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邓挥兵进西南

我解放大军横渡长江、解放上海之后，毛泽东深谋远虑，及时抓着有利时机，调整部署，将 1948 年 12 月确定的在渡江战役之后由 2 野、3 野经营

东南，改为 2 野在恰当时机进军西南，于 1949 年 5 月 23 日提出：“2 野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

7 月 16 日，毛泽东针对敌人力避决战的新特点，提出了对中南、西南诸

敌实行远距离迂回围歼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他指示 2 野： “刘邓共五十万人，除陈赓现率之四个军外，其主力决于九月取道湘西、

鄂西、黔北入川，十一月可到，十二月可占重庆一带。另由贺龙率十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邓、贺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刘伯承、邓小平深感毛泽东韬略高明，谋虑深远，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

委的指示，于 8 月 19 日拟定了向川黔进军的基本命令。该命令指出：“本野

战军主力（除 4 兵团）之任务，在于攻击贵阳及川东南，以大迂回之动作， 先进击宜宾、泸肥、江津地带之敌，并控制上述地带以北地区，以使宋希濂、孙震及重庆等地之敌，完全孤立于川东地区，尔后即聚歼这些敌人，或运用政治方法解决之，以便协同川北我军逐次解决全川问题。”

这个命令创造性地把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关于“远距离包围迂回”的歼敌方针加以具体化，对大迂回的战略意图、进军方向、兵力部署、具体要求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命令要求 2 野主力以大迂回的动作，从黔北进入川东南， 切断包括宋希濂、孙震两部在内的川中所有敌军南逃贵州、云南之路，以利我军包围聚歼。然后再与 1 野第 18 兵团协同作战，歼灭胡宗南部，解决全川问题。命令具体要求：

5 兵团于 9 月初由（江西）上饶弋等地出发经南昌、长沙，10 月 10 日以前到达（湖南）武冈、邵阳、湘潭之线，11 月 20 日以前攻占（贵州）贵阳、黔西，尔后第 17 军留置贵阳，兵团主力应于 12 月 10 日以前经毕节进击（四

川）宜宾至纳溪地带之敌，协同 3 兵团作战；

3 兵团 10 月 10 日以前到达（湖南）常德、江陵之线，11 月 20 日以前攻占（贵州）遵义、彭水、黔江，尔后以一个军控制咸丰、黔江、彭水，监视与牵制（四川）涪陵至万县等地之敌，待机作战，兵团主力于 12 月 10 日以

前进击泸县至江津地带之敌，协同 5 兵团作战。

刘、邓首长要求两兵团协同作战，完成渡江攻占宜宾至江津地带后，顺势攻占富顺至壁山之线。这是战役谋划的大手笔，是一个双层大迂回包围歼敌的计划。第一层大迂回包围由 3 兵团实施，第二层更大范围的迂回包围由

5 兵团完成。一旦这个双层大迂回包围的计划实现，川东和重庆之敌南逃云南之路将被彻底截断，我军瓮中捉鳖，四川境内之敌被全歼的命运也就完全注定了。

“8·19 命令”很好地体现和补充完善了毛泽东关于进军西南力求全歼敌人于国境之内的战略思想。因此中央军委于 8 月 20 日迅速回电，对刘伯承邓小平拟定的“8·19 命令”表示完全同意。9 月 12 日，毛泽东致电 2 野和4 野领导人再次指示说：“二野的两个兵团以主力一直进至重庆以西叙府、泸州地区，然后向东打，占领重庆。”“总之，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至此，大迂回大包围歼敌方针完全形成。

战略部署定下，战役实施仍需施谋用计。毛泽东、刘伯承、邓小平运用了一系列“兵不厌诈”、“声东击西”的谋略，有计划地给敌造成了错觉， 领导 2 野部队实施了一系列的调动和佯动。

9 月中旬，2 野第 5 兵团和第 3 兵团第 10 军从浙赣线出发经赣西和湖南的湘潭、邵阳地区，隐蔽秘密地向湘西黔东集结。此时，4 野第 12 兵团正在经湘潭、湘乡向南进军，第 13 兵团经湘西向南进军，起了掩护 2 野主力西进的作用。2 野第 3 兵团则公开由浙赣线出发经南京北上，到达南京时，南京人民举行了热烈欢送 2 野北上的活动。

接着，一列列满载兵员和武器的火车从浦口往北开，在徐州转陇海路西进郑州。刘伯承在郑州人民欢迎 2 野的大会上公开发表讲话，表示了经陕西

南下四川的决心。新华社对此还发表了消息。这样既起了掩护 2 野第 5 兵团

向贵州进军的作用，也给敌人造成了 2 野主力将首先从陕南入川的错觉。

然而，在实施了上述一系列佯动之后，2 野第 3 兵团却由郑州秘密南下， 经信阳、孝感等地向鄂西秘密挺进。

在通过调动兵力故意示形于敌，造成敌人错觉地同时，毛泽东及刘伯承等人还通过领导人的活动行欺敌之策。九、十月间，当 2 野全军正秘密向鄂西、湘西、黔东地区集结时，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却出现在了北京。8 月，

