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权威和市场制度的缺陷

５、权威制度

只有粗大的拇指 而无其他手指

一个通过权威而不是市场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组织，在某些方面是臃肿笨拙的。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价值判断，因为权威在其他许多方面可以有效地完成市场所不能做到的事情。但是，需要认识那些可以称得上臃肿笨拙的权威的特征。理解它们的人则排除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大幅度摇摆及情感上的渲泄。作为考察它们的副产品，我们还将对共产主义制度进行初步的观测。那些特征——在需要其他手指的地方却出现拇指——在共产主义制度极为显著。至于市场制度可比较的不同的缺陷，将在下一章分析。这两章构成了关于我们熟悉的权威和市场制度的缺陷的基础知识；通过对它们的了解，两种制度在大体框架上会变得更加清晰。我们从政治—经济组织的两个基本问题开始讨论，它们具有简单的但又是普遍的和抽象的特征。具体说， 在所有社会中，人们都会同时面对理性选择这个普遍的问题和经济选择这个特殊的问题。让我们给这一陈述以专门内容。

理性选择的普遍问题

人类的条件是，小的头脑，大的问题。所以人们需要帮助——设计、过程和机构——来简化问题的解决：这里面包括报纸和铅笔，写作的语言， 科学，双重薄记之类的专门设计，以及像官僚制、立法机关和市场一样的机构。

在一个水平上，社会问题似乎是简单的。把食物喂给饥饿的孩子吃， 不是什么难以解决的大问题。但是人们使问题的解决变得复杂起来。有些人不想给饥饿者进食。那些这么做的人常常想施以最低限度的强迫（和为所做的事征税）。或者，他们干脆不想行动，如果这样做的结果会加强政府的权力或导致任何其他可能的烦扰。因此每一种政治——经济制度中都有不计其数的异议，反对在某一问题上任何可能的解决办法。用幻想家的话说，所有解决办法都不得不满足尺度的多元性。这就是无限止的困难之所在。

我们看到，为了对付复杂性，等级制和官僚制把问题分开，运用特别的技能处理次要问题，使运用标准化的解决办法应付各类问题的决定常规化。数学和计算机对理性决策的新的和迅速发展的援助，极大拓展了等级制官僚制解决问题的能力。

等级制和官僚制仍然没有达到目标。人脑仍然太小。甚至依靠技能的专门化，专门的决策者也不能创造出或寻找出他们需要的全部信息。他们仍然缺少为设计适当的政策所需的能力。他们仍然会在估价各种抉择的复杂性面前受挫。例如，美国州际商务委员会把自己的任务限定在制订州际运输的比率及劳务的规章上，它却不能为美国预测有选择的可能的比例结构的后果。它最终无法掌握经济的内在规律，以致无法向国会呈交一个比较合理的运输体系的方案。它只是不完整地应付了为管理运输政策所需的价值排列及其相互联系的令人惊愕的问题。

而且，等级制和官僚制本身亦给合理的决策设置了障碍，这些障碍抵

消了它们的某些长处。把问题分开，需要赋予某个人以权威，由他协调各个

次要问题的相互关联的解决办法。

这种协调是如此之难，以致于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政治—经济制度能够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实行比较宽泛的集中协调有更多的作为，除了在经济的个别关键部门的重大努力之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只有三类商品是必须靠资源的集中配置加以组织的，它们是：铝、铜和钢。在苏联，我们将会见到，经济的集中计划总是有选择的。

在中央权威协调常见的失败中，信息传递的失败就是其中之一。例如， 等级制的下级成员向他们的上级输送关于自己能力的错误信息，因为他们担心正确的信息可能导致上级对他们提出太多的要求。这正是有关共产主义经济计划过程的一个长期争论的焦点。

一位苏联作者指出；计划和管理中的基本缺陷是，每一细节都设想由中央决定，而且，由于不可能了解每个企业的环境，中央只好从现实中并不存在于任何一个企业的平均条件出发。

另一个人们熟悉的失败，是信息负荷量过重。能源研究和发展委员会准备了一份长达 5000 页、共有 10 卷的关于增殖反应堆对环境的影响的最新报告。对任何一个决策者来说，纸张的总量常常多于他所能消化的数量。另一个共同问题是内部控制的失败。追求自身利益的下属机构逃避它们上级的权威，或者同其他下属机构发生冲突，这个问题对苏联人和中国人是如此地司空见惯，以致它们各自为它起了一个名称：“Vedomstvennot”（机构本位作风）和“pen－wiechu－yi”（本位主义）。

我们已经看见，除开单向度的金字塔控制的正式模型的重负之外，非正式的控制在公开的等级制的所有方向均已出现。参与者们互相交换好处， 用现在的好处交换未来的义务，“兑现”从前的义务。通过这些交易，相互的调整具备了市场的许多特征。但是，我们已经看见，市场只有靠货币才能良好运行，它用价格指示交换可以进行的概念，建立起保护方式以反对一个交换者用垄断来剥削另一个交换者。作为理性选择的一个工具，官僚制因而常常是一种臃肿笨拙的市场，对那些用正式组织的理性主义寻求躲避市场“混乱”的人来说，它是一个难以预料的后果。

在这些方面，市场的特征阐明了——比较而言——等级制和官僚制的不灵活性。在一个组织良好的市场制度内，有一些特殊的办法对付——使用其他手指而不是拇指——不论是复杂问题造成的关键困难，还是等级制官僚制的缺陷。市场制度把复杂的决策问题彻底变为简单的决策问题。在缺乏市场制度的条件下，一个人不得不面对各种复杂的问题，如：应当生产哪些产品和劳务，国民生产总值中有多少应用于消费而不是投资，国家的哪些经济部门应当从事哪些经济活动，社会应当鼓励农民还是从国外进口农产品。在一个市场制度中，与个人消费者的需求相适应，任何个人都不会碰到这类决策问题。为了“解决”这类问题，许许多多人中的每一个人都抓住一个大大简化的问题：买还是卖才符合自己的优势。

