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昌文化在国外

在四川剑门古蜀道南端的梓潼县境，神话传说“五丁开山”处的北侧， 有一座天造地设的奇山。山上古木参天，宫观成群，紫气氤氲，令人飘飘欲仙。这便是神奇的“文昌帝君”发祥地，海内外炎黄子孙前来寻访的“文昌古庭”：七曲山文昌宫。

“文昌帝君”是天人合一的综合体，即东晋大善人张亚子和天上文曲星的交融。张亚子曾经在此穷乡僻壤扶危济贫，传道解惑；倡文明，图昌盛； 后人感其德行，将其神化，竟以天上“至文运”“司禄籍”的文曲星称誉。1700 年来，文昌功德不胫而走，文昌信仰风靡全国。尤其宋、元、明、清以来，以文昌“降笔”名义编撰的《文昌帝阴骘文》、《文昌大洞仙经》等诸多善书广为流传，景仰文昌的诗文、书画、雕塑、音乐等文艺作品层出不穷， 崇尚文昌的民俗活动风行各国，敬奉文昌的宫观、塔、阁遍布华夏。凡此种种，充分反映了人们崇拜圣贤、渴求幸福的情况。这一切，构成纷繁多采的文昌文化，丰富了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

文昌文化不仅在中国大陆和台湾、港、澳都有广泛影响，并且进而飘洋过海，远播国外。

国外最早接受文化的要算朝鲜。至迟 15 世纪初叶，文昌文化已传入朝鲜

半岛。据柳得恭（1748—？）《盎叶记》卷 2 记载，李氏王朝太宗十七年（1417），明成祖朱棣赠送朝鲜《善阴骘书》六百部。此事在《李朝实录》中也有记述； 太宗十七年，国王派使臣金渐、文闵生送韩、黄二女入宫，明成祖“赐菩萨”、“如来歌曲三百本”，“神僧传三百本”，“礼部尚书执金渐手曰：‘此歌曲不颁于诸国，惟汝朝鲜礼义之邦，且敬爱殿下，故特赐之。’”可见这是中朝友好往来的一段佳话。所谓“歌曲”，当指可供讲唱的经文；而“神僧传”则系道、佛事迹。因其内容重在劝善惩恶，修身养性，统称为“善书”。这六百部善书中就有《文昌帝君阴骘文》、《文昌帝君劝学文》、《文昌应化元皇大道真君说注生延嗣妙应真经》等文昌经诰；还有别的经书，如《三圣训经》（关圣·文昌·孚佑）也包含着文昌训戒。这些文昌经诰，首先在王宫和道观中流传起来。

随后，朝鲜的宫观开始供奉文昌帝君。李朝世祖十一年（1466），国都汉城道观昭格殿扩建改称昭格署，其中的三清殿内，便设有梓潼帝君（即文昌帝君）的神位，与玉皇大帝、太上老君、普化天尊等同居一殿。显然，文昌帝君是作为道教尊神敬奉的。都城如此，别的道观也加以仿效。从此，文昌帝君广受朝鲜人民的瞻拜。

明成祖赠送朝鲜王的善书都是汉文本，一般的朝鲜人难以阅读。为了扩大读者面，朝鲜的学者和宗教界做了两项解除阅读障碍的工作。一是翻成朝鲜文。英祖十一年（1734），出版了朝鲜文译本《文昌应化元皇大道真君说注生延嗣妙应真经》。译本更为盛行的是高宗时代。仅高宗七年（1870）， 一年里就至少刊印了四种文昌经诰译本。当年，昭格署遵奉王命，编译了分别以《过化存神》和《敬信录谚解》为总书名的两批善书，前者刊有《文昌帝君阴骘文》、《文昌帝君劝学文》等。同年还出版了内含文昌训示的《三圣训经》译本。二是为文昌经诰作注，编印朝鲜文注释本，流行于世的如《阴骘文注解》。

由此看来，文昌文化在朝鲜的传播，大致经过四个步骤：始于明成祖赠

书、继而宫观设祭，再则翻译出版，进而注解经诰。

文昌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则有着不同的情况。文昌经诰传入日本大约在江户时代（1603—1867）初期。根据已发现的材料，日本最早接触文昌经诰的是十七世纪中叶撰有《养生训》的著名文学者贝原益轩（1609—1677）。贝原读过文昌帝君劝善书《阴骘文》，并在其著述中有所反映，看来这类善书是通过中国清初东渡日本的隐元禅师和自中国回归日本的心越禅师传入的。隐元（本名兴俦）也回到日本，二人分别成了黄檗宗和曹洞宗的开山祖师，致使中国善书在日本流传开来。文昌经诰很可能就是此间开始传入日本的。江户末期，日本出现不少文昌经诰的日译本。如文政年间（1818—1829），

