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市场制度的多样化

７、可供选择的市场制度

几个世纪以来，市场与私有企业携手共进。其结果之一是，无论亚当·斯密或者卡尔·马克思都未能设法分清它们的关系。尽管他们取得了不朽的智识成就。在我们的时代，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市场制度，我们现在知道，并不总是私有企业制度。南斯拉夫是一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市场制度； 尚未出现的其他类型也可以想象出来。我们还知道，任何一个存在于当今世界的私有企业制度都是好几种类型的市场制度的一个混合体。

斯密和马克思也没有见到另一种可能性：作为中央计划的一个工具的市场。我们现在知道，理论上讲——实践中亦正是这样出现——中央计划分为两种各具特色的方法：行政管理的计划或权威主义的计划，及市场的计划。有可能世界正处在实现计划性的一种巨大的新潜力的边缘上，虽然或许这种可能性并不比原子的自我毁灭的可能性更大。

私有企业

私有企业制度给予我们一个熟悉的论点，相对它而言，其他的可能性可以放入一个总的看法之中。在今天的世界上，每一个工业化的市场取向的制度都把市场制度的两种普遍形式结合在一起。一种是个人或家庭企业的市场制度。在美国，个人或家庭的所有者掌握着 400 多万小企业；日本是另一

个例子，单是小型制造业中便有差不多 300 万小企业。另一种是官僚制的公司企业的市场制度。在工业化体系中，大部分市场生产掌握在它们手里。在美国，几乎 60％的生产来自于公司；至少 80％的就业是在 20 个人或 20 个人以上的企业中。位于拥有 100 多万文职雇员的国防部之后，美国最大的组织不是其他政府部门，而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它们各拥有近 100 万雇员，比许多国家的工业劳动力还多。福特汽车公司的雇员虽然仅及上述公司数量的一半，它却比除国际部和邮电部之外的任何一个政府部门都大。从岁入上衡量，所有这些公司，还有埃克森（Exxon）石油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比加利福利亚州、纽约州和纽约市的政府还大，而这些州府市府都是各州和各市政府中的庞然大物。如果拿工业公司同州和市政府在产出上比较，20 家最大组织中的 16 个是大公司。单是通用汽车公司一家的销售额，就比大多数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还多。

在其他国家，公司要略小一些，但根据它们经济的规模，这些公司不论是绝对地讲还是相对地讲仍然是很大的。从大工业公司的数量上看，继美国之后，排名次序为联合王国，日本，法国和加拿大。而且，多国公司一直

在迅速扩展。最大的 100 家美国公司的 62 个人和家庭企业在多数生产领域已被公司企业取代，这造成了一场革命——“官僚制的革命”那一部分已提到这一点。从未有多少鼓动，甚至从未有多少反抗，一场没有旗帜的革命出现了，它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在那些年代，人们并未留意所发生的事情， 相反美国人和欧洲人却在争论如社会主义、民粹主义、摆脱银本位、教权主义、宪章运动和殖民主义。人们设计的一切同他们实际建造的世界之间的差异，现在像一座纪念碑耸立在那里。

在世界的工业化的私有企业制度中，大部分生产掌握在拿薪水的官员

——严格地讲是公司的官僚们——的手上，他们自己拥有的不过是公司股份的一小部分。必须设计出权威机制，指导他们的行动，使他们看上去既是所有者又是经理人员。实现了这一点之后——作为有组织的收入变化，通过奖金和收入的调整，改变经理的收入——经理仍然像一般个人的交换那样受到有力的激励。但在公司企业里，他的收入不必与企业的收入如此紧密地连在一起。相反，他也许在权威的指导下行动，把企业的盈亏仿佛看作是自己的盈亏，按照规则参加游戏。在上述两种场合，他通常会把公司的目标视为自己的目标。尽管一个私有企业不能无视利润，因为没有它们，企业便无法在经营中立足，但是，在达到一定的盈利水平之后，企业官员可以选择增长、更大的销售额、发明创造、多种经营，或者一种宁静的稳定，而不是较多的利润。

对他们敞开的选择自由，使他们看上去再次像公共官员。

市场社会主义

作为一个相对私有企业的抉择，至少从原则上讲，市场社会主义是容易建立的。只须把所有现有公司的最高管理层撤掉，换上政府官员即可。或者让原来的经理回到他们的位置上，但使他们成为政府官员。指示他们像从前一样克尽职守：生产和销售顾客想要购买的东西，为投入所需的一切支付费用，避免损失和弥补成本。一个适宜的新规划也许是：赚钱可以，但不要搞垄断。既然公司经理是拿薪水的官僚，他们应当发现不难在新规则下工作， 当然，也是不尽完善地，如在任何制度中一样。

世界上所有市场取向的制度都在某些部门实行市场社会主义：最常见的铁路和航空运输、发电站、有时还包括矿业。

它们这样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一极是社会主义的原理，另一极是对濒临灭亡的私有企业的解救。在这些制度中，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市场社会主义完全不是什么革命；对它的鼓吹者来说，它常常成为一种令人失望的东西。的确，社会主义的这些点缀造成的差别是如此之小，以致于顾客和雇员有时并不知道，他们购物的或为之工作的公司究竟是私有的还是归政府所有。甚至在那些社会主义化的企业已成为政府发展政策的一个比较有效的工具的地方，例如 60 年代后期以来的西欧，这些企业也只是构成了很多方式中的一个新方式，而不是被作为一种重大的制度转变。

