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私有企业和民主之间密切但不稳定的关系

12、市场和民主

在区分政治—经济制度的多种办法中，有一种是用二二表格，把市场取向的制度同其他制度区分开，把多头政治的制度同权威主义的制度区分开（见表 12．1）。

表 12.1 各种政治——经济制度多头政治的

权威主义的

市场导向的制度（不排除权威）

所有多头政治的制度：北美、西欧及其他

世界上的多数制度，包括南斯拉夫、西班牙、葡萄牙、多数拉美国家、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以色列以外的中东，日本以外的所有非共产主义的亚洲国家

中央权威和训导“制度”（不排除市场）

除南斯拉夫，可能还有匈牙利以外的共产主义制度。还有纳粹德国。 引人注目的是，在这张表格内，所有的多头政治都在同一栏；所有的

市场取向的制度亦是如此。有一栏因而总是空缺，尽管联合王国、美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其他多头政治的国家实行的战时经济动员的临时安排，在当时情况下或许可以放入这一栏。

为何现有多头政治均为市场取向的私有企业制度

多头政治不仅毫无例外都是市场制度，而且特别都是私有企业制度。怎样解释这一伟大的历史事实——多头政治对市场和私有企业的依赖？由于无论是私有企业的市场制度还是多头政治都是对“公共”决策的大众化控制的方法，人们也许推测，重视大众化控制的社会会使用这两种方法。但它们却不是这样的。

多数市场取向的制度不是多头政治的制度。然而，人们也许会问，是否重视大众化控制乃至保存了多头政治的社会也不依靠运用市场来加强大众化控制？一个明显的答案是，这样一个社会也许相信，多头政治在实现大众化控制上优于市场因而可能取代市场。

若把多头政治和市场想象为大众化控制的制度，我们就不会发现任何使人毋庸置疑的理由把二者连在一起。那么，或许它们有其他特点，这些特点解释了仅与市场制度连在一起的多头政治的存在。这是一条线索：一个共同的根源。两者在历史上由于其崛起的形态而连在一起，我们将会看到，它们都是主张立宪政体的自由主义的表现。所以，多头政治不是联结市场的一个普遍现象。它仅仅是处在自由宪章运动旗帜下的多头政治，可能仅仅是多头政治的多种可供选择的可能性之一。

民主的历史主要来源于对自由的追求。逻辑上讲，人们可以享受很大的自由，既便他们不是生活在民主的政体下；或者，他们在很多方面是不自由的，虽然处在民主的政体下。但是，人们保证自由的方式是构造我们称为多头政治的那种多少是民主的政体，这时多头政治成为手段，自由则是目的。民主是“对自由事业的起誓”。“为民主而战，在历史上，就是为政治自由而战”。

在立宪自由主义的早期发展阶段，从大宪章到 17 世纪的清教主义和光荣革命，自由宪章运动尚未同民主或多头政治联系在一起。它那时是一场扩大和保护首先是贵族的自由，然后再是商人中产阶级的自由的运动，它与作为对政府特权的宪法约束的一种手段结合了起来。18 世纪末，随着这个运动逐步同人民统治的观念连在一块，它继续保留了它对自由的偏见，无论如何，它认为大众统治不过是一个手段，一个在当时有争议的手段。

平等是另一个目标，相对它而言，民主也常常被视为一种手段。不过， 由于在 19 世纪平等和自由的追求被普遍认为是有冲突的，因此它们没有结合到一块。马克思和社会主义者成为平等的代言人，自由主义者成为自由的辩护士。从那时期，民主中的平等主义传统始终隶属于自由主义传统。

美国和法国的伟大的“民主”革命，把它们的目标确定为扩大“人的权利”。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并未使民主的大众化控制提高到革命目标的地位。事实上，大众化控制也没有受到革命的法国新领袖们的重视。它在革命后的法国仅仅作为实现自由的一种手段和对最严重的政治不平等的一种矫正而逐渐确立起来。在美国，革命者宣布他们承诺的不是大众化控制， 而是“特定的不可转让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对欢乐的追求。”他们想要他们的统治者给予他们自由，但对在什么程度上大众化控制能够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存在不同认识。宪法的奠基人大都是热情的自由主义者，但仅仅是小心谨慎的民主主义者，其中也有一些人完全不是民主主义者。

在当代，没有一个政治思想上的伟人谈论过依靠民主的大众化控制的

价值——除了那些把它视为通向自由或平等的一种手段的人之外。他们全部首先是自由主义者，其次才是民主主义者（如果充分的话）：洛克、孟德斯鸠、伯克（Burke）、边沁、黑格尔、密尔、斯宾塞。这张清单遗失的一个最伟大的人物，卢梭，既不是自由主义者，也不是民主主义者，除非我们赋予这些词汇的含义与别人的用法不同。

如果从实际历史根源讲多头政治是采用服务于自由的大众化控制的那些内容和形式的机构，那么并不奇怪的是，创造多头政治的人也会保存市场制度。因为，人们追求的个人自由的更加充分发展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是从事贸易的自由，建立企业以追求贸易收获的自由，这种自由还是在市场上进退的自由，是保持个人收入和财产的自由，是不受专横的勒索的自由。借用哈利法克斯（Hali ◻ eax）的名言，“贸易是自由的创造物。”市场与自由的联系在洛克那里大大得到加强，它成为美国革命思想的本原。对于洛克来说， 自由宪政国家的基石是财产权。国家的职能是对财产的保护，包括个人的财产权，这种权利最终把自由归入财产之下。而且，财产又是市场交换的基石之一，因为人们不能用资产或货币交换资产或服务，如果他们不“拥有”资产和货币的话。

市场制度要求普通劳动者也拥有最低限度的自由。马克思写道：劳动者，直接生产者，只有当他不再束缚于土地，不再隶属于他人的时候，才能支配自身。他要成为劳动的自由出卖者，能把他的商品带到任何可以找到市场的地方去，他就必须摆脱行会制度，摆脱行会关于师傅身分，行会理事会的规定以及行会学徒法等等。

自由宪政的多头政治和市场之间的联系显然不是历史的偶然。多头政治的建立是为了赢得和保护一定的自由：私有财产，自由企业，自由契约和职业的选择。多头政治也服务于建立它的社会精英们抱有的更加广泛的追求

——“目标总是个人的自助。”不论是对特殊的自由，还是对自助的经历， 都需要有市场（选择正是在它中间作出）。

看来，自由国家的任务是为资本主义的市场社会准备条件。

不论自由国家或市场社会，其精髓都是竞争，个人（他们自由选择根据自己自己能力所能做的事情）与技能间的竞争。

在我们的时代，市场同自由传统中受到重视的那种自由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密切的。

如果你和我作为普通公民能够自由选择我们的职业，那么我们需要一个劳动力市场，而不是一个征募的权威制度。如果我们能够自由旅行，而不必征得某个政府官员的批准，我们必须能在市场上买到机器或车皮。

如果我们能够自由阅读，我们必须可以买到书籍。不受束缚的自由观念就是免受政府许多干预的自由，这方面，市场的确是不可缺少的。

如果我们认识到，多头政治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宪政自由的形态，而宪政自由又是一套确保拥有财产的个人进入交易以发展自己的生存机会的制度构造，那么我们就不会指望有一种没有市场的多头政治。在缺乏多头政治的条件下，有些国家可望发展出一种足以保证精英阶层或中产阶级致富的权利的宪政自由的形式。这样一种保证也许受到精英阶层内部一个协议的保护， 或者受到没有多头政治的宪法传统的庇佑。

它的确是世界上多数非生产主义制度内的情形。在这些国家，市场是在对国家干预至少是微弱的宪法约束下运行，因此在这里存在某些利用市场

机会的个人自由，所有这些国家都缺乏对于政府的多头政治的控制。墨西哥情况说明了这种程度。在那个国家，没有多头政治，有一系列规则用于扩大中产阶级利用市场机会的自由。但是，几乎所有非多头政治的非共产主义制度，都属于这个在一些人眼中声誉不佳的大家庭的成员。

虽然人们可以想象一个不同类型的多头政治的政府，全部历史的和当代的例子——人们对传统自由的追求——都表明了对于权力分离和防止巨大的权威集中在一个人或组织上，还存在着其它的设计，哪怕是为了或许被认为合法的国家目标。多头政治是约束而非动员权威的规则的制度。它们在控制权威的斗争之外成长起来，而不是要创造权威或使之更加有效。因此它们又一次是如同市场一样的政治制度。它们实践着非集中化，影响着权力的分散化，和相互间的调整，目的在于让个人或小集团而不是国家整体能够驱动它们希望的目标。我们见到，现有的多头政治和市场制度都在鼓励极端的多元主义。

现在有两个问题迫向我们。第一个是，我们能否想象一个用于取得对专求集体目标的政府的大众化控制的多头政治（它对传统的个人自由的承诺要少得多）？是的，这并不困难。

逻辑上，多头政治和市场是彼此独立的。这是一个重要的结论。

但是，许多自由主义者会相信，一个非市场的多头政治在实践中是不可能的。比如，他们担心人们在集体目标上会发生冲突而不是相互协调，因此认为，多头政治所以能够维持内部的安宁，仅仅是由于它们一般地讲推动了个人目标追求的多样化。然而我们知道，多头政治谋求像战争、公共教育和控制共同疾病这样一些集体目标。无论如何，在一个新的集体问题（如能源短缺、环境退化和潜在的原子大毁灭）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可能接近得出一个结论，即：只有一种多头政治的新形式可以保留——要么是较少的自由和较多的集体目标的多头政治，要么完全不存在多头政治。对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进一步讨论。

第二个问题是：为何没有一个多头政治——虽然有它们的自由主义的和宪政政体的起源——朝着一种集中的直接的权威主义制度作过重要的尝试？难道人们不能指望随着岁月流逝和源头的模糊，至少有一个多头政治下的公民们会作出这种尝试？在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上，至少有一种多头政治应当说进行过或者说在慌乱中进入了一种多头政治的中央计划的尝试。奇怪的是，除了某个战争时期外，并没有哪一个国家单独这样做。

战时的多头政治的计划

无论是一场小型战争，还是一场原子战争——比如，大规模的氢弹战

——都不会召唤战时经济计划。就迅速的战争而言，在战争爆发的突然性面前，不论什么计划都无济于事——这之后是重建工作而不是战斗。然而，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却要求实行生产的中央权威。

为了使劳动力迅速地和大量地转到新的任务中去，美国、联合王国和其他一些制度采用的最引人注目的机制，是通过征兵对军人职业的权威主义安排。应征的威胁也用于引导工人们进入重要的文职岗位。为了使生产能力适应战争需要，美国也像其他国家一样，禁止某些种类的生产——例如私人汽车。它还禁止企业购买政府权威允许以外的投入。

但是，美国政府并不直接指挥企业生产。尽管到 1945 年底时全部制造业的 60％的产出用来供应军需，但军事装备始终是通过合同购买而不是靠命令征收。就算战时环境下购买与命令之间的区别已有一定程度的模糊，它仍然是很重要的。若单纯命令公司进行生产，就会使它没有能力作出反应， 除非它或政府以它的表现为根据、可以指挥所有必要的供应（包括劳力）， 使供应对企业有用。美国政府没有选择这么去做。通过与它的直接供应者谈判合同，它保证他们随后总能够在市场上筹措投入和劳力的资金。市场绝没有完全被取代。

然而，在工业供应中，市场受到很大的补充和管制。重要投入的一份长长的清单隶属于直接的政府行政控制。在“控制实物计划”里，三种关键的金属——钢、铜、铝——在行政当局的掌握下，其仔细程度以下述假设为基础：对其他许多投入的足够的指导，可以作为控制这三类物资的一个副产品而获取。

战时的经历并未说明这种制度在和平时期亦是可行的。

然而，它显示，一个多头政治的政府可以至少在某些环境下相当程度地取代市场而不是它们中任何一个的现在位置，与此同时保持高度组织化的经济、多头政治和一系列广泛的个人自由。很清楚，这样一种制度把国家的能源在一个重要的程度上从“个人”目标转到了国家目标。

为什么多头政治不实行集中计划

那么，为什么没有一个多头政治尝试在和平时期集中计划生产？最近一段时间，几乎人人都信任城镇计划、能源计划、财政计划，以及在国家安全、医疗保健、人口、投资、发展、交通和住房方面的计划。社会主义者是这样。自由主义者，进步党人，保守主义分子，保守党员和工党党员，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统统如此。然而，在多头政治中，他们中几乎没有人主张生产和资源配置的中央计划，除非是战时的需要。

一个肤浅的解释是，历史的和当代的问题呼唤着比中央生产计划更专门更特殊的解决办法。通货膨胀和失业，例如，呼唤对货币和信贷的管理。像市场取向的制度一样，苏联必须应付失业和通货膨胀；它的中央计划没有消除这些问题。同样，收入不足和缺乏保障的呼唤似乎不是中央计划而是收入转移。特殊的生产短缺——如医疗保健或住房——呼唤补贴或其他特殊办法。

这种解释思路，由于它太实用主义，而不得不遭到拒绝。

因为，在多头政治完全有理由怀疑制度规则的设计和对中央生产计划抱有同情心的时期，它们却没有这样做。30 年代的大萧条时期，1/4 的美国劳动力失业——被逐出市场经济和停在贫困匮乏之中——中央计划甚至在那时也只有少数拥护者，也许没有一个是重要的政治人物。

我们能否对多头政治拒绝集中生产计划的经验作出解释，即假设多头政治内的公民和他们的领导人明确知道，对于中央计划表面的各种需要来说，事实上不存在比市场制度更能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的办法呢？其实他们不可能知道这是确实的。无人知道它到底是确实的还是虚假的。这是一个争论的问题。人们会以为，至少有某个多头政治会做这种尝试，哪怕是出于最糟糕的理由。但它们没有争论，更谈不上尝试。这的确是一个使人困惑的

现象。

我们知道，集中生产计划对多头政治中的某些人是深恶痛绝的东西， 因为，自马克思以来一直不可忘却的是，它废止私有财产的权利。不是家庭个人所了解的那种私有财产，而是以私有财产的名义在生产过程中行使的权利：控制企业的权利，组织和运用生产资料的权利，从中取得收入的权利。集中生产计划不止是国家经济组织的技术性代替。

它对现存制度是破坏性的，尤其对经营和拥有财产的集团的特征、特权和权利。

有可能让多头政治处于它们的控制之下吗？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考虑一个可能性，即：现有的多头政治不是非常民主的，它们内部的政治争论不是很自由的，它们的决策实际上把握在那些想要维护经营和财产的特权的人手中。

只有当财富（或与它们结盟的人）在所有多头政治的所有时间里造成了对政府方针的压倒性影响，集中计划对财产的特权的挑战才能够说明多头政治对这种计划的相应显著的敌意。如果我们对这个敌意找不到其他解释， 这本身就表明，可能它们正造成着这种影响。对这一结果，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有大量的现成的论点。可是环境的证据比直接的证据更不足，马克思主义者的论点往往因之而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所以，我们要寻找其他的证据；我们将在以下各章进行这项工作。

实业界和财产支配多头政治的唯一的可能性，开启了悖论式的另一个可能性，即：多头政治之所以与市场制度相连，不是由于它是民主的，而是因为它是不民主的。如果以往和现实的所有多头政治都由实业界和财产支配，那么对于占支配地位的少数人而言，我们也许要归因于它与市场制度的联系。就是说，也许真正的民主不依赖市场制度。只有现有的多头政治—— 也仅仅因为它，虽然它是鼓吹自由的——是由实业界和财产关系用非民主的方式控制的。

13、实业界的特权地位

人们或许指望，集中的生产计划——不管它有什么优点——至少会在少数多头政治中，在民主的压力下得到尝试。然而，它的普遍敌意使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能性，即：真正的大众化控制在多头政治中甚至比以前各章描写的更加虚弱。我们对这种可能性将要进行的考察，不光是为了解释多头政治对中央计划的敌意和对市场的普遍依赖，而且是因为我们现在就多头政治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多头政治完全不民主吗？多头政治被实业界和财产控制了吗？我们从这一章开始将分析实业界在一切私有企业的市场取向的社会的政治作用。这个作用不同于人们通常想象的内容。

我们将会看到，它不仅仅是一个利益集团的角色。

作为市场制度内的公共官员的实业界总经理

如果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没有货币和市场的政治——经济制度，那么， 有关收入分配的决定显然是政治的或政府的决定。在没有市场和工资的情况下，收入份额将不得不由某个公共权威加以管理，可能将以定量配给作为手段。在这一制度下生产什么的决定也不得不由政治的或政府的权威作出。所以，类似的决定也出现在对不同生产线的资源配置上，不同职业和工作地点的劳动力分配上，工厂的位置、生产使用的技术、产品和劳务的质量、新产品的发明上——简言之，在生产和分配的每一个重要的方面。所有这些决定都被承认为公共政策决定。