毛泽东安排邓小平在全国政协筹备会议上作报告。 10 月 1 日，刘、邓在北京同时出席开国大典。在此期间，毛泽东与刘、邓、贺一起当面会商了我军进军西南问题。其后，直到 10 月 20 日，刘、邓才离京赴湘，就近指挥已达

常德、湘潭一线的 2 野部队向四川进军。

刘、邓北上之日，正是 2 野主力通过华中地区，隐蔽地向湘西、黔东开进集结之时，经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同意，2 野部队完全以 4 野部队的名义出现，其作战事宜也统由 4 野首长指挥，这既有利于两大野战军的协同配合，

也有利于隐蔽 2 野向西南进军的战略进军方向，以收出奇制胜之效。

此外，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具体部署，在 6 至 8 月间，陕南军区、湖北军区、4 野第 13 兵团等部队分别在川陕边、川鄂边实施了军事佯动，也给敌造成了错觉，以为人民解放军将从陕南、鄂西先行入川，从而有力地配合了 2 野的军事行动。

上述一系列活动，使敌人产生了错觉，错误地把防御重点放在川陕、川鄂边，对川湘边则疏于防范。这样，我大军便出其不意地突然出现在川湘边、湘黔边，并进军贵州。在蒋介石惊叹贵阳危急，重庆难保之际，11 月 13 日， 陈立夫和 70 余名立法委员发电报至台北，催促蒋介石赶赴渝坐阵，挽救危局。

11 月 14 日，蒋介石怀着“明知其不可为，而在我更不能不为”的心情， 决心再作一次最后的挣扎，再次飞抵重庆，调胡宗南部增援重庆，做挽救重庆危局的最后努力。

毛泽东从歼灭胡宗南集团迅速扩占全川的战略目标出发，提出了吸引胡宗南部据守重庆加以歼灭，打一个像“聚歼汤恩伯于上海那样的好仗”的想法。为此，他于 11 月 27 日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商量这一设想是否可行。电报说：“根据蒋介石令胡宗南以汽车八百辆运其第三军到重庆。请注意（一） 是否吸引更多的胡宗南部到重庆。（二）我向重庆方面攻击之各军是否有必要稍为迟缓其行为，以利吸引较多之敌军据守重庆而后聚歼之。”

刘伯承、邓小平接电后，马上进行了认真磋商，根据战场情况，于当日即回电，向毛泽东提出了不宜在重庆聚歼胡宗南部，不宜迟缓攻占重庆之行动，“仍以尽可能提前渡江，并视情况注意或夺取重庆为较稳当”的建议。接着，刘、邓陈述了六条理由：“（一）蒋调第 3 军援重庆系建筑在罗

广文能守住南岸綦江、南川地区，孙震能守住由涪陵迄万县江防的前提上， 如果我在南岸能基本歼灭了罗广文，而孙震兵力又感单薄的情况下，蒋又可能改变其计划。（二）我 12 军及 11 军主力，明俭日（28 日）可能占领綦江及其以北之龙岗场。敌第 3 军养日（22 日）始由汉中南开车运亦难赶到， 即使赶到，如没有后续亦无大作为。蒋胡之持久战，似亦不致加调兵团置于此绝地。（三）我西路 3 个军至迟亥月（12 月） 10 号可达泸州、合江江边， 如我迅速渡江并控制泸州、松山之线，则胡宗南退滇之一条公路线即被截断。因此，敌一经发现我进到叙水、赤水，即将考虑加强川西与康东之沿线。（四） 我如能在江南歼罗，则重庆较易夺取，早点夺取重庆使工业不受大破坏，则我可早日依托重庆供给大军，经营全川。（五）重庆地形险要，如较多兵固守，攻取费时。（六）在敌薄弱时，至少在一段早点争取渡过长江、跨江南北机动，较为有利。”

以上这封电报深刻地反映了刘伯承、邓小平善于独立思考，敢于为革命负责的精神以及虑事周详的非凡才能。他们尊敬毛泽东，但为了党的事业，

又能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当前战场情况，实事求是地提出自己的见解。接到刘邓请示电后，毛泽东很快即于 11 月 28 日回电答复：“但如你

们认为罗广文被歼后，重庆已无多兵防守，势必早日逃走，不如迅速占领重庆，较为有利，则你们早日夺取重庆的计划是适当的。”毛泽东完全采纳了刘邓的建议。在同一复电中，他又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和应采取的相应对策供刘邓考虑：“如重庆之敌并无逃走之意，则 11、12 军于歼灭罗广文后，于重庆上游渡江占领江北一段，然后看情形再定攻城计划，似较适宜。”

毛泽东在 11 月 27 日的电报中连续两次使用“是否”二字，在 11 月 28 日的电报中则强调：“请依情况发展酌定之。”从上述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到毛泽东尊重实际，发扬民主，善于集中集体智慧的作风。

经过上述一系列决策过程，全歼西南之敌的方略完全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