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 比较中的共产主义

18、共产主义制度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的一个重大现象是共产主义制度在全球表面的扩展。俄国在 1917 年变成了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本来是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得到了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土生土长的共产主义的补充；随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它又靠苏联的军事力量带到了东欧。长久的混乱和内战，把一个新版本的共产主义带给了 1949 年的中国， 仅仅过了几年它又扩张到北朝鲜。1959 年在古巴建立了另一种式样的共产主义。东南亚地区的殖民地独立运动出现了骚动，共产主义随即出现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

世界上几乎 1/4 面积和 1/3 的居民现在生活在共产主义政权下。单是中国就拥有——按照各种估计——7．5 亿到近 10 亿人口。

迄今为止，这个运动似乎并未耗尽它的能量。如果在下一个 1/4 世纪内，共产主义出现在现在有麻烦的世界一些国家，如葡萄牙、意大利、印度和孟加拉国，或拉美、非洲或中东的一些地区，我们不应当感到惊奇。

共产主义是否代表多头政治的未来？或者，共产主义的制度和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的制度仍将处于无限期的竞争中？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考察共产主义制度的主要特征。我们不会停留在我们最熟悉的那些国家。我们也没有兴趣关注许多研究克林姆里宫的专家和中国问题观察家眼中留意的那些东西：例如，对外政策的最新变化，丰收或歉收的证据，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解禁或更严厉的惩罚的迹象，或者勃列日涅夫（Brezhnev）或华国锋

（Huaguo－◻ feng）上升或下降的迹象。相反，我们想要掌握的是共产主义的这样一些特征，它们将澄清为何它是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的一个强大竞争对手。

一段时期内，看上去法西斯主义似乎将成为多头政治的一个强大竞争对手。在当今的世界，还存在着既非多头政治又不是共产主义的许多地区。在那些地区，竞争是在传统权威、旧式军人权威或寡头权威的各种可供选择的形式之间展开。但是这些形式越来越被认为是陈旧过时的形态，注定不会延续很多年——除了在死气沉沉的落后区域。因此，人们认为，未来属于共产主义，属于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或属于二者的某种结合。

从某个意义上讲，一个共产主义的制度比一个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更加简单也更容易描述。像所有其他政治制度一样，它是一个权威制度，但它不具有高度发达的市场制度那种格外的复杂性，也缺少多头政治的那种进一步的复杂性。它的复杂性在于权威的无穷的复杂，不过它里面亦有许多内容是所有其他制度共有的。确实，用一句很短的话讲，我们利用前面诸章使用过的概念，仅仅通过识别共产主义制度和所有其他制度的共性以及共产主义制度区别于所有其他制度的特性，就可以在描述共产主义制度方面走过一段很长的道路。

因此，看来可以对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的主要特征作如下扼要

描述：在共产主义制度中，政治权威高度集中在一个人或一个委员会那里，

而不是像多头政治那样分散化。

在这里，权威受到的约束远远少于多头政治，同样，宪法对它的束缚更小。尽管有多头政治的外观、包括受控制的选举支持着民主的自我声称， 但不存在多头政治。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制度既不是简单地剥削它们的国民， 又不是像传统的权威主义制度那样忽视他们的福祉。

在这些制度下，领导层承诺了集体目标，包括（至少过渡性地）社会改造，而非像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那样敦促实现个人自由和个人目标。在追求集体目标时，政府作用的范围几乎包罗万象——比其他任何政治—经济制度都要广泛。

政府拥有社会的大部分生产资料（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不是普遍规则）， 政府紧密地和直接地组织经济。但是，它还进入了对宗教、各种教育、家庭、工会、所有组织机构和个人的具体活动这样一些在其他制度中通常处于政府管辖之外的领域的控制。它的辖域还包括控制方法的全部范围，包括恐怖和灌输一直到最大限度。它竭力控制思想，尽最大可能控制所有形式的信息传递，压制多数非正式的口头政治的信息传递。

所以，多元化是极其虚弱的，不管是作为一个规范（它认可的并不是对国家的忠诚），还是作为一个结构（它允许公众和私人集团的自由组织）。

在追求集体目标时，最高领导层和它的干部受到官方的意识形态的引导，这种意识形态同时作为一个“真理”向导和实现新社会和新人的政治行为的一个向导发挥作用（新社会和新人是社会改造的目的）。意识形态在共产主义中扮演着不同寻常的角色。

虽然所有政府都是权威制度，共产主义制度在依赖权威方面远甚于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它们也使用市场，但如同它们使用权威远多于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一样，它们对市场的使用远不如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它们还使用我们所说的训导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连多头政治也无法与之比肩。它们收拢了大量“教育”计划，以便引导它们的国民去做统治者要他们做的一切。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有效地控制和管理政府以及“教育”公民，最

高领导层使用了效忠于自己、受过意识形态训练的、有特权的动员组织，它受最高领导层的统辖。这个组织通常是一个政党，是制度内允许存在的唯一政党。

在这些制度的统治者踏入生活的各个领域时，由于主要的社会约束对他们的活动范围及雄心制约甚弱，他们在有意识地取代正式的组织方面走得很远，这些组织曾经是为非共产主义社会的复杂的社会结构而设立的。正式的组织取代了其他各方面的社会协调组织，如民族团结、宗教信仰、市场、家庭和道德法规。

虽然一个社会制度也许可以重新改造，共产主义中国通向这一天的道路上仍然充满了组织的内容。人们在组织内花去他们每天生活的大部分时间。白天，他们在工厂、农村生产队、行政办公室和学校工作。晚上，他们参加公共集会，在公共园林休息，参与公共娱乐活动⋯⋯在共产主义中国， 人们生活、工作和休息均在组织中。

虽然存在训导的因素，尤其是中国，但典型的组织形式还是官僚制度。官僚制度的崛起是一个世界范围的运动，但共产主义制度比其他任何制度都更把它推进了一步。工作场所、家庭生活、娱乐活动、邻里关系和教育方式， 这一切均成为官僚制控制的目标，其控制的严密程度非任何其他的政治—经

济制度所能比拟的。

在以下各章，我们将揭示共产主义这些特征中的一部分，那些仅仅要求展开分析的特征。我们力图把共产主义放入一个给人启发的可比较的图景中。不过，我们此际就要说明共产主义的两个方面——政党和官僚制。它们一个是重大的社会创新，另一个多少算是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的特点。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政党

共产主义者在社会中为党谋得的位置是极其显著的。在苏联，党章把共产党描绘成“苏联社会的领导和指导力量”。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一份文件，“每个党员必须⋯⋯同群众商量，倾听群众的意见，关心群众的疾苦。”当第一位苏联宇航员在太空传出一个信息时， 他对自己取得的成就向党而不是向他的政府表示感谢。

在共产主义的和某些其他的权威主义的制度中，政党——不是党派而是政党——是作为一个崭新的机构出现的，它是 20 世纪的一个富有特色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统治着国家，统治着政府。有的时候它看上去像一个复制的政府。为什么如此集中的一个组织不是政府本身的组成部分呢？ 为什么要把它们分开呢？它们有什么作用？政党是否事实上是一个基本的组织，历史记录并不清楚。

在苏联，政党在 1917 年至 1919 年间式微。解散政党的可能已被建议出来，但它也许只是出于当时的乌托邦狂热。不过，后来在斯大林统治下， 在他以扩展使用方式运用他在党和政府中的权威、为自己创造坚不可摧的地位（这个地位不再十分依赖党）以后，共产党再次衰败。在中国的文化革命之后，人民解放军在一段时期内夺走了党的大部分职能。在卡斯特罗执政的初期，他的游击队员们给党留下了很小的活动空间；党至今在古巴的重要性相对而言仍然不太大。

在党的作用式微的时期，斯大林并没有放弃我们所说的后援组织。他使用秘密警察而不是党。他还建立了一个“机器”，一个由政府和党的官员组成的军团，它赋予斯大林特殊的权威。尽管他权势显赫，但即使在他的权力巅峰时，他也需要专门的后援组织。

由于前面讨论过的原因，每个统治者都需要某种后援组织。

鉴于前面指出过的任何一个原因，当权威主义的领导人——无论法西斯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希望诱导公民们自愿授出权威时，后援组织（在保持它的专有的特权地位的前提下）必须十分庞大，大到足以到达成千上万的公民那里。它可以不再是领导层内的一个派系或小集团，这种派系或小集团在只需到达一小部分人口那里时是足够的。而且，后援组织必须容纳许多技巧，以便以极其多样的方式接近民众。一支军队也许可以服务于这个目的。但只有当放弃它的军事技能方面的急务时方可用于上述目的，而领导人是不愿允许这样做的。所以，必要的后援组织就是我们所说的政党：它是这样一个后援组织，其规模和多样性足以赢得和保持对最高领导人的支持。尽管我们的历史证据尚不充分，但差不多可以说，后援组织是完全适用于领导人的， 一旦建立起来，它可以有多重用途。

由于一个深刻的和更特殊的原因，后援组织在近代和当代的权威主义政权下已变成一种被称作政党的庞大而多功能的组织。在 20 世纪，民主的

宣传鼓动到处出现。权威主义的领导人必须用群众的宣传方式抵消它。为这个目的，旧的政治派别或其他传统的后援组织已不够用。它们都需要一个更大的、多重技巧的后援组织，以把反对民主的意识形态宣传运动强加给那些正在学习要求民主的人们。这是党的重大使命。

为什么公职人员本身不能承担这些功能？这是因为，领导人希望普通支持者们受特殊权威的束缚并且保证他们的忠诚可靠。必须记住的一点是， 要在任何后援组织内做到这些，领导层不得不向它的成员们提供特殊的好处。所以，共产主义的领袖们向党员提供了专有的威望，提供了不论在党或政府的有影响的位置上升迁的机会，并且向一个庞大却仍有选择的集团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津贴。它利用这些好处，使他们进入灌输方案，这种方案会进一步拉紧他们与领导层的契约关系，与此同时，领导人在从事党的工作时， 用他们认为应当传达给政府官员和公民的信息和要求给予指导。

党的任务

作为一个后援组织的党，它受到的委派从根本上讲是双重的：塑造公民的举止，使他们进入支持而不是妨碍政权的模式中；保证政府官员对最高领导的服从。在这两种场合，所需的党的任务包括监督、灌输和特殊控制。我们已在第 4 章，“说服和训导制度”，详细描述了共产党的公众教育

和宣传工作——把意识形态的指导带给群众。

它通过党的干部“牧人般”工作而得到加强，后者在帮助人们解决家庭和个人问题上，在听取受到允许的公民抱怨方面发挥作用。活动范围得到大量党务工作者的指点。

例如，在苏联，专职的党务工作者估计有 10 万到 25 万之间，不取报

酬的党务工作者有 100 下的任务。民主方式的威信是如此之高，以致共产主义制度中到处充斥着它们。公民们选举苏维埃代表，农民们选举集体农庄主席，党的中央委员会选举政治局委员，政府中也有选举。所有这些选举都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控制。在苏联，例如，集体农庄的庄员只是在党指定以后才选举他们的主席。

关于党的官员同政府官员的关系，一份苏联文件宣称：所有州的和公共的组织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成功地发挥作用，党制订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决定它们的行动方向。⋯⋯只有党——它代表着全民族的利益，体现着集体的智慧，集合着民族中最优秀的个人——才有资格和被召唤去掌握所有组织和权力机构的运行。

党的官员被输送到政府的每个部门和所有的生产品业。

这一画面在中国和古巴尚不够清晰，但在苏联，领导层则有意利用党作为同政府和产业平行的官僚制，因为它相信，一个双重官僚制（尽管存在某些协调问题）会带来能量、信息和政策考虑，使得行政当局的决策比在传统的一元化的行政结构中更有效。一般的规则是，尽管政府官员在非政策性问题上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威，但在政策性问题上必须向党的官员请教。党实施领导。政府有权威地发布命令。然而，这个差别有时湮没了。

苏联的党至少还扮演了另外两个关键的角色。它监督政府人事方面的选举。它的中层组织及其官员作为地区的和地方的政府官员的协调人行动。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通过一条指挥路线而与一个特殊的中央政府的较高权威保

持垂直联系，同时也需要与地区的或当地的其他官员的平行的协调。在苏联和中国的共产党内，最高领导被正式设计为党的主席或政治局委员的职位。正是党的这一小部分人——它的最高领导层而不是党的整体——决定政策。不过，为了在某个地区和环境中贯彻政策，需要给下级领导人一定权威，让他们决定相应的政策，这一点在最高决策者的指导路线范围内决定。下级的决策官员在任何组织中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躲避他们的上司企图保持的对他们的控制。不论在哪一种场合，党的下级官员都取得了某种自主的决策权威和对他们上司决定的某种影响。

党和意识形态

如一些学者所见，政党也是制度的意识形态工具。有些人倒过来说： 意识形态是党的控制工具。确切地说，是最高领导层的控制。它可以在使意识形态隶属党，或使党隶属意识形态之间挑选。看来斯大林是让得到意识形态支持的组织实行统治，毛泽东则是让得到组织支持的意识形态支配一切。由于意识形态有着极为复杂的构造，某些内容不似另外一些内容那么重要， 因此，最高领导人可以轻易地改写一些教义。然后他们把它作为一个控制工具使用。领导层由于担心自己遭受怀疑，承担了不向其它教义发出挑战的风险。

虽然毛泽东一再尝试改造意识形态，它的影响还是显示出随着时光流逝而逐渐下降的趋势，剩下的仅仅是作为一种合理成分的意识形态内容（它支撑着统治利益），如同它在多头政治制度中的作用那样。在苏联，意识形态已变成“模棱两可和定义不明的”东西。意识形态教义的核心最终成为“对党本身的信念的基本要求。”

通过党的机构建制的创新

到现在为止所讲的内容也许意味着，共产党作为一个后援组织，在多数场合为政权扮演着一个决定性的角色。事实上，一旦它使共产主义领导人取得政权（如果它像苏联和中国那样，取得开创性的伟大成功的话），它就变成了贯彻各种正面的或领导的职能的工具。也许应当把一个重大的社会发明归功于它，而不是任何其他的共产主义者：一种覆盖全社会的用于创新的特殊的机构建制。共产主义的领袖们曾有意于社会改造——至少在他们当政的初期。他们懂得用政府这类笨重迟缓的机器实行重大社会改造的困难。

因此他们转而使党变成一个鞭策、训练和驾驭政府官僚制的工具；尤其在训导式“教育”中，他们创造了一个并非建立在其他形式的政府内的特殊的机构建制。

这个重大的社会创新的弱点在于，共产党一般都会失去它们的创新热情。在苏联，长期以来的革命词藻已无法掩盖最高领导层和党的机构害怕社会进一步的重大变化的心情。经济改革方面的争论，暴露出这种抵制态度。对此我们将在下一章考察。

官僚制的革命

在一个共产主义制度中，控制庞大的政府官僚机器的方式就是凌驾其上——看管它，灌输它，激励它，用各种方式控制它。但是，党本身就是一个官僚制，而且是一个比政府更加训练有素的官僚制。的确，共产主义制度使这两种官僚制都走向了极端，其程度远远超出了市场取向的制度内的官僚制。这一切最强大的革命——生活本身的官僚化——相当程度上埋没了布尔什维克和其他共产主义者的革命，给予共产主义一种有传统风格的政治秩序。一个追求新社会的伟大抱负变成了最古老的僵硬形态。当列宁高兴地对一个他应当担忧的未来预测时，他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他究竟在说什么：“整个社会将变成一个办公室和一个工厂。”共产主义制度大都摧毁了成千上万的小企业，这些小企业曾经处于官僚制之外并为它们的所有者—管理者和少数雇员提供了生活中一个高效率的角色，就像今天非共产主义制度中的情况那样。一个更严重的变化，是家庭农场变为官僚化的有组织的国营农场和集体。毛泽东显然希望使官僚化的有组织的农场或工业企业变成个人生活中的关键机构建制，把个人的住房、教育和娱乐与这个官僚制度联系起来。中国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很远。所有共产主义制度都拥有官僚化的住房、体育和各种娱乐、以及社团和政治活动。

