没作准备的工人反抗斗争停业了好几天，这个反抗没有同工资争论或任何其他特殊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它是一次极端事件，它若没有预示工业化社会将有一个越来越多的麻烦的未来，那将是令人奇怪的。一个逻辑上的设定是，这个插曲是一场异化的危机。
虽然学者们为马克思使用“异化’（alienation）时的含义争论不休，马克思的概念至少用符咒幻化出多方面处于悲惨境地的工人的图景。工人从他的工作中得到的不是快乐，不是动力，也不是自我完善。他从他生产出的产品里也未得到这一切。由于劳动场所的权威结构和他与同伴之间的竞争， 他还被人从一个与他的同伴之间相互报答的密切协同关系中分离出来。论述异化的文献如汗牛充栋。这些问题的存在，对于有怀疑态度的人，更不必说对于其他人，从理性上讲都是确凿无疑的。另一方面的证据同样使人笃信不惑，即劳动场所中存在的即使是有节制的民主形式也常会带来宽慰。它们提供了讨论和理解目标的机会，提供了组织任务（它实现明显的目标）的机会， 提供了享受成就的机会，提供了用互相尊重的方式把劳动伙伴们团结起来的机会。
那些详细阐述了各种慢性症状、把它们作为异化而非工作道德下降的人提出了十分相似的观点。至少对于重复性的工业劳动的许多形式，社会的某些部分正回到比较古老的看法上——如古希腊的和其他时代及文明阶段的看法——，那就是，多数劳动的品质在下降。工作并不必然成为或通常应成为扩展人的能力的挑战，也不是培养个性和长处的经历。从极端形式看，某些工业劳动扼杀的，不止是一些丧失能力的人，它们还使数百万的职业变得毫无价值。虽然亚当·斯密大大称赞了分工，把它视为生产效率的一个主要来源，他还是承认，“那些一辈子都在履行少数简单操作程序的人们⋯已变得像人类生物可能出现的最严重的愚昧无知。”出于对异化和工作道德下降的关注，有了一个特殊的说法，即工业民主将使工人们成为更愉快、更优秀的人，而且还将通过改善积极性刺激生产。传统的工作纪律是处在炮火下的： 不论是市场诱因（报酬、推销、解雇），还是权威主义的指导。在这方面，许多现代的实业家发现了同毛泽东思想关于动因的令人惊奇的相通之处，人们坚持认为，在各种因素里，参与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可以代替传统的动因。
对工业民主和参与动因的某些新的兴趣，源于对一个根深蒂固偏见的更深刻的挑战，这个偏见就是社会科学家和经理都把协调作为效率的关键。能力、开发资源和创造性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效率的巨大的尚未充分利用的
源泉。通过提高个人生产率减少个人和组织的怠懈，现在常常被断言为比过分注重加强协调有效得多的事情。我们已经见到，毛泽东的思想意在用协调充分挖掘资源，但西方经营管理的创新者也如出一辙。
工人控制的试验既出现在自由民主世界、又出现在共产主义世界这一事实表明，私有财产和私有企业并非像社会主义者一贯相信的那样，是劳动场所的民主化的主要对象。
相反，主要对象是企业内的权威等级制和权威主义结构，不管企业是否依赖私有财产。
参与式民主
在有些国家，工人控制运动是一个旨在使集体生活的各个方面实现参与式民主的更广阔运动的组成部分。作为一个民主改革运动，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这样一类信念，如密尔所说的民主对公民“在知识、长处、实际活动和效率上的进步”起到的作用，他也怀疑代议制政府是否充分。卢梭认为民主在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是不可行的，因为这样大的制度不可能形成参与的共同体。密尔担忧的是“国王们和贵族们的不吉祥的残暴的利益”，他推测出各种参与形式以约束这种利益。旧式的关切现在为一种新的对官僚制的抵制所取代。
今天处处可见的是，大量的学者、实业家、管理人员、学生和雇员要么怀疑它要么捍卫它。有些人深信，在非人格化的组织中窒息了个性，靠权威主义方式指派和细琐地分配任务。
他们认为，通过集体决定，任务是可以自我安排的，通过这种安排， 任务又可以发生变化和成为一个整体。
有些人声言，参与方式是一种行为，它鉴于自身的缘故而具有价值。有时人们还打算用参与方式削弱契约关系，加强亲缘关系、邻里关系、感情关系、效忠关系或者目标的认同。1887 年，菲狄兰·托尼斯在《团体和社会》一书中比较了正式的组织与更“自然的”形式。这种比较在政治哲学里有长久的历史。埃米尼·涂尔干，洛德·阿克顿（LordAcCton），列奥·杜吉特（LèonDuguit）和其他一些人曾考察过它的某些方面。参与式民主的倡导者实际上是建议恢复较古老的共同体的价值观。人们甚至认为， 一个受挫的共同体的渴望在极端形式上会驱使整个民族进入所谓“极权主义”（toCtalitarianism）的共同体的骇人听闻的扭曲模仿之中。
质疑
怀疑参与式民主的论据在一些人那里是不乏供应的，他们害怕参与方式会带来过多的混乱，害怕对领导人的约束太严，害怕公众对政治的偏见太深。在古代雅典，“民主越完善，公民们就越可怜。”主张参与的民主主义者的盟友也许有一天会背叛他们：这些人是反官僚制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 他们主张的是知识而不是传统权威，社团而不是等级制，分散化的首创性而不是强加的协调，计划化而不是紧急状态式的行政管理。
乍一看，他们的论点是一些值得称赞的建议。但是，一个并非不合理的解释是，事实上他们的主张是以一个精英代替另一个精英。他们将把比较
自由的束缚（和支配）交给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和专业化的精英，他们是老的、“外行的”官僚制的继任者。
我们现在并不是非要去估量与这些怀疑论点针锋相对的抱负。此际说明一点已足矣，即我们在参与式民主中见到了一个新的潜在的但不是不可挑战的极为重要的运动。市镇会议的衰败表明，参与式民主是现代社会遗漏的一个事业。可是，它在以色列的集体农庄（kibbutz）的复活，以及在 1964 年美国“经济机会法”下新的共同体行为和共同发展集团的抬头，表达了一种不同的论断。在坦桑尼亚，通过旨在成为新型的政治—经济共同体的建议， 正在追求一种参与式民主的可能：“乌贾玛”（Ujamaa）乡村合作社运动。