早在 19 世纪 90 年代初，巴罗恩（Barone）和帕累托已把市场社会主义想象为对于整个制度的至少是一种假设的可能安排；这两位非社会主义者的兴趣仅仅在于对市场制度概念作理论上的说明。从本世纪 20 年代起，经济学家们对这个可能性展开了论战，他们中的不少人最终相信，出于对行政

管理实践和政治上的可行性的考虑，没有哪个国家会愿意首先推行一种看来越来越让人觉得只是假设的模式。后来，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之外——他们认为这个概念主要是吸引自由、个人主义和民主传统中的社会主义者——市场社会主义却在共产主义的南斯拉夫建立起来，从那里似乎又开始移向匈牙利。我们将在后面的一章中看看它的原因和内容。

市场社会主义当然不是一个普遍的共产主义模式。可以肯定，所有共产主义制度都在大量使用市场和社会主义来分配消费品和劳务以及配置劳动力。消费者上街购买食品、衣物和其他消费品；工人们用他们的劳动换回工资。但是共产主义制度没有大量使用市场来决定生产什么和把资源配置到各种选定的生产线上。在除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以外的所有共产主义制度中，商业企业的经理们所生产的并不是他们能够卖出去的东西，像市场社会主义中那样，而是更高的权威指挥他们生产的东西。而且，资源和其他投入是行政当局指派给他们的；他们不是根据企业的处置权限、在任何对他们肯定有吸引力的价格上买下它们。尽管这些制度中也使用价格，生产却是由权威而不是交换直接控制的。

直到有关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论战开始以前，经济学家们似乎已经相信， 如果生产中的私有财产被剥夺掉，整个制度围绕政府所有的企业建立起来， 那么土地、资本和其他资源的私人交易的缺少，将使市场制度成为不可能。然而，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一个政府可以为它们创造市场，哪怕它是唯一的所有者。对于石油、木材和其他自然资源，政府权威需要逐年逐月地确定它们如何使用。在作出决定之后，政府可以把它们卖给任何愿意买下它们的企业，而且允许它们的价格按照澄清市场供求关系的需要上下浮动。

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分配土地和资本：不是靠行政的处理，而是按照市

场的已经清楚的比例和利率，卖给任何希望购买它们的企业，从而使它们各尽所长。

由于不论在私有企业还是在市地社会主义里，生产都受到市场需求的控制，人们情不自禁想赶快得出结论：两者都是所谓的“消费者主权”的制度。这个概念需要当作经济学的一种技术概念而不是精确的描述概念加以使用，因为它有可能对下述含义产生异议，即：消费者在这个制度中实际上是充当主权者（soverein）——像我们下几章将会见到的那样。不过，在不给“主权”（sovereighty）一词增添过多含义的前提下，我们确实可以说，在现有的市场制度以及迄今为止讨论过的所有市场制度中，生产主要是由成千上万消费者的市场需求所控制的。它们显然是消费者主权的制度。但是，不论是私有企业的市场制度，还是社会主义的市场制度，都不必与消费者主权联系在一起。

计划者主权的市场制度

如果不是同消费者主权联系在一起，市场就可以变成中央计划的一个工具——这是市场的一个革命性转变，它的可能性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依然未被深刻认识。我们后面会见到，苏联的计划者们很大程度上模糊了它；中国的计划者们几乎没有给予它什么思想内容。

某些商业企业出售给政府以及——或者说相反——出售给个人消费者。政府购买导弹以及士兵的服役，公路，公园和其他娱乐消遣设施，医疗

保健，还有许多其他的消费品，包括公共产品——这种产品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会或不能根据消费者需求直接地或者排他式地生产出来。因此很清楚，政府的购买就像消费者的购买那样肯定可以指导生产。一个计划者主权的市场制度，就是一个计划者们也像这样行事的制度。政府通过对最终产品的购买而不是靠命令指导生产。这样一个制度对于整个经济的中央计划来说，仍然是一个尚未实现的可能性。

在计划者主权的最充分的形态上，所有生产，包括消费品在内，都受到政府购买的指导，后者已取代消费者成为“主权者”。所有企业都把产品卖给政府官员，他们确定消费者应当拥有什么；或者企业把中间产品卖给其他企业，其他企业再把产品卖给政府官员而不是个人消费者。政府官员通过购买或不购买、或者数量不等地购买最终产品的方式，指导资源的配置和生产的过程；它不会采用对于目标和配额上的权威主义指令方式。

政府计划将限制在最终产品的理想的品种范围内。通过交换，所有其他生产将服从于那些最终产出。例如，政府通过增加对鞋类的购买，将会对鞋类生产发出信号；但是鞋子如何生产出来，要有哪些中间产品，使用什么样的机器或建筑物，雇用什么样的雇员——这一切都将通过市场留给企业决定和安排。

任何人，当他对计划者主权制度的观念缺乏了解时，会对下述问题表示困惑：在这样一个制度中，如何使消费品的生产能够满足那些不再以他们的购买指导制度运行的消费者的需要呢？政府可以用行政手段分配消费品， 像战时配给制那样；或者，政府可以把消费品卖给公民们。