甚至青年人也被集中起来，进入官僚化的青年组织中。

官僚制的典范是军事组织。不止一个观察家注意到中国公社的军事特征，尤其是“大跃进”时期。在古巴，一支异常庞大的军队被当成劳动大军调度，使军事组织和纪律直接进入了经济。而且，一再使用军事组织方式—

—借着道德的呼吁和各种强制的结合办法——部署“自愿的”劳动者从事周末、假日和工作时间外的劳动；相对这种方式，其他诱导劳动力的办法要么是不充分的，要么是成本太高的。在这些方面，每日生活的官僚化在中国和古巴比在欧洲的共产主义走得更远。

共产主义制度中官僚制的无所不在，是这种制度对正式的组织和权威的极端依赖性的一种表现。这样一种社会组织，一方面，它们是通过亲戚关系、或者共同的道德法规、或者交易、或者简单市场关系等因素连在一块的集团这类“自然的”或“自发的”结构建造起来的，另一方面，是诸如军队、官僚制、公司这类有意建立起来的有目标的结构；社会思想史上早就对它们作了区分。从希腊人到霍布斯，直到 1887 年菲狄兰·托尼斯（ ◻ FerdinandTOUnnies）在《团体和社会》一书中的精彩说明，这种区分使共产主义有别于那种人们或许可以称为较低级的组织化的社会。共产主义试图广泛而深刻地用“组织”取代“社会”。尽管“社会”从未完全被湮没，而且已消灭的又不时萌生复活，压倒它的企图毕竟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虽然某些观察家把这种企图看成不过是像奥威尔的《1984 年》一书描绘的社会中的那种有启发性、进步和自由的努力，但只有承认下一点才是唯一公平的，即其他人把它视为人的知识对盲目的传统的一个潜在的胜利。

欧洲共产生义的保守性

我们看到，由于始终为消费品和劳动力保留市场制度，并且发展出了对官僚制和正式组织的极端依赖，欧洲的共产主义制度——中国也许不同—

—仍未完成一场保守的革命的任务（或许能够这样称呼）。尽管关于新社会方面有着天花乱坠的吹嘘，它们仍然是旧的和令人熟悉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囚

徒。

欧洲共产主义制度下的生活，对于多数民众而言，十分类似其他地方的生活，因为，共产主义者并没有为它们的公民们发现任何大的新的生活方式（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让一个未受过观察环境训练的普通人仔细观看共产主义的基辅或“资本主义的”维也纳。撇开语言问题，他将难以确定哪个是共产主义的城市。在这两个城市，他会见到同样的景象：顾客忙碌采购的街区；从事商业事务的男人和女人；在办公室、工厂和商店上下班的人群。他不久会发现两个城市在诸如挣钱谋生、劳动就业、家庭子女等日常事务方面的精神差异。他会发现两个城市都存在官僚制，因为两个城市内的多数人都在某个官僚制中工作，并且时常遇到各种官员：税务官，警察，煤气电力公司和学校。

（他也许注意不到基辅市官僚制的更广范围。）他会注意到两个城市里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确凿无疑的标志，主要是明显表现在穿着和住房上。在为期一周的访问中，他或许从未有过被大声告知是在什么地方的经历。我们将会看到，欧洲的共产主义已经改变了商业企业的管理形式，不管是工厂还是农业。但商业企业仍然处在新的管理之下。使人惊异的是，社会结构、个人动因和生活方式丝毫没有变化，官僚制度仍然无所不在。

19、两种模式

以明眼人看，没有哪个社会能够为自己辩护。在苏联，对人的精神的最严重的侵犯极为普遍：检查制度和思想控制，以荒谬指控为依据的欺诈性罪证，降低任何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公民的身份的威胁，在一个公开声称是平等的制度里为精英们建造的半秘密的特权领域（这个制度甚至不能给民众提供足够的医疗保健），以及同广泛的流氓行为有关的大量酗酒行为。这个清单能不停地排列下去。

在美国——我不打算毫无偏袒——巨大的财富仍然掌握在使人道德败坏的福利制度的一小部分人手中。它的街道和住宅越来越不安全。它的昂贵的法律制度面向富人敞开，民法对于穷人难以接受，刑法对他们抱有敌意。它的工厂、汽车和冷漠的公民以不计其数的方式造成环境退化。

它的实业界的许多领导人——其中不光有处在边缘的不负责任的人， 也有重要大公司的董事——向政府官员行贿。他们还在竞选捐助方面侵犯法律，并用报销单手法提高自己的收入。

他们假报产品，用各种方式欺骗顾客，不论是个人顾客，还是负责阿拉斯加管道工程和宇航探索这类重要工程的公司和政府顾客。这张清单也可以一直开列下去。

然而，我们都知道，无论是这些社会，或是我们有待认识的那些社会， 都还有另一面。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下的社会不是完全不平等的和剥削性的。共产主义的社会也不是简单的旧式暴政或剥削性的寡头政治。不论许多共产主义的领导人在夺取权力以后变得多么残暴，在他们早年追求权力的过程中，他们热情而机智地承担了为了大众利益改造社会的重任；所有事实都

证明了这一点。即便是已成功的共产主义的革命者，在他们权力的顶峰时， 并不必然背叛他们早期的革命理想。在自由民主主义者看来，共产主义制度是杰出人物、专利暴君、进步立场、平等精神和改良主义的各种特征的一个奇特的混合物。

在这一章，我们将用一种特殊的眼光理解共产主义制度。

我们将把这种制度视为不完善地近似于两种十分复杂的人类社会的幻想之一，这两种幻想都涉及社会如何可能加以组织以有益“人民”的问题。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不完善地近似于另一幻想。这两个幻想，或者说模式， 从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中抽取了主要特征，舍弃了另一些特征，舍弃了同共产主义思想和自由民主思想不一致的那些成分。

所以它们摄取的是这两种社会组织形式各自简化的和夸张的内核。不过，模式与现实社会不应混为一体。

两种幻想之间的关键区别——它并非人们首先会想到或评价的基本内容——是智力在社会组织中的功用。模式，也许可以称为一个智力引导的社会。它来自于对人的知识才能的一个轻松愉快的或乐观主义的看法。模式 2 以对人的知识才能的一个比较悲观的估价为基础，构造出引导社会的其他形式。社会如何用各种政治—经济组织形式衡量价值观和作出有考虑的选择， 这个问题我们已在对等级制内选择问题的分析中和在有关多头政治下如何形成决断的分析中做了探讨。

本书在这方面划出了一道分水岭：一边是人在社会组织中对运用知识的自信见解，另一边是人对自己能力的怀疑看法。

分析在组织社会中的功效

让我们列举有关知识、思想或分析的两套对照的观点，即模式 1 和模式 2；这时，它们正被应用于社会组织的任务。

知识能力

知识指导社会的模式——即模式 1—— 详细说明，社会的一部分人是富有知识和信息灵通的，他们能够改善社会问题，使社会变化取得巨大成功。所以，马克思主义学说“设想人具有真正理解他的现实、并把它作为他主动努力塑造现实的一个出发点的绝对能力。”一位苏联作者写道，经过“普遍计算”的发展是有“科学依据的”。

但是，根据模式 2，“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会犯错误的”，像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论自由》中认为的那样。模式 1 设想知识才能同社会世界复杂性之间的竞争。

模式 2 认为它们极不相配。

理论

作为一个结果，在模式 1 中，社会的知识领导人被设想能够缔造有关社会变化的一个综合性理论，用它来引导社会。

被列宁（或毛泽东）和其他人提炼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近似于这样

一种理论。毛泽东主义者经常声称，毛泽东思想包含了所有必需的社会理论。模式 2 里不存在任何这类福音书式的理论。学者们提供的仅仅是零散的、局部的理论——例如，关于少年犯罪的致因或关于投票模型的理论。哪怕在他们有限的领域内，他们也是犹豫不决的和经验不足的，因此只能作为指导实际事务的一个不完善的来源。

正确无误与广泛意愿

在模式 1 中，既然一部分人了解如何组织社会，那么对机构建制或方针政策的检验便是说，它是正确无误的。1969 年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宣布， 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有一篇社论反映了中国的官方见解，它宣称：“意识形态和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决定着一切。”既然在模式 2 中，人们无法了解什么是正确的，他们只好回到自己的决断上；衡量起来，它无论如何算不上完美的理解。像人们经常提到的，“民主的关键特征是政府持续地响应公民们的偏好⋯”。我们或许因此可以把模式 2 称为偏好引导的社会或决断引导的社会。自由民主有时被设想为对真理的一种探求，民主价值观确实在某些方面——开放性、自由探讨、批判精神、自我修正——与科学界的价值观平行。但在模式 1 中，那些在发现社会组织的正确形式的过程中，

信息、科学探索、分析和理论已有明确结论的地方，在模式 2 和多数民主理论中仍然是不充分的。在特定方面，有争议的问题不能科学地确定下来。

在此，衡量社会的机构建制的标准是，它们是否符合了人们的需要。

正确性的标尺

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么是正确的要么是错误的——在这个观念后面隐藏了一个关键的含义。逻辑上讲，不可能说，一个人拥有某个问题的正确答案， 一个正确的政策，或一套正确的社会机构建制，除非他拥有衡量正确性的标尺。只有模式 1 假定，永远存在这样一个标尺。它表现为机构建制或方针政策对人的真正的体力的、心理的和社会的需要的响应，而这是可以预知的。

原则上讲，两种幻想都最终呼唤了人的需要，把它作为测试机构建制和方针政策的标尺。但是既然在模式 2 中许多需要不能得到了解，或者被人以充分的自信了解，机构建制和方针政策不能够总是得到衡量。相反，“大众”的决断被当成愿望和要求的最好指望。

不加选择的发现

所以，在模式 1 里，正确的社会组织不是选中的；它是被发现的。模

式 1 内社会组织的正确方法不是观点或决断方面的事情，也不是协调偏好或利益的事情。它是一个要求判断的事实。存在着的是一个“唯一正确的解决办法”。在模式 2 中（这里发现是不可能的），不得不选择社会组织。它取决于很多人的意愿。它是他们决断的一个结果。

社会精英

既然在模式 1 中由知识而不是决断引导社会，知识的精英同时也是政治的精英。所以，政党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上一章已提到这点）。在苏联， “党的领导垄断了对社会发展的唯一科学理论的解释和应用。”在中国，理解社会——特别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作出判断——是党的正确的政治领导的特权。在模式 2 里，不存在任何这类精英。

和谐性

模式 1 假定，人们的需求有着根本的和谐一致，领导精英对此是可知的，它有“一个预定的、和谐的和完美的规划”。苏联计委的一份出版物认为：“给定一个正确的经济方针，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也不会存在任何这样一个劳动者集团，它的物质利益将与客观的必要的经济计划管理发生冲突⋯⋯”。毛泽东写道：“伟大而和谐的王国意味着共产主义社会”。相形之下，在模式 2 中假设，需求的和谐不光是没有发现的，而且是不存在的。

若给定衡量正确解决方案的标尺的假设，模式 1 对和谐性的假设就是必然的。像已经注意到的，如果标尺表现为人的需要——即是说，当机构建制或方针政策服务于人的需要时，它就是正确的，反之则是错误的——那么只有当服务于人的需要的某个机构建制或方针政策不妨碍他人的需要时，或者当存在使表面冲突的需要和谐起来的解决方案时，这一标尺才可加以应用。

两种幻想——一个是和谐的、另一个是冲突的——表现了社会的互相竞争的看法，它们把人们分开了至少两千年：由观点一致紧紧连在一起的理想社会，像在柏拉图、卢梭和黑格尔那里表明的那样；或者由冲突驾驭的社会，像在亚里士多德、霍布斯和康德（Kant）那里一样。

民主理论的一个补遗

自由民主思想中一个发端于启蒙运动的伟大传统是，使自由民主（它近似于模式 2）同靠理性而非权威建立的政府统一起来，或者说，作为“依靠讨论建立的政府。”现在一个晚近的西方传统则把共产主义同力量、权威、对探索的压制等同起来。我们的两个模式的特征正好颠倒了传统的认同，即把自由民主等同于理性、把共产主义等同于非理性的权威的看法。

无论现实的共产主义社会怎样严厉束缚讨论和探索，共产主义的教义表达了对统治精英知识能力的一个信念，它与那种对易犯错误的忧虑关注成了鲜明对比，后者是自由民主社会的特征（像密尔表述的那样）。历史地看， 自由民主对理性的信念给人以深刻印象，它只是针对早先那种在科学、宗教和政治中的传统主义和权威主义而发的。同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对理性的信念相比，它又是微不足道的。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意味着是科学的；这一概念不只当成一个口号。

在先前那种“依靠讨论建立的政府”的幻想里，民主不太像模式 2，而比较类似于模式 1。在法国，由于平等主义的民主观的出现几乎与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巧合在一块，一个民主主义者或平等主义者通常也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反对的是传统主义、权威和迷信。

他趋向于相信，作为他对理性和科学的新的信念的一个结果，当人处

在可以发现和谐一致的宇宙的可能性之中时，人们——从潜力上看——不再会与他的同胞发生冲突，知识能够发现“正确的”解决方案。

这一较早的信念，不论是在人的知识能力方面还是在对和谐一致的信心上，已经受到多种原因的侵蚀，其中包括弗洛伊德（◻ Ereud）对人的非理性的发现对知识界的影响。

许多富有思想的人也失去了对诸如法国革命恐怖、后来的要求和对巴黎公社的反革命屠杀这类动荡不安的历史事件（它被称为“欧洲政治思想史的一个关键事件”）的深思熟虑的有信心的见解。

从此，一个曾经自信的思想运动（它在民主和社会主义之间几乎没作什么区分）分裂了。在同一条道路上，自由民主思想与古典经济学说结下了同盟，越来越怀疑人的重构他的世界的能力。它开始朝另一种机构建制的方向变化，这种机构建制让可能犯错误的领导人负起责任，但不会授予他们“正确”缔造一个平等世界的权威。在另一条道路上，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共产主义运动向另一种机构建制方向发展，这类机构建制不让领导人对受束缚的选民们负责，而是授权他们用“正确”的设计去创造一个平等世界。

模式 2 社会的相互作用——针对分析的选择

如果分析无法找出正确的解决方案，这时如何设计机构建制和政策呢？ 有的时候是靠猜测、靠“拇指规则”以及诸如此类的办法。然而，更重要的回答是：依靠社会的过程或者相互作用，用它们替代确定的分析。

设想由三个人组成的一个社会，它想要决定找哪一家饭馆就餐的问题。按照模式 1 的方式，这个社会将研究与这个假设有关的问题，即存在一个正

确的解决办法，它依靠判断可以发现。根据模式 2 的方式，它将寻找一个过程或相互作用，从而使分析成为不必要。

它可能采用一个投票方式。或者赞成一项规则，例如选择他们三个人走路时遇到的第一家饭馆就餐。或者谈判一个决定，它让各人用说服方法或其他办法影响另外两人。

现在设想，一个大的社会想要决定如何配置它的资源。按照模式 1 的方式，一个精英阶层将努力探讨发现正确的答案。

共产主义的各种经济计划就是一个明显的事例。根据模式 2 的方式， 它将确立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个过程使得判断式研究成为不必要——市场制度是一个明显的事例。

或者，设想一个社会想要决定是鼓励还是限制原子能发电的进一步发展。按照模式 1 的方式，精英阶层能够研讨出正确的答案。或者（根据模式

2 的方式），社会可以通过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来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在这

个过程中表示自己的决断，不论他们的考虑是对是错，例如 1976 年加利福利亚州对此举行的一次公民投票。设想一个官员集团想要控制工资率以制止通货膨胀。按照模式 1 的方式，它可以研究探索出正确的解决方案。根据模

式 2 的方式，它可以建立一个由工人、经理和公众三方代表组成的委员会， 允许它们谈判解决问题，例如美国对付战时通货膨胀的多次做法。对所有这类问题，分析出一个方案和“得出”一个方案是可供选择的两种抉择。