在所有社会中，这些事务都必须做出决定。它们对于任何社会的福利都具有重要的后果。但是，在私有企业的市场制度中，它们主要不是由政府官员而是由实业家决定的。

把这些决定委托给实业家，并未消除它们的重要性，这一点我们从它们的后果、它们的公共方面就可以看出来。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下， 企业的领导人就是政府的官员；它们的职能之归属政府，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在私有企业的制度中，不论是否多头政治的制度，它们的职能依然具有公共的后果。而且，在所有这些事务上，实业界的执行人（总经理）不仅做出重大的决定，像我们在第 11 章见到的，而且在创造它们方面亦行使着广泛的权限。

比如，在一段为期 20 年的时间内，欧洲的钢铁公司通过允许钢的价格波动，使产出和就业相对稳定，而美国的钢铁公司用产出和就业上的波动， 使得价格稳定不变。它对于职业、经济增长、价格、收入平衡等等，是一个后果极为多样的处置权的选择。但这决定正是钢铁公司的总经理而非政府官员作出的。

不过，我们几乎无需深入说明市场中公司处置权决策的公共后果。第 11 章已勾勒了主要决策被公司把握的情形。在所有的私有企业制度中（不论是否为多头政治的制度），公司的决策者都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工业技术、劳动组织的形式、产业的位置、市场的结构、资源的配置，以及当然还有经理们自身的酬劳和地位。在有关生产什么、用什么数量生产的问题上，他们也是直接的或近似的有权力的决策者，尽管他们要服从于重要问题上的消费者控制。

简而言之，在任何私有企业制度下，一系列主要的决策被转移到实业家手上，不论是小的决定还是大的政策。它们取代了政府的议事日程。因此， 对他们加以广泛的观察的话，实业家们已成为一种公共官员，并行使着公共的职能。对于多头政治，这一情形的重要的逻辑结果在于，公共决策的一大片领域已从多头政治的控制下挣脱。在现实世界所有多头政治中，某种实质性的决策范畴已不再受多头政治的控制。

作为政府和政治的官员的实业家

但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仅仅是对市场取向的社会中的所有私有企业的实业家的公共角色的最初描述。作为实业家在市场内的“公共”责任的结果，则包含了大量内容。

看来有理由说，实业家（一般而言）和公司执行人（特殊地讲）在政府中充当了有特权的角色，这种角色是除了政府官员之外任何领导集团都无

法比拟的。让我们仔细检查一下这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分析的每一步都将参照这些制度令人熟悉的某一方面，而它们内涵的总和是我们中的多数人忽视的。

由于市场制度的公共职能掌握在实业家手中，那么当然，就业、物价、生产、增长、生活标准、个人的经济保障等等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因此，政府官员不能对实业家如何发挥职能漠不关心。衰退，通货膨胀，或其他的经济危机，都可以推翻一个政府。所以，政府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照看实业家们履行他们的职责。

无时无刻人们都能看到政府关注实业界表现的丰富证据。在多头政治里，避免通货膨胀和失业方面的政府责任是选举中的一个共同的话题。在所有市场取向的制度中，有关税收和货币政策的一个主要关注点，是它们对经营活动的后果。在对水利、铁路、公路和航空运输的补贴和其他援助中；在专利保护中；在公平贸易管理中；在关税政策中；在通过外交部的海外贸易推动中；在享受补贴的研究和发展计划中（近来明显表现在联合王国和法国的协作，美国的宇航工业上）——在这些制度中，政府用无数形式承认，需要鼓励实业家奋进。

不过，让我们注意这些制度的另一个为人熟知的特征。宪法条款—— 尤其是财产法——规定，虽然政府可以禁止某些种类的活动，它们却不能命令经营活动。它们必须引导而不是命令。它们因此必须给实业家提供好处， 以便激发所需的表现。上述例子均为提供好处、而非发布命令的例子。

传统经济理论最严重的错误见解之一是，从为实业家被对他们的产品和劳务的购买引导履行职能，仿佛单靠买者和卖者的交换关系就能推动完成市场取向的制度下的大量生产任务。在如此虚弱的基础上，不可能建立任何高生产率的制度。还需要的，是由政府提供、以市场和政治的好处形式出现的一套引导办法。而且，由于市场需求不会自发生成，它们也不得不靠政府培养。市场取向的制度中的政府由于这些必需的行为，经常是很忙碌的。例如，在 18 世纪，英格兰出现了差不多 1000 个地方道路养护当局（段所）。

当铁路运输变成现实后，特别的立法——1844 年至 1847 年间有 600 多

个议会法案——给予铁路公司有吸引力的好处。18 世纪末、19 世纪初的英格兰，议会通过了几乎 4000 个圈地法案，它们不仅创造出商业化的农业来代替生计耕作，也驱使劳动力大军进入工业雇员行列。

在美国，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Hamilton）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把政府推上一个主动支持经营的角色。

早期联邦关于银行、运河和道路的方针也是如此，政府对西部铁路实行了大量优惠；反垄断法的法律解释，针对的是工会而非商业企业；海军陆战队的部署是为了保护在拉美的美国企业；公用事业法的使用是为了保护经营收入；公平贸易法明显地从公共目标转向对垄断特权的保护。

在美国，像所有其他的市场制度一样，现代公司所以能够发展，仅仅是借助于 19 世纪中叶制订的新的公司法的支援（它限制了股东的责任义务） 和其他一些方式（它们授予大企业的组织者新的权威）。在美国，法院修改了“第十四修正案”，使其由原先为了保障过去的奴隶的权利变为保护以法人的新角色的出现的公司的工具。

比较英国和美国，欧洲大陆的政府在这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们明确承担了发展私有企业的一种责任，德国尤其明显。或许是以欧洲为师，日

本在以信贷、补贴和法律特权支持商业企业方面甚至走得更远。

那么，什么才算必要的导向的清单？凡是实业家在完成市场制度交给的各项任务时所需要的条件，均可划入清单之内：收入和财富，服从，威望， 影响，权力和权威，等等。这些制度的每个政府都承担一种责任，去做为确保利润所需做的一切事情，这个利润高到足以维持最低限度的就业和增长。

如果实业家说，像他们已做的那样，他们需要税收上的补偿才愿意投资，所有这些制度中的政府都会认真考虑这个要求，承认税收上的让步也许确实需要。在这些制度下，这类让步实际上已经做出。如果公司的董事们说， 化学工业需要在研究和发展上得到帮助，政府会再次承认这种可能性，并且提供所要求的一切。如果公司总经理想要请教政府官员，包括总统或总理， 他们将受到接见。当这些社会的实业家责任是既定的时候，一个拒绝给予他们咨询的高级官员会是一个愚蠢的人。如果公司的掌权人要求——像他们经常做的那样——否决管理职务上的某些官方任命，它们会再次得到认可，官方将认为这种退让对于指导实业界的活动或许是必要的。

所有这一切都是人们熟悉的。下面将会看到，有的时候政府还提出要与公同官员分享正式权威，作为引导经营活动的一个好处。

因此，在政府官员眼中，实业家们不是简单地作为某个特殊利益的代表出现，像利益集团的代表那样。他们是以履行职守的官员身份行事，这种职守在政府官员看来是必不可少的。当政府官员问自己，是否实业界需要一个税收优惠时，他知道，他正在问一个有关全社会福社的问题，而不单单是给人民中的某一部分以一个好处的问题，这在他必需考虑是否应当对某个利益集团作出反应时更具典型性。

任何一个理解自己位置要求和依靠实业家的市场取向制度的责任的政府官员，都会给予实业家们以特权地位。他不是只有在受贿、被蒙蔽或遭到压力时才这么做的。显而易见，他完全懂得，在市场取向的制度下，公共事务掌握在政府和实业界两个领导集团的手中，他必须尽力合作，而且，为了使制度有效，政府领导人必须经常依从实业界领导人。两者之间的协作和服从处于这类制度的政治心脏部位。不能够让实业家自己去敲政治制度的大门，必须邀请他们进来。

西德实业联合会的一个领导人评论政治的世界说，“它对企业家不是异化的世界；它属于他自己。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国家的领导。”根据在杜邦

（DuPont）公司的经历，一位美国作家写道，“实业界地位的力量和政府地位的虚弱在于，政府需要一个强大的经济，其程度恰似实业界做的那样，人们需要它，所要求的甚至更多。”领导的双重性使人回想起中世纪教会和国家的双重性，从错综复杂程度上看，实业界和政府的关系不亚于中世纪的那个双重性。

所以，在市场取向的制度下，政治采取了一种在相当程度上传统的政治学所忽略的特殊变化。然而，理解政治在市场取向制度中的特点，并不需要任何的政治阴谋理论，不需要任何联系政府和实业界领袖的共同社会起源的理论，不需要任何由秘密势力作出的关于权力精英的粗鲁断言。实业界只需要诱导，因而只需要在政府和政府中有一个特权地位，如果让它克尽职守的话。

其他的特权地位？

实业家据有特权地位——即在政府和政治中成为第二个主要领导—— 这一命题可能会受到什么挑战？几乎无法否认，在市场取向制度中需要实业家们的成就。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对它只能加以引导而不是命令。从而，不能否认，政府官员必然渴望找到和制订合适的引导。但是，或许还有其他的集团由于类似的原因而享有同样的特权？看来有理由认为，可能被认为是最有希望占有同样特权地位的劳工领袖们，却没有占据这样一个位置。我们注意到，他们和他们的工会没有提供最重要的服务。相反，他们的作用是维护局部性的劳工利益。但是劳工们提供了最重要的服务，有人也许这样回答。

假如他们不工作，整个生产系统将陷于瘫痪。

但一个明显的事实在于，工人们做着自己的工作——没有特殊的政府引导。他们的生计取决于它。他们的地位全然不同于有选择余地的实业家。后者不会拿企业的资本、信誉或支付能力冒险，去从事某项经营活动，除非条件有利。谁都可以见到这种差别的经历。在全世界，人们在普通职业上工作，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干这些工作。但是，在世界的许多地方，缺少号召企业家进取精神的条件，这种东西还未出现。只有得到充分满足时，实业家才会出色地扮演他那种特殊角色——这个角色是市场取向制度非常需要的。

不过，看起来，工会的组织和雄心到了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至少把某些情况下的工人或工会领袖推到政府的某个特权地位。如果工会能够成功地阻止生产（不是一个企业或行业，而是波及广泛的大罢工），这种事就会发生。但是，一般地说，一场普遍的罢工是不可能的（除了几天时间的一场示威外），因为哪怕是在多头政治中它也会激怒政府。

导致后者挫败罢工，像 1926 年英国那场夭折的大罢工那样。简而言之， 在给予实业界一种特权地位的同时，市场取向制度的规则禁止让劳工争取类似地位的有组织的运动。所以，对工会领导人和他们的工会，仅仅是在特殊的环境中才接近一个特权地位。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例是纽约市政雇员对罢工威胁的使用。他们在纽约市政府里的特权地位似乎是毋庸置疑的。

其他一些集团断断续续地取得一个有限的特权地位。美国的内科大夫在健康问题的决策上享有特权，因为政府官员害怕他们的表现会产生有害的后果，如果他们不工作的话。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内务部队拥有一个特权地位，因为较高层的政府官员知道，如果不满足这些力量，它们会推翻它们表面上的主人。农场主们是另一种情形。他们中的不少人是实业家，而且享有经营上的特权地位。但是许多很小的农场主不比普通工人拥有更大的活动选择余地。

变化中的特权

实业家们要求的、作为使他们作出令人满意的表现的一个条件的特权， 其程度和特点是因时因地而宜的。众所周知的证据是，对于一些企业和部门的国有化来说，已废除了某些陈旧的特权。在市场取向的许多制度中，商业企业被课以比从前更重的税收。它在一些方面也必须服从越来越多的管理—

—如对产业关系、垄断和目前的环境污染的管理。很清楚，实业家共有的对于政府优惠的要求，比起为激发他们应有表现实际所需的更多。比如，有些

优惠已被去除，他们的表现却没有因此停滞不前。

另一方面，某些特权的废止看来需要制度补偿以新的东西——例如， 税款的赊欠。

1963 取向的制度中，政府负担了为实业界所需的研究和发展的很大一部分成本。通过对垄断的形形色色的保护，如公平贸易法，政府也给商业企业提供了保障。在某些产业，政府通过租让设施给企业（它们不想建造自己的设施），分担了或承受了建造新工厂的风险。

美国国防工厂的厂房设施有一半是政府提供的。政府还用信贷帮助不景气的企业摆脱困境。在西欧最近的大部分投资项目中，实业家被带入一种新的和政府官员密切磋商的关系中。

很多新的特权（它们是对某些取缔了的特权的补偿）并没有承认到如此地步。比如，城市的改造，逐渐开始了对零售商、银行、剧院、公共设施、股票经纪人和建筑承包商的援助。公路的发展促进了一个长长单子上的许多部门，如水泥、汽车、建筑、石油、建筑设备和卡车。但公开宣称的城市改造和公路发展的目的不是援助实业。

实业家之间的冲突

在某些需求上——那些属于企业自主权的需求，如私有财产，有限的营业税，税收上的鼓励——实业家们的决断相对而言是一致的。在另一些需求上，有些实业家想得到这种好处，另些人则想有其他好处。实业家们在这类需求上的不一致，通常对他们据有的特权地位不构成一个障碍，因为给一个实业家某个好处，并不必然要剥夺另一个实业家的所得。

当然，在有些问题上，给实业家群体的某一部分好处也意味着从另一部分那里撤销特权。比如，大型肉类罐头食品厂的老板可能施压，要求制订商检法，这种法律通过提高小食品厂的成本，使大厂具有竞争上的优势。但政府官员有可能找出补偿的好处给予小罐头食品厂，来弥补他们的损失，如果政府官员懂得这种矫正是必要的话。

两个集团间的相互调整

到现在为止我们强调的是实业家对政府的控制。但是，控制当然是双向的。简单概括起来，相互的控制仿佛如下所述：政府对经营活动行使着广泛的权威。

但是这种权威的行使，由政府官员的一种关注所限制和构成，这种关注考虑的是它对实业界可能的反作用，因为反作用可以导致失业和政府官员不愿接受的其他后果。

在公共政策的其他领域，政府的权威又一次被它对在实业界可能的反作用的关注所限制和构成。

所以，甚至连关于实业界的未表述的反作用的可能性，也作为对政府权威的一个无所不在的约束发挥作用。

看到政府对经营实绩的关切，实业家、尤其是大公司的经理们便有恃无恐地向政府提出要求，包括暗含威胁的卑劣举动，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的话。

由于这一切原因，实业界的当权者们不仅一般地讲在政府满足经营需求方面享有特权，而且作为政府决策过程的参与者扮演了有特权的角色。

至少作为一个假设，如果政府对经营活动不满意，它可以选择拒绝给予进一步的特权优惠，以及径直在一个企业、行业或整个系统中废止私有企业。但是，由于没有这一过程，政府不得不满足实业界的需求，作为引导经营活动的一个条件。

由此可见，哪怕是在缺少多头政治的条件下，市场和私有企业也采用了最大限度的相互调整和政治多元化。相互调整并不总是直接通过会议形式和实际谈判实现的。政府也不总是进入同实业家的公开交换。相互调整往往是非人格化的和隐约不现的。它作用的形式，是行政当局、立法官员和法院对经营需要的一种缄默的言听计从。它依赖于大量的共同的心照不宣的理解，实业界和政府的两个领导集团都具有这种理解，其内容涉及企业能否有利可图地运作的条件。

此外，实业界经理们被承认接纳进明确的谈判、讨价还价和相互说服的圈子，而这是一般公民可望不可及的。其他一些领导人——工会领袖和农场主代表及一些利益集团的代表——也得到这种承认。但是在协商过程中， 公司经理享有特权地位，因为，他们（而不是利益集团的领导人》是以其能量成为“公共”官员的。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实业界与政府之间为数众多的冲突以及实业界方面的失败，并不构成缺少特权的证据。实业家们知道他们必须握有一些特权， 他们也知道政府官员完全理解这一简单事实，因此他们提出了许多要求。他们还始终一贯地抗议任何削减他们特权的建议。他们并不太想尝试理解自己的需要。这样做可能会在政府的谈判桌前削弱自己。所以他们经常在新的管理施加给他们时预言可怕的后果，之后又迅速找到适者生存的方式。

看来，政府与实业之间的争论是强烈的，因为（不是“尽管”）它们在政治—经济秩序中充当了主要的领导作用。两个对立的又是合作的领导集团不可避免地互相抱有敌意。它们还将把它们的一部分能量用于欺骗对方，各自都试图取得有利地位。然而，冲突总是发生于一系列争议之中，这个争论受到他们的理解——即他们共同构成制度的必要领导——的结束。他们不希望摧毁或严重削弱对方的职能。

因此，他们并不争论他们共生关系的基石——比如，私有企业本身、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企业自主权的一个总的标准。它们的争论总是仅限于次要问题的范畴——例如税率、特殊的管理办法、对实业界的推助方式。想想实业界和政府对政治—经济生活控制的可能组合的连续统一体——它的范围从商业企业的极端的自主性（放任主义的某些极端形式），到极端的终止权利（在这里自主的商业企业销声匿迹，生产被政府机构把持）。

