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新的历史时期强调政治忠诚的重要性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面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的变化，“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面对这个历史性变化，中国共产党肩负新的历史使命，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建设状况、党员队伍素质总体上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相适应的。与此同时，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削弱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历史使命的实现。从政治伦理的角度来讲，现存问题的产生部分原因归根于党员干部政治忠诚度下滑。因此，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强化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忠诚意识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政治忠诚是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变化的客观要求

当今世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思想体系、不同价值观念并存的世界，国际敌对势力对所谓的“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等战略图谋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幻想。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提升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忠诚意识，使他们能够面临各种环境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在西方敌对势力的“分化”和“西化”阴谋面前不“迷路”。

（一）政治忠诚是应对严峻执政考验的迫切要求

当前的国际环境，不仅影响到了一般群众的社会主义信念，也影响到了一些党员干部的政治忠诚意识。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最大的政党和一个13亿多人口大国的执政党，正面临着严峻的执政考验。

第一，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当今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种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全面增强，国际影响力日趋扩大。这些都冲击着旧的国际秩序，引发了一些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围堵和遏制。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西化”和“分化”的图谋始终未变，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将承受着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颠覆、渗透的压力。

第二，中国已经处于改革开放的攻坚期和深水区，艰巨性、复杂性前所未有。全面深化改革势必会触及某些既得利益获得者，导致社会矛盾升级和激化等系列问题。新时期，党面临的问题、肩负的历史使命，对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出更高期待，与此相比，党员干部队伍在能力素质作风方面仍存在差距。因此，保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忠诚的政治优势，提升党员干部的政治忠诚意识，成为党在新时期应对执政考验、巩固执政地位、肩负历史使命的迫切要求。

（二）政治忠诚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内在要求

切实提升党员干部忠诚意识，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四自能力”，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政治忠诚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和提升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国内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国际国内形势对中国共产党巩固其执政地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广大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的能力素质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首先就要提高党员干部的能力素质，要提高党员干部的能力素质首先就要求党员干部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秉承政治忠诚之心。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始终把政治忠诚作为党员干部的基本政治品格，这是党取得一切成就和巩固执政地位的根本所在。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很难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实现。因此，强化党员干部的政治忠诚意识是中国共产党提升执政能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

第二，政治忠诚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在新常态的复杂环境下，用什么来凝聚人心，是一个重要问题。新一届领导人选择了“中国梦”这个具有时代气息和奋斗精神的理念。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梦的领导者，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中国梦的战略举措。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就难以梦想成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应继续发挥党的先进性和组织能力，这首先要求全体党员干部提升政治忠诚意识，来凝聚人心，使党和国家的事业得到人民群众支持，为中国梦实现凝聚力量。那么，党员干部如何凝聚人心呢？党员干部只有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同甘共苦、团结奋斗，党和国家的事业才能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持，从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汇聚起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

党员干部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需要良好的工作作风。作风关系党风，更影响政风和民风。党员干部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落实为民务实清廉要求，努力革除“四风”，努力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筑牢党的执政根基，增强党的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群众基础。

党员干部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要有以人民为师的谦逊态度和博大胸怀。人民满意不满意是党和政府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尺。以人民为师，聆听人民呼声，才能及时发现工作中的不足，始终保持党和政府工作的正确方向；以人民为师，虚心向人民求教，才能不断探寻破解发展中种种难题的有效方法，不断提高服务为民的能力和本领。

2014年2月25日，习近平来到南锣鼓巷胡同，先后走进两个四合院探访住户，嘘寒问暖，关切询问他们工作怎么样、收入有多少、做饭烧什么、取暖怎么办、上厕所远不远？得知他们的居住、生活条件在党和政府关心下有所改善，特别是做饭用上了煤气、取暖用上了电暖气。习近平同志表示，“这一片胡同我很熟悉，今天来就是想看看老街坊，听听大家对老城区改造的想法。老城区改造要回应不同愿望和要求，工作量很大，有关部门要把工作做深做细，大家要多理解多支持，共同帮助政府把为群众办的实事办好”。听说总书记来了，居民们纷纷围上来向总书记问好，习近平走上去同他们热情握手，祝他们生活越来越好。