在相互作用取代政府对问题的分析这个范围内，统治问题的解决一定程度上讲是政治性的而非分析性的，它让各个冲突的利益之间展开争权斗

争，而不是像模式 1 那样平静地研究和充裕地应付之；多数人会把这种情形称为“恶劣的非理性”的问题。

就模式 1 对分析而非相互作用的依赖而言，它的政治制度是简单的。它仅仅是一个行政组织——马克思主义讲义中讲的“对各种事务的管理”。从一定意义上讲，在模式 1 中不存在政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它学说的这一点上使得国家消亡。让我们用“相互作用”的概念把解决问题的政治、市场制度和其他所有对分析问题的替代方式合为一体。然后我们可以考察它们的特定方面，这些方面将产生取代分析的抉择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相互作用作为分析的一个替代品，是在下述特殊意义上而言的，即它们在特定环境下构成了导致决定的过程，在这类环境中，不论是何种原因， 某个决定不能、或者说不是完全靠分析得出的。在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下， 全部基本的政治—经济的机构建制都表现为这种相互作用，它们取代了在制订决策上的对分析的绝对使用：例如，它们是私有财产、立宪政体、多头政治、市场制度，以及像三方委员会、会议、立法机构和法院这类特殊的相互作用过程，还有像利益集团或党派政治这类更大的过程。如果从某种观点看， 所有这些都是社会控制的手段，那么用另一种角度观察，它们又都是社会的可以统计的手段。它们是这样一种程序，通过它，各种决策是在没有刻意追求模式 1 那种正确决策的判断式研究的条件下作出的。

显然，所有社会中都可找到社会的相互作用。然而，在模式 1 中，相互作用仅仅是贯彻精英的决策。它们不是取代分析的解决问题的过程。例如， 在苏联，管理层与雇员之间达成的集体协议，是“庄严地宣告两者如何成为联合的力量，来完成上级交给它们的任务。”在模式 1 里，解决问题的相互作用被作为非组织化和制造麻烦的一个根源而受到压制。

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见到的，哪怕是在计划者主权下，共产主义针对市场的相互作用的多数抵抗，主要来自于一种担心，即经理之间的交易，表面上是为了贯彻计划者的意图，实际上将逐渐变为制订政策式的相互作用。共产主义社会有一种普遍的担忧，那就是，相互作用（当然它在所有制度下都是大量的）将行使多种功能，而不光是贯彻计划。

模式 2 从未假设相互作用会产生解决问题的完美方案，只是说，相互作用常常优于那种试图直接依靠知识的解决办法。两种办法都可能是一场灾难。看看“解决方案”如何处理美国的收入分配问题（这种分配是市场的相互作用的产物，包括政府的相互作用，而非有意的设计），模式 2 的支持者

将不得不承认，按照一些人的看法，“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但模式 2 的支持者也许会相信，它已得到“解决”，无论多么糟糕，至少比主动的知识进攻完成的“解决”要好，后一种办法在他们看来可能是人所不能及的。受到高度评价的程序如果一个社会十分依赖社会的相互作用（而不是知识）来解决问题，它将高度评价——仿佛是自我论证——特殊的相互作用的关键模式。比如，靠多数规则作出的决定，比用任何其他有道理的方式作出这个决定，都更加重要。一个公平的审判，比一个正确确认有罪或无罪的事实，会得到更高评价。对一个坏的政策作出好的辩护，比起它作为一个过程的后果

（人人都了解这个政策），更能受到重视和肯定。

许多相互作用尤其被人视为是对易犯错误的人在机构建制和政策制订过程中所犯错误的保护。比如，法律规定的公民自由，在允许人们设计改进的机构建制和方针政策方面，比起它允许他们善待异议、争论和公民方面，

获得的好评较少。

另一有价值的机构建制是监察和平衡。这个机制阻止了任何单个权威的行动，直至其他权威批准这一行动为止。

在传统的自由民主理论中，重点放在诸如表达对个人自由和大众化控制的关注之类机制之上。我们的看法与这种传统的观点并不矛盾，仅仅是补充一点，那就是：模式 2 对程序的强调反映出一种愿望，即保障作为分析的

替代物的解决问题的相互作用过程。相形之下，这些机制无一是模式 1 需要的，确实，它们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多半是不存在的。

冲突的相互作用

在模式 2 里，许多相互作用的方式被设计来创造（之后是应付）冲突：

权力的分离，三方委员会，议会对总理职务的撤销，等等。在模式 1 和共产主义社会中，冲突得到积极的利用而不是受到压制。“学说的冲突不是一场灾难，它是一次机会。”依靠对冲突的驾驭，人们使有可能发生错误的机构建制和方针政策经得起检验。它还被用来刺激一个时常不充分的分析的供应及其质量。法院不是这么设计的，它可能是设想作为研究机构来处置它面临的案件。反过来，通过劝说体系，冲突受到了刺激。在有关公共政策的更重要问题上，公众的聆听有时被计划用来——出于同样理由——激励党派的主张。当冲突导致的不光是妥协，而且是对差别的再认识和新的“一致性”时， 它特别受到好评。

行程与抵达

从模式 2 对相互作用、受保护的程序、有效用的冲突的重视中，产生了评价解决问题的一种安排——行程与抵达。由此得出多数民主理论中的一个恒久命题：公民们被作为实干家和成就者。我们从密尔的论点中见到了民主思想的这个要素，他认为，民主为公民“知识、长处、实际活动和效率上的进步”作出了贡献。它有别于那种把民主视为一个满足需求的制度的观点， 在后一种制度中，人们被单纯视为受益者，二者在模式 2 的相互作用中合为一体。

附带现象式的“解决方案”

根据模式 2 的相互作用过程，社会一向是处理那些不列入相互作用中的任何个人的议事日程上的问题。这些问题中有些是没有被认识的。例如， 比较作为相互影响过程的投票方式和购买方式。投票方式把对某个官员的选择置于每个选民的议事日程上。选民们了解问题并有意识地处理它。购买方式把资源的配置放到每个买者手上。但他并不必然理解它。

他不必知道他的购买影响着资源配置，在他决定购买以前，当然也不必抱有任何特意影响资源配置的责任感。他参与了一个相互作用，它解决了资源配置问题，这是作为他解决个人问题的一个副产品或附带现象。

一个城市的设计同样可能作为一个副产品——就是说，像附带现象一样——出现，它来自于使用土地方面的个人决定。在模式 2 内，很多人有时

会从通过有意的或知识引导去选择解决某些问题的建议面前退缩。他们宁愿要副产品式的解决办法。新生婴儿的性别比例就是一个例子。一些人想要的仅仅是作为附带现象出现的“决定”。他（她）们也许会在对“安乐死”

（euthanasia）政策的直接分析面前退缩，宁愿将法律上已失效的人的死亡作为惯常的医疗实践的一个副产品或附带现象。再有一例：在模式 1 里，不

得不面对、估量和处置社会变化的艰巨任务。在模式 2 中，谁来承担变化的代价的微妙棘手的问题，常常是通过市场制度的相互作用附带地决定，我们已经看到，市场制度允许创新者把变化的代价转嫁他人——转嫁给技能陈旧的劳动者，或转嫁给暮气沉沉的城市（那里，一个技术上落后的工厂终于关闭）。

两种社会模式中都存在附带现象。差别在于，在模式 1 里，根据解决问题方式的不同，它们要么被看成麻烦的制造者，要么看成中性的现象；在模式 2 里，它们常常被视为问题的解决本身。

相互调整和多元主义

在许多方面，变化丰富的相互调整——尤其是以多元主义名义实行的极端样式——在模式 2 的社会中显而易见。逻辑上讲，对分析的相互作用的替代不含有多元主义。例如，倘若所有公共决策都由七八个寡头之间的谈判或投票加以确定，我们就不会将这种制度称之为多元主义的制度。但既然事实上取代分析的相互作用的主要工具是市场，那么模式 2 的制度在这方面一定是极其多元主义的。决策分散给成千上万的公司和其他实业界领导人。另外，政府的决策过程也是多元主义的。

这些安排为相互作用过程的参加者提供了广阔的范围，去追求个人的或集团的目标，而非某一个或几个涵盖一切的国家目标。尽管他们没有强迫忽视涵盖一切的集中目标，他们事实上认可它。如果这在自由民主的抱负中和多头政治的实践中是我们熟悉的，那么它与模式 1 内对中央决定的集中目标的主张形成鲜明对比。“像乐队指挥寻求使所有乐器发出和谐统一和节律均匀的音响一样，党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为指导全体人民实现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赫鲁晓夫这么说。用毛泽东的话讲，共产主义者“必须掌握使局部服从整体的原则”。

模式 2 的多元主义包容了模式 1 不能接受的文化的多样性，在模式 1

内，精英阶层发现并适应了共同需要，它要求所有人采纳它。模式 1 也承认个人在年龄、性别、知识、力量和技能上的差别。但是，超出这些方面，它坚持认为，人们在种族、宗教、民族和个体上的其他差异，不过是文化和个性的偶然情况，它们的差异来自于过去，在这方面，各个社会本来就有极大的不同，因为很多社会并非受知识的引导。

人们作为“群众”是无差别的，像共产主义词汇里通用的那样。机构建制和方针政策适应了人类的普遍性。集团和个人的差别趋于消失。一种“新人”将会出现，像古巴、苏联和中国为自己社会声称的那样。

在模式 2 中，集团和个人的多样性得到积极的评价。这方面尤其重视

自由的思想。模式 2 中还存有这样一个认识，即个人和集团的差别对这种秩序是根本所在。人们靠涂尔干所说的那种有机的团结（organicsolidarity） 连在一起，靠使他们彼此依赖的差别连在一起。这类社会几乎难以想象。倘

若所有的法国人都一个模样，他们将都要生活在巴黎，或者谁也不愿住在那里。在模式 2 内，偏好上的差别使人们有可能采用不同的方式，从而促进分工。

相互作用过程中的分析 分析对相互作用的适应

在模式 2 中，相互作用从未完全取代分析。但是，分析被适应于解决问题的相互作用。

当模式 1 的精英阶层试图分析“什么对社会最好？”这类基本问题时，

模式 2 的相互作用的某个参加者会分析各种比较简单的问题，他需要它们的答案，以便在相互作用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在简单的场合，一个购买者会对可能的购买进行分析。如果买主是一个经营企业，它可以负担在作出购买决定之前对产品加以分析的巨大费用。或者，某个国会委员会、利益集团或政党也许建立研究机构帮助自己完成政治上相互作用中的特殊任务。

在后面有关决策和计划的那一章（第 23 章），我们将深入探讨两种分析的区别。

分析的价值和首创性的价值

悖论式地说，模式 2 比模式 1 更看重思想、知识和分析。

它认识到，分析是困难的，供应是不足的，这方面能力是不充分的。尽管它降低了一个信念即人们可以靠机构建制和方针政策的知识设计解决社会问题，但它也导致人们高度评价分析社会过程所需的能力，就像一个囿身沙漠的人欣喜见到他发现的任何树荫一样。所以，在模式 2 中，探索、思想和科学受到细心的保护。解决问题的首创性也受到鼓励。通过完全敞开相互作用的参与过程的各种可能性之门，普遍开启了解决问题的主动性。特别是， 在仔细考虑社会变化以后，模式 2 的倡导者认为，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计划未来。所以，他们鼓励为应付问题所作的广泛安排，和鼓励富有创造性地应付那些可以掌握的一切。

出于对知识和理论的完备性的自信，模式 1 不对科学研究、发现探索、公众讨论以及分散化的首创性提供类似的保护。

必须记住，无论模式 1 或模式 2，都属于人道社会的模式。冒着重复的风险，我要说，彻底承认下一点是很重要的，即共产主义制度的幻想作为近似于人道主义的理想社会已把握了共产主义的基本方面，无论共产主义社会实际上是否类似它的幻想。对于一个富有思想的自由民主主义者来说，阅读列宁或毛泽东的著作而不承认在某些点上的一种精神联系，是困难的。他们造成了监禁和杀害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人的制度——这一点不会使对他们的人道主义的否定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德国平民的大规模轰炸的类似否定更严厉，以及比对扔在日本的原子弹和在越南造成的蹂躏更严厉，即使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否认它。当我们划分这个事情与那个事情以及一种道德伦理与另一种道德伦理的区别时，两个集团的领导人都自称是为捍卫人道主义原则而杀人。不仅如此，共产主义领导人一方面轻松地估计自己理解社会的能力足以改造社会，另一方面对启蒙运动的遗产表现了敌视态度，虽然他们同时还在压制言论自由和探索自由。

如果说多头政治近似于模式 2，在它们那里我们却可以找到模式 1 类型的科学解决问题的意向。我们在后面会看到，在被找到的最热情的活动的研究者、制度分析家和计划人的行列中，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亲戚们—— 胸怀对知识能力的一种精英式的信念——站在最前头。美国一位前国防部长说：⋯⋯对民主的真正威胁并非来自于过多的管理，而是管理得太少。管理得太少⋯⋯等于让某种力量而不是理性构造社会⋯⋯。关键的决策⋯⋯必须保持在最高层手中。

从模式 1 的世界观看，这正是最上层所赞赏的。

20、民主、自由和平等

在确定共产主义制度的特征方面，我们是否已把它视为一种不完全近似于一个人道主义社会的模式 1 幻想？显然，它们的许多特征是模式 1 里没有的：恐怖，非法的或不按法律程序的非正规法庭，大量的死刑，无数的威胁形式，精心组织的民众暴力。它们是各种特征的一个综合。阐述共产主义的另一些深刻的特征，有助于揭示它在人性实现方面类似模式 1 的程度。

民主和多头政治

人道主义性质是由民主决定的吗？有时人们建议说，共产主义实现了一种新型的民主。即使政府不是由人民创造，它也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过， 甚至在共产主义思想中，也有很好的先例，说明人们为实现大众化控制的制度而保留了“民主”概念。列宁、斯大林和其他许多共产主义领袖和理论家都承认服从于大众化控制的政府的特征。不论是在他们的学说中（这个学说认为，共产主义制度至少是还没有民主化），还是从他们精心构造的多头政治的外表上看（这个外表给那种自称民主正在实现中的宣言提供了实际内容），他们都是这样表达的。

我们看到，在中国著名的“群众路线”中，毛泽东主义者声称已使两种形式的交流（它们具有大众化控制的成分）结合进了我们所谓的训导制度之中。也许它是民主的一种形式。

毛泽东本人对两种交流的评点证明，它事实上是为了保持最高领导的控制而建立的。

在 1933 年（原文如此，实际应为 1943 年——译注）的政治局决议里

——据认为它由毛泽东本人执笔写成——写明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的原则：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

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多元主义和利益集团

某种小的大众化控制措施，通过扮演适合于模式 2 的角色的利益集团进入了共产主义制度。苏联的政治局服从于党的中央委员会、军队最高权威、官僚制和党的机关的某种监督。

在中国，毛泽东的权威在不同的时期或衰或盛，刘少奇（L ◻ euShao

－Chi）和林彪等其他一些领导人在一段时期内能够组织领导小集团与毛泽东的势力对抗。鉴于它们的合作尤为重要，军队和政府官僚制的领导人最终会被承认为制度的合法利益或决断的代言人。少数民族集团可能会迫使最高领导人对其重视，或者最终实际充当决策过程中的合法角色。这种趋势在苏联特别明显。一定程度上，工会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也起到利益集团的作用。不过，多数情况下，它们是贯彻最高领导控制制度的机构的组成部分。最公开的直言不讳的利益集团是学生、艺术家、作家和科学家的利益集团。但在苏联，他们只是近年来才敢泛泛地批评制度。从 1969 年以来，知识界的各种集团走得是如此之远，以致他们散发持不同政见者非公开的明确声明，要求朝着自由民主的方向作出重大改革。