如果是后一种情形，为什么不简单地让鞋类生产者直接向消费者出售、完全不加任何政府干预呢？这是因为，官员们需要的产出有别于消费者购买的东西，假使听其他们处置话。所以，计划者购买的鞋和其他消费品的数量在他们看来，应当是对这个制度有意义的。比方说，相对于消费者自己选购的数量品种而言，他们也许购买较少的汽车和较多的高质量的营养食品。这样一种制度同时操作着两个彼此分离的市场制度——一个是对生产的控制， 另一个是对消费品的分配，它们既不多于、也不少于计划者要求的数量。价格在这两个制度中是完全分开的。

所有市场取向的制度也都部分地是计划者主权的制度，因为政府也是许多最终产出的一个买者。比方说，政府购买道路、医疗服务和教育，然后免费或以补贴价格分配它们。实现一定程度的计划者主权的另一个共同的办法，是通过给企业补贴来改变企业得到的有效价格，或者通过税收改变消费者必须付出的有效价格。

在计划者主权的市场制度中，政府官员或从政府下属企业里、或从私有企业进行购买。考虑到对于生产的两种最终控制的形式（消费者偏好或政府偏好）以及两种所有制形式（私人所有制或政府所有制），我们现在能够看出，迄今为止，我们已揭示了四种类型的市场制度，如同表格 7．1 显示的那样。不要忘记，这四种类型在纸面上比在实践中更简单易行。

表格 7.1 四种类型的市场制度

消费者主权的制度（市场中的生产反映消费者的偏好） 计划者主权的制度（市场中的生产反映计划者的偏好）

私有企业

1. 传统的私有企业制度，如西欧和北美那种。

2. 出现在私有企业制度的部门中，政府为控制需求而购买、征税或补贴。

公有企业

1. 南斯拉夫，一定程度上还有匈牙利。

2. 为苏联和东欧的一些改革家所主张。

5.

一个数理统计的市场制度

可能还有其他类型的市场制度。不论是理论上或是在实践中，从第

次世界大战以来，东欧的共产主义制度中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数理统计和电子计算机是否能够极大地改善计划。这一争论发掘出好几种可能性。为了很快对它们作出分类，我们从下述提问开始：数学和电子计算机能够通过计算有效价格（而不是把有效价格留给实际的购买和销售在不完善的市场决定），改进现有的市场制度吗？在这样一种提议中，丝毫不存在本质上的不协调之处，丝毫不存在不合逻辑之处。必要的数理统计技术正在逐渐发展

——它建立在苏联的列昂里德·康特洛维奇（LeonidV．Kantorovich）和美国的乔治·丹兹格（ GeorgeB ． Dantzig ）及特加林·库普曼斯

（TjallingC．koopmans）所发展的线形规则的基础上。（1975 年，康特洛维奇和库普曼斯为此赢得了诺贝尔奖。）然而，多数经济学家却说，对于消费者主权的制度来说，这一任务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和用途不大的。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有效价格必须反映千百万消费者的偏好，这种偏好的数量比所能观察和估计的更多。不可能性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发现消费者偏好的唯一方式，是让他们在真实的市场中自由地尝试和揭示他的偏好的购买。之所以用处不大，是由于实际的买和卖所承担的任务，比较用统计方式承担同一任务来，要便宜得多。

依靠计算的计划者主权的市场制度？

对于一个计划者主权的市场制度，计算价格的任务将更简单。仅仅需要观察和考虑计划者的偏好。但是人们也都普遍认为，甚至连这些比较简单的计算在实际生活中也无法实现；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它们永远也实现不了。价格可以由中央指定：有一种估计是，苏联政府指定 800 万个价格。

然而，问题在于指定有效价格的可行性。为了计算这类价格，需要一个巨大数量的技术信息，它涉及到所有种类的投入的变量如何影响所有种类的产出的变量。要想获得它，就假设需要有一个无限度的社会劳动力。它还需要不断作出修改。技术的革新使今年的数据对明年就不适用。况且，计划者偏好的改变也导致技术关系的改变。例如，如果几年内对钢的需求猛烈上升，导致被迫使用较低品位的矿石，那么，矿石同钢产量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生变化。

如果数据事实上是可信的，那么对目前要求的价格计算来讲，还没有哪个国家拥有足够的计算机和操作人员。关于下面将要讨论的已经简化过的

计算，它的复杂程度尚未接近我们讨论的问题。有个苏联人估计，苏联需要

1. 万台计算机，而不是目前的几百台，按照目前已经很快的培训速度， 也需要 100 年时间培养所需的技术人员。这种估计不一定准确，可它显示出计算问题潜在的严重性。

计算的困难还不是全部。虽然原则上可以达到所需的数学技术，但制定必要的方程式或经济模型却是繁重的任务，容易发生差错，且在实践中超出了任何受过专门训练的专业的能力。撇开能力不论，人力的要求同样令人生畏，尽管尚不能对此作出估计。但是把所有的任务——收集数据、建立数学模型（以及填写数据）和计算——加在一起，为计算价格所需要的劳动力总数中也许剩下不了几个有用的人。

为一个非计算的产出作投入配置的计算吗？

数理统计对于权威制度比对于市场制度或许更加有用。

我们可以稍稍离开主题，看看这个可能性。一种可能是，为避免计算有效价格的困难，计划者也许在没有任何价格或市场帮助的条件下选择他们需要的产出目标，然后通过计算，只想求得投入方面的一个有效的计划配置， 以实现理想的产出。