（三）政治忠诚关系新时期党的形象和人心向背

党员干部的政治忠诚问题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命，这是总结中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得出的一个重要论断。对于一个政党来说，政治忠诚问题至关重要。党员干部是否对党忠诚，直接影响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为此，党员干部需要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

从根本上说，政治忠诚是由党的性质、宗旨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决定的，同时也与党的作风息息相关。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党员干部是否秉承政治忠诚的优良品格，实际上是党以什么样的姿态和面貌出现在人民群众面前的问题，是直接关系党能否保持在群众中的崇高威信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确实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都是同党员干部始终秉承政治忠诚分不开的。因此，政治忠诚是维护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使党能更好地团结和带领人民前进的根本保证。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诗人臧克家曾这样赞颂“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的人，青海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尕布龙就是这样一个人。看到“八项规定”以来公款大吃大喝明显减少，人们会想起尕布龙。他生前就把公款吃请看成影响党风民心的大事，每遇接待超标，就夺人家酒瓶，命令撤菜，从不给人留面子。一次他去湟源调研，回县招待所吃饭，撞见县里正在接待另一位领导，酒菜摆了一桌。人家招呼他一起，他笑说“你们吃”，随手取了只碗，从窗口买些饭菜，就蹲在酒桌附近的墙角吃起来。餐厅里一片尴尬，没人敢动筷子，只好一声不吭地等着他吃完离开。看到一些人的遗产时，很多人会想起尕布龙。他当了几十年高级领导干部，在省城连个房子也没置下。在老家盖过一个四合院，还把一半让给村里作医疗室。去世时，他只留下8万元存款，借住的一套房子里，墙皮脱落的地方用报纸糊着，断过腿的木板床、用了十多年的18英寸老彩电、门都快掉了的旧衣柜赫然在目，寒酸得像个贫困户。

正因为这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一切，尕布龙去世三年后，数千市民不约而同把票投给原本不在候选名单之内的他，让他高票当选“影响青海历史人物”。百姓为什么亲近尕布龙？

他对百姓亲，所以百姓对他亲。2005年评选“感动青海”十大人物时，西宁市民刘庆峰投了尕布龙一票。实际上，刘庆峰与尕布龙只有过一面之缘。20世纪60年代，刘庆峰去河南县，搭了时任河南县委书记尕布龙的车。途中在麦秀林场吃饭时，怎么也找不到尕布龙，后来他路过食堂柴房，发现尕布龙正在劈柴。他很吃惊，县委书记怎么还劈柴？食堂管理员说，尕布龙帮乡亲们干活是常事。这件小事，刘庆峰记了几十年：“这是个好领导。”20世纪50年代初，曾有一部闻名全国的电影《金银滩》，主人公的原型就是尕布龙。让草原乡亲过上幸福生活，是他最大的追求与幸福。尕布龙的公众形象，如他的身材一样魁梧高大。

二、政治忠诚是破解党的建设所面临问题的迫切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中指出：

“在长期实践中，党内政治生活状况总体是好的，但一个时期以来，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都存在着哪些问题呢？他还概括地做了说明：“在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中，理想信念不坚定、对党不忠诚、纪律松弛、脱离群众、独断专行、弄虚作假、庸懒无为，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拜金主义不同程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任人唯亲、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现象屡禁不止，滥用权力、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等现象滋生蔓延。特别是高级干部中极少数人政治野心膨胀、权欲熏心，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谋取权位等政治阴谋活动。”

这些问题虽然不是党的队伍的主流，但会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这些问题的出现，原因很多，但最重要、最根本的一条，应当归结为部分党员干部忠诚意识的缺失。没有了政治忠诚，也就丢掉了信仰，背叛了宗旨，忘记了党性就会腐化堕落，贪污腐败，严重败坏党的形象。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强化党员干部的政治忠诚意识，使广大党员干部能够在任何情况和条件下坚守党性原则，牢记权力的真正来源，保持“公仆”本色，自觉践行党的宗旨。