政府和实业家不会对这个连续统一体的两个极端位置发生争论。不过， 比较狭窄范围内的差异会不断出现。

看来这个范围也在渐渐变化，几十年来，它朝着较少的企业特权和较多的政府权威的方向转变。但是，任何时候，即使允许实业家逐渐学会依靠在政府中更少的特权地位活动，仍然会存在一些最低限度的特权，没有它们， 诱导方式就无法起到激励作用。一个事例是，大型跨国公司总把这类特权要求强加给小国。要么满足这类要求，要么公司去别的国家。

特权地位的范围

有关实业界的特权地位和一切私有企业制度中领导的双重性，这方面我们刻划的一切特征，均有赖于对这些制度中我们熟悉的方面的观察。无论如何，对关键之处作进一步的描述，将有助于阐明这种现象。

我们已经见到，政府官员总是习以为常和明白无误地承认使公共政策适合于实业界需要的必要性，无论何时，比如说，当他们谈论用税收或货币政策激励经营时。然而，他们这种认可的明确性和准确性常常进一步发展， 以致廓清了实业界特权地位的整个范围。比如，在一起对 Richard－MerCrell 药剂公司的起诉案中（它的产品 MER/29 导致包括白内障在内的许多症状），法院最终判定，在 10 年试验期内，这家公司一再隐瞒药物危险的证据，填写虚假的报告给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但法官拒绝判处惩罚性的损失赔偿金，担心如果他那么做，“一个产品上的某个非同寻常的错误，可以结束我们关注的这种事物的经营命运。而它在以往曾经有过大批出色的精心制作的产品。”这是一个小巧而简单的例子，它最终还是承认了使公共政策迁就经营需求的必要，假如经营毕竟是在完成它的任务的话。

再举一个例子。比特·彼得森（PeterPeterson），时任总统国际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宣布说：“政府不得不以一种有计划的和有目标的方式培养”最有发展前途的那些产业——他指的是美国在海外的企业。还比如，在评价一笔给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的 2．5 亿美元贷款的行动时，美国商业部长约翰·康纳尼（JohnConnally）说：“我们认为，这个公司倒闭的影响将会达到一种从国家经济复苏的利益衡量是不应允许的程度”。一位印度文职官员说：“官僚机构这时处在一个十分虚弱的位置上，如果它寻求与某个实业集团对抗、尤其是当后者说，‘你们必须按照这一工业部门的要求去做，否则你们将造成危机、破产和失业’。”实业家们有时也承认，他们的特权地位不仅表现在纸面上，也体现在行动中。例如，在联合王国，英国产业联合会（现已并入英国产业同盟）一贯保持着同各官方机构的正式的和平时非正式的联络，如财政部，贸易部，内务部，住房部，教育部，地方政府部，动力部，交通部，航空部；此外它还经常与其他部委联系。依靠如此有深度和大规模的作用影响方式，产业联合会“活动起来似乎就是行政部门的产业同事，它尽量避免让人看起来像一个压力集团。”“它看上去和实际上都如同政府的一个部门”。

在日本政治中，实业家、行政部门和立法机构之间的密切关系超过了美国或西欧的多头政治。它已形成这么一种联系，那就是，政府官员已不同劳工或任何其他集团建立联系。

这一结果的取得是各种手段，包括家族关系、校友关系、政府官员个人改任实业界职位等等。“实业变成政府关注的首要事务”，实业界和官僚制成为“同一现象”。一位总理大臣把日本经团联描述为国家航船的“指南针”。美国一家公司的前公共关系官员向实业家们建议道：“要让公众了解，

实业界的气候在决定是否建造新的工厂的国家和社会共同体的选择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它防备了那些攻击、干扰实业并对它过分征税的人。”他谈论的是一个多数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共同现象：从国家和地方政府那里摄取特权。对实业界要求的其他许多响应，也一贯是毫无争议的。

但是，如果政府对实业界要求的迁就一向如此和让人熟悉，它有时也会造成出乎意料的变化，这种变化更新了我们对公司经理在他们那份特权上的力量的理解。比如，理查德（Riccard），（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董事长）说，除非英国政府同意向（Chrysler）的有麻烦的英国分公司提供大规模的支持．公司将被迫关闭它在英国的五家主要工厂和解雇那里的 2．5 万名工人⋯⋯。威尔逊（Wilson）首相斥责了理查德的最后通牒，愤怒地抗议克莱斯勒使政府‘被一支手枪顶住了头’。但上周初，威尔逊首相的态度来了个大转变，他同意还是帮助克莱斯勒。政府对实业界要求的响应还以其他难以预测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美国法律的一个奇特内容是，它允许公司继续使用那些被判定有罪、尚处于缓刑期或刑满释放的前公司官员，但工会官员在宣判后的五年内不得返回原岗位。另举一例：参议院军委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发现，表面上是为国防需要贮存的物资，实际上并未服务于国家安全的需要，“主要目的”是对矿业公司提供补贴。一个法国实业家议论法国的计划：我不赞成⋯⋯计划的主要目标是‘使经济权力处于政治控制之下’。它应有助于实业家扩展他的经济活动。

从对法国计划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可以见到：⋯⋯无疑，从法国的实践中显示出，计划方式重新加强了大实业体对经济政策的系统影响。有时这个影响是公开的和明显的，例如第四个计划 1963 年对钢铁业投资政策的修改以迁就钢铁行业的愿望，虽然当时有一些政府官员毫不掩盖对此的反对意见。所以，当政府决定给予这一产业以足够的财政引导时（通过减少从美国进口的焦化煤的关税和给予一定的社会保障金），他们同意把钢铁行业生产能力的某个增长列入第五个计划之中。

这样看来，法国的计划在某些方面甚至算得上是一个明确的好处交换：

实业界提供成就——增长、更新、技术改造等等——来交换政府方面的好处， 如税收减免、补贴或优惠信贷。同样，在联合王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委员会里， “各政党提供某样东西，它取决于其他政党的特殊行为。”在德国，原先的把公司打散的措施，造成实业界不肯承担战后重建的繁重任务。这类措施不得不放弃。来自实业界的要求在战后日本关于产业规模的问题上完成了对于

（政府）控制的类似侵蚀。在意大利，有关工业重建的条例成为企业需求和政府响应的一个焦点，这种响应对于引导实业集中动员为现代工业所需的大量资金是必要的。

显然，没有一个制度能让实业家获得他们所要求的全部。

政府的任务，是找出对实业家需求的适当反应，它足以推动他们履行委托给他们的任务，但又不是径直用决定禁锢、限制和支配他们。它是这样一种使命，这种使命需有熟练的技巧，如果完成得足够好，便可以保持经济的稳定和增长。近年来受到好评的法国的计划，可以作为设计对实业界恩惠的技巧的一个注脚；而美国经济的呆滞萧条，可以看成缺乏这类技巧的典型。

有的时候，尽管受到严厉惩罚（表现为增长缓慢和失业），政府也未能响应实业界的要求。在世界的较不发达部分，市场和企业的增长一再受到政府没有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其他支持的阻碍。在印度，对私有企业的内在的敌意使得印度政府十年多来始终不向实业界提供它所需要的支持。这个后果妨碍了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这种可能性也在发达国家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实业家由于其在战争期间的通敌倾向而受到严厉攻击。从而它未能支配投资。在强烈的敌视氛围面前，一些实业家打算移居国外。

法国政府不得不找到对法国实业界的新的引导办法，以使它重新恢复它的责任感。无论如何，总起来讲，在新的条件或问题上（比如，大众要求限制大气污染），实业家们知道，政府官员会理解他们的愿望——在这种场合，他们不希望或不能够在没有帮助的条件下承担制止工业对空气排放的成本。实业家们会发现，政府官员准备承认他们的特殊能力和利益，渴望他们参加谈判，担心昂贵的反污染措施在价格和生产上可能会出现相反的结果。所以，随着人们对环境关注的增长，尼克松总统于 1970 年建立了国家工业污染控制委员会，允许实业家与总统交换意见，“以为我们的有风险的合作事业寻找方向”。

与此类似，考虑到联邦各级机构中纷纷出现的新的维护消费者的机构可能会给实业造成伤害，总统在翌年建立了国家消费事务实业家会议，再次允许实业家经常同他沟通。

实业家们只是偶尔发动类似约束职能的集体行动。通常，他们需要的仅仅是指出营业成本、经济状况、经济稳定及增长对他们的盈利或销售前景的依赖——或者简单地预言（不是威胁），相反的后果会随着对他们要求的拒绝而出现。

表面上，实业家要做的事不过是说服。他们只是让政府官员了解事实。但是某些类型的预言是倾向于自我实现的。如果实业界的发言人预测，不对税收实行减免，新的投资会犹豫不前，那么这仅仅是通向公司决定的一个短暂步骤，它很快就将停止投资，直到获得税收上的优惠为止。

实业界在政府中的权威

实业界特权地位的最突出表观，是政府向实业家授予的权威。几十年以前，在美国，向私人经营的公用事业授出了国家对产业的征用权，给予它们强制性权威，以征用为经营所需的土地。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政府响应了实业界的要求，给予实业家们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权威，强化了他们在政府中的特权地位。

实业家集团——它们是美国政府特殊机构的顾客和委托人——经常赢得非正式权威的授予。这方面的例子，有同军用引擎公司、乡村电力管理局、小规模经营管理局分别签订合同的承包商。他们合作的特点是“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联合政府”。

某些授权是比较明确的。美国总统授权管理工业的高级官员，允许他们否决管理人事的任免。某些授权是正式的。

从 1933 年起，总统、内阁成员和其他高级官员经常同实业协会会晤， 后者是由居领导地位的大公司董事们组成的机构。

联邦政府还建立了 1000 至 2000 个实业家协会，同它们共同磋商国事

——另外，农业部还联系着 4000 家类似协会。联邦政府还邀请仍在各自公司主事和领取报酬的公司董事们作为不付酬的政府官员提供服务。

1953 管理局。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对此说道：商业和国防服务管理局在自己的活动中，通过组织安排，导致政府官员责任感的彻底丧失，负责商务部的这些官员在多方面的行动中自动认可了在政府之外作出的、存在于商业和工业中的那些决定。

至于不那么正式的授权，制订一个服从规定（即接受权威），与交换好

处（或威胁）之间的界限，常常是很模糊的。从一份关于纽约市和组约州财政咨询报告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吸收 30 亿美元的纽约市短期债务的一大障碍昨日已经消除⋯⋯达成一项协议⋯⋯以投资集团的需求为基础，把城市销售税变成州的销售税。在法国，实业联合会也很普遍。

一个产业和有关的部委机构共同建立一个分享的权威，用于在这个产业内决定和贯彻政策。它的目的是使权威转移到产业；通过把部委的大部分工作转移到产业（它们的协作人员常常大大多于部委的人数），这一变化甚至更具有决定意义。结果变成，产业中制订的决策一般地讲交给部委批准。在法国的计划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政府官员、实业家和工会代表的合作， 工会的被否决的权威被授予实业家：实业家而不是工会领袖可以担任委员会的要职。

在联合王国，几百个实业顾问委员会把权威授予公司的经理们。此外还有特殊的部门委员会和皇家委任的职位，在这些职位上，实业家和其他参与者开始是咨询的角色，“渐渐主动地投身行政事务，仿佛行政官员已不再能够单独承担管理国家的重任、必须交给私人。”在西德，全国产业协会的代表们就新的立法同公职人员交换意见，而后者拒绝了国会议员类似的参与权利。而且，政府同一个特殊实体的成员们就卡特尔法案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虽然这样会造成一种影响，即使得 BDI（德国产业联合会）置于制订政策的同等水平上。”在日本，经团联的官员们（他们各自代表某个产业） 同产业联盟是平行的，而且，不论涉及哪个领域，两个组织都会就产业政策进行谈判和合作。在这样的环境下，“多年来我一直认为，对我们国家有好处的事对通用汽车公司也有好处，反之亦然”；这番话从通用汽车公司的一位总裁嘴里讲出是不难理解的。但是，事实上他们是有偏见的，他们对于自己的利益同更广泛的公共利益的巧合是不加批判地接受的；实业家们只理解一点，那就是：他们履行着承担必要的公共职能的社会责任，它是其他非组织的领导人不可企及的。

如果说他们能够任意滥用这种责任，那么他们至少隐约地懂得，他们在充当两个集团之一的特殊角色，这两个集团构成了市场取向制度下的双重领导。

在一段可以作为以上分析之总结的文字里面，威尔森（ Woodrow － Wilson）写道：美国现在的政府是特殊利益的一个保姆。它不被允许有自己的意志。它时刻受到告诫：“别那么做！那样会干扰我们的繁荣。

在这些评语中，威尔森是激愤的。他认为政府的这些特点不可饶恕。对此存在不同见解。我的论点是仅仅对一个基本的机制作出解释，正是依靠这个机制，一种极为严密有力的实业界控制（任何其他公民集团实施的控制都无法与之相比），最终被运用于政府；并且，我也指出，这在所有私有企业制度中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它们可行的话。

另一方面，实业家们没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但是他们得到了许多。而且，当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时，就会出现衰退或停滞的结果。

我们没有详尽说明公司经理董事们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追求的政策或目标。他们的某些目标是清楚的：其中有，企业的自主性，税收的好处和补贴， 对工会的约束，及许多垄断特权（关税、专利、保持一定的零售物价水平、贯彻虚弱的反托拉斯法、鼓励兼并、对竞争的公平贸易约束、职业许可证、在公用事业方面授权地方当局自行斟酌执行法规，等等）。这一切代表着实

业界的追求，尽管决不是从未受到限制，甚至没有偶尔惨重的失败。我们还看到，整个产业的结构主要是实业界决策的结果，对这种决策，政府官员完全给予批准并在有些时候通过关心来加以贯彻。这些决策确定了工厂和公司的规模、产业的位置、市场和运输的组织——因此，一方面是城市的面貌， 另一方面是劳动场所的官僚制度化。

因此，或许可以认为，工业社会的某些最基本的和最普遍的特点，乃是从实业界在政府和政治中的特权地位出发所决定的一切。有一种可能性必须保持，即：财富和收入分配上的高度的历史稳定——虽然有福利国家的各种政策，甚至是平等主义的斯堪的那维亚方式——多半要归功于实业界的特权地位。私有企业制度的保存本身也是如此。后面各章将进一步探讨这些可能。我们现在开始考察实业界的特权同多头政治的特殊关系。

14、多头政治的结果

上一章留给我们一个问题：实业界的特权地位对于多头政治有什么意义？找出一个答案似乎并不难。我们称为多头政治的制度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制度，在那里，政府官员受到两种形式的控制：多头政治的控制形式和实业家们靠特权地位行使的控制形式。

或者，换一种方式说，我们称为多头政治的制度是在两个领导集团支配下运行。但它们中间仅有一个系统地从属于多头政治的控制。

纽约时报的一位政治专栏作家注意到：“在宣誓就任总统的两个月以前，吉米·卡特（JimmyCarter）已经面对了一个将决定他的行政当局发展进程的重大问题。他究竟从一开始便去谋求得到实业界和金融财团的信任， 还是甘冒不讨它们欢喜的风险、迅速而有力地向他竞选时批评过的经济和社会痼疾发动攻击？”在同一时间，卡特任命的顾问宣布，新总统想要这样一位财政部长，“他能够表达出金融共同体的关注，又可以预料共同体对他可能采取的经济决定的反应。”这种评语并不奇怪。被两种控制制度撕裂的官员已得到广泛认可。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不管怎么说，多头政治的规则和程序已经遭到了争权斗争的损害，它存留在每个政治制度中，使得多头政治只好重新定位。因此，多头政治的控制同有特权的实业界的控制之间的争夺，构成又一个—

—第三个——争权斗争中的重要因素。实业界控制和多头政治控制相互竞争的结果之一，是使多头政治的规则和程序限制在相当于政府和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范围内，并且即使在这一范围内也对它们发起了挑战。

竞争的控制

前面各章完全有理由使人相信，有特权的实业界控制多半是独立于选举的多头政治控制之外的东西。可以肯定，多头政治下的选民希望实业家们在推动高水平的就业和其他方面有令人满意的表现。他们的经常忍受顺从也许有对实业家的许多特权的一种认可意味，只要实业家在生产中真有此需

要。可是，实业家向政府提出的特殊要求，是以这样的方式传递给政府官员的，即它不是通过选举过程，而主要是靠独立于选举之外的方式，而且经常与选民的要求发生冲突。实业界的许多要求代表了经营表现的条件，而不管选民们是否知道它，是否关心它，是否赞同它。在投票之时，公民也许会、也许不会对实业界的要求加以仔细考虑。多头政治的程序没有任何东西要求他们这么做。