它的某些基因正在中国的公社中培育成长。
实现更大的参与式民主的最肥沃土壤看来是工业，这或许是由于民主的潜力在这个活动场所十分巨大，在这里，权威主义具有长久而广泛的实践和受到极少的怀疑。面向工业民主和参与式民主的运动，成为工人控制管理的一次新的鼓励的导线。
工人控制
工业的民主化并非很久以前已实现的事情，这个事实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假定提供了凭证，即财产所有者认为政府的民主化远不像工业的民主化那么有威胁。他们对一个要求让步，但他们不会向所有其他的要求屈服。毫不奇怪，他们理应如此。在保护财产的宪法秩序下，政治民主对财产所有制特权的挑战仅仅是边际性的。对比之下，工业的民主化迅即、直接和绝对地打击了这些特权。尽管工人控制作为使工业（和政府）民主化的一个方法提供出来，它的最大胆的表示至今为止仍然来自于一个权威主义的非多头政治的状态之中，在那儿已取消了工业的私有财产。
南斯拉夫自治的规则是，所有雇用 5 人以上的非农业企业归社会而非个人所有。它们被置于企业雇员（包括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的监督之下。至于较小的企业，所有雇员都是工人委员会的成员。在 50 人以下的企业， 工人们选出代表委员会。在很多大企业，企业内各种可识别的生产单位各自选出委员会。根据其正式的权威，委员会在企业中地位最高。
虽然它们把直接的管理任务委托给管理委员会和经理，管理委员会通常是从委员会成员中抽调的。从 1968 年起，这个委员会享有招聘、选择和罢免经理的权威。从这一年起，企业不再像苏式组织那样听从面面俱到的政府指令。它们相当程度上是由政府和政党管理，但多少是采用了美国、法国或英国的公司管理的类型。
所有这一切是在一个权威主义的制度下，在一个共产党（南共联盟） 和政府（它经常实行严厉的镇压）的监视下建立的。但是比任何其他共产主义国家更进一步的是，在这里，媒体享有一些重要的自由，个人在国内外的旅行几乎完全自由，立法机构享有某种真正的权威，公民参加的各种选举比在其他共产主义制度下更真实，共产党作为社会的一个督察不是垄断的或有效的。南斯拉夫的领导人理论上赞成不适用于模式 1 的两条值得注意的原则：特殊利益的合法化；组织上的某种自主性（赋予公社、立法机关、企业、工会、工人委员会和其他组织）。工人委员会的选举不单是一个摆设，尽管党和工会还控制它们，以及还存在其他严重影响民主抉择的不完善之处。
南斯拉夫的实验表明，一个在某些方面很虚弱、由于多种原因不肯自称是无所不能的模式 1 精英的权威主义政权，可能发现某些优势使工人控制有某种重要发展。在南斯拉夫，历史的、民族的和文化的分裂是如此巨大， 作为一个国家的意识是如此虚弱，以致于领导层无法实现一种坚定的集中控制。工人控制既是承认南斯拉夫社会内强有力的离心力的一种方法，又是把权威移交给许多小的企业单位而不是大的地理单位（六个南斯拉夫“共和国”）的一种方法。人们担心，若把权威大量移交给“共和国”，会使颠覆活动成为可能。一个极端零碎的分散化比一个相对有限的分散化更加安全。
南斯拉夫自治的富有特色的问题进一步揭示了它的轮廓。之一是管理上的不胜任的可能性，这个问题存在于任何一个迅速进入工业化的国家。在某些地方，工人们选择的是宽厚的而非有能力的经理。在有些场合，企业的选举政治允许一个指导者用他的地位拉拢一批追随者。对党的忠诚一般地讲也许比管理的技能占有更大分量。不过，许多劳动集体显示出对管理才能的强烈兴趣。雇员自己的收入取决于它。
工人委员会通常寻找专业的经理。它们不想让自己同伴中的某个人—
—未受训练和缺少经验的人——担任它们的经理。雇员们的短期眼光可能被证明是比管理上的无能更麻烦的事情。管理企业的任何工人或其他集团，通过超额的工资报酬或者其他以分红或奖金形式出现的分配，能够剥夺企业的增长资本。靠同样的方式，它可以削减它的劳动资本。超额的分配看来事实上在南斯拉夫提出了一个经常性的、尽管不是没有资格的问题，因为南斯拉夫的药方丝毫没有授予雇员在离开企业时持有或卖出股票的权利。当他还是雇员时，他必须拿走所有他能够从企业拿走的东西。
南斯拉夫的经历是劳动的浪费，经常缺乏纪律。不过，在那些具有传
统管理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可能一概如此。我们尚没有充分的资料说明自治与雇员纪律之间有何联系（假如有任何联系的话）。另一点困难在于，自治在除了小企业以外的所有企业都是通过代表而非直接的民主实现的，因此它部分地丧失了扩大直接参与。但是，哪怕是在大的企业中，通过管理委员会成员的轮换，也许还有某种收获。
像许多市场取向的制度一样，这个制度也受到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折磨， 有些通货膨胀几乎肯定归咎于工人委员会批准的超额工资分配。在现在的制度下不可避免地还要出现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的雇员收入差别。工人委员会本身常常受到冷淡，受到白领排斥蓝领参加委员会的倾向或受到受过较高教育的蓝领支配委员会和选举的倾向的削弱。
不平等主义的持续影响的一个标志是，工资差别的结构非常类似于西欧市场制度下的结构。
与工人控制对立的党对企业的控制，坚持要把某种集中控制与分散化结合起来。非法的私有企业在建筑、卡车运输、旅馆和其他许多领域公开活动。而且，制度负荷着垄断的严重负担，既然在缺少足够的国内或国外竞争的条件下企业可以轻易地抬高价格。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工人控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一个抱负。
从另一方面讲，它也许主要还是一个抱负：有时工人控制制度成了管理的俘虏。经理和他的手下人，凭借对企业事务的技术知识，有的时候使工人委员会成为橡皮图章。
60 管理，给后者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首创性余地”。一份后来的对两个