这些集团在中国和古巴仍然是沉默的，除开 1956 年中国出现的“百花齐放”的一段短暂插曲之外。

在“文化革命”中，最高层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在违背对共产党的忠诚方面走得很远，乃至用打倒对手的办法去争取大众的支持，最明显的事例是毛泽东从红卫兵（theRedGuards）那里获得支持，后者从事了洗劫、破坏、阻塞等等活动，并且发动了对毛泽东的对手们的尖锐的意识形态攻击。从未有任何苏联领导人尝试过这种从群众那里获得对抗领导层的力量的举动。

对最高政府官员影响的多样性，以及党和政府中各种集团形式的存在， 导致了一些观察家的假设，在苏联和中国出现了近似于模式 2 的某种程度的多元主义和利益集团的形式。我们不得不极其谨慎小心地接受这个解释。多元主义的原则仍旧是破坏性的。利益集团的概念也是如此，既然教义完全依靠模式 1。在官方的正式宣言中，亦没有承认利益集团事实上的存在。也已经假定，这些集团（无论怎么称呼）服从于最上层的等级制控制，而不是像多头政治的社会那样，服从于下面的控制。最高领导把防止它们演变成独立思想和独立行为的形式当成自己的任务。领导人利用集团；他们不代表它们。比较多头政治的利益集团，这种集团更像是个人组成的追随者集团。

一些观察家认真争辩说，多元主义和利益集团正在成为共产主义制度中有重要影响的因素；但是这类讨论涉及共产主义模式和模式 1 的外部力量的出现比较多，涉及共产主义包含多头政治因素比较少。某些学者把苏联看成是一个“参与的官僚制”（participatorybureaucracy），或者，参考诸如官僚制，政党和军队这类机构建制，说成是一个“机构建制的多元主义”

（Institutionalpluralism）。

突然形成的多元主义力量是无力的。实现大众化控制的较早的列宁主义抱负早已销声匿迹。不过，在苏联，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政治参与一直有重要的上升。它不等于多头政治中的参与。它总是受党的领导层的严密控制。它绝不意味着已经走得很远，乃至允许拉切尔·卡尔森（RachelCarson） 写作《沉默的春天》，或允许拉尔夫.雷德组织社会公民组织。但它的增长也许揭示出朝着多元主义的多头政治方向发展的一个持续的压力。

在东欧，同苏联相比，实现多元主义的一个更大潜力仍在酝酿过程中。

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暂时地放松了检查制度，使党民主化，允许各种集团自主活动，在变革进程中约束秘密警察的权力，按照它们的倡导者的建议， 推动这个国家向成为第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上发展。在波兰，多年以来，工人们一再进行的示威、罢工和动乱清楚显示，民主的多元主义因素在这里比在苏联更强大。

看来似乎可以说，如果一定要称共产主义制度是人道主义的制度（鉴于它们展示了民主的或多头政治的因素），那么，它们之所以如此，仅仅是就这样一种意义而言的，即它们未能近似模式 1，只好转而采纳至少是模式2 的微弱成分。

自由

尽管共产主义制度既不是民主的制度又不是多头政治的制度，但它自称在其自由的概念和实践中包容了模式 1 的人道主义社会的理想。

若想象的是近似于模式 2 的多头政治中的那种自由，当然是遭压抑的。人人都知道，共产主义制度基本上拒绝给它们的公民以自由：思想、言论、宗教、集会、运动的自由，还有隐私权。在自由社会中，这些都是极受推崇的自由，不光是因为它们本身的原因，而是因为它们适应了多头政治的特殊需要。共产主义制度也没有保证应有的过程。在任何高度权威主义的制度下， 例如纳粹德国，一个公民也许实际上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

他是一个犹太人，那么他必须死。或者，他是一个中国地主或一个俄国富农，他也必须死。没有审讯。没有辩护。没有权利。在完全没有它们的前提下，他可能得不到“应有过程”规则（“dueprocess”rules）的保护。如果他被指控犯有某个罪行，他可能会在没有正式的审讯、对准确指控的详细说明、以及辩护的机会的条件下受到惩罚。所有这一切是能够发生的，像在共产主义中国那样，没有正式的司法行为，甚至没有适合于指控的某个特别的法典。

曾经有过一个似乎有理的假设，即所有共产主义制度不可避免地要使

用恐怖，作为取得对国民的思想和行为最广泛的可能的控制的一个主要方法：半夜的搜捕，未加说明的指控、监禁、拷打和处决，其范围常常很大， 例如斯大林对富农的镇压，毛泽东动员贫农消灭地主，卡斯特罗处决成百、也许是成千名他认为事实上的或潜在的破坏分子。

不过，虽然在所有这些制度中不断有严厉的镇压，极端的恐怖从总数上看见减少了，而且，在古巴从未普遍实行。

共产主义制度随时可能回到恐怖之中。中国已反复了好几次，例如 1957

年至 1958 年的意识形态整肃宣传运动。

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在整整 10 年内，苏联领导人在 30 年代企图把一个新秩序强加给苏联社会，逐步在这一过程中使恐怖扩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据估计，有 100 万人被处决，200 期，一个普遍的估计是有 3000 万人死于恐怖行为。

然而共产主义者没有愚蠢到坚持认为他们的社会提供了另一种形式的自由——类似于模式 1。他们将观察到，作为比较的一个基准，在多头政治下人们并不是真正自由的；他们仅仅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一个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问道：“人们在苏联摆脱了什么？”“他们摆脱了剥削，摆脱了所有的

道德压迫，因此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摆脱了由剥削者的经济、政治和道德统治造成的旧时代枷锁。”这不是一个荒谬的论点。在前面有关多头政治的循环的讨论中，我们发现许多可信的根据，在多头政治中，人们不光是受到灌输

——像各种社会难以避免的一样——而且是受到领导人和一个受优待的阶级的大量灌输。

关于对待自由的人道主义关注，一种积极的共产主义的声明是（我用它的最谨慎和最让人接受的形式提出它），既然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受欺骗去相信他们是自由的（而这时他们实际上是灌输的牺牲品），那么，至少存在一种可能，即他们可以在一种新的灌输下变得比较自由，这个新的灌输将允许他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真正的需要和想法。我以为，没有任何可能的方式可以否认这一命题的真实性，如果它小心翼翼地读出来的话。

如果承认它是有效的，那么一种可能性——至少是一种可能性——即共产主义的检查制度、灌输和思想的控制，甚至是以训导制度实践的极端方式，可能迟早会让人们更加自由，倘若最终抛弃它们的话。“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Engles）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福利和平等

共产主义制度提供了最低限度的生活标准和一定程度的收入及福利的平等——共产主义者声称它近似于模式 1 的人道主义理想，对此似乎是不可否认的。在这些方面，人们不得不把巨大的成就归功于共产主义制度，从总体上讲，这个成就也许比多头政治在这些方面的成就更大。从 20 世纪以来它们一直是共产主义的追求，这时对自由的追求和对经济平等的追求（它们是启蒙运动时期的目标）已分道扬镳。民主主义者走向右翼，追求自由。共产主义者走向左边，寻求经济平等。比欧洲共产主义做法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和古巴近年来已更新了遍及全世界的平等主义愿望。

必须提到的是，共产主义没有政治平等的追求，事实上是以轻蔑的态度对待它，以便替统治精英内的政治权威的集中作辩护。它的社会平等方面的记录也没有特色。在苏联，接受较高教育的机会偏向新的较高层阶级的孩子。虽然允许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和某些曾经是男人一统天下的职业，但她们在就业、政党、行政管理和政治生活中的机会仍然有限。旧时代那种对犹太人的迫害还在继续，尽管数量有所减少。在中国，妇女依然与男子同工不同酬。在许多表面上由妇女对其成员们负责的委员会和组织中，她们仍然寡言少语或只给人沏茶。在中国和苏联，农村人在好处、机会和环境的舒适性方面落后于城里人。

不过，在少数民族和农民的社会平等方面，中国可能比苏联做得更好，

毛泽东似乎打算实现彻底的平等。中国和古巴的教育平等——如果它不似苏联那样偏向把好处提供给官员的孩子的话——是共产主义大家庭内广泛差别的另一项指标。在市场取向的大家庭内也是如此，情况依国家而异。例如， 在教育、性别角色、工作机会、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顺从习惯等等方面， 瑞典比联合王国更加平等。在社会平等方面，国与国之间的差别也许大于共产主义的制度与市场取向的制度之间的差别，或者大于共产主义与多头政治

的差别。主要的成就是收入和财富的平等化。让我们从福利纲领开始，挑选出共产主义已经办到的事情。

集体消费

如果我们拿中国和古巴同第三世界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对照（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比较），这两个国家看来相当平等，即便与它们自己革命前的历史比较也是如此。中国用很低的价格定量配给棉布、食用油、煤和食用谷物。古巴可能是用低价定量配给一个甚至更大数量的消费品和服务，不过，它这么做更多的是出于短缺时期的方便，而不是对平等原则的考虑，这两个国家都大量给子住房补贴。在古巴，城市住房成本占个人收入不足 10％，或者更少；在中国，也许不到 5％。两国都给人口的很大一部分提供了大大扩展了的医疗服务，其中有些是免费的，有些给予大量补贴，因而花很少成本便可使用。

两国都大大增加了对医务人员的培训。尽管中国目前著名的“赤脚医生”（bare ◻ eootdoctors）并非医生而是社会工作者和护士（他们的服务无论如何尚未达到全部人口），中国和古巴的在这些和其他一些福利方面的发明仍不失为欠发达国家的一个新的模式。

中国对资本资源的分配不是为了最大限度的经济增长，而是为了一定程度上实现各地区之间的机会平等；——这一点也是承诺平等化的证据，它是任何原先的共产主义无法比拟的。

如果我们拿中国和古巴与工业化的多头政治对照，这两个国家也是更为平等的。工业化的多头政治只是谨慎地谋求福利纲领的平等可能。它们在选票的持续压力、政治中的工会、政党竞争和民主意识形态的平等成分的影响下像乌龟一样缓缓移向比较平等的方向。在这方面，它们落到了古巴和中国的成就后面，倒是与苏联的共产主义并驾齐驱。

不过，甚至连苏联的福利和工资政策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下也采用了一种新的平等主义变化。

仅仅同工业化国家比较（因为发展水平本身是制度特征的一个决定因素），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和工业化的共产主义制度同样允许给它们的公民们以各种集体产品：儿童保健、教育、健康、住房、交通、娱乐和文化活动。按照一种估计，它们在欧洲共产主义制度中占了消费总量的 20％至 30％， 在西欧仅占 5％至 15％。但是由普赖尔（Pryor）做的另一项更仔细的研究

——它试图以单位资本收入和其他指示政府在保健和其他福利上的开支的变量来校正差别，用国民收入作为衡量标尺——表明，欧洲的市场取向的制度与欧洲的共产主义制度大体是相等的。不过，共产主义制度从比例上看在教育领域花费了更多的公共基金。

表格 20．1—— 同样，它只是一个可能有错误的大概估计——

显示了 1966 年社会保障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领先的是那些较小的多头政治国家。

QG 苏联位于表格的下方，美国甚至排得更后。

在解释社会保障和公共消费数字时容易陷入的一个陷阱是，许多好处无论在市场取向的国家或是共产主义国家事实上落到了中高收入集团的手里。这些数字告诉我们有关政府开始安排它的收入分配的某些情况，但很少

告诉我们它在这样做时对穷人有多大效果。

表格 20.11966 年社会保障开支在 GNP 中的比重

捷克斯洛伐克 17.2

财富

在私有企业制度中，财富是以极其不平等的方式分配的，对比而言， 在共产主义制度下，除了个人所有物以外，财富主要为政府拥有。无论在它造成的收入方面，还是在对国有资产的权威上（它把这些资产放到财产拥有者手上），它都是不平等的一个主要根源。根据对联合王国和美国的某些估计，1％的最富有者拥有全国约 1/4 的资本。鉴于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下几乎 1/4 的国民收入变成了财产，因此，私有财产占有方式对不平等的收入造成的后果是决定性的。单就这方面讲，共产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平等远远超过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

收入

来自于工资薪水的收入数字是不可靠的。其中许多数字以税收返还为依据，而在这中间存在着普遍的隐瞒。而且，不同国家以不同方式界定收入概念。对于很多较不发达的和非工业化的国家来说，对工资薪水收入的最好的统计，可能是莱多尔（Lydall）的统计，虽然它是局部的单个统计（它省略了来自于资本的极大不平等的收入）。

把每个国家付给非农业的男性公民的中等水平的（税前）单位资本工

资薪水收入算作 100，他设了三个相关的衡量指标：第 95 百分位数值

（Percentile）、第 90 位、第 25 位。

例如，拿捷克斯洛伐克来说，表格中显示的单位资本是，第 95 位上的人获得的收入比中等收入（100）多 65％，第 90 位上的人的收入比中等收入多 45％，第 25 位上的人的收入仅相当于中等收入的 85％。因此，表格上的各国是根据不平等程度排列的。从中可以看到，不平等的增加相当快。

从表格 20．2 可以看出，较不发达的市场取向的国家最不平等。在工业化国家中，苏联的工资薪水收入在统计表上比美国或英国更不平等，但较日本和法国要好。中国没有列入进去，但有关它的工资结构的零散证据也许会使它处在丹麦和苏联之间的某个位置。

又一次，同一制度范畴内的国家的不同多于因范畴本身差别引起的差别，发展水平是分配中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既然有这些统计，那么苏联的工资结构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看来是向比较平等方向作了重大变动，它也许比美国的工资结构更平等。

鉴于刚才提过的资本在共产主义国家归政府所有，但在市场取向的社会中是收入不平等的一个额外来源，莱多尔的统计夸大了市场取向的制度中平等的程度。另一方面，如果苏联算上农业的收入（相当可怜），看上去它会比表格上显示得更加不平等得多。

普赖尔试图纠正莱多尔的估计，他在同样规模和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加以比较。根据一定的人口数量和单位资本收入，呈现出表格 20．3 的结果。

所以，甚至不必靠财产的集体所有制上的平等主义努力，共产主义制度也比它们的市场取向的对手们更加平等。

为获得有关中国的工资结构的更多信息，我们不得不转向访问者的报告和其他零散的证据。有些观察家建议说，与美国有某种相似之处的较高水平的中国工业的工资是最低数字的 5 倍。几乎所有观察家都同意，工资的差别比中国的平等主义言辞导致人们期望的差别更大。如果拿农村的收入与城市相比，不平等甚至更加明显。不过，撇开农业与工业的不平等不说，中国的工资结构可能多少比美国或苏联的工资结构更加平等。

由于某些必需品是定量配给，高收入只能花在额外的产品和劳务上， 而这些产品和劳务的价格很高，因此，高工资并不意味相应水平的实际收入

——像一个市场取向的制度下会出现的那样。况且，中国宣布的工资政策是尽可能压低工业工资，以减少城乡差别和工资差别。这二者都是平等主义的政策。古巴的工资结构显示出工资率上的严重的不平等，它再次与高货币收入的有限用途结合在一块。在这两个国家，传统的工资差别掩盖了一个可能比多头政治或欧洲共产主义更大程度的平等。

税收和转换

有时，人们以为，税收使多头政治内的货币分配远比到目前为止指明的现象更加平等，因而更像中国或古巴。但是，税收终究要落到每个人头上。所以税收的后果仅仅是在工业化的多头政治中取得一种温和的收入分配。根据一种估计，在澳大利亚和联合王国，税收使 20％的收入份额落入了 10％ 的较高收入者手中，而这在多头政治中算最平等的。在西德和美国，这一转换的数字仅有 7％。如果我们考虑税收和诸如社会保障之类的转换支出，后

果只有轻微的变化：一个小小的百分比从高货币收入者那里转移到低收入者手中，广大的中间阶级既未得到也未失去。社会服务和集体性支出主要由那些享用它们的人支付。

某些公共开支增加而不是减少了收入的平等。在美国，例如，州立大学系统补贴了学生的教育，后者不成比例地主要来自于最富有的人家。对1969 年农场援助纲领的一个统计估计，5300 万美元由 264 个大农场主分享，