近些年来，在美国，实业家们成功地抵制了对政府管理的许多新建议， 它们来自于公众和公众在多头政治里的代表。

例如，联邦政府常常顺从来自工业公司的请求，延缓或软化所建议的反污染法案。

在西德，公职人员授予实业家协商的权利，却拒绝把此类权利授予议员。在意大利，多头政治的控制要工业扩张会采取增加就业的形式。但实业家们却要求有利于生产率提高的扩张。法国在 60 年代的计划被描述为有赖于公职人员与实业界的密切接触⋯⋯在大部分时间内，政府部长们主要就是这么打发的。

与此类似，联合王国的发展计划是不知不觉从议会或多头政治的控制下溜掉的。

实业界与多头政治控制竞争的其他事例也不胜枚举。例如，象许多希望约束多头政治讨论的政府官员一样，无论约翰逊总统还是尼克松总统都压下了他们自己的委员会有关反托拉斯的报告。他们都不想允许多头政治的过程在这样一个领域发挥作用，在那里（如必然发生的那样）他们要服从实业家的控制。还有一个例子。1976 年，当美国政府请求药剂公司承担牲猪流感疫苗的生产时，这些公司成功地要求制定了一项立法（作为它们合作的一个条件），即让政府而不是公司在任何由被接种痘单位提出的诉讼案中成为被告。

另一个证据看来出现在美国的改革史上。历史学家的一个新学派相信， 他们发现了一个共同模式的证据。政策是按照实业界控制变化的，然后标榜为民主改革。对食用肉类的监督立法曾经被认为是公众对阿普顿·森克耐尔

（UptonsinCclair 在《莽丛》中揭露的状况产生嫌恶的结果，现在发现， 它在很大程度上出自食品加工业的一种愿望，这种愿望想广泛提高检验标准和改进美国肉类出口的质量声誉。药剂公司谋求用食物和药品法案限制某些制造厂商的超量生产，因为后者的产品和主张损害了作为一个整体的药剂生产行业。木材加工商谋求森林保护，他们希望使美国政府陷入重新造林的昂贵开支中。市政改革被那些谋求改进了的市政服务的实业家所推动。“克莱顿法案”（theClaytonAct）和联邦贸易委托法在国会受到大实业集团的敦促，它们希望以此管制它们的较小的竞争对手。银行储蓄保险的设立（它是30 年代衰退以后的一项改革），是为了方便银行吸收存款，以便积累起实业界更易使用的资金。所有这些改革中，没有一项是由大众需求充当主要的贡献者。

无论这些改革的源头何在，在美国，存有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改革记录，它远离了这些改革表面上的多头政治抉择的目标。宪法第十四修正案—

—公开讲是为保护获得自由的奴隶——是为了改变多年来司法解释失效的局面。同时，它也为公司自主权奠定了基础，其根据是这样一个教义，即：公司是“虚构的人”，因而在修正案中被授权得到专门庇护。

“谢尔曼法案”（theShermanAct）公开的目标是管制产业垄断，实际上却用来约束工会而非企业。它甚至在“克莱顿法案”已明确在其条款中豁免了工会以后，仍继续照原样使用。规章制度普遍偏离了它们公开声称的目的， 以便适合于实业家们凌驾于政府之上的许多要求。

早年美国一位律师的一段经常被引用的论述，说明了实业界控制如何甚至当改革已成为大众需求时仍在起作用。在评价新的州际商业贸易委员会时，他使用了他对政治制度理解的一个精彩说明：它满足了群众对铁路实行政府监督的吵吵嚷嚷，与此同时这种监督几乎完全是有名无实的。不仅如此， 这个委员会存在的时间愈长，它会发现自己愈容易倾向采取实业界和铁路公司本身的主张。它因而变成铁路公司与民众之间的一个障碍物，和针对敌视铁路公司利益的匆忙而野蛮的立法的保护伞⋯⋯。聪明人不是摧毁这个委员会，而是利用它。”像我们在前一章承认的那样，实业家并不能赢得他们要求的一切。此际的论点是，实业界的控制和多头政治的控制很大程度上是彼此独立的和有冲突的。多头政治的辖区因此被缩小了。

对竞争控制的协调

就多头政治而言，这个竞争的含义还要深刻得多。选民的控制与有特权的实业家的控制的冲突似乎远远少于人们的预料，假如两种控制完全独立的话。为什么我们不更多地考虑选民们有关——譬如说——公司改革、限制垄断、收入再分配或甚至对集中计划的要求呢？答案必然是，两种控制并不真的是彼此独立的。它们多半要加以协调。

我认为，协调主要是由那种使多头政治迁就于实业界操纵的控制完成的。这种控制通过利益集团、政党和实业家的选举活动行使，对这一方面我们到现在几乎没有说什么。

我们现在把这些行为不是作为实业界对政府施加影响的主要工具，而是把它们视为使多头政治的控制适合于由实业家实行的特权控制的过程。这个命题把实业利益集团和选民的行为置入一个新的视角。

探讨利益集团问题的学术研究，表现出现代社会科学的常见的迟钝之一。起着某种不假思索的习惯，许多这类成果把所有利益集团仿佛是放在同一层面上对待，尤其是，它们把劳工集团、实业家集团和农场主集团似乎是放到等值的地位上考虑。实业利益集团的行为，连同它的投票行为一道，仅仅当成对它的特权地位的一个补充。实际上我们看到，它远比任何其他利益集团和它的公开竞争对手的选举行为更加有效。它是一种特殊事例。不过， 这并不是说，实业家们总是获胜，或甚至说它们同选举行为和利益集团行为一体化了。

有人也许认为，如果肯定没有阴谋或破坏的情况，上述命题是难以成立的。我的意思同这两者毫无关系。不论是实业家掌握的特权控制，还是他们通过积极参与多头政治而确立的对实业活动的额外的控制，都是所谓“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的制度中政治和政府已有的、稳固的和基本的部分。尽管这些控制对大众化控制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和施加了限制，出于上述缘故，它们不可能被当成异端邪法而遭到反对。

仅是按照民主的抱负衡量，这些控制才算作起破坏作用的；但制度本身从未是完全民主的；多头政治的过程（近似于民主）仅仅是制度的一个部

分。

实业界对多头政治的参与

没有必要详细描写实业界在选举政治中的活动：实业界同政府官员（上至总理或总统，下到各级官员）磋商的次数和密切程度，实业利益集团的组织，实业家对政党的赞助，以及实业的公关宣传。这一切是人们熟悉的和经常被叙述的。

让我们独辟蹊径，考察最关键的现象。

实业家们捕捉多头政治的政策的行为，并不总是能区别于他们那种不依赖多头政治渠道的特权行为。但是一种分析上的区分是可能的，而且一种经验主义的观察区分也是不难的。公司对政党的赞助显然属于实业家参与多头政治过程的组成部分。这类事例还有实业利益集团参加的立法听证会。

没有任何其他的公民集团可与实业家在多头政治过程中的效力相比， 哪怕是粗略的比较。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与任何其他的公民集团不同， 实业家可以从他们支配的资源里提取所需的部分，以公共“官员”的身份支持他们在多头政治过程中的行为。

在某种程度上，每个公共官员都不可避免地会使用他的公共位置，提出个人的或党派的政治目标。然而，法律澄清了两个东西的区别：一个是他在政府中充当的公共官员角色，一个是他的竞选人、利益集团活动家或公民的角色。在美国，可以指望总统从私人募捐者那里获得竞选资金，但不许用政府财政部的钱款。不论是总统或其他政府官员都不得为党派目的而随意使用政府的资金和人力，尽管他们经常找出避开约束的办法。

对公司董事们来说可不是这样。在他们的职能范围内（即从公司销售的过程中），他们经手的资金可以——几乎没有限制地——投入党派、利益集团和选举的活动，以谋求公司董事们选定的不论什么样的目标。董事们可以把公司资产投入对这些活动的支持——其易如反掌的程度正是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它在民主理论中没有得到任何原理阐述。

不过，直到下一章以前，我们将不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实业家对公民们的灌输已到了这种地步，以至后者认为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正是实业家所追求的。在此，我们所考虑的只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冲突既定的情况下，实业家们在多头政治的竞争中赢得了大得不成比例的胜利。

所有公民集团都运用自己成员的收入和能量投入政治竞争。唯有实业家除外。他们享有三重优势：极其雄厚的资金来源，一切就绪的组织结构， 以及接近政府的特殊通道。

让我们分别考察。

实业家投入多头政治的资金

公司的资金进入了政治竞选活动和政党，进入了院外集团和公司与政府官员沟通的其他形式，进入了为政府官员而举行的招待活动及其他方面， 进入了以大众媒体形式出现的政治广告和机构宣传活动，进入了公立学校的教科书，进入了旨在对政府的政策或政策的贯彻产生影响的诉讼案件。

关于实业家分配多少资金用于这些政治活动（它的数目绝非普通公民

所能提供），我们没有足够的数据。在美国有 100 家公司，其中 4 万家各自

拥有至少 100 名雇员。它们中的大公司每一个拥有的收入比多数国家政府的

收入还多。我们还知道，美国实业界每年分配近 600 亿美元用于推销活动， 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有某种政治内容的宣传广告，如埃克森（Exxon）公司的“把能源用于强大的美国”。它的顶端是可公开用于政治的额外的数字。因此，公司开支的规模使所有其他集团的政治经费相形见绌。下述事实证明了某种不一致：在 1972 年的总统选举中，全部竞选开销总数才 5 亿美元。

在那一年的总统选举中，工会花了 850 万美元用于法律要求申报的组

织活动。此外，它们还用了 400 到 500 万美元投入非党派的“走出去投票”

的活动。所以总数为 1300 万左右。既然公司赞助的多数形式是非法的，实业界的捐赠采取了合法的和非法的开支的形式，常常通过公司董事个人的渠道捐出。人们只好猜测它们的数额。但我们不得不考虑竞选开支的总数，那一年用了 5 亿美元，其中工会捐献只有 1350 万。我们有其他线索。据认为，

总统商业委员会的某些成员贡献了 100 多万美元，五大石油公司的官员和董

事贡献了 150 万，25 家最大的国防承包商贡献了 200 多万，国家航空和宇

航局的合同商贡献了 100 多万。关于几百个其他主要的实业界的捐助，我们没有记录。

1964 年，工会委员会的贡献不到 400 万美元，而总数不超过 1 万的个人（多半是实业家）贡献了 1350 万。1956 年（这一年直接拿工会同实业界比较是可能的），仅 742 名实业家的贡献就可与代表 1700 万工人的工会所贡献的数字竞争。如果这些数字已显露出冰山的顶端，它们足以指示实业界用于政治的开支同任何其他集团（包括劳工）的同类开支的巨大差别。

几年以前，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对各个利益集团影响立法的开支作了估计。它对下述单位作了抽样调查：173 家公司、主要的农场主全国组织、劳联—产联（A ◻ EL— OIO），和主要的独立的全国性工会（不是隶属于劳联

—产联的国家工会）。这些组织报告的三年期间的开支，表现出不均衡的概况：

173 家公司 32．1（单位：百万美元） 农场主组织 0．9

工会 0．55

在联合王国，来自于 1964 年选举竞争的某些数字，表现出不同出资者用于舆论和广告张贴方面的费用。差别亦是巨大的。

保守党（主要从公司捐款中筹资） 95（单位：万镑） “产业目标组织”（一个产业协会） 27

“钢业联盟”（一个产业协会） 62．1 “劳埃德协会”（单独一家公司） 30．6工党 26．7

注意，在这里，公司的开支绝对是资金的主要来源。还须注意，仅一家公司的开支已大于工党的整个开支。

将普通公民个人收入中的政治捐献部分与实业界收入用于这方面的分配数额作对比的话，则如同耗子与大山之比。也许来自个人收入的资金的最卓有成效的组织者，确属劳工运动。但是我们看到，当它们同实业界的政治费用对照时，所有种类的工会开支都很小。另一项指标是资产。美国的全部工会资产，不包括通常由雇主管理的福利和退休基金，约为 30 亿美元。而

公司的资产总值差不多是 3 万亿美元。

多头政治中的实业组织

组织在政治中是很重要的。个人的单独行动——类似拉尔夫·雷德

（RalphNader）这样的情况属于例外，即便是他在很久以前也是加入组织的

——在影响当选的和任命的官员方面毫无成效。公民们可以自我组织起来， 如果他们愿意在时间、精力和货币上花费代价的话。但是公司已经作为组织存在。这个组织除了生产经营，还可用于其他目的，它十分方便，随时可能被公司经理们用于政治活动，其范围从与公职人员的讨论，到对政党的财政援助。它的人力是可用的。

政治活动并不需要组织者单调地或疯狂地工作。一个公司的政工干部并非是靠不住的自愿者，而是领取报酬的雇员。

想想看，有 4 万家美国公司，它们每家至少拥有 100 个雇员。它们每一个都像一个小的或大的利益集团那样关注公共政策及其与政府有关的法令条例。在政治生活中，没有任何其他的组织能够像它们那样谋求广泛而深刻地影响地方的、州的和全国的政府。除公司本身之外，还有它们的联合体。

《美国组织百科》一书用了 256 页的篇幅列举全国性的实业联盟。对比之下，

劳工组织仅用了 17 页；公共事务组织用了 60 页；科学、工程和技术方面的

组织用了 71 页。在美国的总数约为 4 个的全国性协会组织中，分属如下系列：

不过，这中间有许多组织是不相干的。因为每个独立的实业界企业都是一个财政组织，通常它能够作为一个利益集团行动，而这是任何单独的公民或工人做不到的。有关多头政治中实业界利益集团行为的研究，已广泛注意到实业家们为取得政治影响而使用自己的企业（而不是贸易协会）的活动。

信息、敞开的大门，及有好感的聆听

实业家在多头政治的活动中具有的第三个大的优势，是他们容易接近政府官员。由于他们在政府和政治中的特权地位，他们已为政府官员所熟悉， 言论也已受到重视，已进入了谈判的位置。当他们以普通公民的角色重新出现在多头政治中时，无论是他们或政府官员都通常不会注意其中的差别。

他们将享受他们特权角色的全部优势，这种优势是他们在利益集团活动中的公民竞争对手所不具备的。

我们看到，日本代表着实业界与政府沟通的最典型例子。

我们还注意到，就某些具体方面而言，在法国的计划过程中这种关系也十分密切。

另一项指标是国会各委员会和议员对实业界和实业家协会提供的人事安排、文件材料和研究成果的充分信任和依赖，这在美国的商业立法关系中相当普遍。

在许多多头政治中，一个共同的实践——它使实业界同政府的关系十分融洽——是政府官员转任公司职位。

工会的次要地位

通过简要叙述，我们又一次见到，在政府和政治中，工会看来并不享有实业界那样的特权地位（政府在生产、增长和就业诸问题上都要依赖它）。我们还注意到，工会在多头政治的竞争中能够调动的资源也远远少于实业界。在其他的一些微妙方面，工会也处于相对劣势。比如说，从实业界和劳工大众在西德政治力量的对比中，一个德国学者发现了对于多头政治有普遍性的因素。他指出，雇主协会、实业家协会和工艺师协会与工会相比，在社会共同体占有完全不同的立足点。首先，它们极少被迫公开抛头露面，而是可以在幕后操纵。所以，人们远非像工会的人那样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但甚至在更广泛的圈子内也知道他们，他们比工会更受欢迎，因为他们似乎更受人尊敬，他们的成员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他们的价值观——私有财产、权威等等——为多数人共有。

尤其当他们谈论对中产阶级的保护时，他们可以确信将获得广泛的同情。若一直处在平稳的时间中，事情对于已确立的秩序的维护者总是比对那些想改变它的人更容易。

但是哪怕这一切都不是真的，有组织的实业在公众观念中的威望也会受到它与舆论界的默契的支持（通过所有制和广告形式实现）。

此外，工会向实业界和公司影响发起挑战的潜在动力，也越来越受到工会和管理层的合作的削弱，这种合作旨在避免冲突、提高工资以及以消费者和无组织者为代价改善工作条件。对工会的挑战的另一个类似的抑制方式，是工会与管理层就企业或产业的表现在利益集团行为上的合作。

工会在选举和利益集团政治中的影响，根据多数观察家的判断，在英国比在多数多头政治中更大。这种影响是确实很大，以致一些观察家认为， 工会在集体讨价还价中提出的要求（它被劳工的政治影响所重新增强和被福利方面的需求所补充，同样通过选举政治来实现），是导致“英国病”——即英国的生产率下降和经济停滞——的根源。这是不是正确的解释？对此， 我们既不可断然肯定。也不能绝对否认。但即使它是正确的，似乎也无法否定实业家在选举和利益集团政治中的大得不成比例的影响。

这个解释如果是正确的，那么它就说明，哪怕是温和的工会，它的要求的实现——远不是工会政治影响更强大时将会实现的需求——都会削弱市场取向的制度赖以生存的企业家精神。换一个方式说，即一个市场取向的制度为它的成功也许需要如此巨大的实业界影响（不管是通过实业家的特权地

位，还是通过实业界在选举和利益集团行为上的大得不成比例的份量），以致向它发起的甚至是温和的挑战都会对经济稳定和增长造成破坏。远在工会力量大到足以同实业界的特权地位抗衡以前，它也许对于私有企业的生存已是“太多了”。同样，远在福利国家的需求在选举和利益集团行为中表现为一种政治平等以前，它可能就已是“太多了”。