没有市场或者价格；完全凭借计算。可是，为了计算有效投入，需要有关改变技术关系的同样数据，像一个有计算的市场制度所需的那样。还需要数据规划的同样技术。

第一种抉择的所有的基本困难都保留下来了。

而且，如果计划者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他们将不会满足于知道投入的最佳配置——通过它，可以生产一个预定的产出。他们想要知道，运用同样的资源，还有哪些产出的可能性。然后，作为一个实际的问题，他们需要信息，以知道他们不得不放弃现有产出中的什么内容才能取得某种新的产出。他们的问题同样是一个老的经济问题：为了所得而必须放弃什么？简而言之，计划者需要了解每种产出的成本。但如果是这样，他们最终还是有求于价格。

通过计算的协调计划？

数学和电子计算手段在经济计划中的实际运用——例如在苏联——既没有支持一个有计算的市场制度，又没有试验出非市场的最佳计划。相反， 这些技术被建议用来尝试取得某种“平衡的”计划，在这种计划下，所有现有的资源按照错误的配置加以利用，每一种资源都是超量配置。这样一种计划浪费了资源，但在基本的意义上它“起了作用”，也即是说，本质上是协调的。

被建议的程序是投入—产出分析，通过它投入—产出比率可以计算任何一个产品，指示出它的必要投入。从而，对任何瞄准好的产出，都可以赋予投入的需求；它可以决定投入应当是不足还是超量。这两个场合的无论哪一个，都要承受一系列目标调整的计算——只要有必要，就反复强调这一点

——直到每个投入需求被安排得等于特定时期它的现有供应。

既然在这个过程中计划者试图发现的仅仅是某种协调的关系，他们不

必知道所有可能的投入—产出关系；在这些关系里，有些关系较另一些关系更有效率。不过，即便是这方面的数量极小的数据也要花很大代价才能收集。例如，一辆汽车直接需要的钢材投入并不难确定；但是钢的生产本身又需要电力的一个投入，它转而需要汽车运输方面的某种投入（为电力公司的用途），从而又有进一步的钢材投入。这些间接的和循环的影响——第二位的，第三位的，等等——变得极难计算。

投入—产出表的计算在任何一个制度下都没有超过 250 个项目，这个

数字同苏联的 80 些国家的，多年来一直努力制订这类年度的表格；它们尚未实验一个长期的当代样式。

数理统计技术可以改进筛选式决策的协调性和效率。但是，迄今为止， 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没有把投入—产出分析或任何其他更加雄心勃勃的数理规划方案投入比较大的计划过程的实际应用。

计算与行动

在妨碍中央计划者收集必要的计算内容的各种困难中，有一种迄今为止我们仅仅给予短暂一起的困难是，消费者和计划者的偏好并不是可以观测和衡量的经验现象，如降雨量和酒精中毒的次数。它们“不是可以收集的事实，而是已经作出的选择”。甚至连选择者本人也不知道他的偏好，直到他面对某个实际的选择；他对自己偏好的理解是令人怀疑的，除非他处在现实的选择形势中，在那里，他的选择不是假设的而是真实的。

所以，源于选择之外的行动在市场制度中或许是必不可少的，偏好的计算在这里无法取而代之。

计算与行动的区别是一个基本现象的一个特殊情况；对此基本现象， 将在以后各章更充分地揭示：以各种方式，所有社会都把建立理想的社会组织的两种办法合为一体，这两种办法是：解决问题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社会相互作用。人们既用他们的思考方式、又用他们的行为方式发现解决方案。

私有企业和私有财产的可供选择的形式

让我们回到更传统的市场制度上。人们熟悉的所有权和私有企业公司， 并不是私有制在市场制度中可以采用的唯一形式。其他形式包括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以及如医院、学校和基金会一类的非盈利组织。各种类型的非盈利的市场的商业企业，包括各种合作社，在美国所占国民生产总值不到 1％。其他一些市场制度为它们留下了较大的活动范围。

消费和生产合作社仅占法国有收入的就业人口的 1％，但在芬兰是 10

％，在以色列占到 30％。

一个极其令人吃惊的事实——世界或许可以把它储备留用——是雇员对私有企业的管理。世界范围内正酝酿着对商业企业中传统的权威关系的不满。工业中新的劳动者集团向工会代表工人发言的传统权利发出了挑战。南斯拉夫在整个工业中采纳了建立自治的重大步骤。这一运动正向西欧扩展。如果资本和企业本身的所有制被掌握在企业的雇员手里，那么，不再

会有生产“工具”掌握在一个集团手中而劳动力掌握在另一个集团手中的情形。企业收入的分配将会改变。因此企业中的权威关系也有可能变化。

另一种可能是，工人们拥有一个企业，但他们并不拥有供给这个企业的资金。并不是资金所有者的工人们被承认为企业的管理者。他们建立和维持公司。他们决定生产什么、在哪生产、如何生产、使用什么技术、以及多大的劳动定额。他们“雇用”的不是雇员而是资本。他们为投资者资金的使用付费，他们作为劳动者从企业获得的，不是作为工资而是作为利润的收入。

这样一类组织并不多，但它们不是非法的，或像人们所知道的在现实中没有可能性，或无论如何都同市场制度的保存不相协调。它们所以未能存在，是因为，如同马克思比古典经济学家们更清楚地看到的那样，历史已经决定了财富的分配是这样一种状况，即：当资本的潜在供应者和劳动的潜在供应者期待与对方在企业中结合时，资本的供应者拥有所需的交换或讨价还价的权力，并且坚持把权威握在自己而不是劳动者手上。不是依靠逻辑而是通过历史，资本的所有者成为企业的所有者。