出版的译本有《日语阴骘文绘钞》（1820）、《文昌帝君丹桂籍》（1829） 等。当时热衷善书、笃志修行的著名人物长谷川延年（1803—1887），十分崇拜文昌帝君，15 岁即熟读《阴骘文》，文政六年（1823）又喜获集善书大成的《文帝全书》（30 种），便不惜巨资大肆翻刻成《文昌司禄宠仁梓潼帝君敕封》等单行本。分赠爱好者。这部《文帝全书》，后来出了全文排印本， 昭和六十年（1985）还出了缩印本。

由此可知，文昌经诰传入日本的渠道，不是像朝鲜那样通过朝廷馈赠， 而是借助僧道往来；文昌经诰在日本的刊行，也不缘于官方的提倡，而主要出于文人学士的热心，民间色彩较为浓厚。

日本收藏了相当丰富的文昌经诰。仅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就藏有以下 10 余种文昌经诰版本：

《文昌帝君事略》（1 卷）附《文昌帝君文辞》1 卷。明·张邦济辑《格致丛书》，万历中钱塘胡文焕刊本。

《梓潼帝君化书》（1 卷，首 1 卷）明·张邦济辑《格致丛书》，万历中钱塘胡文焕刊。

《丹桂籍》（4 卷，首 1 卷，末 1 卷，续编 1 卷）明·顾正辑，清·赵松一重辑，乾隆十四年同人刊本。

《梓潼帝君救劫宝章》（1 卷，附《劝惜字纸文》）明·张邦济辑《格致丛书》，万历中钱塘胡文焕刊本。

《文昌帝君阴骘注文》（1 卷）清·姚元滋注释。

《阴骘文广义》（2 卷·附补阙一卷）清·周梦颜释义，清·释印光补阙，乐善社辑《福寿宝藏》，上海大众书局民国二十五年排印本。

《阴骘文图说》（4 卷）清·黄元正绘图解说。

《阴骘文集证》（1 卷）清·阙名集证，乐善社辑《福寿宝藏》，上海大众书局民国二十五年排印本。

《阴骘果报图注》（不分卷）清·黄元正。

《文昌孝经》（1 卷）清·黄元正图注，光绪十七年点古斋石印本。

《文昌孝经》（ｌ卷）清·朱■石校，乐善社辑《福寿宝藏》，上海大众书局民国二十五年排印本。

《文昌帝君省心录》（12 卷）清·四香居士辑，本安省天竺阁书局藏版， 皖怀最乐斋光绪十九年刊印。

《注生延嗣妙应真经》（1 卷）清·雍正十二年朝鲜活字体本。

《文昌圣训辑要》（1 卷）清·道光二十五年湖南臬署刊本。

《文帝全书》（30 种）昭和六十年缩印本。

以上所列文昌经诰版本，多数是我国传入日本的汉文本，有的在我国已

经很难寻觅；还有一些是日本人译印的日文本、日本学者的选本、辑本、或流入日本的朝鲜文本，在我国更是罕见。

日本学界相当看重文昌文化。代表文昌主体思想的《阴骘文》，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收入日文本《世界圣典全集》。文昌经诰至今还引起一些学者的兴趣。日本现代著名东方文化学家酒井忠夫研究过《阴骘文》，并考证其产生背景；女学者石昌井子撰写过《〈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与〈上清大洞真经〉的关系》等论著。

在东南亚国家，也不乏文昌文化的踪迹。

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古佛寺，寺里便建有一座堂皇的“文曲星官”以主文运的文昌帝君，寄寓文化繁荣昌盛之愿。

新加坡的广福古庙、玉皇殿等庙宇，也供奉着文昌帝君的神祗。

越南的首都河内，在美丽的还剑湖玉山岛上有一座建于 18 世纪的玉山寺，1843 年改为玉山祠，祠里供奉文昌、关帝和兴道王三圣。文昌、关帝都出自我国，一文一武；兴道王则是越南陈朝宗室、大文学家、抗元英雄陈国峻（1226—1300）。这是中越两国圣者的合祠，也是中越人民传统友谊和文化交流的象征。该祠建筑风貌显然以振兴文教为主题；大门外的桃腮山上， 高耸五层石塔一座，顶端状如毛笔，故有“笔塔”之称。门内有一砚台形方池，池水墨绿，称为“石砚”。正门由四根石柱构成，柱顶一律形似毛笔； 迎面两堵照墙，分别饰以龙、虎图案，象征“龙榜”“虎榜”，暗喻“金榜题名”。墙上题汉字对联：“人间文字无权全凭阴德；天上主司有眼单看心田”，表现了要求科举取士必须择选贤良和平等竞争的愿望。可谓处处体现文化教育，也处处关联“主文运”、“掌桂籍”的文昌帝君。

在印尼、马来西亚，以及北美、南美、欧洲乃至非洲、澳洲的一些国家， 也可以发现文昌文化的影响。这种现象主要显示于华人社区和道教宫观。一些华人中还流传着文昌经诰、文昌语录或崇敬文昌的书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