公司情况的研究认为，管理层在企业内广泛协商请教，采纳首创精神，对雇员的主动性作出响应，并且在（通过一致同意）承担高水平的责任和操纵工人参与之间“走钢丝”。关于权威和其他力量在管理层同工人之间分配的观点有多种多样。似乎已清楚，自治在磋商同参与之间划出了一个大的区别， 现在这种情况比 60 年代更明显。不过，也许不假的是，“传统的权威路线事实上尚未彻底改变。”
分散化决策的协调
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分散化企业的协调。任何参与式民主制度下的一个根本困难在于，高水平的参与仅仅在小集团中才有可能。但是，相互间的依赖禁止赋予每个小的决策集团自行其事的许可。一个企业不仅对于它的雇员重要，而且一般地讲，对于数量上远远多于它的雇员的人来说也是重要的，因为企业是为他们生产产品或劳务。列宁很早就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拒绝让工人控制采用“工联主义形式”。解决方案是显见的，但无一令人满意。人们把参与式民主限制在与相互依赖有关的问题上。但这意味着从参与中抽去重要的内容。另一个办法是建立一个有处置权的中央权威，由它监督分散化的单位，像美国的州政府对市政当局的监督一样。这个方案正好使权威、等级制和官僚制的许多因素永久化，它恰恰是参与式民主运动所反对的。
对于任何分散化的自主组织来说，原则上经常存在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
这是模式 2 特征的方式。在不存在任何协调权威的前提下，让分散化的单位谈判，以其他方式相互适应。让它们自己就将彼此为对方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问题达成一致。
然而，在许多现实环境下，任何小集体不得不交涉的其 925 他许多决策单位大得难以想象。数以千计独立的单位参加的谈判，其复杂性会使整个相互适应的过程瘫痪。相互适应本身的巨大任务就需要职业的专家，结果使普通公民再次发现他被推离了参与过程。
不过，在某种环境下，数以千计甚至百万计的小集体的相互调整会有作用。我指的当然是这种环境，在这里，相互调整可以通过市场加以组织。对此，南斯拉夫人已经理解。尽管他们对市场制度尚有敌意，尽管他们还沉浸在马克思主义把市场制度与私有财产、资本主义和无政府状态等同的教义之中，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者能够想象，分散化的单位可以由市场协调，而不是靠中央政府的官僚制手段。他们能够在心目中把市场制度同私有企业分开，因而用一种新的方式运用市场制度：没有私有企业，却有工人控制。
南斯拉夫的市场社会主义
南斯拉夫向市场社会主义的移动，现在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它的领导层对共产主义集中计划的普遍的低效率作出了反应，这种低效率已导致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者试验市场制度的某些因素。它对它认为的一种骇人听闻的不一致作出了反应，那就是：一方面，历史上的共产主义具有人的解放的抱负，另一方面，苏联式共产主义实行了愚蠢的官僚化。
可以肯定，它对苏联模式的敌视源于民族主义，确确实实源于南斯拉夫的多种民族主义。但是，至少从拥护民族独立的愿望出发，它把它对苏式共产主义的异议提到主要原则问题上。不论是从一般效率考虑，还是从理论上共产主义对工人阶级控制的责任计，南斯拉夫都从市场制度中发现了新的优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和毛主义都反对它们所认为的苏联共产主义的官僚主义退化。它们都看见了大幅度分散化的需要。
对于毛泽东，虽然他从未像铁托那样实现分散化，但协调是要靠训导式“教育”才能获得；对于南斯拉夫人，是通过一种新型的市场制度。除了毛泽东的道路的可能性，南斯拉夫对苏式官僚制的共产主义的拒绝看来别无选择。
直至 1968 年苏联镇压以前，市场社会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也处在发展进程中。市场社会主义不断吸引了所有欧洲共产主义制度中的某些政治领导人和行政人员，最近几年一定程度上已在匈牙利建立起来，尽管也存在对苏联可能的干预的担忧，如果它走得太远的话。许多东欧的共产主义者以某种方式正在重新发现模式 2 类型的古典的经济自由主义。比如，在解释为什么南斯拉夫要发展市场社会主义时，铁托回到了分工的命题，它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为市场制度奠定的基本命题。铁托写道：⋯⋯落后的、虚弱的和很小的企业，不能够加入国际分工。这就是为什么生产的一体化和彻底的专业化是必要的，那样，生产会尽可能地便宜，提供最好的花色品种和质量。
南斯拉夫人通过市场制度敢得的这种自由化，在一段时期内还伴有政治的自由化的竞争。他们在若干方面做到了这一点：党和政府的分散化，鼓励公民直接参与地方政府，开辟讨论政治和利益集团的某些新领域，对适当程序的加强和约束专横的逮捕及惩罚，最后还有对议会和选举的独立支配作用的一个重要的、尽管仍不太大的发展。近些年来，“共和国”之间的内部冲突导致铁托取消了一些改革，未来仍不确定。
市场和企业
自 1952 年首次从斯大林主义的中央行政管理方式背道而驰以来，南斯拉夫在减少集中指导的方向上迈开了一系列步子，它把实质上的集中指导同市场引导结合起来，到 1965 可以发现的情况相似。它的实现不是靠一个强制性的中央生产计划，而是靠特定的干预，如税收，偶尔的补贴，与特殊工业有关的特殊管理，以及中央的和“民族的”（即省一级的）对主要新投资的控制。
南斯拉夫企业生产的是它认为有利可图的生产。它的新的投资资金的取得，如果不是来自企业内部节余或地方政府投资，总是来自商业银行。银行在借贷方面不是听令于行政计划，而是以对投资利润的考虑为基础，尽管一直存在银行信贷模式方面的党和政府的某些监督。企业通常能自由地从市场购买它的投入，当然，它来自于其他企业在市场上的自由销售。它从政府和私人所有者那里租借土地。它雇用劳动力，不过有一个差别，在最低限度工资之上，工人们还得到以利润分红形式出现的收入，这根据职业不同而大小各异。
像美国经济中的私有企业一样，南斯拉夫的企业必须弥补它的成本，
包括最低限度的工资水准，在经济上应裕自如和立稳脚根。它能自由地寻找新的市场，转让它的产品，在工资（包括工人们的集体福利）和企业增长的再投资之间分配它的利润。