人们熟悉的私有企业制度的许多特征，不应归咎于私有企业和私有财

产，而要归咎于私有企业和私有财产的这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在这里资本的所有者而不是劳动者拥有了企业。在这种形态中充满了财富和权威分配的后果，充满了工作权利、异化、社会冲突的模式的后果。

归咎于私有企业的市场制度的其他许多特征——其中有，无保障、收入不平等、阶级矛盾、教育的劣势、政治晋升道路上的不平等和政治影响力的不平等——如果不是从私有企业本身、而是从财富分配的历史不平等那里寻找根源，将会是更加准确的判断；这一点会越来越清楚地表现出来。世界上的市场取向的制度都是这种不平等的继承者。

它们中没有一个在私有财产的市场制度的经历中消除了财富的市场化的不平等的后果。

然而，这种市场制度是可以想象的。它们会很不同于任何现有的市场制度。

非市场和市场制度

如果把上述全部市场制度与特定的非市场的形式（现实的和假设的） 放在一块概述一下，会使这些制度更具特色。

1. 没有价格的权威。在这一极上，是不用货币、价格和市场的中央权威。纯粹的权威主义组织。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经济是这样组织的，尽管列宁在 1918 至 1921 年之间尝试过这样一种制度。

2. 没有货币或真实市场的权威主义统计价格和生产计划。接近极端形态的，是政府对“市场”的计算而不是组织实际的市场。

它统计人为价格或影子价格以及其他大的数量级，试图作出最佳的实物投入配置和产出配置。现实生活中不存在这种制度。

1. 使用补贴价格的中央权威计划。接下来便是，权威对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产出目标作出具体规定，同时采用对投入的权威主义配置，不过， 这一切都得到货币支付和价格的推动。我们将会看到，这是苏联、东欧、古巴和中国的共产主义的办法。价格从未像它们在市场制度中扮演的角色那样起到信号和分配作用；经济的指导通过中央权威作出。但是消费品及劳务是在市场销售，而且劳动力是通过市场雇用。

2. 计划者主权的市场制度。中央政府权威限制在购买最终产品的范围

内，它主要是靠对全部中间生产的市场协调。迄今为止这种制度仅仅是零散地存在于现实世界的所有市场制度内。

1. 消费者主权的市场制度。无须任何中央政府权威指导生产；生产反映市场上消费者的需求。它是世界上目前的市场取向的制度的主要内容。

2. 公社。既不用中央政府权威、也不需要市场制度来组织生产。相反， 分散化的高度自给的小生产单位寻求彼此间的松散合作。作为一种抱负，它已局部地小规模地实现于以色列的“基部什”之中。

每种市场制度（上述第四、五种）又分为这样一些制度： A． 政府所有制和经营管理

B． 私人所有制和经营管理，其中又分为：

1. 人们熟悉的形式：所有者的管理和公司的管理

2. 工人控制

3. 合作社和非盈利企业

如果它看来是对各种抉择的一种方便的分类，那么请记住，它仅仅

一个蓝图。不仅现实世界的制度是混合型的（像下一章将要比较清楚地说明的），而且各种制度之间也存在着这个蓝图没有完全把握的差别：文化的差异，比如说，会使一个私有企业制度繁荣兴旺而使另一个私有企业制度萧条衰退；技术创新的某个步速会在一个制度中逐渐改善生活质量，但它在另一个制度下却起着阻碍作用，以致使社会陷于贫困；或者，像下面各章大量讨论的，在某些社会中存在着保持对称和秩序的热情，而在另一些社会里却处处是随意的

８、市场取向的私有企业制度

回顾一下，情况看来是这样的：西欧在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成为市场取向的社会，北美在 19 世纪，澳大利亚和南非在 19 世纪末，日本在 20 世纪。在亚洲、拉美和非洲，其他市场取向的社会仍处在发展过程中。撇开南斯拉夫不论，它们全都标有私有企业的印记，然而它们也全都掺杂了上一章的可供选择的制度的那些内容。

在它们的为人熟悉的特征之外，还有少量给予不太充分理解的特点。根据前几章的概念和分类，现在我们可以用相对不多的词汇勾勒一下这种制度。

1. 它们事实上不是占支配地位的市场制度（而且现实世界没有一个制度是这样）。 这类制度一贯如此，新政府的作为并未导致多少新的结果。在这些制度中，生活和工作在家庭、商业企业和政府机构中不断进行。在每一单位内部，协调是必需的，但不是通过市场制度。父母的权威和各种非正式的相互调整，组织着家庭。

在主要依靠生计农业的国家中，生产大多是在家庭中组织的。

但是，即便在工业体系中，家庭生产仍然是经济活动的很大部分，虽然它没有在国民生产和收入的统计中加以考虑。在美国，比如，非市场的家庭生产如果被统计进来，按照粗略的估计，它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4。

在企业和政府机构中，不计其数的组织任务通过官僚制权威而实现，

如在所有现代制度中一样，虽然公司也使用了内部的市场。仅仅在对外的协调上，各集团之间的协作——家庭与商业企业、企业与企业、政府机构与企业、工会与企业——才使得市场充当了支配的角色。