另外的 54 万小农场主分配了相同的数目。

在多头政治下，人们普遍认为，趋势是朝收入平等的方向发展。如果是这样，它肯定也是一个缓慢的运动，缓慢到目前正在争论这一运动近几十年来是否已经停止，与此对照，苏联向着比较平等的方向作了重要努力。在所有多头政治中，实现收入彻底平等（如果它是人们期望的话）的一个障碍， 是财产分配上的不平等。超出一定界点，财产不得不被集体化或重新分配， 倘若期待更大的收入平等的话。进一步的收入再分配或财产再分配的可能， 随即不是转向市场制度的技术特点，而是针对多头政治本身，尤其是前面各章讨论过的对大众化控制的约束。在私有企业制度中，朝向平等化的运动， 对于人口中一个很大且有相当影响的部分是一个威胁。在一些权威主义的制度中，常常大量减少了实现平等的政治障碍。

一种新的特权精英

如果货币收入和财产的不平等是经济平等的一个主要障碍，那么，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财产的集体所有制将清除这个障碍。富人享有对国家资产的权威，和财产权带来的特殊收入。使资产社会主义化，并不能消除控制它们的需要。

控制权由一个拥有财产的精英向不隶属于大众化控制的政府统治精英的转移，不会产生所需的收获。如果国有资产的新的经理们利用他们在政府中的地位获得新的特权、津贴和收入份额，那么在收入平等的程度上完全没有任何所需的变化。

精英们总是营私自肥，共产主义的精英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我们已经注意到苏联对精英阶层后代的更高教育的某种限制。苏联还向它的精英们提供汽车、大公寓、乡间别墅、佣人、高层社交俱乐部、医疗保健和购买食品及出国旅行方面的特权。古巴的精英阶层也以某种方式自我放纵，这一点正变得明显起来，虽然还难以估计这一现象的程度。至于中国，据报道， 有影响的人将取得“稀有物品、较高的报酬和被委以轻松而舒适的职务。” 尚不清楚除了说他们十分相似外，如何把这些自我放纵同市场取向制度下的大富翁的行为加以比较。

一个概括

对收入和财产在共产主义和多头政治中的状况的一个合理概括也许如下所述：有些工业化的多头政治，不包含美国，可能已经实现了比任何欧洲共产主义制度更大的平等。

然而，作为制度的一个大家庭，多头政治几乎当然比共产主义大家庭更缺少平等。私有财富的分配在所有私有财产的市场取向的制度下都是极不

平等的。不过，在两种制度中对财富的权威都是不平等地分配的：在一种制度下财富掌握在富人手中，在另一种制度下则掌握在政府统治精英手中。

在中国和古巴这类欠发达国家的共产主义，实现了与类似水平的国家

（印度、墨西哥或任何拉美国家）的市场制度大得多的平等。与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和古巴作为特例而保住了它们的位置。在这两个国家，领导人在不同时期承诺了一定程度上超过欧洲共产主义或任何多头政治尝试的平等主义。“总有一天”，卡斯特罗说道，“我们将不得不获得同样的东西。”而且，这两个国家几乎当然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平等，它高于其他任何共产主义的或市场取向的制度，除了某些最小的和最平等的多头政治（例如挪威）。

然而，人们无法预料这种平等能否像它实现的那样保持下去，或者在将来进一步扩大。

在古巴，领导人已撤回了它对平等的最彻底的承诺，像我们将在下一章见到的那样。毛泽东的平等主义在他去世之后立即遭到攻击。

我们在第 6 章已经提过，共产主义制度在平等方面的一个成就，是它们大大减少了失业。由于共产主义制度不承认失业是一个问题，它们没有报告这方面的数据。但是观察家都同意，失业不像是市场取向的制度下那样的问题。在市场取向的制度下将被解雇的雇员，在这里依然留在工资单上。后果当然是劳动力的某种浪费和某种不充分就业——可能它在中国数量更大。但差不多所有身体健康的成年男子和很大比例的妇女享有有保障的工作。如果必须解雇他们（由于不再需要），他们换到新岗位上的速度是比较快的。

这方面的共产主义的政策是针对失业补助的一种选择，失业补助不是共产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组成部分。正是在没有补助的地方，共产主义制度提供了一个工作。多数有思想的人也许相信，存在一种差别，即一方面是保证工人处在共同体的参与者的地位上，另一方面是用货币的好处在一段时期内支持他，在这时他被从工作岗位上排斥。

21、训导教育和道德激励

在模式 1 中，负责启蒙的统治精英可能选择通过“教育”进行统治的方式，它依靠的不是传统的权威，而是我们所说的训导制度。这种与模式 1 的幻想结合一体的训导幻想，预构了对例如今天实际运行的共产主义实行革命转变的一种重大可能——它是一场重大的革命，不论是恶梦还是乌托邦。模式 1 里有一个信息上灵通、思想上启蒙的精英的幻想。

训导模式里（从第 4 章得来），有一个包罗万象、丝丝入扣的“教育”的幻想，它旨在引导制度对官僚制和其他权威的依赖，通过激发自愿的首创性和广泛的资源开发，释放权威主义的协调所不能发掘的能量。

中国的训导因素

现在不太清楚但几年以前还相当明显的是，中国可能一直在发展社会组织的一种完全是新的类型，它是通过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运用各种形式的说

服和灌输实现的——在训导模式里，我们给它贴了“教育”的标签。1958 年至 1960 年的“大跃进”，是一次重大的（也许可以公平地说是一次英雄般的）尝试，即通过倾注“教育”的能量，获得比靠传统的协调计划可以取得的一个更大的进步。它的实现，是靠官僚制度对生产单位控制的分散化、农业中公社的发展和强化的意识形态宣传运动。

1965 年至 1969 年的“文化革命”是一次不同的震动。这是一场出于意识形态整顿考 虑而发动的大规模宣传运动，它再次证明了毛泽东对说服的信念和他用说服来改造社会的无比决心。它被发动起来，不是为了增加生产， 而是为了“教育”那些被毛泽东认为是妨碍了中国社会不断革命的人和组织。因此，它是一场造成深刻分裂的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

毛泽东发现自己越来越处在向官僚制化的党组织的进攻态势中，因而也越来越需要某种可供选择的组织支持来源，他在匆忙集合起来的年轻人集团——红卫兵——那里找到了这个来源。他们因而受到人民解放军的支持， 他们有时仅仅是解放军的一个前沿阵地。军队最终不仅压倒了红卫兵，而且一段时期内在很大程度上还以自己的职能取代了党。原则上讲“教育”是“文化革命”的核心。不过，它事实上是靠恫吓、强制、公开的暴力以及类似于内战的军事行为推行的。

共产主义的“新人”是通过训导式“教育”创造的。他应该是一个“毫

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很多访问中国的人声称遇到了这些新人，虽然听起来也许难以置信。中国人对他的创造物的全神贯注远比苏联人的努力更强烈。苏联从未尝试过大规模的意识形态教育——像中国一段时间曾经有过的普遍传颂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那种情景。在军队、学校、工厂、商店、演出团体、公社和田头的大人小孩的无数次会议上，人们认真学习领会这本语录和毛泽东思想的口头指示。

毛泽东和列宁对待群众“自发性”（Spontaneity）的态度又一次出现明显差别。列宁像毛泽东一样相信，工人农民自发表达的不满常常具有不彻底的革命性。它表现为一个谨小慎微的“工联主义意识”，这种东西一碰到微不足道的好处便容易烟清云散。因此它事实上阻碍着革命变化。对于毛泽东来说，正是这种可能，显示出依靠“教育”重新引导群众不满的需要，而不是列宁那种让不满的集团服从党的权威的做法。

在苏联，阶级斗争是结构性的，就是说，是两个阶级之间的冲突。毛泽东则把阶级斗争视为个人内心的不断冲撞，视为腐朽的人同新人之间的斗争。假使是这样，那么，它更多呼唤的是“教育”，而不是仅仅靠新的权威消灭旧阶级残余。在一个训导制度中，我们前面已经看到，正确的态度是关键性的。技术能力受到贬低。当苏联相对迅速地转向有利于“专”而不是“红” 的某种平衡的工业管理时，中国先是在“大跃进”中，随后在“文化革命” 中，在红与专上的政策极端强调正确态度而不是技术能力。可是，从 1971 我们又看到，训导制度的一个相应特点，是对专业化的对抗。与苏联企业不同，在中国的企业里，经理、技术人员、其他专家和熟练工人做着各种杂活。而且，至少在一段时期内，经理们常常一周花两天甚至更多时间，下厂子做粗活。

能量、灵活性、开发资源、各种首创性，比起正常运作的权威主义协调受到更高的评价。

在这些创造中，毛泽东既反对亚当·斯密的现已成为传奇故事的专门

化的受限制的市场，又抵制苏联的高度专业化的斯达汉诺夫（Stakhanov） 运动。在这些方面，训导式“教育”已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思想潮流的组成部分，它对动力的重视是以牺牲协调为代价的。这个新的思潮是极其杂乱、参差不齐的。它包括美国的青年运动，西欧的某些追求参与民主的运动，工业管理的某些新形式（它们放弃了装配线，采用不太专业化的劳动安排）， 和经济理论的新进展。在那些远不同于毛泽东思想的经济理论家那里，对商业企业内部资源开发的一种新的兴趣，可由莱本斯坦（Leibenstein）关于“X 效率”（X－e ◻ e ◻ eicieny）的有新意的论文证明。

训导制度的这个方面——资源开发而非正常协调——指明了与模式 2

而不是模式 1 的制度的一种相似之处。它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中国对很多西方人的吸引力之所在。

毛泽东，这位中国共产主义的伟大导师，相信“教育”可以使人们有能力解决人的一切问题，从让自行车的生产“更快、更好、更便宜”，到消灭贫穷或解放人的思想。

然而，中国对这种“教育”的重视在他去世以后可能不会继续下去。 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已从原先的权威的分散化后退，它预示着可能重

视强调高于训导制度的传统权威制度。

中国“教育”里的许多内容无论如何只能算是训导制度那种虚假做作的东西。它们实际上是为一个无所不晓的权威主义政权从事的监视、恫吓、自犯障私、洗脑、和其他令人恐怖或厌恶的事情作出的设计。权威而非说服， 仍然是中国的精英控制的一个主要手段。例如，当中国要工业工人下放农村时，工人们是在报复的威胁下“自愿”去的。

中国领导人自己也注意到：许多党的组织和干部在他们作出决定和下达指示以前没有向群众征求意见。不仅如此，在贯彻决定和指示的过程中， 他们不是说服和教育群众，而仅仅是靠下达命令来完成任务。

通过其他方式，“教育”变成了有不同特点的影响方式，例如，表现为 “学习毛主席语录以后的细小变化，从某个创造学习的行为，到一种新的政治控制形式”，从学习到唱赞歌和集体背诵。

但是，那些会见了难民的访问者、学者和个人常常谈论那种可以造就一个新中国社会的显著特征（不过，证据并不都是有力的）：不论是有文化的或是没文化的难民，都能够清晰表达自己：而且⋯他们具有分析一切的习惯。甚至那些肮脏的和用碎布裹身的农民也雄辩地谈论他们的经历⋯。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有一种分析日常生活发生的一切事情的习惯。

古巴的训导因素

60 年代中期，面对由于不适当政策造成的明显的经济困难，古巴偏离

了模仿苏联的 机构建制和方针政策的路线。简单地讲，从 1966 年到 1970 年，古巴领导人相反竭力通过“教育”塑造一种新的古巴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切·拉瓦拉（CheGuevara）宣布，“必须成为一所大学校。”古巴也用中国式的群众运动方式，激发调动资源，依靠巨大的集体努力，完成各种各样的特殊任务，如收获甘蔗或教文盲识字。

像在中国一样，古巴的训导因素常常被传统的压制性权威主义手法掩盖（或者，至少是结合在一起）。“保卫革命委员会”宣布，它们的值得赞颂

的目标包括：它（每个委员会）将自愿与生产过程的所有活动和必要步骤合作。

它将组织集体讨论⋯⋯以增强成员们的政治能力和公民意识。

…… 它将保证没有一个文盲留在它的活动范围内。当革命领袖对人民演讲时，它将组织公众收听。

但是卡斯特罗最早任命的委员会采用了另一个调子，一个不祥的调子： 我们将要建立一个有集体警惕性的制度⋯⋯每人都要了解他那一组中的别人的情况，他们干些什么，他们用什么残忍方式建立联系，他们信仰什么，他们会见哪些人，他们参加了哪些活动。K 正如我们已注意到的，古巴像中国一样，在一段时期内依靠军队去做“教育”常常无法做到的事情。如某些观察家当时见到的，“军队的形象变成了社会的形象。”在古巴，大约从 1970年以后，一直在发展的强制性权威（而不是训导式“教育”）开始变得多样化起来。在这段时间，卡斯特罗开始转向一个更正统的苏联共产主义模式。

一方面，采纳了各种机构建制方面的改革，把军队、政党和国家行政机构分开。尝试建立各种定义明确的机构建制职责的改革。另一方面，它们出现在计划过程一体化这类不同形式上，在军队中重新恢复了军衔制。古巴政府变得较少人格化和较多官僚化。与此同时，农场农民、工人和青年人被置于更严密的权威主义控制之下。教育和文化活动中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得到刑法中新的严厉规定的加强。一个曾经有过的训导式“教育”的热情尝试看来正接近尾声，虽然它不是没有一种学说的遗产，那个东西有可能再次使这个运动在不太严峻的经济状况下复苏——不管是好是坏。

劳动力的组织

除了其在社会的广泛用途之外，在一个训导制度下，说服或“教育” 至少从逻辑上讲是组织劳动力的一种特别方式。

至少在毛泽东去世以前，中国追求过作为对传统权威的一个补充的这种过程，它用道德代替了市场刺激。古巴在几年时间中，用开发道德激励的一种极端的宣传运动的方式，企图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的作用。它们的经历对一个几乎当然希望进一步试验道德激励的世界来说，是一个开创性的实验。它们还对“教育”在经济组织的实践中究竟意味着什么提供了比较详细的证据。

在一段时期内，作为中国社会最突出的革命特征而引起西方人注意的东西，是中国的公社。它是训导式“教育”一个极其大胆冒险的行动，相当于用一个新型的社会组织来对农业和工业的劳动者的整个激励结构加以改变的一个尝试（城市在一定程度上也采用了公社）。公社算不上中国应用道德激励的一个成功经验，但它在农业中的作用和传统共产主义对它的选择，成了道德激励故事的一部分。

农业的组织

在苏联共产主义早譬如火如荼的年代里，曾经在一个小小范围尝试过农业的公社组织。1931 年以后它被放弃。随即出现了强迫集体化和使生产面向国家的严重强制性转移，后者作为压在农业生产单位身上的负担，直到

斯大林死后才有所缓解。中国的公社经验要深刻得多。在 50 年代末的“大跃进”中，中国建立了公社（每个公社由数千家庭构成），用它作为新的合作生产和消费的方法，设想用它取代市场激励和开发道德激励。资本、设备、任务和产量都要共同分担。公社食堂免费就餐。公社社员被保证供应（或将要如此）免费的日常用品，包括衣服、医疗、住房、燃料、以及从丧事到理发的各种服务。

在有些公社，一段时期内，免费的供应可能占了农民收入的一半左右。中国的冒险之所以失败，既在管理上的困难，也有激励方面的问题，

还有传统的家庭和氏族的聚合力的原因。公社迅速丧失了它们的大部分经济职能，生产又按照较小的集体——通常是 10 至 25 户人家组成的生产队—— 加以组织。免供的费应，以及公社食堂，都被放弃。公社目前仅仅是地方政府的单位，担负着传统的职能，计划当地的工农业生产，管理某些地方工业。

也许公社从未被看成仅仅是一种临时的安排。传统的长远共产主义抱负谋求一个完全不同的组织形式。共产主义者坚持认为，社会主义财产在逻辑上高于私人或集体的财产。由于有这样的和其他的原因，传统的长远抱负是组织起类似工业的大型农业部门，尤其是建立起像工厂一样管理的大规模的国营农场。