似乎有理由认为，英国劳工的需求仍然算温和的，尽管他们取得了相对其他一些国家的成功。无论他们的要求如何，工会会员在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方面，或在参与管理方面，或在近几十年为他们的孩子争取教育机会的任何本质上的平等方面，都未取得任何大的改变。难以把他们的胆小或失败同一个假设一致起来，即：工会要么具有大得不成比例的影响力，要么（按照比较温和的设想）他们的影响力同实业家们拥有的影响力相等。

由于缺少衡量多头政治中平等或失衡的客观尺度，谁也无法充满自信地准确断言不均衡的现状。而且，我们的透视被通往明晰的直觉方向上的意识形态障碍所阻塞。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已陷于一种习惯之中，即把现实的许多症候视为合适的标准或基点。因而人们把实业家固有的特权和影响视为一个可以接受的平等的尺度。这样做的结果，是阻止了人们对特权和不均衡的承认，当人们见到它时。

简而言之，在市场取向的制度中，多头政治的政府和政治采用了一个富有特色的结构。这里存在一个基本的统治机制，它作为承袭下来的东西代代相传。在任何时代，这个现有的机制都为控制性权威提供了一个控制制度。这个制度是市场、有特权的实业界对政府的控制，和多头政治的综合体。

谁在市场中担当主要领导？实业家。谁在贯彻有特权的实业界控制时担当主要领导？当然是实业家。谁在多头政治中担当主要领导？是发挥着大得不成比例的影响的实业家。

所以，在这些制度中，争夺权威的斗争是由下列部分构成：

1. 争夺权威的基本斗争。它对所有制度都是同样的（第 9 九章作了描述）。

2. 多头政治。它重新改造了这个基本斗争（第 10 章作了描述）。

3. 有特权的实业界控制与多头政治的控制的竞争（本章头一部分作了描述）。

4. 实业家为支配多头政治进行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们赢得了不成比例的巨大影响（本章后一部分作了描述）。

这些就是所谓“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中争夺权威的斗争的四个基本方面。它是我们的主要结论。换一种方式讲，我们称为多头政治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种复杂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多头政治事实上仅仅是一个竞争的部分。

对这类制度的四个组成部分，我们或许须补充一点。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前面说过的多头政治政策中的一致性：它从未谋求集中的生产计划，它永远与市场制度连在一起。

15、多头政治中的循环

斯·怀特·密尔斯（C．WrightMills）认为，美国政府的核心决策掌握在三种相互合作的精英手上：政府的、实业的和军界的。菲狄兰·朗得勃格（◻ EerdiCnandLun－dberg）更具体地指出，美国是由它的最富有的家族统治的。加尔布雷思告诉我们，公司的“技术结构”

（techCnostructure）是经济事务中的支配集团。

加布雷·科尔克（GabrielKolko）提出了一个许多人心中怀有的疑问： 难道一个由十分富有的少数人组成的集团有权按他们决定的、适合于他们利益的方向指导工业（从而很大程度上也是整个经济）吗？“答案必然是肯定的”，他说。为什么？因为处于领先地位的公司掌握在一小部分经理手中，他们在企业里拥有重要的所有权份额。据他估计，最大的 200 家公司被人数

不超过 2500 的人所控制。”这些人——既指导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又控制了公司的结构——是美国经济精英阶层里最重要的一个集团。”问题提得不错，回答却不够好。在头等位置上，2500 人的领导几乎不是一个小的数字。如果我们再加上 100 家最大的非工业的、金融公司的经理的相应数字，以及

譬如说每个产业里最重要的 4 家大公司（它们并未列入最大的 200 家公司）

的经理们的数目，那么总数将上升到至少 4000 人。2500 到 4000 人占据了经济的关键位置——读出这句话时，既不让人感到惊讶，也不会给人多少启发，它不过好比说，有 2500 至 4000 人在政府里担任重要职务。人们或许甚至会对它的数目之大感到惊讶：在任何多头政治中，都只有一个总统或总理； 一个议会或立法机构的成员也仅有数百人。

科尔克的答案的更重要的缺陷体现在一个事实上，即在任何大的制度中，直接的或近似的决策者永远只能是所有参与者中的一小部分，这一点早在本世纪初时已被莫斯加（Mosca）、米切尔斯（Michels）和帕累托所阐明。

重要的问题在于，是否这个决策精英（他们的存在可以视为理所当然） 受到大众化控制。在此问题上，密尔，朗得勃格，加尔布雷思，还有类似他们的人，几乎什么也没有说。

无论如何，我们在前几章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已发现大众化控制中的某些重要突破口。然而我们尚未取得全部答案。除了对大众化控制的普遍障碍已作出的详细说明外，还有一个不吉祥的可能性，那就是无论在市场或在政府中，大众化控制总是循环的。可能的情形是：人们接受了灌输， 通过购买和投票提出要求，这种要求不是别的，正是决策精英已经安排给他们的东西。那些假设用来引导领导人的决断，原来是由他们自己确立的。

更具体地说，实行多头政治的一个障碍是实业家们的特权地位。我们已经看到，它是政府对多头政治实行控制的一个竞争对手。另一个障碍是实业家们在利益集团、政党和选举政治中的大得不成比例的影响。我们已经见到，它允许实业家们在多头政治的许多争斗中赢得压倒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考察过这两种可能。但是现在假定，由于一种特别方式，实业界的影响甚至更加根深蒂固。想想下述的可能性：实业家们完成了对公民们的灌输，从而公民们的决断不是服务于自身的利益而是服务于实业家们的利益。公民们这时变成了实业家们的盟友。实业界的特权地位被广泛接受。在选举政治中， 无需任何重大的斗争。这种循环是多头政治中一种特殊的可能，对此我们尚未作出足够的论证。

所以，我们必须进一步考察作为一种控制手段的说服，它不是那种自

由民主抱负中的相互说服，而是倾斜的、有时几乎是单方面的说服，它由实

业、政府和政治的领袖推行，引导那些无法像领导人那样随便调度舆论宣传工具的普通公民。我们将会见到，说服在此采用了至少是训导式说服或“教育”的某些特征。尤其是，“每个普通的大众媒体都负荷着实业界意识形态的一个沉重货物。”

领导人对公民决断的塑造

我们已经见到，实业家们以别人无法做到的巨大能量投身多头政治， 迫使多头政治的决策制订同有特权的实业家控制相互一致。这样一种不成比例的关系——我们已作了记录——成为灌输的主要证据。然而，从各种各样不成比例的参与里，我们可以识别出三种模式，它们对于理解控制循环中的灌输和相应的可能性是重要的。

次要问题上影响政策

三种循环模式中最微小的一种，是在所谓“次要问题”上，实业家们对多头政治的参与。与对待首要问题的立场不同，这时他们在多头政治里发生争执而不是达成协议。

实业家们在许多事情上存在分歧。例如，长期的冲突使美国的小实业脱离了大实业；所以，制造业全国联合会脱离了能吸引大公司的组织。从某种程度上讲，实业家们这时是不一致的，他们使公民们服从于竞争性的信息， 而不是臣服于灌输。

使实业界特权地位合法化

以第二种参与形式，实业家们试图说服公民们，让后者相信他们通过特权地位行使的控制是多头政治的组成部分，从而使控制合法化。在这种控制形式上，他们不对政府提任何要求，他们也不要求公民们在任何问题上加入他们一边。他们仅仅是依靠灌输方式，使公民们忽略他们的特权地位。在这点上，实业家们是一致的。

像他们通过媒体明确传递的信息那样，实业家们试图把私有企业同政治民主联系起来，使对前者的攻击等于对后者的攻击。例如，在英国产业联合会的一个意向宣言中，民族、民主、自由和私有余业全都缠绕在一块；它宣称，“个人自由的保留对民族国家的福祉是根本的”，它将积极反对一切“破坏性的”势力，它们削弱了“（一般地讲）英国的安全和（尤其是）英国工业的安全。”在美国，他们把实业界代表派去参加或领导许多自愿的组织， 如联合基金会或红十字会，而在某些版本的民主理论中，这被说成是赋予民主的一个决定性的特点。他们还向公立学校提供大量教材，这些东西不是讨论党派政策的地位，而是用私有余业的民主版本灌输孩子。

所有使他们特权的参与合法化的这些及其他的尝试，表面上都是很高尚的，远非为自己利益服务的。他们常作为教育的目标被广泛认可，他们传递的信息被认为是符合公众利益的。政府官员多半会通过向公民输送同样信息的方式予以合作，有时甚至极为热情。例如，1976 年，美国内政部长托马斯·柯兰普（Thomas．S．Kleppe）宣称：“今年是挥舞旗帜、挥舞自由企

业旗帜的一年。”在使其特权的参与合法化的同时，实业家们占有利用多头政治对次要问题的宽松控制的优势地位。政府在次要问题上的决定（它们事实上符合实业家特权的需要）比较容易打上公共色彩，看上去仿佛它们真是多头政治过程的结果。所需的一切，是实业家直接通过多头政治的这条路线， 让它出现在立法听证会和利益集团的其他讲坛上；他们做的这些事情是公开的。在法国，计划委员会在它的计划早已发生效用以后才把它的文本送交国民议会，议会的权衡与决断在很大程度上是形式主义的和象征性的。

他们在使其特权地位合法化的道路上到底还走多远？这既是有争议的

问题，又是依照国情而各不相同的问题：比如，在法国和联合王国就比在德国和比利时较弱；在美国则相当严重。一种自我庆贺的语调从一个冷酷无情的公司副总裁嘴里发出：美国实业界拥有独一无二的声望和权势。总体上看， 实业家们代表了我们社会的领导集团之一。这里没有贵族地主、古代的骑士或党派精英的竞争，很高的社会地位常常以实业界谋求的手段和位置为基础⋯⋯他们对经济资源的控制赋予他们巨大的权力，在使用这个权力时，他们被允许拥有广泛的处置自由。

他们的权力不只限于经济事务。他们对有关社会共同体福祉的所有事情发表意见，他们的建议是有份量的。”

取消政治争论

在第三种参与形式中，实业家们利用他们的巨大影响，试图创造一个占支配地位的主张，它将从政治生活中取消有争议的重大问题。他们所施加的压力，不是要求对重大问题取得一致，而是要求在这些问题上保持政治沉默。这里，他们在多头政治中的参与进一步向着灌输的方向发展，虽然并不总是成功的。它使大众化控制减弱并发生循环，就是说，使得大众化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失效。

在这种活动中，正像为使特权地位合法化所作的努力那样，整个实业界趋于用一个声音说话。它没有遇到任何其他声音的挑战。在所有多头政治中，大中型公司对我们所谓的“首要问题”——政治经济组织的重大问题抱有类似的看法，其中包括，私有企业，公司高度的自主性，保持收入和财富分配的现状，把工会需求限制在与实业利润一致的范围内。通过灌输方式， 他们试图避免让所有这些问题列入政府议事日程。

在首要问题上，公司的声音得到政府许多官员的声音的配合。这里有好几个原因。

原因之一是，政府官员处在特权控制和多头政治控制的潜在的交叉火力下。他们宁愿从政治中取消那些会产生严重麻烦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实业家们憎恨屈服。既然政府官员的任务就是谋求实业家们正在做的事情，他们不想让私有企业的根基成为现实争论的政治问题。

在英国，塑造决断以维护根基的问题已由 1867 年第二次改革法案所明确提出，这个法案给相当一部分劳动阶级以选举权。一个英国议员觉察到， 劳动阶级现在“手中已提有权力，如果他们知道如何利用它使自己成为形势的把握者，所有其他阶级在他们手心里必然是软弱无力的。”其结果，就在法案通过的那一年，英国保守党人建立了保守党和宪法联盟全国委员会，开始出版大量内容不变的对劳动人民宣讲的传单手册。这一努力从那时一直沿

袭下来。在它的其他各种目标中，保守党的信息携带了两个要旨：劳动者完全有理由赞扬他们社会的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应当委托保守党领袖保护这些制度。

中学和大学一直是大公司在首要问题上确立看法的特殊目标。例如， 在美国：由全国电灯协会组织的电力公司，不光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国会议员，而且发起重要攻势以控制对公立学校的核心的教育内容。高中和语法学校的教师们被这样一些材料所淹没，这些材料旨在强化对类似“电的奇特之处”和“千瓦的神奇故事”这样的课题的教学。每本小册子都含有精心设计的批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内容。这个协会采取非常积极的（如果不是公开的）方式，确保从使用中抽下掺杂了与教义不符合的课本，并编写和使用比较有益的代替品。学院的教授们，那些众所周知的低收入者，得到协会给予的补充收入；作为回报，他们不会偶尔用比从前更多的同情口吻讲授有关公用事业部门的内容。公共图书馆、部长和各种公职领导人都迁就电力公司的宣传努力。

实业界对塑造决断的影响

人们耳闻目睹的一切都影响着他们。它显示了我们是如何学习讲话、阅读、写作和思考。不过它有时也指出，虽然公司在首要问题上向公民们灌输了大量信息，而且没有受到任何可与之竞争的信息的有力挑战，公民们不知怎么却未屈服于这种灌输。

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是因为公民们以某种方式拒绝了实业界的信息而接受了其他的信息。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观点，但它还没有少许证据。公司已使用了一切可能的方法，公开的和隐蔽的。他们的信息源通常是看不清楚的。一般地讲，大量信息是通过一个新故事或播音节目、一本杂志上的文章、一部电影、一篇社论、一次政治演讲或一次谈话，被间接传递到公民那里的。只有一小部分信息公开来自于实业界的某个源头。

然而，持怀疑态度的人可能认为，公司对重大问题的信息多半是通过大众媒体传递的，因为它对于改变决断相对地说没有效果。有的研究证据否定了这种怀疑。比如，人们对媒体的某个宣传运动的效果，是以它在一周内使 4％的响应者对石油工业的态度发生 180 党的相互冲突的宣传交叉偏向选民），衡量的方式是看它对 5％的研究对象在党派立场上变化的影响。如果是这样，宣传的累积效果的确可以是很大的，若它仅仅是偶尔受到相反宣传的挑战，而且坚持了不是 5 个月而是公民的一生的话。在研究大众传播媒介的文献里，找不到任何内容能作为对它的效果加以怀疑的根据。

不仅如此，既然它赞赏这种现状，公司在重大问题上对决断的塑造通常是肯定而不是改变决断。在此基础上的媒介宣传运动甚至更加有效。有时还有这样的论点：产品和劳务的广告可以左右人们的反应，普通人很容易根据信息的敦促去做手边的事情（一个人直接上街去购货）。在重大问题上， 公司的政治说服只需要更为容易的反应。一般而言，它不要求公民做任何事情，任何令他烦恼不安的事情。

它通常要求的不过是，公民们继续相信自己已经相信的一切，既然他们从孩提时代就被告知要相信它们。前面说过，说服——它是信任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无意识的条件（我们在后面关于社会阶级的那一章将看到

这方面的证据）——在每个社会都是普遍存在的。这些制度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很多人在成长过程中不是把它们作为应受检验的制度，而是当成可以测试新政策和制度的正确性的尺度。当新政策和制度出现时，像普遍发生的那样，关键的判断过程被简化和缩短了。在一些社会，新教伦理终归是对私有财产、私有企业和公司自主权的支持。培养孩子的实践也历来如此，它强调个人的自决。体育竞技的竞争总是被等同于市场生活，或者反过来，市场生活总被与体育竞技等量齐观；因此，有些人认为，对公司自主性的约束， 在某种含糊的意义上，好比给一个竞赛者放上一个仲裁的障碍。在他们影响公民决断的努力时，实业家们经常需要做的，只不过是呼唤深深根植于人们内心的感情。

大众媒介的影响也遭到了抵制，其根据在于，个人的影响而非舆论和广播的影响是绝大多数个人的政治决断形成的主要来源。看来他们确实没有给政治作品和广播加以认真注意。但如我们所见，他们受到与他人交往的影响，而这些人阅读和收听大众传播物。

这种影响反过来又受到更加喜欢阅读和收听的其他人的影响，不论在媒体中还是在人际交流中。

像埃尔蒙·诺帕（ElmoRoper）——或许他的说法比他呼唤的内容从概念上看更有魄力——指出的，存在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追随者，伟大的传播者，次要的传播者，次要的公民参与者和次要的政治惰体。因此，大众宣传媒介对个人影响的后果，是公众观点形成阶梯上的相互交换。

受约束的决断

如果商业信息是作为实业家大力参与选举政治的一个后果而传播开来的，那么我们不难看到一种受到严格限制的决断，这种决断对商业企业、公司、私有财产和其他根基不会造成什么麻烦。的确如此。虽然决断在欧洲的多头政治里不像在美国有那么多的约束，但它们仍然处处受到限制。公众的观点与主要倾向是一致的，离经叛道的只是少数人的见解。