然而，即便在那里，它也是与政府分担重任，这个政府既要权威主义地协调经济和社会的一些方面，又要在市场中充当着远比其他参与者更为重要的角色。在这些制度中，政府通常是最大的开支者、借款人、出租人、雇主、财产所有者、承租人和担保人。就它在经济中的作用而言，已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在美国，按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计算，政府开支从 30 年代大萧条以前的 10％达到 70 年代的 30％，提高了 3 倍。因此，悖论式地说， 勾划这些市场取向的制度的最好办法之一，是描绘政府权威在它们那里起的巨大作用。政府权威在这种政治—经济制度中的作用，已被美国的图景所说明。财产税驱使居民和店铺迁出衰败中的集中都市区域。对住房家庭所有制的补贴，已蔓延到大其次都市区域的住房发展上。无论是先前的联邦道路规划（它第一次使得汽车可以畅行无阻），还是比较新的州际公路体系（它使汽车开得更快），都增加了在许多地区足以消除城乡差别的流动性。道路和立体交叉建筑改变了山谷的轮廓。由于地方政府竞相鼓励纳税商业的发展， 工业企业遍布农村。所有这一切——常常被指责为市场的无序——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市场制度中积极活跃和强大有力的政府。这些制度的某些成本高昂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其政府的努力，其中包括，差不多根除了瘟疫、伤寒和疟疾；文化和公共教育事业的进展；老年人收入保障的适当水平；人类登上月球等。

按照国民生产总值的一个估算的百分比，各国政府的总开支所占比重

是：

瑞典 53％

联合王国 45

奥地利 44

日本 42

法国 40

意大利 40

西德 39

加拿大 37

美国 28

巴西 19

印度 18

单是作为收入的再分配者，政府便是以一个主要的经济协调人的身分行事——比如在为免费的公共教育和福利支付筹资方面。福利开支、养老金和补贴加在一起（不包括教育经费），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大致如下：

法国 20％ 奥地利 16

意大利 16

瑞典 15

西德 15

智利 12

加拿大 11

联合王国 11

美国 6

日本 5

印度 2

尼日利亚 2

南朝鲜 2

委内瑞拉 2

政府的许多经济行为常常被说成是“政府对实业界的管理”。它确实是一种巨大的活动。但这一说法并不确切。它实际上是指政府对实业的推动， 这个推动采取了众多的方式。无论如何，政府的推动作用对这些制度的其他主要特征是关键性的，为此，我们专门开辟了一章。在那一章里我们将把这一命题作为一个设想提出。

1. 这些制度中的每一个都把对生产的非市场的政府权减控制（独立于商业企业之外） 与对企业的三种控制类型结合起来；这三种控制类型是： “直接的”权威控制，对它们的市场的“间接的”操纵，以及（作为一种特殊的“间接”控制形式的）计划者主权。

非市场的权威控制（它的运作独立于商业企业之外），表现为政府雇员实际的政府对生产的行政管理。思维的习惯模糊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以为所有政府机构都是生产性组织。

审判生产裁决。农业发展机构生产技术设计。国会议员既生产规则，又生产调查劳务。陆军和海军生产各式各样的劳务：征服，破坏，恐怖，国防，有时还有和平。它们都是生产性劳务，这已为公民们为它们纳税的意愿所证明。然而。对于所有生产性劳务，不存在任何市场：生产不得不以行政方式加以组织——这与苏联类型的制度中组织各种生产的情形十分相类似。除了军事部门，这一部门的规模常常靠统计机构的雇员来大体估算；

除了公有企业的雇员，所有有收入的雇员占的百分比是： 美国 14％

法国 8

西德 7．5 日本 6

联合王国 6

印度 4

至于政府对企业的控制，间接的控制采取了权威主义的禁止、许可或命令的形式：比如，实行进口限制或发放许可证，要求企业雇用一定比例的残疾工人，规定发布新的保障办法的程序，禁止妨碍工会活动，规定财政统计和报表的形式，或者禁止（企业间的）吞并等等。这个清单是没有尽头的。

为了对付大公司（它们的决定对整个经济日益重要起来），政府官员逐渐学会扩大授给自己的权威，把它延伸到其他领域，从而取得对大公司的控制。所以，历任美国总统总是把他们的权威扩大到调查、公诸于众、征税、订立合同等方面，以威胁公司的执行人；其结果是，一些大公司现在在宣布提价以前，总是先把决定呈报白宫。

间接控制的实施，要么通过最低或最高价格（例如，最低工资法律）， 要么通过政府的购买和销售（例如，收购农产起来维持农业价格），要么通

过能影响企业活动的利润的其他任何形式。

在间接控制的多种形式中，有一种来自于计划者主权的实践，即通过政府对最终产品的收购实行的控制。比如，政府签订了购买武器和道路的合同。这是一个老的实践，让人熟悉得甚至无须安上计划者主权的名称。然而， 直到约 1950 年时，工资薪水还是美国预算上的最大开支项目。只是从那以后，合同的支付款额才变得较大。这个变化标志着，政府从对权威或行政指导（对它自己的雇员们）的依赖，变成对通过购买企业的最终产品而建立的市场指导的依赖。

政府从商业企业的购买，包括新的资本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大体如下。

这些数字里含有社会（公有）企业的投入购买。美国 7．3％

西德 7．2 瑞典 6．7

联合王国 6．7 加拿大 6．2 印度 3．0

澳大利亚 1．7

不过，计划者主权表面上有时也装扮成对于企业的直接的行政权威。在美国，国防生产中的计划者主权同直接的行政控制混为一体，它采用了西莫尔·默尔曼（ SeymourMe － lman ）所说的“五角大楼的资本主义”