（一）政治忠诚是保持党的事业发展的根本要求

党的事业必须由忠诚于党的事业的人来承担、来坚守，来发展。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正因为广大党员干部的忠诚之心，中国共产党才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才取得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进步。

中国共产党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不断发展壮大，并最终走向成功，其中的秘诀是什么？就是广大党员干部的对党忠诚的政治优势。从一般党员到高级党员干部，莫不如此。

在贵州省赤水市宝源乡联合村有一对叫张绍文、王世珍的老夫妇，他们都已经是90多岁的老革命、老党员，新中国成立前同为地下党员，但两口子相互保守了秘密，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知道彼此的党员身份。张绍文按照组织的指示，在川黔边境地带进行革命宣传，借机发展地下党员，3年中张绍文走遍了川黔边境叙永、合江等多个县。丈夫张绍文在外出生入死，妻子王世珍老人也是个地下党员，她在家加班加点完成组织上交办的工作，承担了编织草鞋的任务，一来供应武工队使用，二来出售草鞋为组织上筹集活动经费，老人到底编织过多少草鞋，谁也说不清楚。直到1950年，这对风雨老人才知道原来彼此之间除了是相濡以沫的夫妻，还是有着共同理想的革命伴侣，这是对党忠诚的最好的诠释。

贺龙同志是南昌起义的军事领袖，苏维埃革命时期的红军创造者之一，担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抗战后任一二零师师长。贺龙同志是一个真正身经百战的勇士，有指挥战争与建设军队的丰富经验。但是贺龙同志伟大之处，不仅在此，而在于他对革命对党的一贯忠诚的态度。他有百折不挠的精神，不因斗争失败而气馁。

南昌起义失败后，他便跑到洪湖去，从仅仅几个人的起义，发展成为大兵团的红军。后来因立三路线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使部队缩小，但他从不灰心丧气，又跑到贵州东北部去建立根据地。他对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是坚决而忠实地执行的，从不以军队势力和党对立，不把军队看得比党高。当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时，他是坚决反对张国焘所采取的反抗中央的行动的。在延安的一次反对国焘路线的会议上，贺龙同志手指着张国焘说：“当你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我还是个军阀：现在我做了共产党员，你反而变成军阀了！”这说明了他对党是忠诚的，是反对军阀主义的。他时常说，一个共产党员，什么都应当是党的，恐怕只有对老婆的爱情才是属于私人的吧；但是当必要时，当党的工作需要而调走自己的老婆时，自己还要服从这个调动。他还时常说，率领军队的党员，绝对不能把军队看成是自己的，自己如果调动工作时，就希望代替自己工作的人，能够很快地把军队带得很顺手，很就绪，否则，自己心中是不安的。这说明了贺龙同志对党对革命的忠实，说明了他是立场坚定，有原则性，有组织能力，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性格直率，富有魄力，大公无私的一个同志。对于党所赋予的任务，或者他下了决心要干的事情，他是一定要一直干到底，不管其中有任何的困难与艰险。

邓小平也是对党忠诚的典范。如果说，战争年代邓小平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表现在敢于反对错误路线的领导而不怕诬陷和打击，表现在甘冒矢石，戎马疆场，表现在以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创造性地执行党的决议、指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那么到了和平年代，这种血与火洗礼出来的品格则表现得更加丰满、鲜明，即：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能够表明自己的主见，对各种错误倾向敢于据理力争。

50年代末以后，邓小平对党内政治生活中逐渐滋长起来的不正常现象和国家经济建设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经常提出自己的意见。1961年，对林彪要求“带着问题学”《毛选》，邓小平与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一起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毛选》怎样学，要研究一下。搞疲劳战术，社会强迫，不行。在青年中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一些基本的东西，是要提倡学的，但一年四季这么搞也不行。可见，在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这个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上，邓小平在“左”的气氛开始弥漫的初期，就表现出了过人的敏锐和巨大的勇气。

邓小平是个极有决断、极有主见、不怕冒风险、担责任的人。1961年春，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指示，深入北京顺义农村视察。针对当时“平调风”“共产风”给农村经济带来混乱与凋零，公共食堂弊端百出、难以为继的情况，他果断地说：“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以前不管是中央哪个文件上说的，也不管是哪个领导说的，都以我现在说的为准。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

