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学说在日本的传播

一、《论语》传入日本与释奠之礼

孔子的学说成为儒教以后，传到中国以外的地方，在安南、朝鲜、日本等亚洲地区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影响；在 17 世纪以后，又通过耶酥教教士广泛地介绍到欧洲。在这里，关于孔子学说在日本的传播，做一点简单的叙述。应神天皇十六年（公元 285 年）和百济之王仁（和迩吉师）来日本，带

来了《论语》和《千字文》，这是汉籍传入日本的开始。据《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之太子菟道稚郎子曾跟王仁学过典籍，其中大概也包括《论语》。大家知道应神天皇之后的仁德天皇自高台见民间炊烟缕缕而高兴的故事，这个故事表现了天皇的仁慈。《日本书纪》记载，当时仁德天皇说，“联既富”，又说，“君以百姓为本”。显然这出自《论语·颜渊九》：“百姓足，君孰不足。”到撰写《日本书纪》的时候（公元 720 年），在日本已有许多人熟

知《论语》了。据记载，在大化革新的前夜（公元 644 年），中臣镰足曾与中大兄皇子一起跟南渊先生学过“周（公）孔（子）学说”。那时，曾经在中国唐朝学习过的人陆续回到日本，圣人孔子也逐渐被许多人知道了。

祭奠孔子的释奠之礼，最初见自《续日本纪》大宝元年（公元 701 年）条下，即飞鸟时代的文武天皇的时候。四年后，在大学寮举行的释奠的祭文称孔子为“故鲁司寇孔宣父之灵”，似是模仿中国文章的模式；祭文中写了孔子的事迹和传记。在奈良朝的末年（公元 767 年）释奠时，座主、音博士、问者等人要发表讲活。次年，即神护景云二年称孔子为文宣王。膳臣大丘上奏天皇，16 年前，即天平胜宝四年，曾在中国见过唐玄宗规定的典礼，于是日本才称孔子为文宣王。这是唐玄宗做出这样的规定 28 年以后的事情了。从此以后，在日本也给孔子加上了王号。

此前，“养老令”之学令规定大学和国学每年春季和秋季要各举行一次释奠。学令还规定大学课目除王经外，还须兼习《论语》和《孝经》。与唐令相比，不同的是在必修课目中没有《老子》。

关于这个问题，葛井广成应天皇策问写的对策文说：“我认为，玄《李耳》以独善为宗旨，弃文背君，无敬爱之心。儒（宣尼）以兼济为本，尊卑有序，致身尽命。由此可知其长短（《经图集》卷 20）。他明确地宣称儒教不同于老子之道，对政教有益。

平安时代设文章博士，明经博士、明法博士、算博士等四博士。读儒教经典的是明经道，后来成为世袭制，一直由清原、中原两家充当。清和天皇之贞观三年（公元 861 年），天皇第一次亲自讲解《论语》（《三代实录》），他把《论语》称为“圆珠径”。“圆珠径”的说法源于梁代皇侃之《论语义疏》。《论语义疏》序文中有：“论语小而圆通，有如明珠。”

后来，皇侃之《义疏》在中国绝版了，江户时代中期将日本版本传入中国，使清代学者大吃一惊。平安时代以古注即何晏的《论语集解》为中心学

《论语》，也有人读过后汉郑玄的注释；从“圆珠径”这个名称来看，《义疏》也曾经被许多人读过。

二、儒教与佛教折衷

镰仓时代在大学寮举行的释奠已经不供兽肉了。按照中国的惯例是供猪。日本起初供野猪或鹿，但这不符合日本的国情，后来就废除了，以雉代猪。于是释奠之礼也逐渐日本化了。

在后醒醐天皇的时候，在朝廷里开始学习朱子的《论语》新注，取代了古注。据说朱子新注是由玄慧僧都介绍过来的（见《尺素往来》）。但是，当时朱子已经死了 100 多年，对其记录似有怀疑。此前，在整个镰仓时代，许多僧侣去中国留学，新佛教禅宗传入日本，同时也把宋学带到了日本。镰仓时代以后的禅僧们既学佛典，又学儒教，许多人站在二者折衷的立场上。

例如，北条泰时曾就政治问题问师父明惠上人（公元 1173—1232 年）。明惠上人答：“古人曰，‘其身正而影斜，其政正而国乱，是少见的’真正乃无欲也。”劝北条泰时修身无欲（《涩柿》）。这些话出自《论语》“其身正，不令而行（《子路》）、“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等孔子的话，并揉合了佛教天真无欲的思想。虎关师练等许多人认为儒与佛在形式上虽然不同，但根本原理是相同的，中严圆月（公元 1300— 1375）是这种看法的代表。他说，“孔子之道与佛教互为表里，由性质而论，如合双璧。”又说，若认为儒、佛相斥，实际是因为“拘泥其形，而不通其道”。

虎关师练在《元亨释书》（公元 1322 年）中说：“有人说孔子不讲怪力乱神，实际上孔子并非完全不讲，而是慎重。后来的儒家把它理解为完全不讲，这是非常大的错误。”虎关师练认为孔子也和佛教一样是讲怪和神的。

在室町时代更有人主张神道、儒教、佛教是一致的。

三、儒教在武士中的渗透

在日本，很久以来一直学儒教，谈《论语》，尊孔子。但是，它只局限在一定的范围里。开始，这种活动以朝廷为中心，后来又加上王山的僧侣们，儒教作为学问还没有向大众公开。到了江户时代，它才在武士中传播，不久以后，它又被下层庶民所了解。