至于集中协调的问题，在市场制度下完全不需要任何集中协调的人， 因为，协调——甚至全球性的协调——是通过交换取得的。市场制度还允许在一个决定中必须加以考虑的那些因素通过一个公分母（价格），得到高质量的表现，以互相比较。所有这一切——它们有助于合理的选择——在一个权威制度中是缺乏的。

经济选择的问题

从成本考虑，权威制度下理性选择的问题便具有了一个特殊的表征， 即：由于资源稀缺的缘故，这时做出任何一个选择都需要牺牲另一个选择的好处。更多的枪枝，更少的黄油。

优先权的不合逻辑

人们也许以为，权威可以安排——用时下流行的令人生厌的说法，是“优先安排”——国家资源的各种可供选择的可能用途，其依据是事先确定的产出或最终产品的优先权。但是，这种安排在诸如住房建设与医疗服务的比较上，或在增产谷物与装配镜片比较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由于人们对它们都需要，所以，问题在于比例，而不是等次。

而且，是否一般说来医生比律师更重要，或自行车比鸡蛋更重要，这与任何实际的决定不相干。有关系的问题是，给定这各式各样劳务和商品的各自现有流量，是否一种劳务或商品的流量的扩张比另一种劳务或商品的流量的扩张更加重要。假如说优先权有意义，它们必须是优先权中这样一种过渡的优先次序或边际变化，即它们是作为需要和供给变化的后果而变化的。边际的优先权与一个产品或劳务的本质这类观念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德国一份战时计划的文件上写道：根据产品的性质来确定重要产品的一个优先次序，必然导致严重的失误和方向偏差⋯⋯。

或许把某种螺丝钉供应给急需的农机制造业，比把同类螺丝钉供应一个坦克工厂重要得多，后者虽有一个大得多的优先权，但它仅仅是几个月后才要用螺丝钉。

用最简单的概念衡量，需要生产什么取决于有什么其他东西被生产出来。生产计划是这样一种工作，它对生产流量的综合或组成做出决定，而不是评价每条生产线的优先次序，尽管商品和劳务的特点可以说明其先后顺序的比率。即使是如此基本的一点，也可能失去，假如权威确定了目标或投资计划。毛泽东以一种令人惊奇的语气，承认在计算煤和铁的生产所需运输能力上的一个失败：“煤和铁不会自己走路⋯⋯。我没有预料到这一点。”在另一场合，周恩来（ChouEn－Lai）写道：“我们未能在基本建设和物资供应能力之间实现一个适当的平衡⋯⋯。其结果之一是⋯⋯建筑材料上出现了严重短缺，例如钢材、水泥、木料。”如果理性的权威要决定是否扩大任何一条生产线，他们也会特别地询问其成本——在其他生产线上作出什么样的削减，才会有足够的资源完成所要进行的扩展工作。但他们无法知道这一点， 除非已经就什么资源安排给其他产品和劳务的问题作了决定。然而，有关其他各种产品和劳务所需资源的决定是无法合理地做出，假如决策者不了解它们成本的话。

可是——论点在这里一再重复，变成了循环论证——它们的成本是不可能了解到了，除非资源已经安排给其它生产线，包括仔细考虑过的第一条生产线。简而言之，为了建立生产目标，决策者需要知道成本。但为了知道成本有多少，他们需要知道生产目标是什么。任何一个决定在一个相互决定的过程中依赖于所有其他决定。

找到一个办法了吗？找出交易比率。找出处于边际上的比率，在它的

基础上，任何一个产品或劳务可以根据最有价值的可供选择的生产可能性加以替换。虽然有效价格表现的正是这种比率，权威制度却不具备它。

投入分配的困难

当优先次序在产出一边时，考虑一下决策问题：在既定的资源量下， 许多已计划好的用途应列入进去。假设，不论卡车公司还是飞机制造公司都需要更多的工程师。权威应当把现有可用的工程师分配给谁？也许一边得到一些，但究竟怎么分——一边应当比另一边分得更多吗？他应当把所有工程师分配给拥有最主要生产目标的部门吗？不行，即便是次要的目标也需要一些工程师。他应当根据目标的规模相应地指派工程师吗？不行，因为飞机制造厂也许比卡车制造商更依赖于工程师，不论计划好的产出有什么差别。或者，一个部门也许已经比其他部门享有对工程师的更自由的分配。

他寻找另一个标准。他发现某一部门的产出比其他部门落后于目标。这是把工程师指派给落后部门的一个好的理由吗？肯定不是，既然落后可能是那些不能积极响应增加产出的要素的后果。按照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权威方式指导经济的经验：WPB（战时生产署）的许多人认为，生产署处在确定劳动力需求和优先次序的最佳位置上，WMC（战时人力委员会）的作用应当限制在根据 WPB 规定的数量和指定的位置征募和供应劳动力的范围内⋯⋯。另一方面，WMC 的官员却坚持认为，某个工厂正在生产某种重要产品或者它甚至超出了计划的这种事实，并不必然指示出它（是否）需要劳力。

假设，现在权威决定，短缺对飞机制造厂的障碍比对卡车制造商的障碍更严重，因此飞机制造厂的生产将要求多得多的工程师。现在他可以把工程师分给飞机制造厂吗？同样不能。他必须首先了解可供选择的补救办法—

—比如，是否可以通过给每个工程师一些助手或一些新的节省劳力的设备等办法，弥补工程师的短缺。

假设，他发现，飞机制造厂的生产虽然落后于卡车制造商的生产，但它有可能相当快地对替代方案产生响应，而卡车制造商却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会全力指派工程师给卡车制造商，与此同时要求飞机制造厂通过替代安排解决自己的问题吗？同样不行。