1975年8月评《水浒》开始以后，邓小平的处境开始恶化。11月，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对“文革”作一个决议，总的评价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邓小平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坚决而巧妙地拒绝了。这种骨子里的对抗情绪导致了对他的批判逐渐升级，导致了他的又一次被打倒。

但是，邓小平的抗争以及在那一回合悲壮的结局，促使更多的人从“文革”的噩梦中惊醒，分辨出是非曲直，也更加了解“邓公”的为人。这就为他第三次崛起并领导中国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大变革赢得了雄厚的群众基础。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后思想和政治束缚依然严重的那两年表现出了极强的斗争精神。他甘冒“犯下弥天大罪”的风险，率先出来否定“文革”的理论基础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率领全党全国人民搬掉了一座又一座障碍思想的大山。从破除现代迷信到支持真理标准讨论，从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到树起改革生产关系这面旗帜，他鼓咙而呼。对于全面改革，他有个一以贯之的思想，就是不要怕冒风险，“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大无畏的精神使他思想锋芒更加锐利。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他敢于创立新的理论，敢提前无古人的构想，敢讲真话，敢为天下先。

（二）政治忠诚是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有力武器

在党执政的和平建设环境下，党员干部对党忠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指出，“对党不忠诚”是党内政治生活出现的突出问题之一。为此，提升党员干部政治忠诚意识是净化政治生态的方式之一。

对于党员干部而言，仅有一般性的忠诚是不够的，而应当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那样，做到对党保持绝对忠诚，即对党保持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可见，对党绝对忠诚是忠诚的最高境界。同其他各种忠诚相比，对党绝对忠诚是一种更为无私、更为可贵的忠诚。绝对忠诚有众多根本要求，其中一项根本要求是言行一致的忠诚，忠心耿耿，天日昭昭，不是说一套做一套。可以说，坚持对党绝对忠诚本身就是在拒斥两面派和“两面人”做法。

（三）政治忠诚关系党的执政公信力的不断提升

党员干部是否秉承忠诚之心不仅仅是个人的私事，而是关乎党的执政公信力的大事。

执政公信力，是执政党在执政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能获得民众认同、信任、追随和支持的品质和本领。它反映了民众对执政者的信任度、满意度和支持度。

这个定义有三个基本点：一是执政公信力不是由单一的要素构成，它是执政主体品质和能力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二是执政主体的品质、本领不是由自己评价，而需要得到民众认同、信任；三是执政主体公信力的程度通过其品质表现和履行其职责的一切行为反映出来。因此，执政公信力的程度，实际上是民众对执政主体品质和履行其职责情况的综合评价。

中国共产党是靠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成为执政党的，党员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官”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权”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工具。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党员干部只有不忘人民的重托，慎用手中的权力，勤勤恳恳，尽职尽责，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才能继续获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黄俊尧、张建光在《“民情档案”、群众路线与社会资本—重塑政治信任的一项地方实践》一文中，以浙江省衢州市“民情档案”为理论研究视点，探讨了“民情档案”的制度与功能，并且提出“民情档案”本质上是执政党“群众路线”传统的复归，说明当前的政府创新实践仍然需要借助传统资源的支撑，同时说明了社会信任对政治信任的支持功能。

三、政治忠诚是为适应党员干部队伍变化的现实要求

党员是党的细胞，党员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近年来，在中央的大力推动下，党的干部队伍构成发生了较大变化，新老交替步伐加快，一大批年轻同志走上不同岗位、不同层次的执政舞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专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共同优点在于学历层次比较高，知识面比较广，思想比较活跃，改革创新的意愿较强。但不少年轻干部缺少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和重大政治风浪的考验。因此，很有必要进一步强化党员干部的政治忠诚意识，使他们自觉忠于党和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引导他们正确对待权力、地位和利益，脚踏实地干事。

（一）政治忠诚是党员干部事业发展的“加速器”

党员干部唯有了忠诚之心，才能自觉增强使命感、危机感和紧迫感；才会在工作中自觉践行党的宗旨，找到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从而在事业发展中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