但是，由于共产主义制度的这一抱负受到严重挫折（既受到从政治上危险的农民的抵制，也遭到国有农场低效率的挫折，至少到现在为止是如此），没有哪个共产主义制度强迫整个农业进入上述模式。所以，公社未能靠私有的、合作的和公共的企业发挥作用，今天的共产主义者主要是通过权威主义和市场的结合手段来组织农业。

今天，在所有的共产主义制度中，国营和集体农场的组织都很像企业或工业。对国营和集体农场的投入很大程度上类似安排给工业企业的投入那样，即用权威主义方式进行分配。不过，农场经理被允许有一定的自主资金用于购买投入。

他们还从事易货贸易和其他交易，尽管是非法的，这种活动事实上得到了认可，因为这有助于完成生产目标。

在农业企业产量方面，国营农场也上交定额，如同工厂一样。集体和私人农场受到各种方式（这些方式在任何国家的任何时间在经常一道使用） 的强迫、推动和引导。这些方式包括，直接对国家的义务交售；实物税，它几乎等于向国家的义务支付；以低价卖给国家；一定比例的产出的自由销售。在欧洲的共产主义中，直到最近，一种趋势看来一直是显见的：摆脱强制性， 面向市场的产出。在中国，同它的内部政策的自相矛盾相应，它一会儿朝着这个方向，一会儿又变到另一个方向。

私人自留地

共产主义在农业中对市场而不是对道德激励的依赖，最明显的表现是小块私人自留地。在多数共产主义制度中，它们由集体农场加以分配，供私人家庭使用。家庭种植农副产品，有时还喂养牲畜，供自己食用。通常还允许家庭在有组织的农民市场上销售产品，虽然中国老是企图限制私人自留地产品的销售，而且现在还在这么干。

私人自留地的生产率远远高于国营和集体农场，这不仅由于私人自留

地种植的是蔬菜和其他高生产率投入的产品。

私人自留地的生产积极性很高，它不断削弱了农民为集体工作的干劲。按照不同的估算，在苏联，整个农业产值的 1/5 或 1/3 来自私人自留地，而它仅占播种面积的不到 35。

在中国的私人自留地上（它占播种面积的也许 5％），估计创造了高达 1/3 的农业产值。

私人自留地的高生产率当然是农场的低生产率的另一面，在农场里， 是按照定额和目标以及共产主义“教育”的一般主张经营的。有组织的苏联农业在斯大林统治下停滞不前，1968 年以后又一次原地踏步。革命 35 年之后，赫鲁晓夫承认，谷物生产和奶牛数量低于 1916 年的数字。

甚至没有任何一个共产主义制度在农业上取得了大的成功，甚至连它的领导人也承认这一点，若没有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市场制度对生产的引导的话。农业始终未展示光明的前景，而是证明了共产主义权威的重大失败。

对城乡劳动力的道德激励

比较农业的历史，城乡领工资的就业雇员受道德激励的情况多少要好一些，至少在中国是这样。对劳动力的控制在共产主义制度中，很大程度上曾经是、现在仍然是用把权威主义引导与市场激励结合的方式分配劳动力和调动其积极性。需要把道德激励视为抵制这种背景的东西。像在市场取向的制度里那样，多数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工人们是靠有报酬的职业征募进入工作岗位或引导他们从一个岗位换到另一个岗位的。在所有共产主义制度中，对劳动力的市场激励受到最高领导人和计划者的操纵，以便诱使他们去做中央计划要他们做的事，虽然市场的作用力在今天的中国可能几乎没有多大影响。例如，非优先的职业中工资仍然比较低。农业和商业的工资低于工业、交通和建筑业的工资。

对劳动力的权威主义安排补充着市场。直到近些年，苏联还在企图靠户藉制度控制农场向城市的迁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其他一些时期，苏联把工人们固定在他们的岗位上，只有得到政府批准才能变动，另外，还对稀缺的劳力加以分配。目前的情形是相对自由的移动和相对自由的工作选择。今天，原则上权威主义的分配——以及广泛的逃避——可能仍然是技校和大学毕业生毕业之后的情景，还适用于党团员。东欧的制度在这些方面很像苏联。

中国在就业分配上的差别是它的常常具有的强制性。从“文化革命” 之后，可能所有工业就业都是行政指派的。工人们未经允许不得擅自离开工作岗位。对迁徙和职业变换的控制一般地说是为了防止农业劳动力进入城市和强迫城市工人下放农村。尤其是“大跃进”年代，中国下放了数百万学生、机关工作人员和教师，让他们与农民和士兵一道参加工程项目、特别是水利建设项目。

在古巴，不允许工人在未得到政府批准的条件下离开岗位。

此外，大量兼职的劳动是强制性的——有时贴上了自愿的标签。学生及一般机关工作人员也被要求参加劳动。据估计，在古巴，8％至 12％的任务是无报酬实现的，通常应给予劳动报酬。不过现在“自愿的”劳动正受到限制，以有利于工资劳动。在组织劳动力方面，权威的另一有特色的使用是

军队的义务劳动。军队（它的一部分是文职）作为行政分配的劳动力大军提供服务。

“在平时，它全部投入生产。在危急时刻，它全部用于国防。”然而，尽管军队的劳动旅现在正与军队分开，它们仍继续按军事方法加以组织。

共产主义的政府并不与工会分享对劳动力的控制。虽然中国在“文化革命”期间暂时解散了它们，共产主义制度下一般都有工会。但它们的作用是充当政府的一个机构，主要职能是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率和监督经营表现。培训计划是劳力分配的另一个办法。虽然所有政治—经济制度都使用

这种分配机制，但共产主义制度看上去更加精心和更有雄心。根据一个估计， 在革命以后的九年内，中国参加专门的不脱产的技校人数增长了 4 倍。不仅如此，中国 90％以上受过较高教育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自革命以后受过培训。较高教育的增长比印度快两倍，尽管印度不太精心计划的教育增长速度从1947 年独立以后也是相当快的。

苏联和中国都宣称抵制市场制度并在行动上大大减少了它在工业中的作用，但这两个国家都驱使或者引导数以百万计的妇女进入劳力市场。据估计，从 1949 年解放到 1960 年，在中国的劳力市场上，妇女劳动力（包括多

数农村劳动力）从 60 万上升到 800 万；到 1963 女性。悖论式地说，对于城市妇女而言，生活在一个劳动力市场的背景下，它在共产主义制度中比在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中更典型。

道德激励的采用

道德激励的经验不会简单否定上面讲过的劳动力市场。

相反，它采用了两种有节制的补充形式：首先，减少工资差别、奖金红利、计件工价、加班工作费和其他的货币差别；其次，代之以“教育”的手段，靠它引导工人响应政府号召并努力完成任务，而不是计较货币报酬。训导方式的全套手段在此都有用途。

与欧洲的共产主义制度相比，中国只少量使用奖金红利、计件工资、加班工作费和其他特殊的货币报酬；而且如我们前面有一章见到的，它缩小了工资差别。在道德激励运动达到高潮时，古巴许可能比中国走得更远。既使它目前在重新建立货币励激时多少偏离了它们，古巴的早先的经验仍然是重要的。

根据某种观点，关键的道德激励是存在于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和卡斯特罗的“团结意识和兄弟情谊”的格言内的那个动因。工作本身的愉快是另一个主要的、尽管是第二位的命题。卡斯特罗说过：如果我们想要所有人有一天都以这种精神工作，那么只有一种责任感是不够的。道德的动力是不充分的。应当让那种奇妙无比的工作——它受人的知识引导——成为基本动力之一。

在古巴和中国，道德激励把某种东西归功于对平等的追求，它要求减少市场的刺激。

它们归功于某种简朴节制的东西，它呼吁着比现实收入的成本更低的激励。它们还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某种反市场的意识形态。最后，它们归功于领导人把责任感灌输给国家共同体的某种愿望。

然而，从实践中看，在古巴和中国（欧洲共产主义制度中程度要差一

些），道德激励的普遍形式是竞争：争取勋章、锦旗、称号，如苏联的“劳动英雄”、古巴的五一锦旗或“游击队英雄”奖状，或中国的“劳动模范” 称号。工人还可以竞争旅游机会、高档消费品、参加有声望的会议，甚至与卡斯特罗总理或毛主席见面。请注意，“道德”激励实际上并不总是无形的。通常是靠“社会主义竞赛”取得报偿，它是一种有系统的竞争。在古巴，根据一定程度的计划实现情况，和质量、帮助、期限以及特殊的改进等指标决定报偿。在这方面，道德激励制度取代了靠比索（古巴货币名称——译注） 确立的无形的分数，并且作为一种价格制度发生作用，在这里，新的分数而非货币数量的变化引导着不同形式的表现。近年来，社会主义竞赛已同工资奖金和消费品的分配连在一起。

竞赛是由苏联首创的。在一场始于 1935 年的大规模努力中，劳动者个人——但更多的是劳动者集体——被引导着去同亚历克斯·斯达汉诺夫的一班生产 102 吨煤的成就竞赛，并且力争超过他（假若可能的话）。不过，竞

赛运动的发端至少是 1930 年。

社会主义竞赛看上去很像介于市场竞争和服务社会的积极性之间的折衷办法。当卡斯特罗被他自己创造“新人”的雄心壮志征服之后，竞赛的使用减少了，以减弱竞争的动因，后来竞赛可能又恢复了元气，虽然靠的是更多的物质报酬和较少的道德报偿。在中国，人们对竞赛发生了争论，尽管仍在实行之。另一种道德激励是参与。无论古巴还是中国，都让工人们参加各种会议，同官员、企业经理或其他人一块讨论改进生产率的办法，精心考虑企业方针，评价各人的工作。

一位经济学家从他对中国的访问中报告了一个事例，他认为这个事例代表了他在工业中发现的东西。

天津自行车二厂收到顾客们的抱怨，说它的产品太慢太重。

工厂决定在中轴上用钢球托夹代替散装的钢球，以便自行车更易驾驶， 但看来这将增加成本⋯⋯。质量上的这个改进能够在不增加成本的前提下实现吗？⋯⋯经过分析争论，工厂瞄准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

…… 所有个人均参加的各种会议，和许多为解决问题建立的小组，都包括有经理、技术人员和工人。雇员们为实现节省的目标，递交了 300 多条“革新”措施建议⋯⋯。

困难在于了解何以有这个事例。它是一个普遍的行为吗？显然，许多访问过中国的人，对某种创新精神留下了印象。

在劳动场所召开的会议不会把企业的控制权放到雇员手上。他们是被指望创造一种参与感，并且实际参加贯彻执行更高目标的计划。在苏联，生产会议执行了某些这方面的职能，但在古巴和中国，靠各种小集体和群众集会来细心培养工人的方式更有特色。

甚至在苏联，无论如何，生产会议同其他形式的相互交换和群众宣传的手段一道，已成功地像古巴和中国一样创造出生产的意识形态。生产最终应当是一种公开和生动的集体目标，它可能永远不会出现在市场取向的制度中。一般地讲，像训导式“教育”一样，道德激励在中国和古巴常常是一个伪装，它背后是直截了当的权威和经常是强制性的权威。例如，在古巴，那些不响应道德激励的工人受到调动，有时被送进劳改营，他们还受到墙报的公开奚落，或者工资被削减。

实绩

“货币”，卡斯特罗说道，是一个应当尽快消灭的“邪恶的媒介”。不过，他对道德激励的兴趣，与其说是原则上的，不如说是比较实际考虑的。直到他发现古巴在两个方面同时取得令人满意的进步以前，他尚未被切·格瓦拉在道德激励上高度道德化的信念所打动；这两个方面是：消费和投资的增长。在这之后，他选择了激励古巴人民的办法——不是靠更高的工资（人民用它可购买更多的消费品，而这是不现实的），而是靠道德的激励。

古巴追求道德激励的时期是从 60 年代中期到大约 1970 年。从 1970 年以后，卡斯特罗回到工作规范和收入等级、对工作成绩的评价、对免费产品的分配和耐用消费品的分配的限制等方面的一个早先的制度上；依靠劳动中心，可以把它们当作物质刺激加以使用。

他还明确表示要重新考虑他以前关于新人的期望，并且承认，新意识所需要的发展比他曾经预料的更长。多年来，中国在市场激励和道德激励的结合上也一直犹豫不决。

古巴领导人断定，道德激励是不会很成功的。古巴受到低生产率、懈怠的劳动纪律和不寻常的高旷工率的困扰，古巴领导人自己承认这一切已构成严重的问题。农业和工业的生产率停滞不前，工业生产出粗制滥造的产品。国民生产总值在一些年份下降而不是上升；1970 年末的 GNP 很可能低于 1959年。

在古巴，不付酬劳动的生产率格外低下，它不光是因为缺少刺激，还由于不必付酬的经理们使用时浪费它。卡斯特罗对问题的坦率承认表明了它的严重性。他说，经理们企图使用不付酬的劳力解决他们的全部问题⋯⋯。劳力常常被用来挤在农业劳力作业班上，在那里每天仅工作三四个小时⋯⋯。天天都想发现比较容易的解决办法，而不是力求找到问题的根源。其他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混乱，说明了离开货币激励之后至少是过渡

性的（如果不是永久性的话）困难，比如，由于用极低价格慷慨配给食用糖， 结果糖被拿去喂鸡和猪。

古巴的竞赛运动被评价为——不过，存在不同判断的余地——“僵硬的、复杂的、正式的和官僚化的”；它们没有“普遍的群众支持”。对在劳动场所举行的讨论企业计划的会议有各种评价。一些观察家感到满意的是，这样的会议与工人没有多大关系；另一些观察家则相信工人们已投身其中。

鉴于道德激励对农业产量的令人沮丧的后果，古巴不止一次地从更有力地使用道德激励上后退，它不得不应付农民对牲畜的屠宰，因为市场激励不足以说服农民继续养活他的牲畜。

中国在工业中没有遇到古巴在激励方面的严重失败问题，它在 20 年时间内一方面能保持低工资以促进增长，另一方面不断取得生产率的提高。这要么是对中国劳动力的道德激励的一个重大成就，要么是直接的权威主义控制的一个重大胜利。道德激励的继续也许反映出使用它们的过程中一种比较实用主义的小心谨慎，和在农业的若干重要的货币激励的关节点上的一种回复。

无论是古巴在道德激励上的困难，还是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小心谨慎， 都未构成任何类似下述命题的东西，即道德激励无法被制造成卓有成效的式样。在这两个制度下，它们都被用来伴随一个创造新人的尝试，而不是跟在

这种创造之后。如果说在古巴目前人们不足以响应道德激励的呼唤的话，仍然存在新人去响应之的可能。而且经济困难的压力几乎不允许有公平裁判的时间；渴望比上一年干得更好的念头也使得领导人越来越不耐烦。卡斯特罗坚定承诺道德激励的时间仅有 5 年。在这两个制度下，道德激励的潜在吁呼还受到管理层和工作程序表方面重大的非组织性的削弱，这在一个革命转变和给没有经验的经理带来新的责任的时期是不足为怪的。最后，在这两个制度下，道德激励也许还受到下述证据的削弱，即普通的工人农民显然对那些抵制道德激励的平等主义呼吁的经理、官僚和党的官员抱有好感。

在古巴，也许还有中国，在一场从对全民的利他主义呼吁的普遍退却的过程中，这两个国家仍继续在参与性的小集体中依靠利他主义。所以，在中国农业中，生产小队（它有时是氏族或扩大的家庭）取代了公社。每个小队作为一个单位从集体劳动中取得报酬，个人的份额由小队来决定。

“货币”，青年马克思写道，“⋯⋯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了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性质和人的性质的混淆和替换。”正是这一命题（古巴和中国像早年的苏联一样拾起了它），激发了共产主义最有革命性的一面，激发了用道德激励取代货币激励的尝试。不过，我们看到，它从未成为一个完全合格的试验。而且，它总是受到确立货币激励的实验方式的竞争；货币激励之所以被撇到一旁，并非出于道德的原因，而不过是为了贯彻权威主义的命令，常常是高度强迫性的命令。