一致性是一个为人们所熟悉的政治现象。

领导人和观察家总是对他们认为有成就的东西鼓掌喝采，也许他们并不完全懂得他们喝采的到底是什么。当英国有了社会党人参政的头一回经历以后（这一经历也许被人指望会改变英国的制度），洛德·巴尔夫（LordBal

• eour）自鸣得意地说：我们已更迭的内阁，尽管属于不同的党派，但从未对社会的根基产生分歧。显然，我们的整个社会机制已预先假设人们会是这样的，从而在任何时候它都可以安全地承受任何的争论。

我们在上一章已经提到从政治中取消集中计划的问题。

下一章将证明，尽管存在普选权，多头政治的收入分配并没有多大改变，虽然有些国家比另外一些国家作了较多的改变。

很少有哪个多头政治（甚至是政治上活跃的国家）对财富和收入分配的重大改变进行过认真的讨论。

公民们相当忽视这些问题。面对机会不均等的大量客观证据，罗伯特·兰恩（RobertE．Lano）仔细观察过那种认为机会大体上是均等的人。他们仿佛无视导致收入差别的现实世界的因素。“几乎未提环境中占压倒性的力量，只是偶尔谈到疾病、某个养家糊口的人的死亡、衰老、迁出城镇的理由，

诸如此类。”在大不列颠，最近的一份调查向供调查的选民们提供了一份有关收入政策的假设选择。他们愿意为特殊的技能付酬吗？或者，他们宁肯保证最低收入者有一份合理的工资吗？还是应当使收入分配更加平等？只有10％的被调查者选择更加平等。关于英国劳动阶级态度和观点的最近的两份研究，一致同意下述发现：不论是狭隘的主张还是广泛的见解，都使劳动阶级服从较高地位的阶级。——这一切发生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在那里，它的19 世纪的许多领导人还担心，普选权会造成收入和财富的一个比较平等的分配的要求，他们认为这种政策对选民大众具有明显的好处。这是世界上最极端的现象之一，即选民大众所投的票很像他们的领导精英投的票。他们为自己要求的东西极少。

其他证据也给人启发。苏德兰特（Sutherland）在他关于美国的白领阶层犯罪的报告中，用各种翔实的材料表明，由公司经理们承担责任的犯罪， 尽管从法律上无法区别是否比普通公民的犯罪更严重，可被法院、议员和公民视为属于不同范畴的事情；对这类犯罪，惩罚是很轻的，减轻惩罚的气氛使它们容易被开脱，起诉的办法也不一样。

它本身证明了公司在社会中的地位。但是，由于没有对两种犯罪的差异作什么分析，他的研究并未激发出对他提出的问题的深刻揭示，公民们也没有认真地考虑减少差异的问题，尽管它偶尔引起愤怒的抽搐。这一切再次成为决断受到系统的约束、从而使一定问题被压制下去的证据。

此外还有一点零星的证据。它的表现是：当有着根深蒂固的观念基础的性行为、婚姻、穿着打扮和谈吐风度等等方面近些年来发生严重的不稳定时，建立在政治—经济组织之上的决断却保持了持续的稳定。很显然，在某些条件下，人们会突破旧的思维模式，甚至是极其迅猛粗暴地，但是，无论是战争，国与国的军备竞赛，还是通货膨胀、失业，或是原子毁灭的威胁， 都未能为有关政治—经济组织的重大问题的决断开拓一个更广阔的范围。

不过，决断绝不是丝毫没有松动余地的。在有四五个政党的制度下， 其中一个常常是共产党，例如法国和意大利；另外还有一个也许是极端右翼或极端左翼的政党。另一方面，多数有效的政治竞争，仍将在一个狭窄的次要问题的政治范围内照样继续下去。

共产党本身将经常——像实际表现那样——赞成在狭窄的变化范围内的政策，而不是有特色的重大改变。共产党常常不得不为承认议会政治付出代价。

对异议者决断的约束

即便重大问题上的异议或改良的决断，也受到明显的束缚。罗伯特·黑尔伯诺勒（RobertHeilbroner）指出，“大家都力求使自己有关社会变化的建议适应于占主导地位的实业秩序的约束。”因此，在可能提出的许多事例中，美国的煤矿工人协会几十年来始终没有施加压力，要求加强煤矿安全立法。矿工们并不是没有道理地反对加强矿山安全。他们只是担心他们的职业， 万一公司最终被迫实行安全措施并负担这样做的较高成本的话。在他们的受约束的心中，不可能真的容纳一种可供选择的改变——因为安全措施是由政府基金付账的，是用给予煤矿公司的补贴、或用给予工会的补贴付账的。他们无法突破他们固有的想法，即公司会对煤矿安全负责，要求公司去做任何

超出盈利许可外的事情将会造成相反的后果。与此类似，在任何多头政治中也没有认真讨论过，是否可以让工资突破与生产率的联系（抵消的办法是减少对商业企业的补贴），从而不必争论企业盈利是否构成提高低收入的障碍的问题。

持异议者的决断还受到了或许可以称为公众争论中的“平衡”神话的束缚。不少公民对自己承认“每个问题都有两面”的想法感到骄傲，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实质上同其他方面隔绝的东西，在那些方面，他们仍然保持着要么当聋子，要么充耳不闻的状态。在美国，“同等时间”广播的立法，一般地讲是为了保护两个倡导者——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广播时间。这两个党在政策的范围和连续性上紧紧地站在一块。那些自由的报刊专栏作家——他们是某些报刊竭力推荐出来同保守观点抗衡的——提出的有争议的问题不过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观点的“平衡”就这样呈现给公民们，其狭隘的竞争对市场取向的制度中的政治—经济组织的基础没有造成什么改变。

没有必要的观点一致

为了实现其目的（对于它，实业家自己可能也只理解了一半），公司在重大问题上对公民决断的塑造不必实行思想专制，甚至无须在重大问题上取得统一的看法。我们已经注意到，它完全不需要这两者；需要的仅仅是说服公民，不要提出某些问题，不要对某些政治问题提出要求。所以，在诸如公司自主性这类问题上，它如果说服公民相信，这个问题不值得消耗脑力，或者它的复杂程度让人泄气，或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煽动看来是不可能成功的， 或者公司的自主性是件好事——如果公民相信这中间的任何一个，公司就成功了。任何人都会照此办理。

因此，一份有关美国和联合王国的价值观的详细调查结果发现（它进行了 25 项经验研究，任务是确认价值观的一致是不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特征），“存在着的不是价值观的协调一致（它维护了劳动阶级的屈从），而是在关键领域的不一致（在那里具体的经历和含糊的多元主义可能已变成了激进的政治）。”价值观比保守主义更容易产生混乱，混乱足以保持重大问题上的寂静无声。

核心信念的必然

可是，我们能够指望任何社会对它的根基发生争议吗？有哪个社会这样做过？难道通过承认每个社会都留有共同的核心信念的印痕，我们不能消除在重大问题上决断受约束的证据吗？它们确实回答是否定的，而且我们不会在共产主义社会或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发现任何比在多头政治中更大的决断多样性。

不过，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说明，重大问题上的决断在多头政治中受到约束，在其他制度内没有受到约束。我们要说明的是，哪怕在多头政治中它们也受到严重的束缚。这个分析的意义在于，操纵决断的控制机制存在于这些制度之中就像多头政治过程本身一样是根本的。因而它们把一种重要的循环引入了（不论好坏）依靠多头政治的大众化控制。

鉴于多头政治的制度对多头政治控制的理想追求，受约束的决断在这

种制度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但最要紧的不是核心信念的存在，而是约束究竟如何形成——靠谁或什么办法，围绕什么问题和为何围绕这些问题。这是我们在本章的分析中一直试图理解的内容。至于如何实现这些约束，我们的分析应回溯到这些制度中领导权的双重性，回溯到实业界由此产生的特权地位，回溯到实业界在多头政治内大得不成比例的影响。所以，我们应当注意， 不能忘却这个联系的意义，至少从逻辑上讲，一个社会有可能在重大问题的一致决断上为了共同利益而站到一起，它不导源于任何社会集团的任何特权地位。

重申一遍，在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中，受约束的决断的重要性在于， 它们是以一种多头政治的方式受到约束的。这种约束同经常为这些制度辩解的民主理论和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在多头政治里，核心信念是受操纵的和一边倒的观念相竞争的结果。

对操纵决断的限制

美国人阅读什么和不阅读什么的调查告诉我们，美国也许代表着决断一致化的一个极端事例。美国没有像意大利和法国的共产党报刊杂志那类异端的大众传播媒介。从传播体的发行量看，像“民族”或“新共和”一类的中左出版物，或者像“每日世界”一类的共产主义报纸，属于巨人中的侏儒。

麦考尔杂志（Mclall’s） 800（单位：万份） 时代 400

纽约时报 84．6

竖琴师（Harper’s） 37．9 大西洋 32．6

新共和 14

民族 3

每日世界 1．4

在美国可能没有广泛发行的激进派报纸，因为不存在想阅读它的广泛的读者群。但是，这正是我们的论点所在。

在西欧的多头政治中，一些公民和主要的政治领袖同样考虑着比美国人范围更广的有关重大问题的抉择。英国工党的某些领袖——如奥得·斯加基尔（ArthurScargill）、诺曼·阿特金森（NormanAtkinson）、安东尼·韦基伍德·本（AnthonyWedgewoodBenn）等人——正在重新振兴自己的力量， 这种力量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从前的工党激进主义，它是工党多年来随着它的崛起和行使政府权威而加以压制的东西。欧洲人比美国人更经常地争论集中计划、收入和财富的重大再分配，以及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问题。他们讨论一种对公司权限的范围更广的限制。在法国和意大利，他们愈来愈接受了共产主义的说服。如果说这种接受乍一看可能不太重要——因为在这些国家，共产党所以被接纳，是由于它们放弃了革命目标——，那么它毕竟证明了一种在美国无法做到的宽容性。我们后面还会见到，有关公司内部旨在增强雇员控制的改革，在美国以外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讨论。

甚至在美国，无论如何，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石正受到争论的侵蚀。次要问题上的政治改革含蓄地引发了重大问题的可供讨论的方面。公司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管理——多于 1890 年，或 1932 年，或 1946 年。它们现在又

一次受到出于对生态问题的关注而提出的新限制的要求的推动。我们看到， 收入分配正在改变，哪怕是以冰河移动般的缓慢。公司在操纵决断上的优势并未使大众化控制完全循环。

在多头政治里，对公民决断的约束远未达到（是否有必要这样说？） 大规模垄断进程的目标，这种大规模垄断进程曾经使得过去的法西斯主义制度和现在的共产主义制度中的大众决断受到控制。如果说在多头政治下政府、政党或公司官员的声音比持异议者响亮得多，那么前者并没有使后者沉默不语。

而且，媒体并非铁板一块。比方说，美国的电视，给了激进分子、抗议者和批评家至少一小方天地。它对非正统、新奇古怪和非常规的边际容忍， 也已为下述现象的存在所证实——女权运动活动家、嬉皮士、瘾君子、改邪归正的罪犯、同性恋者（他们或她们重新写下自己生命的历史），以及成百万各种观点的提倡者。即使把政治激进主义与性混乱、犯罪、吸毒和偏执狂并置起来（这无论在报刊或电视广播中都相当普遍）是一个让激进集团的政治信息丧失名誉的办法，但传播媒介并没有把民众完全封锁起来以防止他们受到对实业界、公司和现状抱有敌意的观点的污染。

在大学里，就正统的全部发展趋势而言，学生们在他们能主动阅读的那些范围并未受到多少束缚。读马克思著作的大学生比读亚当·斯密的人更多。甚至在公立高中，对一个学生来说，从政治光谱里取样检验也不太难， 虽然学校的教程可能会阻拦他。多头政治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十分紧凑的循环。

当与权威制度下对公众观点的控制相比时，受约束的决断就算不上是一个严重的现象。它所以称得上重要，仅仅是根据民主的抱负作出检验的结果。在人类历史上，设计出大的民族国家的政府（它以自由方式——像自由主义者对自由的定义一样——实行了非暴力的权威竞争），是人类取得的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对于享有自由的公民们来说，难以想象什么是观念的不平等竞争，政府如何远未实现思想自由的更大目标、而靠它完成仅在此时才有可能的大众化控制。

16、市场制度中的循环

在市场制度里发现的和在上一章讨论过的是同一种循环现象吗？ 人们仅仅购买向他们推销的人说服他们购买的东西吗？把多头政治的循环与市场循环的趋势作一比较，会有助于进一步阐明多头政治的循环。

公司对买主偏好的操纵是一个大的实业。更准确地说，它是许多大的实业。在美国，60 年代末的一个统计显示，每年用于广告和其他推销方式的开销几乎有 600 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这个国家在教育或医疗事业上的开支。

仅广告一项就占了总数的 1/3：根据对这个国家的一份抽样调查，广告开支占国民收入的 1％到 3％。按照大致的估算：

美国在这方面花费了 2．8％的国民收入。

丹麦、加拿大和芬兰略高于 2％。英国为 2％左右。

多数工业化国家，包括日本，为 1．5％左右。法国和比利时不到 1％。由于推销本身就是一个大的实业，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对它在简化大

众化控制方面的后果的研究努力（甚至是富有思想的争论）受到阻碍。各种推销行业和使用它们劳务的公司在信息上并不慷慨大方。我们对耳闻的有关推销的难以置信的内容持怀疑态度：比如，电视的发言人宣布，公司可以有盈利地花费数百万美元用于电视广告，因为它被证明在影响人们方面是有效果的，但同时他们向我们保证，这些广告在对人行为、甚至在对易受左右的孩子上不会产生不良影响。

即使我们同意这个站不住脚的可能性，即上述两种说法并不矛盾，但这种肆无忌惮的断言和实业在整整一代人受腐蚀侵害的可能性上表现出的冷漠也是对公众有关推销现象的知识的低水平的证实。作为后果之一，本章的内容会很贫乏，而不是有丰富的经验证据。

或许关于可能的循环要说的第一点是，推销的数字极为可观，但我们无法衡量。简单宣布一个有用的新产品，或者声称人们熟悉的某个产品现以低价卖出，这些听上去都是不会让消费者成为推销者愚弄对象的有用信息。不少人相信，这类宣布太喧闹和太经常，它们耗费了太大份额的国家资源。但这些抱怨与声称推销方式简化了消费者控制的断言是不一样的。

一般地讲，关于推销方式（内容充实的和内容虚假的），开始分析的头一个合适题目是：它是否有效果。漫不经心的观察已为细致的数据研究所证实。推销活动左右着人们（但有多大影响尚不可能说清楚）购买的产品和劳务的种类，以及他们选择的牌号。

广告商之所以不断作广告，是因为他们发现有用。不过，限制是明显的。数百万人不喝啤酒，不用外阴除臭剂，不买人身保险，或者不去阳光地带作冬季旅行，虽然广告商竭力诱使他们这样去做。尽管 Avis 公司的推销员一再努力，Hertz 公司的所有主顾也不会倒向 Avis；反之亦然：虽然 Hertz 公司的推销活动全力以赴，Avis 公司的买主仍然使用老牌子。消费者也不会认购广告敦促他们购买的一切新产品和服务。据估计，美国市场上采用的新产品中有 80％遭到失败。

食宿开销总是占去了家庭收入的大部分。由于阶级、收入、社会经济地位、民族的认同感、以及诸如此类的原因，消费者们像他们实际做的那样在不同方面花销开支。这些因素主要支配着菜单、住房和室内设计的花样。推销方式不能很好地解释消费中的主要的民族、种族和阶级的差异。比方说， 美国人在汽车上的开支，是美国财富的一个结果，再加上巨大的市场（它刺激了汽车的大规模生产）和大片的土地（它鼓励大量修筑公路）。

消费者开支上的很多变化差不多完全不受任何推销活动的直接影响。在 60 年代初，在美国兴起了服装式样的多次变化，比如，改成蓝色斜纹粗布制成的工装裤。虽然现在推销方式作了进一步鼓励，变化仍然领先于推销。在几乎同一时期，对自行车的一种新的需求也扩大了，但它并没得益于推销的宣传。

推销的综合效果也许提高了消费者开支的总量和减少了他们储蓄的总量。对这种印象启示的后果可以试图加以仔细衡量，但它却缺乏说服力。

人们必须思考这样一个逻辑假设：推销可能是许多国家文化的一个有

力的、无所不在的和冷酷无情的塑造者（推销本身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行为）。尽管我们的信息缺少佐证，但还是可以说，推销可能成功推动了大众去追求市场的产品和劳务；也许更加重要的是，它说服大众相信，购买是通向受欢迎、荣誉、个性、快乐和有保障的方向的途径。

在 20 世纪初的美国，至少某些重要的实业界领袖相信，推销应当承担起这个任务。他们看见了正在形成中的为新的巨大市场进行大规模生产的可能。他们认为，这个可能呼唤着新的水平和变化多样的开销，它要求消费者为之作好准备，不管是靠高工资还是通过灌输他们的宣传运动，以谋求今日美国工业所能供应的一切。