第一，党员干部只要保持政治忠诚，才能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树立正确政绩观。“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始终注重走群众路线，倡导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1988年6月26日，习近平到任宁德地委书记。当时，闽东经济总量在全省排行老末，发展条件也不好，交通闭塞，成了“黄金海岸的断裂带”。

对于新上任的书记，大家充满期待。一些干部群众希望，他能凭借自身丰富的人脉资源和在经济特区及中央机关任职的经历资历，新官上任烧它“三把火”，迅速改变宁德落后面貌。

习近平却没有急着烧“三把火”，而是带领地委行署一班人，深入全区9个县以及毗邻的浙南，开展为期近一个月的调查研究，初步确立了闽东的发展思路。

习近平提出，当时闽东的老百姓连温饱都成问题，区情、区力根本不具备跨越式发展、大规模开发条件，不能一味地谋求超常规发展，而应当把解决吃饭穿衣住房为内容的“摆脱贫困”作为工作主线，为下一步实现跨越发展打基础、创条件、蓄能量。

1988年9月，根据调查研究的情况，习近平写下了宁德工作后的第一篇调查报告《弱鸟如何先飞—闽东九县调查随感》。文中，他用“弱鸟”来形容贫困的闽东，用“弱鸟先飞”来强调贫困的闽东要有一个思想解放、观念更新，要有“先飞”的意识，要有“飞洋过海的艺术”。这样，也可达到“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

在闽东工作期间，习近平始终注重调研、思考。他先后撰写了《提倡经济大合唱》《对闽东经济发展的思考》《正确处理闽东经济发展的六个关系》等文章，进一步理清了闽东经济发展思路。“习近平同志提出的闽东发展路径，既实事求是，使闽东人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又凝聚人心，振奋了士气，使闽东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这都是践行群众路线的鲜活样本和示范。”时任宁德地委副书记钟雷兴表示。

习近平离开宁德时，全区已有94%的贫困户基本解决温饱问题。1990年8月12日的《人民日报》以《宁德越过温饱线》为题对此进行了报道。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甘做铺垫工作，甘抓未成之事。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既注重立足当前，又注重着眼未来，为地方经济发展制订长远规划。

1985年6月，国务院批准厦门特区扩大到厦门全岛和鼓浪屿，并逐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省政协原副主席、时任厦门市市长邹尔均回忆道：“当时市委、市政府认识到特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迫切需要一个发展战略作为决策指南。”随后，厦门市委确定，由时任厦门市副市长习近平牵头，研究制订《1985-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任厦门市计委副主任郑金沐回忆，当时厦门市组织了国内100多位专家教授，进行了21个专题研究，历时一年半，这一发展战略才得以制定完成。这是全国经济特区中最早编制的一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著名经济学家马洪当时评价：“这个发展战略，对厦门经济特区制定长远规划、近期实施策略，具有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其他地区制定区域性发展战略，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第二，党员干部只有保持政治忠诚，才能一心只装百姓事，勤钻业务树正风。

“‘李司法’走了一百天了，可我却感觉他还和以前一样，没离开我。”1月26日，山西省阳高县龙泉镇富贵村79岁的袁桂如老人说：“说过要给我养老送终的，他咋就说话不算话了。”

2015年10月15日清晨，十八大党代表、山西省阳高县信访中心主任、龙泉镇司法所所长李培斌，在大同市参加全市司法培训班时，突发心脏病不幸殉职，年仅50岁。

李培斌工作30年来，一直奋战在基层司法行政第一线，在李培斌的努力下，50多个濒临破裂的家庭和好如初，30多位子女不孝的老人得以安度晚年，近20名失足青年改邪归正……当地人都亲切地称他为“李司法”。

正是因为始终保持忠诚之心，李培斌将百姓之事装心中。翻开李培斌留在办公桌上的信访案件记录册，邻里矛盾、土地承包纠纷、婚姻纠纷到法律普及、帮教矫正……这些家长里短、琐碎繁杂的小事，就是李培斌的全部工作。30年间，李培斌荣获了大大小小上百项荣誉，但最让他看重的是龙泉镇老百姓送的一面锦旗，上面写着“百姓之事装心中”七个字。