22、商业企业的政治

所有共产主义制度都使用市场分配计划生产。多数消费品和劳务是销售的，而不单是靠不用价格的定量分配。所有共产主义制度都使用劳动力市场，用它吸引劳力进入领导人计划停当的生产线（虽然如我们所见，在中国，劳动力的行政分配几乎完全取代了市场分配）。市场制度还在农业中扮演着好几个角色。

共产主义制度所以被认定为非市场的制度，是因为，除农业外市场制度没有被大量用来决定生产什么以及投入如何分配和使用的问题。这些决定由最高领导层和计划者以权威主义方式确定。

所以，撇开中国和古巴的逐渐展示的平等主义可能性不论，共产主义的主要创新是行政方面的：一种新的商业企业，加上一种确定它的安排的新的方法，靠它协调各企业之间的关系，并把资源掌握在手上。从这个意义上讲，迄今为止的共产主义，与其说是一场社会革命，不如讲更像是一场技术支配的革命或组织革命。在市场取向的企业中，“内部的”事务主要由内部的等级官僚制加以组织。“外部的”事务——与其他企业、投入供应商和顾客的关系——通过市场制度把握。共产主义把权威主义的、等级制的和官僚制的控制（它们在所有工业化制度的大企业中发挥作用）用于企业之间的关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企业无论是“内部”事务还是“外部”事务都受到公开追求模式 1 抱负的等级制和官僚制的管理。

核心因素

粗略勾划一下，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对非农业生产的控制采用了以下方式：

1. 最高权威和他们的计划人员决定生产什么和如何分配资源的问题。之后，他们向生产单位下达投入配额和产出目标。对那些区域性的或地方的生产单位，他们则把配额和目标下达给下级职能机构或区域组织，由它们在其职权范围内计划并下达指标和定额给生产单位。

2. 为了使较低层的决策命令有某种程度的分散化，生产机构被组织起来作为商业企业而非一般的政府部门那样运行；这种商业企业以货币单位为它们的产出取得信贷，为它们的投入负担货币成本，并被要求通过它们的所得弥补它们的货币开支。企业经理常常得到与产出、成本和其他成绩指标连在一起的奖励或奖金。

3. 尽管逻辑上讲一个共产主义的政府能够有力操纵价格来引导产出或投入的改变，除了农业企业的某些例外，它们却不这么做。证据是，在很多年内，价格始终不变。配额和目标在引导企业方面远比价格重要。然而，即使不是由于出自控制目的的精心操纵，价格总是迫使企业避免高价的投入和低价的产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企业不得不弥补它们的成本，是因为奖金与用货币概念衡量的成绩连在一块。

4. 与市场制度下的企业比较，这里的企业面临的长久问题不是销售而是供应。销售通常已有保证。投入的分配总是稀缺的。

5. 由于这个原因，也由于计划不能够预见一切可能发生的偶然事件（尽管渴望实现模式 1），计划者处在模式 2 类型与企业的持读相互作用之间，他们在这里不断对目标和配额作出修改。与此类似，企业总在不停地讨价还价，以求得更多的投入和避免高产出的目标。

6. 出于同样的理由，企业再次如模式 2 的类型一样，涂涂卷入了相互的帮助之中—— 它们互相交换投入和产出，寻求和授出好处，以弥补由计划者分配的供应的不充足。

虽然多数这类相互调整的行为是非法的，它们在事实上得到计划者和最高权威的容忍。

在某些这类行为中，企业是在一个简陋的黑市（black－Market）或灰市（grey－mardet）制度下活动。

1. 由于没有足够的价格信息实现一个有效的计划（e ◻ e ◻ eiC cient plan），从而只要求完成一个一致的计划（consist－entPlan），最高权威和计划者试图确保对任何既定投入的分派不超出手头掌握的范围、不让任何资源白白流掉（这就是说，他们试图确保供需相等）。为此，计划者使用了对可用供应和投入使用之实物单位的一种统计方法。这就是所谓“实物平衡” 的计划方法。

在所有这些方面，共产主义制度之间多少有些差异。东欧的制度主要追随苏联模式，南斯拉夫和匈牙利除外。在早先偏离苏联模式的经历之后， 古巴现在基本上是模仿苏联模式，虽然对一个如此小规模和简单的经济来说，计划性很难同苏联经济行政管理的错综复杂程度类比。从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更多的训导成分的预见中发现的全部迹象看，中国不同于苏联模式：也许企业多少有更大的自主性，可能中国的企业之间存在较多非计划的购买和

销售；对于企业管理，大大减少了财政刺激的使用，相应地，更多地依赖道德呼吁。

特殊的困难

卡斯特罗说，“低效率和低生产率是侵吞国家资源的无底洞。”我们看见苏联和中国的领导人也表达了类似的关注。

关于共产主义经济组织缺陷的争论曾经十分热烈，有些至今为止。但共产主义者和非共产主义者逐渐形成一个共同见解，即像市场制度有它的典型的缺陷清单一样，共产主义制度也受到一份有特点的缺陷清单的烦扰。

缺陷就是第 5 章勾划过的等级制和官僚制的不完善性。

它们构成了权威制度下定量配给抉择的一般困难和经济选择的特殊困难。从而它们包括了过分集中的问题和在分散化的等级制度协调失败的问题。它们包括了投入分配的不充分标准的问题和（更普遍地讲）成本的不充分衡量的问题。它们还包括找出为企业所需的令人满意的衡量标尺或成绩指标的困难（一些人可能说成“不可能”）。须牢记，所有这一切都属于有效价格和市场应付解决的问题。或者，用另一种方式循环论证，它们是缺少有效价格和市场制度时会出现的问题。

不过，这些缺陷不成其为拒绝共产主义的一种结论式的根据，恰如市场的典型缺陷给拒绝市场制度的态度提供的结论式根据一样多。

增长的纪录

尽管存在权威主义对工业指导上的特殊困难，相对而言，共产主义的增长率是很高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苏联的单位资本增长率可与其他制度“100 年”的增长率媲美（见表格 22．1）。

1917 年革命之后，苏联的增长率当然高得多。它的数字可与瑞典和日

本相比，比美 国、联合王国和法国高得多。但苏联在 1928 至 1958 年期间从未有过很高的增长率。

有一种对工业增长率的计算，拿 1960 年至 1968 年期间共产主义的东

欧与 13 个市场取向的制度及美国作了比较；它显示，平均的年工业产值增长率在前者那里是 6．7％，在后者那里是 5．7％。

不论是按共产主义制度的标准，还是按市场取向的制度的标准，中国的增长都给人以深刻印象。世界银行估计，中国在 1960 年至 1973 年的 13 年内，单位资本的年增长率为 3 明，1957 年至 1974 年期间的年平均总的 GMP 增长率为 5．2％。

增长率为 5．6％，与此相比，苏联是 5．3％，美国是 4．3％。

表格 22．3 展示了最近一个 13 年（比十进位制意义的估算更粗略一些） 增长率的排列情况。它表明，共产主义制度比不上日本和巴西一类的跑在前头的国家。但这个比较 1960 长率的局部下降，这在 60 年代十分明显。从 1958 年以后，苏联在增长率上的成就同其他国家类似的单位资本收入相比不太突出。

对古巴的增长率是一个大概的估算。在紧接着革命后的两年中，国民生产总值每年也许增长了 10％。往后几年不太清楚，但从 1965 年到 1970

年间 GNP 也许下降了 30％，这正是强调道德激励的年代。从那以后，卡斯特罗声称年平均增长从 5％到 13％不等。

欧洲共产主义内技术工艺落后的特殊问题

“共产主义”，列宁说，“等于苏维埃政权加整个国家的电气化”。在苏联，培养了大批的工程师，工程师有时还上升到政治局的顶峰位置。那么， 也许可以期望，共产主义将证明发现或发明创造精尖技术工艺的一种不同寻常的能力。的确，在某些环境中，共产主义制度正是这样。苏联的宇宙航天和军事技术和中国的原子弹爆炸在这方面是有说服力的。

但是，欧洲共产主义的一个缺陷是技术工艺上的落后，中国共产主义下的训导因素或许能够避免它。共产主义者对此发出悲叹。撇开特殊的环境不论，苏联用于发展的一般公式不是强调高水平的技术工艺的熟练应用。相反，发展的实现是通过迅速把劳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通过（1928 年到 1937 年）强制储蓄大力集中资金，创造出新的工业。

依靠这些办法，苏联在 30 年内取得了美国、日本和其他西方国家花五六十年时间取得的进步。

苏联现在的问题在于，这些办法的潜力已经耗尽。已不可能有进一步的人力转移和资本动员。领导层对此也很关注，因为资本和劳力的生产率在苏联东欧的共产主义制度里一直在下降。技术工艺的进步并未抵消投资成效的减少，像其他的工业化制度的情况一样。人均小时工作量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苏联曾高于多数工业化市场取向的制度，从 1958 年起直到现在又

落到了后面，柯西金（Kosygin）在 1966 年党代表大会上对此发出了痛惜之声。欧洲共产主义制度具有同样的问题。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奥塔·锡克

（OraSik）写道：“在 1962— 1963 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实际上停止了。”欧洲的共产主义制度始终面对缓慢的增长率，发现它们有赖于市场取向的制度一样的创新来源：发明采用国外的创造、迅速将发明创造分散转化到实际的生产过程中。这一切都是需要的，而不光要有计划的改进，后者多年来已取得了进展。

说中国如何如何成功尚为时为早，随着它越来越工业化，中国也要回到实际的技术工艺的发明创造上；无论如何，苏联或毗邻的欧洲共产主义制度已发出了承认工艺技术落后的警报。对苏联领导人来说，不得不承认以往增长的主要源泉已变为靠把强制储蓄作为可能的工业劳动和投资资金的新的来源，是令人尴尬的。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消灭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和使社会转变为模式 1 类型的生产资料的“科学”组织，可以为苏联制度先前的成功赋予良好的信用。在官方的宣传中，问题有时“表述为通常是重大的国家范围的紧急情况而造成的。”苏联经济研究所所长写道：客观上，⋯⋯科学和技术进步的计划必须是整个国民经济计划体系的领导环节。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一环节也许实际上是整个复杂的机制中最薄弱的一环⋯⋯。

困难的一个主要根源在于，苏联式的政治—经济组织是为一种比现在的苏联东欧的经济和社会简单得多的经济和社会设计的。当 5 年计划在 1928

年首创时，产品的数量——有人说苏联有 2000 万种产品——是一个极其巨

大的数目。1928 年，工业有 300 万工人，现在这个数字翻了 10 倍。工业生产的技术日益复杂。

问题是由共产主义在外贸上的困难而硬性造成的。由于技术工艺的粗笨，除了军火之外，苏联只能把少数几种它的工业产品销售到共产主义圈子以外的国家（某些特殊的安排是例外，比如对外援助，它迫使受援国购买苏联产品）。它的工业产品不适合国际质量标准。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东欧制度中技术工艺最发达的国家，刚刚开始为世界工业市场有效地安排生产。一份对捷克的研究报告注意到：捷克所洛伐克的机器可以支配西欧市场，其价钱通常按公斤计算不到资本主义竞争对手的 2/3，尽管捷克斯洛伐克的材料投入经常是更多——这个事实归咎于一个较低的技术工艺水平，广义上的粗制滥造，不充足的设备和服务，等等。

为什么技术创新落后？最简单的答案是，共产主义的企业不具有市场取向制度下的企业那种创新的动力。在一个要求经理适合产出定额的制度中，创新对经理来说是危险的。假如他用新的技术工艺进行试验，他可能无法完成定额。如果他成功，他害怕新的定额将强加给他。

但是这个答案是不完整的。试想，当领导人认识到企业创新积极性方面的弱点时，他们将从别的什么方面建立创新责任。他们这样做了。创新的压力自上而下，始源于党和鼓励创新的特殊机构，比如，为创新制订的专门计划（作为年度经济计划的组成部分），规定新种类产品的生产，工程设计机构，技术出版物，和详细讨论国外技术工艺的出版物。可是这些办法没有获得普遍成功。

党作为一个创新的机构，随着年龄增长已失去它的创新热情（在有些较小的欧洲国家，从未有过这种热情）。它日益成为专替制度和它本身作意识形态辩护以及监督政府和工业的人事安排的一个机构。工程设计机构缺少积极性。机器制造业由于它创新积极性的衰弱而遭受损失，在市场取向的制度中，正是靠这一部门，使创新得到为新工艺技术找到使用者的机器推销商的积极推动。为技术创新设立的正式计划过程，具有前面已经识别的计划的全部缺陷，在这方面，计划成绩是经济的所有方面最差的。在苏联现实中， 用于资本更新的配置和资金相当吝啬。由于各种机构建制方面的缘故，甚至当已决定建立一个新的工厂或更换新的生产工艺时，它还是要花费比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多 2 到 3 倍的时间完成任务。

改革与市场的政治

仅仅在 1953 年斯大林死后，才有可能讨论苏联东欧的共产主义的缺陷造成的后果；60 医治过度的集中化，为增长释放首创性和创造力。在赫鲁晓夫时期，试验了有节制的地区性管理，后来因不成功而放弃之。一个更大的和不同的分散化前景吸引了许多国家。

不过分散化的单位仍需要某种形式的协调。如何实现它？市场似乎是一种可能。它能成为增长的一个新手段吗？除阿尔巴尼亚外，所有东欧制度都卷入一场改革运动中。

南斯拉夫早已偏离了标准的共产主义模式，现在则进一步偏离。匈牙利在市场社会主义方向上开始并持续了一段重要的重建工作。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家们承继了东欧独一无二的自由民主的传统，他们在朝着市场和政治自由方向上走得是如此之远，以致导致了苏联的入侵，它使这个国家回到原来的状态。

改革的关键主张是自由化、分散化和市场制度，它们可以视为模式 2

对模式 1 的温和挑战。冒着过分简单化的风险，我们可以把柯西金 1965 年宣布的苏联改革概括为下述尝试：

——向着企业的价值目标而非实物目标的转变：由实物产出最大化的尺度转向利润最大化的尺度。

—— 减少下达给企业的目标数量，使企业有更多的灵活性来运用它的投入。

—— 扩大企业在取得投入方面作出自己的安排的权威，这就是说，实行企业之间市场交易的某种新形式而非行政分配投入。

—— （在某些情况下）向企业提供信贷，即它的产出符合成功销售的产出标准；而不是像从前那样，为生产出来的一切产出提供信贷，不管它是否为顾客接受。

—— 对于经理和雇员，新的财政激励与企业的利润连在一起。

—— 有限的价格改革，它将影响价格朝着有效价格方向运动。这些改革的“技术性”外表下隐藏了我们所见到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内容。一旦改革开始发生效果，苏联领导人就打起了“退堂鼓”。到 70 年代，已经清楚，在除开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以外的所有共产主义制度中，改革者的期望正在变为失望。在对苏联企业经理作的一次调查中，几乎 60％的人报告说，在他们身处的环境中，曾经指望改革的供应体系没有任何实际的变化，56 就受到另一种方向的改革的挑战，一种旨在按照模式 1 类型使计划更加科学化的改革的挑战。

假如我们能确知市场化改革为什么会发动、它为什么遭到反对和为什么不久就夭折，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共产主义，特别是模式 1 与模式 2 之间从未停止过的冲突（它是任何社会都必须用自己的方式加以解决的）。我们也将更好地理解市场制度对于政治、尤其是对于权威（它在模式 1 里是统治者追求的目标）的深刻含义，哪怕市场制度仅仅按照改革的建议作谨慎的扩展。

起支持作用的思潮

在式微的实绩之外，各种思想潮流却支持着改革。灰色市场和黑市的存在，以及模式 2 特征的其他相互作用的存在，可能说服一些领导人相信， 如果不能压制这些相互作用的话，也许通过市场化改革使它们得到系统的利用。如第 2 章注意到的，官僚制有时非常喜欢一个组织不当的市场。