任何个人或集团均可建立新的企业，事实上这一工作多半是由地方政府（自治共同体）的单位或现有企业承担的。除了 5 人以下的小型私有企业外，企业一旦建立必须成为社会所有制。至少作为一种试验，有些企业的建造是作为联合投资方式出现的，它把南斯拉夫方面的社会所有制与代表外国公司参与的那方面的私有制结合起来。要求混合企业也实行雇员自治。
为限制垄断，政府使用了各种方法，包括减免关税和消除某些重要的约束。它旨在鼓励外国企业同本国企业竞争，既为了使南斯拉夫国内价格下降，也为了迫使出口企业把成本和价格压到能使出口成为可能的水平。
工会是企业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其重要性常与工人委员会发生竞争。远比任何其他的共产主义制度走得更远的是，雇员们依靠工会这个手段能够捍卫自己的职业利益，虽然它仍然是党和政府指导企业和劳动力的一个工具。是否应当让罢工继续合法化，仍是有争论的，罢工至少处在不合法的边缘上。实际上，罢工是很普遍的。据报道，1958 年至 1966 年有 1400 起罢
工。从 1968 年以后官方再也不报道任何罢工。
社会企业扩大的潜力是在农业中。原先的集体化农业现在多半让位于私有财产和私人农场，虽然国营农场或集体现有的占全部耕地 10％至 15％ 的面积在向国内外市场提供商品供应上表现出色。1953 年从集体农场向私人农场后退的举动，曾被辩解为适宜的和必要的，到了共产主义新人的发展时期又一次使集体化农业成为可能。也许大规模机械化农业的潜在的更高效率使南斯拉夫领导人心动。官方教义仍然宣称，私人农场（虽然已对农场规模作了限制）有一天将要取消，不过，它不是被计划化的农场而是被市场取向的自治农场企业取代。
领导的双重性
南斯拉夫如何对付领导权的双重性和企业管理的特权地位（这是市场制度的特征），还不太清楚。由于总的说来企业很小，权威和经理的其他权力对政府权威构成的挑战要小于比较工业化制度内的情况，经理还听从党的控制。通过党和政府，用权威主义方式指导经理去追求利润，在这种环境下， 甚至连私有企业也愿意听令，因为获取的恩惠好处足以产生这种激励。经理们还要服从于通过政府、银行、工业协会、职业同盟和青年组织的控制。
如果对管理的这类控制取得了理想的结果而同时又保持了管理决策的市场标准——例如，如果强加给它们那种导致企业赔上高成本或惨重损失的决策——那么它们必须靠技巧和约束加以管理。但是，南斯拉夫尚未发现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方式去控制实业界领导人，这一点从严重的失业和通货膨胀中体现出来。南斯拉夫的困难表明，我们对于如何在市场制度下使用实业界领导人，而（一方面）没有丧失形成对他们的足够控制，（另一方面）建立能够削弱企业或使之瘫痪的控制了解甚少。
也有可能，私有企业制度下实业家的特权将变成各企业内雇员集体的特权。他们也许心安理得地享受从政府那夺来的舒适的垄断特权，他们会发现这样一些好处对于他们努力工作是必要的，像实业家在私有企业制度下做
的那样。他们而非实业家将享有一个特权地位。
这样一种发展显然远非理想。如果特权从管理层转到雇员手里（用民主和平等主义的多种标准衡量）算一个收获，那么经济分裂成垄断的孤岛肯定不是一个好的结果。同样，若它分裂出这样一些工人控制集体，它们各自完全按照私利、几乎不顾国家其他方面的利益来运作企业，那么这也不是我们之所求。
前景
市场社会主义和自治在 1952 年以后由于极其迅速的、如果说是飘忽不定的增长以及生活水平的很大提高得以实现。
1954 年至 1964 年期间，国民收入几乎每年增长 9％，并使南斯拉夫成为世界上少数增 长最快的经济之一。从那以后增长放慢了几年——部分是由于反通货膨胀措施。1969 年以来，增长一直很快，虽然没有达到原先的速度。1969 年到 1973 年底，年均增长率为 6．65 墨西哥是 6．9％）。
然而，无法用任何单独事例判定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靠市场社会主义第一阶段的稳固的历史冒险甚至更不能下断言。与之类似，人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论证说，南斯拉夫制度的可识别的问题，是市场社会主义的所有冒险中固有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没有哪个国家熟练运用过市场制度； 南斯拉夫亦不例外。它甚至还没有建立良好的统计、财政和管理程序。而且， 作为工业化的一个新手，在管理和利用市场对付垄断、货币障碍、就业波动、通货膨胀、劳资关系等方面，还缺少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那种长期经验。
它目前在使用市场方面的不胜任，可能说服南斯拉夫人再次离开市场。
或者，假使合法的和非法的私有企业不断增长（像它们一直做得那样），假使经理们掌管了工人委员会（像美国经理掌握了股东大会一样），这个制度也许会在事实上（若不是名称上）转向一个有着或多或少的权威主义政府的传统的私有企业制度。另一方面，南斯拉夫或许预示了一个远为有效和公正的经济秩序的逐渐成长。在摧毁市场制度与私有企业的历史纽带时，南斯拉夫可能——至少是一种可能——使自己和世界踏上一个新的历程。
25、一个通向民主的未来吗？
最后一章将把前面各章的许多命题集中起来，以说明未来进一步在国家政府中追求民主传统的可能。人们假设，这种可能不仅限于现有多头政治对民主的不完善的近似中。
从现有的一个多头政治到另一个多头政治的变化是微不足道的。它们的差别不足以为潜在的民主的政治—经济组织的新方向揭示多种机会。
大胆构思的主要的新的民主选择尚未设计出来。它们也许永远不会设计出来，尽管它们的设计可能有一天对多头政治的生存成为至关重要之事。在平等主义者眼里，民主运动很少有大胆的追求——例如法国革命。它始终是小心翼翼地、犹豫不决地创造新的政治形式，被人从尾部推向一个永远含