因为，是否能够说服飞机制造厂使用替代手段，取决于替代手段的昂贵程度。但是，不论是权威还是厂家本身都无法知道替伏方案的真实成本。

控制企业

权威制度中一个深层次的重大难题在于，究竟是由每个企业自己作出许多选择，还是（由权威）为它作出选择。何时企业应当扩大生产？何时它又该提高质量？或者，何时它应当再来节省投入？企业应当努力完成定下的产出目标吗？——假如，像普遍发生的那样，它从产品使用者那里得到信息， 说生产已不能满足需求，这就要求重新作出设计。还是说，它应当改变自己的生产（规模）以适合于使用者，从而也就无法实现原订的目标？如果企业生产不止一种产品（多数企业生产几百种型号、规格或大小不一的产品）， 那么这些和其他的抉择更扩大了。因为，在任何时候，任何一个生产目标都可以靠忽略任何别的或更多可供选择的生产目标的办法得以实现。

对待这样一些和其他类似的抉择，权威制度始终未能找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方式指导和控制企业。这便是所谓“成绩指标”（successindicators）的问题，它困扰着所有共产主义的政权。赫鲁晓夫（khrushchev）抱怨道： “不是去生产用于装饰房间的漂亮吊灯，而是生产尽可能重的吊灯，这已成为一种传统。因为生产的吊灯越重，工厂所获利润就越多，既然它的产出是以吨位计算。”不管最终选中的指标是什么，都出现了一种类似的变形。同样的问题在中国和古巴也一直存在。

在缺少一个公分母指标的前提下，对企业的任何指示都会导致它夸大

某种价值和轻视其他的价值。相比之下，一个追求利润的私有企业在一个市场制度内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尺度指导自己的任何选择：最大限度的利润。

“成绩指标”问题的意义，在它扩展的方向上已超过我们有限的探索的范围。例如，为了完成目标规定的义务，经理们被迫违背法律。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如此。他们必须发现其他愿意违法的经理，彼此交换好处。从而发展出互惠义务的网络，组成了相互庇护的小集团，并对党及政府的控制形成了静悄悄的但却是重大的挑战。

市场制度如何促进经济选择

权威制度的不灵活性在这些方面又一次变得更加清楚，如果我们注意到，市场制度的特征使它可以解决（虽然不完善）上面提到的每一个问题。在一个市场制度中，不需要任何权威来确定优先权，或就什么是最重要的生产的问题作出任何其他判断。人们——消费者、供应者、商人——只是决定是否较多地或较少地购买任何既定的商品或劳务。

决策

问题常常是一种边际的选择。当每样东西的供给对他来说是既定之时， 决策者的选择是：要更多的面包还是牛奶，或者是更多的教育还是更多的保健？没有哪个决策者是在不知道成本的条件作出任何选择的。所有的买主， 不论是私人买主还是官员，发现在每个选择上都附有价格标签，价格代表着

（尽管同样不完善）不得不放弃的价值。

一个市场制度如何解决是卡车生产还是飞机生产应当有工程师的特殊问题？一切考虑——它们在权威分派的制度中使稀缺的工程师的某种系统分配办法受挫——现在以简易的处理方式进入市场制度的分配中。一切考虑均按照货币给自己定位；飞机制造厂和卡车制造商作出计算，至少大体上要综合考虑下述问题：

1. 比较其他可能的产出的价值（用产出价格表示）；

2. 工程师取得产出的生产率；

3. 工程师的替代物的生产率；

4. 工程师和替代物投入其他生产线的价值（用工资比率和价格表示）。

让我们举一个例子，说明在高度组织化的市场中，价格作为公分母衡量，评价和综合承担着理性经济决策的一切要素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一个权威制度不具备的。想想加利福利亚的一个西瓜发货人的情况：他知道，在

东部市场上，消费者对他的西瓜的需求决定于许多因素，包括他的西瓜的品质，到达目的地时它们的状况，西瓜消费者从其他发货人那儿获得西瓜的可能性，西瓜之外其他选择的季节效应，影响果肴的季节因素，等等。在盘算过这一切以后，他应当把货发向波士顿、纽约，还是费城？他所做的一切， 实际上就是把满载一车皮西瓜的货物发往东部，目的地为芝加哥。然后他会密切注视有关市场价格的电文报告，这些价格在东部各城市时时都在变化。如果在车皮抵达芝加哥的最后一刻，西瓜在纽约市场上处于饱和或任何其他负面影响减少了那里对他的西瓜的需求，最新的价格行情报告将提示他把他的车皮运往波士顿或任何其他价格更高的市场。

有关他的西瓜应当运往何处的一切考虑，都会以一个价格的公分母反映出来。他毋需了解多种因素中哪一种对他把西瓜转移到纽约市场上是不利的。他需要知道的一切就是，有利和不利因素的平衡，最终会归结为指示他转向另一城市的单个信号。无人策划这样一个总体过程，无人需要把它作为一个知识问题加以掌握和解决。必要的计算主要是许多买者和卖者在实际中完成的。经济选择的这多种手段，同样在权威制度中无法找到。

激励

光是充分了解如何明智地选择——比如说，了解成本——是不够的。必须激励人们行动。权威制度的激励常常很简单。这里，市场制度的特殊激励再次提供了内容丰富的比照。

在一个市场制度里，消费者不止了解他的选择，他还被鼓励去做理性选择，这是因为，他所以能够获得劳务或商品，仅仅是靠放弃对其他资源的货币权利得到的。同样，一个实业家不仅了解需要比较的有关价值；他还被置身于成本—价格的压力之下，它推动着他恰如其分地行动。市场激励也使动力的力量与目标的价值联系起来。对某个产品需求的某种增长，比如说， 在运动中建起了一条交易的环链，它使得有更多的工作提供给工人们，他们可以帮助满足增长的需求，但仅仅是按需求要求的数量。