在改革论争中，经济学家是主要的参与者之一。当一定程度上从斯大林主义枷锁下解放出来后，他们开始吸收西方的经济理论，并让他们关于经济选择、价值、成本和价格的原则主张被人接受。对于这种讨论，有一个长期存在的障碍是，共产主义思想把市场制度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们冒着巨大的风险（如果被误解的话），划分了细致的界限，认为：从所有这些范畴中，资本主义精神的味道很浓。避开这些范畴不是更好吗？不，不会更好！当我们讨论控制我们社会生产的方法的选择时，仅存在一种选择的尺度： 这些方法对于提高社会生产的效率到底有多大帮助⋯⋯市场管理方法，利润以及灵活的价格⋯⋯可以是决定性的，这仅仅是因为，资本主义在地球上先于社会主义而出现，一定程度上，这些方法也可以把长处带给社会主义经济，

它们必须在这里找到它们的位置。

学者们在争论中始终未能就一个问题达成共识，即：是否应把发动经理和技术人员看作是改革的一个重要来源。根据这些人从工程技术和经济角度出发对政治的看法以及他们的职业特点，他们被视为对党的垄断控制的一个障碍。另一方面，相当多的证据表明，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仍然是驯服的和（政治上）软弱的。

不过，随着苏联社会发展成工业化的复杂结构，随着从未有过的广泛而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人在苏联社会占据了特殊地位，一个新的知识群体

——工程师、经济学家、科学家、学者、艺术家和作家、教授以及其他学者

——开始讨论一个垄断较少的社会的情形。一旦苏联领导人开始担心对这些新的专业人员的激励会造成损失时（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制度自由化），他们具有的影响超出了他们说出的东西。

他们中的一些人把对经济改革的要求归入一个更广泛的对自由民主的明确要求。在 1970 他敦促“我们国家社会生活的进一步民主化。”通过雇员参与管理使工作场所民主化的较早的主张，这时又复活了；苏联思想界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早期一阵热情之后曾抛弃了这种主张。

甚至数理经济学家在经济改革的争论中也以他们的技术语言夹杂了这类民主化要求，比加，说它作为“管理的民主化⋯⋯是为了民众创造行为的发展。”另一种思潮也在起作用：例如，知识界试图通过经济改革为自己争取更高的收入，这个现象在东欧改革中尤其明显。还可听到为集体农民要求“宪法”权利的声音。

抵制

改革遭到各种各样的抵制，有小的理由和大的根据，出于混淆的和出于正当理由的，机会主义的和严肃思考社会前途的等等。

抵制态度一个大的根据是，改革完成了广泛破坏性的东西。当经济的改革最终与民主和自由的要求联系起来时——例如，地下流传的关于联合国人权公约的公民自由权的段落就是这样——，它对整个制度构成了挑战。

按照精英阶级对能力的声称（适合于模式 1），根本性批评的唯一声音在深刻含义上是破坏性的，甚至超过了它在技术方面的非法性。批评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就是宣扬不同于国家政权的观点。从它具有使利益多元化合法化的角度看，它也是破坏性的。国家的崇高地位还受到下述看法的削弱，即： 正像工业企业的经理需要目标和成绩指标一样，党和政府的官员也需要这样。

把企业经理放进市场关系的某些实际经验也具有扰乱作用。最大的变革出现在农业，在那里，集体的经理被赋予类似追求利润的企业那样活动的较大权威。两个后果说明，市场取向的管理方式何以造成破坏作用：人们最终断言，农场企业即集体农庄现在需要保障自己在市场中活动的能力的“权利”。而且，农民们开始显示出要求作为一个利益集团说话的迹象。模式 2

发出了取代模式 1 的威胁。

价格改革

然而，看起来，似乎那种比较受限制的价格和市场的“技术性”改革

——远不适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市场制度——也许在不会造成破坏的条件下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发问，为什么一个瞄准技术的改革和有效价格的有节制的积极性会受挫？人们常说，共产主义企业使用的价格——苏联企业的特殊价格——是仲裁价格。这就是说，它们不像有效价格或稀缺价格，后者产生于市场制度下企业的自由买卖。但是，如果它们丝毫不像有效价格，完全是任意武断的，它们肯定无助于计划者或行政管理人员对它们的任何使用。他或许还会以吨位或其他一些实物单位进行统计。

事实上，共产主义企业使用的价格大体上——极其粗略地——类似于有效价格。虽然不是像市场制度那样系统地与相对稀缺状况联接并因而有过分的歪曲，但它们并不简单就是偶然的或武断的。它们以特别的方式松驰地反映相对稀缺状况。这方面的证据是，它们具有与在市场取向的制度中占主导地位的可识别价格的类似之处。共产主义的价格继承了共产主义以前占主导地位的市场价格。不仅如此，共产主义价格的建立还不断受到在市场取向的制度中占主导地位的价格的影响，尽管很难讲多么密切和多么系统。比如， 斯大林曾以赞成口气提到中央委员们的一个看法，即：“棉花绝对比谷物昂贵得多，这已为世界市场上棉花和谷物的价格所证实。”此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价格还受到相对劳动投入的极大影响。当其他因素不变时，一个有高级劳动（复杂劳动）投入的商品被赋予了比一个有较低的或较差技能的劳动（简单劳动）投入的商品更高的价格。既然劳动在任何生产体系中是一个主要稀缺之物，劳动投入也极大地依赖有效价格得以表现。最严重偏离有效价格的价格是土地和资本的价格，因为马克思主义学说不承认租金和利息。但至少在苏联和东欧，人们找到了意识形态上不会招惹异议的伪装，把价格同各种变化形态揉合在一块，用它不完全地取代了租金和利息。

虽然说共产主义的价格大体上是有效价格，仍有必要强调它们是多么地粗略。在苏联的情况下，人们把它们描述成“严重扭曲的不合理的东西”。中国和古巴的价格有类似的问题。让我们提一个尖锐的问题。既然共产主义制度使用价格，既然之所以使用它们是这些价格至少是大体上的有效价格， 为什么一场有节制的价格改革会受挫呢？一个原因是，苏联多数的工程师和计划者并不理解价格。

价格改革受到经济学家的敦促，其根据是它有助于改善衡量办法、用不太稀缺的资源取代比较稀缺的资源、使产出目标符合生产它们时花费的成本。工程师鉴于自身的原因赞扬了工艺上的复杂性而不考虑成本。他们高度评价生产工艺的最佳方式，而不是适合成本的最佳方式。多年来在美国也存在类似的冲突，一方是军界领袖，他们要求有最先进技术的武器；另一方是作为顾问聘请的经济学家，他们想要的不是用尖端技术装备的极其昂贵的武器，而是“最有效的一击”。

不仅如此，价格改革还是一个艰巨的和令人头疼的工作。

苏联可能有两千万个价格。另一点原因在于，它从经济上讲是摧毁性的。朝一套新价格的转变极其困难。某些部门总会受损。当始料未及的混乱一旦出现时，这种混乱对许多官员来说似乎太严重，他们无论如何没有足够的信心去理解有效价格。它在很大程度上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政府始终不愿修改仲裁价格（它们导致多种进口货物关税）。

在美国，改革者的论点遇到了官员们同样的冷漠，后者要么不懂、要

么无视有效价格的任何长处；某些行业的受损情况严重到足以中止改革。 反对价格改革的另一种态度认为，尽管采用有效价格的目的是让价值

和稀缺方面的考虑取得对生产、投资、工艺、工业布局等问题的决策的重要影响，这些决策都涉及各种集团的重大利害关系。例如，许多地方的党的领导人宁肯继续实行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譬如说一个企业的设置不是取决于经济的评价，而是决定于有关他们工作的重要的政治考虑。他们同美国的参议员和众议员没有很大的区别，后者在参与政治分肥时是不管经济理论的。军方对价格改革是抱有敌意的，因为它担心出现面向消费者的经济的重新引导和偏离重工业。

在与东欧制度的关系上，也许可以说苏联希望保护整个苏联体系的既得利益。在东欧，市场化改革被认为对于东欧制度在与西欧贸易上的成功是有必要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价格改革构成了一个威胁——对于苏联在这些国家的统治，对于它们之间的贸易联系，对于苏联本身。苏联领导人懂得， 某些单纯的改革也会使这些国家多少离开对苏联的依赖，只要它们与西欧贸易不断扩大。他们也知道，一些东欧的领导人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而渴望发展贸易。

面向有效价格的运动不言自喻地含有使政治—经济结构和角色作出潜在的重大调整的意义。共产主义者比处在我们社会中的人更了解这一点，在我们这里，从未出现过深刻的价格改革的问题。例如，早在 1938 年，莫洛托夫（Molotov）就警告说，“价格牵涉的不是经济而是政治。”一个反对价格改革的进一步的看法是，新的价格将反映消费者的偏好而不是领导人的偏好。这里，无论是苏联领袖们还是外部观察家都犯有一个严重混淆的错误。不必把价格改革设计成反映消费者偏好的样子。我们已经见过，它们可以被制订出来反映领导人的偏好，例如计划者主权的市场制度的模式。

仍然有一个问题。世界上所有现存的市场制度都是围绕消费者购买这个核心建立起来的。价格在它们那里反映消费者偏好。尚无任何社会设计出一套反映领导人偏好的价格。可以理解，对于苏联领导人或其他任何人、包括西方经济学家尚不完全清楚的，正是如何在现实中取得它。

在苏联和东欧制度下，有一些经济学家掌握了计划者主权的市场制度的概念——光这是不够的；在美国，凯恩斯以后的经济学家们懂得经济稳定的新方法现在是可能的——这才是充分的。凯恩斯对控制衰退和通货膨胀提出了卓越的见解，它要求的仅仅是对公共政策作出有节制的改变，而它用了 20 到 30 年的时间才从经济学杂志上的文章变成了国会中广泛接受的思想。在市场制度下实行计划者主权的观念不是容易掌握的——即通过一套

与最终产品的计划目标相联系的市场，中央权威可以指导整个经济，这中间又不靠传统的权威主义控制。

这个观念之所以可能特别难掌握，是因为共产主义制度陷入了对企业的行政控制与靠财政控制反映出来的一个次要控制制度之间的冲突之中。在苏联，一套被设计出来但无力的价格体系试图引诱企业追求低投入价格和高产出价格，同时做出与它们的行政指令相反的决定。结果是，为堵塞漏洞而实行越来越严厉的控制。毫不奇怪的是，最高权威最终把通过价格实行的控制视为实现它的意志的一个障碍，而非贯彻这种意志的一个工具。

一种反对价格改革的决定性的意见——仅对少数理解反对意见的人而言——是按消费者偏好或计划者偏好建立有效价格其唯一已知的方式是创造

现实的市场。价格改革的实际意义在于，改革者们不得不消化的，并非一种新的价格，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市场制度。他们不得不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市场，与它有关的最终需求从政府、到中间产业、直至劳动力市场和自然资源市场。价格改革在经济组织中绝不是一种小小的改变。它直抵政府和市场角色的心脏。

企业自主性

如果说上述作为“技术”的价格改革的那种东西事实上含有建立市场制度的意思，那么更加不奇怪的是，建议中的行政管理的改变——更大的企业自主性——当然会产生令人烦恼的政治意义。

为何改革没能达到至少是充分扩大企业自主性和造成分散化好处的程度呢？在多种原因中，有一个是，许多企业的经理害怕会突然加给他们新的责任。他们怀疑自己是否具有所需的新的能力。而且，那些把自己生涯押给行政上司、甚至押给企业“小监护人”的党的官员们，从职业考虑而担心改革。当行政的分散化用中央行政官员的代价增加了地方或省里官员的权威时，直接的分散化对于企业来说仍然毫无希望。更重要的是，看来随着苏维埃开始分权——给予企业某些自由，例如它们如何以及靠什么投入才能取得它们的产出目标——有一点变得明显起来，即改革后企业之所以能做出投入的有效决定，仅仅是因为价格不再是仲裁的。如果它们仍然是仲裁价格，企业就会不充分地使用高价投入，并过分要求低价投入，而不顾实际的稀缺状况和投入的效率。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内分散化改革常常搞得很糟，原因正是旧的价格还占据主导地位并误导了企业。企业自主性的改革无法立足。它需要价格改革。

领导的双重性

除了对企业自主性的异议之外，还有一个反对意见：共产主义者反对市场取向的制度那种类型的领导的双重性，反对企业经理在这里享有特权地位。总而言之，完全有理由认为，他们害怕“工业特权人物”的出现。

为了在共产主义社会内建立市场制度，需要企业经理必须能自由地拒绝生产由最高权威要求生产的东西，除非后者愿意付出必要的价格。一个实质上的双重领导因而在共产主义市场制度下是必要的，像在任何其他制度下一样。它不止是私有财产的一个后果。

而且，需要一套规则体系——用规则约束更高的官员，防止他们命令他们不情愿付酬的事情。为了影响高层次的控制，最高官员必须同意，在较低的层次上，他们的手是受束缚的。这样一个安排也许没有“资本主义的气味”，但它对管理精英来说确有立宪自由主义的微弱味道。

甚至设想共产主义领导人不采纳充当傲慢的讨价还价人的前景暗淡的主张，但新的政权肯定是一种互惠互利的控制，而非通过命令实行的单向度的控制。

在对新的领导者有关所谓委托决策的控制上，苏联领导层将遭受最严重的损失。我们在第 11 章已注意到，对于将要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市场制度给予消费者或计划者一种相对直接方便的控制，但没有让他们控制委托

决策，如工厂选址、技术工艺、劳动力的组织、经理的招平等问题上的决策。委托决策受到消费者或计划者购买的控制，仅仅指这样一个范围，即：

竞争或自觉降低同等成本的法则，迫使经理们寻找最低成本的解决办法。我们已指出了怀疑下述论点的根据，那就是，任何这类法则都是有作用的。如果说政府领导人会以譬如说这样一种方式设置一个工厂，即它是为了地区发展或实现其他特殊目的，那么市场制度从不向企业经理发出任何这类信号或指示。

作为贯彻最高权威对经济的控制的一个手段，计划者主权制度在一个关键方式上有别于行政的控制。像第 11 章指出的，一种控制是靠详细说明最终后果，另一种控制是靠说明程序。在计划者主权的市场制度下，为了按照计划的生产目标实现对企业的更有效的控制，最高权威不得不屈从于许多这样的控制；换了别的场合，最高权威通常会对全部生产过程加以管理。问题在于与实业界在私有企业制度中的特权地位对应的实体的出现。尚不清楚的是，即便是一个消息灵通的和通情达理的最高领导层，是否会接受这样一个态势。不仅如此，若在重大公共政策方面出现了双重领导，可能会给它的利害关系造成新的复杂性。其中之一是要求更大的工会自主性。市场制度让企业经理追求有偏向的资源配置的效率——不顾其他的国家目标，这种目标也许承担着比方讲工厂设置或工艺选择的任务。作为市场改革的一个结果， 企业经理会因此成为模式 2 类型的第一个公开声称自己利益的专家或党派领袖——这种人不会“在理论上”追求单一的集中的国家利益，而这正是现在所有共产主义领导人按照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服务的对象。人们也许谈论把工会作为对企业经理的一个必要的平衡抵消力。即使新的有派性的经理仍然处于“政治”之外（按照一般认为的“政治”含义），他们还是会按照自己的考虑，和根据可以视为对立面的抵消集团的考虑，推出制度内的多元化的创新。

对我们有启发的，不是 60 年代关于市场化改革的冲突的解决方案，而

是这场冲突本身。由于无法让模式 1 的追求富有生命力，60 年代时，苏联领导人和技术专家比起以往几十年更多地敞开了他们的心怀，来对待模式 2 式的大的混合体可能具有的长处。最终他们还是放弃了一个新的发展进程。使他们回头的考虑，揭示出市场对政治的巨大影响。我们在有关多头政治的分析中已经看到这种影响。我们现在又在共产主义制度中见到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