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巴黎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的经济危机迅速波及到俄国。俄国的工业危机又直接促成了俄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和成长，引起了革命运动的高涨。一九○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党正式成立，一九○五年爆发了第一次俄国革命。正在中学读书 的爱伦堡被这场革命风暴卷了进去。爱伦堡时常到大学生集会的神学讲堂去。那里坐着工人和学生，他们高唱《马赛曲》和《华沙革命之歌》。有一次爱伦堡也随着人群冲进院子里，开始筑起防御街垒，准备同前来镇压的沙皇警察决一死战。

这一时期，他读了列宁的文章，心中充满革命的热情。第二年，他被中学开除了，因为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地下党。当时他只有十五岁。最初，他给地下组织传递文件，后来又在莫斯科河南区担任领导人。一九○八年秋， 爱伦堡接受任务去沙皇兵营，要在士兵中间建立组织。由于缺少经验，他身上带着社会民主党莫斯科市委会军事组织的胶印章，就在当天夜里，警察闯进了他的家。爱伦堡被捕了，他刚满十七岁。不久，由他家设法保释候审。但他没有出庭，于同年十二月流亡巴黎。爱伦堡在登菲尔——洛歇洛广场上租下了一间带家具的房间，摆出了随身带来的书籍，他一下子明白了：他将要在这里长期居住下去。

巴黎，人称“世界的都会”，果然名不虚传。这里聚集着一群群各国的流亡者、流浪汉，他们之中有左倾的，也有一些思想颓废或反动的人。起初， 爱伦堡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在这里的一些政治集会，他还见到过列宁。后来他渐渐同活跃在巴黎文艺界的俄国现代派诗人巴尔蒙特、布柳索夫以及马利涅蒂、阿波里奈等人接近，埋头于图书馆里，留连在美术博物馆中，时常出入巴黎资产阶级文人的文艺沙龙，醉心于“为艺术而艺术”，并在这些现代派文艺思潮影响下开始了诗歌创作，从而渐渐脱离了党的组织。

一九一○年，爱伦堡自费在巴黎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诗集》。象征派诗人布柳索夫在《俄罗斯公报》上发表评论文章，预言“爱伦堡有希望成为一名优秀的诗人”。接着，又出版了《我生活》（1911）、《日常生活》

（1913）、《童心》（1914）等诗集。在这些诗集中，爱伦堡写他自己的绝望心情，写他过去的生活，写没有喇叭的号手，写陌生而冷酷的巴黎，写缠绵的爱情。他断言诗歌是一个化装舞会：“我身穿高傲的绅士衣服，期待着登上舞台的时刻，但由于导演的错误，我迟到了五个世纪。”在《蒲公英》这本诗集里，他用幻想抒情的笔调，缅怀自己不久前的过去：“没有任何人会在课堂上对我说‘听着’，没有任何人会在吃午饭的时候对我说‘吃吧’， 没有任何人会叫我伊留沙，也没有任何人会给我一番温存，像母亲爱抚他的孩子。”或者：“孤零零一个人多么无聊，漫长的傍晚，无书可读。但我是个男子汉，我已十七岁了。”这些诗表达了一个远离祖国的俄罗斯青年的苦闷彷徨的心情，透露出他要在艺术中忘却苦恼，自我陶醉。这些诗在艺术上没有什么特色，大多是模仿当时流行的象征派诗人的沙龙式的抒情诗。

在回忆这一时期的创作时，爱伦堡写道：“神的概念正是我处于迷惘的那些年代进入我头脑中的：‘神’是一个假冒的名称，在它后面隐藏着正义⋯⋯我总想信仰点什么，因为我每天早上醒来，不知道这一天该怎样度过！我读过弗朗西斯·雅姆的诗。在雅姆的诗中，不仅有鸽子，而且有鹞鹰替自己辩护⋯⋯有几年我想方设法想要弄明白，恶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我无法接受世

界的两重性。我之喜欢弗朗索·魏尔仑，是因为他赋予人类的弱点以崇高的意义⋯⋯”显然，这一时期正是爱伦堡处于极度苦闷的时期，他由于脱离革命斗争而痛苦忧郁，他企图替自己的消极和软弱寻找辩护的理由，替充溢于世界的恶寻找辩护的理由。作为一个译者，爱伦堡对待魏尔仑的态度带有他那自发的反抗性和悲观情绪，这并非偶然。同样，爱伦堡对自己同时代人—

—弗朗西斯·雅姆的态度也是合乎规律的。在雅姆的创作中体现出他那惟一的原则：“我的诗歌形式是由我的内心体验决定的。”这是企图避开解决生活提出的那些令人苦恼的问题。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是无法逃避，也无法与之妥协的。