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城天日开

1949 年 12 月 9 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策动下,毅然率部起义,从而关闭了国民党军逃往缅甸的大门。这一义举,被毛泽东主席称之为“昆明起义”。

1946 年至 1949 年,卢汉深感处处受国民党中央的排挤和控制,久已心怀不满。1948 年底,滇军 60 军在长春起义,93 军在锦州被歼,这使卢汉大为震惊。另一方面,共产党在全国节节胜利,云南境内的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武装力量蓬勃发展,以及云南人民要求解放的愿望, 都在强烈的影响着卢汉。卢汉依托国民党蒋介石的信心彻底动摇,使他不得

不另寻出路。

为了促成卢汉的起义,必须物色合适的人选,做卢汉的工作。

周体仁原为国民党傅作义部一个集团军的兵团副司令,后任北平市警备总司令,参加了北平和平解放。起义后为人民解放军北平警备副司令员,对北平市的社会治安、文物、公共设施的保护作出了积极贡献。周体仁是云南景谷县人,傣族,与龙云、卢汉等较熟,经朱总司令推荐,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决定派遣他到云南策动卢汉将军起义。

10 月初,周体仁第一次悄悄地拜访了卢汉将军,试探卢汉对起义的态度,并向卢汉介绍了北平和平解放的经过和傅作义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情况。

卢汉得知共产党、解放军对傅作义等将领的宽宏态度和对傅作义委以重任感到欣慰。但又不无忧虑地向周表示:

“再打下去不是办法,起义是条出路,但全国绝大部分省份已解放,这时起义恐已晚矣。”

周体仁以北平的和平解放为例,向他说明: “当时解放军已兵临城下,傅作义才准备起义,中共还是接受傅将军的

起义,何况人民解放军的主力还未到达云南,起义还是不迟的。”

10 月中旬,卢汉又约见周体仁,向周表示了率部起义的愿望,但又面带难色地说:

“中共中央曾通过香港有关人士同我有过联系,但不知何故联系中断, 是否由于昆明发生了一些事情,使中共方面改变了态度?目前的最大问题是与中共中央联络不上。”

周体仁当即表示: “如果卢汉将军决心起义,我愿意为将军与中共方面搭桥。”

由于刚经过“九九整肃”,蒋介石曾于 9 月初在重庆与卢汉进行过密谈, 恐卢汉有变,周体仁只字不提自己是受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委派的。

与此同时,周体仁对卢汉及其部下起义的可能性进行了一些调查,接触了一些云南政界人士和将领。特别是同龙泽汇、曾恕怀、谢崇文等进行了接触,了解了一些情况,感到卢汉及其部下对起义是有诚意的。于是,周体仁第三次晋见卢汉将军,这次,他如实向卢汉说明,自己是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委托前来昆明与卢汉将军面商云南和平解放大计的,并转达了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希望,请卢汉将军率部起义,为云南的和平解放作出重大贡献。

卢汉将军得悉周体仁是受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的委托来同他面商起义大计时,感到十分惊喜,决心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立即举行起义。周体仁又向卢汉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

云南举行起义的最好时机是在人民解放军消灭蒋介石的白崇禧、胡宗南两个集团军之后,向云南进军之时,起义部队可配合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在云南的中央军。蒋介石还企图以云、贵、川、桂为基地组织最后防线,阻止解放军解放大西南,对此,望卢将军高度警惕。

昆明起义最大的障碍是国民党中央军新 8 军、26 军和宪兵部队。

卢汉同周体仁商量后,拟定了起义计划:由卢汉将军以云南绥靖公署主任身份,以阻击人民解放军入滇为理由,命令新 8 军开赴滇黔桂边界,26 军开赴滇桂边界,将该两军调离交通沿线和昆明地区;将驻大理的卢汉第 74

军(余建勋部)调驻昆明地区协同 93 军(龙泽汇部)保卫昆明,待命起义。以龙、余两军消灭昆明的国民党宪、警武装及其他国民党驻昆机构。这样, 起义部队可以配合人民解放军将新 8 军、26 军夹击歼灭于滇、黔、桂边界地区。在此期间要坚决阻止国民党中央军其他部队进入云南。起义时间预定为1949 年 12 月 15 日左右(后因情况变化,起义提前实施)。

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到 11 月下旬,贵阳、重庆相继解放。这时,云南各地要求和平解放的呼声更加高涨。在城市,工人、学生、街道居民都纷纷走上街头,散传单,写标语,举行集会游行,要求民主,要求解放;在广阔的农村,革命活动也很活跃,到处流传着“桃花开,李花开, 桃李百花开,迎接解放大军进山寨”的歌声。人民要求和平解放的呼声震动着三迤城乡。

12 月 9 日,卢汉接到成都来电,得知张群将来昆明。根据当前形势,他认为这是千载一时的天赐良机,当机立断:马上起义。卢汉又故示镇静,施放烟幕,以迷惑蒋介石在昆军政人员和特务的耳目,特于当天下午在私宅大摆筵席,宴请美国驻滇总领事陆德瑾和副领事,英国总领事海明威,法国总领事戴国栋。汽车盈门,宾主尽欢,谁能想到事变就在眼前?

颇有韬略的卢汉准备趁张群大驾光临之际,假借张群召集开会之名,把蒋介石在昆的军政首脑这些“大鱼”一网打尽。

  1. 点 50 分,应通知“开会”的人纷纷到来,被全部扣捕。被扣捕的人员名单如下:

李弥,国民党第 6 编练司令兼第 8 军军长。

余程万,国民党第 26 军军长。

石补天,26 军 93 师师长、已升 26 军副军长。沈醉,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省站站长。 李楚藩,宪兵西南区副司令。

童鹤岑,宪兵西南区参谋长。

沈延世,空军第 5 路军副司令(以上 7 人参加开会)。

蒋绍禹,昆明航空总站站长。此人未参加开会,是在新公馆外面,坐在吉普车上等他的副司令沈延世时被抓着的。

  1. 日 22 时,卢汉发出了起义通电。

卢汉起义后,因张群是自己的老长官之故,让他搭乘飞机去了香港,成为一件憾事。后来,卢汉在北京见到毛主席时,向毛主席承认了错误。毛主席笑着说:“人非圣贤,岂能无错,知道错了改了就好”。原谅了卢汉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