糊不清的未来。议会制政府把它在英国的诞生归功于皇家贵族会议的逐步扩大，靠这种东西适合于并非一个新的民主设计而是一个成长中的中产阶级参与管理自己事务的需要。在美国，宪法的缔造者们把他们的使命视为约束（不过是贯彻）大众对政府的控制。如在英国一样，在美国，选举权的扩大总是由这个或那个政党完成，它们仅仅是为了取得对其他政党的优势。黑人政治权利的获得，只是当持续的拒绝已成为令人愤慨和具有毁灭性的事情时，才犹豫不决地授出。一个比较广泛的工人阶级对政治的参与，是 30 年代大萧条的一个偶然后果，当时产生的争取劳动权的请求是为了组织集体的讨价还价。根据同样的方式，新的多头政治形式设想更多地是从新的问题、政治战略和历史的“偶然事件”中产生的，很少是按照民主原则或理论设计出现。可是，新的形式看来是迫切需要的。在美国，很多公民担心社会问题
正在摆脱政府的控制。我们正在失去控制。我们的很多孩子不会阅读。工作没有保障。货币不具有应有的价值。在有些时期，空气不适合呼吸。街道不安全。而且总是有炸弹爆炸——一场偶然事故——的可能，如果不是原子弹爆炸的话。
国家的状况指明了我们的政治——经济制度中有麻烦的三个方面，每个方面都是各个多头政治一定程度上共有的。第一是解决问题的相互作用模式，尤其是多头政治中相互调整的程度和特征。这方面，没有哪个多头政治让人满意。
相互调整的无能为力
对我们通过相互调整解决问题上的困难，有一个共同的诊断：责任过度分散。政策制订表面上是某个立法机构的责任。几十年以前已经清楚的是， 首创性实际上在总统那里。但是他若没有国会的合作就几乎无法制订政策， 可国会常常自行其事。在国会里，各委员会和它们的主席又各搞一套。联邦政府拒绝承担它声称应由各州承担的责任。各州靠把责任推给联邦政府而互相报答。往下碎片甚至更多。在某些问题上，首创性的可靠来源也许是一个公司、一个工会或某些私人组织。然而一个普通公民常常不知道在哪儿寻找行动的机会。我们中的许多人肯定感到绝望的是，任何人行动的时候，或我们认为任何人要行动时，总会有人或组织设置障碍。
人们总想匆忙得出结论，说模式 1 毕竟是社会的一个合适的模式。确实，每一个新的集体问题，作为更大问题的组成部分，它所包含的科学和技术的疑难都需要“正确的”答案。错误的答案对于人类未来会造成高昂的代价。因此，需要多头政治发现新的方法，推动科学和技术能力的应用。虽然它在所有政府中都是一个老的问题，但随着社会问题越来越变成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它的重要性在日益增长。核事故，空气污染和能源短缺，都是科学技术的后果。
但是，对待更大的问题，模式 1 拥有的那种无所不晓的精英仍然不够。那么一个可供选择的结论——不论是匆忙地跳到这个结论还是有条不紊得出它——是拥有大大改进的战略性决策（不管是分析的或是相互作用的决策） 的模式 2。相互调整方面的无能为力，在逻辑上并不意味着应当比较无能。
重建它是一个显见的抉择。
每个人都懂得，市场的相互作用也许将要被重建——比如，通过反托
拉斯法，或者工业组织的某种变化。然而作为改进决策的一个普遍公式，相互调整的重建被赋予的重视很少。我们从上一章可以找出如何做到它的事例。计划者们可以被带进决策过程，这要么是靠把决策提升到模式 1 类型的毫无成效的努力，要么如我们所讲，为效率或相互调整过程的缺席者提供发言机会。后者当是专家在模式 2 的相互作用中充当的角色，我们刚刚把它与专家的公开的纲要性角色区分开来。
难道正是在它到底为何物的问题上，分散的相互作用（在美国正是用这种分散的相互作用制订政策）出了毛病吗？准确地为毛病定位，或许已指明了解决办法的方向。
有一个缺陷可能是致命性的。即对于任何解决问题的建设性的政策， 反对者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阻止它。在多头政治中，否决权被以这样和那样、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方式给广泛地分配掉了。它们在美国尤其明显。尽管美国总统不能强迫把任何动议强加给国会，但他可以否决国会提议的任何东西。在众议院或参议院，尽管少数议员不能在任何政策上积极行动，但他们可以阻止两院的行动。尽管参议院或众议院不能把任何政策强加给对方，但它们各自可以简单通过不开会的方式否决对方。尽管众议院或参议院的好几打委员会都不能强制实施任何动议或任何过激的行动，但每个委员会都可以制止或拖延立法。因为我们的制度是联邦制，各州在一定范围内同样可以阻止联邦立法。联帮政府可以在其他方面制止州的行动。在多头政治下，运动、首创、或革新，都需要一个复合体的合作。制止或妨碍变化，是赋予许多人和机构的一个法律特权。
在我们的时代，由于公共问题特征的改变和妨碍之后果的相应改变， 否决权甚至更有威胁。根据民主思想的一个主要传统，政府被设想成统辖诸如财富和权力这类好处的永久分配。在任何时候，总有人提出比较多的权利要求，而另一些拥有这种权利的人总会把他们大得不成比例的份额让出一部分给新来者。一个人所得是另一个人所失。以新来者的眼光看，现在正在恢复政治哲学的一个老传统，分配问题正在淡化。所有公民现在共同关心和平、能源贮存、环境保护、经济稳定以及其他共同的或集体的问题。决策的某个失误会使整个社会陷于严重危机。一个人的损失现在是所有人的损失。
对多头政治的生存来说，正在形成的危险在于，否决权越来越针对的， 不光是建议中的再分配，而且是对集体问题的建议中的解决办法。譬如说对新学校预算的一种再分配的否决，会使某些集团感到失望。对一个集体问题
——比如能源政策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的否决，也许会把社会推往通向灾难的旅途。
除了政府固有的复杂程序外，否决权威在别的地方甚至分配得更广泛。这些否决权威的基础主要是商业企业的自主权。这一点是传统的政治学所忽视的。市场制度要求，企业在多方面受到一种权利的合法保护，这就是对国家说“不”。
更重要的是，它的特权地位允许它以环境污染和退化、能源短缺、通货膨胀和失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这类方式妨碍政治。如我们所见，实业家们需要做的，不过是说服政府官员相信，改革将损害实业。他们的否决权是强有力的和无所不在的。
正如社会科学文献记载的那样，我们在构想旨在消除实业界特权的相互调整或多元化的多头政治上的失败，说明我们对否决权和重大的相互调整
的现象的理解是多么贫乏。