在一个权威制度中不存在任何可以与此比较的激励结构。在这种制度下，一个企业按指令生产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或劳务。所使用的资源的数量也已经供应完毕。因此，经理人员发现自己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即：哪怕他知道（他或他的上司都无法这样做）某种特殊投入的价值在一种可供选择的就业中大于他的生产线的需求，他也不会有特殊的动力去阻止它。不仅如此，他还被推动着去完成一定的产量定额，不论是否存在一个可能性，即产出的价值不符合总的投入应达到的水平。在共产主义制度内，这是人们共同抱怨的现象。

激励之间的冲突

一旦权威建立起来，它便是通过激励而不是简单的个人兴趣发挥作用。为了建立权威制度，人们被加诸一个激励——担扰、对未来好处的期待、偏好等——以便接受权威；之后，权威便指示他们去做他们经常不想做的事情。甚至当人们自愿建立起诸如一个理性的制度时，他们也可能想要哄骗它。或者，一个官员的个人动因——例如为了声望、舒适的生活或来得容易的钱—

—也许会与权威指派给他的安排发生冲突。

所以，权威制度的一个共同缺陷就是激励之间的冲突。而且，权威制度的惩罚在教授反应者如何逃避它们的问题上，比起推动他们去做权威指示他们去做的事情来，有的时候会更有效；对这一现象，毕·斯金勒（B．◻ E．Skiner）作了大量的分析。市场制度里不存在任何这类冲突。

然而，市场制度中一个相应的现象也给人以启发。由于市场激励之间不存在冲突，它们变得十分有力——的确十分有力，以致于它们导致实业家们违反法律（如果法律影响了利润）和侵犯在市场的世界之外受尊重的许多道德规范。这在美国变得尤其明显，比如，出现了大公司贿赂政府官员的无耻行为，生产中的弄虚作假，歪曲真相，环境问题，通过电视广告对年轻人的感官施行相对不受约束的强暴，等等，这些已成为普遍的商业行为。

资源充分开发与协调对亚当·斯密来说，市场制度既是一个协调机制， 又是一个分散化的激励形式——它鼓舞着许许多多个人的首创精神，而这是权威制度不能开发出来的。它可能导致社会作出一个基本的选择：是对资源开发进行协调呢，还是靠资源自身的激发？我们将会见到，在计划理论中和苏联的共产主义中协调得到了强调，某种市场理论也重视它。另一方面，在市场制度的其他解释里以及在训导制度内，资源的充分开发得到了重视。

如果权威制度中缺少专门的设计，来实现合理的计算和经济的选择以及运转良好的激励方式，那么，权威之手看上去就像一只仅有拇指而无其他手指的手，尽管那拇指粗大有力。我们将会见到，它粗大到足以取得共产主义制度下的高增长率和苏联在航天工艺上的成就。它还粗大到足以取得各种成就，例如，一方面有中国那种医疗保健体系。

另一方面有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世界范围内的军事组织的赫赫战绩。本章的论点并不是说权威制度不能运转，或者，作为平衡以后得出的结论，说它比市场制度缺少效率。

我仅仅认为，它不具有在市场制度中可以找到的特有效率和激励机制。只有通过仔细考虑两种制度的特殊区别，我们才能充分地理解权威制度。

６、市场的有限能力

一个市场就像一把工具：它设计用来做特定的工作，但不适合其他的工作。由于不太熟悉它到底有什么用处，当人们可以使用它的时候却经常把它留在抽屉里。

不过，有的时候，他们也在不应当使用它的时候使用它，像一个粗心地把凿子当螺丝刀使用的业余工匠。

市场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答案不会在“资本主义”这类不着边际的评判中发现。宏论往往不当。它们也促使我们作出估计，什么不是我们的目标，并小心谨慎地评价市场制度是如何运行的。

举三个大的评判为例。它们是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i）、艾瑞克·弗洛姆（Erith ◻ Fromm）和马克思的评判。波兰尼的一个始终不变的评判， 是从英国经济史里寻找论据。但他并未解释私有财产的市场后果，或圈地运

动造成的一种新的财产分配的市场后果。市场制度以一种不寻常的伤害方式来到了英国。弗洛姆运用心理分析争辩说，市场社会的生活迫使人们承受一种无法忍受的决策负担；因此他的书名就叫《逃避自由》。

与心理分析的复杂精致不一样，经济分析显示出一个朴素的信念，即被称为“计划”的尚未定义的制度改革，结束了市场生活的心理束缚。

马克思对整个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博大精深的分析，是任何其他社会科学家无法望其颈背的一种综合。但是，正是这种综合的雄心，使市场、私有财产、私人企业、财产权的历史分配、历史上确立的阶级不平等、和政治的结构等等紧密交织一体，以致模糊了市场的不同后果。除少数深刻见解外（比如，关于“金钱关系”），人们不能直接从马克思那里了解有关市场制度的一组明确特征或有关它的无能的明确特征。

在列举我们对市场的无能的看法之前，无论如何，我们应当注意，上一章讨论的激励构成了市场制度中迅速变化和增长的机制的成分，不管市场有多少缺陷。像权威制度一样（它能够组织成千上万的人完成社会协作的巨大任务，虽然这种制度有其特有的缺陷），市场制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尽管它也存在错误的分配和无效之处。市场制度激励了千万个首创举动。这种制度是骚动不安的和完全开放的制度，它可以在无数点中的任何一点上改变或增长。这种制度为发明创造和革新进步，为个人和各地的资源开发，为大量的挑战和潜在的反应留下了广阔的地盘——我们将在以后各章比较详细地讨论这一切。