兴隆巷村支部书记燕续明想起几年前村里发生的一起冲突仍心有余悸。村里一户人家女儿出嫁后，因感情不和，常住娘家，丈夫因此心怀怨恨。一天,丈夫带着七八个光头青年闯进来，要强行带媳妇回家，两家因此发生激烈冲突。李培斌赶到后，一个青年威胁他“敢多管闲事，小心收拾你！”李培斌强硬地说：“我是司法所的，这事必须管。我啥都见过，啥也不怕。”几句话,就把这群光头青年的气势压了回去。

袁桂如老人的老伴儿和四个儿子都去世了，“李司法”是她唯一的亲人。2008年，袁桂如老人的儿子服刑期间因患重病被提前释放，却被母亲拒之门外。没办法，监狱只好找到李培斌。李培斌了解发现，不是老人不想认儿子，而是作为一个孤寡老人实在无能为力。“您先让儿子进家，生活困难我来想办法,党和政府不会不管您的。”李培斌随后与有关部门协商，解决了母子俩的医疗费、生活费，还帮助办理了农村低保。

2012年春节，正当李培斌与家人过年时，突然接到袁桂如打来电话，说儿子去世了。李培斌冒着零下20多度的严寒赶到了90里外的袁桂如家，一手张罗着把老人的儿子入土下葬。从此，李培斌多了一个“娘”。

正是因为始终保持忠诚之心，李培斌勤钻业务树正风。李培斌办公桌上的台历翻停在2015年10月14日。他与徒弟鲁学虎的最后一次对话也定格在这一天。“走的前一天，他的办公桌上还堆放着血压计和降压药。台历上记着一位待调解纠纷当事人的电话。”鲁学虎说，“师傅说培训回来后让我跟他一同处理这起纠纷。”

“师傅总是教育我‘群众利益无小事，小事不调成大事。’”鲁学虎回忆：“师傅总说，来这里的肯定有怨气，只能对干部释放。来了先给倒杯水，火气就从十分变成了七分，第二步倾听，你不能还嘴，第三步才是分析需求、讲理讲法。”

30年的调解生涯，李培斌逐渐摸索出了一套“人民调解十法”：用情感染法、以柔克刚法、先守后攻法、正义震慑法、亲情促动法、群众抨击法、稳定大局法、感化教育法、诚信担保法、类同案推代教育法。如今，这套调解法则已在山西省司法系统全面推广，成为人民调解工作的“活教材”。

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与李培斌多年刻苦钻研分不开。从刚参加工作时的一名农机员到一名调解员，面对法律知识的欠缺，李培斌就刻苦自学，还自修了东北大学法律系的课程。扎实的功底让李培斌成了调解能手，许多别人解决不了的案子只要到了他的手里，很快就能案结事了。

繁忙的工作之余，李培斌还主动承担起了“难点村”—景家庙村的蹲点帮扶任务。他首先进村入户，熟悉村情，耐心细致地化解了大量矛盾。“从根上解决问题，培斌带着我跑政策、要项目，修水塔、打井，建起了大棚。”景家庙村党支部书记荆虎说，现在村里全部都是水浇地，蔬菜大棚一亩能收入1万多元。

第三，党员干部只有保持政治忠诚，才能善谋全局，把握大势登高望远谋划长远发展。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发展是最大的民生。在福建，习近平把握大势，登高望远，提出了一系列发展战略和决策部署。

主政福州期间，习近平基于对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和趋势的深刻洞察，提出了建设“海上福州”发展战略。他说：“福州的优势在于江海，福州的出路在于江海，福州的希望在于江海，福州的发展也在于江海。”1994年5月26日，福州市委、市政府在平潭县召开建设“海上福州”研讨会。会上，习近平系统地阐述了对发展海洋经济的深刻认识：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培育经济新生长点的重要途径。

“当时，在发展经济上各地还只提陆域国土，很少有人提海洋国土，要提也仅仅指海上养殖和捕捞。所以习书记提出要发展海洋经济，大家都有疑虑：陆上都还没有发展好，怎么顾得了海上呢？”参加了此次研讨会的时任平潭县委书记刘嘉静向记者回忆。1994年6月12日，福州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建设“海上福州”的意见》。由此，福州在我国沿海城市中最早发出“向海进军”的宣言。