没有一个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实行过这样一种多元化，即没有实业家占主导地位的双重角色的多元化（这双重角色是指，实业家一方面是企业的领袖，另一方面又是无比强大的选举竞争者和利益集团成员）。一个没有实业界否决权或这种否决权大为减少的多元化至今尚未出现。
那么在重建的道路上还要走多远？要遏制什么样的否决权？允许哪些否决权？在此，同市场决策的比较，可以改变我们思维中关于否决权的整个特征。如我们以前注意到的，市场制度对于创新至少是有一种重要的癖好。买者和卖者一般说来可以自由交易，而不论对第三者是否有负作用。因此， 商业企业任意采用新产品和新技术，而不论在这样做时它们是否毁坏了技能、企业或共同体（社会）。市场制度的特点恰好是否决权的反面。
在市场制度下，少数人或个别人可以创新，但不能否决。
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状况。如果否决权对多头政治就像传统所声称的那样必要，那么市场制度也应有类似的情形。另一方面，如果市场制度下否决的相应缺少和创新的容易对于公司采用重大市场决策是理想的，那么，它们或许正是在多头政治中值得推广的理想特征？市场取向的社会几乎还没有开始思索——通过这种差异——两个不同领域在首创性和否决权之上的价值。事实上，存在有待揭示的二者的异同。
既然我们的任务不是开药方，以上便是我们在否决权问题上所能讲出的全部内容。
这个问题非常有助于阐明一个不太令人满意的相互调整模式的可能。它还告诉我们，重建工作牵涉到政治—经济秩序的基础。
交替位置
对于负荷着民主的未来，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在所有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中，存在一个由实业家的特权造成的基本结构问题；实业家要求把特权作为他们的表现的一个条件。实业界的特权多少表现为，许多当代的问题， 如垄断、通货膨胀、失业、环境退化，尤其是对多头政治的妨碍，要依靠一个歪曲的相互调整模式才能够追根溯源。有无可能使实业界要求的最小限度的特权同对实业界特权的取消（包括否决的特权）调和，来加快对上述问题的解决？这在公共政策制订中是一个老的、基本的、永久的、不可回避的问题，没有哪个市场取向的制度可以躲开它一年、一月、一天或一小时。它不是靠下述方式可以解决的问题，像许多批评公司的人告诉我们的，即单靠约束大公司，给它们下达机械的指令，不管他们会有什么表现。它也不像公司的朋友们对我们说的那般简单，即依靠如履薄冰式的精心管理，保护公司在生产方面的高度技能。同样不是另一种相对简单的问题，即使上述两个立场折衷妥协，仅需要我们给予公司它们想要的东西的一半。这一半的东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可能已经太多，在这里，哪怕是已经减少的公司权限仍然是新的化学工业发展中产生的疾病的一个不充分的受控制的根源。另一方面，这一半的东西对于引导公司生产可能又是不足够的。
那么，在什么方向上寻找解决办法呢？我们可以勾划一个可能性，作为必须权衡的战略的一个例子。政府可能承担一个繁琐的任务，设计出使对企业的财政指导同政府对它们的控制结合起来的多种方式。这是缔造市场控
制和多头政治控制的混合形式的特殊方式，像第 11 章已经介绍过的那样。事实上，关键的战略是，从企业手中赎买某些特权。
政府怎样靠这种冒险的方式行动的一个线索，出现在一个靠不住的地方：宇航工业和其它按国防合同生产的工业。我们在第 8 章注意到，它们将会接受从一般标准衡量是仔细的控制。尽管表面上坚称公司自主性是不可缺少的，军火合同商始终愿意出让一些。
他们渴望得到的政府合同需要他们这样做。他们所以如此，是因为政府付钱。这些工业算不上理想的模式，既然它们取得了——通过艾森豪威尔总统所称的“军工联合体”（the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与负责军工合同的政府官员的不寻常的密切关系和对他们的控制。但这条线索是足够清晰的。实业家们或许愿意卖出他们的许多特权。
但是一般的实业能够有如此丰厚的利润吗（作为对利润的报答，实业家将接受大量管制）？在企业为普通市场而非政府合同生产的场合能够做到这点吗？我们再次可以在宇航和军工部门找到有关可能性的线索。政府提供了它们的大部分资本，为它们的大部分风险担保。生产国防合同的最大承包商是在工具设备领域，他们的生产设施的将近一半是由美国政府提供的。生产设备不是免费提供的，但政府对它们的供应使企业避免了大的和有风险的资本开支的需要。美国政府还承担很大比例的研究和发展成本。在美国，有2/3 的研究经费是由政府提供的。政府也为某些工业提供生产资本，为风险提供信贷和信贷担保。政府还为有利可图的销售提供保障。显然，政府以往没有仔细区分两种类型的特权：一种特权是直接保证利润，另一种特权是给予公司自主性，让它们没有什么约束地追求利润。公司坚持要求两者，几乎不对它们作出区分。决策者毫无批判地接受了对两者的要求。一个建立在对两者的根本区分之上的政策，似乎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可能。
人们当然可以想象公众对此的普遍厌恶，即用补偿财政好处的设计纵容公司，换取它们接受行动自由的某种减少。人们可能要问，为什么政府和公众必须为施加控制的特权付账？——这种特权的过分要求被设想落在政府头上。但它不是一个权利或权威的问题。它是一个把对商业企业的社会控制同对企业的引导结合起来的实际问题。
事实上，共同的模式是，给予公司的财政好处并未停留在原处。它们以增加的生产或较低的价格的形式重新出现。公众长期以来就有一个错误想法，认为公司能够行事公正和照章纳税，不会把负担转嫁公众。还有一个错误认识是，能够在财政上纵容公司，与此同时按正常情况讲却不能满足使用它们产品的更广泛的公众。
然而，会不会公司的经理们靠下述方式使自己和股东更加富有，即不让他们获得的财政好处体现在增加的生产和较低的价格上？这的确是一种可能。但它也许可以用税收政策很好地加以控制。如果否决权问题可以得到克服，那么税收和转让政策或许能够应付对公司盈利有负作用的收入影响。
但是，为什么公司管理会作为为了得到财政好处而放弃自主性的动机呢？管理的好处被证明是一种错觉。它们作为利润出现在公司的账本上。可它们并未把管理层和股东的收入辟为它们收入的有吸引力的余额。否则，假如它们是这样的，那么很快就会被税收抽走。答案是，像第 3 章注意到的， 公司的盈利过程是一种游戏、习俗和惯例。公司的盈利可能像游戏中的分数， 即成功指数，它没有个人收入的含义。况且，如果它并非对所有公司经理都