然而，市场制度的某些特征——它们说明了变化、增长和富足的原因

——从另一个角度看，又是这种制度的不足之处。例如，创新的人可以把创新的成本或艰难推给他人，就是市场制度的一种欠缺或不合理的地方。发明创造在转换过程中把人们排斥出工作岗位；它们也使设备、技能、有时还有整个社会显得过时。但是，一个追求利润、精打细算的实业家可以无视这些困苦；它们不会降临他的头上。我们应当把生产力的汹涌浪潮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种不合理性，它在 19 和 20 世纪把西欧和北美带入了相对富裕之中。市场制度的创新的非理性，使这个制度成为从未有过的改造世界的一

个力量。由此可以清楚见到，另一种创新机制——强制储蓄——是可行的。

市场缺陷的传统清单

为了澄清市场的缺陷或失败，理论经济学家们想象一个完善的市场， 虽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完善的市场。然而，为了构想这个市场，必须允许经济学家们说，市场的失败用充分的理由否定了完美性。所以，市场缺陷的传统清单里，既包括了非现实的内容，又有困难的成分。它澄清了某些无法通过交换和市场取得的社会组织的成就。它也澄清了那些仅仅靠不完美性才能完成的业绩。既然所有社会组织都是不完善的，次要的缺陷范畴必须按照社会组织的可供选择的形态的类似的不完美性加以理解。

帕累托最佳状态

无论如何，借助于确定完美性的帕累托最优化（Paretooptimum）概念的帮助，经济学家提出了“市场失败”的一张清单，它指的是这样一类环境，

在那里，完美性的概念是无法实现的。他们的做法是，假设一个由自由人组成的私有财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由于任何个人总是能够通过交换增加满足自己的需求，所以看上去这是在适合的环境中能够取得最佳状态即实现一切可能的无损害的互有优势的交换。

但是，缺陷的清单（它们既可以抽象地、又可以具体地表述出来）说明的却是这样的环境，在这里，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可能实现一种对任何人都毫无损害的最佳状态。缺陷的清单如下：个人的无能为力。显然， 如果人们的偏好或他们购买的产品和劳务的质量遭到忽视，一个最佳状态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没有一个消费者有能力掌握他的购买物的全部情况，这些购买物从保险、医疗保健、到各种机械电子设备和各种有添加剂的食品。它当然是所有组织形态中的一个问题：在任何一种政治—经济组织形态中， 决策者从未完全胜任他的职责。

无法统计的成本。当一个工厂污染大气时，它使用了其生产成本中未

加计算的资源。

因此，工厂生产的某些产品之所以与其成本不等，之所以能够盈利， 仅仅是由于没有计入全部成本。工厂在仲裁价格（武断价格）上而不是有效价格上销售产品。未计入的成本不仅由交易的当事人——企业的顾客承受， 也由清白无辜的旁人承受。由于人们正学会使用日益增长的机械能量，而且用前所未有的巨大投资组织这种行动，他的毁坏地球、伤害自身、畸形子孙的能力——按这个字眼的原意讲——是可怕的。

同样，市场只是许多社会组织中的一个，它们都允许人们发挥强大的新的能力；所有其他形态也都如此。环境退化是苏联计划的产物之一，贝加尔湖周围工业化的后果使之尤为明显。中国也面临了它的环境问题，这些问题中有些产生于老的农业制度，有的是解放以来使用的发展办法的一个后果。市场制度和其他制度在无法统计的成本上的差别在于，除非得到政府权威的补充，市场制度不能统计某些成本，而其他制度却能够如此，尽管它们都没这样去做。在市场导向的制度中，依靠政府权威，可以统计未计入的成本：例如，通过征税（像有些政府现在的做法），使企业承担污染空气或河流的价值。

这些解决办法远不是理想的；但必须拿它们同可供选择的制度中非理想的解决办法比较。

应当注意，正是市场的这一特点，即决策者之未加统计的成本落到他人肩上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变化和增长的原因。

无法统计的好处。无法统计的好处似乎是保证了一个红利——市场制度中一个额外的效率。其实不然。它们代表着市场制度中不可避免的另一种系统的误算和对有效价格的另一个偏离。如果一家公司的培训计划对所有其他雇员都是一种好处（受训者为它需要很长时间），那么显见的好处下隐藏着实现最佳状态的一个失败。交换的参与者——公司和受训者——达成的交易内含着生产的供不应求。由于未能统计出对其他公司的好处，培训计划只有在有利于最初提出它的公司的条件下才能贯彻。更多的培训才是最佳的情况。同样，这对所有组织都是一个共同的问题，在这里，决策者可能无法抓住好处。

正是在这一点上，市场制度是有特色的，即决策者懂得自己无法抓住

所有的好处。

昂贵的交易。在美国，有 1L5 的就业公民从事批发和零售工作。虽然他们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储存、搬运、包装和其他劳务，多数工作不是别的什么事情，而是购买和销售——这就是说，从事交换和保持它们的最好成绩。交易是昂贵的。然而，同样的，行政管理和其他的过程（它们对于任何可供选择的制度都是必要的）也是昂贵的。

关于交换的谈判有时比交换本身的价值更加昂贵。这便是商业企业存在和扩大的一个理由——为了创造一个使持续的交换成为不必要的工作集团。比起同各个单独的工人就几千个所需的合同进行谈判，一周付给一个雇员集体一次报酬以使之遵从全部时间内下达的命令，自然更加便宜。在其它的环境中，这是权威的成本或说服的成本，它们实在太高。

垄断。在任何市场上，当只存在少数买者或卖者时，一个人或一个合伙集团可以限制生产的购买，或者以一种仲裁（专横）的方式销售。同样， 它们可以在所有可供选择的组织形式中以这种方式限制生产。

在市场“缺陷”的这张清单中，没有一个缺陷是可以否认的。澄清它们有助于我们理解市场。但它们并不构成市场之崩溃或不可能存在的清单—

—它们仅仅是市场和其他所有社会组织形式共同具有的缺陷的一张清单。它们甚至算不上市场的最重大的缺陷；这张清单并非来自对什么是市场的最重要之处的一个鉴定，而是来自具体说明某些条件的一种尝试，这些条件影响着市场实现或不实现帕累托最佳状态的不可能的完美性。