藉天时地利人和，“海上福州”风起帆张，收获满满。2013年，福州全市海洋经济总产值1840.28亿元，远洋捕捞、海产养殖等多项指标居全省乃至全国前列。如今，发展海洋经济已成为全球各个经济体及我国各个沿海省市比拼经济、赶超跨越的共识。2012年4月，福州市出台《关于在更高起点上加快建设“海上福州”的意见》，接力棒再传承。

2012年，福建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海洋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海洋经济强省。2012年10月，《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发展规划》获国务院批准，福建发展海洋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对事关长远的体制机制变革方面的创新之举，习近平尤为关注。对武平县的林改工作给予肯定和支持，并由此推动福建全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福建是我国重要林业大省，然而长期以来，广大林农却守着“金山银山”过穷日子。破解困局，唯有明晰集体林权，改革山林产权。

破天荒的改革从闽西小县武平率先开始。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武平县万安乡捷文村第一个“吃螃蟹”。2001年6月开始，针对“山要怎么分，山要由谁分”这个最棘手的问题，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捷文村提出了“山要平均分，山要群众自己分”的思路，把所有集体山林按照“耕者有其山”的原则落实到户。

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当年12月30日，捷文村村民李桂林领到了全国第一本新版林权证。他说：“有了林权证，就像吃了定心丸。我们对山林有了自主权，才会真正用心去管理，这样也才能从山林里得到更多收入。”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不久武平在全县范围内推进林权改革。2002年6月21日，习近平在武平调研时充分肯定了该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并作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向山上的重要指示。福建由此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以“明晰产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确保收益权”为主要内容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成为全国林改的标杆。林改也被认为是继土地家庭承包之后，我国农村经营制度的又一重大变革。

第四，党员干部只有保持政治忠诚，才能行动至上，以滴水穿石韧劲真抓实干求突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只有干在实处，才能走在前列。”

辽宁省凤城市大梨树村原党委书记毛丰美用实干和坚守诠释忠诚，铸就丰碑。“干”，毛丰美一辈子苦干实干加巧干，团结带领全村党员群众“鸡鸣上山干、头顶烈日干、披星戴月干”，使全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全村群众过上了和城里人一样的幸福生活；“守”，毛丰美一辈子坚守忠诚、坚守为民、坚守清廉，用点点滴滴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个基层党员干部的追求与崇高。

　　在辽宁省凤城市大梨树村万亩果园的最高峰，矗立着一个9.9米高的“干”字。“干”字下面，是一个5万平方米的广场。广场四周，是360个“干”字组成的围栏。广场靠近山麓的高处，竖立着毛主席的诗句“唤醒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和小平同志的名言“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大梨树村的发展变化，全村群众的幸福，都是毛丰美带着党员群众艰苦奋斗干出来的。这一个“干”字，生动反映着毛丰美30多年的无私付出，集中体现了他的优秀品质，也是他留给全村群众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毛丰美同志始终忠诚于党和人民，听党话、跟党走，对党的理论和方针政策真学、真信、真用，并转化为强村富民的具体实践，为大梨树村的发展闯出一片新天地。

（二）政治忠诚是党员干部抵御诱惑的“护身符”

人生处处充满诱惑的陷阱，漂亮的衣服让人恋恋不舍、美味的餐饮让人馋涎欲滴、耀眼的金银珠宝更是让人眼花缭乱，特别是作为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党员干部，手中总是或大或小地拥有一定的权力，因为有了这些权力，各种诱惑会蜂拥而至。党员干部只有具有忠诚之心，才能勇于抗拒诱惑，保持自我，成为一个干净担当的人。

人人都有欲望，正常的欲望是一个人前进的动力，但是欲望一旦突破了责任的界限，就变成了一种无法遏制的贪欲。没有了忠诚的防护，贪欲就会完全裸露在各种诱惑面前，诱惑一旦和贪欲结合，腐败很难避免。“不忘初心，方能致远”，有了忠诚的保护，不管一个人位置有多高、权力有多大、诱惑有多多，都不可能腐蚀到“初心”。

