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三大问题　罗兰

和西方朋友谈中华文化，常引起他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孔孟老庄都是两千多年以前的人了，你们怎么还遵奉他们的话呢？”

这问话不仅是表示对我们遵奉先贤的态度不解，而且言外之意，还表示：“像这样，你们怎么会进步？”

我觉得，问题的关键在于“进步”这两个字。

西方(尤其是美国)人的观念，“进步”就是不断地汰旧换新。不要说今天的人要比两千年前的人进步，就是五年后的人也得比现在的人进步。这是由于他们把判断科学技术的标准用来判断思想与智慧。其实，不仅是西方人，我们自己也常说：“孔子或老子在两千五百年前即已说过了。”或“孟子在两千多年以前就能说出这样的话，实在令人惊奇。”好像人类的智慧应该像科技一样，日新月异，突飞猛进似的。

科技进步，一日千里，不断地汰旧换新，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不但林白当年横越大西洋所驾的飞机，在今天的波音747面前相形见绌，即连去年的汽车，也已变成“旧”型。超级市场天天有新产品问世，比旧的更为合用。但人类的智慧却并非如此，在遥远的地球另一端，与孔子同时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稍晚的亚里斯多德，也没有因为两千多年时间的阻隔而降低了他们哲学家的地位。因此，我们只能说，“人类的智慧是在相当程度的文明形成之后，才能更加显现的一种潜力。”由于时代与地域的不同，会产生不同思想方式和不同成就的哲学家，而并没有进步与落伍之分。有些哲学思想经不起时代的考验而被人推翻了，那是个人智慧与成就的问题，和时代并无必然的关系。真正高超的哲学家的思想，不但不会受到时间的限制，而且他们所发现的哲理不会受到地域的限制。老子哲学能在崭新的现代欧洲受到欢迎，即可证明真正的哲理不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并且也是垂之万世而不朽的。

这原因在哪里呢？为什么人类尽管在科技上日新月异，新旧分明，而真正思想上的成就却不会受到时代的淘汰呢？

这使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生活中，有某些问题的素质是不变的，是恒存的，是古今中外所共通的。

这些素质，大体说来，一是生死的问题，二是人际关系的问题，三是生命的价值或对成败如何解释的问题。

这三者，既不会随着科技的进步而改变，也不会随着科技的进步而消失。它们一直受着每一个人的关切，使每一个人感到困扰，是每一位古今中外的智者希图求得一个可行的解决之道的问题。而这“可行的解决之道”，无疑的，要属我国的孔孟和老庄所提出的答案最多、最好，也最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他们思想上的成就虽然和当时混乱的时代有关，但那是受了时代的激发而引起了他们的深思。如果孔孟老庄生在现代，他们在上述三个问题方面，也必然会用现代的语言写下他们针对现代生活而产生的哲思，加入现代生活实例的印证。

关于生死的问题，孔子是“未知生、焉知死”，避而不谈的，因为他知道谈也无益。他所注重的是“可行之道”，既知无能为力，谈它作甚？庄子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他认为，死后或为鼠肝，或为虫臂，都不过是“以不同形相禅”，(《庄子寓言篇》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个人不过是天地万物大生命中的一次演化，死后发荣滋养了鸟兽虫蚁或植物，也仍然是化为“万物之一”，只是形状不同而已。这两种态度都证明是最好的态度，为现代人所惊服，并未随着科技的进步而失去其真理性。

关于人际关系的问题，更是自古迄今，一直存在着的问题。我们只要在这世上一天，就一天难逃人际关系的困扰与负担。古今哲学家曾千方百计，试图寻求一个最好、最和谐的办法，但事实证明，人际关系是天地间第一项最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孔子是人际关系问题的专家，他用“礼”来规定“应如何”，要求人们“在感情的基础上，用理智来遵奉”。“感情的基础”是肯定人有先天的亲子之情，后天的夫妻之情，君臣、朋友、师生之情及仁人爱物之情。但这些情，要用“礼”来规范，始不致失去控制而泛滥。因此他强调人们要遵奉伦理，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要长幼有序，要有孝悌忠信来做为立身处事的基础原则。人们受教育，先从“礼”字做起，这是世上最有秩序的人际关系的蓝图。以夫妇这人伦之始来齐家，给社会奠定了秩序，使儿童受到稳定的照顾，学到孝悌，然后推而广之，用孝悌的精神去忠于国家，信任朋友，由孝悌而不“犯上”，由不“钝上”而不“作乱”，而达到国家治天下平的目的。这一整套人与人间的相处之道，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虽然它给人们许多约束，却也证明，它仍有许多现代观念所无的好处。现代人为了个人的自由，摆脱了伦理的约束。单打独斗闯天下，所造成的问题也正是旧时代孔子伦理教育之下所无的问题。现代人有了个人自由，却失去了亲朋援手，儿童与青少年的问题多，造成社会许多乱源，也没有较圆满的解决办法。这使它只有好处而没有缺点，使人只有收获而不必付出代价的。只是现代人较乐于选择孤立，以便我行我素，情愿牺牲各种感情上的照顾而已。

关于生命的价值及成败的解释，也一直是人们追问不休的问题。孔子和孟子主张“成仁”与“取义”，认为为了仁与义，舍弃生命在所不惜。因为那就是生命的最高价值。老子与庄子则主张因任自然，认为既然有了这生命，就要它逍遥自适，宁“曳尾于泥涂之中”也不去卑躬屈节，追求高官厚禄。道家把个人看得很小，却也认为，唯有当你不自以为大的时候，才能“成其大”，才真正与天地万物同样博大。而后人把这两种不同方向的对生命价值的解释融而为一，认为人本来就有要求自由适意和希图有益于世并与环境协调合作的两面，因此把这两种态度综合起来，变成“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既有了精神性灵上的较高境界，也不违拗人们想过人世生活的另一天性，遂成为一种综合而合乎中庸之道的生活态度。

至于成败，老子和庄子的解释最好。他们认为“凡物无成与毁”，是以各人好恶为喜忧，而“唯达者知其通为一”的。认为“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是告诉你，不要只看事物一面的成毁，而要看它的两面；是“成固欣然，败亦可喜”的。这种生活态度使人眼光远大，也是对成败的更高一层的解释，使人对苦乐穷通不再采取固执的态度。

面对人生诸般问题，儒家给你力量，道家给你境界。使人们可以一方面尽力而为，一方面对成败持较哲学的看法，减轻了人们精神上患得患失的负担。

现代人自诩聪明与进步，但是在面对这三项人生大问题上，并没有比古人更进一步的贡献。这说明了两千多年前的人类与现代的人类并没有什么基本上的不同。而且说不定再过两千伍百年，人类仍然是在这三项问题上打转；而转来转去，还是得向我国这几位哲学家去问路呢！

假如上帝真给我们准备了一个天堂，那天堂和这世界当不会有什么两样。只不过上帝所要我们去追寻的那个天堂里，没有这份愚昧——自私与猜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