使消费者口味不变

推销方式的另一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实践者不会同消费者去作多余的战斗。很明显，在向消费者卖出他想要的东西（或者作为他用来结束购买的东西），与推销者企图销售的消费者抵制的东西之间，存在着更多的货币。既然实业家瞄准的是赚钱而非改变这个世界对消费品的选择，那么，他们不会单独地或与别人一道，就他们的顾客必须购买什么的问题作出决定，并着手生产它和引导消费者购买它。更令人奇怪的一种可能，是公司由于下述原因展开的推销：公司在潜在的生产线方面缺少转向的灵活性，它已在一条或数条生产线投下了资本，但现在发觉顾客正转向别的新产品。既然它已无能为力改造旧方式，它也许只好企图拽住老主顾不放。

但是多数推销并不如此。多数推销活动高声宣叫新产品的优点。推销可以用来销售尽可能多的新产品（当然也可以是新企业和新产业），它看上去是潜在的买主所需要的。

有任何理由使实业家做别的什么事情吗？推销战略在无所不能的现代大公司里表现得最为明显，这种万能的公司可以通过市场研究的引导，生产出消费者可能需要的几乎任何东西。如果在某些场合中市场研究的结果只是一个不高明的技巧——比如一家烟草公司要求研究人员确定，它能够使一根香烟的长度缩短多少而又不让顾客发觉——那么它也就暴露出取悦顾客的方式。

然而，由于技术上的原因，甚至连那些万能的大公司也会担心顾客将不购买为他们生产的东西。当复杂的新技术或产品需要若干年的发展时，这会儿公司不能确信是否消费者在比如说五年的发展期内不会改变他们的想法。因此，公司将使用推销方式，把消费者固定在以前预计的偏好模式上。尽管加尔布雷思把这种推销方式视为对产品的控制由顾客手中向公司手中转移的证据，但按照他的论述，似乎在这种推销中公司正试图响应（而不是指挥）消费者的偏好。就公司这种引导消费者购买公司设计的产品的努力而言， 公司的举止像一个旧时的人像摄影师，他让被摄影者的头部紧紧靠着一个支撑架，以便在足够照下一张像片的时间内固定不动。这时被摄影者是摄影师的囚徒吗？

某些比较

纵观起来，可以说，在多头政治中，公司和政府操纵决断的努力一道，

建立了推销方式。在政治生活中，领导人掌握了舆论偏好，为自己的信息找到现成的听众。媒体中充满了他们的宣布、相互争执和许愿。他们就他们想要“推销”的东西所说的一切话就是新闻。公司官员对于一个新产品便不是这样。作为销售者，他们不得不说的话极少涉及民众的长远利益，通常也很少涉及自己顾客的利益。他们不得不向他们的听众付出很大代价，即便如此也只能在 30 秒短暂的商业电视广告这样的痉挛中抓住听众的注意力。

人们对于政治领导人也比对待销售者更认真。1970 年，当尼克松总统命令地面部队从越南向柬埔寨转移之前，一份民意测验报告说，只有 7％的被问询者赞成这个调动。而当总统实际下达了这一决定以后，有 50％的人认可了它。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公民们的决断按照领导人的行为或建议迅速和实质性地发生变化。在市场推销中，没有什么与之十分类似。

某件新产品也许差不多立即创造出一群新的顾客，但顾客们不会像公民们从政治领导人那里取得看法那样，接受公司领导人对产品的看法。如果明天某位议员宣布，在经过深入思索之后他决定皈依宗教神秘的灵感，许多相信他的判断和接受他的建议的选民会相应改变自己的心情。如果英荷壳牌石油公司的董事长宣布，他的公司生产了一个奇妙的新产品，这一产品的几乎所有的潜在买主要做的事，不过是让他的说法在他们心中同其他许多不一样的说法展开竞争。

另一个比较是容易遗漏的。对实业家来说坚持要把自己认为是公众必须拥有的产品卖给公众，而宁愿营业受损，也不肯按公众的要求卖出产品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只有在政治中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即一个坚持意识形态或某种教义（或具有高度的原则性）的领导人，宁愿在竞争中受挫也不肯改变他的主张。在总统竞选中，看来一个“圣者”（aGoldwa－ter）取胜的可能比他的说服努力要少。他宁愿在错误的主张面前让他的党失败，也不肯让它获胜。类似情况发生在林肯、戴高乐、丘吉尔、希特勒、温德尔·威尔基

（WendellWilkie）、罗伯特·塔夫脱（RobertTa ◻ et）和罗纳德·里根

（RonaldBeagan）身上。不过，早在 60 年代，据估计已有 2/3 的美国参议员和州长选举竞选过程利用了市场研究的某种形式。

或许，政治领导人同实业家的这个区别正在消失。

观念的竞争

也许可以进行的最基本的比较——如果我们拥有能使这个比较充满自信的信息——是两个竞争领域里“观念竞争”的特点；这两个领域就是政治和市场。在市场制度下，观念的竞争在某些方面远比在政治中广泛和深刻。我们中的多数人不会购买远超出自己收入许可的东西，我们谁也不会把全部收入花在一种商品上面。所以，在考虑作任何购买时，我们处在无数其他可能的选购的交叉压力下——要么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商品，要么是同一商品的不同牌子。广而言之，任何一个广告商的成功，就是另一个广告商的失败。每个人在竞争时都与其他所有人抗衡。

在多头政治中，提供给投票者的不过是某个官位的少数竞争者和每个问题上的少量政治选择。确实，有成千上百个建议人，在为各自可供选择的潜在政策而竞争，如资金惩罚、低成本住房、堕胎合法化、对苏联采取强硬路线、核电站问题、禁止活体解剖实验、充分就业、城市改造等等。但它们

不靠下述方式竞争，即市场上每种消费品或劳务为争夺消费者开支的竞争。多数政治呼吁落入聋子耳朵。在多数问题上，公民们把决策责任委托给官员们，留下自己考虑的仅仅是少许抉择。有时，观念的竞争只在狭小范围内展开，不过是争论少数候选人（经常只有两个人）的优点长处，这些候选人要争夺他投票的少数当选职位中的每一个。我们已经见到，官员、候选人和政党为影响公民偏好所作的努力，在重大问题上几乎没有任何竞争。

扩散开来的混淆

尽管推销方式和对政治决断的操纵已经阻碍了大众化控制（通过在它内部造成一定的循环），它们可能通过施予大众传播更广的危害的途径再次妨碍它——从而是双重障碍。信息迷惑和欺骗公众。结果，虽然民众并不总是做领导人要他们做的事，他们却无力了解和保护自身的利益。

一些主要的大公司成功说服了消费者，让他们购买易使一氧化碳废气进入车厢的汽车，购买对使用者有害的农药，购买铅制玩具，购买有危险的添加剂的食品，购买一切隐蔽的或有意不申报的信誉受到指控的产品，购买昂贵的人身保险（它们并未向顾客提供他们认为应当提供的储蓄），购买易燃的地毯和纺织品，购买不久就需要花很多钱修缮的住房。

在政府和政治中，对于作出信息灵通的和富有思想的大众选择同样是有破坏性的说服，处处表现出来，在美国的政治里尤为突出。肯尼迪总统在“猪湾事件”中企图欺瞒公众，约翰逊总统在东京湾事件中企图做同一件事。今天，在美国，没有哪个官员会否认下述断言，即已经给予一个也许易受攻击的官员过多的信任。在许多公民眼中，信誉对政府和政治已变成奇谈怪论。

对于消费者比对于公民有更多的诈骗吗？这类事情更频繁吗？统计隐藏了什么、哪些尚不知晓的案例并不容易。不过，我们可以察觉的是，多头政治的领导人把揭发别的领导人在政策上的扭曲作为自己的营生，有时竟然成功。肯尼迪对猪湾事件的说法受到了挑战，真实情况最终暴露无遗。由于说谎，尼克松被迫辞职。但是，总起来看，市场推销方式遵循着一个规则， 即避免对竞争者的断言发出明确挑战，例如药剂公司那个事例。数以千计的断言年复一年地出现在报刊杂志和广播电视上，从未遇到任何挑战。

不论是多头政治的领袖还是实业界的领袖，都企图通过限制揭发和争论来阻抑观念的竞争。比较美国而言，在联合王国，对新闻的非正式理解和比较严格的合法控制的传统，约束了对于政府的批评。在美国，对于持异议者的不宽容的抽搐痉挛不时出现。司法部长亚历克斯·米切尔·帕尔默

（AlexMitchellPalmer）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对激进分子提出起诉。50 年代，在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McCCarthy）的煽动下，公职人员、学院教授和作家受到恐吓威胁，有时失去了工作。60 年代，马丁·路德·金

（MartinLutherKing）和其他民权领袖受到政府官员的骚扰。1973 年，白宫负责电讯的官员威胁了广播电台。在 60 年代的法国，政府所属的电视台

一再违反党派政治的传统中立原则，直到 70 年代这种行为还在沿续。

实业家们成功地使贸易秘密成为一种财产权。甚至法院认定，对政府调查人员也不必作出某些揭露。多年来，消费者协会一直试图迫使美国政府公布有关机构为政府购买产品的过程中对产品测验的结果。它的失败暴露出实业界保护利润的权利（再次是实业界的特权地位）优先于消费者了解他们

的市场选择的权利的深刻程度。实业家们还引导舆论（有时是靠起诉的威胁），要后者谨慎地在关于公司非法活动和其他可疑的公司平行的新闻中公布公司的名称。不过，在美国，被确认了的公司非法活动现在越来越多地得以公布。

是什么东西——概括地讲——操纵市场需求和政治决断？本章开始时，我们几乎没有多少证据可资比较。看来——但是判断也许不同——观念的竞争在市场制度下比在多头政治下可能更加激烈。这是因为，公司在争取消费者的努力中相互竞争，但在灌输对政治的重大问题的看法时又联合起来。

多头政治和市场的比较是更加困难的，当考虑到公民和消费者那里混淆的错误信息和由此造成的紊乱时；哪怕灌输没有成功，他们也受到了损害。无论在多头政治里还是在市场中，普通公民和消费者常常——每天——受到设计用来欺骗他们的信息的侵害。

17、社会经济阶级

对于前面有关多头政治内大众化控制的循环的分析，我们现在必须加上社会阶级的后果。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展望。狂暴的吵闹喧哗会像成群的黄蜂一样袭击任何一个人，如果他拨弄戳刺阶级问题的巢窝的话。尽管存在各种有关阶级的真知灼见的著述，学术界——像更大范围的有思想内容的讨论一样——似乎分成了两个阵营，它们都承认社会阶级的存在，但其中一个阵营，马克思主义的阵营，把阶级冲突当作人类历史的主要动力，而另一个阵营，传统的阵营，把阶级降为同其他几十个甚或几百个社会组织、冲突和变化的决定因素相等的位置。

本书的篇幅不可能容纳一个彻底的分析。也许每个读者应当提供有关

阶级如何影响多头政治的政治—经济结构的他自己撰写的一章。无论如何， 我们所能做的不过如此。

让每个读者写下他自己的一章，但让我们用简要的分析为它作个序言， 这个序言是有限度的和小心谨慎的，它试图说明多头政治内阶级同大众化控制的循环之间的特殊联系。

它是有关阶级问题的一个导论。它将就阶级命题提出最低限度的几个论点，然后从中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难以用证据拒绝——尽管在阶级的命题下，任何论点都可以在一个阵营中找到证据而在另一阵营中否定这个证据。命题由要素组成，它无所谓高级或低级；就我们的宗旨而言，这一点成了命题的重要优点。我们不想使自己的论点放入有关社会阶级的极其专业化的思想的特殊环境，相反，我们所要做的，只是给我们关于多头政治中可以识别的政治—经济组织的机制的分析加上若干重要因素。

为了我们的有限目的，没有必要详细说明到底有多少个阶级，它们的界限是否得到正确规定，各个阶级的成员是否意识到他们的阶级地位，或者它们之间存在多少矛盾。

我们也不需要一个准确的定义。事实上我们不想使自己在阶级问题上

讲的内容依赖于某个特殊的定义，从而在用别的定义衡量时这种内容成为谬论。

一个社会阶级是一群人。它是很大的一群，至少以百万计。它的特点在于其成员享有一种共同文化。在一个民族国家的社会里，它是一种亚文化， 因为它不包括民族国家内所有被视为公民或臣民的人。那种更大规模的民族国家集团本身也许算是一个特殊文化的集团。从全球的而非民族国家的范围看，一个阶级是一个跨国度的专有文化的集团。

亚文化或文化在这里并非围绕种族、人种、宗教、语言组织起来，也不靠政治界限划定。

相反，这种集团——除少数非典型的成员外——是一个“平面的”社会经济阶层。

它是这样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依据权威和财富、从而也是依据影响和权力（不论是在市场、政府中还是在其他地方）的不同而各异。说它是一种文化，意即包含了各种品质特征或者它们彼此作用；就是说，它们代代相传， 哪怕不断有变化。

所以，同权威、财富、影响和各阶级力量连在一起的，是其他的品质特征——比如，语言的特征，演讲和其他标准的通讯交流的方式，还有至少是服装式样、意识形态、性格爱好和性行为上的小差异。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一组品质特征，但并非所有品质特征都依阶级的不同而不同。品质特征的区别也不是永久不变的。

由于较低地位的阶级——或至少是它们的许多成员——具有较高地位的阶级的不少品质特征，尽管他们相信譬如说自己的风度谈吐低人一等，因此，各阶级的文化差异在某些方面不那么明显。鉴于本章的目标，我们不必走得如此之远，以致断言（或否定）大有差异的阶级文化可以受“贫困文化”

（CultureofPoverty）这类概念的启发。

某些要素性的命题

第一个命题：阶级存在于所有多头政治中。我们有必要使这个命题不再发展，只要它足以消除美国人那种天真的断言，即阶级存在于美国以外的所有地方。阶级在美国的存在也有大量事实作凭据。几十份调查报告发现， 学龄前儿童和学校的孩子中间存在阶级差别。

金赛（Kinsey）和他的许多追随者发现了性行为里的阶级差别。

社会科学家们发现，若不参照社会阶级，他们无法解释投票行为、政治参与或政治态度上的不同。

阶级差别充斥了美国社会。甚至各种新教派别也因阶级不同而各异。然而，许多美国人仍然不理解言谈举止和思想内容上的阶级特点的普遍性。因为，始终不存在对这些特点的明确挑战，完全没有任何东西可与妇女解放运动对“性别的”举止、谈吐和思想上的习惯的挑战相比拟。

阶级的存在，并不否认其他分裂形式的存在，或者否认从这样那样的角度看其他的分裂形式也许更重要。应当给予性别的、种族的和世界落后地区的分裂以巨大的注意，不必说还有民族的、地区的、宗教的或源于国家政权的组织良好的分裂。第二个命题：在某个阶级里，包括有最富有的人们， 许多高层政治权威（其中有不少最上层的公职人员和立法者），隶属于大公

司的许多传播媒介的董事，一些专业人员和学问家（取决于收入、机构中的地位或他们的委托人），某些记者和其他社会名流，某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他们不能被上述任何一个范畴涵盖）。

他们是一群具有共同的品质特征的人：同样，品质特征可以有许多形式——演讲、高收入、权威和共同而比较复杂的小道消息。在美国，小道消息是人们根据受到共同称赞的信息来源——如纽约时报和新闻周刊——确定的。这个阶级的核心特征，像下一个命题将进一步说明的，是高收入或在政府、公司或其他组织中的权威。阶级的成员在理想的情况下具有全部核心特征，但我们所说的是另一种人，他们每个人都烙有更多的品质特征的印记， 或者数量虽少强度很大——比较社会的其他人而言，那些人在我们看来属于另一个阶级的成员。

多数人对此——即存在上述阶级——不会有争议，虽然在它的确切成分上有不同的看法。它的存在的一个证据是社会科学家们的一再证明，即公司的最高领导，较上层的官僚和多数高层官员们靠许多特别的方式组成了一个阶级。社会科学的文献中充满了对阶级同一性的参照（它使所有多头政治包含了这些范畴），和有关它的解释和证据：社会经济方面的来源、母校的联系、职业和社会内部交换之间的密切关系、俱乐部、内部联姻，等等。

下一个命题是：我们正在描述的这个阶级，在社会中备受优待。首先它是富有的和具备影响力的。但这仅仅是个开头。作为这个阶级的成员，他还享有大的和各式各样的好处。

一个又一个的研究成果用事实材料证明了一个现象，即学校的老师多半是让学生们想象自己乃是向较高的而不是较低的阶级变化的中间阶级；学校的根源对于较高的阶级是更深厚的；较高的阶级被设想需要有适合于他们的学校或课程。同一些研究和其他报告显示，在那些由中间向较高阶级发展的孩子那里，父母的教育方式鼓励的是独立性、想象力、自信心和自我挖掘。参照学校方式和儿童培养的许多研究说明，顺从权威和服从的习惯是逐渐灌输给较不利阶级的孩子的。司法制度在逮捕、拘留和审讯上对较低阶级比对中间和较高阶级更严厉。我们已引用过的苏德兰特的证据说明，公司经理们在美国受到优雅的照顾。语言本身的历史反映出按照不同阶级成员在尊贵、威望和服从方面的差别的普遍性。