公共产品和免费使用者。取得一个帕累托最佳状态的另一个失败，来自于不同的立足点。对于诸如国防，某些类别的教育以及交通控制等产品， 其好处已经以特殊的方式分发给大家，以致打消了任何一个买者购买的念头。一座灯塔可以为海上的任何船只指供指导。但是既然一开始任何人能够使用它而不付报酬，每一个人都想成为免费的使用者。对这类“公共”产品， 需要权威向使用者征收费用，否即这类产品将无人生产。在这一“缺陷”上， 我们区分出一种不可能性——它是社会组织的一个功绩，它的交换在市场内是不能够完成的，但社会组织的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

一种更严重的不适应

然而，上面的清单还不够长。观念本身——即，市场是完善的，当它们能取得对任何人都无损害的一个帕累托最佳状态时；市场不是完善的，如果它们做不到这点的话——是武断仲裁式的，当我们拒绝这种观念时，便指明了市场的新的不适应之处。由于社会组织的许多任务（的性质），需要给某些人施加一种损害——例如，在墨西哥，当卡得纳斯（CarCdenas）统治时，实行了土地的重新分配，以促进经济发展；或者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那样。或者，培训年轻人也许很重要，不论是否他们愿意受训。

只要市场能以自愿的、互有优势的、协调一致的行动加以组织，就存

在寻找非市场抉择的需要。正是在这一点上，市场的传统优势常常成为它的不足。

市场激励的失效

我们根据激励问题提出论点。在传统的论点中，市场激励是完善的；

它们获得了令人满意的反应，而且只会是这种反应。但从未提到另一种反应， 这种反应强制和伤害作出反应的人，或对他造成损失。可是，这种反应经常是需要的，像我们已见过的那样。

在另一些场合，市场激励会起作用，但其代价却高昂得吓人。与通过权威的控制不同，我们已经见到，通过交换的控制每次都是昂贵的，如果使用它的话。控制者不得不放弃某种有价值的东西。有时，无论是一个普通人还是一个官员，都无法提供一个其大小对于引导一个理想的反应是必须的好处。由于承认消费品的短缺，中国和古巴始终想尽可能在不靠付酬方式的条件下激励劳动者。许多其他较不发达国家有几百万失业者和几百万有待去完成的任务——就普遍意义讲，这是一个巨大的和悲剧性的不合理之处。

但是，那些政府常常把让失业者就业，视为过分昂贵的事情，因而老让他们留在失业的位置上。

比如，印度的农民——他们在社会上的孤立也许使他们很少受市场激励的影响——通过按价格变化不断改换种植作物的方式，一再显示出他们对市场激励的反应。然而，在富裕社会中，我们越来越多地听到这样一种批评： “我们周围发生的一切就是，旧秩序的激励已经消失，劳动的习惯在变坏， 新社会的激励还未创造出来。”在收获甘蔗方面，卡斯特罗遇到的某些困难， 在古巴劳动者的不情愿态度中找到了一个原因；他们从生计上讲比从前有更大的保障，但他们是在饥饿的威胁下才进入了让人疲惫不堪的劳动领域。英国的低生产率有时被归咎于福利国家，在那里，工人们已不存在“足够的担忧”。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瑞典那种甚至更为发达的福利纲领，似乎同高生产率是协调一致的。日本的非同寻常的就业保障是任何其他的市场制度无法比拟的，可它仿佛没有削弱对劳动力的高生产率的激励。也许，对劳动道德下降的关注把市场激励与权威制度的激励混为一体。我们在后一章将见到，被总称为劳动者异化（workeralienation）的东西，似乎更有可能的是某种方式的一个后果，在这种方式下，权威是在车间中组织起来的，而不是市场激励的结果。在现代工业社会，工人们时刻是被权威的手段所推动的—

—或者未能被推动。

无保障和不稳定

对市场的更深入的共同和中肯的异议是，它使人们缺少保障。由于交换常常突然中止，人们在交换中赢得的一切都在风险之中。我们将看到，当生计艰难时，终止尤其是一个问题。在没有终止的时候，交换的每个参与者知道，他卖的何种东西的价格相对其他价格将会下降，或者他付出的价格也许会上升——一旦付给他的价格下降。

一个人遭受职业或收入上的损失可以有多种原因，它们可归结为一个简单的现象，即：其他人不再能够或愿意对他能够提供的东西继续付出报酬。工艺的变化，消费者偏好的转移，或经济领域某个产业或者部门的衰退，都会消除对他能提供的东西的需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市场取向的制度通过来自于开支过分庞大的无约束的通货膨胀，和来自于过少开支的大面积的失业，常常把灾难带给多数人。回想一下，难以相信公民们竟容忍了 30 年代大萧条那样的衰退，当时美国的失业人数占到了劳动力的 1L4，严酷局面保持了将近 10 年。从那以

后，凯恩斯（keynes）在经济理论上的创新——同国民收入统计结合在一块

——改造了这些制度，这种转变也许代表着迄今为止人类在把社会科学指导应用到社会问题的解决上的一个最伟大的成就。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几乎很少有什么衰退的打击足以减少国民生产总值（GAP）；现在常有的仅仅是延缓增长。既便如此，失业问题差不多没有得到克服。此外还是通货膨胀问题，这方面，工业化国家不仅没有前进，反而倒退了。

某些研究显示，生产的波动在共产主义制度中比在欧洲和北美的市场取向的制度中更严重。但在共产主义制度中失业率并没有类似波动。很多共产党领导人颇为自豪的一点是，在他们的制度中不存在失业现象。事实上， 失业是有的，正像任何一个制度里难以避免的那样，人们总是不断地从一个岗位换到另一个岗位。但它被控制在一个极低的水平，方法是：证明某种工作是“正确的”，这意味着能极大地限制雇员上司解雇他们的能力。结果，在许多工厂造成了工资的额外支出，浪费了劳动力，而且在某些环境下限制了工人流动的自由（当他想要这么做时）。但是，无疑，共产主义制度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就业保障，它是现有的市场取向的制度没有做到的，尽管失业救济是迈向就业保障的巨大一步，而且市场制度能够提供甚至更大的就业保障。