（PentagoncapiCtalism）的形式。国防合同管理服务署的 2 万名文职和军事人员对合同企业实施着面面俱到的权威。他们的权威深入到譬如说监督企业的保险问题、包装和密封、安全要求、生产流程和汇报、内部承包协议的达成、存货清单、试验，以及工程的研究。它是美国制度中一个大的部门领域出现的政治—经济组织的一种重要的新形式，而这个部门领域在产值上比许多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还要大，大于印度，几乎与加拿大一样。

1.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些制度的政府通过以“国民经济计划” 命名的政策，始终在沿着市场经济的轨道前进。

它们的做法与共产主义制度的计划实践大相径庭，在后者那里，“计划”意味着对生产的权威主义的非市场的控制。计划成为政府推动实业界的主要手段之一——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种享有声誉的新的手段。像我们后面将会见到的，计划者并不真正期待其他的目标，如约束商业企业、计划生产、或改变一个经济、一个乡村或一个文化的根本特点。

1. 所有这些制度都实行了一定程度的市场社会主义。尽管如此，这些制度的公共企业与私有企业之间并无大的区别；它们的运作是依靠几乎是相同的官僚制的公司结构进行；在私有企业中也可以发现这种构造，它处在拿薪水的高层管理人员的权威之下，受着避免亏损和赚取利润的指示；这种管理方式与私有化的管理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差别。

一旦出现了社会主义社会模式的中央机构和共产主义思想中同样集中的成分，公共所有制便失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这些年中民主社会主义者的热情。其他的政策和机构建制看上去似乎比较有希望，尤其是与社会福利纲领相结合的再分配的所得税，和凯恩斯主义的保持高水平就业的技术。社会主义者们也看到，政府通过购买而不是没收所造成的商业企业有

条不紊的获取（利润），没有大幅度地改变财富的分配。（购买通常在民主制度中被认为是有必要的。）而且，对于生活在非民主制度下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来说，他们发现，把企业托付给政府几乎没有什么好处。甚至在民主制度中，把它交给公共的官僚制而不是私有化的官僚制，是一个越来越让人怀疑的收获，尤其是因为在两种场合对企业的主要控制均为市场的控制。

作为其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阵社会主义的旋风之后， 企业的社会主义化再次落入非社会主义者的手中。我说“再次”，是因为在公有企业中，不论是很早以前的商业冒险或最近的商业冒险，在社会主义中都不是原理上的商业冒险或意识形态上的商业冒险。重商主义者早已建立起国家对烟草、盐业、火柴和酒类的垄断，比如，作为国家便利的岁入来源。19 世纪时，公用事业的社会主义化，如铁路、电话和电报以及电力的社会主义化，是针对控制“自然垄断”的困难的实用主义反应，而这些“自然垄断”是由新的技术引发和产生。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虽然在联合王国出现了一股社会主义化的浪潮，法国的某些国有化过程——例如雷诺

（Renault）公司的国有化——是作为对纳粹勾结者的惩罚而实施的；意大利政府获得了作为法西斯主义的一份遗产的大批公有企业。60 年代和 70 年代在西欧新出现的国有化，是为加速经济增长提出的；因此，对于计划者、官僚和商人说来，它们比社会主义者的建议更有吸引力。

是否公有企业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实用工具，仍有待于观察。作为市场取向的制度的实践，这样一种计划主要依靠间接的市场控制，可以用来支持私有和公有企业。

由于这些公有企业是在消费者主权而不是计划者主权或直接的权威控制的政权下运作，它们不会专门被设计来接受国家的指导。过去，人们常常怀疑，是否中央政府对这些企业能够取得比对私有企业更重要和更有影响的控制。在法国，例如，“对私有化的钢铁行业”的引导，“就对政府政策的依赖程度而言，如同对国有化的储蓄银行的引导或对国有的雷诺公司的引导一样”。“在意大利，整个国有化的石化行业独立于国家权限之外的程度，丝毫不亚于整个私有化的化学工业。”人们认为，联合王国和法国的中央银行的国有化，在公众和社会对它们的控制上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市场社会主义没有向商业企业的传统的权威结构发出挑战；劳动场所的组织和企业管理中的改革运动，在私有企业中像在公有企业中一样生机勃勃。这些制度中的公有企业也没有换上一种对于利润和公共利益的新的经营态度。在法国，公有企业的执行人是雇主协会的会员；“一个共同的管理精神”湮没了人们原先可能期待的两种企业之间的差别。

在许多国家，私人公司的执行人被委任为公有企业的经理。

公有企业在政策上也类似私有企业。如在法国，公有的雷诺汽车公司就同它的私人竞争对手合谋操纵价格。在意大利，公有企业也做着同样的事。在联合王国，公有的钢铁公司的总裁指出，当他宣布了他对下属工厂相互竞争的反对意见之后，情况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它将会使利润流向消费者”。