一般地讲，我们形容好人和坏人特征的许多词汇来自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别：“noble”（贵族的、显赫的，或崇高的、杰出的——译注），作为人的品质的一个符号，来自于曾经指示过一个阶级的同一词汇；“villain”（坏人、恶棍，或反派角色、反面人物）来自于“villein”（农奴、佃农，或乡巴佬、粗汉），意即等级低下的农夫；“mean”（普通的、中等的，或平均值、中数）来自从前意指“很普通”的单词，作为一个阶级内部地位上升的对立面；此外还有其他许多词汇。

那些实际上享有不寻常的控制或财富的人也是享受优待的，因为控制

和财富使得他们每个人赢得更多的东西。所以，这个享受优待的阶级的成员确实眼界开阔和足智多谋，无论小事还是大事，在无形产品中或实物产品中， 他们的先天优势由他们自己阶级的其他成员所赋予，由其他阶级的成员所赋予，由社会的非人格化的规则和过程所赋予。

现在让我们在实际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成员与想象成为一个成员之间作出区分。尽管有时给阶级下了定义，这个区别就不存在了，但是我们可以

利用它在阶级现象中对各种线索加以筛选分类。如果一个阶级拥有一个文化或亚文化，那么，至少是存在某种模糊的归属感。虽然一个阶级的人或许从不在自己的思维中使用阶级的概念，他们也会有“他是我们中间的人”或“我们同一类”的某种感受。或者他们在事实上觉得他比其他阶级的成员更让他们自在、开敞心扉或欣然接纳。不过任何阶级的成员都可能错误地认定某些人归属于自己的阶级或另外的阶级。他们和其他阶级的成员可能根据外表对待某个人，仿佛这个人拥有许多与受优待的阶级相关的品质特征。

因此，下一个要素性的命题是：由于想象自己是受优待的阶级的一个

成员并享受它的好处是一种报偿，社会中形成了强烈的刺激去效法那个阶级的有形的特征。这些特征包括政治经济的好处、态度和决断，它们具有那个阶级（更确切地说，具有那个阶级中最能提供好处的那些成员）的属性。它们是：私有企业，私有财产，公司自主权和获得巨大财富的机会中的好处。对那些希望获得有利的阶级地位的人来说，使观点一致化的阶级压力

是多种多样的。

它们或许最为明确，当职业的或专业的进步处在争论之中时，它们或许表现得最为显著。

在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中，许多政府和公司通过安全检查，把候选人推到重要的位置上，它至少要求候选人赞成社会的主要政治—经济制度，而对那些持异议的候选人则常常大刀阔斧地，取消其资格。

尽管在法律上，人有按照自己意愿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但在公司和政府的组织中，对于那些接受了受到优待的观点的旅行者来说，通往财富、权力和影响的道路（连同阶级的其他好处一起）是平坦笔直的。而那些持异议者、玩世不恭者、怀疑论者、激进分子则常常发现，道路是坎坷不平的或不能通行的。

最后的命题

结果——也即我们最后的命题——是政府和公司的领导人（我们考察了他们在约束决断方面的作用），在他们自己的阶级内和他们以外的阶级中发展出许多盟友。这些盟友包括：作为次要角色出现在公司和政府中的人， 大学中的行政人员和教师，媒体的董事，渴望提拔的年轻人，对孩子抱有很大希望的父母。他们加入了宣传公司和政府领导人的信念、态度和决断的行列。

从一个人的孩提时代始，父母、学校管理人员、教师、教科书作者和媒体便一起努力（部分是习惯性的、部分是有意识的），约束着他的政治观点。或者，再举一个例子，一个科研机构或大学系所的领导皈依了受优待阶级的信仰。然后他再用它激励其他人，尤其是年轻人；集体成员的力量是直接的和强劲的，这不是因为远距离的政府或公司领导人可以给予或阻拦某项好处，而是因为眼前的同事们都如此做——他们拒绝帮助“鲁莽的”年轻学者。

诸如报刊、广播电视、研究机构、杂志、基金会和大学一类的单位因而常常成为受优待阶级的盟友。强烈的动力促使它们这样，因为他们需要资金（这甚至比鼓励青年男女更重要），而资金是由有钱有权有势的人提供的。许多机构需要无保留的馈赠才可生存。其他一些机构需要广告收入。也许哈

佛大学最近的一位校长的下述论点不算使机构服从受优待阶级的政治主张的典型。但对于一个如此有声望的大学，此话或可视为是一种畸变。可校长却说了，替他的一些教师辩解中这么说了：如果注意到学校在历史、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关系方面的教学大纲，以及它在实业界所作的意义深远的努力，难道还有谁可以认真指责这些人和其他人在他们系里破坏美国生活方式吗？人们可以严肃批评作为一个整体的这所大学的同一现象，它几乎完全是被指导着向一个方向努力，即使得私有企业制度在一个非常困难的世界上续继富有成效地工作。

社会阶级现象重新加强了使大众化控制循环的趋势。竞争的观点没有沉默，但声音上的不对称极其明显。结论是，虽然阶级在循环圈的影响可能正在下降（我们将在后面讨论它），但它仍是十分重要的。

关于这个结论，还有一点证据是（它亦是很要紧的一个方面），在已研究过的全部多头政治中，多头政治的主要参与者绝大多数来自受优待的阶级。较低阶级的公民参与机会甚少，而且效果甚差。参与方面的差别是如此之大，以致各种利益集团——农场主、退伍军人、妇女组织、某种程度上还有工会——的领导权均落入受优待阶级的人手中。

所以，或许有可能向制度中的阶级影响发出挑战的集团，正是有影响力的阶级本身。

另一方面，各国多少有些不同。受优待阶级的大得不成比例的领导地位在不少国家可能正在下降。例如，如果说美国和英国的大学教员中只有很少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持异议者，那么在其他一些多头政治中，包括法国、西德、意大利和日本，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则有更多这类人。美国的报刊——前一章已提供了一些发行数字——为持异议者提供小声说话的余地。但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报刊在国外有很大发行量。甚至在美国，像《纽约人》这类传统杂志也不时发出声音，对政治—经济秩序提出深刻批评。

各种小的激进报纸和杂志现在在美国猛增。然而，主要的美国报纸和它们的许多专栏作家仍然坚守私有企业制度的根本。而且，公立学校仍然是传统灌输的一个主要来源；这在美国几乎是铁板一块，在联合王国也十分相似，在大陆国家则比较放松。

阶级的灌输与阶级的冲突

请注意，我们对阶级影响的分析并未断言阶级的冲突。虽然我们已经承认了这种阶级冲突的存在，但我们的论点是不同的：受优待的阶级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向大部分人民灌输了它自己喜欢的态度、信仰和决断。对于马克思来说，阶级意味着阶级冲突。而我们注意到的是走向一致化的趋势，它们类似于某些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社会理论家有时所认为的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化（即接受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决断，而不是对它们抱着敌视态度）。正是马克思预见的某些发展——如冲破亲缘关系和共同体的旧联系—

—支持了某些形式的中产阶级化。因为，在从旧的根基上割裂以后，工人们在大众媒介面前，在实业界和政府领导的呼吁面前，在受优待的阶级成员和他们的盟友的呼吁和压力面前，暴露出从未有过的脆弱性，而他们从前是与这些方面隔绝的。被广泛报导的西欧和美国的阶级式微常常仅仅是指阶级冲突的式微。

也许事实上它指示了一种成功的上升，即一个阶级和它的盟友靠着这种成功，使所有阶级赞成了它的立场、信仰和决断，虽然也可找出它或许正在下降的其他证据。

当然，享有最大好处的阶级对人民的灌输从未有过完全的成功。一份认真研究了关于富裕的英国工人的报告显示——据认为它是从那些按照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态度行事的就业集团中挑出工人进行研究的—— 仍然存在明显的阶级差别，其中很多人对较高阶级抱有敌意。很显然即使它会受到怀疑，但工人们生活的客观环境和对他们态度的多种影响对于彻底灌输重大的政治—经济信仰、态度和决断（这些东西维护受优待阶级的优势） 仍是一个障碍。

从对这个现象——即按阶级的追求灌输政治经济信仰、态度和价值观

——的后果衡量，可以说，美国是所有多头政治中最受阶级意识支配的一个国家。这是因为，比较他们在国外的同行，美国的劳动者被人最成功地拉向了受优待的阶级的价值观和决断一边。

反过来讲，他们较少意识到自身的较低的阶级地位，较少地置身于阶级冲突之中。这个理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人选择阅读和听取比欧洲人范围更窄的政治—经济见解，把他们的投票局限在一个狭小的政治立场的范围内。对比之下，欧洲人知道自己处在与其他阶级成员的冲突之中，更直截了当地承认这个冲突。他们谋求的是不同阶级立场的调和。

他们比美国人更多地投不同阶级立场的票。较高阶级对趣味、观点、政治和教育的支配，在美国受到较少的挑战因而相应地也较有保障。

由此看来，美国的工会在政治生活中不会像欧洲的工会那样主动活跃。事实正是如此。我们也有理由看到，对社会保障和其他集体福利的需求在美国比欧洲更弱。事实也是如此。在社会保障、集体产品和劳务、收入分配等方面，美国落后于欧洲的多头政治。

对受约束的决断的其他解释

马克思断言，由于阶级的统治，民众从错误的意识中遭受损害。他心目中的那些机制远比我们在此谨慎勾划的机制更丰富更复杂。我们的结论同他的看法不太一样。由于阶级的存在，资产阶级民主是完全虚伪的，大众错误地认识了他们想要的东西——这与马克思所说的已几乎相同了，但它不同于下述说法：由于阶级的存在，大众化控制在循环中受到削弱，尽管没有瘫痪。后一种说法是我们的结论。

关于阶级在循环性上的影响，我们结论的准确性是很关键的。在任何牢固的社会中，都可以找到一套首尾一贯的信念，它们肯定了社会组织的基本内容的优点。这已得到公认。

我们在本章的论点不是要简单证明这一事实。相反，它是想说明一种特殊机制，这个机制有助于解释首尾一贯的信念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并且澄清它们的内容。在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中，这种信念显示出独到的特色。它们受到了财富不平等的极大影响，受到双重领导权（它们在政治—经济组织中享有特权地位）存在的极大影响。社会的这套首尾一贯的信念中，有许多是由一个受优待阶级传达给所有其他阶级的信仰，这个阶级在极不平等的观念竞争中占有巨大的优势。鉴于我们的目的既使它们没有彻底解释一致化的

政治—经济信仰、态度和决断的存在，既使某些内容也许正在式微，但这已足以确认这些机制的存在。

还有哪些机制有助于解释一致化的政治—经济信仰（这些信仰给予社会的受优待的阶级的优势以广泛的社会承认）？它们中有一些机制再次使我们回到阶级的影响上。例如，一些人将会说某些源远流长的根深蒂固的信念和态度，只能将其作为偶然的“自发的”社会力量的产物来加以解释。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它并不意味着它们是无缘无故地形成的。那么，也许它意味着它们是在漫不经心中形成的。没有任何人或集团或政府计划它们。它们是人们无意间相互影响的结果。

姑且同意。可是我们知道，尽管人们确以不计其数的无意的形式互相影响，可他们也在有意地操纵着大量的看法、信念和决断。比如，家长和老师明确地和以身作则地告诉孩子们顺从权威的好处。在多数社会，他们还教导孩子们，生活地位的改善将要并应当取决于自身的素质（而不是取决于社会结构的某种改变）。不仅如此，人们相互之间许多无意的影响重新增强了有意的灌输，例如，当某个人一再向权威挑战时，会使他的朋友们如此不愉快，以致逐渐疏远了他。人们之间多数无意的相互影响是模式化的控制而不是偶尔的控制，因为它反映出有意影响的一个模式，而这本身不是偶然的。为什么存在有意的模式（我们已经感觉到了它）？为什么强调服从权

威（而不是有怀疑的、仅仅有条件的和有选择的接受它）？为什么敬畏财富

（甚至不分挣取的财富和继承的财富）？为什么存在改善生活质量的个人责任感（而不是改进政治组织和经济的社会合作）？为什么富人和权贵一般地讲拥有特权（而不是通过补偿约束和责任感平衡他们在财富和权力中的优势）？为什么对财产权是如此敬重，以致许多人认为偷一块面包以使家人免于饥饿的行为是不道德的？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命题。它们把优势赋予了那些社会阶级地位有利的人。它们何以成为“自发的”？它们何以成为类似于普遍的箴言？它们不停地交流传达给大众——明确地和以身作则地——通过教会、媒体、学校、家庭、实业界和政府领导人。既然它们以这个方式交流传达了几个世纪，已进入口头传言和共同道德之中，便被积淀为一个结晶，即几乎所有人都介入了有意的和无意的或“自发的”过程，通过这些过程，它们代代相传、不断加强。

这样的解释太简单！——有人会作出这种反应。因为“自发性”代表了对于态度、信仰和决断的社会控制的一个多样性。即使受优待的阶级利用它的优势地位灌输人民，以保证它的这些优势长久不变，无数其他的灌输来源，不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都会在每个社会内展开竞争。毫无疑问它们会这样做。但是，说到无意的灌输，我们在前面各章已经表明，竞争是不平等的，而且相当严重。何况，由于已指出的那些理由，无意的影响受到有意的影响的极大影响。因而，多样性的事实并没有对下述命题构成挑战，即阶级激励的灌输具有极大的和不成比例的影响。它仅仅是向一个极端的断言发出了挑战，那个断言说，阶级的灌输已完全压倒了所有其他的灌输，可我们并没有拿这个断言来作根据。

长期以来，社会理论一直在争论文化或社会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及如何沿革的问题。

帕森斯（TalcottParsons）视规范的因素——价值观、道德、伦理、习俗惯例和意义内涵——比“物质的利益”更重要。另一些人试图利用具体

参照人们相互连结的控制关系，及这些关系的心理特征，来解释社会结构。还有一些人，如卡丁勒（Kardiner），把社会结构看作是来自于文化与人格的复杂的相互联系。这些解释中的任何一个对于社会结构和文化方面的特殊而有限的影响都是适用的（我们则把它们归因于阶级）。一个受优待的阶级的大得不成比例的影响力，可以通过参照价值观、道德观、习俗习惯以及这些信息传递的涵义得到解释。它亦可通过具体参照控制关系得到说明，像本书尝试的那样。

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如同一些人指出的那样，他们把社会结构看成文化

与人格相互作用的一个产物，既然阶级的影响有助于形成个性和诱导特别的反应，那么已经形成的个性是文化沿续的工具。

阶级的其他后果

大众化控制的循环上的阶级影响仅仅是政治—经济组织上的阶级影响的一个分支。

它们的范围甚广，至今尚未透彻研讨和解说。例如，在美国劳动关系史上，阶级盟友——实业家、州和地方政府的当政者、法官、牧师和报纸—

—通过许多重大事例表现出它们牢固的阵线，来批准对工会运动的暴力及其他镇压。也许可归咎于阶级的一个深刻后果，是美国人对美国历史的这一方面的漠视。

阶级的这些后果包容在我们在下一章将给予注意的一个问题上，即一个可能性：仅仅当冲突被阶级灌输所阻止时，多头政治才能存在。某些证据

——阶级的影响在多头政治里正在下降——开启了这一可能。如果说多头政治——以及民主的前景——已被阶级的存在所削弱，那么仍有可能认为，没有这种阶级的存在，今天世界上这种有限的多头政治是不能保持下来的。

上述最后一点使我们结束了对大众化控制和私有企业的探讨，对此已花了 6 章的篇幅。

它使我们再次回到首要问题和次要问题、首要多数和次要多数的区别上。首要多数通常在首要问题上占支配地位，但次要多数也许会、也许不会在次要问题上占支配地位，或者可能不会有效地控制官员。

我们说过，公司和受优待的阶级在首要问题——政治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则——上实行灌输。对于次要问题，灌输仅仅造成次要得多的循环。在次要问题上，公司处于矛盾之中，受优待阶级的成员亦是如此。既使显示了一定的阶级团结，他们内部也会就比如说教育方针、税收改革、外交政策、能源保护和空间探索等问题发生争论。但是，上述各章分析过的大众化控制的机制显示，大众化控制在首要多数上比在次要多数上具有更大效果；我们须记住这一点。次要多数常常受少数人或少数人的联盟所支配。或者，他们完全被那种经常不了解多数人在次要问题上希望什么的官员所忽视。因此，我们看到，通过公司和阶级的灌输的循环，妨碍了由首要多数取得的、在其他场合将会是多头政治的多数控制之最有效形式的东西。循环性对次要多数的形成有着比较小的影响。不过，次要多数无论如何没有取得十分有效的控制。

结束一个长长的故事未必让人高兴。很清楚，多头政治不过是对任何理想的自由民主模式或任何其他民主形式的一个大体的近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