林罗山（公元 1583—1657 年）曾经在江户幕府教学中建立了推崇朱子学的基础。他在京都的时候就曾向人讲解过朱子的《论语集注》。世袭讲解儒典的清原家认为这是未经■许的任意行为，而且又不学习传统的古注，于是清原家向朝廷提出申诉，要求朝廷处罚林罗山。朝廷不能就此事做出决定，于是和武士们商量。德川家康听说以后，对清原家的狭隘付之一笑。德川家康说，圣人之道任何人都可以学；无论是古注、新注，只要能多广泛传播就好（《德川实记》附录）。

丰臣秀吉家后，前回利家曾对加藤清正、浮田秀家、浅野幸长讲《论语》中的“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泰伯》），君子之节义。他担心的是丰臣家的命运和丰臣家的后嗣丰臣秀赖的命运。但是，加藤清正不学无术、未能理解其意。后来加藤清正与浅野幸长一起向藤原惺窝学《论语》，这才大有感受。由此可以想象当时儒学在武士中的传播。

四、儒教的官学化

藤原惺窝（公元 1561—1619 年）建立了江户时代的儒学。他曾经向德川

家康等武将讲解过《论语》，他作为林罗山和松永尺五的老师而成为文运的中心。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他脱离佛门，明确地打出了儒家的旗号。林罗山和山崎闇斋也明确地打出了儒家的旗号。原来被僧侣们放在折衷的立场上学习的儒学，现在独立了，人们认识了与佛教不同的儒学本身的价值。

在藤原惺窝的推荐下出仕德川家康的林罗山，成功地在幕府内外传播了朱子学。从此以后，幕府教学的中心就是林罗山的朱子学。孔子就像在中国一样，在日本也被人们当作圣人尊敬了。

祭奠孔子的释奠后来因战乱而中断了，但当时在林罗山的住内建造了一座大成殿，并安放了孔子的圣像，在春季和秋季分别祭奠一次。将军吉纲非常喜爱学问，在元禄四年（公元 1691 年）把东京神田的一部分命名为昌平坂，在这里设置“学问所”，并新建了一座大成殿，第二年他出席了释奠仪式，同时亲自讲解了《论语·学而》第一章。后来亮政十年（公元 1798 年）在汤岛重建圣堂，使之更加壮观了。现在仍然保存着的汤岛圣堂就是亮政十年建造的。走在汤岛大成殿的大院内，看到金黄色的屋顶，就能想像德川时代 300 年文运的隆盛。

现在不仅在东京保存着过去的圣堂，冈山其闲谷黉和山形县致道馆的旧址也被妥善地保存着。随着官学的普及，在各地建立了儒学学舍，学舍中心安放孔子像和木主，并举行祭祀之礼。

据说，“在仙台，讲解之初，儒者以若年寄为主，在铺着席子的房间的壁龛里有圣像，主君释后就座，然后讲师拜，与主君相隔一尺，面对而坐，开始讲解。”（《甲子夜活》卷 19）在江户时代中期以后，尊崇孔子，作为正式礼仪，在全国盛行。

五、儒学与神道

山崎闇斋（公元 1618—1682 年）也是朱子学学者，但他与林罗山的官学派不同。他信奉朱子甚笃，甚至认为学朱子学错了也不后悔。但是，晚年他从儒学转为神道，创建了“重加神道”。他站在日本主义的立场上说：“我虽信奉孔孟，但是，若孔孟率兵来攻日本，我将以孔孟为敌，将孔孟俘虏。”

（《先哲丛谈》）在论述儒学与神道的关系方面，受山崎闇斋学派影响的水户学认为，“奉神州之道，取西士之教，敬神崇儒，不偏党”（《弘道馆记》），站在既尊神道又尊儒教的应场上。

摆脱朱子学派并具有自己的特色的学派是古学派。它反对朱子学的严酷、无情、静态的非人性，要回到周公、孔子的古代，并以此命名为古学派。山鹿素行（公元 1622—1685 年）说，“我以周公、孔子为师，而不以汉、唐、宋、明诸儒为师”（《圣教要录》），这是古学派的宣言。

六、伊藤仁斋

古学派的代表是伊藤仁斋（公元 1627—1705 年）和荻生徂徕（公元 1666

—1728 年）。但是他们二人的孔子观也是不同的。

对于伊藤仁斋来说，孔子是绝对的圣人，他推崇《论语》是“至高无上宇宙第一书”。他在《论语古义》中说，“《论语》一书，万世道学之规矩准则，其言至正至当，彻上彻下，增一字则多余，减一字则不足，道至此而

尽，学至此而极⋯⋯孟子曾引用宰我、子贡、有若三人的话语，（孔子）远胜于尧舜。”又说，“有生民以来，从来没有人像孔子这样受崇敬。看来，诸子直接聆教于夫子，知夫子确实比任何圣人卓越，留言于后世。我决心以

《论语》为至高无上宇宙第一书，原因就在这里。”从这热情的话语中就能充分了解到伊藤仁斋如何尊重孔子。孔子是众圣人中特别突出的特殊圣人。

《论语古义》离开后世的注释，直接就《论语》探讨孔子的真髓。作为辅助研究对象，伊藤仁斋重视对于《孟子》的研究，因此，他作有《孟子古义》。

何藤仁斋认为，《论语》主要是平易说教，《孟子》主要说由孔子之教而来的道，并与教是统一的。伊藤仁斋所发现的孔子的精神是仁，仁就是出自真正给人以利泽的普遍的人类爱。

明治末期以后，人们才不把孔子当作圣人，而作为客观的、学术的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