是真的，至少对于一种新的拿职业薪水的经理看来是不错的；随着公司管理层的位置越来越多地朝着想要成为拥有游戏特权的人敞开，这种经理的数量正日益增加。
靠财政的纵容抵消管理的加强，这个战略不会保证有把握的成功，因为情况也许是，它在某些方面唤醒了实业界领导人（他们看上去在捍卫产业时处于守势），使他们意识到它对他们在国内外的影响是一个新的普遍威胁。但这个战略指明了一条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政策可能有重大的发展。我们的论点是，在公众讨论和政策试验中存在一个基本上没有揭示的可能性。揭示它，我们兴许会发现一种未来。
社会经济阶级
承受多头政治的未来的第三个问题，是阶级灌输作用的明显下降。
考虑一下经济不稳定的问题。它部分地归咎于对每个国家的资源的超额需求。最典型的是通货膨胀产生于对产品和劳务的超额的市场需求。然而， 近些年来，在公共福利纲领中，在集体的讨价还价中，在形形色色的方式中
（在那里，各公司在市场上使用它们的交易力量和利用政府的帮助抬高价格和费用），通货膨胀的多种需求受到了压力推动。近年来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同时出现，也许反映出公司对盈利水平的要求，尽管销售价格一再上涨，它仍然没有引导公司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从事生产。
现在有一种可能性是，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无法进一步使实业界必要的特权要求与强大的工会和福利国家的需求协调一致。确实，英国的停滞不前的经济实绩足以让许多观察家相信，至少有一个国家已屈从于不可调和的需求的基本问题。瑞典的工联主义和福利纲领仍像英国那样发展，但那些观察家会把瑞典对问题的躲避，解释为一段时期的暂时喘息，在这段时期内， 瑞典的实业界尚可从木材、矿物资源和其他正在消失的特殊的国际贸易机会中盈利。
困惑之处在于，为什么这些困难——在美国和多数西欧国家——是现
在而不是 20 年前、50 年前甚至 100 年以前出现？它们中哪些是新的？哪些已经变化？一个共同的答案是预期的提高：人们认为变化是理所应当的。不止是工人、投资者和经理，而且有妇女、黑人、消费者和年轻人，正在提出从前不曾有过的需求，例如各种“解放”运动。但是，为什么预期会提高？ 证据并不在于，这些集团缺少权威或以前提出要求的手段。除了美国黑人可能的例外，至少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内面向这些集团敞开的选择自由没有任何大的改变。
也许能够提出的新的预期，不过是最终将被指望社会理直气壮承担的民主化平等。
黑人要求与白人平等，妇女要求与男人平等；穷人要求的不过是富人享有的那些东西。
没有更多的要求。所以，在这些需要专门解释的要求中不存在任何奇怪的内容。
可问题仍然是：为什么是现在？在释放需求方面发生了什么？答案也许是阶级灌输作用的下降。一个合理的假设是，阶级和领导人的旧的灌输正在失去影响。虽然旧的灌输多年来已降低了要求的调门，默许、依从和屈服
现在正在减少。
作为进一步的证据，考虑一下异化和工作道德下降的问题。它们属于根源不清楚的复杂现象。我们无法排除一种可能，即原因之一是阶级和领导人的灌输不再有说服力。
工人们不再相信，工业的职业是有回报的、挑战性的，或者无论如何对于有个性的发展都是件好事，像基督教改革运动以来一直教导他们相信的那样。
或者，想一想对政府和领导人丧失信任的迹象。国家的机构建制是牢固的，国家的领导人知道他们正在干什么——这些是灌输给公民的最普遍的信息。可能它们已不再让人相信。
另一个可以见到的证据，是几十年来工会参与政治的增长。一个更加重要的证据是参加大学和技术培训机构的人数的增长。从 1940 年以后的一代人看，完成高中学业的 25 岁至 29 岁人的数量从 40％猛增到 80％；年轻公民中学院毕业生的比例升了 3 倍。结果是，不仅新的知识精英人数增加（它以某些重要方式使自己有别于其他领导层的阶级归属），而且一个更有能力抵制灌输的新的公众也增加了。阶级的蒌缩，从有关英国的工人阶级对“上司”顺从的可测量的下降的研究报告中得到揭示。
如果阶级和领导人灌输的影响事实上正在下降，那么，这个结果可能
会使这一代公民感到惊奇，他们忘记了（若曾经知道的话）为限制“过多的” 普选权和民主而在灌输中提出的较早的主张。从传统灌输的下降中也许会出现极端的机会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政治虚无主义态度（权力已转移到公民手中，他们却一方面拒绝接受从前的灌输指导，另一方面又无法很快在政治上到位）。人们甚至可以轻而易举地构想某些现有的受称赞的自由的消失。一种潜在的反叛的、怀疑论的、不顺从的公民，也许会造成近年来青年人和其他少数派向法律发出挑战的同样趋势。或者，惊恐不安的公民们可能会镇压持异议者。
这个问题是社会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它出现在霍布斯有关社会的观念中，他把社会描绘成争夺“男人的下属、妻子，孩子和牲口”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一场战争”。
紧张冲突的根源依然如故。用现代社会科学不那么具体的语言讲，人们为至少两样有价值的东西而战：资源（它对所有人都是稀缺的），和权威
（它无法授给每个人）。
在霍布斯看来，解决办法是有一个政治权威，它的镇压足以维持市民社会秩序。
“在民主的时代”，解决办法也许事实上是——可能必须是——约束阶级或领导人对大众化决断的控制。不论是哪一个办法，取得一致意见（它经常被断言对民主是必要的）也许是需要的。在灌输作用的衰败中，隐隐呈现着改变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的可能。