在失业和通货膨胀形成的同时，也揭示了市场制度一个新的不稳定之处。有一种解释是，价格和工资被公司垄断和工会操纵。另一个解释是，激励的这种降低如我们承认的那样是可能发生的。在任何既定的时间内，推测起来，也许存在某种比率的管理报偿，它会导致为充分就业所需的一定数量的企业家进取行为。与此同时，也有可能出现某种工资结构，它的吸引力足以维持对管理层来说是可以接受的雇员的生产率水平，防止要求过离工资的浪潮出现，以及避免广泛的罢工威胁。虽然人们假设，对于管员和雇员所需的返还（报偿）总量不会大于国民收入，这一假设也许现在看来是错误的。如果过分的权利要求被货币的扩张所满足，其后果就是通货膨胀；如果得不到满足，其后果就是放慢的商业行为和由此造成的失业。如果部分地满足， 其后果既有通货膨胀又有失业，这正是今天世界的市场制度的特征。

历史地讲，市场取向的制度之所以可能出现繁荣，仅仅是因为运转中的社会机制——我们将在以后各章深入考察其中有些机制——限制了它们负担的总需求。如果这些限制受到破坏，我们也许不得不见到市场制度形成几十年的日益严重的经济混乱。联合王国也许就是市场取向的制度的未来模式：国际贸易中的下降的竞争力，跌落的生产率，以及生活水平的某种逐渐下降。

对市场的其他限制 公司处置问题的权限

帕累托最佳状态的要求之一是，像所有其他的市场参与者一样，实业家有能力作出正确的选择。这里的含义不是很清楚。但它至少意味着，企业家们能够发现和认识生产任何既定产出的最低生产成本的方法，能够发现和认识使边际成本同价格相等的产出水平。对于复杂的生产过程，我们可以断定他们不能满足这些要求。一个实际的问题是，公司执行人和其他经营者根据他们的处置问题的权限（Discretion，或译“斟酌决定的自由”——译注），是否可以近似于满足这两项要求——尽管看法依对“满足”的不同理解而不

同——以及市场的控制将迫使他们实现一种可以接受的近似。

由此可见，我们正在把公司的处置权列为应用市场制度的一种可能是主要的限制。

在工艺复杂的大公司时代，公司管理面前敞开的处置权范围也许变得与关于市场制度用途的传统观点格格不入。我们将在以后各章回到这点上来。

个人偏好的不适当

看看那些富裕的市场取向的制度，在那里，琐碎的生产常常优先于—

—譬如说——对千百万儿童的基本医疗保健供应，这个事实向一个制度提出了异议，在这个制度中不管如何胡思乱想，个人的偏好总是给制度定下了生产的目标。他们相信集体精心设计的生产目标当然会更好些，但事实上，多数市场制度主要是与个人的偏好联系在一块，它可能给予了生产以不充分的引导。然而在下一章我们会见到另一种可能，即：组织市场制度，反应个人

的或集体的目标。

道德的异议

对于个人偏好在市场制度中的支配地位，有些人所表达的不止是实践方面的批评，而且有道德上的异议。还有其他一些道德上的异议，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对在传统的经济辩护理论中毋庸置疑的交换的某些方面发起了挑战。几乎人人都说，在有些环境内，交换是不道德的。人们举某个人为例， 他的行为几乎处处被法律视为禁止。道德的和审美的评判在如下见解中合为一体，它说，“我们用获取和开支的形式损耗自己的力量”。

而且，一个变换制度或市场制度也意味着私有财产的存在。假如私有财产是不道德的，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那么，基于上述考虑，交换和市场也同样是不道德的。很多人还对交换提出一个道德的异议，认为它似乎是不公平的，因为即便交易双方各有所得，一方所获总比另一方多得多。他们也反对那种他们所认为的苛刻的交易。

某些含糊的推理 个性的错乱失调

对市场制度的另外一些批评意见不是很清晰的。有些人批评在个性和文化中造成的扭曲。例如，有人断言，在一个工业化环境中，生活损害了个性，而在一个农业环境里，生活没有影响个性。显然，批评者在此对准的是工业化，一个不限于市场制度的世界范围的现象。还有人说，市场制度把一些人推到控制另一些人的位置上，这种关系对双方均有害处。但是，它是一切有组织的社会生活的一个明显特征；在一切制度中，总有一些人控制着另一些人。还有说法是，市场制度使人们卷入相互竞争的冲突之中。但在权威制度中，也存在职业、权力和发展的竞争。也有人认为，交换关系使人们远离合作的事业，而转向个人关心的私事。事实上，交换关系在实现合作的国际分工中已达到这种地步，以致任何可供选择的机制都无法与之比肩。

尽管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认为交换是一种合适的人类行为（如果

它限于服务人的一般需要），他有时亦把它视为一个腐败的行为（倘若它被作为不加束缚地搜刮财物的主要方式或工具）。2000 多年以后，约翰·罗斯金（JohnRuskin）写道：7 富裕起来的人是勤劳的、坚定的、自豪的、贪婪的、有条理的、明事理的、缺乏想象力的、感觉迟钝的和无知的。那些依然贫困的人是十分愚昧的、足够明智的、懒散空闲的、粗心大意的、谦卑恭顺的、富有思想的、迟钝呆笨的、有想象力的、感觉敏锐的、消息灵通的、无远见的、偶尔刻薄和情不自禁的、像笨拙的恶棍、公开的小偷，又像仁慈宽厚的上帝式的人。