“我曾经是一个高举理想主义旗帜的热血知青。怀着对改革开放的一腔热情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9年正式成为一名国家公职人员。辛勤的汗水浸润了梦想的土地，我不觉得累。”四川省雅安原市委书记徐孟加也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

辽宁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史联文想起以前的自己也是百感交集：“这些成绩的取得当然是党组织培养的结果，也包含着自己的艰苦付出和兢兢业业的工作。回顾那时的史联文真是带着一身正气，拼命和忘我地工作着。每当获得荣誉和奖章时，自己都激动不已！”

纵观一些党员干部落马轨迹，从干事创业的能征惯战，到逐步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最终没有在复杂环境下经受住诱惑的考验，在钱、物、色诱惑的关键时刻，不能自持，导致覆水难收，在腐败的泥沼中不能自拔。分析这些事件的发生，有些人把党员干部的堕落腐败归咎于政治生态的恶化。当然，政治生态对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为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毋庸置疑，但试想，这恶化的政治生态又是谁造成的呢？如果每个党员干部都能够秉承忠诚之心，政治生态何以至此？正是由于个别党员干部，拋却了忠诚，忘记了责任，才会让政治生态渐趋恶劣。终止他们辉煌的，正是他们失去了一位党员干部最应该具备的忠诚之心。

在同样的政治生态下，为什么会有“一次入党、一生忠诚”的廖福章，为什么会有视教育为生命的吕榕麟？张国春、罗阳这些我们时代的先锋为什么能把浩然正气留存于天地之间？有些人随波逐流，有些人却能够清廉自守，所以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党员干部内心的忠诚意识。可以说，忠诚之心是斩断诱惑的利剑。有了对党忠诚之心，一个人就会自觉地保持“慎欲”之心，远离权力、金钱和美色，就自觉地为诱惑贴上标签，在诱惑与人生之间画上一道鸿沟。有些党员干部之所以优秀，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遇到诱惑，而是在诱惑面前他们能够运用忠诚利剑勇敢地将诱惑斩断。

政治忠诚是共产党员经受住考验的重要法宝。杨善洲同志一辈子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经受住权力、清贫、名利等考验，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人忠诚老实的可贵品质。党员干部面临的诱惑和考验越来越多，只有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自觉向杨善洲同志学习，对党忠诚老实，才能经受住各种诱惑和考验，永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

（三）政治忠诚是党员干部防止懈怠的“防懒剂”

《荀子·修身》中有句话：“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意思是，道路虽然很近，但是不迈开双脚永远也不可能到达；再小的事情，不用双手去做永远也完不成任务。这强调付诸实际行动的重要性。“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党员干部对人民的忠诚之心，不仅仅体现在一份份红头文件以及豪言壮语之中，更重要的是要用事实说话。

“很少有人能够将工作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直接挂上钩，中亚管道建设就提供了一个弥足珍贵的机会。”这是中石油股份公司副总裁兼中亚地区协调组组长孙波生前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在他看来，只要能把自己和民族大业紧密联系，任何奉献和付出都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任何理由懈怠。在海外事业的最后一个岗位上，孙波将这种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

橫跨中亚、长达1833公里的中亚天然气管道，28个月完成了其他国家用6年完成的工程，就像送信给加西亚的罗文一样，领命后的项目负责人孙波什么也没有说，就开始带领大家日夜奋战。终于，在比国际同类型管道建设工期减少近四年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头拱地，也要建成中亚天然气管道”的誓言和抱负，也创造了管道建设史上的奇迹。

孙波同志用生命换时间、用智慧换空间，带领着中国石油人和海外员工，用28个月完成了别人需要6年才能完成的工作，使长达1833公里的天然气管道建成投产。孙波同志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事业呕心沥血、不懈奋斗的一生，是为我国石油工业和国际油气合作事业开拓创新、无私奉献的一生！可见，问题是绕不掉的，责任更是不能推卸的，唯有实干才是政治忠诚最有力的举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