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远和平解放

1949 年 8 月 26 日，一列开往归绥的专列，由北平前门火车站徐徐起动了。站在车门口的傅作义将军和邓宝珊将军，频频向前来送行的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治委员薄一波招手致意。傅作义此行是促使绥远和平解放。 1949 年 1 月北平和平解放后，国民党绥远省主席、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

长官董其武率领的第 9 兵团部等 6 万余人驻守归绥、包头地区，处境孤危， 上层开始分化。董其武等主张走和平解决的道路，但有些人仍主张向西撤退， 极少数人则主张以武力顽抗。

针对这一情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 2 月 22 日接见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重要贡献的傅作义将军时，与其就如何解决绥远问题进行了商谈。

毛泽东对傅作义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起义。还是以前说的，给你们编两个军。”

3 月 5 日，毛泽东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采用和平手段解决绥远问题的“绥远方式”，即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争取其在政治上站在革命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人民解放军集中力量首先解决残余国民党军的主要部分，在一段时间后再将暂时保留的国民党军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党中央据此方针提出了和平解放绥远问题的各项具体政策，由华北人民

政府和傅作义将军互派代表在北平谈判。

之后，经过傅作义将军从中斡旋，双方通过谈判，于 3 月拟定了包括军队划界驻守、平绥铁路通车、在绥远使用人民币和互派联络人员等项内容的

《绥远和平协议》草案。经董其武同意后，于 6 月 8 日签字生效。

7 月中旬，华北人民政府组成联络处进驻归绥，协助董其武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在此期间，国民党蒋介石为阻止绥远的和平解放，不断派遣人员以威逼利诱、策动哗变、武装检查华北人民政府驻绥办事处等手段，破坏和平协议。

为促使绥远早日和平解放，8 月 26 日，傅作义将军受党中央委托赴绥远协助董其武组织起义。此行带有现洋 20 万元以慰问绥远部队官兵。

在全国胜利形势的影响和我党政策的感召下，董其武排除国民党反动派设置的种种障碍，准备进行起义之际，已迁移到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得知傅作义离北平赴绥远促成起义，便展开了一系列紧张活动。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密电潜伏在绥远的特务：“傅作义认贼作父，拱手让出华北。近闻该逆

潜伏绥远，企图鼓动部队降匪，着速就地刺杀，任务完成，本局当有重赏。” 傅作义到达包头后，还接到蒋介石的电报：“你这次回绥远，如同我当年西安事变后回南京一样，一念之差，铸成今日危亡之大错，你要接受我的教训， 不要自误误国误部下⋯⋯希接电后，即来重庆，我当派飞机前来接迎，并委以重任，共谋党国之复兴！”还收到代总统李宗仁和阎锡山的“贺电”，庆贺傅“脱险”，邀请其到广州。傅将军对此均一笑了之，搁置一旁，他不为威胁利诱所动，也不怕阴谋暗害。

经过傅作义将军的不懈努力，董其武率绥远军政各界和各民族代表共 39

人于 9 月 19 日联署通电起义。至此，华北全境获得解放。

随后，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6、第 37 军和骑兵第 4 师。

1950 年 12 月编组成第 23 兵团，董其武任司令员，高克林任政治委员。

绥远的和平解放，是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人民解放军解决残余国民党军的一种新的方式，这种方式的作用在于使人民解放军能集中力量解决主要方面的国民党军。正是由于党中央在华北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方式，因而人民解放军能将第 18、第 19 兵团及时转用于西北战场执行更重要的任务， 并使绥远兵不血刃地获得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