这些严峻的事态可能会被多头政治的政府把特定决策从市场移到政府的稳步趋势所加剧。比如，收入的分配越来越取决于政府在税收，公共教育、公共住房、医疗保健、退休金、残疾人和失业补偿以及其他转让性支付的决定。随着这些决定从市场转到政府手里，政治生活中会有更多的争斗，并因而会对无论用什么政治方式保持和平的努力造成一个更大的负担。
民主化的不可能吗？
所以，我们可以推论，就民主而言，要想发展中远远超过现有多头政治的畸形的形式是不可能的。较多的民主意味较少的实质。使大众化控制超出受灌输的决断的约束，等于陷入使大众化控制进入分裂和无序的尝试之中。
一种可能是，随着灌输的衰败，公民们将陷入分裂的冲突之中。第二种可能是，公民们（他们从未十分坚定地遵循多头政治的规则）在压力下将迅速放弃这些规则；我们有这类证据，如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的追随者， 希特勒的群众狂热，阿根廷的庇隆主义。第三种可能是，精英和领导集团（他们不再靠一个共同的灌输团结在一起）将陷于严重冲突之中，其结局是政变或内战。最后一种可能是，不再被顺从的民众纵容的领导层将不再主动坚持多头政治的进程。不论是这些理由中的哪一个，民主都有可能在它充分生长以前遭到毁灭。
尽管我们受到这个命题的烦扰，即民主在现有畸形的多头政治中的形式，是我们所能做到的最好的一种，但它对某些人却是一个愉快的命题。它表明，多头政治现有的大致形式是民主抱负的一种可行的妥协。人们可能甚至拿对多头政治的约束同下述约束比较，即用一个不变的个性强加给成年人的选择。他的生活永远充斥着次要的选择（如那些相对不受多头政治的灌输所约束的次要政治选择），但他的重大问题被封死了。他就是他现在的样子。他无法保持他的心智健全，如果需要他考虑开放的生活类型、判断方法、知觉特征等所有基本选择的话。
其他人会发现，无论是妥协的建议，还是个性发展的雷同，都不会成
为超出一个自鸣得意的理性的东西。他们将分辩道，社会是由许多个人组成的。虽然每个人都打算坚决贯彻自己的选择，他们的相互作用却应当——根据对民主的追求——坚持在社会的机构建制和政策方面敞开所有重要的选择。既然人们在学习，那些可以不再学习的人可以继续学习新的一代人，所以民主永远是一个运动而非处在某个均衡点上。
当我们思索阶级和领导人灌输的衰败这个可能性时，我们需要告诫自己，那些经常以民主名义预测的东西同样带来可怕的后果，例如，当政府给予个人或公司的特许权的扩大受到争论时，它们表现为许许多多的机会。直到历史的现在时刻，民主尚未产生预测的后果。我们不得不四处环顾，以发现民主减弱的线索。比较长久的历史故事总一再重复对民主的不可能性之预测上的失效。
我们有一个特殊的根据相信灌输作用的减少也许不会威胁多头政治， 尽管它把新的冲突引入社会。较少灌输的头脑也许较灵活和较协调。因此虽然有更经常的不一致，但或许在多头政治的程序下可以加以管理。
同样真实的是，至少从原则上讲，对社会秩序来说存在一个抉择：一方面是通过镇压，另一方面靠阶级和领导人的灌输。不论是靠社会中的个人或集团，它都是自我约束的发展。人们或许说，这是一个靠不住的前景。但是再一次，没有什么比下述情况更靠不住，即在从前一段时期中，多头政治立稳了脚根。人们在学习。随着代代相继，社会更得学习。
所以，有可能，摆脱了目前使之畸形的灌输观点的民主运动曾经是、现在依然是一个革命力量，它可以超越任何现有的成就。甚至卡尔·马克思
一段时期内也这么相信过。
关于宪章运动，他写道：“普选权就等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因为在英国，无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在英国，普选权的实行， 和大陆上任何标有社会主义这一光荣称号的其他措施相比，都将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在这里，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这种前景被认真考虑过吗？我们看到，迄今为止，某种东西妨碍了民主运动的革命性力量。它是一个小心谨慎的、受约束的运动。作为一个解释，我们需要回到前面把阶级的灌输视为对多头政治的一种束缚的讨论中去吗？即使阶级的灌输对于维持一个低水平的多头政治是必要的，但也许它毕竟是一个更充分的民主的主要障碍。
我们应小心防止过分夸大在妨碍更充分的民主上的阶级影响。像马克思理解的那样，选举权的扩大是一个有力的武器，以削弱阶级对民主的约束性作用。我们也知道，从其他根据衡量，阶级的影响在他那个时代多少已经下降。教育机会的大大扩展造成了一个差别。其他的发展，还有新的社会的建立，它们从封建传统中摆脱出来，例如美国，随着民主运动的扩展，极端的顺从在减少；对言论自由和公民的其他自由的新的正式的法律保障——它们是重要的，既使常常没有得到贯彻——赋予了所有人，不管他们来自哪个阶级。尽管阶级对大众化控制的扭曲很严重，它并不必然足以解释民主的仅仅是极缓慢的发展。
因此我们要溯源到公司。有可能，公司的崛起抵消了（或者不止是抵消了）作为灌输工具的阶级的衰败。公司成为灌输的强有力手段，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作了论证。公司的社会地位的上升伴随着阶级地位的下降，这也是足够清晰的。
它作为一个新生的更高的阶级创造了新的财富和权力的核心以及绝对压倒旁人的声音，这同样毋庸置疑。在许多方面，大公司的执行人是从前土地贵族的当代体现，他的声音靠大众通讯媒介技术而放大了。据估计，电视上公司的声音在一个晚上能够波及的人数，比以往几个世纪靠传统的传播方式在全世界的所有集会讲坛上所能传达到的人数还多。就实行更充分的民主而言，私有公司的自主性也许是比阶级更严重的制度障碍。
民主思想的一个费解的特征是，它在一个公开声称的民主下没有勇气正视作为一个特殊组织的公司。我们已经看到，庞大的、资源雄厚的大公司调度的资源比多数政府所能指挥的资源还多。即使这些需求同公民们通过多头政治的控制表述的需求格格不入，但在一个广泛的领域内，它们还能够坚持要政府满足它们的需求。不仅如此，它们没有放弃充当公民的党派角色的资格——因为公司在法律上是一个人。它们行使着非同寻常的否决权力。它们在所有这些方面拥有大得不成比例的权势，我们已经看到。私人大公司正在奇异地使自己适合了民主的理论和视觉。然而实际上，它是不适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