为了晋升管理层的兄弟博爱之中，公有企业的经理们显然必须使自己与数量较多的私有企业的同事们打成一片。

出于我们随后将揭示的理由，一个居支配地位的公有企业制度（在那里公有企业经理实行统治）也许变得完全不同。

在美国，政府所属和管理的市场化企业起着很小的作用，约占国民收

入和就业人口的 2％弱。

电力部门部分地实行社会化。许多市政当局——差不多所有大都市政府——操纵着它们自己的供水企业。某些铁路运输和多数城市交通已经社会化。大部分保险行业通过强制性老年保险和失业保险也已社会化。不论联邦政府或是地方当局都拥有和出租房屋；许多州拥有酒类批发和零售的社会化网点；灌溉用水主要由联邦政府出售；州政府掌握了道路的通行费用；各种各样的管理单位拥有和运作它们的仓库、船坞、运输设备、升降机以及其他运输的终端设备，在市场上出售它们的劳务。军事补给库——归陆军消费合作社（PX ）所有——是一种社会化的零售基地，它们销售量的总和比Woolworth、J．C．Pen－ney、或 MontgomeryWard 等大公司的销售量还大。有一种估计是，美国公有企业的总数为 1．8 万家。

在其他的市场取向的制度中，公有化的市场企业通常起了更大的作用， 它们在总就业人口上占有如下百分比：

奥地利 13％ 爱尔兰 13

法国 12

联合王国 12 意大利 11．5 瑞 典 10．5 芬兰 10

西德 9

比利时 8

荷兰 8

挪威 6

卢森堡 5．5 加拿大 5

丹麦 5

新西兰 5

澳大利亚 4

美 国 3 5．在所有这些制度中，工会以其特有的方式仍是一个主要的没有被一

体化的因素。

工会在所有制度中显示出了各种力量。据估计，劳动者加入工会的比重如下：

瑞典多于 55％ 奥地利 50％ 比利时 50

联合王国 40

阿根廷 35

荷兰 35

意大利 35

西德 30

日本 30

加拿大 25

智利 25

美国 25

法国 20

墨西哥 20

印度少于 5％

多数人并不把工会看成是像家庭、企业或政府机构一样的生产组织。人们也不把它看成是对必要的“公共”职能的超脱，相反，却把它看作是一种党派式的任务，看作是对工会会员特殊利益的保护。的确，与实业界领袖们不同，工会领袖们通常不提任何较大的权利要求，他们从未怀疑工会是在履行公共职能，尽管它也受到利润推动。除罢工之外，不论是劳动限制，还是较高的工资成本（工会有时可以赢得它们），都使工会充当了一个破坏性的、而非建设性的社会机构的角色。至于雇主们，甚至连那些承担了集体讨价还价原则的雇主们，一般来讲总是把工会看成是公司权威的传统结构里的颠覆力量。

工会会员时常对他们的工会抱有敌意。欧洲工联主义近几十年来出现的一个主要的趋势是，在就业安排和工作权利上的决策过程，已经从建立起来的工会程序转向自发兴起的车间基层的程序。在有些工会中，多数会员与工会官员的关系并不比雇员与雇主的关系更密切。在美国，相对劳动力的规模而言，工会会员的数目多年来实际上一直在下降。

工联主义也处在不断增长的批评之下，原因是它的收入被毫无节制地开支，从而造成了某种剥削。

不过，工联主义常常成为工业法律体系的基础。它改变了工资在市场中确定的过程。

它代替了精心的讨论、谈判以及先前工资确定方式的两种处置权—— 竞争的供需关系，雇主对权力的垄断。从一个极端看，在瑞典，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工资谈判是在单一的雇员组织与单一的雇主组织之间进行。相反，在美国，谈判是在企业或行业水平上展开。不管在什么水平上，集体讨价还价的结果，是把工资的决定放到两个互相抵消的集团手上，它们各自都行使着有关工资的某种权限。

一个后果是，工资率——劳动力的价格——也许远远偏离了有效价格。如果是这样，造成的可能的影响是资源的错误配置以及——更严重的是—— 通货膨胀和失业。当经济学家们争论是否实际上集体的讨价还价是现代通货膨胀和失业的主要根源时，政府仿佛对此笃信不疑。它们试图说服工会软化工资要求，让政府加入工资谈判，或者设计出对工资谈判的引导。英国的经济衰败常常被归咎于——证据缺少说服力——工会要求，说它使成本的上升超过制度所能提供的水平上。

市场制度同工联主义的冲突，是政治——经济组织的一个重要事实。仅仅作为一个事实，然而，不是作为一个判断。

它留下一个问题，即冲突究竟怎样才能解决。 6．没有一个政府能够娴熟地把市场作为民主化的公共政策的一个工具

使用。我们也可以把这一命题作为一个假设放到后面的章节。但是必须考虑到：从历史上看，市场制度一直是同私有企业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连在一起的，尽管我们认为它们不必要如此。

直到最近，抱支持态度的政府还用它来保护这些相关联的机构建制。

它还始终与一种简化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块。作为这些环境以及其他原因的后果，当私有企业制度被允许统治其他机构建制（包括政府）时，比起它被政府决策人用来实现民主的目标方面，有着更加鲜明的特征。

1. 不管市场被用于为民主服务方面做得多么不够，也只有在市场取向的制度中才会 出现政治民主。不是所有的市场取向的制度都是民主的制度，但每一个民主的制度都必须是市场取向的制度。显然，出于还未被充分认识的原因，政治民主是不能存在的，除非它与市场结合。这是一个使人惊奇的命题，它迄今为止还没有遇到过例外。

第四部分将考察大众化控制的基本过程，并且将引导出对民主与政治的关系的一个局部的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