DH 穿越思想的历史，流动着一条同交换对抗的强大潜流，它不时冲破表面现象——像孟德斯鸠（Montesquieu）和其他许多人，当然还有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体现在长期的稳固的道德和法律规范之中（例如反对高利贷的规定）。尽管这种对抗常常失于指明市场制度的特殊之处——比如我们尝试区分的那些特殊之处——但它像正在形成的对于官僚制的厌恶态度一样， 必须得到承认。

对未来的忽略

还有人声称，市场制度忽略未来。估且同意。在一切制度中，人们都可能不具有长远眼光。但是，市场制度并不必然较其他可供选择的制度更不关心未来；人们可以买下一个特定的未来。假如，在一个市场制度中，一种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坚信，这种资源在未来将会稀缺，他便会被推动着从现有市场上扣下一定数量的这种资源，以便掌握未来的较高价格的好处。如果他不是这个资源的所有者，他会被推动着去购买它并留待未来之用。这既使他富有，也保存了资源。

当代的激进经济学的批评最后，有一个激进经济学家的新学派声称， 资本主义是犯罪、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以及军备扩张的根源。

若用“资本主义”来指示一种私有企业的市场制度，上述问题同这个制度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十分明显。因为这些问题像历史一样古老；它们早就先于市场以及私有企业制度而存在。在当代世界，它们全都能在共产主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世界中找到。我们缺少证据，说这些问题在这个制度中比在那些制度中更加严重。同样，也不能把市场机构建制的特点与这些问题联系起来。私有企业的市场制度可以说是同剥削的特征联系在一块，而剥削也许可以说是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但不同于私有企业的市场制度的一切选择同样与剥削结合在一起。

也许有一天，下述情形会变得清楚，即：私有企业的市场制度顽固坚持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这样一些特征而其他的政治—经济制度逐渐抛弃了它们。中国表明，例如，在一个权威主义制度下，可以朝着性别平等的方向迈出极其迅速的步伐。然而，迄今为止的证据显示，文化或历史背景的差异而不是经济结构上的差别，在我们可以观察到的那些民族的特征中，织成了纷呈各异的画面。比如共产主义中国或许可以让人感到比苏联更少性别歧视， 但又比瑞典严重。

对于这其中的一些问题——异化算得上是一个——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回过头来讨论。我们并非为了它们应对微妙间接的方式持怀疑态度，哪怕它们已超出了我们的理解；在它们那里，政治—经济的机构建制可能影响了

一个社会的属性及特点，例如犯罪率、性别模式或种族歧视等等。毫无疑问， 在这些现象与私有企业及市场制度的机构建制之间，可以确定某些牢固的联系，但同样的联系也出现在其他的政治—经活制度之中。没有哪一个制度使这些现象完全消失；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多少是永远存在的。

对于政府和政治含义

经济学家们在努力确定市场缺陷的清单时，却没有考虑市场制度对政府和政治的反作用。这是他们分析上的一个盲点。经济学家们正确地相信， 从某些方面看，市场制度的使用将精简政府和政治，它通过私人交易者之间的交换，完成了在其他情况下会成为政府负担的社会组织的任务。他们也正确地相信，市场制度有助于对自由民主的支持；这是确实的，我们将在后面的一章中看看这种支持的特点。然而，他们没有看到这样一些方式，在这些方式中，由于主要的决策是在市场而非在政府中作出，政府的任务变得复杂起来，政府的权力受到削弱。尤其是，他们没有看到对民主的某些威胁，这些威胁来自于市场的权力。这些复杂性和威胁必须作为对市场制度的约束而加以考虑。后面许多章节将尽力对它们作出分析。

市场制度的范围

请允许我再说一遍，我们有关市场局限性的清单，旨在澄清市场制度的特征，而不是想完成一种像亚里士多德、罗斯金或马克思所作的判断那样的评判。我们想以简明形态说明的，并不是市场的弱点（它们对于简化来说过多也过于复杂），而是市场的不可能性；此刻，最后提一个问题是有用处的：如果得到允许，一个组织通过交换和市场能够成功地做些什么？以及它可以被允许做些什么？我们都知道，它可以组织起成千上万的人生产各式各样普通而有销路的产品和劳务。

除此之外，它还可以做许多我们中的一些人错误地认为它不能做的事

情。它可以建筑和管理一条道路，比如，就像那些靠私人收费维持的道路一样。它可以建立和运作教育和研究机构，通过收费的销售服务来保存它们。它可以提供司法方面的服务，通过像美国司法协会（它用一个价格提供法律方面的服务）这类组织进行。它可以提供军事的和警察的服务，如同 1970 年安哥拉的雇佣军和平克顿私家侦探公司以及其他受雇的私人警察力量所做的那样。它可以提供邮政服务，像美国越来越多的私人邮政服务所做的那样。

它还可以在把土地和住房卖给居民的过程中建立、维持和治理整个城市。的确，许多大公司就是这么做的，它们建立了像 Rossmoor 公司建造和经营的“悠闲天地”那样一些退休者的城镇。公民们——如果能够这样称呼他们的话——为通常由市政当局提供的几乎全部服务安排向公司支付费用； 他们还为公司的多数管理决定付费，这些决定一般都是公民们自己作出的， 或者通过他们选出和任命的官员作出。

尽管如此，一个市场制度仍是一个用途有限的机构建制。

有些任务是任何市场都不可能尝试或完成的。在最简单和原始的形态上，市场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够做什么的区别在于：对于有组织的社会生活， 人们需要他人的帮助。在一种环境中，他们通过提供好处诱导出他们所需的

他人的帮助。在另一种环境中，他们需要的东西不会被人心甘情愿地提供出来，而必须依靠强制。一个市场制度可以在第一种环境中运作，但不能存在于第二种环境中。它的局限性在同一个权威制度比较时尤其明显。尽管在第一种环境中不要求存在权威，它却可以同时在两种环境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